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4月
張伯倫訪問羅馬——德軍向捷克斯洛伐克集結——內閣的樂觀主義——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張伯倫在伯明翰的演說——政策上的徹底改變——3月31日我給首相的信——蘇聯政府關於召開六國會議的建議——英國對波蘭的保證——同貝克上校的談話——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登陸——英國地中海艦隊的錯誤部署——4月13日我在下院的演說——我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的信——戈林、墨索里尼和齊亞諾的軍事計劃會議——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後德國的戰略優勢——英國政府實行徵兵——工黨和自由黨反對派的軟弱態度——組織英國聯合政府的宣傳鼓動——克裡普斯爵士的呼籲——斯坦利先生表示願意辭職。
張伯倫先生仍然相信,只要他親自和兩個獨裁者面商,就可以使世界形勢大為改善。他不知道這兩個獨裁者已經下定決心了。他滿懷希望地建議他和哈利法克斯勳爵在一月份訪問意大利。拖延了一些時候,意大利才提出邀請。會談就在1月11日舉行。可是現在當我們讀到《齊亞諾日記》中提到意大利在背地裡對我國和我國代表的評論時,不免使人面紅耳赤。齊亞諾寫道:「實質上這次訪問的調子是低的……彼此之間從來沒有真正的接觸。我們同這些人的距離有多麼遠!那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在飯後向領袖說到這些事。墨索里尼說,『這些人同創造了大英帝國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長和其他偉大冒險家不是用同樣的材料做成的人。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富貴世家的沒出息的末代子孫而已。』」齊亞諾又寫道:
「英國人不想打仗。他們想盡可能退得慢一點,但並不想打仗……我們同英國人的會談已告結束了,但毫無結果。我打電話告訴裡賓特洛甫說,這是一個大失敗,但沒有什麼害處……
當張伯倫坐的火車開動時,他的僑胞們唱著『他是一個頂呱呱的好人』,這時他熱淚盈眶。墨索里尼問道:『這是個什麼歌子?』」兩星期後,日記又寫道:「珀思勳爵把張伯倫準備在英國下院發表的演說提綱交給我們,徵求我們的意見,說是我們如認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領袖對這個演說提綱表示贊同,還說:『我認為英國政府首腦把自己的演說提綱送請外國政府核准,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不祥之兆。』」1不過,最後走上滅亡的道路的卻是齊亞諾和墨索里尼自己。
1《齊亞諾日記,1939—1943年》(馬爾科姆·馬格裡奇編),第9、10頁。
與此同時,1月18日,裡賓特洛甫抵達華沙,對波蘭展開外交攻勢。吞併捷克,繼而包圍波蘭。這次作戰的第一階段,就是聲言德國在但澤擁有主權,並把德國在波羅的海區域的控制權伸展到立陶宛的重要海港梅默爾,以此來截斷波蘭出海的通道。波蘭政府對這種壓迫表示強烈的反對。希特勒只好密切注視著,等候發動戰爭的時機。
在3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出現種種謠言,說德奧境內,特別是在維也納和薩爾茨堡之間地區,軍隊調動頻繁。據說德國已按戰時編製動員了四十個師。斯洛伐克人自信有了德國的支持,正在準備把他們的地方脫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貝克上校看見條頓民族的烈風已經吹向另一個方向,就鬆了一口氣。他在華沙公開宣佈,他的政府對斯洛伐克人的願望深表同情。希特勒以對待國家總理的禮節在柏林接待斯洛伐克的領袖蒂索神甫。12日,有人在議會上向張伯倫先生問起保證捷克斯洛伐克邊界的問題,當時張伯倫提醒下院說,這個建議是為了反對無故的侵略,而現在並未發生這種侵略。但是他不用等待多久,這種侵略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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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份,英國政治舞台充滿一種顛倒反常的樂觀主義情緒。擁護慕尼黑協定的英國各大臣和各個報紙,無視捷克斯洛伐克裡裡外外都受到德國的強大壓力,形勢日益緊張,卻仍對於這個使捷克萬劫不復的政策依然信心十足。舉一個例子來說,3月10日,內政大臣在他選區發表演說時就說到他希望有一個五年和平計劃,說是有了這個計劃,不久就會出現「黃金時代」云云。當時,他們還在滿懷希望地討論同德國訂立貿易協定的問題。著名的《笨拙》漫畫雜誌登出了一幅諷刺畫,畫著約翰牛正從一個惡夢中醒來,剛喘過一口氣,在夜間打擾他的一切惡毒謠言、幻覺和疑慮,都飛出窗外了。
就在這張諷刺畫發表的那一天,希特勒向那個因慕尼黑決議而被奪去邊界防線的危危欲墮的捷克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
向布拉格進軍的德國軍隊絕對控制了這個毫無抵抗的國家。
我記得,當報導這件大事的晚報送來的時候,我正同艾登一起坐在下院的休息室裡。即使像我們那樣對前途不抱幻想、並且一直在竭力證明這種局勢的人,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強暴行為,也不免大吃一驚。掌握一切秘密情報的英國政府,竟然也如此茫然失措,確實令人難以置信。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被瓦解和征服。斯洛伐克人正式宣佈獨立。暗中有波蘭支持的匈牙利軍隊便開進了他們所要求的捷克東部省份喀爾巴阡——烏克蘭。希特勒到了布拉格,宣佈捷克受德國保護,就這樣便把它並入德意志帝國。
3月15日,張伯倫先生不得不向下院說:「德國軍隊在今晨六時開始佔領波希米亞。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於是,他接著說,他認為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證已不再生效了。五個月以前,當慕尼黑會議之後,殖民地事務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這項保證時說:「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義上的責任來保持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證(這句話聽起來好像這個保證在技術上已生效似的)……所以,假使發生無故侵略行為,英國政府當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採取行動,以保證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完整。」到現在,首相卻說:
「這項保證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自從斯洛伐克國會宣佈斯洛伐克獨立以後,形勢改變了。由於斯洛伐克發表了這個宣言,結果使我們要保證其邊界完整的這個國家,因內部分裂而歸於消滅了,所以,英國政府就不受這個義務的約束了。」
這似乎已成定局。首相在末尾說道:「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深引為憾,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而離開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各國人民的意願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張伯倫先生預定在兩天後在伯明翰發表演說。我以為他一定會用最委婉的辭令來接受所發生的一切。這樣就可以同他在議會的演說在調子上相一致了。我甚至設想:他或許會說,虧得政府在慕尼黑有先見之明,使英國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實際就是中歐的命運,斷然脫離關係。他或許會說:
「去年9月,我們決定不捲入大陸紛爭的漩渦,這是何等幸運啊!我們現在可以任由這些與我們無關的國家以不流血、不費財力的方式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爭執。」既然在慕尼黑會議上一致同意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大多數英國人在他們瞭解局勢的範圍內又表示贊同,因此得出這些想法是合乎邏輯的結論的。這也是一些最積極擁護慕尼黑協定的人所採取的見解。所以我起先以藐視的態度來等待張伯倫在伯明翰的演說。
首相的反應使我大吃一驚。他向來認為他自己特別瞭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夠精確估計德國行動的限度。他滿懷希望地相信,慕尼黑會議是一個真心相見的會議,他和希特勒、墨索黑尼一起已把世界從戰爭的無限恐怖中解救出來。現在好像一個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動和言論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對事實作出了嚴重錯誤的判斷,不但欺騙了他自己,而且還把這些錯誤強加給唯命是聽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國輿論,這對他來說,當然是責無旁貸的,然而,在這一夜之間,他突然從過去的錯誤中轉變過來了。如果說張伯倫未能瞭解希特勒,那麼希特勒也完全低估了英國首相的性格。希特勒錯誤地認為首相溫良恭謙的外表和祈求和平的熱情完全可以說明他的性格,認為他的雨傘就是他的象徵。
他不知道內維爾·張伯倫有一顆堅強的心,不願受人欺騙。
他在伯明翰的演說,調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他的傳記作者說:「他的口氣和以前很不一樣……他獲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議會、公眾和各自治領都表示了堅決的立場,於是他把早就擬好的關於國內問題和社會福利問題的講稿拋到一邊,勇敢地站起來與困難搏鬥。」他譴責希特勒背信棄義,破壞慕尼黑協定。他援引希特勒所提出的一切保證:「這是我對歐洲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我可以保證,我對捷克不再有什麼興趣了。我決不會再要一個捷克人了。」首相在演說中說:
「我相信,在慕尼黑會議之後,大多數英國人民都和我一樣衷心希望這種政策將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國人民都感到同樣的失望,同樣的憤怒,覺得那些希望被對方肆無忌憚地破壞了。本星期所發生的事情,和我剛才給你們宣讀的那些保證,怎麼能夠說是一致的呢?」
「對於這個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對於這個被剝奪了自由、失去了國家獨立的民族,誰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現在,我們聽說,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發生騷亂,所以才不得不侵佔它的領土……如果那裡發生騷亂,難道不是外國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最後一次進攻一個小國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接著來呢?事實上,這豈不是企圖用武力來稱霸世界的一步嗎?」
這番話和他前兩天在下院的聲明所抱的態度和政策比較起來迥然不同,令人難以想像。他必定經過了極度緊張的思想鬥爭。15日那天,他還說:「讓我們不要離開正軌。」但是現在卻突然來個徹底轉變。
不但如此,張伯倫之改變主意,並不限於口頭上說說了事。在希特勒的名冊中的第二十「小國」就是波蘭。由於首相作出了重大的決定,由於他必須與許多人士進行磋商,他在這個期間當然是極其忙碌的。過了兩個星期(3月31日)首相向議會說:
我現在要向議會報告……如果一旦發生顯然威脅波蘭的獨立的行動,而波蘭政府因此也認為必須發動全國的力量來進行抵抗,那麼,英王陛下政府將立刻認為有義務立即給予波蘭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國政府已經向波蘭提出大意與此相同的保證了。
我還要申明,法國政府已授權我明確表示,在這個問題上,它與英王陛下政府採取同樣立場,〔其後又說〕各自治領已獲得詳細的通知。
這時,已經不是彼此追究往事的時候了。議院裡各黨各派的領導人都一致支持對波蘭的保證。「上帝保佑,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了。」這就是我當時所說的話。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關頭,這是一個必要的行動。凡瞭解當時局勢的人,都毫不懷疑,這多半意味著一場我們不免要捲入的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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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好心而能幹的人作出了種種錯誤的判斷而演成的悲慘故事,現在已達到高潮了。使我們大家都陷於困境這一事實,說明那些負有責任的人儘管他們的動機如何光明正大,都應受到歷史的譴責。請回頭看看我們過去曾接連接受的或者放棄的東西:根據莊嚴的條約把德國解除了武裝;德國破壞莊嚴的條約重整軍備;我們失去了空軍優勢,甚至連空軍均勢也丟掉了;德國以武力進佔萊茵蘭,齊格菲防線已經築成或正在建築;柏林—羅馬軸心成立了;奧地利被德國併吞同化了;慕尼黑協定背棄和毀滅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國佔領了它的防禦工事,它的強大的斯科達兵工廠從此替德軍製造軍火;羅斯福總統想通過美國的干預來穩定或澄清歐洲局勢,被一手撇開了;而蘇聯顯然願意聯合西方國家竭盡全力來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沒有人理睬;在英國只能提供兩個師來增強法國邊境防務的時候,本來可以對付尚欠完備的德國軍隊的三十五個捷克師,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而現在,把所有這些優勢和有利條件丟得一乾二淨的時候,英國卻一手領著法國,邁步前進,要保證波蘭領土的完整。這個波蘭,只是在六個月之前,還像一隻餓狼一樣參與掠奪和摧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如果我們在1938年為捷克而戰,那是明智的,因為那時德國軍隊還不一定能夠派出五六個有訓練的師到西線駐防,那時候,法國以其六七十個師的兵力,盡可以風馳電掣地越過萊茵河,進入魯爾。但是在那時,只要提到這種戰爭,就會被認為不講道理,輕率魯莽,不符合現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現在到了最後田地,兩個西方民主國家又宣佈時刻準備為了波蘭的領土完整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歷史,據說其中大部分是人類罪惡、愚蠢和痛苦的記錄。像這種突然一反五六年來一向隨便採取的安撫綏靖政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轉變了立場,甘願接受顯然是迫在眉睫的戰爭,而這個戰爭,條件遠較以前惡劣,其規模則大到極點,我們不妨在歷史裡好好地探尋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樣的事例來。
此外,我們又怎麼能夠保護波蘭,並履行我們的保證呢?
那只有對德國宣戰,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們嚇退的而現在更堅強的「西牆」和更為強大的德國陸軍發動攻擊。這是走向災禍的一連串的里程碑。這是向日益強大的德國威力接連地屈服的記錄,只是在開始時我們還有力量輕易對付,往後就越來越困難了。現在,英法兩國終於不再屈服了,在最壞的時刻和最不利的條件下終於作出了必然導致千百萬人遭受大屠殺的決定。先是把所有的資產和有利條件肆意揮霍殆盡,然後用顛倒過來的精心刻劃的詞藻,宣稱決意為了正義的事業進行殊死的戰鬥。如果你可以在無須流血就能輕易獲勝的時候不為正義而戰,或者在穩操勝券並且代價不大的時候不戰,那就會有一天只好在極不利的形勢下,在只有一線生存希望的時候被迫進行戰鬥了。甚至還可能有更壞的情況。
可能在全無取勝希望時還不得不奮起戰鬥,因為戰死沙場總比活著當奴隸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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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演說使我同張伯倫先生大大接近。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議院會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議,即今後應在防空方面進行充分的準備。我們這樣做不會被認為屬於侵略性的,卻可以加強英國政府在大陸所採取的行動的嚴肅性。把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整體,他們的效率就會逐日增長。這在國內的影響,只會加強人們的信心而不會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這個時候一定是精神極度緊張的。他知道我們正在組織一種聯合力量來制止他發動進一步的侵略。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的。他們可能企圖對倫敦或者對使我更憂慮的航空工業進行突然襲擊。如果他事先知道我們一切早有準備,則這種誘惑也許就不復存在了。事實上不可能進行突然襲擊了,因此,必須消除採取極端暴行的誘因,以便進行更為審慎的計議。
1914年8月間,我曾向阿斯奎斯先生建議,讓我把艦隊調到北方去,以便在外交形勢尚未絕望·之·前,使艦隊能夠通過多佛海峽和愛爾蘭海峽。在我看來,現在充實空防人員,就有相類似的情形。我向你提醒這件事,請勿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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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滅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時,波蘭人以可恥的行徑佔取了特申,可是他們很快就得交納他們的罰款了。3月21日,裡賓特洛甫接見波蘭駐帕林大使利普斯基先生。他說話的聲調比起以前進行討論時的聲調變得嚴厲得多了。由於德國佔領了波希米亞和成立了斯洛伐克衛星國,德國軍隊就開到波蘭的南部邊界。利普斯基對裡賓特洛甫說,波蘭一般民眾都不能理解為什麼德國要對斯洛伐克採取保護制度,認為這種保護是直接針對波蘭的。他還詢問裡賓特洛甫和立陶宛外交部長最近進行會談的情況,問及這次會談是否對梅默爾有所影響。兩天後(3月23日),利普斯基就得到回答了。德軍佔領了梅默爾。
在東歐方面,任何足以組織抵抗德國侵略的手段現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經投入德國的陣營。波蘭起先對捷克人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現在又不願意同羅馬尼亞密切合作。
不論波蘭或羅馬尼亞都不讓俄國軍隊越過它們的領土去干涉德國。「大同盟」的關鍵就是同俄國達成諒解。3月19日,深受當時局勢影響的俄國政府,雖然在慕尼黑危機時被擯於大門之外,這時提出召開六國會議的建議。對於這個問題,張伯倫先生也有他的既定見解。他在3月26日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
我不得不承認我對俄國極不信任。即使它願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維持一次強大的攻勢。而且對於它的動機,我也不予信賴;在我看來,它的動機同我們的自由觀念毫無關係。它只是挑撥是非,惟恐天下不亂。不但如此,許多小國都恨它,懷疑它,尤其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1因此,蘇聯的六國會議的建議就這樣地受到冷淡的看待並且給打消了。
1法伊林,前引書,第403頁。
英國官方的算計對誘使意大利脫離軸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現在這種可能性也逐漸消失了。3月26日,墨索里尼發表了一篇措詞激烈的演說,針對法國來提出它對地中海的要求。他暗中正在計劃擴大意大利在巴爾幹半島和亞得裡亞海的勢力,以便使他能夠同德國在中歐的進展保持均衡。他侵犯阿爾巴尼亞的計劃已準備就緒了。
3月29日,張伯倫先生在議會宣佈,他計劃把本土防衛隊擴大一倍,包括紙面上增加的二十一萬人(沒有裝備的)。
4月3日,希特勒的總參謀長凱特爾發出了針對波蘭的秘密命令:「1939年至1940年武裝部隊指令」——暗號叫「白色方案」。元首在這個命令上批示:「準備的工作務須做到從9月1日起任何時間都可以發動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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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政府邀請我參加在薩伏伊飯店宴請波蘭外交部長貝克上校的午宴。這位波蘭外交部長是來倫敦作正式的重要訪問的。去年我曾在裡維埃拉認識他,當時我們兩個人曾在一起吃過飯。現在我問他:「當你回去的時候,你的專車能否平安無事地經德國回到波蘭嗎?」他答道:「我想我們還來得及平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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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的危機現已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1939年4月7日黎明,意大利軍隊在阿爾巴尼亞登陸,經過很短的戰鬥,就佔領了整個國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將要成為德國侵略波蘭的基地一樣,阿爾巴尼亞也會成為意大利進攻希臘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國政府早已對東北歐的和平利益承擔義務。對東南歐的威脅又怎麼辦呢?這艘和平的大船已處處出現漏洞了。
4月9日,我寫信給首相道:
我希望最遲在星期二再召集議會。我之所以寫這封信給你,就是要說明,我是多麼希望你將在議會發表的聲明也能夠像對待波蘭協定那樣,提出聯合戰線的建議。
在我看來,現在時間畢竟是很重要的。恢復外交主動權已屬刻不容緩。這已經不是僅僅發表聲明,或廢棄英意協定,或撤回大使等方法所能濟事的了。
星期天各報紙都直率地提到我們正在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保證。我還注意到有幾份報紙談到英國海軍已佔領科孚。假使我們真的採取了這個步驟,那就是維護和平的最好機會了。
如果我們沒有採取這個步驟,這當然要經希臘的同意,那麼,在我看來,既然報紙已把這種想法宣佈出來,而且顯然是形勢的需要,科孚很快就會被意大利先行佔領的。那時,要想重新把它奪回來恐怕就不大可能了。從另一方面來說,假使我們先行佔領科孚,那時只要有少數幾隻英國軍艦遭受襲擊,那就會使墨索里尼面臨著開始一場對英國的侵略戰爭。其直接結果將使意大利國內一切反對同英國進行大戰的力量獲得最好的機會。這不但不會加重目前出現的嚴重危機,而且反而使危險減少,但必須在今晚就採取行動。現在巴爾幹半島十分危險。如果這些國家仍然處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壓力之下,而我們又顯出如同他們的估計一樣不能有所行動,那麼,他們就只好同柏林和羅馬妥協,以求取得最好的條件。那時,我們的處境將會變成何等絕望!我們將要對波蘭承擔責任,這就會使我們捲入東歐的糾紛中,而在這同時又放棄建立一個一旦建成即可獲救的大同盟的一切希望。
我在寫上面的話時,還不知道我國地中海艦隊現在的情況。我們的地中海艦隊當然應該集中,應該·在·海·上,擺開適當的、但不太接近而又能相互支援的陣勢。
事實上,這時英國的地中海艦隊正分散在各處。我們的五艘主力艦,一艘在直布羅陀,另一艘在東地中海,其餘三艘停靠在相隔很遠的意大利各海港內外,而且其中兩艘還沒有小艦隊護航。驅逐艦隊則散佈在歐洲和非洲沿海一帶。另外一大隊巡洋艦則集中在馬耳他港,沒有戰列艦的強有力的高射炮炮廓的掩護。正當我們的艦隊因這樣分散而實力受到損害的時候,就聽說意大利艦隊集中在奧特朗托海峽,而意大利軍隊也正在集合登上軍艦,準備進行某種性質嚴重的圖謀。
4月13日,我在下院對這種疏忽的部署加以抨擊:
外國已研究起英國人過週末的習慣和英國人對適逢教會節日的假期的重視。耶穌受難日,正好是在解散議會後的第一天。聽說在那一天裡,英國艦隊仍按照慣常舊例執行早經宣佈的計劃。因此,艦隊就會散開於四方各處……我很相信,如果那時我們的艦隊已經集中起來,在愛奧尼亞海的南部各處巡弋,則意大利就不會冒險進犯阿爾巴尼亞了……
經歷二十五年的和平與戰爭的經驗,我相信英國的情報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亞的被征服和阿爾巴尼亞的被侵犯這兩件事情中,聽說英帝國各部大臣對於將發生的事好像毫無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得不十分確切。我不相信這是英國秘密情報工作的過失。
在德國進行侵犯波希米亞暴行的前夕,為什麼英國各部的大臣們還沉湎於所謂「溫暖的會談」,還預言「黃金時代即將到來」呢?當顯然即將發生一件性質異乎尋常的、後果難以預測的事件時,為什麼上星期假日的舊規定竟還照常實行呢?……我以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報部門所收集並及時提供給他們的情報,就其影響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選、粉飾和縮小,如果他們先入為主,只是重視與他們認為世界和平應該繼續維持的真誠而可敬的願望相符合的情報,那他們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險。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時刻發動的。年復一年,月復一月,這些事情一直在一齊向前發展。等到我們想到某種形勢時,事實上,人家已經在實際上達到某種形勢了。現在危機已在逼臨,歐洲大部分國家已進行大規模動員。千千萬萬人正在準備戰爭。各國邊界都以重兵防守,各處都感到新的攻擊迫在眼前。萬一真的打起仗來,我們將捲入漩渦,這還有什麼疑問的呢?我們現在所過的,已經不是兩三個月以前那樣的日子了。我們在各方面,已承擔了義務。我看,在看到了所發生的一切之後,這樣做也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沒有必要逐一列舉我們曾直接和間接給予保證或正在給予保證的國家。在一年以前,我們在各方面還是力量強大的,我們在那時連做夢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個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現在我們都正在進行了。當然,如果我們很想把整個歐洲從危險的深淵的邊緣拉回來,引導到法治與和平的高原上,我們就必須作出最崇高的榜樣。我們不能有任何退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夠繼續在家裡過著舒服安閒的生活,甚至連「強制」一詞也不願意說出口,甚至不願意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補充和裝備我們所答應的軍隊呢?烏黑的苦水到處迅速氾濫。我們又怎麼能夠繼續——讓我特別坦率和真誠地說吧——還不把全國國民兵力編入軍隊編制呢?
幾天後,我在一封給哈利法克斯勳爵的私人信中,又再一次表示對我國艦隊的部署的不滿:
我國艦隊的部署確實令人莫名其妙。第一,4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海軍大臣報告本土艦隊進行戒備的情況,說緊張到連高射炮手想離開炮位走到下面來一下都不成。這是由於一份令人震驚的電報所引起的結果。照我看來,這就超過戒備的要求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地中海艦隊卻像我在下院所說的那樣,散佈在地中海各處,處於極易遭受攻擊的混亂狀態;而且,根據報紙所登的照片,「巴勒姆」號竟停駐在那不勒斯的碼頭。現在,地中海艦隊已經集中,而且已經在它應該在的海面上了。因此,在地中海方面,無疑的一切已經妥善。但是,缺乏戒備的情形又移到本國海面上了。大西洋艦隊除了少數幾門高射炮之外,幾天以來,因為大多數人都在休假,所以實際上是失去了戰鬥力。處在這樣的時刻,誰都會想到休假至少可以錯開一下。所有的掃雷艇還在重新裝備,還不能活動。這種情形又怎麼能夠與所說的星期二那天的緊張情況相吻合呢?看來這是嚴重違背連續的合理的戒備的規定的。畢竟現在所處的情形與上星期的情形基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第一海務大臣現在患著重病,所以我預料有許多事情要落在斯坦諾普的身上。
我寫這封信給你,是專為了告訴你個人的,以便你可以親自去查明事實。所以,我請你對這封信嚴守秘密,因為我不想拿這件事情去麻煩首相,但我認為你是應當知道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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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5日,在德國宣佈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給予保護之後,戈林與墨索里尼、齊亞諾舉行會談,目的是要對意大利人說明德國戰備進行的情況。這次會談的記錄已被發現,其中有戈林這樣的一段話:「不管怎麼說,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會議之後,假使發生嚴重衝突,情況會是多麼的危險啊!由於德國的行動,使兩個軸心國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產力轉歸德國,結果使軸心國的經濟潛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產力大大加強了軸心國對付西方國家的力量。還有,德國現在即使進行大規模戰爭,連一個師也不必用來防備這個國家。歸根到底,這也是兩個軸心國家可以享有好處的有利條件……德國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採取的行動,應該認為是為了軸心國的利益的。德國現在可以從兩翼側面進攻這個國家(波蘭),而且距波蘭新工業中心只需二十五分鐘的飛行即可達到。波蘭這個新工業中心,因為接近邊區,現在已經遷到內地,比較靠近波蘭的其他工業區了。」1
1《紐倫堡文件》,第二編,第106頁。
幾年後,約德爾將軍在一篇演說中說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們兵不血刃地解決了捷克的衝突和兼併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領土的恢復,使德國現在有可能根據戰略上多少較為有利這個前提來考慮波蘭的問題。」1在戈林訪問羅馬的這一天,羅斯福總統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勸他們保證在十年之內,「或者,如果我們看得更遠一些的話,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內」不再進行侵略。意大利這位領袖最初拒絕看這封信,後來加了批語:「小兒麻痺症的後果!」他沒有想到他自己將來要受到更厲害得多的折磨。
1同上書,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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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過去一再保證不實行徵兵,可是到了4月27日,他斷然決定實行徵兵了。大力促成這種姍姍來遲的覺醒的,應該歸功於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他的確是準備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首相進行了幾次性質十分嚴重的談話。在這種嚴重考驗中,我看到他的某些特點。在這段時期,他沒有一天敢說這一天上班不是最後一次上班。
當然,在這個階段實行徵兵,還不能立刻組成一支軍隊。
當時只徵召二十歲的男子;他們還得接受訓練;在訓練之後,還得給予武裝配備。不過,對於法國、波蘭和其他獲得我國慷慨保證的國家來說,這是最重要的象徵表示。在辯論中,反對黨未能履行他們的職責。自由黨和工黨在英國自古以來根深蒂固反對徵兵的偏見面前退縮下來了。工黨領袖提出如下動議:
在我們準備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來保衛國家的安全和履行國際義務的時候,本院對於政府違背諾言廢棄志願入伍的原則深表遺憾;從來志願原則不曾使國防所需要的人力有所缺乏。本院認為現在所提出的措施,實有考慮不周之處。非但不能顯著增強國防實力,反而會招致分裂,並且使全國的努力受到挫折。這進一步證明政府在這緊急時期所採取的措施不能取得全國人民和本院的信任。
自由黨領袖也找出種種理由來反對這個步驟。這兩個政黨的領袖對於他們根據黨的立場而不得不採取的這種態度,頗為苦惱。但是他們還是採取了這種立場,並且提出了一大堆理由。在表決時,他們各自根據自己政黨的路線投票。投票結果,保守黨以三百八十票對一百四十三票通過了他們的政策。我在發言中曾盡力勸告反對黨要擁護這個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是我的努力沒有產生效果。我完全瞭解他們的困難,尤其是在對付他們所反對的政府的時候。我必須把這件事記錄下來,因為這件事使自由黨和工黨以後再也沒有權利來批評當時的政府了。他們極其明白地表明他們對當前局勢所採取的手段。不久他們就表明採取了一種更為真實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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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張伯倫先生仍然希望避免戰爭,可是一旦爆發戰爭,他顯然是不害怕戰爭的。他的傳記作者法伊林先生說,首相在日記中寫道:「戰爭可能性越大,丘吉爾〔參加政府〕的機會就越多,反之亦然。」1這句話不免帶點蔑視的口氣。我除了想再度入閣當大臣之外,我心裡還有許多別的思想。可是,我還是很瞭解首相的見解。他很明白,如果爆發戰爭,他就會找我幫忙,而且他也準確地相信我一定會答應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見我參加政府就認為是一種敵對的表示,因而會使僅存的和平機會也消失了。這是一種自然的、然而是錯誤的看法。雖然如此,張伯倫先生不願因為下院某一議員加入政府致使那麼嚴重而微妙的局面更惡化,這也是無可厚非的。
1法伊林,前引書,第406頁。
三月間,我曾聯合艾登先生和三十個保守黨議員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議案。在夏季,國內掀起一陣風,要求成立聯合政府。有的主張至少要我和艾登先生入閣。站在獨立的立場的克裡普斯爵士對這次國內危機非常擔憂。他曾訪問我和各位大臣,極力主張組織他所說的「舉國一致政府」。我是無能為力的。但貿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卻十分贊同。他寫信給首相說,如果他的去職有助於政府的改組,他就願意辭職。
斯坦利先生致首相 1939年6月30日在這個時候,當你不勝焦思煩慮之際寫信給你,我很猶豫,但鑒於事情緊急,請你原諒。我想我們都認為,唯一可能避免今秋爆發戰爭的機會,就是讓希特勒確實知道我們必定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而他的侵略就勢必引起大戰。至於我們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思索:我們是不是可以採取某種行動,一方面不會具有引起對方報復的威脅性,但卻具有引人注意的戲劇性。除了現在就成立一個在戰爭爆發時必須成立的那種政府之外,我自己也實在想不出別的更有效的辦法來。組織這樣的政府,就是舉國一致、協力同心的戲劇性證明。我設想,這不但對於德國,而且對於美國,都會有重大的影響,而且,如果在最後的時刻,還有可能獲致滿意的解決的話,那麼,由這樣一個政府來進行和解,也會容易得多。
你一定考慮過這個可能性的,而且對於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也一定比我知道得多。但是我想,我還是要寫信給你,使你知道我的想法,並且向你保證,如果你確實曾考慮成立這種政府的可能性,我——我相信我們所有的同僚和我一樣——一定很樂意擔任任何職位,不管職位怎麼小,不管是在政府之內或在政府之外。
首相只表示正式收到這封信。
過了幾個星期,差不多所有的報紙,由《每日電訊報》(7月3日)開頭,《曼徹斯特衛報》加以強調,紛紛響應這個意見。我看到這種輿論的日日提出和一再表達,至為驚訝。寫著「要丘吉爾回到政府去」的海報多得不得了,貼在首都招貼板上,一直持續了幾個星期。許多自願參加的青年男女,在身前身後掛著貼有同樣標語的廣告板,在下議院門前走來走去。這種宣傳鼓動的方法與我無關,但是,如果政府向我提出邀請,我當然是會加入政府的。這次我個人又走運了。其他一切事情都按照邏輯的、自然的而又可怕的順序演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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