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未能將布爾什維主義扼殺在萌芽狀態中，未能通過一種或另一種手段將當初已屈服了的俄國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這一失敗如今成為我們的沉重負擔。
丘吉爾，1949年4月1日
在殖民地世界處於民族革命的痛苦中的同時，歐洲本身正充滿著社會革命。在整個歐洲大陸，舊秩序正受到懷疑，這一方面是因為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創傷，一方面是因為偉大的俄國革命的影響。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歐洲歷史主要是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之間進行鬥爭的歷史。在蘇俄，共產主義在經歷數年內戰和干涉之後正勝利地興起。在中歐，激進的革命力量遭到鎮壓，各種非共產主義政權，從德國的自由魏瑪共和國到匈牙利的右派霍爾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國家，已相繼出現。西歐未遭到如此猛烈的騷擾，然而，即使在西歐，傳統的議會機構的權力也因經濟困難、大規模失業和內閣不穩定而被濫用。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時，秩序似乎正在歐洲得到一定的恢復。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人口在減少，各種國際問題似乎也因《道威斯計劃》、《洛迪諾公約》、《凱洛格一白裡安公約》和蘇聯作出的進行五年計劃而不進行世界革命的保證而得到解決。在大蕭條促成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系列國內危機和國際危機以前，歐洲正在恢復到正常狀態，或者說著起來如此。
一、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勝利
反革命和外來干涉的起因 布爾什維克於1918年3月 3日簽訂了條件苛刻的《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約》（見第二十章第四節），希望他們終於能從戰爭轉到建立社會新秩序這一更合意的任務上來。但是，他們卻注定要再打三年多仗，以對付反革命和外來干涉。從某種程度上說，進行反革命的是有產階級的成員——軍官、政府官員、地主和商人；他們由於種種明顯的原因而希望擺脫布爾什維克。不過，非布爾什維克左派的各種成員也同樣熱中於反革命活動，他們中社會革命黨人人數最多。他們在需要進行社會革命的問題上同布爾什維克意見一致，但非常憎恨布爾什維克壟斷革命。他們視布爾什維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變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為1917年11月25日選出的立憲會議中，布爾什維克只佔175席，而社會革命黨人占370席，其他各黨派代表占159席（見第二十章第四節）。因此，非布爾什維克左派帶頭組織地下反對活動，而右派分子則領導軍隊進行從哥薩克地區開始的公開叛亂。
這些反布爾什維克集團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支持與援助，後者這樣做是出於各種原因—一如布爾作維克爭取世界革命的使人惱火的運動。在歐洲和殖民地地區，布爾什維克號召「勞苦大眾」「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西方許多領導人作出的反應自然是企圖在這些馬克思主義煽動者點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導火線之前把他們消滅掉，另外，英法某些政治家錯誤地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總參謀部的工具，也希望除去他們，以便讓俄國重新回到戰爭中來。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協約國以往大量貯存在俄國的軍用物資的處理問題，這些軍用物資有16萬多噸貯存在摩爾曼斯克，80萬噸貯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方列強擔心布爾什維克會情願或不情願地讓這些物資落入德國人手中。協約國干涉的背後還隱藏著經濟動機：布爾什維克將外國財產收歸國有和拒付外國債務的做法自然使有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開始持敵對態度，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他們的權勢來促成干涉。內戰過程在這些情況下，俄國邊境地區——阿爾漢格爾一摩爾曼斯克北部地區、波羅的海沿海諸省、烏克蘭、頓河地區、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亞——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簽訂後不久便成立了幾個反革命政府。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戰線得到軍事顧問和小股分遣部隊外，還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和軍用物資。軍事行動開始後不久，西方的戰爭便結束了，於是提出了協約國的干涉是否應進一步進行的問題。原先有關讓俄國重新回到戰爭中來和阻止德國人奪得軍用物資的爭論這時已毫無意義。
在巴黎的會議上，協約國領導人討論了是否繼續進行干涉的問題。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首相都贊成立即停戰。但是，喬治·克列孟梭堅持認為，整個歐洲已受到革命的威脅，必須將布爾什維主義消滅在其發源地。為了在國內履行自己的政治職責，威爾遜和勞合·喬治不得不離開會議，因此，他們都未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們留下的代表、國務卿羅伯特·藍辛和陸軍大臣溫斯特·丘吉爾都持有與克列孟橫較接近的觀點。因而，達成了繼續進行干涉的決議；這一重大抉擇將意味著三年多的戰爭和戰後數年國與國之間互不信任這種令人難以接受的遺產。
起先，布爾什維克遭到了一個又一個失敗，其原因僅在於舊的俄國軍隊已四分五裂，且沒有別的東西可代替。國防人民委員列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軍隊——紅軍，到1918年年底時，紅軍的人數約達50萬。當全國各地發生叛亂、協約國軍隊在沿海地區登陸時，這支軍隊時常不得不在24條不同的戰線上作戰。
1919年，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對手是西伯利亞的高爾察克海軍將軍、克裡米亞和烏克蘭的鄧尼金將軍和愛沙尼亞的尤登尼奇將軍。從他們發動的戰役中可看出一種共同的格局。他們首先從基地發動突然進攻；輕易地取得最初的勝利，進入距全面勝利不遠的階段，然後，他們被阻擋住了，漸漸被擊退，最後被擊潰和「肅清」，「肅清」是布爾什維克最喜歡用的一個字眼。1919年3月，高爾察克攻佔了烏拉爾山脈西面的烏法城；8月，鄧尼金已向北推進到基輔；到10月時，尤登尼奇已深入到彼得格勒郊區。這時，列寧的政權被限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地區，這一地區大約相當於15世紀的莫斯科大公國。然而，到1919年年底時，形勢已轉變：鄧尼金已被迫撤退到克裡米亞，尤登尼奇被迫撤退到波羅的海地區，高爾察克不僅被迫退到烏拉爾山脈另一邊，而且被捕獲和處決。
1920年初，這場嚴峻的考驗似乎終於結束了。但是，由於波蘭人的出現和法國人重新開始的大規模干涉，戰爭又進行了整整一年。波蘭人決心盡可能地向東擴展他們的邊界，於1920年4月趁俄國人混亂和疲憊之際侵入烏克蘭。前一年作戰的格局這時又再次出現。波蘭人快速推進，5月7日便佔領了基輔，但5個星期後他們就被趕出了這座城市；到7月中旬時，他們已後撤到自己的國土上。得勝的布爾什維克繼續向前推進，8月14日到達華沙郊外。但是，波蘭人得到了法國人的有力支持。阻止了俄國人的前進，並設法將他們趕了回去。這場戰役於10月中旬結束，1921年3月18日的《裡夫條約》規定了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波-蘇邊界。
其時，弗蘭格爾將軍已取代鄧尼金，在法國人的慷慨援助下，佔領了俄國南部大部分地區。布爾什維克在結束了同波蘭人的戰爭之後，便將軍隊掉轉過來對付弗蘭格爾，向南把他趕到了克裡米亞半島。這座半島從前是沙皇和大公的遊樂地，這時卻擠滿了大批混雜的難民——高級教士、沙皇的官員、貴族地主和白軍的殘存者。法國軍艦將盡可能多的人撤走，疏散到從君士坦丁堡至馬賽的各個港口，剩下的人只好聽憑得勝的紅軍任意擺佈。
這時，唯一留在俄國國土上的外國軍隊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為基地進行軍事活動的日本人。原先，西伯利亞東部除日本的分遣隊外，還有美國和英國的分遣隊，但後兩者已於1920年撤走。日本人則繼續留下來，希望通過傀儡政權來控制這些幅員遼闊但人口稀少的地區。美國曾再三向日本人施加外交壓力，要他們離開，最後，在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上，終於說服他們撤走。
布爾什維克獲勝的根源 隨著日本人的撤離，進行內戰和干涉的這一悲慘時期順利地漸近結束。列寧領導的共產黨這時控制了全國。1919年時，幾乎沒有人會預言這一結果，當時，受圍困的共產黨似乎注定要被得到協約國軍隊支持的反革命武裝力量所消滅。但事實是，與蘇聯歷史學家所斷言的相反，協約國從未將它們的注意力和財力集中到在俄國繼續進行的那場鬥爭上。除了某些擔任次要職務的、狂熱的反布爾什維克分子外，協約國領導人認為干涉只不過是枝節問題，因此，他們懷著各種相衝突的動機斷斷續續地支持干涉。他們的確為白軍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軍用物資，但卻很少派遣軍隊。只是在俄國北部，這些協約國的分遣隊才有效地參加了實際的戰鬥。事實上，在西伯利亞東部，日本、美國和英國軍隊更經常參與的是互相爭鬥的陰謀，而不是反對紅軍的戰鬥。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凱南已斷言，干涉「在各地起了損害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加強共產黨人本身力量的作用。這一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我認為，如果西方政府沒有通過這種設想欠妥的干涉幫助布爾什維主義逐步獲得力量，布爾什維主義是否會在整個俄國佔上風，是很值得懷疑的。」
協約國的不團結和優柔寡斷是布爾什維克取勝的一個原因。白軍中不團結的情形更為嚴重，這不僅是因為各領導人的互相衝突的野心，而且是因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各種右翼分子的根本對立。相形之下，共產黨人享有某些最終證明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優勢。他們的堅如磐石的黨組織強行建立了一種其反對派未曾有過的團結和紀律。共產黨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組織——契卡的有力支持，契卡無情地查獲了種種反對派集團。軍事人民委員列甫·托洛茨基巧妙地將無產階級自願兵的熱情與前沙皇軍官的不可或缺的技術知識結合起來，締造了一支新的、強大的紅軍。而且，這支軍隊還享有控制國內交通線的巨大優勢，這與白軍的情況截然不同，白軍各部隊之間、白軍同其西歐和美國的補給品供應地之間相隔著極大的距離。最後，布爾什維克在爭取農民群眾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這並不意味著布爾什維克已說服俄國農民贊成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實際上，大多數農民對紅軍和白軍都極其不滿，他們寧願獨自呆著。但是，當不得不作出選擇時，他們常常決定支持紅軍，他們認為，紅軍站在他們這一邊，允許他們保留從地主那裡奪得的土地。
回想起來，長期的內戰和干涉對有關的所有黨派都是一場災難。它使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岸的俄國農村的土地荒廢，使俄國人民大批死於橫禍、飢餓和疾病。同樣嚴重的是新成立的蘇聯與西方世界之間的關係惡化了。蘇聯領導人懷有的「被資本主義包圍」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擔心進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則對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的無用的宣言過於認真。這種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因此毒化了隨後10年的國際關係，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
二、共產主義在中歐的失敗
德國的勢力均衡 當內戰在蘇俄猛烈進行時，歐洲面臨的關鍵性問題是共產主義是否會向西方傳播。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認為，如果共產主義不能向西方傳播，他們的事業注定要失敗。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他們不能想像他們的革命會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在以農業為主的俄國生存並扎根，因此，他們密切地、滿懷希望地注視著中歐、尤其是德國的事態發展，因為德國顯然是關鍵性的國家。如果德國變成共產主義國家，那麼它的工業實力和俄國的自然資源結合起來，就會是不可摧毀的，革命的前途也就會有保障。
最初，布爾什維克的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實現。在海軍發生兵變和革命從波羅的海諸港口傳入內地以後（見第二十章第六節），德國皇帝不得不於1918年11月9日退位。與俄國蘇維埃相類似的工人士兵委員會出現在包括柏林在內的各大城市。革命運動非常強大，共產主義似乎很有可能容沒歐洲大陸，至少抵達萊茵河。然而，最後的結果並不是產生一個蘇維埃德國，而是產生一個資產階級的德意志共和國。
有幾個當時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解釋這一重大結果，一個因素是戰前德國的繁榮，它使工人階級比較心滿意足、無心革命。誠然，1914年時的錯國社會民主黨是歐洲最強大的政黨，但它很保守，專心致力於社會改革而不是致力於革命。同樣重要的是德國農民的富裕，他們的境況比俄國農民要好得多。在戰爭的幾年中，他們的日子也過得並不太壞，因此，布爾什維克的「把士地分給農民」的口號雖然在俄國非常有效，但對德國的影響卻很小。而且，戰爭在德國革命的時候已結束，這又與俄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對和平的要求也許比其他任何東西更多地幫助了布爾什維克，但在德國卻毫無意義。此外，儘管德國軍隊被打敗，但它決沒有象1917年的俄國軍隊那樣士氣沮喪、進行叛亂。在德國，當最後的較量到來時，革命的反對者能號召可靠的軍隊支持他們。
最後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素是德國社會主義者陣線的分裂。當然，這決不是唯一的分裂。1914年，在支持還是反對戰爭的問題上，歐洲所有的社會主義政黨都不同程度地分裂了。在德國，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謝德曼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從一開始就支持德國的戰爭努力。由於他們比較保守，他們這時拚命反對革命的工人士兵委員會。「我憎恨社會革命」，艾伯特坦率地宣佈，「我非常憎恨社會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另一派是斯巴達克斯同盟，它相當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由兩位傑出、能幹的革命者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領導；前者出身於著名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家庭，後者的祖先為波蘭-猶太人。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斯巴達克思同盟支持工人士兵委員會，希望在德國建立一個蘇維埃式的政權。在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和斯巴達克斯同盟之間的是獨立社會民主黨；它也贊成建立蘇維埃德國，但又希望同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合作。
魏瑪共和國的建立 當馬克斯親王宣佈德皇退位時，他自己也辭去了首相職務，將政權交給了弗裡德裡希·艾伯特。艾伯特成立了由「6位委員」組成的內閣即人民代表會議，其中3名為社會民主黨多數派成員，3名為獨立往會民主黨黨人。斯巴達克思同盟情願呆在內閣外面，其原因很簡單，他們只對使革命進一步向左的方向發展感興趣。菲利普·謝德曼在議會大廈的陽台上宣佈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但與此同時，李卜克內西也在一哩以外的帝國宮殿的陽台上宣佈蘇維埃德國成立。這時，最大的問題是哪一派會取勝。
1917年3月，臨時政府成立，當時的形勢可與俄國的形勢相比。艾伯特十分潭楚俄國的結果，他不想成為第二個克倫斯基。因此，11月10日即德皇退位的第二天。他為了鎮壓斯巴達克思同盟和工人士兵委員會而與總參謀長威廉·格勒納將軍結成了秘密同盟。每天晚上11點到凌晨1點，這兩個人都要用連接柏林的總理公署和斯帕的司令部的專用電話進行交談。由於有了這一強有力的支持，艾伯特開始積極反對極左派。獨立社會民主黨拒絕一起行動，並退出了內閣，但這無關緊要。11月30日，斯巴達克思同盟改名為德國共產主義勞動黨，並制訂了起義計劃，但在這些計劃完成之前，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態堡已被逮捕，並「在企圖逃跑時」被擊斃。他們的1，000多名追隨者在隨後爆發的殘酷的巷戰中被殺害。到1919年1月中旬時，來自左派的危險已經消除。
德國已度過了極為關鍵的時刻，1919年1月19日，全國舉行了國民議會而非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選舉。當選的代表絕大多數為溫和的左派。國民議會在魏瑪召開，一方面是為了避開柏林的騷亂，一方面是為了把世界輿論中的新德國與和平的文化象徵如歌德和席勒聯繫在一起。艾伯特當選為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謝德曼為第一任總理。
1919年7月通過的憲法無疑是民主主義的憲法，至少大體上如此。它包含了當時各民主國家所贊成的一切方法，其中包括普選制、比例代表制、權利法案、政教分離和學教分離。當選的總統任期為7年，由他任命總理，又由總理遴選人員，組成一個必須得到國民議會即下院多數成員支持的內閣。參議院即上院由18個州的代表組成，它可以延遲但不能阻止立法。
在這新憲法的幌子背後，舊德國的許多東西依然如故。官僚機構、司法系統和警察局完好無損地存留下來。在大學裡，最不民主的和反猶太人的教授會和學生組織以學術自由為理由繼續保持原狀。新組成的國際軍是舊帝國軍隊的縮影。除法定的八小時工作日外，實際上沒有推行任何社會改革。工業上的卡特爾和壟斷公司依然如故；東普魯士的容克地主同德皇和各地方統治者一樣仍保留著他們的地產。總之，德國革命保留的東西要比它改變的東西多。權力主要落在舊統治者手中，而這些舊統治者永遠不會接受新秩序。最初，魏瑪共和國在外國的財政援助下確能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穩定。但是，當大蕭條削弱了國家的基礎時，這些不順從的官僚、軍官和擁有土地的紳士大多攻擊起共和國，加快了共和國的滅亡。美國一位觀察家對魏瑪共和國的這一內在的致命弱點作了如下描述：
想像一下一個讓擁護君主制度的法官解釋法律、讓在忠於舊政權的環境中培養起來的舊官員管理政府的共和國吧；想像一下一個消極地聽任反動的教師和教授教孩子們藐視現有的自由、贊成被美化的封建時代的共和國吧。……這個驚人的共和國向成千成萬名毫無顧忌地希望推翻共和國的前官員和文職人員支付了大量的津貼。
中歐的革命與倒退 對斯巴達克思同盟的鎮壓和魏瑪共和國的建立確保了中歐其餘國家不會變成共產主義國家。然而，許多年裡，歐洲的這一地區一直充滿著騷亂和起義。波羅的海和愛琴海之間的廣大農民政治上的覺醒和活躍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個原因是無數的農民新兵已因其戰爭經歷而大大地擴大了視野。他們不僅觀察到了城市和農村生活之間的差別，而且觀察到了各國生活水平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倫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的推翻也給農民以深刻影響。按照長期以來的傳統，這種推翻是喚起民族主義願望和階級意識的大地震。最後，長年的戰爭造成的空前的破壞和苦難使革命形勢更趨嚴重，尤其是在那些已遭受失敗的國家裡。
這種革命騷動的確切表現因各國當地情況的不同而不同。各國共產黨並沒有起著突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匈牙利，具有教會主義與和平主義學識的貴族哈伊·卡羅伊伯爵已於1918年11月16日宣佈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卡羅伊切斷了同奧地利的聯繫，然後試圖通過諸如普選制、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政教分離和沒收大地產之類的改革來使匈牙利自由化。但這樣做未能把捷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少數民族爭取過來，這些少數民族需要的是獨立而不是改革，因此他們指望布拉格、貝爾格萊德和布加勒斯特而不是指望布達佩斯。此外，協約國要求的停戰條款非常苛刻，卡羅伊無法接受。1919年3月，他辭職並離開了這個國家。
包括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在內的匈牙利國際革命社會黨填補了這一空白。在工人士兵委員會的支持下，這一政黨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它的主要人物是庫恩·貝洛，他是一位中產階級的猶太人，過去曾是匈牙利軍隊中的一名軍官，曾作為戰俘在俄國生活過。在俄國，他遇見了列寧和其他布爾什維克，回國後成為一位職業革命者。由於是事態的發展使他一步登天取得政權，他不能保住他的權力。鄉村的農民通常仍懷有敵意，他們拒絕出售糧食來換取共產黨的紙幣。與此同時，羅馬尼亞軍隊正侵入匈牙利，1919年8月4日，他們佔領了布達佩斯，迫使庫恩·貝洛逃往維也納。1920年2月，當羅軍撤離時，以霍爾蒂·米克洛什海軍上將為首的右翼政府在協約國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爾蒂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裡一直執政；在這段時期裡，匈牙利是中歐唯一幾乎完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國家。
在其他大多數中歐國家中，農民政黨道出了人民大眾的不滿。下列農民領袖曾在戰後數年中就職：1919年亞歷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亞就職；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職21926年文森特·維托斯在波蘭就職；1928年尤利烏·馬紐在羅馬尼亞就職。然而，由於他們奉行和平主義、不喜歡暴力，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長期保住自己的權力。他們很易受到那些處於牢固地位的軍人和官員的傷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脅時就毫不猶豫地盡力爭奪政權。農民領袖失敗的另一原因在於為政治機會所吸引的律師和城市知識分子愈來愈控制了農民政黨。在這種領導下。各農民政黨通常代表富農的利益。與廣大貧農幾乎沒有什麼聯繫。
農民領袖一個接一個地被革職。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殺，鮑裡斯國王建立了一個獨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晴殺，第二年，亞歷山大國王建立了他的獨裁政府。在波蘭，維托斯只維持了幾天就被約瑟夫·畢蘇斯基將軍除掉；後者統治了全國，直到1935年他死去為止。1930年，馬紐被國王卡羅爾二世解除職務，卡羅爾二世一再建立和廢除內閣，直雖IO年後被迫逃離羅馬尼亞。
這同樣的格局也在奧地利和希臘佔上風；由於各種原因，農民政黨從未在這兩個國家生根。奧地利最後於1934年建立了由陶爾斐斯總理領導的獨裁政府，希臘於1936年建立了由邁塔克薩斯將軍領導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權。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整個中歐全處於獨裁統治之下，只有一個國家例外，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擁有某些可說明其獨特性的有利條件：高水平的文化、從哈布斯堡王朝繼承下來的受過訓練的官僚、揚·馬薩裡克和愛華德·貝奈斯的強有力的領導以及能比以農業為主的東方國家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安全感的平衡的經濟。
三、意大利成為法西斯國家
正當布爾什維克主義、平均地權論和傳統的議會主義為在東歐和中歐居首要地位而鬥爭之際，一個全新的主義——法西斯主義正在意大利出現，它是歐洲戰後數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創新。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而平均地權論則是在20世紀初隨著農民政黨的出現而在政治上逐漸形成。相形之下，法西斯主義是1922年10月隨著墨索里尼向羅馬的進軍才突然地、戲劇性地出現。
意大利戰後的狀況為猛烈的、驚人的、反理智的運動如法西斯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的意大利只有過兩代人的民族獨立和統一。實際上，議會政府是個腐爛的泥淖；黨「魁」們在這泥淖裡巧妙地操縱著各種短命的聯合集團。這個不穩定的政治給構在戰後數年中因嚴重的經濟混亂而被進一步削弱。數百萬復員軍人中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對外貿易和旅遊業在戰爭結束後的一個時期裡正在衰落。移居外國在過去幾十年裡起著保險閥和海外匯款來源的作用，這時卻由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限制性法規而逐漸停止。這種經濟壓力引起了民眾的不安，而巴黎和會藐視意大利的要求的做法則使民眾的不安更趨嚴重。鮮血和財富的支出似乎已是徒然的，由此導致的失望和受傷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種一觸即發的局面。
這一點隨著1919年11月的選舉而變得十分明顯，這次選舉社會黨獲得160席，天主教人民黨獲103席，而傳統的自由黨和激進黨分別獲得93席和58席。當議會開會時，社會覺人拒絕向國王致意，並高呼「社會主義萬歲！」 1920年9月，事態達到高潮，當時，整個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開始接管工廠。已於1920年6月組閣的戰前老政治操縱者喬凡尼·焦利蒂決定讓那些「露營者」佔有工廠，因為他以為他們會把工廠的經營搞糟，會不得不自動地撤離工廠。最後，工人們的確同意撤離，作為增加工資和參與工業管理的回報。
一次又一次的「靜坐示威」證明了政府和工廠主的不起作用的、無力的地位，使人們突然瞭解了當時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這一次次「靜坐示威」強調了意大利社會主義者的無用的「最高綱領主義」。雖然這些大聲嚷叫的革命者在要求立即的社會主義化方面令人覺得很像列寧，但他們並沒有奪取政權的意圖和計劃。他們無疑有一切機會接管政權，因為焦利蒂沒有動手對付「靜坐示威」，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不知道士兵們是服從命令還是加入工人的行列。進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條件都已具備—一隻是沒有開始革命的願望。當時社會黨的口號是：「革命不是靠人發動的。革命是自己到來的。」兩年中，這一口號被一個準備發動革命的人證明是錯誤的。
貝尼托·墨索里尼是貧窮的羅馬涅斯村一位具有社會主義觀點的鐵匠的兒子，乃工人階級出身。他設法獲得了一張教師證書，但卻很少利用它。就性情而言，他更適合做革命鼓動工作，而不是在課堂講學。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戰爭中，他因其煽動性演說而引人注目，在演說中，他把意大利國旗稱作「只配插在糞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為官方的社會黨報《前進報》的編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仍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和平主義者，但第二個月，他便在法國政府所提供的資金的促進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法國政府這時迫切希望意大利成為它的盟國。墨索里尼已有可能創辦自己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通過這份報紙，他開展了一場猛烈的主張進行干涉的運動。
1915年9月，墨索里尼應徵參戰，在戰壕裡戰鬥了幾個星期，直至因受傷奉命退伍。此後，他默默無聞地遭冷落，直到1919年他建立其第一個「戰鬥隊」即「戰鬥的法西斯」為止。「法西斯」指一束棍棒，中間綁著一柄刀鋒凸出的斧頭，是古羅馬侍從官為地方行政長官開道時掮荷的權標。因而，它是統一和權力的象徵，成為墨索里尼反對當時政治混亂和社會衝突的口號。起先，他只得到一小撮失意學生和復員軍人的支持。在1919年11月的議會選舉中，他提出了兩位候選人，其中一位是他本人；但他和另一候選人都未當選，他僅得到4，975票，而他的對手社會黨人卻獲得18萬票。但是，在1921年5月15日的選舉中，法西斯黨贏得了22席，而社會黨代表的席位則從160席降到了122席。最大的勝利者是自由黨，獲得275席，天主教人民黨仍保留了107席，新成立的共產黨只得16席。
墨索里尼離當權者的位置還很遠，但在選舉時，他的政黨至少已擁有一個其成員約達25萬名的全國性組織。從那時起，這個黨穩穩地迅速前進，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社會黨人的消極情緒造成了一個使墨索里尼能立刻填補進去的空白。同樣重要的是墨索里尼這時從實業家、地主和有產階級的其他成員那裡得到了巨大的支持。這些人給普遍地奪取工廠和地產的景象嚇壞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組作為對付可怕的社會革命的堡壘。實際上，隨著1920年9月底工人們撤離工廠，革命的危險已經消失。這時。正是法西斯暴力小組在警察仁慈地保持中立這種做法的幫助下擾亂著社會的安寧。他們不受懲罰地進攻工會辦公室和社會黨總部，襲擊工人階級居住的地區，驅逐身為社會黨人的市長和其他官員，搗毀反對派報社。政府和社會上的富人不但容忍這種暴力恐怖運動，甚至還秘密地給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體和教會的利益的明確保證贏得了國王和教會的支持，從而為一場政變作好了準備。由於正規軍和警察已明確表示他們仁慈地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著手動員他的黑衫黨黨員進行一次已被廣泛宣傳的向羅馬的進軍。路易吉·法克塔首相請求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頒布戒嚴令，但國王拒絕了，反而請墨索里尼組閣。因此，黑衫黨黨員只須象徵性地向羅馬進軍，而墨索里尼則虎頭蛇尾地於10月27日乘一輛臥車抵達羅馬。
墨索里尼通過專門的符合憲法的方式當上了首相，但是，他卻無意尊重憲法程序，這一點不久就變得很明顯。他的黨在1921年的選舉中獲得35席，而這些席位僅佔全部席位的6％。墨索里尼警告議會說：「我本來是可以使這個骯髒、陰暗的會議大廳變成暴力小組的宿營地……但我不想這樣做，至少現在不想這樣做。」為了恢復秩序和推行改革，議會和國王授予墨索里尼以獨裁權力，這種權力可一直行使到1923年12月3I日。在這段時期中，他允許新聞界、工會和議會各黨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與此同時，他正通過任命贊成法西斯的人為省長和法官、組織一支自願參加的法西斯民兵隊伍來控制國家機器。
最後的較量隨著1924年4月6日的選舉而到來。法西斯黨通過任意使用暴力小組，獲得了65%的選票，贏得了375席，而在這之前他們僅擁有35席。兩個月後，人們發現傑出的社會黨議員賈科莫·馬泰奧蒂被暗殺。他曾寫過《法西斯蒂真相》一書，描述了法西斯黨徒數百件非法暴行的詳情。人們普遍猜疑，馬泰奧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殺害的，這一點後來得到了證實。大多數非法西斯議員退出了議會，發誓馬泰奧蒂事件不澄清決不返回議會。墨索里尼面臨著重大危機，但由於反對派的優柔寡斷和國王的堅決支持，他設法倖存了下來。
到1926年秋時，墨索里尼認為自己已強大得可以採取攻勢。他宣佈缺席議員的席位為空缺的席位，解散了各種老的政黨，加強了新聞檢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組織。由於議會僅起通過法西斯議案的橡皮圖章作用，意大利已成為一黨制國家。
新的法西斯政權逐步形成了某些獨特的特點。一個特點是實行組合國；在組合國中，議員不是作為地區性選區的代表，而是作為行業和職業的代表當選的。從理論上講，它通過將勞資雙方一起置於國家善意的保護下，消除了階級衝突。實際上，只有資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治，而勞方則被否定了罷工或選擇自己的領導人的權利。工人和農民的地位在組合國中基本上都沒有得到改善。
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特點是精心設計的市政工程規劃；制訂這種規劃是為了提供就業機會、樹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以頌揚法西斯主義。過去的紀念碑得到了修復，許多城市被裝飾以高大的新建築物、工人住宅和運動場。有些沼澤地被抽乾用來耕種。使旅遊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準時運行」的火車和廣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這個法西斯政權奉行對外侵略的政策，這一政策以當時的一種新學說——戰爭和帝國擴張的內在價值和必要性——為依據。墨索里尼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書》中寫道：「只有戰爭能使人類的能力達到最高水平，能在敢於從事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法西斯主義認為獲取最高統治權的趨向……是生命力的表現。」1923年，墨索里尼企圖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以駐希臘的一些意大利官員被暗殺為借口佔領了希臘的科孝島。當時的國際氣候對這樣的冒險很不利，墨索里尼發現，在得到某些賠償之後必須撤退。但在20世紀30年代，外交上的勢力均衡起了變化，給予他更大的行動自由。他立刻趁機入侵埃塞俄比亞，結成羅馬-柏林軸心（見第二十四章第三節，第四節）。
四、西歐的民主主義問題
西歐不存在可與俄國內戰和中歐左、右派之間劇烈衝突相比的種種動亂。民主制度在西方更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會結構更健全，並享有民眾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強已是戰爭中的勝者，而不是敗者，這一事實進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不過，不能因此就說西歐在戰後數年中沒有遇到因難。實際上，它也有許多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有著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影響。西歐兩個主要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經歷可說明這一點。
英國 英國的主要問題無疑是長期、嚴重的失業問題。戰爭結束後緊接著有過一時的繁榮，當時工廠加班加點地生產，以滿足波長期抑制的消費需求。但1920年，經濟蕭條開始出現，到1921年3月時，已有800多萬人失業。80世紀2O年代失業仍在繼續，而20世紀30年代形勢變得更糟。因此，英國的不景氣實際上從1920年而不是從1929年就已開始，而且無較大間斷地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要瞭解這一長期的嚴峻考驗，就應該注意到，英國戰前的經濟是以進口食品和原料、出口製成品為基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隻，出口它所生產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鋼鐵。此外，英國還從海外投資、金融業務和商船運輸中得到大量的無形收入。
世界大戰刺激了諸如美國、日本和英聯邦自治領之類國家的工業化，打破了這一經濟平衡。這意味著英國海外市場的減少，尤其是紡織品市場的減少；在紡織品方面，英國面臨著日本的激烈競爭。英國商船隊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壞，和英國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這一事實一樣，也使無形收入減少。布爾什維克革命進一步損害了英國的經濟，因為它不僅消滅了大量的投資，還消滅了一個重要的製成品市場。
在解釋英國的經濟困難時，至少與戰爭同樣重要的一點是，英國人本身在提高工業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餘國家。最初，他們曾在工業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現在，他們卻在使其設備現代化方面落在後面。因為他們往往不是到機器過時時，而是到機器用壞時，才更換機器，所以，每工時的生產率與其他國家相比落後了。例如，假定1913年礦山每一工人在一個輪班中所作的工作量為100，那麼到1938年時在英國礦山僅增加到113，而在德國礦山卻增加到164，在荷蘭增加到201。
面對效率更高的外國工業的競爭，英國製造商常採取的手段是削減工資、相互間達成確定價格、分配生產定額和分享日益縮小的外國市場的協議。這些措施並沒有面對英國工業日益過時這一根本問題。這種失敗某種程度上起因於英國社會傳統的價值觀。英國各大學最能幹的畢業生很可能進入行政部門而不是經商，因此，工業常常留給那些能力較差、未受過充分的技術訓練的人管理。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職責是與工會鬥爭、使工資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廠的效率和生產率。同時，工人不僅為提高工資而鬥爭，而且常常為阻止可能降低就業率的技術進步而鬥爭。
這些情況結合在一起造成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裡籠罩著英國的幾乎未得到緩和的不景氣。數百萬家庭靠國家救濟即通常所說的「失業救濟金」維持生活。整整一代人在沒有就業機會的環境中成長。這種情況使人們在心理上如同在經濟上一樣不健全。最後，失業者變得情緒低落，依賴失業救濟，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這些狀況必然產生政治上的影響。最重要的是自由黨的衰落，當時工人們因希望擺脫困境而愈來愈轉向工黨。因而，這種經濟危機往往使英國政界趨於兩極分化：有產階級一般擁護保守黨，工人階級支持工黨，中產階級則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每一個黨都有自己醫治國家弊病的靈丹妙藥：保守黨提倡保護貿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黨提倡自由貿易；工黨提倡資本課稅和重工業國有化。最終結果是保守黨和工黨一個接一個地交替組閣，但沒有一個內閣能大大地改善國家的命運。
隨著大戰的結束，勞合·喬治首相於1918年12月14日舉行了所謂的「非常時期大選」。他的聯合政府因極端民族主義政綱而贏得了絕大多數席位——484席；這一政綱包括將戰爭賠償金全部送回本國和嚴厲懲辦德國「戰犯」。儘管勞合·喬治獲得了絕大多數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為他的支持者中有70％的人是保守黨人，而自由黨人則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26名追隨者。這使工黨成為主要的反對黨，但由於它只佔有63席，它不能指望向佔絕對優勢的保守黨挑戰。
勞合·喬治從一開始起就因長期存在的愛爾蘭問題而感到窘迫。1914年大戰的爆發結束了自由黨讓愛爾蘭自治的嘗試。新成立的新芬黨在1918年的選舉中獲得了73席，這時，它正要求完全獨立。這些代表拒絕在威斯敏斯特擔任下議院議員，於1919年1月在都柏林聚會，並直布愛爾蘭為自由邦，因而導致了殘酷的游擊戰爭；這一戰爭一直拖延到1922年勞合·喬治同意愛爾蘭自由邦享有與其它自治領相似的地位時為止。
愛爾蘭的這些騷動與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一起逐漸破壞了勞合·喬治的地位。1922年10月，勞合，喬治被迫下台，讓位給安德魯·博納·勞，後者組織了一個清一色的保守黨政府。11月舉行的選舉中保守黨獲得了多數席位，但工黨令人吃驚地贏得了142席，而自由黨仍意見分歧、軟弱無力。1923年5月，博納·勞因健康不佳而辭職，斯坦利·鮑德溫繼任首相。新首相提出了更高的保護關稅，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他要求1923年報月舉行選舉，對這種徹底背離英國自由貿易傳統的辦法作出裁決。在選舉中，保守黨失去了他們的多數票，但保有未超過半數的最多票數，其次是工黨和新統一的自由黨，分別獲得192席和158席。
鮑德溫拒絕組織新政府，因此，拉姆夫·麥克唐納在自由黨的支持下，成為第一個工黨內閣的首腦。他當政僅10個月（1924年1月至11月），除採納一種更具和解性的對德政策和承認蘇聯外，幾乎沒有什麼成就。承認蘇聯的做法給保守黨提供了推翻政府所短要的論點。他們提出了「紅色」恐怖的問題，並用它在隨後的選舉中擊敗了工黨，在這次選舉中，他們贏得了佔多數的200個席位。鮑德溫這時組織了一個持續了5年的政府。它的政策反映了其領導人的謹慎、平庸。失業仍在繼續，最終導致了1926年的總罷工。儘管罷工有250萬工人的支持，但還是失敗了，政府成功地通過了《勞資爭議法》，宣佈所有的「同情」罷工均為非法的．
依照法規，議會的任期滿了；1929年5月舉行了大選。鮑德溫特有的口號是「安全第一」，但這一口號在不斷增長的失業率面前並不受人歡迎。工黨獲得了289席，保守黨獲259席，自由黨獲58席。麥克唐納在自由黨人的支持下再次組閣。他不能料到，這個國家會在半年內遭到大蕭條的打擊；這次大蕭條使英國經濟更加癱瘓，最後掃除了麥克唐納的新政府。
法國 法國在戰後數年中也為經濟困難所困擾，不過，它的境況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數鄰邦要好些。法國有一個十分平衡的經濟，因此，它不像以農業或工業為主的國家那樣易受傷害。戰爭的和平解決使法國收回了擁有煤礦的薩爾盆地和擁有紡織工業及豐富的鉀鹼、鐵礦資源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從而加強了法國的經濟。反過來說，法國早幾年日因損失140萬年富力強的男子和財產遭到空前破壞而被削弱。西線的戰爭主要在法國國土上進行，這給村莊、城鎮、工廠、礦山和鐵路帶來了價值230億美元的損失。而且，法國先前是通過貸款而不是通過稅收來為戰爭籌措資金，這在戰後就意味著需要進一步的貸款來重建家園。政府採取了多印鈔票的手段，結果導致了法郎貶值，而這又產生了政治上的影響。
與英國只有兩、三個政黨的情況大不相同，法國擁有好幾個政黨，因此，一屆內閣的生命力取決於它有無能力為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將這些政黨組成一個足夠大的聯盟或集團。這一點說明了法國內閣與英國內閣比較起來更換得較快的原因。從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黨是共產黨和社會黨、激進社會黨以及諸如共和民主聯盟和民主聯盟之類的右派各黨。共產黨和社會黨主要代表城鄉工人；激進社會黨是中間派，為中下層階級所支持；右派各黨通常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財團和巨額融資。
如同英國發生的情況一樣，法國1919年的選舉選出了一個由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佔優勢的議會。在以後5年中，法國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諸黨的基礎上的「民族集團』內閣統治。這一時期裡舉足輕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來，他決心要德國人賠償重建家園所需的費用。他的政策最終導致了1923年法國對魯爾的侵佔，這是一次代價昂貴、幾乎一無所獲的行動。到1924年初時，一法郎的價值已從戰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點。法國公眾因這種經濟上的不穩定和對魯爾的冒險行動而與政府疏遠，魯爾行動使人們擔心會重新爆發戰爭。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選中，「左翼聯盟」即「左派集團」獲得多數席位。激進社會黨領導人愛德華.赫裡歐在社會黨人的支持下當選為總理。在外交事務方面，他結束了對魯爾的侵佔，同意和平解決賠償問題，承認蘇聯。但財政難題仍未得到解決；在這難題上，放任主義的激進社會黨人和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黨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社會黨人要求資本課稅，赫裡歐卻反對，結果他的內閣於1925年4月垮臺。法郎立即貶值，第二年，一法郎僅值2美分——其價值相當於戰前的十分之一。
法國這時再次轉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來組織了一個除社會黨和共產黨外有其他所有政黨參加的「全國聯合會」內閣。為表明形勢的嚴重性，新內閣包括6位前總理，其中還有赫裡歐。普恩加來採取了保守但卻嚴厲的措施，以緊縮開支，增加歲入。到1926年年底時，法郎的幣值達到一法郎值4美分，並穩定在這個水平上。由於這只是戰前法郎價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國債，不過，這是在法國債券持有人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法郎的貶值吸引了許多旅遊者，尤其是美國人，同時還促進了法國商品的出口。普恩加來的成功使他當了三年總理，創造了兩次大戰之間的最高紀錄。1929年夏，普恩加來辭職，恰好避開了一股經濟旋風，這股經濟旋風將破壞他先前所已實現的不牢固的穩定局面。
五、歐洲的穩定與和解
賠款問題的解決：道威斯計劃 1924年至1929年是歐洲和平與和解的時期之一。1924年，《道威斯計劃》——一項有關賠款支付的協定——的協商是這一穩定過程的第一階段。《凡爾賽和約》要求德國人承擔戰爭責任，要求德國人答應貽償戰爭所造成的損失。在凡爾賽，對賠款支付的數額和時間表沒有達成協議；在以後幾年中，這一問題不僅是協約國與德國之間，而且是各協約國之間長期不和的根源。
1920年，賠款委員會——一個受命擬定詳細計劃的機構——決定，德國的賠款應按下列方案分配：52%給法國，22%給英國，10%給意大利，8%給比利時，剩下的8%給其他協約國。第二年，委員會規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320億美元，可用現金和實物（煤、機車、紡織機械和德國工廠及礦山的其它產品）支付。協約國的企業界很快就提出抗議，因為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與他們自己的商品相競爭的力量。因此，協約國要求德國主要以現金支付賠款，但這只有在德國的出口額大大超過進口額時才能實現，這一點自然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世界各地的關稅正在提高，德國也正在增加進口商品以滿足重建家園的需要。
1921年和1922年，德國支付了部分賠款，但與此同時，它正遭受著災難性的通貨膨脹。1914年時，一馬克值25美分，到1922年7月，已貶值到僅值2美分，一年以後，它變得一文不值——一大堆馬克才兌換一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人要求延緩兩年償付賠款。英國人正在受失業之苦，急欲加快國際貿易的復興，因此同意了這一要求。然而，遭受損失最慘重的法國人確信，只要德國人願意就一定能償付，並著手使用武力。1923年1月，法國軍隊不顧英國人的批評，與意大利和比利時小股部隊一起侵佔了魯爾工業區．
德國人的反應是進行總罷工，結果，法國人不得不為佔領付出了得不償失的代價。由於德國經濟毫無生氣、法國人又受到阻礙，賠款問題陷入僵局，於是，成立了一個由美國銀行家查爾斯·道威斯主持的經濟專家委員會。1924年9月1日，協約國和德國雙方通過並開始實施所謂的《道威斯計劃》。這個計劃建立在「商業，而不是政治」這一口號的基礎上，它要求每年支付的賠款額從23800萬美元開始，達到最高額59500萬美元。這些金額可依據一定年份的繁榮指數予以調整。另外，德國須廢除其惡性膨脹的貨幣，並在協約國的監督下改組它的國家銀行。作為回報，德國將得到8億美元的外國貸款，而法國必須撤離魯爾。
然而，這一安排同其它許多安排一樣，將被大蕭條的衝擊帶走。即使在1928年9月以前《道威斯計劃》生效的4年裡，德國人支付的現金和實物也僅相當於他們從外國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所借款項的一半。不過，《道威斯計劃》的確緩和了歐洲的緊張局勢，為政治問題的解決開了路。
尋求和平：洛迦諾公約 在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中，歐洲的外交為法國及其中歐和東歐的盟國所支配。由於奧匈帝國的消失、德國和俄國的屈服，法國這時成為歐洲大陸的頭號強國。因為德國和俄國顯然遲早會設法重申自己的主張，所以，法國外交的目標是為國家安全建立一個可靠、持久的基礎。
從理論上說，國際聯盟以其《盟約》第十條提供了普遍的安全，這一條耍求各成員國「尊重並維護國聯所有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和現有的政治獨立，反對外來侵略。」困難在於國聯缺乏實施這一條款所必需的力量。國聯大會能請求成員國運用經濟抵制甚至武裝報復來反對侵略者，但這種經濟和軍事制裁的任何一項措施都只能由各國政府來實施。國聯本身既沒有武器，也沒有軍隊法；法國曾提出成立一支由國聯支配的國際警察部隊，但這一建議被否決了。因此，歸根到底，國聯所作的決定的份量取決於國際輿論，而國際輿論在重大問題上通常是混亂的、有分歧的。
法國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就遭到了德國的兩次侵略，因此，它不願將其安全交託給沒有權威的國聯。最初，它建議結成英法美三國同盟，這將保證法國在遭到德國侵略時得到英美的援助。當這一計劃因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同盟條約而失敗時，法國轉向了較小的歐洲國家，這些國家在支持和平解決、反對修訂條約方面與它有著共同的利益。它於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別與比利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協商建立了正式的軍事聯盟。捷克斯洛伐克先前已在1920年至1921年間與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一趙成立了所謂的「小協約」，以便在遭到匈牙利的進攻或面臨哈布斯堡王朝的復辟時，互相提供援助。波蘭因於1921年與羅馬尼亞給成同盟而與小協約國連在一起；在與羅馬尼亞締結的盟約中，波、羅兩國保證在遭到俄國侵略時互相援助。由於法國與小協約國的關係，法國能擴大自己的聯盟組織，分別於1926年和1927年將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拉入聯盟。
這一聯盟組織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孤立德國來保護法國及其盟國。不過，大約1925年前後，法、德兩國的關係有了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道威斯計劃》的實施暫時獲得成功，一方面是因為兩國外交部長即法國的阿里斯蒂德·白裡安和德國的古斯塔夫·斯特來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態度，他們斷定各自國家的安全可以通過直接談判和達成協議來加強。他們受到了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的鼓勵；張伯倫還說服意大利人接受了這一觀點。給果產生了稱為《洛迦諾公約》的一系列協定，這些協定是於1925年10月簽訂的。
這些協定規定，德國可加入國際聯盟，並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作為回報；德國同意不通過武力來謀求條約的修訂，和平解決同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一切爭端。德國確保留了通過和平手段設法更改其東部邊界的權利，但它承認其西部邊界的永久性。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答應任何時候都尊重它們相互間的邊界，英國和意大利保證遵守這一規定。
洛迦諾精神 《洛迪諾公約》在當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伯倫表達了那時普遍存在的一種觀點，他宣稱，公約標誌著「和平年代和戰爭年代之間的真正分界線」。同樣，白裡安也發表了有關「洛迪諾精神」的動人演說；「洛迪諾精神」禁止了戰爭，用「調解、仲裁與和平」代替了戰爭。在這種樂觀主義的餘輝中，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按照白裡安的建議，提出各國保證擯棄戰爭、不把戰爭當作「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這一建議得到了實施，1928年8月27日，《凱洛格-白裡安公約》被簽訂。由於公約只拒絕戰爭並未規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個國家的簽署。雖然公約只依靠世界輿論這種道義上的壓力，但僅如此多的國家簽署公約這一事實便足以促成國際緊張局勢的進一步緩和。
同樣有希望的是同德國關係的改善。1926年，德國被允許加入國聯，並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另外，關於賠款的支付問題，也與德國達成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道威斯計劃》沒有規定德國應支付的賠款總額，因此，第二個經濟專家委員會在另一位美國財政家歐文·揚格主席的領導下，於1929年在巴黎開會，制訂了一個於1930年初被採納的新的賠款計劃。這一計劃規定德國應支付的賠款總額為80億美元，58年內分期付清。作為對德國接受《揚格計劃》的回報，法國於1930年，即比《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期限早四年撤出萊茵蘭。
與此同時，一系列裁軍會議正在舉行，這不僅是因為國際輿論的壓力，而月、是因為協約國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國軍備」的說法迫使德國裁軍。此外，國聯盟約聲明「維護和平需宴裁減各國的軍備，」並規定國聯理事會「制定計劃」。不過，儘管有這些保證，但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裡並沒有實現全面裁軍。擁有被徵集的軍隊的國家不希望將受過訓練的後備兵作為實際可作戰的士兵包括在軍隊兵額之內，而那些擁有自願軍的國家則堅持認為後備兵應包括在內。有些國家要求軍備限制以財政支出為基礎，但英國和美國堅決反對，因為他們每個士兵的財政支出比別的國家高得多。此外，法國及其盟國堅決主張軍備應受到國際的控制和監督，而英美則寧願依靠信義。根本的困難在於：各國考慮到缺乏一個國際安全體系，便靠自己的軍隊來謀求安全。不過，在限制海軍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海軍強國的數目比陸軍強國少。但即使在這方面，也只是對某類艦隻的噸位比例取得一致的意見，並沒有限制艦隻的總噸位。
儘管裁軍失敗了，但20年代末期人們都有一種感覺，認為歐洲終於恢復到了正常狀況：德國和它以前的敵人似乎已經和解；法國軍隊撤出了萊茵蘭，德國人加入了國聯；賠款問題似乎終於得到了解決；60多個國家已擯棄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工具」；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率正相應下降。甚至來自蘇聯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為這個國家已於1928年開始實行一個新的、宏偉的「五年計劃」（見第二十三章第一節）。西方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這一計劃是不切實際、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蘇聯人的注意力從國際冒險活動轉移到國內經濟發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義、有內容的，人們可以想當然地認為歐洲這時能安定下來，像在19世紀那樣去享受幾十年的和平與繁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