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置疑，在過去大約一個世紀中，近東的所有社會變化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起因於我們西方社會的影響以及西方的技術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對中東的影響完全不同於它對俄國的影響，中東諸民族的反應也同樣地不同。誠然，受到影響並作出反應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還存在著一個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期間包括了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諸民族、諸宗教以及種種相衝突的忠誠的一個聚集體。我們在第三章中已提到，這帝國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種族集團的基礎上作為一個神權國家被組建起來的。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臘正教居民群、羅馬天主教居民群和猶太居民群——能在他們各自的教會領袖的領導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紀以來，各種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和各種基督教民族（例如；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給自足的居民群並肩生活在一起。每個居民群只要承認蘇丹的權力、向帝國國庫納稅，就能夠擁有自己的教會、語言、學校和地方政府。
這一鬆弛的帝國組織的意義在於西方的思想和壓力遇到了種種文化和環境。因而，西方對奧斯曼各地確沒有相同的影響。所以，在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時，必需考慮各種地區環境和各種地區反應的明顯變化。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現在將不是整個地考察奧斯曼帝國，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個主要地區——擁有佔優勢的基督教居民的巴爾幹半島、擁有居統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亞細亞和擁有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亞細亞以南各行省。最後，我們還將考察波斯王國的某些重要的發展。波斯王國構成近東的一個重要成分，儘管不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一、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
巴爾幹諸民族在土耳其統治下生活了四個多世紀。人們常常以為，這些世紀是暴政未得緩和的世紀，被壓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機會。這一解釋未能說明實際的事態發展的原因。巴爾幹的各種民族在人數上大大地超過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少數土耳其人。他們生活在密集的群體之中，並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如果他們渴望反抗，他們給土耳其人所帶來的麻煩原可能超過他們實際上帶來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紀裡，土耳其人在統治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臣民時並不比統治亞洲的穆斯林臣民時更麻煩。
解釋在於，土耳其征服者與從前統治過巴爾幹各國的拜占庭皇帝、法蘭克貴族、威尼斯貴族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嚴格而公正，稅收很輕，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歐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19世紀期間，這種形勢急劇地改變了。這一時期中，由於土耳其的勢力和實力已衰落，出現了普遍的腐敗和敲詐勒索；這種情況又驅使此時身受壓迫、心懷怨恨的巴爾幹基督教徒拿起武器進行自衛。當時，由於各種原因，巴爾幹諸民族正受到來自西方的種種影響，並為這些影響所喚起。
巴爾幹諸民族較奧斯曼帝國的其他任何種族集團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於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響。由於巴爾幹各國在領土上與歐洲的其餘地方鄰近，人、商品和思想較易於從多瑙河、亞得裡亞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邊集中到巴爾幹半島上。因此，隨著18、19世紀期間商業、工業和中產階級的發展，西歐對進口糧食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促進了巴爾幹半島的農業，尤其是促進了新的殖民地產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這些商品的出口又轉過來有助於巴爾幹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長。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產品的需要量和產量。重要的製造中心出現干半島各地，時常是出現在孤立的山區；在那裡，工匠們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況下從事其行業。因此，商業和工業的興起還有另一激響：它們促進了沿達爾馬提亞海岸、阿爾巴尼亞海岸、伊庇魯斯海岸和在愛琴群島中間行駛的商船隊的發展。新興的巴爾幹商船隊運走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類的產品，通常運回殖民地產品和製成品——香料、糖、毛織品、玻璃、手錶、槍炮和黑色火藥。
這一經濟復興的意義在於，它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員組成的、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敏感、特別有好感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本來就對奧斯曼的統治不滿，因為奧斯曼的統治這時已變得無能、腐敗起來。商人和海員旅行到外國，並時常僑居那裡，他們不僅把自己在國外所親眼目睹的安全和開明的狀態同國內的悲慘狀況作對比。不用說，他們會得出結論：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的同胞的前途取決於盡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夢魔般的壓迫。希臘商人約翰·普裡戈斯的以下那番悲歎的話可代表這種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發財；當居住那座城市時，他對處理商務時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這一切在土耳其人統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講秩序，也不講公正。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窮困，而不認識到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們除了只是破壞外，不創造任何事物。願上帝將他們毀了，使希臘可以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可以佔上風，使政府可以像在歐洲一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而無須擔心任何不公正。……
普裡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對巴爾幹的民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而且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祖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了中間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爾維亞商人、俄國南部的保加利亞商人以及廣泛地散佈在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臘商人，都促進了其同胞的智力發展。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本國語出版書籍和報紙，在自己的家鄉和村莊創辦學校和圖書館，並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國大學受教育提供資金。所有這一切不僅意味著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著一種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的啟蒙運動的影響。當時的一個新教傳教士抱怨說：「希臘的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臘人後裔中有才華的傑出人物，習慣於呷吸伏爾泰和盧梭的毒汁，因為後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現代希臘語。我遇到過一些希臘人，他們熱心地為自然神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學說辯護。要對付他們的詭辯，需要才能。」
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一世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侖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景象印象極深。一個當時的希臘革命者證明：「總的來說，法國革環喚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東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禱說，法國應該進行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們相信他們將得到自由。……然而，當拿破侖沒有作出行動時，他們開始採取使自己獲得解放的措施。」
巴爾幹各民族的民族覺醒的速度迥然相異。最先覺醒的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具有某些有利條件：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頻繁，他們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榮傳統促進了民族自尊心，他們的希臘正教體現和保護了民族覺悟。繼希臘人之後的是塞爾維亞人，他們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爾維亞新拓展地的促進性影響外，還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的這些有利條件暗示了巴爾幹其他民族的民族復興速度較緩慢的原因。保加利亞人與西方沒有直接的聯繫，並定居在靠近奧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馬其頓東部的堅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羅馬尼亞人遭受著巴爾幹半島上獨特的尖銳的社會分化之苦，這種社會分化產生了有教養的上層階級和無生氣的農民群眾。阿爾巴尼亞人因為其原始的部落組織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個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況最壞。
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麼從19世紀初葉到2O世紀初葉，在巴爾幹半島上不是出現一個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革命，而是發生一系列單獨的起義。希臘人在經過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獨立戰爭之後，從土耳其人那裡贏得完全的獨立。塞爾維亞人更早在1804年時就舉行起義，但只是到1815年時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一個自治地位。塞爾維亞公國直到1878年才獲得完全的獨立，成為塞爾維亞王國。其後是羅馬尼亞人，於1859年贏得自治，於1878年贏得獨立。保加利亞人更遲些，至1878年獲得自治，至1908年獲得獨立。巴爾幹的這三個民族——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於1912年結成聯軍，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島。他們在戰場上是成功的，而且，儘管勝利者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土耳其人還是不得不於1913年交出他們在巴爾幹半島所剩下的全部領土，僅保留了從君土坦丁堡到阿德裡安堡的海峽周圍的一塊飛地。
如此，奧斯曼帝國的邊界自1653年起從維也納城牆開始退縮，至1815年退縮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縮到巴爾幹半島中部，至1913年退縮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隨著帝國的退縮，巴爾幹諸獨立國家——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1912年獨立的阿爾巴尼亞起而代之。西方通過提供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通過促進準備在這一思想意識的基礎上採取行動的中產階級的發展，通過不時地幫助巴爾幹革命者從事反對土耳其統治的鬥爭，決定性地促進了巴爾幹各民族的復興。
二、土耳其人
西方對土耳其人的影響比它對巴爾幹基督教徒的影響小得多，也為時晚得多。有各種因素可以說明這一差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蘭教和缺乏土著中產階級。
如果說巴爾幹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構成與西方的一種聯結，那麼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就是一種障礙，而且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障礙，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著相對抗和衝突的漫長歷史。不僅存在著相互敵視的這一傳統，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來講，由於其宗教信仰的緣故，還存在著一種干自身不利的優越感。以往好幾個世紀裡，土耳其人一直打敗歐洲的基督教勢力，勝利地越過多瑙河、將他們的星月旗插到維也納城牆下。誠然，17世紀末葉和18世紀時，他們曾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手上吃敗仗。但是，直到19世紀末葉以前，他們繼續統治著擁有數百萬基督教臣民的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其本身的優越、對其宗教信仰的優越、對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種優越僅僅被認為是一個穆斯林和一個土耳其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土耳其人對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輕蔑反映在他們在提到歐洲各種民族時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稱號中。他們稱阿爾巴尼亞人為「賣香腸的人，稱保加利亞人為「流浪者」，稱荷蘭人為「乳酪商」，稱英國人為「無神論者」，稱法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稱羅馬尼亞人為「吉普賽人」。不用說，這種態度無助於奧斯曼帝國和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產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響。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員（這幾乎總是意味著他們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持自己的職位和晉級感興趣）。這種形勢的意義在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的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們，建立起與西方的聯繫、宣傳西方的思想並從事政治活動。然而，在土耳其人當中並不存在一批履行類似職責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隨者。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裡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眾支持這一點。謝裡姆於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性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徵性的、合適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謝裡姆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蘇丹。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到蘇裡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
近衛軍從切曾是奧斯曼步兵的精銳部隊，這時已蛻化成無用的、不順從的禁衛軍。這一點在18世紀末葉與俄國交戰時變得很明顯，那時，近衛軍的一些團在前線露面的總共才5、6個人。近衛軍士兵一見敵人，多半潰散和逃跑，僅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營。過去，有幾個蘇丹已試圖控制或除滅這支有害的軍隊。他們都失敗了，因為法律和宗教的統稱為烏力馬的首腦站在近衛軍一邊。重要的經濟利益也支持現狀，因為從對近衛軍的發薪證的投機買賣中可得到收入。每個近衛軍士兵都有一個密封的發薪證，用作領取薪金的折子。1740年，蘇丹允許買賣這些發薪證。它們很快成為一種股票，由那些與近衛軍毫無聯繫的官員和投機商迫不及待地大量買下。由於爭奪發薪證的緣故，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虛報的名冊。已死去的近衛軍士兵的名字給保留在名冊上，他們的發薪證被買賣。
軍事、宗教和經濟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有力的結合，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蘇丹未能改革近衛軍，為什麼謝裡姆也注定要失敗、注定要喪失他的王位和生命。開始時，由於近衛軍對俄國人的惡意中傷引起民眾的反感，謝裡姆能取得某些進展。他先採取旨在改進帝國防禦的各種表面措施，然後，1793年時，他採取了決定性的步驟：建立一支稱為新制軍隊的新的軍事力量。這是一支西方式的軍隊，有著一式的制服、明確的募兵和徵兵措施、歐洲的訓練方法以及現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傳統的短彎刀的刺刀。這些計劃要求最初徵兵1600人，以後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軍在幾次交戰中證實了它的價值，但是，這僅僅加劇了近衛軍及其盟友的恐懼和反對。他們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懼、偏見和狂熱的一個精心組織的運動來進行反擊。他們散佈謠言說，新軍是基督教異教徒的一個發明，謝裡姆創建新軍就是因為他不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的保護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騷亂，使近衛軍能迫使謝裡姆於1808年5月退位。兩個月後，當謝裡姆的支持者們試圖將他從囚禁他的宮殿住室裡營救出來時，他被絞死了。
回顧起來，很清楚，謝裡姆試圖做俄國的彼得大帝在早一個世紀時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敗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並不像俄國沙皇那樣是一個強有力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敗更多的是由於這一事實：近衛軍與他們在烏力馬委員會、官僚機構和宮廷中的盟友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比彼得所曾面臨的任何反對派強大得多的反對集團。此外，謝裡姆沒有可依靠的中產階級、群眾黨或群眾運動。給果，奧斯曼帝國在1808年末時似乎與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沒有變化且不可改變。
然而，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同俄國人一樣，為西方以直接和間接的許多方式所滲透、影響和控制。滲透的幾條途徑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軍事途徑。土耳其人同俄國人一樣，發現要自我保存就必須採用歐洲的軍事技術。19世紀後半世紀中，西方諸強國為了阻擋俄國對中東的擴張，積極地鼓勵土耳其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但是，軍事西方化不僅僅包括外國軍事代表團的訪問。事實證明，要支持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除了必須教授軍事科目外，還必須教授歐洲的語言、數學和科學。必須建立醫科學校、醫院、技術工廠、製造重武器的鑄工廠、海軍兵工廠和造船廠。而且，被派到國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識。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機構中，軍隊成為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觀點上最西方化的機構。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後推翻時，實行這政變的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群眾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團，這一點並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領域，西方也對穆斯林中東有影響。傳教士在整個帝國傳道和建立學校。到1875年，僅僅美國傳教士就開辦了240所學校，有學生80O0人。學生中大多是亞美尼亞人，其餘的是基督教徒，因為改宗在穆斯林當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於整個帝國的外國學院如美國人經辦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學院和羅伯特學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貝魯特的聖約瑟夫的法國耶穌會大學裡，可發現相當數目的土耳其學生。土耳其人自己這時也已建立了幾所高等學校，包括醫科學校（1867年）、帝國高級中學（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學（1869年）、法律學校（1870年）和政治學學校（1878年）。這些年裡，土耳其的新聞業也正在迅速發展。1859年時。帝國中只有一份官方週報和一份半官方週報。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報和幾份週報。此外，在諸如君士坦丁堡、士麥那和亞歷山大之類的城市裡，出現了6份法國日報，為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閱讀。
至少與這種文化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滲透。由法國外交官和創辦人斐迪南·德·雷賽布為首的一家歐洲辛迪加經過10年的開鑿之後，於1869年使蘇伊士運河通航。這運河的作用是使奧斯曼帝國再一次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的商人路線上。當時，奧斯曼政府正絕望地陷入對歐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債務中。他們於1854年借了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他們的債務總數達英幣2億鎊。他們每年約需英幣1200萬鎊來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這筆款子等於帝國總歲入的一半多一點。事實證明負擔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歐洲諸強國於1881年強行設立奧斯曼國債管理處。這一機構主要由外國代理人組成，其任務是照管來源於各種專利事業和關稅的歲入、為償清帝國的債務服務。
外國勢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財政以外，還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採礦企業和市公用事業。此外，帝國仍受制於外國人自15世紀起就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即治外特權。這些治外特權包括免受奧斯曼朝廷的管轄和免交包括個人稅和關稅在內的某些賦稅。這些賦稅被規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奧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經歐洲諸強國同意；不用說，歐洲諸強國是不會輕易同意的。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奧斯曼帝國甚至出俄國更多地處於與歐洲的半殖民地的經濟關係中。
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精確的估計。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運河、鐵路、銀行、傳教士、學校和報紙構成了一個背景，從而說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在土耳其人中間發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覺醒。
這一覺醒的最著名的領袖是易卜拉欣·希納西、那米克·凱馬爾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齊亞。這些人並不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然而，他們確具有某些共同的經歷，確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則。他們都曾在西歐生活過，都不僅對西方的物質成就而且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學印象極深。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決心消滅他們這時認為是波斯的古典主義的暴政的東西，這種東西以往長期地支配著奧斯曼的語言和文學。他們丟開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詞、措詞而採用更純正、更簡單的土耳其語。他們翻譯外國的著作，尤其是法國作家加拉辛、拉封丹，盧梭、孟德斯鳩和孔多塞的著作。他們創辦了第一份獨立的土耳其報紙；這份報紙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館和市場有廣泛的讀者群。
這些早期的改革者沒有組成一個政黨。當時，奧斯曼帝國僅有的真正的政黨是在個別的政治領袖周圍聚集起來的」執政黨」和「在野黨」。但是，到1865年，由傾向於西方的青年作家們組成的一個界線相當分明的集團已圍繞報紙「Mushbir」即《喜訊先驅報》而形成。這家報紙除了支持別的事物外，還主張引進某種形式的立憲代議制政體。這一點是帝國政權所忍受不了的，它於1867年查禁了這家報紙。報紙編輯及其同事這時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與19世紀初謝裡姆三世所處的境況相同，由於缺乏群眾支持，他們不得不逃到巴黎和倫敦，在那裡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抨擊帝國政權。
當時，土耳其少數政治家已認識到，一個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綱領是帝國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傑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們兩人都擔任過最高的大臣，頒布過許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國內的一次財政危機和巴爾幹地區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退位。然後，他制訂了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了一個民選議會、一部權利法案和一個獨立的法院系統。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這一憲法，然而，他無意遵守憲法。1877年1月，他撤銷米德哈特的職務，將他逐出君士坦丁堡。當時，僅有的抗議跡像是在牆上出現了少數標語。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臨著一種群眾的惰性，這種惰性可與1825年使俄國十二月黨人徹底失敗的那種群眾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紀其餘的時間裡作為其帝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進行統治。
在那數十年間，阿卜杜勒·哈米德通過無情地反對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分裂性力量來執掌政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阻止人們去國外旅行、學習，保持一大批密探，並對新聞界實施嚴格的檢查制度。他的特務們時常將小批小批的不滿分子攆走；這些不滿分子多半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通常逃到巴黎避難。他們在那裡出版批評哈米德獨裁政權的期刊和小冊子，因而在西歐一般被稱作青年土耳其黨。阿卜杜勒·哈米德統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和猶太人在內的各從屬民族的革命領袖們也加入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這些民族的代表為了組成一個反對獨裁政權的共同戰線而於1902年2月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除了他們都不喜歡這個蘇丹外，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沒取得一致意見。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佔優勢和實行中央集權制統治，而另一群人則贊成實現一個權力分散的、各從屬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國。
當流亡的知識分子在巴黎爭吵不休時，傾向於改革的土耳其軍隊的領袖們正為打破蘇丹對帝國的控制而採取決定性的措施。他們大多在西方學習過，或者與在帝國國內的西方軍事代表團有過交往，因此，他們已開始認識到蘇丹的僵硬的維持現狀的政策是過時的、危險的。他們組織了「奧斯曼自由協會」，總部設在薩洛尼卡。陸軍軍官是這一團體的骨幹，不過，他們得到了其他團體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薩洛尼卡的人數最多、最富裕的猶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協會被組織成5人小組，因此，每個人僅瞭解組內的4個成員。新加入者必須由一個正式成員做保證人，並在預備期內受到仔細觀察。為了通訊聯絡，每個小組都有一個「指導者」，他從另一小組的「指導者」那裡接受最高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而且必須立刻傳遞命令。有人對協會的活動作了如下描述；
為了應付開支，每個成員不得不將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委員會的金庫，而富裕的成員除交納這筆會費以外，還要在委員會需要資金時作慷慨的捐贈。委員會秘密地購置武器和彈藥，並每年撥出很大一筆款子供那些在為事業奮鬥時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員的家屬維持生計。分派給成員們的任務有好幾種。有些人任通信員，以各種方式喬裝打扮之後，往返於帝國各地傳送口頭的報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須暗殺那些被委員會到處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險的熱情反對運動的政府官員和正在找到獵物的臭跡的宮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員為了事業起見而奉命充當間諜，終於將反間諜活動進行得非常徹底，以致挫敗了宮廷的間諜活動。……當然，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服馬其頓駐軍即第三軍站到事業一邊。……漸漸地，許多青年軍官被接納為會員，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們爭取過來。……最後，整個馬其頓軍隊被爭取到青年土耳其黨的事業一邊。
這些謀反者於1908年7月公開造反，迫使他們採取行動的發展有兩個。一個發展是外來干涉的威脅。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於1908年3月提出成立馬其頓自治政權。這時，所有土耳其人，不論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獨立的序幕。稍後，有人宣佈，英、俄兩國的君主將於6月10日在雷瓦爾會晤，討論馬其頓的改革問題。薩洛尼卡的組織這時被稱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它擔心雷瓦爾會晤的最後結果是瓜分奧斯曼帝國，所以決定立刻來取行動。
委員會用電報向蘇丹發出最後通碟，威脅說，如果1876年憲法不在24小時內得到恢復，他們就要向君士坦丁堡進軍。國務會議勸阿卜杜勒·哈米德答應最後通牒的要求。伊斯蘭教法典權威即帝國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權威拒絕作出同意鎮壓造反者的判決。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佈恢復憲法。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形勢，他又說，他以往一直贊成立憲政體，但是，被邪惡的地方議員們引入了歧途。英國大使說：「我想，這位蘇丹是當代喜劇演員中最偉大的一個，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在大眾面前擺出了這樣一付姿態：他是人民的純樸的、慈愛的父親，只是40年來在關於人民的真正願望的問題上一直為其顧問們所欺騙。」
蘇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擁抱。青年土耳其黨的領袖恩維爾帕夏大聲說；「不再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和穆斯林。我們都是同一藍天之下的兄弟。我們人人平等，我們為自己是奧斯曼人而自豪。」這種欣快的氣氛並沒有持續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權與權力分散的問題，這時必須作為一個迫切的政策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予以正視。此外，新的領袖通常被稱為青年土耳其黨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黨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義者在君士坦丁堡進行反革命活動、奪取對首都的控制時，這種不和達到了頂點。青年土耳其黨聚集起他們在馬其頓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經過數小時的戰鬥之後佔領了這座城市，然後強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儘管他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犯罪未得到證實。根據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講，他10年裡沒讀過一份報紙。因此，他充當了青年土耳其黨的溫順的傀儡，青年土耳其黨這時已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無可爭辯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中，他們試圖加強他們的帝國，使其現代化，但是沒取得什麼成功。他們試著推行中央集權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們愈堅持這樣做，引起的反對愈多。這時，要拒絕接受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從屬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覺醒，已為時太晚。因而，結果是鎮壓和反抗的惡性循環。阿爾巴尼亞人於1910年拿起武器，兩年後，巴爾幹各國結成一個聯盟，反對土耳其人。其時，意大利也已於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黨決定與同盟國共命運以前，他們發現自己幾乎不斷地處於交戰狀態。
顯而易見，土耳其人為適應於西方而作的努力證明是異常無效的。因為宗教傳統和歷史傳統，他們比俄國人更不受西方的影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最後更易受到西方的攻擊。他們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工業，因此。他們的軍隊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導者外，還一直依賴於西方的武器。實際上，奧斯曼帝國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諸強國的相衝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倖存不應掩蓋以下事實：這帝國僅僅經西方的勉強同意才生存下來，它在政治團結、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方面們毫無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諸民族同巴爾幹基督教徒一樣，受到奧斯曼的統治達四個世紀。他們並不像巴爾幹基督教徒那樣認為這種統治是一種沉重的外來枷鎖。首先，早期的奧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樣，用西方的神權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進行思考，他們認為土耳其人與其說是外國人，不如說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對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奧斯曼帝國有一種真正的密切關係。在近代，這種感覺由於歐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強；歐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亞和南亞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國。面臨如此可怕的威脅，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護捲土耳其人雖然在後期變得愈來愈腐敗和暴虐，然而仍比異教徒好得多。這些原因說明了為什麼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響和發展民族主義抱負方面遠遠地落後於巴爾幹基督教徒。
西方對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可以說從1798年拿破侖率領侵略軍在埃及登陸那一天就已開始。拿破侖的真正目標是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但是，在海軍將領納爾遜在亞歷山大附近殲滅拿破侖的艦隊以後，拿破侖放棄他的目標，回國了。不過他的遠征對埃及有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對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區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侖除了將解釋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學家和制訂把地中海和紅海連接起來的計劃的工程師帶到埃及外，還給埃及帶來了第一台印刷機。有個阿拉伯學者曾參觀由這些新來的人建立的一個實驗室，法國科學家的影響就反映在他以下這番表示驚訝的話中：
我在那裡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個負責人拿一個裝有蒸餾水的瓶，從瓶裡取一點蒸餾水倒入一個試管中，再從另一瓶裡取少量液體倒入蒸餾水中。兩種液體上升，一朵彩色的雲從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為止。試管裡的東面完全變干，成為一塊黃色的石頭……一塊我們摸過、檢查過的干石頭。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製，製造出一塊藍色的石頭。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複這一實驗，製造出一塊鮮紅色的石頭。接著，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塊鐵砧上，用錘輕輕地敲，結果是響起一種可怕的聲音——類似於槍聲的聲音，使我們十分驚訝。所以，他們都嘲笑我們。
拿破侖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暫時間裡，還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統治階級的權力。這為天才的阿爾巴尼亞冒險家穆罕默德·阿里當政鋪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歷史意義在於他是第一個意識到西方技術的意義並有效地利用西方技術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的中東的統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開始興修近代的灌溉系統；引進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為國家最大的資源；重新開闢亞歷山大港；鼓勵對外貿易；派學生到國外去學習；開辦各種學校，不過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譯學校，在1835至1848年間將大約2000本歐洲的著作譯成阿拉伯語。穆罕默德·阿里還聘請外國專家幫助他建立中東第一支新式的陸海軍。他甚至勇敢地試圖在埃及建立一個近代化的工業結構，而且他的確在開羅和亞歷山大興建了大量的工廠。不過，這些企業最後由於國內的不足之處和歐洲諸強國的反對而失敗。
這些成就使埃及轉變為一個可怕的強國。穆罕默德不太費力地侵佔了阿拉伯半島、蘇丹、克里特島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敘利亞在內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地區。這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義上的霸王馬哈茂德蘇丹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馬哈茂德曾試圖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擴張，但是，也很快就被決定性地打敗了。實際上，只是外國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軍隊開進君士坦丁堡去結束有50O年歷史的奧斯曼王朝。同樣，也正是外國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德實現他似乎已考慮到的一個備用計劃。這一計劃是要在小亞細亞以南的奧斯曼地區創立一個阿拉伯帝國。穆罕默德已在進行中，因為他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區，包括一些聖城。但是，一個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線的強大的阿拉伯帝國是與英帝國的利益相違背的。1833年3月21日，帕默斯頓勳爵對穆罕默德的野心作了如下的評論：
他的真正計劃是要建立一個包括所有說阿拉伯語的國家在內的阿拉伯王國。就這樣一件事本身而言，也許沒有危害，然而，由於它意味著土耳其的解體，這件事我們就不能同意。此外，土耳其是前往印度的道路的佔據者，而一個有活動力的阿拉伯君主同樣會成為這樣的一個佔據者。
這意味著建立一個阿拉伯王國的任何可能性的結束。穆罕默德在外力強迫下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屬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襲的、自主的統治者。諸強國的利益使阿拉伯的統一和獨立的實現延遲了一個多世紀。不過，應該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許實行他的計劃，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個個人的帝國而不是一個統一的阿拉伯民族國。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在19世紀初葉諸阿拉伯民族中間缺乏民族覺悟的觀念。
由於拿破侖的遠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極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橋頭堡。1870年以後，包括當時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在內的敘利亞，作為西方影響的一個中心可與埃及相匹敵。一個原因是，敘利亞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日益繁榮，大量的敘利亞商人去國外從事商業活動，然後對國內的同胞施加同樣的催化影響，就像巴爾幹商人在早幾十年時所做的那樣。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國耶穌會會士和美國長老會教徒從事的廣泛的傳教、教育活動。到1865年，美國人已創辦了敘利亞新教學院，這所學院後來作為貝魯特美國大學而聞名整個中東。幾年後，耶穌會會士在貝魯特建立了聖約瑟夫大學。英格蘭、蘇格蘭、德國和俄國的學校隨後相繼建立，不過它們的規模較小。這些學校培養阿拉伯學生，印刷和分發阿拉伯書籍。如此，敘利亞阿拉伯人重新發現了他們的過來，瞭解了西方的文學、思想意識和技術。
這種來自外界的刺激導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出現。開始時的領導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為穆斯林直到較後的年代才進入教會學校。1860年，新教的一個皈依者布特魯斯·布斯塔尼開始發行報紙《敘利亞號聲報》。10年後，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學的和科學的雜誌《盾》。這家雜誌的箴言是「對我們國家的熱愛是一種信仰」—一這種情感以往一向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於奧斯曼當局的鎮壓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不能公開地進行政治鼓動。因而，第一個被公認的政治活動，是1875年新教學院的5個學生組織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他們制訂了一個民族綱領，該綱領要求實現自治、出版自由和採用阿拉伯語作為官方語言。土耳其官員進行了調查，試圖查出這一秘密團體的領導人員。後者驚恐起來，於1878年解散了他們的團體。然後，他們動身到埃及，因為帝國特務對埃及沒有什麼控制，那裡的形勢對有現代頭腦的阿拉伯人來說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爾從1863至1879年統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樣野心勃勃。在他統治期間，鐵路得到敷設，亞歷山大港給擴大，蘇伊士運河通航，近代銀行建立，貨幣被穩定。外僑的人數從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經濟機會。教育機構的巨大發展也同樣重要。到1875年，創辦宗教小學4685所，有學生111896人，創辦宗教中學3所，有學生15335人，創辦平民學校36所，有學生4778人，而開羅的歷史悠久的愛資哈爾大學有來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學生15000人。
這種活動把敘利亞商人和受過西方教育的敘利亞知識分子吸引到埃及。後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國和英國的自由主義的、科學的思潮的報刊雜誌。同時，象形文字的解釋、博物館的建立、埃及學的發展，促進了埃及人對埃及古代歷史的認識，促使埃及人對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這種初期的民族主義由於西方對埃及的不斷增長的支配而被進一步喚起。這種支配是強加的，因為伊斯梅爾在歐洲貨幣市場上借貸大筆的錢，導致了破產並最終導致了外來的軍事干涉和統治。在伊斯梅爾統治的16年間，長期借款從300萬英鎊上升到680O萬英鎊。這筆錢大部分用於建設性項目，但同時，埃及正遭到被恰當地稱作「金融騙子」的人的無情掠奪。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樣，不習慣於無恥的國際金融家的欺騙，受到殘忍的剝削。例如，在建造亞歷山大港時，英國承包人多收費80%左右。貸款通常的利息為6％或7%，然而，提供給各處的埃及人時，利息在12%至27%之間。
到1876年，伊斯梅爾已破產，不得不接受一個國際的「公債委員會」。這一機構努力使所有的債務得到迅速的償付，但是，埃及在這過程中被搾盡血汗。1877年的總收入達9543000英鎊，其中7473000英鎊必須用於償還債務，另外一部分錢必須用來履行固定的義務，如每年向蘇丹交納的貢金。只有10O萬英鎊多一點的錢留作國家的行政管理之用，這筆錢顯然是不夠的。
在這些情況下，一次民族主義的起義於1882年在埃及軍官艾哈邁德·阿拉比的領導下爆發。這次起義一方面是反對外國對埃及事務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對埃及總督與壟斷了軍隊和官僚機構中的所有高級職位的土耳其寡頭政治集團。在亞歷山大出現一些騷亂和傷亡之後，英國先後邀請法國和意大利來共同干涉起義。干涉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支持埃及總督反對起義者。當英國的提議遭到拒絕時，英國開始獨自行動。一支英國艦隊於1882年7月炮擊亞歷山大要塞，兩個月後，一支遠征軍在埃及登陸，擊敗阿拉比。
當時，首相格萊斯頓宣稱，無限期佔領「與陛下的政府的所有原則和觀點是絕對地不相符的」。但是，陛下即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卻持有不同的意見。幾個月後，她寫道：「女王極力希望，有人能說沒有什麼可束縛或妨礙我們在埃及的行動；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牢牢控制住埃及。」正是這種觀點佔了上風。遠征軍留下成為佔領軍。埃及名義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個省，但英國這時在各個方面——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控制了埃及。
這些事件自然在埃及激起強烈的仇外情緒，但是，它們針對的與其說是土耳其人，不如說是西方人。當時，只有少數基督教阿拉伯領袖希望擺脫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群眾基本上仍然是冷漠的，而少數有政治覺悟的穆斯林想要的只不過是奧斯曼帝國結構內的自治。
隨著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的起義，這一願望看來會得到滿足。阿拉伯人同帝國的其他民族一樣，熱情歡迎這一起義。敘利亞的一位傳教士對民眾的喜悅作了如下報道：「穆斯林的普遍的聲音是，『現在，我們都是兄弟，我們能平平安安過日子。今後，我們將僅僅作為奧斯曼人而互相認識。自由萬歲！軍隊萬歲！蘇丹萬歲！』這似乎好得叫人難以相信，我們這裡數星期來，外國人和敘利亞人一樣，似乎生活在一場夢中。黃金時代似乎正開始出現。」
這種開端證明是虛假的。青年土耳其黨領袖很快就採取嚴厲的土耳其化的措施，不顧一切地試圖團結整個帝國來反對外來的軍事侵略和內部的民族主義者的顛覆。阿拉伯人蒙巴爾幹基督教徒那樣，對這種抑制不滿。1908年，貝魯特的一家報紙厲害地評論道；
幾天前，只有一個哈米德，
而現在，有了一千個左右的阿卜杜勒。
然而，大多數阿拉伯人仍渴望自治而不是渴望獨立。例如，在巴黎的穆斯林阿拉伯學生於1909年11月14日建立了一個秘密團體，稱為「青年阿拉伯協會」，其更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al－Fatat（青年），它在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它的目標是要在以奧匈帝國的方式成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兩種族的奧斯曼帝國的範圍內實現阿拉伯自治。1913年10月，另一秘密的阿拉伯團體「盟約」在伊斯坦布爾成立。其成員大多是奧斯曼軍隊中的阿拉伯軍官，其綱領幾乎與巴黎那個團體的綱領完全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大多數阿拉伯人的情結就是如上所述。然後，青年土耳其黨領袖作出與同盟國共命運的決定，一下子改變了形勢，加速了一系列事件的連鎖反應；這些事件終至成為1916年反對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土耳其統治的阿拉伯大起義。
應該提到，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受到歐洲的直接統治。遠在16世紀，土耳其人已將他們的統治擴展到除遙遠的摩洛哥之外的這些地區。如果根據諸如「中東」和「遠東」之類的西方流行的用法，注意到穆斯林稱摩洛哥為「al—Maghrib al-opa」即「遠西」，相反地稱北非剩下的地區——的黎波里塔尼亞、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為「al—Maghrib」即「西方」，那是很有趣的。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土耳其人從君士坦丁堡派出總督，直接統治了上述三個地區。然後，當奧斯曼力量衰落時，這些遙遠的地區隨著世襲王朝的出現而成為完全自治的，不過它們繼續承認土耳其蘇丹的宗主權，並在需要時提供海軍部隊。
北非這些政權的黃金時期是在16和17世紀，那時，他們在地中海劫掠基督教船舶。但是，到18世紀時，穆斯林私掠船愈來愈受到歐洲艦隊的不斷增茂的技術優勢的妨礙。從前繁榮的阿爾及爾城的人口急劇地下降，而它的基督教俘虜的人數在1830年法國入侵時也從過去最多時期30000名下降到僅僅100名。
法國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用一個軍事勝利來支撐查理十世的搖搖欲墜的王位。軟弱的土耳其軍隊被輕易地擊潰，但是，法國君主仍然在此後不久被廢黜。他的後繼者路易·菲力普經過一番躊躇之後，決定保持新獲得的北非屬地。這就使平定土著阿爾及利亞人的長期的、殘忍的戰役成為必需，因為阿爾及利亞人比為數不多的土耳其駐軍進行了猛烈得多的反抗。一旦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安身下來，他們將自己的控制擴展到兩邊的國家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他們於1881年和1912年先後接管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在每種情況下，這一個過程涉及到的與其說是軍事力量，不如說是外交手腕，這與先前在阿爾及利亞的較粗暴的做法完全不同。法國新獲得的國家享有的不是被征服地的地位，而是法律上的保護國的地位；這意味著法國的控制是間接的，不過，不是那麼非決定性的。最後，歐洲對阿拉伯北非的猛攻於1911年隨著意大利對的黎波里塔尼亞的入侵而結束。正如在阿爾及利亞一樣，土耳其駐軍被輕易地擊敗，但是，在意大利統治牢固地確立以前，需要對土著抵抗力量進行長期的鬥爭。
四、波斯人
當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發生時，同樣重要的發展正在鄰近的波斯出現。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看到，17世紀初葉，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統治下達到的偉大的頂點可與奧斯曼帝國在蘇裡曼一世統治下達到的偉大的頂點相比。然後，波斯陷入軟弱無能、默默無聞的狀態，經歷了又與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過讓外界影響使沉悶的氣氛變得活躍的拿破侖遠征、活動範圍廣闊的敘利亞商人和大量的外國傳教士。因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國學者在那裡發現了早救世紀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種類型的世界：
……氣氛是中世紀的：政治和進步幾乎無人提及，談話多半是圍繞神秘主義、玄學和宗教；最熱烈爭論的政治問題是那些與我們時代第七世紀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有關的問題；官方雜誌的偶然出現僅僅喚起人們對外界事務的沒精打來的興趣…；在基爾曼，每星期一次的郵車維持著與外部世界的通訊。
然而，大約正是在19世紀後期的這一時候，波斯開始明顯地受到無所不在的西方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根源和性質通常與在土耳其人中間的影響的根源和性質相似。最初是試圖借用西方的軍事技術，這轉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權和一個新的官僚機構。傳統的穆斯林宗教學校（即madaris）顯然不能提供可以充當新官僚機構的官員的畢業生，更不用說提供可以充當新軍隊的軍官的畢業生了。因此，學生們給派到國外，而種種西方式的新學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漸漸地，出現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對西方的物質進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習慣做法引進自己的祖國。
19世紀後期，由於西方的不斷加強的經濟入侵和剝削，這一小批知識分子能在城市裡喚起群眾的相當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國人就已獲得與後來強加於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相似的治外法權。歐洲大部分強國迅速地倣傚俄國交替自己的國民弄到特別權利。波斯國王為了增加供他們恣意揮霍的資金，願意將壟斷特許權授予外國人；這一點促進了上述過程。波斯卡扎爾王朝最能幹的一位統治者是納綏爾丁國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發現，要為他在國外的花費很大的旅行籌措資金，就必需允許外國人開設銀行、發行鈔票、敷設鐵路和享有出售煙草及其他商品的專利權。1896年，這位波斯國王遭暗殺，表明人們對這些做法極為反感。這一暗殺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因為繼任的統治者不大能幹，同樣地奢侈，並樂於將自己的國家出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勢就是如此；那時，先後傳來了俄國在滿洲遭到失敗和俄國內部出現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於相當數量的波斯學生在俄國的大學裡上學、數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於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廠，這些富有戲劇性的發展對波斯產生重要的影響。1910年，駐聖彼得堡的波斯領事估計，每年有不少於20萬的農業季節工人轉入俄國。這些勞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當代俄國工人階級的那些革命運動的影響。因而，1905年的激動人心的事件不僅在國西方侵犯而驚恐的波斯宗教領袖中間引起了反應，而且在波斯的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反應。
一陣罷工和騷亂的浪潮席捲波斯，直到波斯國王於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職務、召集一次國民議會即波斯議會為止。第一屆波斯議會於1906年10月在德黑蘭召開，制訂了一個自由主義的憲法，波斯國王在兩個月後即他臨死前簽署了這一憲法。新的統治者、反動的穆罕默德·阿里國王決定廢止這一憲法，但是，他有已覺醒的大眾要由他照管。近代以來，波斯第一次正在為一個有真正的群眾追隨者的改革運動所震撼。由於在外國人手下蒙受的恥辱和遭受的剝削，這一運動是強烈地民族主義的、反西方的。一個消息靈通的英國觀察者對波斯改革者的動機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們認識到他們的國家被國外人看不起、他們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價錢被出賣、他們的宗教和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獨立存在均遭到毀滅的威脅時，他們開始要求參與國家的政府。歐洲的許多記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個波斯議會的思想，幾乎在每一頁上像這麼多的鸚鵝一樣重複著「喜歌劇」這個詞。……然而，波斯人已自覺地在為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戰鬥，在這意義上，這個民眾的式符合憲法的政黨可以被非常恰當地稱作「民族主義者」。……實質上，正是這個愛國的政黨代表著進步、自由、寬容，尤其是代表著民族獨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們採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號，不顧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們的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這一時期中，維持現狀的勢力太強大了。沙皇時代的俄國國明顯的原因而堅決地反對改革者，並堅定地支持波斯國王反對波斯議會。英國有矛盾心理：對溫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贊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動。如果這兩個強國互相牽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個經過努力獲得成功的機會。但是，當俄國和英國締結1907年的協議時，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協議條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為俄國的勢力範圍，波斯的東南部為英國的勢力範圍，介於它們之間的地區為中立的緩衝地帶（見第二十章第一節）。不用說，關於這些安排，俄、英兩國沒有同波斯人協商過。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報》上發表的一幅漫畫恰當地表現了波斯人的反應。畫上描繪英國獅子和俄國熊正在粗暴地對待它們之間的一頭不幸的波斯貓，獅子在說：「你能玩弄它的腦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們兩個都能撫摩它的腰背部，」而可憐的貓呻吟著說：「我不記得你們和我商量過這件事。」
貓的確進行過勇敢的戰鬥，但是完全無用。當時，波斯的主要軍事力量是由俄國人訓練和指揮的哥薩克旅。1908年6月，這支軍隊按照波斯國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議會，擊潰它在德黑蘭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赫蒂亞里部落民向德黑蘭進軍，佔領首都，廢黜波斯國王，讓他的12歲的兒子繼位。這時，波斯的真正統治者——波斯議會邀請美國財政顧問W·摩根·舒斯特前來幫助補救經濟創傷。舒斯特組織了一支國庫憲兵隊去收集賦稅，並部署了一系列廣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響的波斯人和俄國人的對抗。後者要求驅逐舒斯特，經過一次力量的顯示之後，於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議會解除舒斯特的職務。第二月，波斯議會突然被解散，從那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波斯幾乎一直為俄國所支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