（約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自從公元前第四千紀末期最早的地區性文明——蘇美爾文明的黎明時期以來，與之類型相似的文明社會來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倖存至今，但即使它們中間最古老的倖存者——中國文明，也比它的蘇美爾、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驅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這些地區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階段，即所謂古王國時期（約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對的穩定而顯得獨具特色。在這將近1000年的時間裡，與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區後來的制度相比，古王國要穩定得多。埃及古王國滅亡之後，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極富特色的視覺藝術風格和文字書寫體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國建立之初創造的，由他們繼承下來的宗教則將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後來的公元3世紀，直到公元5世紀才徹底泯滅。當然，在這3500年中，它們歷盡滄桑變化。不過，在這一時期裡，法者埃及文化傳統的連續性從未中斷。埃及人管理調節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羅河下游水系，並通過此舉，將過去荒涼的不毛之地——叢林沼澤變成了肥沃的農田和牧場，這一水系管理的傳統一直保留至今。
幼發拉底河下游過去蘇美爾人生活的地區，重新回復到了原始狀態。雖然五六千年以前，蘇美爾人曾有過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統，但在現代伊拉克的整個東南部沖積盆地，人們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設施。在埃及，不論在什麼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國的後人們都從未聽任其祖先傳下來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毀於一旦。公元前5世紀，希臘評論家希羅多德曾肯定地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他指的是河水帶來的沖積層土壤；隨著每年淤泥的增多，沖積層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壩竣工之際，這一過程才停止。儘管如此，如果說埃及是前王朝後期和早期王朝時代的埃及人留給後人的贈禮，或許會更貼切。所謂尼羅河的贈禮，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將沖積層盆地的叢林沼澤變為田園的條件而已。在埃及，滄海桑田的巨變是通過埃及人自己的社會組織、勤奮刻苦、工程技藝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實現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從第一瀑布到海濱的埃及全境內組織了一個頗有效率的、中央集權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獲得了這種政治、行政的統一，這對於保持埃及的灌溉農業是個有利的政治條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時代，只有一些短暫的間隔時期出現了政治分裂。埃及學學者將這種間隔時期稱為「中間期」，這是因為他們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統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時起，正式的政治體制就是有效的統一。這個歷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時間之久遠而言，是獨一無二的。而且，毫無疑問，埃及國內傑出的交通體系為持久的政治統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們發明鐵路時，這個交通體系也仍是無與倫比的。
當人類的集體力量集中於統治全埃及的、十分幹練的統治者一人之手，這種力量又被系統地、巧妙地運用於開發埃及沖積盆地農業生產潛力之際，便生產出了空前豐富的，大大超過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質生活資料的剩餘產品。由於人們已能適當地脫身於最繁重的糧食生產，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權的核心集團諸臣的一種願望，便得以從規模巨大的紀念性建築工程（非生產性建設）中得到滿足，這也是整個法老埃及時代各行各業每一個談及人所關心的頭等大事。
埃及人熱衷於追求死後的永垂不朽，他們對這種死後目標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東西更為狂熱。他們是重物質的，他們盡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質產品——糧食和財富，他們以永遠享受這種愉快的生活為前提，設計了死後的永生。由於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暫的，死後的生活卻可能成為無窮，他們就把更多的財富和精力用來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來將屍體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裝扮活人的軀體。在死亡面前，他們非但不退縮，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個更為長久、更為重要的階段，並在為迎接它的到來而做的準備工作中憧憬著它，從中得到樂趣。他們相信，如果預先採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對他們來講只是一種新生活的開端。
埃及人之間對於死後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間也不連貫。在宏大的陵墓中從物質上保留一具製成木乃伊的屍體，這種行為表達了這樣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靈魂繼續與屍體為伴。他們還認為，無論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靈魂會與其他神祇相會合。他們甚至抱有這樣一個拙樸、原始的信念，認為法老實際上會吃掉其他神祇，並因此而獲得他們的力量。他們的第三個信念認為，俄賽裡斯——死而復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樣起死回生，他將在西方的綠色天堂中接待他們，並同他們一道永遠居住在這個極樂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賽裡斯神話與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話、小亞細亞的阿提斯神話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不過，即使這一神話是從境外傳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階段便深深地植根於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對俄賽裡斯的崇拜日漸普及，並最終成為正統。因此，人們也逐漸相信，死亡之後會有審判，只有生前善行多於惡行的靈魂才能在死後審判中獲准進入俄賽裡斯的天堂。
同時，封閉在一個紀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這一信仰使規模宏偉的石製建築得以問世。我們已經提到，在法老埃及時代，採石工人、石匠、建築工人的技藝均得到發展。第一王朝時代的石頭建築已經出土，不過，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統一與象形文字的創立一樣，大規模的紀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現得突如其來。最早的石頭金字塔是在薩卡拉為左塞王（約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築師伊姆霍特普。這是件帶有實驗性的作品，石頭被鑿得像磚頭一樣整齊，然後，像磚一樣被砌起來。另外，在施工過程中，不止一次地改變了計劃，最後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築群中開始時建造的那些較為樸素的輔助建築要宏偉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僅僅被後人所追憶，他還受到尊敬，甚至被奉為神明。他享有這種永久的殊榮是當之無愧的，因為他的確是埃及巨大的石製建築之父。在半個世紀多的時間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創建人斯諾夫魯國王（約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塊在達舒爾修建了一座（也許是兩座）金字塔。此後，一發而不可收：基奧普斯（即胡夫，約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薩修建了大金字塔；齊夫林（即海夫拉，約公元前2558-前2534年在位）在吉薩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賴納斯（即門卡烏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藝術與建築藝術同時繁榮起來。建築師們精於利用石塊修建巨大的紀念碑，雕刻家們則擅長用石頭雕出使人物個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奧普斯和齊夫林的血肉之軀與世長辭45個世紀後，他們仍活在我們面前的壯麗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們的面部表情十分威嚴，與他們宣稱的神祇的身份十分相稱，這些法老似乎能輕而易舉地使用他們壓倒一切的力量。不過，一個古王國的法老也可以是個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賴納斯（約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與他的妻子在雕像中並肩而坐，手臂相互挽著對方的腰際。顯然，甚至連法老與其妻子的關係也可以是互相愛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國時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關係的人情味更濃，他們用同一種姿勢互相擁抱著坐在一起。
這種夫妻二人的立體塑像是古王國藝術品中的一大門類，使人們想到，在埃及歷史的這一時代，婚姻是滿足雙方感情需要的一種結構，如果的確如此，它必定是一種穩定的結構。它的穩定性也許正是古王國得以長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國即使如此穩定，也不可能與世永存。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它也受到了壓力與嚴峻的考驗。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組織日漸中央集權化，各種權力漸漸集中於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統一者的故鄉內肯－內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極為不便。在兩個王國統一後，首都向下游地區遷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於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遠），然後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於三角洲項端附近，作為統一王國的首都再方便不過。法老王朝的專制主義在第四王朝時期（約公元前2613－前2495年）達到頂峰。但是，基奧普斯雕像輕鬆自如、無所不能的表情僅僅是個假象，因為在現實中，他的專制權力已受到挑戰。從宗教水平上講，對戴著兩個王冠的人神化，並不是對埃及政治統一的唯一表達方式，法老不得不與一大群非人的神祇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對這些神祇頂禮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統一帶來了這樣一個問題，即關於曾代表了無處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諸神的問題。既然散佈各地的神祇祭壇已經處於統一的政治王國疆界之內，神祇本身也應成為統一的神聖社會的成員。他們之間宗族的、繼承性的關係究竟是什麼？為確立這種關係，在太陽神拉的聖城赫利奧波利斯創立了一種神學，赫利奧波利斯作為拉統轄之下的9位非人神祇所在的萬神廟而體現的神性，顯然與第四王朝的理論發生了衝突。這一理論認為，神性只體現於法老身上。
顯然，從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約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過渡並不意味著宗族連續性的斷裂，而是一種新的法老神學的開端，實際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奧波利斯的祭司集團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轉變反映在法老時代建築的變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來與前輩競爭了，他們開始為赫利奧波利斯萬神廟的眾神之首——太陽神拉建造廟宇。法老一直被尊為諸神中的一員，不過，從第五王朝起，人們便開始認為，他之所以神聖，是因為他是拉的兒子，法老的親生母親不是通過與他親生父親的性關係而生了他，法老是通過母親與太陽神非肉體的關係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個領域內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頂點。第五王朝標誌著神學理論的轉變，第六王朝（約公元前2345－前2181年）則出現了衰落並以土崩瓦解而告終。佩皮二世不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國的最後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來統治時間最長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約94年（約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雖一直在位，卻從未有過實權。他登基時才是個孩子，他親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聯合起來的國家一步步走向分崩離析。
古王國最終衰亡可以歸於三個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從向王室負責的官吏逐漸變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們不再受可以被廢除的一紙任命書的制約，以事實上的繼承權世襲了自己的官位。他們還贏得了對軍隊中埃及土著部隊的控制權，而法老政府採用徵募努比亞僱傭軍的對抗手段，並沒有為法老奪回最高軍事指揮權。古王國衰亡的第二個原因是法老連年不斷的喪葬費用和建造各種神廟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經濟負擔。
建造有形的紀念碑尚不足以使負擔過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產出了剩餘產品，而帶來肥沃的沖積土壤的尼羅河在一年一度的氾濫期使一切農事都無法進行。當年的剩餘產品，加上農業勞動力每年強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節性的勞動力，又使他們不致於挨餓，這便使紀念碑的建造成為可能。可是，土地的轉讓，年復一年地為每一位被永恆化的法老而舉行的儀式，卻加重了負擔。因為，實際上這就意味著要去維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卻毫無經濟效益可言。與修建紀念碑的季節性工人不同，他們只是附著在埃及生產力之上的寄生蟲。
衰亡的第三個原因是人民大眾中日益增長的懷疑情緒以及隨之而來的騷動。比起蘇美爾城邦戰爭時期以及後來的薩爾貢王朝時期來，在古王國時期的法老埃及，無特權的大多數人與享有特權的統治集團之間的階級分化要劇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強制性地徵募勞動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紙上談兵。我們不難猜想到，應募工人曾經相信，他們是在為某種具有更偉大的社會、宗教意義與價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僅僅是為了誇耀法老個人的權勢。我們也可以猜到，當這個處於假設前提下的信心一旦喪失，感情的反作用力與當初產生信心時的動力會同樣強烈。
我們獲得的關於百歲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後法老埃及社會崩潰的信息，主要來自於一些文學作品，它們顯然是在中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040－前1730年）創作的。如果我們的證據的確出自這一時期，那麼，它反映的事實顯然並不是中王國時代的。因而，它給人的印象是，它以倒敘的筆法為人們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會動盪的圖畫。在法老埃及歷史上，這個「第一中間期」好像經歷了一場社會革命。與烏魯卡吉那在萊加什進行過的流產革命不同，它沒有被消滅在萌芽狀態。在埃及民間回憶中保留下來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們感覺到，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火山噴髮式的、極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顛倒了，窮人搶劫富人，而過去的主人成了僕人，侍奉著他們過去的僕人。以前法老的葬儀被拋棄了，禮儀、法老、金字塔、廟宇，古王國一切令人不堪重負的法老的機構都聲名狼藉，受到諷刺與指責。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
有跡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許是被從東北部入侵的蠻族推翻的，就像一個半世紀以前薩爾貢王朝在蘇美爾－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樣。不過，古蒂人佔領蘇美爾和阿卡德的證據是無可爭議、確鑿無疑的。埃及則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間期，蠻族入侵的證據顯然是非結論性的。不過，毫無疑問，地方州長（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從法老的命官、代理人變成了真正握有主權的藩王。這個證據不是從後人回憶中找到的。在中王國時期，埃及再度實現政治統一之後，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諸位法老雖然精明強幹，卻也發現要使在至少200年間一直保持獨立狀態的藩王就範，必須緩慢而慎重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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