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一章，我們已經注意到，耕作農業的發明帶來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尋找到一個一旦土地耕作者衝破零星分佈在西南亞小塊綠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來的辦法。這些綠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條件下完成了從採集食物向生產食物的轉變。
在舊大陸文明中心更為廣袤、浩瀚的地區，農民本來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莊稼，如今這裡發生了分階段的、漸進的變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盡，永遠被拋棄的流浪式農業便開始由輪作式農業所取代。在輪作式農業中，當一塊土地經過「刀耕火種」的方法暫時獲得肥力得到耕種之後，到再度被種上莊稼之前，必須經過一段休耕期，待地裡重新長出了足夠的野生樹木，以便使這塊被一度棄置的土地再度獲得肥力之後，重新進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區，只是在經歷了許多代人、也許是許多世紀之後，人們才學會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定居於一塊土地上，這塊土地足夠一個農民家庭耕作，並使其足以為生。這樣，人們就可以把房屋連同土地一起留給後代。以後，這種被固著於一塊可耕地上的狀態，就成為各種社會中的地役權的標誌，在這些社會中，人們原本是可以對多種經濟機會進行選擇的。不過，從根本上說，人們經過長期努力才達到了一定的技術水平，因此，定居下來的農民被固著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對這一努力的社會性報答，這種報答，畢竟也是人們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許是大多數——來自西南亞綠洲的移民早在學會不依賴於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遠遠地離開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區、散居各地。儘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亞綠洲農業搖籃的地區，有一片十分廣闊的土地。在這裡，人們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統征服、開發這一地區，拓荒者們將會從這裡得到比他們的祖祖輩輩從其所居住的綠洲中得到更多的收穫。這塊充滿希望的土地位於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下游的叢林沼澤地帶，肥沃的沖積層土地與肥力充足的水源在這裡奇妙地混為一體，具有巨大的農業潛力。
征服這片叢林沼澤地，不僅僅是個技術性的成就，更為重要的，它是個社會性成就。當然，人類的一切技術成就都是社會成就。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如果我們的類人猿祖先不是社會性的動物，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存活下來並進化成人，而人類社會的局限性顯然一直是其無限的技術能力的桎梏。哪怕是製造並運用最簡單的工具，社會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住在西南亞小塊綠洲上的農耕者們大概已經找到了辦法，人為地改善了大自然賜予的灌溉條件。為了開發兩河流域送給人們的厚禮——沖積層土壤，人們必須在更大範圍內運用已經學會的人工灌溉技術，因而需要遠遠多於以往任何合作性事業的人的合作。與以往相比，這種合作的範圍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不僅僅是規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質也不同。因此，這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不僅僅是一場技術革命。
肯定有那麼一些領袖人物參與了人類征服兩河流域沖積盆地的策劃活動。這些領袖人物想像力豐富，遠見卓識，並且能夠自覺地工作，儘管這種最終收益極大的工作並不能給人們帶來立竿見影的好處。如果領袖們不能勸導大批同胞去追求他們的目標，他們的宏偉規劃只能是南柯一夢，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講，奮鬥的口標是不可思議的。群眾必須信任他們的領袖，這種信任的基礎必須是對神祇的信奉，因為對領袖人物及其追隨者來說，神祇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現實存在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新工具——書面語言使應運而生。在進行組織工作的過程中，領袖們需要這種新工具。因為需要開發的水源與土地面積之廣大，參與人員之眾多，僅憑記憶中的口頭協議和指令，而不把它們記錄下來，是很難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發明蘇美爾文字是創造性天才的傑作。不過，這個迄今為止人們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統既複雜又粗陋，十分古奧而難於識讀。它為全社會的需要服務，同時又保證了識文斷字的領袖們對目不識丁的群眾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開發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下游沖積盆地的過程中，蘇美爾人最先創造出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新類型：地區文明。之所以把這一功績歸於蘇美爾人，是因為處於文字演化這一階段的蘇美爾文書表達的語言已為我們所識讀。但是，我們無法確認，是否蘇美爾人就是最早的文字發明者，也無法確認是否他們就是最早把叢林沼澤變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叢林沼澤地帶的蘇美爾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為這片荒原在被開發之前，根本不適於人類居住。一些最早的蘇美爾人定居點烏爾、烏魯克、埃利都，都位於這片澤國的西南邊緣，與阿拉伯毗鄰。不過，蘇美爾人似乎不太可能來自阿拉伯，他們的語言與閃米特語毫無共同之處，而從阿拉伯接連不斷湧入毗鄰的亞非地區的大量移民雖都講閃米特語。
蘇美爾文明是有史以來最早的地區文明，它也是唯一的這樣一種文明，即直接起源於一個或幾個前文明社會，而不是任何一個已經存在的並與之類型相同的社會的翻版，甚至沒有受到過哪怕任何一點啟迪。（中美洲文明也許同樣直接源於其前文明祖先，不過，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著爭議。）現代考古學的發現證明了蘇美爾文明至少有兩個顯著特徵：一是它的文字，
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從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為的視覺形象）中創造了書寫文字。更富於創造性的是發明了表意符號（這種約定俗成的符號並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並不完整。但是，對蘇美爾社會識字階層的所有成員來講，它們卻具有完全相同的含義）。在最後一個階段發明了音素（即表達口語中使用的語音的協同符號）。蘇美爾人從未轉而完全採用音素，他們的文字是模稜兩可的、隨意性很強的音素與表意文字的混合體。表意文字有個不可避免的缺點，即數量龐大。但是，與音素相比，它們的優點在於可以永遠地把一種意思與一種符號連在一起，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口語語音的演變過程中，一個語音和一種符號之間卻會喪失它們最初的協同關係。不過，音素與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優點是，它們的數量有限。人類所能發出的音素數量是有限的。事實上，人類的每一種語言都只能從其潛在的語音庫存中選擇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們已知的有圖畫和文字記錄的最初階段，蘇美爾文明表現出了與同類型社會中其他成員所共有的特徵，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標本。
在開發沖積盆地使之適於農耕的同時，在舊大陸的文明中心，蘇美爾人的社會第一個生產出了剩餘產品，即產品的產量超過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這個剩餘產品並未在所有社會勞動者之間平均分配，儘管他們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為社會生產活動作出過貢獻。如果平均分配剩餘產品，每人所得的份額是微不足道的，因為與生存所需的總量相比，這個剩餘量微乎其微。儘管如此，剩餘產品的生產畢竟是個革命性的起點。實際上，剩餘產品被留下，為享有特權的少數人所佔有，他們的時間、精力均未用於糧食生產，而這卻是大多數人終生從事的勞動。將剩餘產品分配給少數人是階級分化的經濟基礎。儘管這是統治階級享受特權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如果群眾不相信統治階級是為了全社會服務而贏得這一特權時，這種特權使會為群眾所痛恨，而不會得到他們的寬容。統治階級提供的服務是貨真價實的。如果社會想在人為創造的、造福於大家的環境中生存，這種服務的確必不可少。沖積盆地的開發和征服已創造了這一良好的生存環境。總而言之，少數統治者在經濟上佔有了沖積盆地的農業剩餘產品，他們不僅為公眾提供服務，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發由此獲得的閒暇時光。
統治者為公眾服務的頭等任務就是管理以一個城市為核心的整個社區。與它相比，不論從規模上，還是從其體系的複雜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時代的祖先們相形見絀。與新石器時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蘇美爾農民並不負責組織耕種工作。全社區生存的必要條件是維護好灌溉系統。因此，保證堤壩、水渠完好無損的公共搖徭與耕作農田一樣，已成為農民的一部分義務。農民的所有行動必須在公共權威的指導下進行，因為在特殊季節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個生死悠關的問題，必須由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權威來裁決。
我們已經注意到，統治者在人間的權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讚許。對於在沖積盆地上勞作、生活的人們來說，管理灌溉系統是統治者頭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統治者還是社區與神祇之間的中間人。雖然一個城邦人口眾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階級，但是，對神祇的力量與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動蘇美爾城邦國家全體民眾協調行動的精神力量。統治者還把部分財富和閒暇用於個人享受，例如由僕人侍奉，賞玩工藝品等等。隨著金屬工具的出現，金屬工藝品也不斷地問世，而農民耕地用的石製工具大多數卻仍是自造的。
靠多數人生產出的農業剩餘產品供養的、在人口中佔少數的人們集中於城市之中，是蘇美爾文明的另一個新特點。或許這些城市一開始只是舉行儀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區的人定期在這裡集中，舉行宗教儀式或進行與大家密切相關的公益性工程的組織工作。一開始，這類祭祀中心或許只有少數長期住戶，隨著少數非農業人口數量的增加。特別是在這些人中間產生了祭司與世俗管理人員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間並沒有分工）之後，這些人加上他們的文書抄寫員、僕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壇四周的房舍裡，祭祀中心就逐漸發展成為城市。
階級分化是第一個社會性的惡果。也是人們為蘇美爾文明的誕生付出的代價。城市鄉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離更加速了階級分化的過程。蘇美爾文明第二個與之俱來的惡果就是戰爭。產生這兩個惡果的先決條件是剩餘產品的生產。在一個社區中，每一個身強力壯的勞動者能用於工作的時間都要用於生產糧食，他們沒有餘暇來做哪怕是兼職的行政人員、祭司、工匠或士兵。
蘇美爾人建立的這個新社會類型最基本的特徵究竟是什麼？剩餘產品、階級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築、城市定居點、戰爭，這些都是新的顯著特徵，不過，最關鍵的是神祇的性質與作用的轉變。
人們只能從視覺藝術中推斷出已成為過去的史前社會的宗教：舊石器時代後期的洞穴壁畫，例如在萊潘斯基——維爾洞穴中的立體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時比象徵多產母親的小雕像。我們只能通過它們來猜測與之相關的禮儀和神話。蘇美爾人留下的文件則提供了有關蘇美爾係數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況，因為用蘇美爾語言文字寫成的最早的文書已為人們識讀。在這些文件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蘇美爾眾神的神殿。我們從中發現，這些神祇已經進入了其歷史發展的第二階段。
在蘇美爾文明剛剛誕生之際，它的神祇仍然部分地代表著自然的力量。起初，這也許是神祇唯一的功用。然而，現在在這些神祇中，已經有一部分在扮演雙重角色。他們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個特定的蘇美爾城邦的人類的集體力量。蘇美爾神祇的這種雙重作用反映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一場革命。最初，當蘇美爾的神祇在人們心目中產生之時，人類仍要對大自然俯首貼耳；當人類用集體力量征服。開發了沖積盆地，並在這裡定居下來之後，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類一邊。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已經證明他能夠將自己的意志加於自然王國的一隅，而在過去，人們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這種地方。在繼續崇拜過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時，人們對自己的集體力量也開始頂禮膜拜，並以此表明他們承認了自己的這個振奮人心的勝利。征服沖積盆地的蘇美爾人，把其祖先的神祇變成了人類主權國家的神聖保護者或神聖服務者，並記錄下了這種命運的變遷。
作為自然力量的代表，蘇美爾的神祇仍然是整個蘇美爾社會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各個城邦的代表，他們則分別體現了利益相互衝突的各個蘇美爾社區的意志。這些神祇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體的了。在現存最早的蘇美爾文書中已記載了這種神祇的新功用，這對蘇美爾文明的前途來講，是個不祥之兆。如果人們不但利用強大的集體力量去征服、開發非人類的自然，而且將其用於組織嚴密、裝備精良的各地人類精壯力量之間自相殘殺的戰爭，那麼人類戰勝自然的成果便會毀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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