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我們談到，在對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沖積盆地的叢林沼澤進行排灌的過程中，蘇美爾人有一系列新的發明，並由此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類型——地區文明。以同一標準判斷，我們可以認為，法老時代的埃及人在開發尼羅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叢林沼澤的過程中，創立了第二個最古老的地區文明。
埃及人同樣也生產出了多於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餘農產品。如同在蘇美爾一樣，在埃及，伴隨這一經濟成就而來的是階級分化、文字的出現、不朽的建築、城市定居點、戰爭以及在宗教領域出現的關鍵性變化。不過，與蘇美爾人不同的是，法老時代的埃及人並不是孤立無援地進入這個新時代的。雖然他們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銅器時代的祖先為之奠定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們也受到了一個與他們正在建立的社會同屬一種類型，而且已經先於其存在的社會楷模的啟發。當今的埃及學者一致認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誕生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蘇美爾的影響。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圓柱型陶器上加蓋封印；磚砌的凹進式建築；一股由蘇美爾人造的船隻；大量的工藝花紋，以及以表意字為主、合素為輔（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構成。所有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響。
這種文字的形式相當特殊。儘管有證據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時期，蘇美爾文明對埃及其他許多領域都產生了影響，但它並非是同一種文字結構獨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學證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現的，而不是象蘇美爾文字那樣，是從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漸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蘇美爾式結構，加上它出現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蘇美爾的影響只是促進法老埃及文明誕生的因素之一。
我們不知道蘇美爾的影響是通過什麼途徑進入尼羅河下游河谷地區的。在上埃及已經找到了一些證據；但是，我們關於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學遺存卻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區發現的。因為上埃及的氣候更適於保存人類的作品，三角洲地區的氣候、地理條件則對此不利，雖然整個三角洲地區降雨量稀少（其極西北地區除外），但在這一緯度上，空氣仍不如上埃及乾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區，法者時代的遺跡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測的沖積層之下；在沖積層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時代絕大多數的城鎮遺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許多現代的城鎮。出於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給我們提供法老埃及時代的歷史證據。不過，這裡倒為我們提供了埃及史前時代的證據。俯瞰著沖積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與它遙遙相望，位於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邁裡姆德，也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從這裡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區盡收眼底。
有證據表明，在上埃及，過去居住在尼羅河河谷兩側高地上的居民曾順流而下，進入沖積盆地，並且開始著手開發它。但是，在同一階段，考古學關於三角洲方面的記錄卻開始出現空白。由於對這一時期的三角洲缺少相應的資料（無論其確鑿與否），使我們的推測工作很難設想出法者埃及地區文明誕生的前提。現存的上埃及考古記錄與漸進發展的蘇美爾文明相比，給人們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誕生似乎是個突發性事件的印象。這一印象是否僅僅是個虛幻？一旦我們在三角洲地區發現作為法老埃及文明繁榮之前奏的考古證據，是否就能打消這種虛幻？或者如果在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能證明三角洲與上埃及不同，當它從政治上與上埃及合併時，仍是大片尚未開墾的叢林沼澤地，我們現在的印象是否會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兩種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種符合事實，那麼，在蘇美爾文明的影響傳入埃及時，在蘇埃陸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許是個障礙，並且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蘇美爾文明對埃及發生影響的時間並不長，當埃及從政治上統一之後，蘇美爾的影響幾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開發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國時期完成的，那麼，蘇美爾的影響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從陸路到達上埃及。也許它直接取道海上，在這種情況下，蘇美爾的海船多半曾抵達過上埃及在紅海之濱的口岸，或者還有另一種可能，埃蘇雙方的水手在某個中途口岸相遇，也許是也門或索馬裡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蘇美爾人稱作馬甘的地點不詳的某銅礦出口口岸。我們知道，在鐵路時代之前，長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對短得多的陸路旅行來，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過，考古學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給另一種推測留下了餘地，它同樣具有合理性，也同樣無法證實。我們也可以這樣設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誕生之時，起主導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們可以勾勒出這樣一幅圖畫：在公元前第四千紀末葉，三角洲已與同時代的蘇美爾達到同一發展水平，人們已征服了一部分沖積盆地，那裡已出現了新生的城市。根據這一假設，蘇美爾文明的影響很可能是在到達上埃及之前先到達三角洲，然後，它不是在海上繞航阿拉伯，而是取道敘利亞從陸路抵達上埃及。
無論如何，蘇美爾對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產生的作用，不僅轉瞬即逝，而且僅僅只是影響而已。在埃及廣為傳播的並非是現成的、原裝的蘇美爾文明。例如，埃及文字雖然結構源於蘇萊爾，但其風格顯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乾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發明，絕不是蘇美爾文字的仿製品。在埃及的視覺藝術領域，埃及人迥然不同於蘇美爾人，他們並不善用泥磚作為修建紀念碑的原料，他們把紀念碑從泥磚建築變成了石頭建築，他們的古典紀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氣勢恢宏、規模巨大的石頭建築也是埃及本土的發明，在這方面，埃及人從未受惠於蘇美爾人或任何其他外人。僅從規模上看，蘇美爾人的磚制砂石碑就無法與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敵。埃及金字塔設計之完美，施工之精確，都是無與倫比的。
在石頭建築方面，蘇美爾人從未能競爭過埃及人，但是這並不表明蘇美爾人在想像力以及技術水平上遜其一籌。這裡只需簡單提示一下，與後來尼羅河沼澤地區發生的相似的轉變相比，將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的澤國變為文明的故園，是一件更偉大也更古老的業績。征服上埃及要相對容易一些，在那裡，只需要治理一條河流，河谷地區也狹窄得多。在尼羅河盆地的這一段，兩岸的叢林沼澤地帶都離懸崖峭壁不遠，而那裡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先驅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環境可以與兩河流域沖積盆地相提並論，但顯然，三角洲是逐漸地被開發出來的。
此外，對於包括三角洲在內的整個埃及來講，建立並保存一種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裡有可以用於建築及雕塑的儲量豐富的優質石料，從來石場到河岸的距離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連運送方尖碑也並非難事。蘇伊士灣東岸附近的礦藏（如果那裡確有銅礦的話），從海路上也很容易運到上埃及，只是途經克迪哈馬特時有一段短短的陸路。如果西奈半島出產的銅還不能完全滿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島的銅礦則完全可以滿足了。對上埃及的統治者來說，當他們吞併了位於地中海之濱、擁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後，從海上到塞浦路斯和敘利亞簡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夠並確實利用了從腓尼基港口比布魯斯進口的來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與比布魯斯建立貿易夥伴關係的年代大約與埃及聯合王國的建立屬同期。這樣，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銅運到埃及的國門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羅河又為埃及提供了一條貫穿全國的內河水路。作為一條河流，這條水路能同時進行上下行運輸，因為埃及常年刮著北風，而尼羅河則是從南方流向北方的，這一點前文已有所提及。
與上埃及相比，蘇美爾在交通及獲取原材料的機會方面都處於劣勢。令人吃驚的是，以開發沼澤地為經濟基礎的最古老的文明沒有出現在上埃及，卻出現在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蘇美爾人表現出來的冒險精神不僅在時間上早於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過了後者。蘇美爾人將他們的前途維繫於開發唯一的原料——沖積盆地之上，從來到並開發這片土地之際，他們便將祖先留下的石料、銅礦、木材產地都遠遠地拋在了身後。在這片被他們馴服、聚居並開墾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資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蘇美爾人用一個技術上的壯舉顯示了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發現了如何經過烘焙將泥制農具變得幾乎同金屬一般堅硬鋒利。不過，這一發明並不能完全排斥銅的作用，他們只好從遠在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上游的地區，甚至要從幼發拉底河和小亞細亞東部幾條河流之間的分水嶺地區採掘銅礦。小亞細亞東部的這幾條河流均在黑海南岸匯入海洋。蘇美爾人必須從阿馬努斯山採伐所需木材。至於進口石料，這是蘇美爾建築師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們只能用當地泥土製成的磚來最大限度地表現他們的天才。的確曾進口了少量石料用於紀念性雕刻，不過，在蘇美爾，雕刻家用的石頭幾乎是和黃金、白銀同樣昂貴的舶來品。
蘇美爾人不僅必須進口鋼和木材，還必須為這些進口物資付出代價，即出口他們自己的產品，例如穀物（這種商品運輸起來相當龐大笨重）和紡織品。蘇美爾最早的紡織品原料是羊毛。蘇美爾的貿易當然比埃及的貿易活躍得多，其行程也長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蘇美爾人定居點為貿易活動提供了動力。在底格裡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費爾和美索不達米亞（傑濟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點屬於蘇美爾人而不是閃米特人。與溯河而上的陸路貿易擴張同時並進的是沿波斯灣而下，或許直達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紅海沿岸地區的海上貿易活動。不過，蘇美爾人在運輸業中最輝煌的業績是向西北方向的陸路商業擴張。
在阿馬努斯山砍伐下來的木材被運到幼發拉底河西岸。在阿爾加納－馬登開採的銅礦石被運到底格裡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後，這些笨重的貨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順流而下。商賈們則乘坐用柳條編成、蒙覆著皮革的小船。順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為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連尼羅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塵莫及。不過，出於同一原因，蘇美爾人不可能在這兩條河上做逆水旅行或運輸，這裡無法與埃及相比。在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沒有四季不斷的東南風，埃及常年的北風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開採銅礦、砍伐木材的蘇美爾人必須在陸地上向西北方艱難地跋涉，隨開採者而來的蘇美爾商人同樣要歷盡艱險，把出口產品運過去，以交換銅和木材。
在開發沖積盆地的年代，蘇美爾人擁有的唯一負重牲畜就是驢，即被馴化了的野驢。如同用泥土製造農具一樣，馴服這種行動最敏捷而又最膽怯的馬科動物，也是一件豐功偉績。蘇美爾人既沒有馬，也沒有駱駝。這兩種負重牲畜都是後來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馴化的。
因此，從經濟水平上看，蘇美爾人在如何建立一種文明的藝術方面，超過了他們的埃及學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則遠遠走在了蘇美爾人前面。當蘇美爾歷史悲劇的第一場拉開帷幕時，我們看到，蘇美爾社會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許多擁有主權的地方性城邦國家。蘇美爾世界的政治分裂與其在經濟、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統極不協調。蘇美爾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統一領導之下，這種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蘇美爾歷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統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實現。不但在統一前經歷了無數浩劫，而且統一也不是由蘇美爾人自己實現的，統一是由毗鄰的阿卡德人強加給他們的。
此外，當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時分，上埃及與三角洲地區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上埃及為征服和吞併三角洲所進行的戰爭場面之殘暴，在那爾邁調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現出來。不過，埃及也以此為代價才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內和平與秩序。這一碩果使長達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歷史受益匪淺。在這一期間，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對短暫的「中間期」裡，正常的統一與國內和平狀態曾一度中斷。
上下埃及的政治統一顯然是一個充滿戲劇色彩的突發事件，我們對此之前的事情一無所知。在隨之而來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裡，法老埃及聯合王國的兩部分被劃成幾個行政區，各地區的居民有著濃厚的地方主義色彩。然而，沒有證據能夠表明，在埃及政治統一之前，這裡已經存在著象蘇美爾城邦國家一樣的地區性主權國家。在希臘譯文中，表示這些領土單位的埃及文名詞被譯作「州」，而「省」只是這個希臘詞彙的書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僅不是指過去存在過的、阻止實現統一的障礙，而是像現在法國的行政區劃一樣，是一種人為建立的組織。實行這種區劃的目的是取代並取消過去歷史上存在過的領土單位，如果聽任百姓把這種單位銘記在心，允許對它的感情藕斷絲連，在相當大的範圍內，便很可能會構成對政治統一的威脅。
與蘇美爾一樣，埃及社會的經濟、政治歷史也反映在其宗教歷史之中。將兩地區的歷史在宗教範圍內加以比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會看作與蘇美爾社會同屬一個社會類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個標本。與此同時，埃及文明也表現出自己的個性。
與蘇美爾一樣，在埃及，神祇代表了將人類掌握於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對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種補充，即對人類集體力量的崇拜。在某種範圍內，這種新宗教與蘇爾美宗教有著同樣的表達方式。在蘇美爾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來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實使其作用範圍的擴大變得更加順理成章：儘管自然神與大自然一樣，是整個社會所共有的，但是它們仍然要與特殊的地域相連，而該地的地方性神壇便擁有了一種無所不包的特權。甚至連埃及的太陽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羅河東岸靠近三角洲頂端的赫利奧波利斯擁有一處地方居所。
各種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賽裡斯的鷹子何露斯為孿生城市內肯－內科布，即赫拉克利奧波利斯的統治者所佔有。這兩個城市位於上埃及最南部。大約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歷史發祥之時，內肯－內科布的統治者從政治上統一了埃及，他們是在何露斯的保護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這個奇特的歷史事件賦予何露斯戰爭神話又一層歷史意義，在這場戰爭中，何露斯打敗他邪惡的叔父塞特。本來。這段神話只是象徵著自然界週而復始的過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時代人類栽培成功的穀物。在人類已從採集食物過渡到生產食物的經濟階段之後，每年收穫穀物已成為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植物之神俄賽裡斯被他邪惡的兄弟塞特殺害後，塞特將兄長的屍體切成碎塊，拋撒四方。可是，俄賽裡斯忠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這些碎塊，將它們拼在一起。俄賽裡斯復活了，並將王國交給了忠誠的兒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經打敗了兇手塞特，為父親報了價。在三角洲並入上埃及之後，這段自然神話變成了紀念統一這一歷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於三角洲的東北角，位於與內肯－內科布遙遙相對的埃及領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戰勝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戰勝下埃及以及隨之而來的兩個王國合二為一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統一開創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時代。在此後的3000年歷史中，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統治地位。它史無前例地體現出人類的集體力量，對人類集體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統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後的歷代統治者都被當成萬能力量的化身來加以崇拜，因為這一力量本來集中於兩頂王冠之上，現在，這兩頂王冠卻為法老一人所據有。「法老」一詞是統一王國時期最後的國都孟菲斯王宮埃及名稱的希伯來語譯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間主宰。他與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為古老的諸神祇是虛假地活在人們的想像之中。
那爾邁對上埃及和三角洲實行了最終的政治統一。無獨有偶，在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由盧伽爾扎吉西將蘇美爾和阿卡德合二為一。不過，這個統一大業是在蘇美爾文明經歷了漫長的7個多世紀之後才完成的，而且，人們對它毫無熱情。因為在連綿不斷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國際無政狀態之下，人們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心理狀態之下接受這個統一現實的。不論是盧伽爾扎吉西，還是從他手中奪走了由他親自統一起來的王國的薩爾貢都同樣勞而無功，誰也沒有把他們奉為神明。雖然他們的一些後繼者，例如納裡姆辛（約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爾吉（約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雖都敢於自奉為神，卻都未能為人所尊崇。在蘇美爾和阿卡德，活著的人間之神祇是例外，而非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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