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的辯論——由此而產生的不信任的決議——勞合·喬治在議會中的最後一擊——我竭力設法扭轉下院的形勢——我對首相的勸告——5月9日的會議——德國的進攻——5月10日和首相的談話——荷蘭的苦難——張伯倫先生提出辭職——英王邀請我組織內閣——工黨與自由黨參加內閣——事實與夢想。
在短暫的挪威戰役中所發生的許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國內引起了深刻的騷動，甚至就戰前若干年間最不活動、最遲鈍的人們來說，其中有些人的情緒也變得愈來愈激昂。反對黨要求對戰爭的形勢進行辯論，經過安排，決定在5月7日舉行。下院擠滿了神情非常激動而又悲痛的議員們。張伯倫先生在開場時所作的聲明，不能遏制敵意的浪潮。
在嘲笑聲中，他的發言被打斷了。人們要他回想一下他在4月5日所發表的演說；當時他在另一種場合下，曾經輕率地說過「希特勒錯過了時機」。首相說明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和三軍參謀長的關係；並且在答覆赫伯特·莫裡森先生的質詢時，明確地說明在挪威戰役中，我還沒有取得這種權力。下院中執政黨與反對黨雙方的議員，相繼發言，以非常嚴酷和激憤的態度，攻擊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腦。發言者發現他們博得整個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歡呼聲，越來越響亮。而熱衷於在新的戰爭中建立功勳的羅傑·凱斯爵士，對於海軍參謀部企圖佔領特隆赫姆的計劃歸於失敗，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當我看到局勢的演變多麼不妙時，我始終不斷地請求海軍部和戰時內閣，讓我負起全部的責任，並領導艦隊進攻。」
他身穿海軍元帥的制服，以非常迎合當時下院情緒的態度，提出技術性的詳細資料並以他專家的權威，為反對黨的指責助威。坐在政府席後面席位上的艾默裡先生，在響徹下院的一片歡呼聲中，引用克倫威爾向長期議會所說的幾句專橫的話：
「你們在這裡坐得太久了，再也不會幹出什麼好事。我說，你們走開！讓我們和你們從此一刀兩斷。看在上帝的面上，走罷！」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區的議員、一位聲名卓著和經驗豐富的樞密顧問官的口中竟然說出了這樣一句令人痛心的話。
第二天，5月8日，雖然議會中的辯論，在討論休會動議的情況下繼續進行，但它卻具有不信任決議的性質，而赫伯特·莫裡森先生以反對黨的名義，宣佈他們要求舉行信任投票。首相再一次站起來，表示接受挑戰，而且在一段不幸的發言中，向他的朋友們呼籲，要求給予支持。他有權利提出這種呼籲，因為他的這些朋友過去對於他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都曾給予支持，因此，在戰前那些「被蝗蟲吃光的年代」中，應該分擔他的責任。但到了今天，他們自覺慚愧，緘默不語，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經參加了反對派方面，進行充滿敵意的示威了。這一天，人們看到勞合·喬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後一次決定性的干預。他在一篇不超過二十分鐘的演說中，對政府首腦進行了充滿惡意的抨擊。他企圖替我開脫說：「我並不認為海軍大臣對於在挪威發生的一切，應負全部的責任。」我立即插話申明：「我對海軍部所作的一切，負完全的責任；我也願意接受我應該負的全部責任。」勞合·喬治先生警告我不要為了掩護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彈擊中而把自己變成一個防空洞，然後，他把目標轉向張伯倫先生說：「現在不是誰是首相朋友的問題。當前的問題要大得多。首相曾經籲請大家作出犧牲。全國都準備作出各種犧牲，但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國家必須有領導的人物，政府必須明確地表示它要達到的目標，而全國必須能夠相信領導他們的人正在盡他們的最大的努力。」他最後說：「我莊嚴地聲明，首相應該以身作則，首先作出犧牲，因為在這次戰爭中，沒有比首相犧牲自己的職位，更能對勝利作出貢獻的了。」
作為閣員，我們大家都團結一致。陸軍大臣和空軍大臣都已經發言了。我自告奮勇地來作結束辯論的演說。這也是我的職責所在，不僅是為了要對我所效勞的首長表示忠誠，而且也因為在我們以不夠充分的軍事力量，冒險企圖援救挪威的戰役中，我曾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說，儘管不斷地被主要來自工黨反對黨席位上的發言所打斷，但我盡我的最大的努力，設法使政府重行控制下院。當我回想到前幾年工黨的錯誤和他們奉行的危險的和平主義，以及在戰爭爆發前四個月，他們團結一致地反對實行徵兵，我在發言時，精神非常振奮。我覺得有權提出這種批評的，是我本人和少數與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絕不是他們。當他們將我的話打斷時，我立即反唇相譏並加以蔑視，有幾次喧囂聲震耳欲聾，以致我無法使人聽清我的發言。但是自始至終，他們的憤怒顯然並非對我而發，而是以首相為對象。我盡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不顧一切其他的考慮，為首相進行辯護。到十一點鐘我坐下時，議會即舉行投票。結果政府獲得八十一票的多數，但有三十個保守黨人投票贊成工黨和自由黨反對黨，另有六十個保守黨人棄權。這次的辯論和投票表決，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實際上，無疑強烈地表現出下院對於張伯倫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在辯論結束以後，首相請我到他的房間去。我立刻看出，他對於下院對他的情緒持有最嚴重的看法。他覺得他不能再繼續執政。現在應該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僅僅一個政黨負擔不起這樣的重任。現在必須有人出來組織一個由各個政黨參加的政府，否則，我們就不能度過難關。由於辯論中充滿敵意的發言，使我非常激動，同時又感到我本人對有關爭端在過去所持的立場極有把握，因此，我堅決傾向於繼續戰鬥下去。「這是一場損害我們的辯論，但你仍有一個可靠的多數。
不要為此事而感到痛心。況且關於挪威的局勢，實際上比起向下院所能報告的情形要好些。你應該從各方面加強你的政府，讓我們繼續奮鬥，直至我們擁有的多數背棄我們時為止。」
我所說的話，內容如此，但張伯倫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當我午夜前後離開他時，心裡感到，如果沒有其他的出路，他一定會堅持犧牲他自己的決心，而不願嘗試由一黨組成的政府來領導繼續作戰。
5月9日早晨所發生的事情，我現在已記不清了，但是卻有過下列情況。金斯利·伍德爵士，作為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們兩人長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
從伍德爵士那裡，我知道張伯倫先生已決定組織一個聯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擔任政府的首腦，他願意讓給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夠勝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會奉命負起領導的責任。這種前景，既沒有使我興奮緊張，也沒有使我驚慌失措。我認為在當前的局面下，這是最好的辦法。我心安理得地聽任形勢的發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寧街去，在那裡我會見了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對一般的時局作了一番談話以後，我聽說艾德禮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幾分鐘後就要來訪問，一同進行洽商。
等他們到來以後，我們圍桌而坐，我們三個閣員坐在一邊，兩個反對黨領袖坐在另一邊。張伯倫先生說明組織聯合政府的極端重要性，並想探詢工黨是否願意在他的領導下服務。這時，他們的黨正在伯恩默思舉行會議。雙方談話非常客氣，但工黨的領袖在沒有和他們的黨內人士商量以前，顯然不願作出任何許諾，不過，他們明確地暗示，他們認為工黨將有不利的反應。接著，他們就辭退了。這是一個晴朗的下午，陽光燦然，哈利法克斯勳爵和我在唐寧街十號的花園裡坐了一會兒，漫無目標地隨意閒談。然後，我就回到海軍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處理著繁重的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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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天亮以後，立即傳來了重大的消息。裝著電報的信盒絡繹不絕地從海軍部、陸軍部和外交部送到我這裡來。
德國人發動了他們等待已久的襲擊。荷蘭和比利時同時遭到侵犯，兩國邊界的許多地點已被突破。德國軍隊侵入低地國家和法國的整個行動已經開始了。
大約十點鐘的時候，金斯利·伍德爵士來看我，他剛才會見了首相。他告訴我，張伯倫先生鑒於現在大戰臨頭，覺得似乎有必要繼續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訴他，情形恰恰相反，由於新的危機，成立聯合政府更為必要，因為只有舉國一致的政府才能應付危機。他還說，張伯倫先生已經接受了這個見解。十一點鐘，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寧街去。在那裡，我又會見了哈利法克斯勳爵。我們在桌子這邊，和張伯倫先生對面而坐。他告訴我們，他深知組織聯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從工黨領袖方面所獲得的反響，已經使他對於這一點毫無懷疑。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在他本人辭職獲准以後，應該向國王推薦誰來組閣。他的態度保持冷靜，不慌不忙，就事論事，似乎完全不考慮個人的成份。他隔著桌子望著我們。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過許多次重要的談話，而這次確實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絕地談論，但這次卻緘默不語。張伯倫先生顯然心中記著兩個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紛擾景象，當時我和工黨人士舌劍唇槍，爭執得似乎非常激烈。雖然我這樣做，是為了給他支持並且為他辯護，但他覺得這可能妨礙我在這個關鍵時刻，取得工黨的擁護。我不記得他當時說了些什麼話，但其含義就是如此。他的傳記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確地說他寧願要哈利法克斯勳爵組閣。因為我繼續沉默，所以，我們的談話便中斷了很長時間。這段時間似乎確實比紀念休戰日靜默兩分鐘的時間還要長久。過了一會兒，哈利法克斯終於發言了。他說他感到由於他的上院議員身份，他在下院沒有席位，在當前這種性質的戰爭期間，將很難使他執行首相的職務。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將對一切負責，但他卻缺乏領導下院的權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發表這類意見，有幾分鐘之久。等到他把話說完時，顯然這個責任就將落在我的身上——事實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於是我才第一次發言。我說我在國王命令我組閣以前，不準備和兩個反對黨中的任何一黨交換意見。這次重要的談話，就到此結束。然後我們又恢復了我們通常那種輕鬆而隨便的態度；我們多年共事，無論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國政治舞台的友好氣氛之中，平日相處原是輕鬆而隨便的。後來，我回到了海軍部，在那裡也許不難想像，正有許多事等著我哩。
荷蘭的閣員們正在我的辦公室裡。他們剛從阿姆斯特丹飛抵此間。他們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們的國家，突然遭到襲擊，而事先敵人既無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過邊界，戰火遍地燃燒。當敵人遭到抵抗，荷蘭邊防部隊開槍反擊時，大規模的空中襲擊接踵而至。荷蘭全國都陷入紛擾混亂的狀態中；準備已久的防禦計劃，立即付諸實施，堤岸已經掘潰，洪水遍地氾濫。但是德國人這時早已越過外部的防線，現在正蜂擁地沿萊茵河堤岸長驅直入，並已突破內部的格拉夫林防線，同時也威脅著圍繞須德海的堤道。我們是否能有什麼方法來加以制止呢？所幸我們在不遠的地點，有一支小艦隊。它立即奉命轟擊堤道，給蜂湧而來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損傷。荷蘭女王仍在荷蘭境內，不過看來，她似乎已經不能在當地久留了。
這些討論得出的一個結果，就是海軍部對我們在附近的所有艦隻，發出了大量的命令，並和荷蘭皇家海軍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荷蘭的閣員們，雖然對最近挪威與丹麥被征服的事例記憶猶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個偉大的德國，直至頭天晚上還對荷蘭一味表示友誼，竟然會突然發動這種可怕的和殘酷的襲擊。為了處理這些措施以及其他問題，一兩個小時便消磨過去了。從受到德軍推進影響的各個邊境方面，電報如潮水般地紛至沓來。德國舊有的施利芬計劃１，為了配合新的形勢已經擴展到荷蘭，現在似乎已經充分地加以實施了。1914年德國侵略軍隊的迂迴前進的右翼，衝過比利時，但在荷蘭邊界停止前進。在當時，人們都知道，戰爭如果延遲三四年發生，德國可能準備好額外的軍團，而且鐵路終點和交通線也可能改造就緒，以便進行越過荷蘭國境的運動戰了。現在這種著名的運動戰已經開始。它具備了所有這些便利的條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襲擊和詐術的環境。但是其他的發展還在前頭。敵人的決定性的打擊，並不是作為對側翼的迂迴運動，而是主力前線的突破。我們和法國負責指揮的人士，都沒有預見到這一點。在今年早些時候，我在一篇發表的談話記錄中，就曾根據敵方軍隊的部署和公路、鐵路的發展，以及從繳獲的德國計劃中顯然可見的情形，警告這些中立國家，指出它們即將遭到什麼命運。但我的話卻引起了別人的厭惡。在這場巨大的戰鬥所引起的強烈震動中，我們在唐寧街進行的安靜的談話，在我的心中，逐漸淡薄或消失。不過我記得，有人告訴我張伯倫先生已經或正要去謁見國王，這不用說也料得到。不久，我接到一個通知，要我在六點鐘入宮。由海軍部沿公園林蔭路至皇宮，乘車只需兩分鐘。雖然我估計晚報上一定會充滿從大陸方面傳來的驚心動魄的消息，但對於內閣危機則隻字未提。公眾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時間來理會國內外發生的一切情況，因此，在皇宮門前，也沒有等候的群眾。
１施利芬為德國在1891年至1907年的總參謀長。他主張在德國與法國發生戰爭時，德國軍隊的主力應越過比利時與盧森堡進攻法國。——譯者
我立即被引見去覲見國王。國王陛下對我非常客氣，要我坐下。他以一種銳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視了我一會兒，然後對我說：「我想你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找你來吧？」我順著他的情緒回答說：「陛下，我簡直想不出為什麼。」他笑著說：
「我要請你組織政府。」我說我當然願意遵命。
國王沒有規定政府必須具有舉國一致的性質。我感到我的任命，與這一點並沒有正式的關聯。但是，鑒於已經發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張伯倫先生辭職的情況，則建立聯合政府，顯然是在當前形勢下應有的安排。如果我感到無法和處在反對黨地位的各個政黨實行妥協，那麼，在憲政上並不能限制我設法成立一個最大限度的堅強的政府，羅致所有願意在危急時期為國效勞的人士，條件是，只要這樣的政府能獲得下院多數的信任。我告訴國王，我將立即邀見工黨及自由黨的領袖；我建議組織一個包括五個或六個閣員的戰時內閣；同時，我希望在午夜以前，使他知道至少五名人選。接著，我即告辭，回到海軍部。
在當晚七八點鐘之間，艾德禮先生應我的邀請來看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來。我告訴他，我已奉命組織政府，並問工黨是否願意參加。他說他們願意參加。我提議他們在政府中應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職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組成的戰時內閣中，應佔兩個職位；我請艾德禮先生給我一張名單，以便我們能討論具體職務的安排。我提到了貝文先生、亞歷山大先生、莫裡森先生和多爾頓先生。他們出任高級的職務，實為當前形勢所急需。當然，我對艾德禮和格林伍德兩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識。在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我多少處於獨立地位，與保守黨和聯合政府發生的衝突與摩擦，遠遠超過我和處在反對黨地位的工黨與自由黨的衝突。這時，我們曾有一個短時間的愉快的談話，然後，他們就告辭，用電話通知他們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隨者。他們彼此之間，在前四十八個小時內，曾保持著最密切的接觸。
我邀請張伯倫先生以樞密院大臣的職位領導下院，他在電話中答允接受，並告訴我已經做好安排，決定在當晚九點鐘向全國廣播，宣佈他已經辭職，同時，呼籲全國擁護和贊助他的繼任者。所有這些，他後來在廣播中，用非常豁達的措詞，都談到了。我邀請哈利法克斯勳爵參加戰時內閣，並連任外交大臣。大約在十點鐘左右，我按照我所作的諾言，把五個人的名單呈交國王。陸、海、空軍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關於這三部大臣的人選，我心中早已決定。艾登先生應該主管陸軍部；亞歷山大先生應主管海軍部；自由黨領袖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應主管空軍部。同時，我兼任國防部大臣的職位，但是對於國防部的範圍和職權，卻不打算加以規定。
這樣，在5月10日的晚上，在這場巨大戰鬥開始時，我取得了主持國政的大權。此後，在世界大戰的五年零三個月中，我所持有的權力日益擴大，直至最後，當所有我們的敵人，不是已經無條件地投降，就是正在準備無條件地投降時，英國的選民立即解除了我的職務，使我不能再處理他們的事務了。
在這場政治危機的最後這些忙亂的日子裡，我始終沒有感到格外的興奮。我對事態的發展，全部加以接受。但是對於閱讀這篇真實記載的讀者們，我卻不能隱瞞：我在大約三點鐘上床時，我強烈地感到自己如釋重負。我終於獲得指揮全局的大權了。我覺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運一同前進，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過是為這個時刻，為承擔這種考驗而進行的一種準備罷了。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處於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擺脫了通常政黨之間的敵對情緒。我在過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頻繁而又詳盡，並且現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誰也不能對我非難，誰都不能指責我發動戰爭，或對戰爭缺乏準備。我想我對戰爭的全局有很多的認識，自己深信不會遭到失敗。因此，雖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卻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夢中去追求安慰，因為事實比夢想要美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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