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倫先生邀請我入閣——9月2日的猶豫——9月3日的宣戰——第一次空襲警報——重新主管海軍部——海軍上將達德利·龐德爵士——我關於海軍事務的知識——1914年和1939年的對照——海軍的戰略形勢——波羅的海——基爾運河——意大利的態度——我們地中海的戰略——潛艇的威脅——空襲的威脅——日本的態度——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安全——戰時內閣的組織——張伯倫先生的最初選擇——一個老一輩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國進攻波蘭。同一天早晨，我們的所有部隊奉命動員。首相請我在下午到唐寧街去看他。他告訴我，他認為避免與德國作戰的希望已經幻滅，提議成立一個由少數不負責專部的閣員組成的戰時內閣來指揮作戰。他提到，據他瞭解，工黨不願參加聯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黨將會參加。他邀請我擔任戰時內閣的閣員。我未加任何評論，便接受了他的提議。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於人選和措施，進行了長談。
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我覺得組成指揮作戰的最高執行機構的閣員，他們的平均年齡必然會使人感到太高了。為此，我在午夜以後寫信給張伯倫先生：
1939年9月26我們豈不是成了一個老人隊了嗎？我發覺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個人的年齡總數，竟達三百八十六歲或平均六十四歲以上！僅比領取養老金規定的年齡差一歲！不過，如果你把辛克萊（四十九歲）和艾登（四十二歲）延攬入閣，平均年齡就可以降到五十七歲半。
如果《每日先驅報》關於工黨不擬參加政府的說法是真實的，我們今後一定會遇到經常不斷的批評，以及戰爭中往往出現的令人沮喪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來，更加重要的是，邀請處於反對黨地位的自由黨堅決地參加我們的隊伍。艾登對於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黨人，以及溫和的自由黨分子，都有相當的影響。在我看來，利用這種影響也是增加實力的一個極其必要的辦法。
波蘭人遭受猛烈的進攻，現在已有三十小時了。我聽到巴黎方面還有再提照會的說法，深為不安。我相信你最遲在今天下午議會舉行會議時，就能夠提出聯合宣戰的聲明。
除非海軍部採取特別的措施，並在今天發出信號，否則，德國軍艦「不來梅」號即將駛出阻截區。這只是一個次要問題，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煩。
我在此聽候你的指示。１
１見法伊林，《內維爾·張伯倫傳》，第420頁。
9月2日是非常緊張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沒有聽到張伯倫先生的動靜。我想他也許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後一分鐘的努力；事實證明確是如此。然而，到了會議開會時，卻發生了一場短暫的、但很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首相模稜兩可的聲明，引起了整個下院的不滿。當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黨反對黨發言時，保守黨席上的艾默裡先生向他高聲喊道：「要為英國說話。」這句話博得了大聲喝采。下院的情緒無疑是主張作戰的。我甚至認為比我也曾親自參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樣場面，更顯得堅決和團結。那天晚上，各黨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對面我的寓所來拜訪我，表示深切的憂慮，唯恐不能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下院準備在第二天下午重新開會，當天晚上，我寫給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們的談話中，據我瞭解，我將成為你的僚屬，而且你對我說，這個消息很快就要宣佈。但從那時起，我一直沒有聽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這個緊張騷動的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雖然，在我看來，現在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和你對我說「大局已經決定」時所表示的思想已經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為了應付這種非常重要的歐洲局勢，方法的變換也許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我有權利要求你在中午辯論開始以前，讓我知道不論為公還是為私，我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
在我看來，如果工黨態度疏遠，而且據我所知，自由黨也採取這樣的態度，那麼，在這樣狹隘的基礎上，很難組成一個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戰時政府。我認為我們應當進一步努力，以爭取自由黨參加，而且對於你曾和我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的組織與範圍問題，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議會裡有一種觀感，即認為我們決心的顯然削弱，已經使全國團結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損害。我並不低估你應付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但是我深信我們現在將要自作決定，從而給我們的法國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樣。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將需要盡可能地組成最強大、最完整的聯合政府。因此，我請你在我們再進行一次談話以前，不要宣佈戰時內閣成員的名單。
正如我昨天早晨寫給你信中所說的，我完全聽候驅使，並衷心希望幫助你完成艱巨的任務。
後來我瞭解，英國的最後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時30分遞交德國，接著在9月3日上午9時，又遞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最後通牒。9月3日早晨的廣播，宣佈首相將在11時15分發表廣播演說。因為這時看來，英國和法國肯定會立刻宣戰，我便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說。我認為這篇演說對於我們一生中以及歷史上的這個莊嚴偉大的時刻來說，是很得體的。
首相的廣播演說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處在戰爭狀態。他的話剛說完，我們耳邊突然聽到了一陣陌生的、持久的、淒厲的聲響，這種聲響後來就變得習以為常了。我的妻子跑進房來，由於當時的形勢危急而顯得神情緊張，但她對於德國人敏捷而又準確的行動，卻給予好評。我們倆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頂，看一看外面發生的情況。在我們周圍，在晴朗涼爽的9月的陽光下，四面八方的倫敦的屋頂和尖塔，歷歷在望。
在這些屋頂和尖塔上面，已經有三十或四十個圓柱形的氣球冉冉上升。我們對於政府這種顯然有所準備的跡象，表示滿意。我們預料應該有一刻鐘的準備時間，在這段時間將要結束時，我們便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和其他適用的藥品，配備齊全地走到指定給我們的防空洞去。
我們的掩護所，就在順著大街走過去約有一百碼的地方，其實只是一個敞開的地下室，外邊甚至沒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內。每個人都抱著高興而又詼諧的態度。這是英國人面臨凶吉未卜的前途時所表現的本色。當我站在門口凝視著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擁擠的地下室時，在我的想像中呈現出了這種景象：毀滅與屠殺的場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聲；高樓大廈坍塌成為瓦礫土堆；消防隊和救護車在隆隆的敵機聲下，在濃煙中穿梭往來。我們不是早已聽說空襲將是如何的可怕麼？空軍部當然為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誇張了空襲的威力。和平主義者曾經設法利用公眾的這種恐懼心理，而我們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積極準備，建立一支優勢的空軍，雖然不承認那種最可怕的預測，但也贊成將它作為對當局的一個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戰事初起的幾天內，曾預備了兩萬五千張病床，以供空襲中受傷者應用。至少在這方面，沒有發生估計過低的情況。現在應該看一看實際發生的情形了。
大約過了十分鐘以後，淒厲聲又響起來了。我自己不敢斷定這次是否是重複一次警報，但有一個人一路奔來，高聲喊道「警報解除了」。我們於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們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時開會，不慌不忙地按照議事程序進行，並作了簡短而莊嚴的祈禱。在議會裡，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辯論結束後，立即到他的房間去。經過最近幾天極度興奮而又激動的心情，當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傾聽議員們演說時，一種特別強烈的寧靜感緊緊地攫住了我。我覺得內心安詳，並體會到一種凌駕於人間事務與個人問題之上的超然感。英國雖然愛好和平和缺乏準備，但在國家榮譽的召喚下，瞬刻間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舊時英國的這種光榮傳統，使我整個身心異常激動，而且似乎把我們的命運，提升到一個遠離塵世現實和肉體感受的境界。
我發言時，我試圖在某種程度上，把這種心情轉達給下院，結果得到了良好的反應。
張伯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考慮了我的信；他說自由黨拒絕參加政府；他準備讓負有行政職務的海陸空三個部的大臣參加戰時內閣，從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關於平均年齡的見解，並且可以將平均年齡減低到六十歲以下。他說，這樣就可以使他邀請我擔任海軍大臣，並在戰時內閣中擔任閣員。我聽了以後，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雖然我從來沒有提出這點，但我當然願意主管確定的任務，而不願高高在上，出謀劃策，督促別人工作。一個部長，不論勢力多大，如果不主管專部，結果往往如此，頒發訓令要比提出建議容易，而有權採取行動，即便範圍有限，也比有權參加泛泛的討論更為適宜。如果一開始首相就要我在參加戰時內閣與主管海軍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我當然一定會選擇海軍部。而現在我卻二者兼有了。
關於我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正式由國王授職，張伯倫先生隻字未提。實際上，直到5日我才就職如儀。但戰爭初起的這段時間，對於海軍也許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因此我通知海軍部，告訴他們我立即就任，準備在六時到部視事。海軍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艦隊發出信號：「溫斯頓回來了。」這樣我就重新回到了幾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遺憾中離開的那間辦公室；二十五年前由於費希爾勳爵的辭職，我被解除了海軍大臣的職務，並且事實證明關於在達達尼爾海峽強行登陸的重要計劃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壞。１
１1915年丘吉爾主張在達達尼爾海峽登陸，進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國。這次戰役持續八個月，英法軍隊死傷慘重，最後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費希爾第一海務大臣引咎辭職，不久，丘吉爾也被解除了海軍大臣職務。——譯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張舊椅子上，在我背後幾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個木製的地圖箱，箱內仍存有北海的地圖，當時為了便於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標起見，我曾命令海軍情報局，每天在地圖上註明德國公海艦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自從1911年以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已經消逝了，然而，我們卻仍然面臨著在同一個德國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脅。我們再一次為了捍衛一個無辜遭受侵略和蹂躪的弱國的權利，而奮起作戰。我們再一次為了生存和榮譽，奮起反抗日耳曼這個勇敢的、有紀律的卻又殘酷的民族的一切瘋狂暴力。我們需要再一次戰鬥！既然如此，就戰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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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一海務大臣來看我。我在以前擔任海軍大臣期間，就與達德利·龐德相識，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費希爾勳爵的親信參謀軍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進攻阿爾巴尼亞時，他曾任地中海艦隊的總司令，當時我在議會中對於地中海艦隊的部署，作過激烈的抨擊。現在我們以同僚的身份相見，而龐大的海軍部整個機構是否能夠順利運行，這就要依靠我們能否保持親密關係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見解了。我們彼此用一種懷疑的、但卻友好的眼光看待對方。但從最初的時候開始，我們的友誼和相互信任，便逐漸增長和成熟起來。我對龐德海軍上將在業務上的專長和個人的偉大品質，給予適當的估價並加以尊重。在變幻無常、勝負莫測的戰爭中，我們一同受過巨大的衝擊，因此我們成為更加忠實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後，正當對意大利的戰爭獲得全面勝利時，他竟與世長辭，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軍和全國所遭受的一切損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我用來接見海軍部各海務大臣及各部門的負責人，從4日早晨起，我著手處理海軍事務。正如1914年一樣，在總動員以前，海軍已經採取了預防突然襲擊的戒備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後備軍官與士兵，被征服役。後備艦隊，已經人員齊全，從事演習，在8月9日曾由國王檢閱過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級的後備人員，也被征入伍。24日議會通過了《國防緊急授權法案》，同時下令艦隊開往戰時據點；事實上，我們的海軍主力在斯卡帕灣已有幾個星期了。在艦隊奉命實行總動員以後，海軍部的作戰計劃逐步順利展開；當時雖有某種嚴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艦和反潛艇的艦隻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樣，在面臨挑戰時，艦隊完全能夠承擔當前的重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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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也許瞭解，我對海軍部和皇家海軍，有很豐富的知識。從1911到1915這四年期間，在最初局勢嚴重的十個月內，我負責準備艦隊的作戰事宜，並主持海軍部的工作。這四年時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別鮮明的印象。我對艦隊以及海上作戰，積累了大量詳細的資料，並且獲得許多的教訓。在以後的時期內，我曾對海軍問題有過許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這些問題發言。我和海軍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觸，在這些年中，雖然我是他們的主要批評者，但我暗中參與他們的許多機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員會工作過四年，因而使我瞭解關於雷達的最新的發展，而這些發展現在已對海軍事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前面已經提過，1938年6月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曾親自陪我參觀波特蘭港的反潛艇學校，以及乘驅逐艦開到海上，參加用「潛艇探測器」偵察潛艇活動的演習。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擔任海軍部軍需署長的已故亨德森海軍上將有親密的友誼，而且當時的海軍大臣鼓勵我和查特菲爾德勳爵討論新戰艦與巡洋艦的設計，因此，使我對於海軍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個全盤的瞭解。此外，根據已經發表的記載，我對於我國艦隊實際的和潛在的實力、組織和結構，以及關於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海軍的類似情況，當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開演說，為了要收到批評和刺激的效果，當然不免著重指出我國海軍的弱點和缺陷；就這些演說的本身而言，它們絕沒有表達出皇家海軍的巨大的實力，也沒有表達出我自己對它的信心。如果說海軍對於與德國作戰，或與德國和意大利作戰，沒有充分的準備，那麼，這種說法對張伯倫政府及其海軍顧問，不免有失公道。至於如何對澳大利亞和印度作有效的保衛，以防日本同時的進攻，這個問題引起的嚴重困難較多，但在此時，這種進攻大概不會發生，同時，這種進攻大概一定會把美國捲入漩渦。因此，在我就職時，我感到我所指揮的，無疑是世界海軍作戰中一支最精銳的艦隊；
而且我可以斷言，我們會有時間來彌補和平時期的疏忽，並應付戰爭中同樣肯定會發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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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情勢，絕不是1914年的海軍非常局面的重演。當時在我們參戰時，主力艦方面，我們與敵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艦的比率是二比一。當時我們動員了八個作戰分艦隊，包括戰列艦八艘，每一分艦隊各有一個巡洋艦隊及一個小艦隊，另外還有重要的獨立的巡洋艦隊。我高興地等待同敵人實力較遜、但仍不失為強大的艦隊進行全面的戰鬥。現在德國的海軍剛剛開始重建，甚至還沒有組成一個戰鬥陣勢的實力。雖然我們必須假定他們的兩艘巨大的戰列艦「俾斯麥」號和「提爾皮茨」號，在噸位方面已經違反了《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限制，但距離完成日期至少還要一年。他們的輕戰鬥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經德國人用欺詐的手段從一萬噸增加到二萬六千噸，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國還有一萬噸的「袖珍戰列艦」三艘：即「施佩伯爵」號、「捨爾海軍上將」號和「德意志」號，以及裝有八呎口徑大炮的一萬噸快速巡洋艦二艘，輕巡洋艦六艘，以及驅逐艦和較小的艦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艦隻方面，敵人絕不能向我們的制海權挑戰。在實力和數量上，英國海軍同德國相比，無疑佔有壓倒的優勢，而且在科學訓練或技術方面，也絕無理由認為它有任何的缺點。艦隊除了缺乏巡洋艦和驅逐艦外，始終維持了它慣有的高水平。今後擺在它面前的任務，倒不是如何與敵人作戰致勝，而是如何來擔負起無數繁重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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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海軍戰略形勢的見解，在我到海軍部時，已經大體形成了。對於敵人來說，控制波羅的海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取得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供應、瑞典的鐵礦石，尤其是為了保衛沒有設防的德國北部海岸（其中有一處與柏林相距不過一百餘哩）以防俄國的進攻，德國的海軍必須設法控制波羅的海。所以，我堅信，在戰爭開始的這個階段中，德國一定不願有損它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因此，它可能出動潛艇和襲擊商船的巡洋艦，或者派一艘袖珍戰列艦，來搔擾我們的航運，但絕不願冒險犧牲任何為控制波羅的海所必需的艦隻。按德國艦隊這時的發展來看，它必須以控制波羅的海為其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目標。我們為了維護制海權這個主要目標，並堅持我們主要的海軍攻勢——封鎖，在北海方面，當然必須維持一支優勢的艦隊；但是為了監視波羅的海的以及赫爾戈蘭灣的出口，似乎無需特別強大的英國海軍力量。
基爾運河是溝通波羅的海的側門，如果對它進行空襲，即便是在短暫的時間內使它不能使用，那也會顯著地增強英國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給英斯基普爵士一個節略，討論這種特殊的作戰行動：
1938年10月29日
在對德國的戰爭中，切斷基爾運河，將成為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成就。對這一點，我不準備作詳細的說明，因為我認為這是大家公認的。現在應該由一個專門技術委員會擬訂實現這個目標的計劃，並且，在需要時，擬定計劃變動的各項細節。基爾運河因為水閘很少而且運河兩端的海面沒有顯著的差別，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彈加以破壞，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彈，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復。不過如果能在運河內投擲許多附有定時雷管的中型炸彈，有些在一天內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內爆炸，有些在一月內爆炸，因為它們爆炸的時間與地點不可捉摸，這就可以把運河封鎖起來，使軍艦和重要船隻不得通行，直到整個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應的特殊雷管，也應當予以考慮。
鑒於我們不久就要遇到的情況，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詞是很值得注意的。不過，當時並沒有採取特殊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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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事爆發時，英國的商船隊，總計超過二千一百萬噸，數量與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體積較前增大，因此數量較少。然而這個總噸位，並不是全部供給商用的。海軍需要各種類型的輔助船艦，大部分必須從最大的定期遠洋商輪中徵調。所有國防部門都需要供特種用途的船隻：陸軍和皇家空軍需要船隻裝運軍隊和裝備前往海外；海軍需要船隻擔任艦隊根據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種工作，特別是載運油類燃料，供應遍佈全世界的各個戰略據點。為完成所有這些目標而需要的噸位，總計大約三百萬噸，此外，還要加上海外帝國的航運需要。至1939年底，將所得與損失加以平衡以後，英國全部可供商用的船隻總噸位，大約有一千五百五十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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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並沒有宣戰。事實已經很明顯，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勢的變化。在局勢尚未明朗、而且我們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緒以前，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認為還是把我們的航運繞道好望角為妙。但是，除了我們自己的海軍實力對德國和意大利海軍的聯合力量佔有壓倒的優勢外，我們還有強大的法國艦隊為助。法國艦隊由於達爾朗海軍上將的卓越才能和長期主管，已經取得了最大的實力和效能，這是法國海軍從帝政時代以來從未達到過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為敵國，則我們的第一戰場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為一種暫時性的權宜之計以外，我完全反對所有關於放棄地中海、僅僅封鎖這個大內海兩端的計劃。我們自己的實力，即使沒有法國海軍及其設防港口的協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艦逐出地中海，並在兩個月以內，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使海軍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國控制了地中海，對於處在敵對地位的意大利，必定會帶來嚴重的損害，這對它繼續作戰的力量，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所有它在利比亞和阿比西尼亞的軍隊，將變成折下來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樣。法國和我們在埃及的部隊，可以隨意獲得增援，而它的部隊即便不致活活餓死，亦將不勝負擔，疲於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與蘇伊士運河以及法國的屬地，就將陷於暴露狀態，而招致由德國主持的意大利軍隊的進攻。如果在戰爭開始的幾個星期內，在這個戰場上能夠獲得一連串迅速的重大的勝利，則對於對德國的主要戰爭，一定會產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響。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礙我們在海軍和陸軍方面取得這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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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復職以前，我就十分輕易地接受海軍部關於就多大程度已能戰勝潛艇的看法。雖然在最初許多次對潛艇的遭遇戰中，已經證明了「潛艇探測器」的技術效能，但我們反潛艇的辦法，畢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們遭受嚴重的損失。我當時曾發表意見說：「在外海，對潛艇應當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則絕對可以控制。今後不免會遭到損失，但它絕不會影響到形勢的演變。」這種意見不是不正確的。在潛艇戰的第一年中，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戰還有待於1941和1942年。
正如戰前海軍部流行的見解那樣，我也沒有充分估計到空襲對於英國戰艦可能造成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英國戰艦的阻撓作用。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中，我曾經寫道：
「按照我很謙虛的看法（因為這些問題很難判斷），英國的戰艦，按其現有的武裝裝備和保護來說，空襲將不能阻止它們充分發揮優勢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襲的阻撓作用，雖然過分誇張，但不久便對我們艦隊的行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空襲幾乎立即證明它是可怕的威脅，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幾乎全無空防的馬爾他島，成為一個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沒有任何英國主力艦由於空襲而被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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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麼敵對行動或企圖。日本最關切的，當然是美國。在我看來，美國人自己這時即便尚未捲入戰爭的漩渦，但要他們消極地坐視日本全面侵佔歐洲國家在遠東的全部權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日本變為敵國，儘管會給我們帶來許多苦惱，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國參加戰爭，並且可能的話，也許只對日本一國作戰，則兩者比較，對我們來說，所得多於所失。無論如何，不論遠東方面發生任何危險，我們絕不可因而轉移對歐洲主要目標的關注。我們無法保護我們在黃海的利益和財產，以防止日本的襲擊。如果日本參戰，我們所能保衛的最遠一點，將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須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艦隊被肅清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駐軍並儲備著至少能維持六個月的糧食和彈藥，則在戰爭爆發時，我並不害怕日本將派遣一支艦隊和陸軍，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遠離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遠離紐約一樣。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陸並展開圍攻，就得派遣它的艦隊的主力，護衛裝載至少六萬人的運輸艦，經過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線，一旦遭到切斷，這種圍攻必將以慘敗而告終。但只要日本佔領了印度支那和暹羅，並在越過暹羅灣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強大的陸軍和實力非常雄厚的空軍以後，上述看法，當然不能再適用了。不過，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後才發生的。
只要英國海軍沒有戰敗而且我們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進攻澳大利亞或新西蘭，一般認為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給澳大利亞一個可靠的保證，保護他們不受到侵略的危險，但我們必須按照我們自己的方針，按照戰爭的先後次序，採取這種行動。看來，日本一旦成為敵國，在它躊躇滿志地控制了黃海以後，不大可能從海上派遣一支長征部隊去征服澳大利亞並實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長的時期內，必須保持一支龐大而又裝備精良的軍隊，才能使澳大利亞部隊有所畏懼。這種計劃，必然要使日本的艦隊輕率地轉移力量，在澳大利亞陷於長期的渙散的戰鬥中。不論什麼時候，只要在地中海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可以抽調出極其強大的海軍部隊，來切斷侵略者和他們的根據地之間的聯絡。而在美國方面，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告訴日本，如果日本把艦隊和運輸艦開往赤道線以南，它將認為這是一種戰爭的行為。美國很可能有意發表這種聲明；關於這種非常遙遠的可能事變，我們現在不妨試探一下他們的意見。
關於截至1939年9月3日晚為止，英國和德國艦隊的實力，包括已經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艦隻，以及根據同樣基礎的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的艦隊實力，在本書附錄（6）中已分別列出。我深信（有記錄為證）在世界大戰的第一年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它們的本土方面，不會發生任何危險，而到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們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敵人已被肅清。
這些想法，作為對第一年海戰的預測而言，證明是準確的。我將在本書適當的場合，再行詳述1941和1942年遠東方面發生的重大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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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泰晤士報》為首的報紙輿論，贊成由不負專部責任的閣員五人或六人組成一個戰時內閣的原則。據稱，只有這樣，對於作戰政策，特別是政策較大的方面，才能採取一個廣泛而協調的意見。簡言之，「五個人只管指揮戰爭，而不管其他事務」這種作法被認為最合乎理想，然而這種辦法，實際上也有許多缺陷。若干處於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義上的威權多麼高，但在與同他們有密切關係的重要部門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時，往往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陸空軍三個部門來說，情形尤其如此，戰時內閣的成員，對於每天進行的事務，不能負直接的責任。他們可以採取重要的決定，他們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見，或事後提出批評。但舉例來說，他們卻無法和海陸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禮，因為後者熟悉問題的各種細節，有專業同僚的協助，並負行動的責任。戰時內閣的閣員，如果團結一致，可以決定一切，但在他們中間，意見往往不能統一。他們無休無止地進行討論和爭辯，而與此同時，戰爭卻一瀉千里地向前發展。戰時內閣閣員本人對於掌握了全部事實與數字的負責大臣，當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難。他們對於那些具體負責執行與指揮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負擔，因此，他們就越來越成為理論上的督導者和評論者；每天閱讀大量的文件資料，卻不知如何使用他們的知識，促使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煩。在各部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協。
由於這些原因，負責外交和作戰部門的大臣，應該成為這個最高機構的組織成員。通常在「五巨頭」中，至少有某些人並不是因為對於作戰有特殊的知識和才能，而是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勢力才入選的。因此，戰時內閣的人數，開始增加到遠超出原來設想的限度。當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國防大臣，人數可以大為縮減。就我個人而言，在我主持國政時，我不喜歡在我左右有不負責專部的閣員。我寧願和負責專部的大臣而不願和顧問打交道。每個人每天都應該認真地工作，負責某種確切的任務，然後才不致無事生非，或譁眾取寵。
張伯倫先生原來關於戰時內閣的計劃，迫於形勢的壓力，幾乎不得不立即擴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掌璽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財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國防協調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不管部大臣漢基勳爵包括在內。除上述人員外，還增加了海陸空三部的首腦，我是其中之一，還有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先生和空軍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務大臣艾登先生和內政大臣兼國內安全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雖非戰時內閣的正式閣員，也必須經常出席。這樣，總數為十一人。關於負責作戰的三個部的大臣加入戰時內閣的決定，大大地影響了查特菲爾德勳爵作為國防協調大臣的權威。他本於慣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這個職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閣員，在最近許多年來不是主管我們國家的政務，就是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外交與戰爭局面有所關聯。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辭職，而我十一年以來始終不曾擔任公職。因此對於過去的事情，以及現在顯然可見的缺乏準備的情況，不負任何責任；相反地，在過去六七年中，我不斷地預言禍害即將臨頭，現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雖然現在我掌握了海軍的強大的機構，而在現階段中，唯一負實際作戰責任的，也就是海軍，但我並不感到自己有什麼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麼不利的地方，也必然會由於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誠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這些閣員都很熟悉。我們大部分都曾在鮑德溫先生主持內閣期間同事過五年，而且在議會生活中變化無常的局面下，我們當然保持經常的接觸，有時關係融洽，有時則又發生爭執。然而，約翰·西蒙爵士和我則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閣員擔任公職以前，我在英國歷屆政府中任職，斷斷續續的已有十五年的歷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長的經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緊張時期內，我曾擔任過海軍大臣和軍需大臣。就年齡來說，雖然首相比我年長幾歲，但我幾乎是唯一的老一輩的人物。在局勢危急時，人們的普遍心理當然是要求年輕人的活力和新的觀念，而老一輩人物當權，難免會引起指責。因此，我覺得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現在當權的一代，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年輕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識以及一切可能的熱情和智力。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起見，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軍部期間被迫採用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在我看來，這種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處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總是盡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時，充分利用我幾乎能夠立即酣睡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一種值得慶幸的天賦。我用這種方法，能夠把一天半的工作壓縮在一天內辦完。大自然的本意，並不要求人們從早上八點鐘開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間暫時愉快地擺脫一切，稍事休息；這種暫時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鐘也已經足夠使人的精力重新煥發。我對於每天下午都得像兒童一樣上床睡覺，感到遺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報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兩三點鐘，有時甚至還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點鐘，我又起來重新開始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我都遵守這個日常規矩，而且向別人推薦，如果在遇到需要長期地利用人體中最後的一分精力時，不妨採取這個辦法。第一海務大臣龐德海軍上將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後，立即加以實行，不過，事實上，他並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這種辦法，甚至更進一步，往往在內閣會議上也入睡了。不過，只要有人提到海軍一個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來；他的聽覺非常靈敏，頭腦反應很快，所以什麼事都瞞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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