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徵而不同於「戰後」前幾年，也不同於「戰前」前幾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並坦率地議論著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諾德·J·湯因比
20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安定下來處於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產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性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內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則因自己國內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爭端。相反，1929年以後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在西方的經濟確實是一團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眾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於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裡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托了另一者，兩者都產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產主義 布爾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於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著創建太平盛世的挑戰；關於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過去的歷史中沒有模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幾乎只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後該怎麼辦。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列寧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爭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盛行於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徵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另一特徵是強行徵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產品。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供工業製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產。
內戰的結束意味著不再需要『戰時共產主義」這種權宜制度。於是它立即被屏棄了。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徵收。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於我們，麵包卻屬於你們；水屬於我們，魚卻屬於你們；森林屬於我們，木材卻屬於你們。」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於癱瘓狀態，這主要是由於1914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爭。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產量從1916年的7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3000萬噸。最大的災難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性乾旱，它促成了俄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無數的人死於飢餓，還有無數的人只是由於美國救濟署提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爾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號。
新經濟政策 注重實際的列寧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於1921年採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局部地恢復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佔其產量的12%的實物稅之後，被准許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農產品。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工廠。農民和新商人即當時所稱的「耐潑曼」，都能僱傭勞力，並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不過，列寧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對列寧來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後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隨後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麼走。新經濟政策的確給了人民一段喘息時間，並使經濟從1921年的普遍蕭條中恢復過來。到1926年時，工農業產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還不夠。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標準還未達到。而且，這些標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蘇聯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由於農產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幾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生產了大部分剩餘糧食，所以，採取的報復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產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迫使價格上漲。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隨意使城市居民挨餓。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將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後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劃委員會 1924年，列寧去世，於是，關於用什麼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寧這一政治問題連繫在一起。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產量。一些剩餘產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於發展工業。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面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產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產率。當約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頭當黨的領袖時，他採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產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1928年，斯大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由於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採用了各種說服和強制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供了藍圖和辦法。「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當於西方內閣的蘇聯內閣——人民委員會任命。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制訂計劃。
政府（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制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制定最後的計劃。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制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
農業集體化 斯大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然而，他除了將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制訂的新經濟的基礎。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燒燬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佈謠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爭。警察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後，政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併到242400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備的技能分紅。每個家庭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屋、傢具。少量的牲畜、農具、數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圍一個0．25至2．5英畝的菜園。在這菜園裡，各家可以種自己想種的東西，所得的產品可以由自己消費，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鎮的公開市場上去出售。相反，集體耕田裡的產品則以低價賣給政府、工業企業和自治市。政府雖然未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還規定了每個集體農莊應生產什麼、應由誰當管理人。
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有兩點不同：它們的工人像工廠裡的工人一樣拿固定工資，它們土地的面積比集體農莊大得多——1938年時大約大五倍。國營農場主要是用來作為周圍集體農莊的實驗性農場，即模範農場，其產品屬於政府，政府是國營農場的所有者。
雖然蘇聯成功地消滅了幾乎所有的私人農場，但集體化農業的產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國農場已800萬工人生產的東西大約僅相當於美國農場400萬工人所生產的80%。造成這一懸殊差別的一個原因在於蘇聯的氣候比起美國的氣候對農業的影響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對發展工業更感興趣，因而使農業處於挨餓的狀態。這意味著俄國農場所能得到的機械和肥料比美國農場少。這還意味著國家稅收高，農產品價格低，使集體農莊農民到年底時幾乎兩手空空。缺乏刺激這一點對生產率的影響極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魯曉夫的下台。
雖然從生產的觀點來看農業集體化並不成功，但它還是為五年計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它消滅了曾經極大地威脅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富農。農民不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蘇維埃的權威在農村被牢固地確立。這又使蘇聯政府能強迫農民承擔工業化的大量費用。國家以徵稅的形式吸走剩餘產品，然後將剩餘產品出口，以便為工業化籌措資金。儘管農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態度，但由於農業集體化制度，政府已能夠向農民搾取足夠的東西，用來供養城市居民、幫助支付新的工業中心的費用。赫魯曉夫的繼承者們決定把極大量的資本投入農業，這一決定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為工業的利益而對農民徵稅這一傳統政策。
工業的發展 在蘇聯農業停滯不前的同時，工業一直徑穩步前進。實際上，這兩種趨勢是直接相聯的。農業之所以落後，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農民喜歡私人農場而不喜歡政府強加給他們的集體農莊，同時也因為政府通過為工業的利益而吸走資本直接犧牲了農業。為了使蘇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蘇聯領導人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數農場是作為農業合作社經營的，而工廠主要歸政府所有，由政府經管。除了為工業提供必需的資本外，政府還為促進最高產量而採用了軟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經理都必須完成某種定額，違則罰款或開除。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超額完成定額，就會得到獎金．工會雖可以成立並得到承認，但未獲得罷工的基本權利——因為罷工會與蘇聯計劃經濟的目標和作用相對立。罷工的目的是確保工人以較高工資的形式得到他們所生產的較大部分，而國家計劃委員會早已決定多少歸工人，多少由政府用於工業的再投資。
實際上，蘇聯的工業已經像事實上那樣迅速向前發展，因為政府提取了大約40%的國民收入用於再投資；相比之下，美國只提取了大約20%國民收入。而且，在計劃經濟中，政府能隨意分配投資資本。因此，蘇聯工業總產品中大約有70%是資本貨物，30%是消費品；而在美國，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一驚人的激增不僅是因為蘇聯生產率的提高，而且還由於大蕭條所造成的西方生產率的下降。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其中除了工業產量外還包括落後的農業產量）在1928年至1952年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這一發展速度超過了同一時期其他任何國家。今天，蘇聯仍是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不過它的產量大約只有美國產量的一半。
應該強調指出，蘇聯經濟的發展是在不顧蘇聯公民的願望、使他們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蘇聯公民被迫為將來而努力工作，忍受現在的貧困。根據計劃，消費品匱乏、昂貴、質量低劣。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產品與勞務的總市場價值）在過去幾年中一直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6%至48%。按人均計算，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大約是美國的五分之二。
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從全球影響的觀點來看，國家計劃委員會很可能將證明比共產國際具有更大的意義。五年計劃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尤其是因為同一時期西方經濟的崩潰。社會主義不再是空想家的夢；它是發展中的事業。美國新聞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從蘇聯回國後聲明：「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懷疑態度轉變為真正的興趣，有時轉變為模仿。為國家資源的投資確定重點是實行計劃的實質，蘇聯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了種種經濟政策。有些國家甚至開始了自己的持續時間不一的計劃，希望來減輕本國的經濟困難。
五年計劃給西方國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像給發展中國家留下的印象那麼深，一個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標準，蘇聯公民受到了嚴重的剝削。蘇聯人的衣衫襤樓、食物單調、住房糟糕和消費品匱乏給訪問蘇聯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黨制政治結構中的個人自由缺乏、工會受束縛、教育受統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嚴格控制同樣使他們感到震驚。儘管蘇聯取得了五年計劃的成就，但蘇聯社會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似乎並不是一個值得倣傚的社會主義樂園。
不發達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應則完全不同。對他們來說，蘇聯是一個在30年內成功地將自己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成世界第二大工業、軍事強國的國家。使這一驚人的變化成為可能的種種制度和技術對這些民族來說非常重要。儘管大多數民族最近已贏得政治獨立，但他們還遠沒有獲得經濟獨立。因此，他們是用羨慕而不是同情的眼光來看待蘇聯的生活水平。他們不太注意蘇聯人缺乏個人自由這一點，因為這些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通常還享受不到這樣的自由。
蘇聯既是一個歐洲大國，也是一個亞洲大國，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它的邊界從朝鮮起，經過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幾乎所有這些地區，邊界兩邊都居住著同族人，因而促進了相互情況的比較和相互影響。由於五年計劃對蘇聯東部地區的有力影響，在多數情況下，蘇聯的情況相比之下很順利。在漫長邊界的另一邊很少有與蘇聯中亞諸共和國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質成就相類似的成就，這些共和國的成就除識字的人由1914年的約20%上升到1940年的75%、進而幾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還包括185哩長的費爾干納灌渠、900哩長的特克西伯鐵路、新建的紡織廠、卡拉干達產煤區、萊克·巴契煉鋼廠、化肥廠和農機廠等。
蘇聯的中亞政策並沒有獲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為了逃避五年計劃早期階段的鎮壓，有10萬到20萬哈薩克人逃進了中國的新疆。老一輩人中有許多人堅決反對其共和國的日益俄羅斯化——這些共和國的日益俄羅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結果，也是大批斯拉夫人遷入的結果。但是，這種內部的不滿實質上並沒有影響蘇聯的計劃經濟對生活在前殖民地地區的許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一位美國通訊員的以下報道中闡述得很清楚，這位通訊員於1953年遊歷了中亞廣大地區。他的觀察所含有的全球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從曼德勒到開羅，從開伯爾山。到馬拉巴爾，從中國到蘇伊士，塔什干的發射機每天都將蘇聯的消息傳播到遼闊、動盪的大陸的最邊遠地區。
如果全亞洲越來越具有接受能力的聽眾都認真收聽這些消息，那麼，許多原因中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種櫥窗。……
能在地圖上標出塔什干的美國人並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亞洲人中，說不出塔什干在什麼地方、它象徵著什麼的人卻很少。……
給訪問塔什干的亞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麼呢？是一座亞洲大城市的景象：極好的健康標準、出色的教育、完善的衛生設備、清潔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電力設施、除高檔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費品、豐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擴大的工業化規劃和不斷提高的農業生產率。
除此之外，他們還看到法律規定各民族平等，許多烏茲別克人和中亞其他民族共同參與政治、工業和教育事務。
在這種背景情況下，西方人有關民主政治的辯論不可能給亞洲的訪問者以太多的影響，單獨的人性問題也不可能給亞洲的訪問者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們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國的死亡率來。
訪問塔什干的歐洲人得出的一組結論很可能是建立在與歐洲的比較以及那裡缺乏他們所習慣的便利設施的基礎上，而亞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結論也許完全相反。亞洲人的結論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點在於它是亞洲的象徵而不是歐洲的象徵。
二、大蕭條
經濟崩潰的根源 隨著1929年的開始，美國似乎日趨繁榮。美國工業生產指數1921年時平均僅為67（1923—1925年=100），但到1928年7月時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時上升到126。給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美國股票市場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個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從151上升到286，通用電氣公司的股票從268上升到391，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165上升到258。實業家、學究式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領導人都表示對未來充滿信心。財政家伯納德·巴魯克於1929年6月寫道，「世界的經濟形勢似乎即將大幅度地向前發展。」1929年秋，耶魯大學教授歐文2費希爾宣佈：「股票價格所已達到的高度看起來像是持久的。」財政部長安德魯·W·梅隆也於1929年9月向公眾保證：「現在沒有擔心的理由。這一繁榮的高潮將繼續下去。」
這種自信證明是毫無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場的價格跌到了最低點，世界範圍的經濟蕭條跟隨而來，而且蕭條的強烈程度和延續時間的長久都是空前的。造成這一意想不到的結局的一個原因似乎是嚴重的國際經濟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大規模地成為債權國時發展起來的。英國在大戰以前已是債權國，但它將來自海外投資和貸款的收入用來支付長期的入超。相反，美國通常是貿易順差，而且由於國內政治原因使關稅保持在高水平，這種貿易順差被加大。此外，20世紀20年代，因不少國家支付戰爭債務，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美國的黃金貯藏量在1913至1924年間從192400萬美元增加到449900萬美元，即世界黃金總貯藏量的一半。
有好幾年這種不平衡因美國在國外的大規模的貸款和投資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間，美國平均每年的對外投資總額達11億美元。當然，這種情況最終加強了不平衡，不可能被無限期地繼續下去。由於支付款到期，債務國不得不減少從美國進口的商品，美國某些經濟部門，尤其是農業受到了損害。此外，有些國家感到必須拖欠欠款，這動搖了美國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國經濟的不平衡與國際經濟的不平衡一樣嚴重，其根本原因在於工資落後於不斷上升的生產率。從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只上升了2拖，而工廠中工人的生產率卻猛增了65%。同時，農民的實際收入由於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跌、租稅和生活費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減少。1910年，每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不到非農業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時，已低於30%。農村的這種貧窮是個嚴重的問題，因為當時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變的工廠工資和不斷下降的農場收入這兩大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國民收入嚴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國人得到全部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為六分之一）。這意味著人民大眾不充分的購買力與那些拿高薪水、得高報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資本投資同時並存。20世紀20年代中，資本貨物的產量平均每年的增長率是6.4％，而消費品產量的增長率為2.8%。這最終導致了經濟的受阻；這種低下的購買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資本投資。結果，1929年6月到10月間，工業生產指數從26下降到117，從而造成了促使這年秋天股票市場崩潰的大蕭條。
美國銀行業的弱點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的最後一個因素。當時，許多銀行是單獨經營的，有些銀行缺乏足夠的財力來戰勝金融風暴。當一家銀行倒閉時，恐慌便傳播開來，儲戶紛紛趕到其他銀行去提取存款，從而引起了一個逐漸破壞整個金融結構的連鎖反應。由於1929年投機熱滲透經濟，使得一些商號和銀行放棄正常的預防措施，去從事投機性質的冒險活動，因此，銀行業的這一弱點變得更為嚴重。
世界範圍的大蕭條 美國股票市場的崩潰始於1929年9月。一個月內，股票的價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數幾次股票價值有短暫的回升外，這種下降持續了三年。在這期間，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262下降到22，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從73降到8%。國民經濟的每個部門都受到了相應的損失。在這三年中，有5000家銀行倒閉。1929年，通用汽車公司生產了550萬輛汽車，但在1931年，它們僅生產了250萬輛。1932年7月，鋼鐵工業僅以12％的生產能力運轉。到1933年時，工業總產量和國民收入暴跌了將近一半，商品批發價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貿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蕭條不僅是無比強烈的，而且具有獨特的世界性影響。美國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們在國外的短期貸款；不用說，這產生了種種影響。1931年5月，維也納最大的、最有聲譽的銀行、奧地利信貸銀行宣佈它已無清償能力，從而在整個歐洲大陸引起了一片恐慌。7月9日，德國丹納特銀行也跟著這樣做了，隨後兩天裡，德國所有銀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證券交易所——伯爾施交易所關閉了兩個月。1931年9月，英國放棄了金本位制，兩年後，美國和幾乎所有大國也都這樣做了。
工業和商業的崩潰與金融世界的崩潰極為相似；不包括蘇聯在內的世界工業生產指數從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在以前幾次危機中，最大的下降數是7%。世界國際貿易的衰退更為急劇，它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還應該指出，在過去，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是7%，出現在19O7-1908年的危機中。
社會影響 這些經濟上的大變動引起了種種相應重大的社會問題。最嚴重、最棘手的是大規模失業的問題，這問題已達到了悲劇的程度。1933年3月，美國的失業人數據保守的估計為1400多萬，相當於全都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國，失業人數將近300萬，在全部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與美國的大致相同。德國的情況最糟，失業人數至少有600萬：工會執行委員會估計，他們的成員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沒有工作，另外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國由於農業與工業較平衡，受影響最小；這個國家的失業人數從未超過85萬，不過，這一數字並不包括農村地區相當大的未充分就業的人數（東歐一些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的情況更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中，許多工人離開城市，回到已人口過剩的村莊，與他們的親屬共患難）。
如此大規模的失業大大降低了各國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國，也廣泛地存在著苦難和貧窮，尤其是在早期階段，當時受托負責救濟的是一些資金不足的私人機構和地方機構。這是一個排隊領救濟麵包、尋找施粥所、退役軍人在街角賣蘋果的年代。成千上萬的男人，甚至還有些女人，從東岸到西岸來來回回地「偷乘火車」，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為無別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則離開了得克薩斯和俄克拉何馬的乾旱塵暴區，前往加利福尼亞，正如約翰·斯坦貝克在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所描寫的那樣。
在英國，由於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長期存在著失業，這時的形勢變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是在幾乎沒有機會、沒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一些人痛苦地將他們無目的的生活稱作「活地獄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則放棄了希望，變得聽天由命起來：「任何人現在找到工作的機會都不會比愛爾蘭抽彩中獎的機會多些」。在德國，由於失業者所佔的比例較高，失望情緒更為嚴重，局勢也更為緊張；所有這些最終使希特勒的成功成為可能。也許最悲慘的是東歐農民群眾的命運。雖然他們以往一向過著僅能餬口的生活，但1939年對一個頗能代表東南歐的地區——南斯拉夫德裡納地區所作的調查報告揭示，219279個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沒有床，54.3%的家庭沒有任何種類的廁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為地板。從人的方面來說，這意味著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希臘的嬰兒死亡率（一年每一千個活產嬰兒的死亡數）分別是183、144和99，而德國、英國、荷蘭的嬰兒死亡率分別是66、55和37。
政治影響 如此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必然產生深刻的政治影響。即便是資源豐富、有著政治穩定這一傳統的美國，在這些年裡也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思想和騷動：由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組成的補助金大軍；專家政治——贊成專家治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發展成農業上的靜坐罷工的農場假日；主張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種建議，其中包括要求豐厚養老金的《湯森計劃》；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休伊·朗的「分享財富」運動，等等。政治動亂的另一表現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徹底勝利。隨即而來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滿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從而有效地使種種極端主義運動歸於無效。
這幾年中，英國和法國的政治發展大體上與美國相同。這兩個國家雖然都遭到了政治風暴的襲擊，但設法在其傳統制度的範圍內經受住了風暴。英國工黨於1929年6月開始執政，但它幾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問題。與此同時，美國金融公司正收回它們的短期貸款，並拒絕考慮新的貸款，除非英國政府採取某些節約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屈服於這些壓力，同意解散他的工黨政府，領導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事實證明，這一政府與勞合·喬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聯合政府一樣，僅僅是為托利黨的統治裝門面，因為保守黨人在內閣中仍佔多數。雖然新政府的組成是為了挽救英鎊，但它立刻放棄了金本位制，於是一英鎊的價值從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採取的保護關稅和對帝國成員國採取的限額優惠貿易待遇是與過去的又一決裂。三年後，年老多病的麥克唐納辭職，讓位於斯坦利·鮑德溫，因此，英國這些年實際上是在保守黨的統治下渡過的，雖然聯合政府名義上依然存在。
在法國，左派也因大蕭條的壓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勝，激進黨領袖愛德華·赫裡歐如在1924年那樣在社會黨人的支持下組織了一個內閣。這—次，這個左派內閣同樣因不斷增多的財政困難而逐漸遭到破壞。激進黨人和社會黨人在如何對付經濟危機的問題上無可挽回地分裂了。赫裡歐僅執政了6個月，隨後的其他4位總理也在短期內相繼讓位。1933年12月，最後的較量隨著斯塔維斯基醜聞的敗露而到來；斯塔維斯基是一個俄國出生的法國公民，他夥同一家地方當鋪發行欺騙性債券，據謠傳，許多重要的官員和政界人物與此案有牽連。極右翼團體趁機在街上挑起騷亂，企圖推翻共和國本身。儘管他們未能做到這一點，但的確迫使內閣於1934年2月辭職。一些保守黨內閣相繼執政，但沒有一屆內閣能治好國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決定命運的是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大蕭條也直接地、決定性地影響了這個國家種種政治事件的進程。1919年，隨著《魏瑪憲法》的正式通過，這裡建立起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見第二十二章第二節）。在第一年中，這個新共和國除要對付君主主義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亂外，還得對付共產黨人在巴伐利亞和魯爾的起義。動亂持續到1923年，這時，法國和意大利軍隊因賠款糾紛佔領了魯爾。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席捲全國，消滅了各階層的儲蓄金。只是由於1924年《道威斯計劃》的議定和法意從魯爾的撤軍，德國才終於開始安定下來。在以後幾年中，德國接受了《洛迦諾公約》並加入國際聯盟，它的經濟也因美國的大量貸款而不斷好轉。
大蕭條給德國的打擊特別嚴重，使五分之二的勞動力失業，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當時的政府是一個中間偏左的聯合政府，由社會黨人赫爾曼·米勒總理領導，而總統則由年邁保守的戰爭英雄保爾·馮·興登堡擔任。同其他國家的社會黨內閣一樣，德國的米勒內閣也因如何解決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和其他問題方面的爭論而逐漸遭到破壞。左派贊成增加失業救濟，右派則堅持削減經費和平衡預算。後者的方針得到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支持，因為赤字財政的基本原理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還沒有被制定出來。1930年3月，米勒內閣被迫辭職，從那時起，德國由中間派和右派的政黨統治。
起先，海因裡希·布呂寧組織了一個聯合政府，布呂寧是中央黨的一位冷酷、嚴厲但卻聰明、正直的成員，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誼。這位好心的愛國者的悲劇在於他為德國的民主政體挖掘了墳墓。由於缺乏議會中多數議員的支持，他向憲法第48條求助；該條款授權總統在緊急時刻頒布各種法令，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國民議會多數票的明確否決。實際上，國民議會的確曾投票反對最初的緊急法令，但布呂寧通過說服興登堡解散國民議會、下令於193O年9月舉行新的選舉進行了反擊。布呂寧預計中間派和右派的各種政黨會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使他能以正規的議會方式治理這個國家。然而，選舉卻表明希特勒的國社黨已作為一種全國性的力量在興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奧地利海關一位小官員的兒子，早年曾去維也納，渴望成為一名畫家。由於缺乏才能，他靠從事各種最卑賤的工作來餬口，過了5年悲慘的生活——這是據他自己說的，似乎言過其實了。他的悲慘境遇——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出來的——連同毫無疑問的職業上的失敗一起，有助於解釋他這時所獲得的熱烈的信仰：仇恨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憎惡議會制政體，蔑視富裕的資產階級及其「頹廢的」文化。希特勒從維也納流浪到慕尼黑，在那裡，於1914年進巴伐利亞團服役。雖然他在戰爭中作戰勇敢，曾三次負傷並榮獲令人羨慕的鐵十字勳章，但顯然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才能，因為儘管他專心服役，卻也只升到下士為止。然而，在軍隊的這幾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軍事訓練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別方向的能力。
戰爭結束後，希特勒轉而猛烈反對新魏瑪共和國。「我認為現在的德國既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是一個共和國，而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的國際豬圈。」1919年，他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這一戰鬥組織，不久便成為該黨的領袖，即元首。在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人的煽動性演說之後，他和陸軍元帥魯登道夫一起參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舉行的一場滑稽歌劇式的暴動。這場暴動被警察輕易地鎮壓下去了，希特勒被關押了9個月。當時，他35歲，他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一部誇張的長篇自傳體回憶錄，在書中，他發洩了對民主政體、共產主義和猶太人的仇恨，還詳細說明了戰敗的德國怎樣才能成為「全人類的君主」。「種族純淨」是取得這一勝利的關鍵：「一個在種族被毒化的時代裡致力於培養其最優秀的種族成分的國家，總有一天會成為全人類的君主。」
從獄中獲釋後，希特勒繼續從事鼓動工作，但結果卻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選舉中，他的納粹黨僅獲得14個席位和908000張選票，在1928年5月的選舉中獲得的席位和票數則更少——12席和81萬張選票，即總票數的2.6%。1930年9月的選舉是一大轉折，當時納粹黨獲得了107席和6407000張選票，即占總票數的18.3%。這些似雪片般飛來的選票並非來自工人，因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時還多13席。希特勒這時正從在猛烈的經濟風暴中拚命尋找避難所的各種中產階級分子那裡得到他新發現的支持。
納粹黨的政治綱領為小職員和破產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廢除不勞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國有化、對大企業實行分紅制、對高利貸者和好商處以死刑。同時，它還向所有愛國的德國人保證要砸碎《凡爾賽和約》的枷鎖，要迫害猶太人；猶太人不但被污蔑為從事剝削的資本家，而且被污蔑為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應該強調指出，希特勒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為這一政綱奔走遊說，但反應卻極小。大蕭條是使他的政治命運起變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們感覺到這一政綱的全部影響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數德國人看作是一個愛高談闊論而又毫無危害的狂熱者；而當將近一半的勞動力失業時，他便成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愛戴的元首，因為他為他們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為個人和國家願望的實現提供了行動綱領。
由於1930年9月的選舉，納粹黨使其在國民議會中的代表人數從12人增加到107人，從而成為這個國家第二大政黨。這一意想不到的結果逐漸破壞了德國的議會制政體，因為它不但剝奪了布呂寧所渴望的中間派-右派聯盟的多數票，而且剝奪了曾在米勒領導下執政的中間派-左派聯盟的多數票。因而，布呂寧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只得依靠總統的法令來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規。他對興登堡的依賴程度在他提出分散東普魯斯地產的法規時得到了征實；興登堡總統本人就是一個容克地主，他堅決反對這一法規，並迫使布呂寧於1932年6月辭職。
新任總理是弗朗茨·馮·巴本，名義上是中央黨的成員。實際上他是一個反動貴族，被人們恰當地描繪為「一個文雅、仁慈、溫和的無足輕重的人物，一個聰明絕頂的笨蛋」。他所領導的那個軟弱的聯合政府僅得到國民議會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於1932年7月舉行新的選舉，希望加強他的地位。然而，納粹黨卻成為最大的獲勝者：他們的選票猛增到13799000張，即占總票數的87.4%，他們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這些進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間派的各政黨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因為，與1930年相比，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席位加在一起實際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這時成為全國第一大政黨的首腦。在與興登堡總統的談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權。「你提出這一要求是什麼意思呢？」興登堡問道。希特勒回答說：「我就是要求得到與墨索里尼在進軍羅馬後所行使的同樣的權力。」興登堡拒絕了，對這個他所稱呼為「波希米亞下士」的人沒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議會制政體這時已行不通．既然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都不會加入聯合政府，這個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舉行另一次選舉，企圖打破這一僵局。這歡，納粹黨人丟失了200萬張選票和在國民議會中的34個席位，使他們的議員人數減少到196人。雖然他們仍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政黨，但他們不再能假裝成未來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確，納粹黨領導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約瑟夫·戈培爾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整個組織極為消沉。缺少資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館的房間裡來來回回踱了好幾個小時。顯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來，說道：『如果黨一旦崩潰，我就立即開槍自殺。』可怕的威脅，極端的沮喪。」
不到兩個月後，這位想要自殺的人成了德國的總理。這一驚人轉變的一個原因在於德國工商企業界領導人這時給了納粹黨以大量的財政援助，因為他們擔心，如果納粹黨崩潰，這幾百萬張選票可能轉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勒會見了科隆的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從那時起，戈培爾所抱怨的「缺乏資金」已不再成為一個問題。另一原因在於當時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陰謀詭計的泥淖。興登堡這時已年老體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幾個小時。他被說服解除了巴本的職務，任命庫特·馮·施萊謝爾來接替巴本；施萊謝爾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萊謝爾決定試用蠱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對工資和救濟的削減，恢復了分割東普魯斯地產的計劃，並通過政府制定的農業法規著手調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潤。地主和商人都滿腔仇恨地指責他，並把興登堡拉了過去。施萊謝爾很易受到傷害，其原因與布呂寧和巴本先前易受傷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國會中組成多數。1933年1月28日，施萊謝爾被迫辭職，兩天後，希特勒成為一個由民族黨人和納粹黨人組成的聯合內閣的總理。
6個月內，希特勒就已根據他關於種族和領導權的思想，將整個德國組織起來。3月5日，繼前所未有的宣傳和恐怖主義運動之後，一個新的國民議會選舉產生了。納粹黨人得到了288席和550萬張選票，但它們仍然只佔總票數的44%。當議員們聚會時，希特勒宣佈共產黨人的席位無效，然後，與天主教中央黨做成一筆交易，由後者給予他足夠的票數，於1933年3月23日通過《授權法》。《授權法》給了他長達4年的以法令進行統治的權力。但到1933年夏時，他已在實際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國人生活中所有獨立的成分——工會、學校、教會、政黨、交流媒介、司法系統和聯邦各州。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爾就在日記中寫道：「現在，元首的權力在內閣中完全佔支配地位。將不再有投票。元首個人決定一切。所有這一切的取得比我們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這樣成為德國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斷自誇的那樣，是通過法律上的合法手段當上德國主人的。大蕭條使他的勝利成為可能，不過，這決不是不能避免的；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是由於其他因素的結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對手們的缺乏遠見——他們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為反對派聯合起來。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時候，使希特勒能把總統和總理的職權合為一體，由他一人掌握。第二個月，納粹黨代表大會在紐倫堡召開，希特勒宣佈：「德國今後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確定。」
國際影響 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在將1932年的國際形勢與洛跡諾時代的國際形勢作比較後說道：
我察看了當今的世界，並將現在的情況與那時的情況作了對比，我不得不承認，由於某種原因，由於某種難以確切指出的東西，世界近兩年正在倒退。各國相互之間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進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穩定的和平邁進，而是又採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懼和威脅的態度。
張伯倫所不能確定的「某種東西」就是大蕭條及其各種國際影響和國內影響。洛迦諾時代的各種國際協定，尤其是關於賠款和戰爭債務的國際協定，已無法實行。不久就變得很明顯；各國政府由於被不斷衰退的經濟和日益嚴重的失業准到崩潰的邊緣，已不能履行幾年前所作的承諾。1931年7月，在胡佛總統的倡議下，各強國同意延緩償付所有政府間的債務。這種延緩償付表明，在協約國間的種種債務和賠款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聯繫，儘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這種聯繫。第二年夏天，在洛桑會議上，各強國雖然不是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完全取消了德國的戰爭賠款。同時，結束了對美國的戰爭債務的支付，雖然在以後幾年中作過幾次象徵性的支付。因此，賠款和戰爭債務這一棘手的老問題終於被大蕭條釋放出來的經濟風暴掃除了。
經濟風暴的另一影響是使地方性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到妨害國際關係的程度。在總崩潰的大潮流中，各國的自衛措施都採取了諸如較高的關稅、更嚴格的進口限額、結算協定、貨幣管制條例和雙邊貿易協定之類的形式。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國間的經濟摩擦和政治上的緊張關係。為轉變這一趨勢人們做了各種嘗試，但都沒有成功。1933年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一次使人驚恐的大失敗，「經濟上的獨立」即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逐漸成為通常公認的民族目標。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為裁減軍備所作的種種嘗試逐漸停止，讓位於各種大規模地重整軍備的計劃。始於1932年8月的裁軍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2O個月，但與經濟會議一樣沒有成效。隨著20世紀30年代的漸漸逝去，各國都將越來越多的力量用來重整軍備。事實證明，這一趨勢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為軍火製造不僅提供了想像中的安全，還提供了就業機會。例如，美國的失業人數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重整軍備時才大大減少。同樣，希特勒因實行龐大的重整軍備的計劃，才迅速解決了他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國家擺脫經濟蕭條，是因為他在其國家的備戰方面做得最徹底。此外，大蕭條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和伴隨而來的失業給人們以極大的傷害，因此，各地民眾都歡迎新的工作，哪怕是軍工廠裡的工作。很可能沒有一項措施能像給絕望的失業者以工作的大規模的重整軍備一樣，使希特勒為其人民所愛戴。
這時正在積聚起來的武器裝備必然遲早會得到使用，但使用它們還需要有某種理由；「生存空間」便是最明顯的理由。這是希特勒新創的術語，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軍事領導人也使用了與此類似的說法和論點。按照這一學說，失業和普遍存在的苦難是由生存空間的缺乏引起的。少數幾個幸運的國家奪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煙稀少的海外領土，使其他國家沒有維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明顯的出路是擴張，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以糾正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為。這就是所謂的「窮」國反對「富」國時所使用的論點。
大蕭條除破壞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外，還同樣地、不偏不倚地破壞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由這一事實看來，上述論斷顯然是似是而非的。不過，生存空間的思想起了使「窮」國的人民團結起來、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擴張主義政策的作用。它還為那種公開宣佈其目的是為窮人提供食物、為失業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來合乎道義的正當理由。實際上，即使在「富」國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這些理論解釋，為隨之而來的侵略進行辯護。甚至連一些不願輕信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時候也不得不因國內的緊迫問題而對侵略行徑視而不見。20世紀30年代中，公然違犯《國聯盟約》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西方領導人首先須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壓倒一切的國內問題。
引起張伯倫於1932年所說的「猜疑」、「恐懼」和「倒退」的各種勢力的結合就是這樣。在隨後幾年中，這些勢力完全破壞了已於20年代達成的和解，促成了一個又一個危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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