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渴望與西方的歐洲交往已有3O0年了；300年來，俄國已從那裡獲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學說和最生動的、令人愛好的事物。
彼得.Y.恰達耶夫
考察歐洲對俄國的影響似乎是有悻常理的，因為俄國畢竟是歐洲的一部分，俄羅斯人是歐洲的一個民族。但是，俄國位於歐洲的邊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衝地帶構成。由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經歷完全不同於其他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地不同。因此，俄國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標這一基本問題來煩擾自己。
俄國同西方的關係通常一直是被動地接受的關係。只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俄國才能報答西方，先是報答以俄國偉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後又報答以由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產生的經濟計劃技術和社會促進手段。但是，20世紀以前，歐洲對俄國的影響比俄國對歐洲的影響大得多，而且這種影響一直是俄國發展中的一個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國和歐洲
第一個俄羅斯國家於公元9世紀以基輔公國為中心發展起來（見第八章第二節）。這個早期的俄羅斯國家與歐洲其餘地區有許多聯繫。它不僅越過黑海與拜占庭進行大量的貿易交往，還越過波羅的海與西北歐進行大量的貿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紀時，雅羅斯拉夫大公同歐洲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親關係：他的妹妹嫁給了波蘭的卡齊米日一世，他的兒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了法蘭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爾三世。
以後數世紀中，兩個決定性的發展結合起來相當有效地孤立了俄羅斯。一個發展是，弗拉基米爾六公在公元990年前後決定接受拜占庭東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羅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當時，這兩個宗教之間的差別並不很大。但是，由於有關羅馬教皇的最高權力的教義和實踐在以後數十年間的發展，這兩個教會於1054年分道揚鑣。俄羅斯不可避免地開始捲入天主教世界和東正教世界之間由此發生的長期不和。在君主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後，情況尤其如此，因為君主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羅斯成為東正教的唯一獨立的堡壘。這些事件使俄羅斯人自鳴得意、自以為是、自我孤立。可以想像到的最大的善是俄羅斯東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像到的最大的惡是西方的拉丁思想方式。由於藐視和忽視正在改變歐洲其餘地區的偉大變革，東正教統治下的俄羅斯只有一個目標——保持不為異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切斷俄羅斯與西方的聯繫的另一發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見第八章第二節）。蒙古人只要其俄羅斯臣民承認可汗的宗主權。每年向可汗進貢，就不干涉他們的事務。不過，蒙古人的統治割斷了俄羅斯與歐洲其餘地區的大部分剩下的聯繫。這種聯繫的斷絕在蒙古人統治的兩個世紀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海外擴張和商業革命時到來的。但是，未受損傷的俄羅斯基本上保持不受這些意義深遠的經濟運動和文化運動的影響。東正教的東方沒有與伊拉斯謨或文奇酷似的學者，沒有與富裕爾家族或梅迪契家族極相似的家族，也沒有與里斯本或安特衛普一模一樣的城市。此外，蒙古人給俄羅斯社會留下了他們自己的印記。他們的思想和管理方法為後來的俄國沙是建立半東方的專制主義統治鋪平了道路。17世紀末，莫斯科上層階級中有大約17%的成員具有非俄羅斯或東方的血統；這一點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當俄羅斯人於15世紀擺脫蒙古人時，顯露出來的俄國文明完全不同於西歐的文明。在東正教影響、左右人們的觀點和行動的意義上，這是一種諧和一致的文明。但是，它也是一種基本上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氣勃勃、如此擴張的商業、工業和科學的文明。那些較不盲從、較有遠見的俄羅斯領袖很快就看出他們的經濟和技術的落後是對自己的國家安全的一種無法容忍的威脅。因此，16世紀的俄羅斯人同以後世紀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開始借用西方的東西，作為一種自衛手段。他們首先感興趣的是向西方借用軍事技術。
這一政策不是不切實際或無實際意義的。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生死問題，因為俄羅斯被西面強大的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蘭人與南面的土耳其人和克裡米亞的韃靼人包圍著。值得注意的是，當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向英格蘭的伊麗莎白女王提議建立軍事聯盟甚至聯姻時，波蘭國王急忙給伊麗莎白去信，懇求她拒絕這一提議。「到目前為止，」他寫道，「我們之所以能戰勝它（俄羅斯），僅僅是因為它對教育是外行，也不懂得技術。」因此，當伊凡於1563年一路打到波羅的海的納爾瓦時，這位波蘭國王向伊麗莎白抱怨說，莫斯科大公國的不斷增長的力量是由英國的技術援助造成的。
莫斯科人是天下一切自由的敵人，由於外界帶給他們的東西不斷增多，其力量日益強大。外界帶給他們的不僅是商品，而且還有他們以前所不知道的武器，甚至把能工巧匠即[這類武器的〕製造者也帶給了他們。他們憑借所施展的手段，使自己強大得足以征服其他所有的人。陛下不知道這一改人的力量，也不知道他們對為他們服務的人們所行使的權力。
因此，俄羅斯的鄰國故意地試圖阻止俄羅斯獲得西方的武器和技術。就俄羅斯人方面來講，他們自然企圖打破這種孤立他們的包圍，他們這樣做時不斷地取得了成功。17世紀期間，俄羅斯人僱傭了許多外國軍官來訓練和領導他們的軍隊。這些新成員中，幸運的蘇格蘭士兵尤其傑出。雖然其中多數人在俄羅斯僅服役了很短一個時期，但有一部分人永久地定居下來，變得俄羅斯化了。例如，17世紀時，有個叫利爾蒙特的船長，停止為波蘭人服務，轉而為俄羅斯人服務，他就是19世紀俄國著名詩人萊蒙托夫的祖先。同樣，阿伯丁郡的托威的巴克利在裡加定居下來，他的一個後裔就是巴克萊·德托利將軍，這位將軍曾率領俄軍反對拿破侖的大軍。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這一西方化的過程。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極其巨大的幹勁頒布了3000多條法令，其中許多法令由他親手寫下，幾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機關和軍隊，建立起供養其軍隊的工業，引入成千上萬的各種類型的專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羅斯人到國外去學習，並建立起許多學校——所有學校都具有實利主義的性質：數學和航海學校、海軍學校、陸軍學校、計算學校和居於最高地位的科學院。彼得還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歐旅行，直接學習外國的種種制度和慣例。他對法國文化和英國議會制度沒有興趣，但是，他像一個普通的勞動者那樣在英國和荷蘭的造船場場作工，以便瞭解在他看來對他國家最有用的東西。
通過所有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他所說的打開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戶」的目標。此外，在嚴格的意義上，他是通過打敗瑞典、獲取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而打開這一窗戶的；在波羅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聖彼得堡——新俄羅斯的象徵，就像莫斯科是舊俄羅斯的象徵一樣。不過，這些變化是在遭到全體居民中為數眾多的幾部分人的激烈反對的情況下完成的。彼得的父親、沙皇阿列克謝曾因這類因循守；日的人而不得不放棄他在建立一座永久的戲院和放鬆對外國服裝的禁止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樣，彼得在整個統治期間，不僅必須與群眾的冷漠和懷疑作鬥爭，而且還必須與保守的大貴族和教士的公開或隱蔽的反對作鬥爭。甚至他確已引起的一些變化也在兩個重要方面受到限制：這些變化就性質而言，基本上是軍事的、經濟的和技術的變化，而且，它們僅影響了全體居民中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的一些持贊同態度的成員。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華、引人注目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繼續下去。葉卡捷琳娜認為自己及其宮廷是俄羅斯歐化的媒介。她比獨斷的彼得有知識得多，積極地贊助文學、藝術、戲劇和報刊。她雖然不是一個有創見的思想家，但樂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們的思想。事實上，她以自己是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而自豪，並常常引用啟蒙運動的箴言。在她統治期間，俄羅斯高等貴族已開始歐化到脫離民族傳統的程度。在彼得統治期間蓄鬍子、穿飄垂的東方長袍的貴族，這時在他們的言語、服裝、住宅和社會職來方面模仿起凡爾賽宮廷。在這時期裡，貴族的子女由法國家庭女教師教育，首先學習法語，作為他們的母語，然後撿起只夠管理僕人用的少量俄語。因此，俄羅斯的歐化不再僅限於技術方面，儘管它繼續限制在上層階級內。實際上，歐化的上層階級與作為農奴被束縛在莊園裡的農民群眾之間的鴻溝正愈來愈寬，愈來愈富有刺激性。這種分隔反映在以下這篇對靠農奴勞動供養的驕奢淫逸的統治階級的描寫中：
必須記住，在那些日子裡，一個富裕的俄羅斯貴族保留著他自己的裁縫、鞋匠、鞍工、木匠、馬伕、小馬倌、奶場女工、藥劑師、樂師、男女演員、詩人、建築師、畫家和整整一大群更貼身的僕人如廚師、麵包師傅。糕餅師傅、洗盤子的人、洗燙衣物的女工、男僕、主管酒飯的侍役、切肉人、煮咖啡的人、侍女、隨從和這一類別中的其他所有的人。通常，這些工作的每一種，都有若干人去做，他們配有協助他們的大、小助手。此外，隨著大部分較富裕的貴族不僅擁有許多本內住宅，而且還在鄉下擁有無數的地產，每一住處都充分地配有及自己的一個服務班子。
有個紳士在其住宅的前廳安排了17個男僕，他們必須日夜待在那裡，其中一人準備去替主人取煙斗，另一人準備去瑞一杯水，第三人準備去拿一本書，如此等等。另一紳士保留著300個僕人，在其住宅裡，已確立的儀式包括每日四十道菜的一餐飯。每道菜各由一名身圍白圍裙、頭戴高帽子的廚師端上，他必須把菜放在桌子上，舉起帽子，深深地鞠一個躬以後退下，而12個主管酒飯的侍役和切肉人則身穿紅制服、頭戴搽發粉的假髮，侍候在桌旁。順便說一下，這位紳士還養著七隻貓，這些貓夜間被拴在一張有七條腿的桌子上，如果其中一隻貓碰巧掙脫出來，專門看管這些貓的全體女僕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每個「顯貴」都對為其賓客發明某種新式的娛樂或者提供某種特別的、新的菜餚，感到一種勢利的驕傲。……幾乎在一夜間把一塊田變成一個湖或一座山、幾乎在幾小時內建起一個亭子或一座塔或一道凱旋門或其他建築上的裝飾物，是一種流行的消遣。有個紳士以他的「愛之島」而出名，在這座島上，他把從村子裡挑來的最美貌的姑娘交其賓客們支配；另一紳士提供了最好的藝術和音樂方面的娛樂。
俄羅斯社會的這種顯眼的不公平與葉卡捷琳娜誇耀地提出的啟蒙運動的原則簡直不一致。但是，葉卡捷琳娜是一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無法過分地關心理論和現實的脫節。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依靠貴族的支持，所以，她從未認真地向貴族的利益和特權挑戰。正相反，當法國革命爆發時，她轉而激烈地反對哲人們的學說。她譴責革命是「一種反對宗教的、不道德的、無政府的、可惡的、凶暴的瘟疫，是上帝和君王的敵人」。她還說：「國民議會應該燒死所有最厲害的法國作家，燒死所有將這些作家的語言傳遍歐洲的人，儘管所有這些人都表示反對他們所已製造的可惡的混亂。……至於人民和他們的意見，那是無關緊要的。」
葉卡捷琳娜能如此輕率地不考慮「人民」的意見，但是，其後繼者們的情況就不同了。在俄國贏得對拿破侖大軍的巨大勝利之後，情況尤其如此。1815至1818年間，一支俄國佔領軍駐紮在法國。這些事件自然給俄國的輿論以很深的影響。多數人對西方的優越感和屈尊感得到了加強，但是，佔領軍的許多軍官對他們在其中已生活了4年的比較自由的西方社會有著極深的印象。他們吸收了當時法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激進思想，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當他們於1818年回到俄國時，他們發現沙皇的獨裁是無法容忍的。有位老兵將他回到祖國時的反應描繪如下：
我們從法國取道海路回到俄國。皇家禁衛軍第一師在奧拉寧鮑姆登陸，聽副主教傑爾查文吟詠感恩讚美詩。祈禱時，警察冷酷無情地毆打著試圖移近排列成行的軍隊的人們。這給我們留下了回到祖國對第一個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後，皇帝[亞歷山大一世]在衛兵隊的伴隨下出現了，他騎在一匹漂亮的栗色馬上，手執一把出鞘的劍，他準備在皇后面前放下這把劍。我們都高興地看著他。然而，就在那時，一個農民幾乎是在他的馬底下穿過了街。皇帝催馬前進，握著出鞘的劍衝向那個正在奔跑的農民。警察也用棍棒攻擊那個農民。我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過臉去，替我們敬愛的沙皇感到羞愧。那是我對他的第一次失望；不自覺地，我想起了一隻貓，它轉變為一個美人，不過，她不能看見一隻老鼠而不撲向它。
1814年，在彼得堡的生活對青年來說是令人厭倦的。二年中，決定各國命運的一些事件已從我們眼前過去，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這些事件的參加者。如今，在彼得堡守著空虛的生活，聽老人嘮嘮叨叨地讚揚過去、指責每一個進步的運動，真叫人忍受不了。我們離他們有100年。
正是象上述這樣的情感說明了所謂的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原因。這次起義爆發於1825年12月即亞歷山大一世死後。其首領多半是希望廢除農奴制和專制制度、使俄國西方化的軍官。由於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起義不幸地失敗了。當時，俄羅斯人的生活環境完全不同於西歐普遍的生活環境，所以，他們的確沒準備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準確地說，俄國缺乏商業、工業和已在西方的政治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中產階級。相反，那時存在的是處於社會低層的、被束縛的、無生氣的農奴群眾即通常所說的「黑民」與處於社會頂端的貴族和宮廷。因而，種種改革和十二月黨人所想望的西方式社會皆得不到群眾的支持。
俄國和西方之間的這些基本差別的意義在於使俄國思想家們分成了兩派——西歐派和斯拉夫派。西歐派痛惜上述的差別，把它們看作是俄國發展速度較緩慢的一個產物。因此，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們極力主張其他統治者要和彼得一樣為驅使俄國趕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歐派關於人類文明是統一的基本看法。他們堅持認為，每個國家都體現和表達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試圖使一個國家模仿另一國家，必然結果將是矛盾和不一致。他們認為，俄國和西方之間的差別是根本的、內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進步程度方面的深深的不同點。因此，斯拉夫派把聖彼得以前時期的諧和一致的俄國社會加以理想化，並把彼得看作是俄羅斯文明和民族團結的主要敵人。他們完全不認為西方社會要好些，他們不接受西方社會，認為它是唯物主義的、無信仰的、被衝突和革命撕裂了的。
「和俄羅斯的力量、團結及和諧成對比，」斯拉夫派的一個成員寫道，「那裡只有爭吵、分裂和軟弱，面對這些東西，我們的偉大顯得更加突出——正像光亮對著陰影一樣。……」因此，站在反對方面的一個西歐派成員反駁道：「那裡〔西歐」的文明全是勞動的成果；科學和技術已花費了那麼多代人的那麼多的汗！如果你們丟掉迷信，如果你們拋棄偏見，如果你們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蠻的過去，如果你們不誇耀自己千百年來的無知，如果你們志在佔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類精神所獲得的財富，那麼，那一切全都能成為你們的。」
二、俄國和歐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之間的爭端不是由於一方對另一方的說服，而是由於迅速發展和擴張的西方社會的不可抵抗的壓力，才得到解決。這種壓力通過俄國和一些西方強國——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克裡米亞戰爭（1854－1856年）而得到戲劇性的說明。戰爭是在俄國的土地——克裡米亞半島上進行的，不過，俄國被打敗了，不得不接受恥辱的巴黎條約。這一條約要求俄國撤回它在黑海的海軍部隊和拆毀它在黑海沿岸的防禦工事，而且還強迫他國交出它在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小的但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
克裡米亞的失敗對俄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斯拉夫派來說，是一個嚴重打擊。他們已很有信心地預言，俄國專制制度的優越性會導致一個可與1812年對拿破侖的勝利相媲美的勝利。斯拉夫派的一個成員宣稱：「西方將瞭解到它所誇耀的自由和自由主義制度在危險時候沒有什麼用處，讚美這種制度的俄國人將被迫承認強有力的、指導一切的專制制度是保持民族偉大的唯一手段。」關於戰爭的結果，西歐派並沒分享這種樂觀。實際上，他們預言了災難性的失敗，他們作出這樣的預言，就是因為俄國未能跟上歐洲。
文明現正以它的力量反對我們，我們已為與文明的這場鬥爭做什麼準備工作了嗎？我們不能以我們所有廣闊的領土和無數的人。來對付這場鬥爭。當我們談論反對拿破侖的光榮戰役比我們忘記了自那時以來，歐洲一直在進步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而我們卻一直停止不前。我們不是在走向勝利，而是在走向失敗，我們唯一得到的一點安慰是，俄國將通過這一經歷學到今後對它有用的一課。
西歐派的這一預言證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確的。俄國被打敗了，這場失敗起了暴露舊制度的腐敗和落後的作用。俄國的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時一樣勇敢地作戰。但是，形勢令人絕望地對俄國士兵不利：他們所使用的步槍的射程只有西方軍隊的步槍射程的三分之一。他們只有用帆船來對付英國和法國的汽船。他們沒有名符其實的醫療服務或軍糧供應服務。由於克裡米亞半島上缺乏鐵路，他們不得不用大車來拉軍需品，不得不在抵達前線以前步行數百哩。總之，戰爭失敗了，其原因正如西歐派所察覺的，「歐洲一直在進步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而我們卻一直停止不前。」
舊制度所顯示的破產導致舊制度的變革。第一個變革是解放農奴；農奴甚至在戰爭以前也一直是極不安定的。事實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統治的30年間，已爆發了500多次農民騷動。隨著克裡米亞的災難，農奴的不斷上升的壓力變得不可抗拒起來，尼古拉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二世把解放農奴當作代替革命的唯一辦法。亞歷山大作這決定時也受到許多貴族的鼓勵，這些貴族贊成解放農奴是為了利用日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歐洲對穀物的不斷增長的需求。他們發現，只要全部土地是分配給農奴，他們就無法生產大量的供出口的剩餘糧食，因為農奴種植的糧食在勉強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後，能給貴族地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較有遠見的貴族都贊同把農牧從以往一向將他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的契約中解放出來。這樣，貴族打算將小塊土地聯成一片，採用有效的、大規模的農業技術，並僅僅僱傭那些其勞動力實際上為他們所需要的從前的農奴做散工，如此，他們就無須供養整個迅速增長的農奴人口。換句話說，思想進步的俄國貴族贊成解放農奴的原因與英國貴族在前三個世紀中支持和實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樣的。
由於這些情況相結合，亞歷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頒布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根據該法令的條款，所有農牧都被宣佈為是自由的，農奴耕種的土地在農奴和貴族地主之間進行分配。貴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給農民而得到政府付給的長期國庫券。作為回報，農民必須交納49年的贖地費以償還政府。這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比美國歷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國，《解放宣言》僅關係到少數黑人，而在俄國，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壓倒多數的人口。解放農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證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裡米亞戰爭之後的數十年間，西歐因決定性地促成了俄國的工業化而進一步削弱了俄國的舊制度。工廠工人的數目從1865年的381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000人，進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國生產的鐵和法國生產的一樣多，俄國生產的煤為法國生產的四分之三。工業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半個世紀中的這一迅速發展，並不僅僅是由於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權採取了加速工業化的各種措施，包括提供津貼和實行保護關稅。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貢獻的意義從以下事實中能覺察出來：1917年，投入俄國工業的5億英鎊的總額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國投資構成的。外國資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產量、60％的銅和鐵礦產量以及80%的焦炭產量。
這些發展意味著1914年的俄國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時的俄國更與歐洲相似得多。然而，這些不斷增長的相似之處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國社會中的某些分裂和衝突。其中之一是農民群眾的不斷增加的騷動和不斷增長的政治覺悟。他們決沒有滿足於廢除農奴制的法令中的條款，他們覺得，這些條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給了貴族。在以後數十年中，隨著農民人數迅速增加，他們對土地的渴望也相應增長，變得愈來愈不滿足於現狀。農民不滿的另一根源是難以忍受的沉重的稅收負擔。他們不僅要為他們在1861年時得到的土地交納贖地費，而且還要交納各種地方稅。此外，他們還要負擔俄國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因為很高的保護關稅使他們所購買的製成品的費用上升。農民不滿意的範圍和強烈程度隨著農民對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強烈反抗的日益頻繁而變得明顯。以下這段文字中描寫的事件發生於1917年，但是，還有許許多多具有類似性質的其他事件發生於19世紀末葉和2O世紀初葉。
關係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條路邊，一個男子爬上一根電話柱，割斷了把北面地平線上的一個莊園主的住宅與沿著向南的鐵路線的城市、警察局和兵營連接起來的一根繳細的通訊聯絡線。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莊園主的住宅此時十分孤獨地坐落在那裡，然而，情況並非真是如此，因為在見得到這一住宅的園林的地方，有幾個農莊。因而，兩個成分——農民和地主——暫時處於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幾小時內，莊園遭到了洗劫，宅第陷號火焰之中，在火焰圍內的某處，宅第的主人死在那裡。
這種農民的不滿由1898年組織起來的社會革命黨從政治上表現出來。因為在1905年革命爆發以前，俄國不允許有政黨存在。所以社會革命黨只好作為一個非法的秘密團體從事活動。其政綱的主要點是把國家和貴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他們在兩個重要方面不同於各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首先，他們認為農民而非城市無產階級是俄國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們提倡並實行個人的恐怖主義行動，而不是依靠群眾的組織和壓力。在社會革命黨內部，有一個指揮恐怖主義活動的非常秘密的戰鬥組織。它的成功可以從其著名受害者的長長的名單上得到估計，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長、國家的大臣甚至沙皇的叔父塞爾吉大公爵。這個戰鬥組織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動之後，就要發表聲明解釋並誇讚那次行動。它在暗殺內務大臣D·S·西皮亞金以後宣佈：「在我們的大臣們學會理解人類的語言和傾聽國民的意見以前，槍彈聲是我們與他們交談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我們無須解釋為什麼要處死西皮亞金。他的罪惡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遍的詛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歡迎。」
與農民的騷動相一致的是隨著工業的發展而出現的城市無產階級的騷動。俄國工業化的早期日子裡。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包括了對勞動力的嚴重剝削：16小時工作日、低工資、童工、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根據關於1895年莫斯科工人階級住房建築的一份報告，「不加誇張地說，這些地方只能與養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門窗打開時，空氣也是沉悶的；沿牆壁一帶和在睡覺用的長凳上，可見到發霉的痕跡。地板是看不見的。因為上面蓋滿了污物。」
在這些條件下，俄國工人與中歐和西歐的工人一樣，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因而，一個社會民主黨於1898年成立，正如類似的社會黨已在歐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樣。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也像其他社會黨那樣，分裂成修正主義派和正統派，即在這種情況下所稱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
這一分裂發生在1903年在倫敦舉行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爭論點與黨的成員資格和黨的紀律有關。正統派的領袖尼古拉·列寧堅持認為，由於沙皇的實行鎮壓的獨裁政府，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必須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黨。成員資格不應該給予任何交納黨費的同情者，而應該僅給予一小批專職的職業革命者。這精選出來的全體成員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開展活動。黨面臨的任何重要問題都可以由成員們自由地討論，直到以民主的方式通過投票作出決定為止。但是，作出決定後，原則的「集中制」部分開始起作用。黨的每一個成員，不論其個人傾向如何，都必須堅定不移地支持這時的「黨的路線」，違者開除出黨。
列寧強調，只有實行這種嚴格的紀律，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才能有效地進行地下工作。列寧贏得了1903年代表大會的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因此，他的擁護者從此以後被稱為布爾什維克——這一俄語單詞的詞義為「多數派」，而他的反對者被稱為盈什維克，也就是「少數派」。不過，應該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布爾什維克仍是一個極小的團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前線的失敗引起的混亂和苦難給了布爾什維克以機會，使他們能利用其優良的組織來動員和領導心懷不滿的群眾。
20世紀初，除農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國還有一個中產階級也對沙皇政權愈益不滿起來。反映這批人的觀點的政治組織是立憲民主黨，通常以其縮寫名稱稱為卡德茨（Cadets）。這個黨建立於1905年，其綱領和英國自由黨的綱領相似：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並設立一個類似於英國下議院的議會機構與它相平衡。立憲民主黨包括了俄國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當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後不得不接受一個民選議會（杜馬）時，立憲民主黨由於它對議會程序的知識和明確表述而在審議方面起了領導作用。然而，立憲民主黨從未贏得可與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的擁護者相比較的大批追隨者。一個原因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受到阻礙，俄國的中產階級人數較少。中產階級還因為國民經濟的很大一部分為外國勢力所控制而受到進一步的削弱。此外，立憲民主黨特別易屈服於沙皇獨裁政府的壓力，因為出於他們的中產階級的背景，他們不太願意用暴力對付暴力。當時的一位英國觀察者對他們的地位之軟弱作了如下分析：「立憲民主黨雖然應該得到他們是帝國中組織得最好的一個政黨的聲譽，但沒有牢牢控制住國家，因為他們不具備這種控制力，他們不能實踐自己的觀點，不能正確評價自己的世界哲學，沒有在人民中生根。因此，他們沒有得到農民和工人對他們這一政黨的支持，他們僅代表他們自己。」
20世紀初西方對俄國的影響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漸破壞了一個獨特的、諧和一致的社會；由此產生的種種壓力和衝突的反響終至成為1905年和1917年的偉大革命。在考察這些大變動以前，我們將概述俄國在亞洲的政策和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為1905年革命準備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國和亞洲
正如俄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由歐洲的經濟、技術優勢決定的一樣，俄國和亞洲之間的關係由俄國的優勢決定。由於這一優勢的緣故，乃至18世紀的俄國已能制服西伯利亞的部落民，向東擴張到太平洋。但是，在東南部，俄國人由於強大的、人口稠密的中國帝國而停止前進，不得不接受了把他們限制在阿穆爾河以北地區的尼布楚條約（1689年）。
18、19世紀期間，俄國人重新向東面和南面推進，獲得阿拉斯加、阿穆爾河流域和中亞，從而完成了他們的帝國。阿拉斯加的獲得只不過是較早時期橫越西伯利亞、向較空寂的地區推進的一個繼續。但是，在阿穆爾河流域，俄國人戰勝了中國帝國，在中亞，他們把自己的統治強加於古老的穆斯林開國。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為俄國在技術上穩步前進。這種進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實際上是從西方得到的——不過它足以使俄國人在與東亞的中國人和中亞的穆斯林交往時佔有決定性的優勢。因此，俄國人繼續擴展他們的帝國疆界，直至受到那些技術方面不相上下或佔優勢的勢力的阻擋為止——那些勢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國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國人以及在滿洲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俄國人向阿拉斯加的推進是在彼得大帝統治期間開始進行的。這位西方化的沙皇對遠東和對歐洲一樣感興趣，因此，他挑選丹麥血統的海軍軍官、維圖斯·白令船長率領一支探險隊前往美洲大陸。彼得的指示簡明、扼要，這也是他作指示的一個特點。
在堪察加或其他某一地方建造一、二條裝甲板的船。駕著這些船沿北去的海岸航行；這條海岸的界限尚不清楚，看來像是美洲海岸的一部分。要確定它在哪裡與美洲相也要航行到在歐洲人管轄之下的某一居留地，如果遇到歐洲船，要向它瞭解這海岸的名稱，記錄下來，登陸，獲取詳細的情報，畫一張地圖，把它帶到這裡來。
白令於1728年和1740年進行了兩次探險。他沒有解決西伯利亞和美洲是否在陸上相連的問題，因為他先東航越過白令海，然後才抵達至今還帶有他名字的、把兩個大陸分隔開的海峽。但是，白令和他的同事確踏勘了阿留申群島，而且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陸。俄國商人為有利可圖的海獺皮貿易所吸引，緊跟在探險者後面。商人們首先剝削阿留申群島的島民，然後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貿易站。1799年，各種私營貿易公司聯合組成俄美公司。俄國在阿拉斯加的傑出領導人是亞歷山大·巴拉諾夫，他積極地、獨斷獨行地指揮各種活動達派年。他的主要問題是要把糧食從西伯利亞運過世界上風暴和霧最多的一個海洋。因此，巴拉諾夫派遠征隊沿著美洲海岸去建立能在那裡為阿拉斯加的貿易站種植新鮮糧食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國人在聖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羅斯河旁設立羅斯堡，到1819年，他們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塊殖民地。
這一擴張導致俄國與西班牙和美國的不和。實際上，俄國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明顯地有助於1823年門羅主義的發表。最後，俄國人決定放棄他們在美洲佔有的土地。皮毛貿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瀕於破產。俄國人擔心阿拉斯加太遙遠了，他們無法保護它不受美國擴張主義的侵害。他們預料自己遲早會失去這一地區，就於1867年以70O萬美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美國，也就是說每英畝土地的價格不到2分錢。
阿穆爾河流域其時，俄國人在北美洲的活動重新引起俄國人對阿穆爾河流域的興趣。俄國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個出口作為向他們的美洲殖民地供應物資的基地。他們的確有了鄂霍茨克港，但這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這港口每年一直冰凍到6月，而且幾乎不斷地被霧籠罩。此外，這港口瀕臨一條淺河，河內有危險的沙堤阻塞河口。因而，俄國人文重新以渴望的目光前寬闊的、可通航的阿穆爾河看，因為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已將他們從這條河那裡逐走。
俄國人的興趣由於中、英之間1839至1842年的所謂的鴉片戰爭而得到進一步的促進（見第十六章第一節）。作為戰爭的結果，英國併吞了香港，並在長江流域有了極大的勢力。俄國人這時決心在阿穆爾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國人下一步獲得對阿穆爾河河口的控制，從而堵住他們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僅僅10年的時間裡，俄國人實現了他們在這一極其重要的地區的所有目標。他們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年青購民古拉·穆拉維約夫伯爵的野心和幹勁，他於1847年38歲時被任命為東西伯利亞總督。另一原因是中國的軟弱，那時的中國與17世紀中將俄國人從阿穆爾河流域逐走的強大帝國相比，只是一個空殼子。
穆拉維約夫伯爵擁有總督的廣泛權力，但是，他仍越權派遣從事探險的遠征隊把俄國旗幟插到外國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軍官、來維爾斯科伊船長（後來的海軍上將）在堪察加半島建立了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攆走薩哈林島上的日本移民後，踏勘並佔領了該島，使汽船在阿穆爾河下水，鼓勵俄國殖民者定居阿穆爾河流域，並沿阿穆爾河河口和朝鮮邊界之間的海岸建立了許多貿易站。對一個巨大地區的這種侵入的顯著特點是僅使用了少量的人。東維爾斯科伊只有其船上的全體船員可由他支配，因此，他派6個人守衛一個貿易站，派7個人守衛另一貿易站。再各派8個人守衛其他兩個貿易越。由於整個地區是一片中國人對它只有模糊的宗主權、沒有任何控制的無人地帶，這種小規模的行動是可行的。實際上，中國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國的做法，是俄國政府自己於1851年5月把所發生的事通知了中國人。
5年後，也就是1856年，戰事再一次在中國和英國之間爆發。中國人又遭慘敗，不得不因天津條約（1858年）而向西方商人開放更多的港口和作其他的讓步。穆拉維約夫抓住這一機會警告中國人注意英國人控制阿穆爾河的危險，並提議俄、中兩國共同防守這一地區。結果是訂立璦琿條約（1858年）；根據這一條約，俄國獲得阿穆爾河的至烏蘇里江為止的左岸，此外，俄國和中國對阿穆爾河的直到大海為止的兩岸行使共同的主權。
穆拉維約夫這時仔細地勘探了新贏得的地區，發現由於阿穆爾河下游區的冰的形成情況，控制該河的兩岸對航行方面的目的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還在朝鮮邊界附近的海岸發現了一個極好的港灣。他不顧璦琿條約的規定，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城市（1860年），用意深長地把它取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東方的王后。當時，中國已捲入與西方強國的進一步的糾紛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聯軍佔領。俄國駐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納蒂夫伯爵作為調解人提供了幫助，成功地使同盟國在不太煩苛的條件下撤離首都。作為對這一幫助的報酬，中國政府心甘情願地議訂了北京條約（1860年），把阿穆爾河的從烏蘇里江直到大海為止的兩岸以及從阿穆爾河河口到朝鮮邊界的整個沿海地區給了俄國。隨著贏得這些新的遼闊的（存在到今天的）邊遠地區，俄國在遠東的擴張開始停止。這種擴張直到別世紀初才又重新開始，因為20世紀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試圖向南侵入朝鮮和滿洲，從而加速與日本的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中亞在此期間，俄國人也正在侵入中亞，不過，他們向這一地區的推進是直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時才開始的。之所以會耽擱，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缺乏可與北方有利可圖的皮毛貿易相比的經濟刺激。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亞的氣候和植被全然不同於俄國人所習慣的氣候和植被。緊靠著西伯利亞南部的是居住著哈薩克遊牧民的草原區。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點綴著供養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國的肥沃綠洲。19世紀末葉以前，這些汗國在軍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亞部落強大得多，能夠一直避免與俄國人親近。實際上，俄國人為了擋住遊牧民對其西伯利亞居留地的襲擊，已在18世紀期間從奧倫堡到鄂木斯克修築了一系列防禦工事。
在1824至1854年的30年間，俄國人征服了直到錫爾河的哈薩克草原，從而首次進入中亞。他們希望錫爾河充當一條永久的天然邊界，但情況證明並非如此。遠離首都、渴求榮譽和晉陞的地方指揮官野心勃勃，時常通過造成既成事實來迫使政府有所行動。擄掠集團的經常性的騷擾也致使俄國人不顧聖彼得堡的疑慮和英國的抗議，進一步奮力前進。甚至英國政治家寇松勳爵也承認：「由於缺乏實際的障礙，由於所面臨的敵人對生命的統治是劫掠，而且他們除了失敗外不懂得外交上的邏輯，所以，俄國正像地球理應要繞太陽轉一樣，不得不前進。」
中亞穆斯林文明的傳說中的中心，一個又一個地陷入正在前進中的俄國人之手——塔什干於1865年陷落，布哈拉手1868年陷落，希瓦於1873年陷落，格奧克-傑彼於1881年陷落，梅爾夫於1884年陷落。這些猛烈的推進使在印度的英國人大為驚恐，遂戰爭的危機和謠言一再發生。然而，這一世紀是在沒有公開衝突的情況下過去的，主要原因在於英、俄相隔的距離非常遙遠、運輸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間的鬥爭不是圍繞武器的較量，而是圍繞控制介於它們之間的國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進行的。
俄國的統治大大地改變了中亞，不過程度上仍不及美國的統治對印度的改變。在積極方面，俄國人廢除了普遍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貿易，僅僅在撒馬爾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0，000名奴隸。俄國人還鋪築鐵路，其中著名的是奧倫堡-塔什干鐵路線，它幫助俄國人進行征服和實現現代化。由於廉價的運輸和俄國紡織工業的不斷增長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驚人的增長。1884年，在俄國人的倡議下，有300俄畝土地（1俄畝=2.7英畝）用於種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種植面積已猛增到90000俄畝。俄國人還引進某些土地改革，包括減少農民的稅和農民對國家及地主所須履行的義務勞動。
另一方面，由於俄國人有計劃地徵用哈薩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數目減少，並出現普遍的饑荒。俄國人沒有為土著的教育做什麼事，把這一工作幾乎完全留給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諸如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之類的領域，他們不及在印度的英國人活躍。最後結果是，在給中亞和沙皇帝國的其他地區一樣帶來許多變化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前，眾多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並沒有因俄國人的到來而受到什麼影響。儘管有了鐵路建設和棉花栽培的傳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還是生活在為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裡。
滿洲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興趣從中亞轉移到遠東。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正慢慢地接近完成，為俄國的經濟擴張和政治擴張提供了新的機會。新任命的財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向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呈遞了一份報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報告中說，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將代替蘇伊士運河、成為前往中國的主要商人路線。他預見到俄國將處於亞洲和西方世界之間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張建立中俄聯盟作為實現上述地位的最好手段。
1895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見第十六章第一節）為維特所贊成的聯盟鋪平了道路。中國又輕易地被打敗，再三懇求英國和美國進行調解。英、美兩國的拒絕迫使中國接受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根據條約，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給日本。但是，俄國這時與德國和法國一起進行干涉，迫使日本人歸還遼東半島。
這一幫助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與俄國簽訂一個秘密條約。該條約規定在日本侵略的情況下相互援助，而且還將建造穿過滿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東鐵路的特許權授予一家共同的中俄銀行。這家銀行名義上是一個私營公司，但實際上卻為俄國政府所擁有、歸俄國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它已在滿洲敷設了總長為1596哩的鐵路。
1898年，為了對包括戰略港口旅順在內的遼東半島進行為期25年的租借，俄國跟中國談判；隨後，俄國開始了在遠東的下一步推進。兩年後，俄國人利用伴隨義和團起義而來的動亂佔領了整個滿洲地區。俄國這種穩步的侵佔使日本人驚恐，因為日本人對亞洲大陸有他們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獨力阻擋俄國人，所以決定通過獲得同盟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們與英國締結軍事聯盟（詳見第十六章第八節）；這一後盾增強了日本人的力量，他們決心向俄國進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議，俄國應該承認日本在朝鮮的「佔優勢的利益」，作為回報，他們將承認俄國在滿洲鐵路事業方面的「特殊利益」。
對日本人的這一提議，俄國人的意見有分歧。財政大臣維特伯爵贊成接受提議，因為他感興趣的是經濟侵入而不是帶有戰爭危險的政治併吞。但是，有影響的俄國冒險家們在朝鮮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專心一意地促進他們的個人財富。俄國軍界由於他們在旅順港的現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的漫長距離，想在朝鮮沿海一帶獲得一個基地。俄國某些政治家因為擔心國內不斷高漲的革命浪潮，贊成以一次「小小的勝利的戰爭」充當民眾騷動的避雷針。無疑，在他們的心目中，或者說在軍人的心目中，俄國將在與日本的戰爭中取勝。事實上，他們輕蔑地稱日本人為「馬卡基」即「小猴子」，而且他們還認真地辯論一個俄國士兵是否抵得上一個半甚至二個日本士兵。
這批冒險家、軍國主義者和政治家獨行其是，設法免去維特的職務，實際拒絕了日本人的提議。由於有與英國的聯盟作保障，再加上擔心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即將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斷地發動了攻擊。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談判，三天後，他們未經正式宣戰就進攻在旅順港的俄國艦隊。
日俄戰爭在隨後的戰役中，日本的大衛始終擊敗俄國的歌利亞。由於俄國軍隊在離歐洲俄國的工業中心數千里遠的地方作戰，橫貫西伯利亞的單軌鐵路完全不能滿足他們的供應需要。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日本人包圍了旅順港，經過148天的圍攻，於1904年12月19日佔領了這座要塞。第二階段由在滿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戰役構成。日本人在這些戰役中也獲得了勝利，把俄國人趕到瀋陽以北。然而，這些戰役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為俄國軍隊仍未受損，而且還隨著交通的改善而得到增援和加強。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贏得了一個導致和平談判開始的壓倒的勝利。由於令人難以置信的目光短淺，俄國人把他們的經過倉促整修的波羅的海艦隊派往日本；這支艦隊沿著歐洲和非洲的整個西海岸往下航行，繞過好望角，然後穿過印度洋，向北沿東亞海岸駛向日本——航行的距離相當於地球圓周的三分之二以上。1905年5月27日，俄國艦隊終於到達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它立刻遭到在數量和實力上均佔優勢的日本艦隊的攻擊。實際上，短短幾小時內，所有俄國艦船就被擊沉或捕獲，而日本人僅僅失去幾艘驅逐艦。
由於這一毀滅，特別是由於戰爭在國內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經開始，俄國人準備討論和平。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談判，因為儘管他們贏得了勝利，但他們的貧乏的資源已因戰爭負擔而被濫用。1905年9月5日，樸次茅斯和約被簽訂；根據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最高的政治利益、軍事利益和經濟利益」，放棄在滿洲的所有優惠減讓或獨家特許權，並將薩哈林島南部割給日本、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轉與日本。
如此，日本人阻擋了俄國在遠東的擴張。直到40年後，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慘敗時，俄國才能夠恢復在樸次茅斯和約中失去的領土。不過，俄國在1905年僅被迫放棄了數平方哩的邊緣地區。它仍然像今天那樣，是一個巨大的亞洲強國，擁有包括西伯利亞的廣闊區域和中亞的沙漠地帶的領土。因此，在所有歐洲強國中，只有俄國如今擁有一條穿過亞洲中心——從黃海邊的朝鮮到黑海沿岸的土耳其——的邊界。在歐洲強國中，只有俄國如今在亞洲之內朝外看，而不是象西方強國那樣，僅留有如澳門和香港之類的帝國殘餘物。對我們自己的時代來說，這就是從葉爾馬克越過烏拉爾山脈到日、俄兩國在滿洲平原上交戰這三個世紀中俄國陸上擴張的意義。
四、第一次俄國革命和結果1905-1914年
當日俄戰爭在遠東打響時，革命正在戰線後面的俄國內部傳播開來。革命的根源可以在農民、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長期的不滿中找到。這種不滿由於與日本的戰爭而更趨嚴重，因為與日本的戰爭一開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連串失敗後愈來愈如此。最後，發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謂的「流血星期日」——這一事件提供了使第一次俄國革命爆發的火星。
在那個重大的星期日，由數千人組成的一大群人平靜地朝聖彼得堡的冬宮行進，這是一次獨特的示威，實際上是一支宗教隊伍，以教士喬治·加邦神父為首，後面跟隨帶著聖像、唱著俄國讚美詩、手無寸鐵的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的情願包括恭敬地請求實現諸如代議制議會、免費教育、八小時工作日、漲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之類的改革。如果當時抄皇或其代表接受請願、答應予以仔細的考慮，那麼人群本來很可能會平靜地散去。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是家禁衛軍向聚集的群眾開槍。75至1，000人被槍殺，200至2，000人受傷。傷亡數字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是因為某些目擊者僅報告了星期日的傷亡人數，而騷亂在首都又繼續了兩天。
無緣無故的大屠殺在全國激起猛烈的反應。向來愛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感情的迸發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飲演講中宣稱：
親愛的親兄弟們，帝國士兵的槍彈已毀掉了我們對沙皇的信任。讓我們向他和他的整個家族報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國土地上的所有剝削者報仇。去吧，去劫掠帝國宮殿！所有殺死我們無辜的妻子和兒女的士兵和軍官、所有的暴君、俄國人民的所有的壓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詛咒懲罰你們。
流血星期日無可挽救地打碎了這麼許多俄國人歷來所珍愛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親」的形象。整個帝國的公民轉而反對沙皇政權，使1905年俄國大革命突然發生。這一初步的大動亂在帝國政府能夠再宣稱自己的權力以前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間，是革命浪潮興起的階段。所有的階級和勢力都起來反對獨裁政府：諸從屬民族要求自治，農民搶劫莊園主的住宅、奪取地產，城市工人組織地方議會即蘇維埃進行革命活動，各地的大學生走出教室，黑海艦隊的水兵發動兵變、奪取他們的艦船。世界目睹了整個民族舉行罷工的非凡景象。沙皇除了屈服外別無選擇，因此，他頒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這個宣言讀起來像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狀。它允諾給予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而且還准許俄國有一部憲法和一個民選的國民議會即杜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階段中，起義繼續處於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團結。主要由中產階級分子組成的溫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的激進派要求制憲議會而不是沙皇的大臣來制訂新憲法。為了達到目的，激進派試圖通過組織更多的罷工和騷動來延長革命。然而這時，政府已強大起來。能夠進行回擊。1905年9月5日與日本的樸次茅斯和約的簽訂，使許多軍隊能夠被派回國內去恢復秩序，而從巴黎和倫敦得到的4億美元的適時的貸款大大地加強了搖搖欲墜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夠撲滅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進行的危險的工人起義。其時，溫和派因長期的暴力行為而和激進派疏遠，正轉移到政府一邊。因此，到1906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經過去。
從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階段，是沙皇政權得到鞏固的階段。政府軍隊追捕緝拿激進派成員和反抗的農民，在有些情況下，還燒燬整個的村莊。5月6日，政府頒布了所謂的《基本法》；按照這一法律，沙皇被宣佈為專制君主，對行政部門、軍隊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選的杜馬可以與上議院一起分享立法權。而它的預算權則受到嚴密限制。杜馬於5月10日開會，拒絕接受《基本法》，並激烈地批評政府。隨即出現了一個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馬。杜馬的不受束縛的成員以牙還牙，號召國民拒絕納稅，然而，響應是微弱的。事實上，到這時，革命的潮流已經衰退，第一次俄國革命已走完其應走的歷程。
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給俄國的歷史進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俄國這時有了一個立憲政體，儘管杜馬是柔弱的。1907年2月，第二屆杜馬經選舉產生，但結果證明它甚至比第一屆杜馬更敢於挑戰。於是，政府大幅度地減少選舉權，使分別於1907年和1912年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變得令人滿意地保守和屈從。不過，專制主義的沙皇獨裁政治確隨著《十月宣言》的頒布而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杜馬愈來愈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直到隨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到來而被掃除為止。
1905年的種種事件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們對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傳統作出了貢獻。關於沙皇的「小父親」的觀念已永遠一去不復返了，政治氣候也受到相應的影響．蘇維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並已證明了它們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機關的價值。誠然，1906年以後，一種平靜似乎降臨，但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短暫的平靜。例如，舉行罷工的工人人數從1905年的100萬人下降到1908年的9萬人，進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罷工人數又上升到100萬人，並在以後兩年中保持在這一水平上。然後，所有的衝突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突然停止。但是，由於在前線所遭到的災難性的失敗，新的暴風雲聚集起來，沙皇政權進入了它再也未能擺脫的一個新的動亂時期。因此，1905年的俄國革命作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綵排而惹人注目。
五、結論
19世紀的俄國呈現了這樣一個不發達國家的悲慘景象：它試圖使自己現代化，但僅獲得不充分的成果，產生破壞性的影響。現代化的偉大倡導者是1892至1903年的財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他曾在1900年8月給沙皇的一份報告中，告誡沙皇注意迅速工業化的需要，他當時所說的話與25年後斯大林說的話驚人地相似：
國際競爭並不等待我們。如果我們不採取有力的、決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們的工業能在以後數十年間滿足俄國以及處於我們的影響之下——或者應該在我們的影響之下——的亞洲國家的需要，那麼，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外國工業就會突破我們的關稅壁壘，在我們的祖國和以上提到的亞洲國家中立足，並深深地扎根於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經濟上的落後也可能導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後。
維特不顧一切地試圖實現他所想望的工業化。他採用金本位制，給予某些工業以津貼，給外國資本家以特許權，在國外募集大量貸款，並設立很高的保護關稅。俄國工業在這些刺激下確取得了良好進展，但整個國家與西方相比仍明顯地、令人痛苦地落後。1897年1月的統計數字揭示了人們所熟悉的所有不發達的症狀——文盲率高、嬰兒死亡率高、按人口計算的公路和鐵路的哩數很低、農業生產率和工業生產率也同樣地低。
俄國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正在進一步落後於西方各國。例如，它的經濟增長率儘管在20世紀初突然上升，但仍趕不上德國的經濟增長率。俄國愈是試圖迎頭趕上，便愈是落後。同樣使人驚恐的是，俄國社會多數成員從根本上反對維特的工業化綱領。不僅心懷不滿的工人是如此，農民和土地貴族也是如此，因為農民承擔了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而土地貴族生來就希望保持其傳統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資本家，無論他們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
因而，維特成為沙皇的一個政治包袱，於1903年8月被免職。他的免職使沙皇俄國的致命的困境顯得更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業化的西方的物質成就，另一方面從根本上偏愛本國的農民傳統。關於這一矛盾的結果，有位高級官員在1914年2月準備的、關於與德國的戰爭的含意的一份備忘錄中作了描述。他強調了俄國工業的「未發達的狀況」、國家「對於外國工業的過於巨大的依賴」、「技術的落後」和「戰略鐵路網的不充分」。他下結論說，戰爭將像在1905年那樣帶來失敗，而失敗又將通過被喚醒的群眾而帶來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識分子反對黨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權威，將無力阻擋由他們自己喚起的民眾的潮流，俄國將被拋入無法預見其結局的沒有希望的混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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