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倫掌握大權——他訪問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會談——朗西曼使命的結束——英法對捷克的壓力——貝奈斯總統的屈服——福歇將軍放棄法國國籍——我在9月21日的聲明——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上的強硬聲明——蘇聯實力的被漠視——兀鷹齊集在厄運注定的國家的周圍——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戈德斯貝格——希特勒的最後通牒——英法內閣的拒絕——威爾遜赴柏林的任務——我在9月26日往訪唐寧街——哈利法克斯的公報——英國海軍動員——在德國前線的後面——貝克將軍的免職——希特勒與德國陸軍參謀部的鬥爭——哈爾德將軍的陰謀——9月14日陰謀失敗的所傳原因——9月26日德國陸軍參謀部給希特勒的意見書——雷德爾海軍上將的進諫——希特勒的動搖——張伯倫9月27日的廣播——他第三次建議訪問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籲——9月28日下院的好戲——慕尼黑會議——一張廢紙——張伯倫凱旋歸來——「光榮的和平」——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的證詞——希特勒的判斷再度證實——道德和行為的一些普通原則——法國和英國走上致命的道路。
張伯倫先生控制了英國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爾遜爵士則是他的主要親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勳爵對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來越疑惑不解，但還是跟著首相走。內閣深切不安，但還聽從張伯倫。下院中的政府多數黨被黨的議會領袖所操縱。一個人，只有一個人執掌著我們的國家大事。這個人不論對他所應負的責任或他應盡的個人努力都是不會畏縮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達拉第和張伯倫取得聯繫。法國政府認為，如果法英兩國領導人親自出馬，一起去見希特勒也許會有好處。但張伯倫卻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動地打了一個電報給希特勒，建議去訪問他。第二天他向內閣報告了這件事，當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電，邀請他到貝希特斯加登去。於是，在9月15日早晨，這位英國首相就乘飛機到達慕尼黑機場。從各方面來看，選擇這個時候並不怎麼合適。當這個消息傳到捷克首都時，捷克領導人簡直不能相信真有這回事。他們感到很奇怪：正當他們剛剛第一次控制住蘇台德區內部形勢的時候，英國首相竟然親自去訪問希特勒。他們感到這會削弱他們同德國打交道的地位。因為，希特勒在9月12日發表的挑釁性的演說，以及隨後德國鼓動亨萊因的黨徒叛變，都沒有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亨萊因已經逃到德國去了，蘇台德的日耳曼黨因失去領導顯然已不同意採取直接的行動。捷克政府在其所謂「第四次計劃」中，正式向蘇台德的日耳曼的領袖們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計劃，內容不但超過了今年4月亨萊因在卡爾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張伯倫在3月24日演說中所提出的意見，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說中的聲明。但甚至朗西曼勳爵也看出，蘇台德的領袖們和捷克政府之間達成雙方滿意的協定正是德國人最不願意的事。張伯倫此行使蘇台德黨有了一個提出更多要求的機會；該黨的極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訓令公開提出歸並德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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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飛機在9月16日下午到達慕尼黑機場，然後他乘火車前往貝希特斯加登。正在這時，德國所有的電台都轉播亨萊因要求蘇台德區歸並德國的聲明。這是張伯倫下飛機後聽到的頭條新聞。這顯然是有計劃地讓他在會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這件事。關于歸並這個問題，不論德國政府或亨萊因本人都從來沒有提出來過；而且在幾天之前，英國外交部已經宣佈這不是英國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張伯倫和希特勒會談的現存記錄，現在已經由法伊林公佈了。我們可以從他的敘述中得到張伯倫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儘管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他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卻是，這個人在作了保證之後還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１
１法伊林，前引書，第367頁。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希特勒早在幾個月以前就已下了決心並且做好準備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後的信號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倫敦，立即召集內閣會議。那時朗西曼勳爵已經回來，而他的報告當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些日子他的健康狀況一直很不好，執行這項使命，又使他精神極度緊張，人也消瘦些。他建議採取「一項直截了當的行動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佔多數的地區移交給德國」。這個辦法至少有簡單明瞭的優點。
首相和朗西曼勳爵都深信，只有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才能勸阻住希特勒不下令進犯捷克。張伯倫在他和希特勒會談時強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滿鬥志」。他的內閣也認為法國是毫無鬥志的；因此根本談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論調聊以自慰，甚至顯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現在必須同法國政府採取一致後退的步驟。9月18日，達拉第和博內來倫敦。張伯倫已經決定在原則上接受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所說明的要求。剩下來的事情只是擬出建議，由英法兩國駐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國內閣送來了一份確實想得比較周到的草案。他們不贊成公民投票，因為他們看到，這樣一來，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亞地區也可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他們贊成直截了當地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
不過他們又說，英國政府應該和法國，加上俄國（他們從來沒有與之磋商過），共同保證這個支離破碎的捷克的新國界。
我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在內閣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內實質上完全是個失敗主義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語，其目的無非是一句話——「不惜任何代價來謀求和平」。他在戰後所寫的一本書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責任都推到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身上。當時他心裡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來使法國不去履行最近還重申的莊嚴而明確的義務，即要為了保衛捷克斯洛伐克而戰。這時，英、法兩國的內閣在外表上好像兩個爛熟的西瓜擠在一起壓碎了；然而事實上它們所需要的卻是刀劍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這一點，英法兩國卻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應該聽從保護人的決定。這些像孩子一樣頭腦單純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壞的待遇。
英國和法國在向捷克人提出他們的決定或最後通牒時說：「法、英兩國政府都認識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犧牲是多麼的巨大。他們都覺得有責任坦率說明這些條件對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須最遲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舉行會談，如有可能還要提早，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請你盡早給予答覆。」於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內日耳曼人佔半數以上的地區移交給德國的建議。
英國畢竟沒有保護捷克斯洛伐克的條約義務，它也沒有提出過非正式的保證，但法國確實有這樣的條約約束：如果德國進攻捷克，法國必須對德作戰。二十年來，貝奈斯總統始終是法國的忠實盟友，而且幾乎是法國的附庸，在國際聯盟和其他場合都支持法國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還有所謂神聖莊嚴的義務的話，那麼現在的法捷關係就是了。勃魯姆和達拉第的聲明，言猶在耳。法國政府竟自食其言，實為劫數的凶兆。我始終認為貝奈斯的屈服是錯誤的。他應該保衛他的防線。按照我在那時的看法，一旦戰爭爆發，法國在全國人民熱情澎湃的情況下，一定會起來幫助的，而英國也會立即同法國採取一致行動。在這次危機的高潮時（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兩天，拜訪我在法國政府中的朋友雷諾和曼德爾。這兩位部長都感到非常苦惱，甚至想退出達拉第內閣。我反對他們辭職，因為就算他們作出了犧牲，也不能改變事態發展的進程，反而使法國政府由於失去兩個最能幹最果斷的人而更為虛弱。我甚至冒昧地把這個意思明白告訴了他們。在這次痛苦的訪問之後，我便回到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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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時，英法兩國駐布拉格公使往訪貝奈斯總統，告訴他已經沒有希望根據1925年德捷條約進行仲裁，並極力敦促他「在法國和英國不能承擔責任的形勢還沒有出現之前」，要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法國政府對於這一個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慚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頭提出來。在這種壓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從英法建議。當時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國將軍。他從1919年起就是法國駐捷克軍事代表團的團員，1926年升任團長。他現在向法國政府申請離職，離職後立即就參加了捷克軍隊。他還取得了捷克國籍。
法國曾提出下面的辯解，對此我們不能輕易放過。他們說，如果捷克拒絕屈服，結果發生戰爭，法國自應履行其義務；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壓力就屈服，那就無損於法國的榮譽。關於這一點，我們只好交給歷史來評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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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倫敦新聞界發表了一篇有關這次危機的聲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兩國的壓力之下被分割，這無異是西方民主國家向納粹武力威脅的徹底投降。這種失敗不會給英國和法國帶來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這將使這兩個國家的處境更為軟弱無力和更為危險。僅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著德國可以抽出二十五個師的兵力用來威脅西線；此外，這將為勝利的納粹打通一條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脅的，不單是捷克斯洛伐克，還有一切國家的自由和民主。以為把一個小國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實在是致命的謬見。德國的戰爭潛力會在短期內迅速增長，其速度將比法國和英國完成必要的防禦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國際聯盟大會上，李維諾夫提出正式警告：
……現在，捷克內政正在受到其鄰國的干涉，而且受到公開的咆哮的攻擊恐嚇，說什麼要以武力相加。歐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勞的民族之一，經過了幾個世紀的壓迫之後才獲得獨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許就要決定拿起武器為保衛獨立而進行戰鬥了……
對於奧地利被消滅這一件重大事件，國際聯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過去了。蘇聯政府深知這個事件對於歐洲尤其是對於捷克的命運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奧合併之後就立即正式向歐洲各大國提出建議，應對這個事件可能發生的後果立即進行集體磋商，以便採取集體的預防措施。遺憾的是，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個建議如果實行，可能使我們不至於受到現在全世界為捷克的命運而感到的震驚……在我動身來日內瓦的前幾天，法國政府第一次問我們：一旦捷克被攻擊，我們將採取什麼態度。我以政府的名義提出如下極其明確而毫不含糊的答覆：
「我們準備根據條約履行我們的義務，將同法國一起以我們所能採取的方法來援助捷克。我國的國防部準備立即參加法國和捷克的國防部代表舉行的會議，商討採取適時的措施……」只是在兩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國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詢問：如果法國恪守其條約義務，給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則蘇聯政府是否準備根據蘇捷條約給予捷克以同樣的援助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國政府給予明確的肯定答覆。
奇怪的是，這樣一個有關的大國所發表的公開的不附帶條件的聲明，竟然對張伯倫所進行的談判和法國對於這次危機的處理絲毫不起作用。我聽到有人說，在地理上俄國不可能把軍隊開到捷克去，而發生戰爭時，俄國的援助也只能限於小規模的空軍支持。當然，這需要取得羅馬尼亞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讓俄國軍隊通過它們的領土。麥斯基先生對我表示，至少對羅馬尼亞來說，如果在國際聯盟支持下的一個大同盟對它施加壓力和提出保證，就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從俄國經過喀爾巴阡山脈到捷克有兩條鐵路：北面的一條是由切諾維茲經過布科維納；南面的一條是由德布勒森經過匈牙利。利用這兩條與布加勒斯特和布達佩斯有相當距離的鐵路，就可以轉運三十個師的俄國軍隊到捷克去。這些可能性就是維護和平的力量，將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礙，一旦發生戰爭，幾乎可以肯定這會導致更遠大的後果。有人竭力說蘇聯口是心非，言而無信，因此，蘇聯的建議事實上未被重視。蘇聯的建議沒有放在對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說是蔑視的）待遇，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跡。事態的發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蘇聯這個國家似的。為了這一點，使我們後來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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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墨索里尼在特雷維佐發表了一篇相當重要的演說，他說：「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覺得它今日所處的地位可以稱為一種『微妙的形勢』，它曾是——我們也許已經可以用『曾是』這兩個字了，其理由我馬上就告訴你們——不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包括『捷克、日耳曼、波蘭、馬扎爾、露西尼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現在這個問題既然已經發生，那我要鄭重聲明，它有必要用一個通盤的辦法來加以解決。」１
１見裡普卡：《慕尼黑及其後》，第117頁。
捷克政府屈從英法的聯合建議被迫辭職，另外成立了一個由賽洛維將軍領導的無黨派政府。賽洛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駐西伯利亞的捷克軍團司令。9月22日，貝奈斯總統對全國廣播，嚴肅地呼籲人民保持鎮靜。當貝奈斯準備廣播時，張伯倫已飛往德國，和希特勒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是在萊茵蘭的一個城市戈德斯貝格舉行的。英國首相帶著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議的細節，作為同「元首」進行最後討論的根據。這兩個人在戈德斯貝格的旅館中會晤，這個旅館是四年前希特勒為了肅清羅姆而匆匆離開的那一家旅館。會談一開始，張伯倫就發現他自己面對著他所說的「一種完全意外的形勢」。他回來後曾在下院描述當時的情況：
在貝希特斯加登時，我聽說如果接受民族自決原則，希特勒先生就會同我討論實施的方法和步驟。他後來告訴我，他根本沒有想到我竟然會再來並表明已接受這個原則。我不希望下院以為他有意欺騙我——我自己一點也不那麼想，但對我來說，我本來以為當我回到戈德斯貝格時，我只要安靜地同他討論我帶去的那些建議，事情就可以順利解決。使我大為震驚的是，會談一開始他就說這些建議是不能接受的，而應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沒想到的建議。
我覺得需要一些時候來考慮我該怎麼辦，所以我就退場了。對於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滿著不祥的預感。但在退場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答應延長他以前提出的保證，這個保證就是在談判未獲結果之前不調動他的軍隊。在我這方面，我則答應請求捷克政府避免採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事件的行動。
討論就這樣停下來了，直到第二天才繼續進行。9月23日的整個早晨，張伯倫在旅館的陽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後給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說他準備把德國的新建議轉交給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嚴重的困難。希特勒在當天下午的答覆中毫無讓步之意，張伯倫要求在當晚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提出附有地圖的備忘錄。這時捷克已開始動員，英法兩國政府正式通知它們駐布拉格的代表，說他們以前曾負責勸說捷克不要動員，現在不能再負這個責任了。那天晚上十時三十分，張伯倫再度與希特勒會晤，至於會談的情況，最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在我同德國總理最後一次會談中，他把備忘錄和地圖交給我。會談從當夜十時半開始，直到次日清晨兩三點鐘，在場者有德國外交部長，還有亨德森爵士和威爾遜爵士。我第一次在備忘錄上發現有時間上的限期。因此，這時我說得很坦率。我極力強調說，如果堅持這些條件就會發生危險；一旦發生戰爭，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我說，這個文件的用語和所持的態度，與其說是備忘錄，倒不如說是最後通牒，這將使中立國的輿論大為震動。我嚴厲責備德國總理對我謀求和平的努力沒有作出任何響應。
我必須附帶說明的是，希特勒懇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貝希特斯加登所說過的話：說這一次是他在歐洲最後一次的領土野心，他並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種族也包括在德國之內。第二，他還極其懇切地說，他希望同英國友好相處，如果這次蘇台德問題獲得和平解決，·他·極·願·意·恢·復·談·判。當然他還說：「此外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殖民地問題；但這是一個不會引起戰爭的問題。」
9月24日下午，張伯倫返回倫敦。第二天，內閣召開了三次會議。這時在倫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強硬的輿論。討論結果，決定拒絕在戈德斯貝格所提出的條件，並把這個消息轉告德國政府。法國內閣同意這個決定，並立即實行部分動員，其效率之高確實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國總理和部長又來到倫敦，勉強接受了對捷克人的義務。次日下午，威爾遜爵士奉命攜首相親筆信去柏林見希特勒，那時正是在希特勒準備在體育館演說的前三個小時。威爾遜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覆，就是希特勒表示不願意放棄戈德斯貝格最後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時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則他將在這一天向這個地區進軍。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發表演說。當他提到英國和法國時，用語溫和親切，但對貝奈斯和捷克人，則進行了粗暴而無情的攻擊。他非常肯定地說，捷克人必須在26日以前離開蘇台德區，還說他在這個問題獲得解決之後，不管捷克境內發生什麼事情他都不再感興趣了。「這是我在歐洲的最後一次的領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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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處在類似的情況時一樣，危機日益惡化，我同政府的接觸就更為頻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寧街官邸拜訪首相，作了一次長談。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請我去，或者很願意接見我。在這關鍵的一天，下午三時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內閣會議室裡接見我，我敦促他們執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勳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國、法國和俄國發表一個共同聲明，表明一致反對希特勒侵略的一致情緒和決心。我們詳細討論了一個公報，看來大家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見相同，我當然就以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當時有一個外交部級官員在場，就由他擬了稿。當我們分手時，我極為滿意，如釋重負。
當晚大約八時，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即現在的雷金納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個公報，內容大要如下：
德國如果不顧英國首相的努力，仍對捷克發動進攻，其直接結果必定是法國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國·和·俄·國自必支持法國。
公報由哈利法克斯勳爵批准後就立即發表了。
在早一些時候我回到我的莫佩思大廈寓所時，我發現已有十五位先生齊集在那裡。他們都是保守黨黨員：塞西爾勳爵、勞埃德勳爵、愛德華·格裡格爵士、羅伯特·霍恩爵士、布思比先生、佈雷肯先生、勞先生。大家的情緒極為熱烈。各人的意見集中於一點就是：「我們必須使俄國參加。」保守黨內的意見如此熱烈，表明了他們已完全拋開階級、黨派或意識形態的利害關係等想法，表明了他們的情緒之高，這使我深深感動，驚歎不已。我把唐寧街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並說明公報的性質。大家聽了都大為安心。
法國右派報紙對這個公報表示懷疑和蔑視。《晨報》說這是「巧妙的謊言」。博內先生則忙著表示他的行動是多麼進步。
他對幾個議員說，他不能證實英國公報，好讓這些議員感覺到這並非他所希望的英國保證。他當然是不難傳達這種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庫珀先生在海軍部吃晚飯。他告訴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動員英國艦隊。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經驗，那時的情況與此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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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時刻似乎已經到來，雙方的軍隊已列陣對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萬人在歐洲最堅強的防線後面武裝待命，由高度組織和高度效率的工業機械把他們裝備起來。法國軍隊已部分動員，法國內閣雖然有點勉強但還準備履行對捷克所承擔的義務。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國海軍部向我國艦隊發出了警戒電報，命令艦隊在次日動員。這個消息同時分發給英國各報紙（在下午十一時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海軍部正式發出英國艦隊動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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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兩國政府展示的堅硬的正面背後的情形。總參謀長貝克將軍對希特勒的計劃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贊成這個計劃，還準備加以阻止。在三月間，在德國進犯奧地利之後，他曾送給希特勒一個備忘錄，列舉詳盡的事實來證明：連續不斷的征服計劃勢必招致世界性的災禍，使新近復興的德國再度陷於崩潰。希特勒對此不作答覆。停了一段時期。貝克不願分擔元首決意進行戰爭的歷史責任。到七月間，他們二人之間出現對立。當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進攻即將實現時，貝克要求希特勒保證不再進行戰爭冒險。於是他們二人就決裂了。希特勒對貝克說，軍隊是國家的工具，他是國家的元首，所以陸軍和其他武裝力量都要無條件服從他的意志。貝克因此就請求辭職。他的辭呈始終沒有得到答覆。這位將軍的決定是不會更改的。自此之後，他就不到陸軍部辦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職，並委派哈爾德來繼任他的職位。貝克後來還有一個悲劇性的但光榮的命運。
所有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內人才知道的。現在元首和他的專家顧問之間也開始了一場持續的嚴重鬥爭。貝克是陸軍參謀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們之間不但在職業意見上一致，而且對非軍人的、政黨方面的命令同樣都有反感。看來九月危機已造成了使德國將領感到擔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個師的捷克軍隊部署在德國東部邊境，而法國軍隊約以八對一的優勢開始沉重地壓在「西牆」。敵意的俄國可能利用捷克的飛機場採取軍事行動，蘇俄軍隊可能通過波蘭或羅馬尼亞向前推進。最後，據說英國海軍在最後階段已在動員。隨著所有這些形勢的發展，人們的情緒上升到狂熱的地步。
首先，我們得到了哈爾德將軍所作的關於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親信的陰謀計劃的報告。這件事的證據還不限於哈爾德的詳細敘述。計劃肯定是有的，只是當時的決心究竟有多大，那我們就不能精確判斷了。將軍們曾一再計劃造反，但到最後關頭總是由於種種原因而給打消了。他們被盟軍俘虜之後，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厭其詳地說明他們曾經如何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無疑問，那時有過這種陰謀計劃，並且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也採取過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爾德說），我們就採取了必要的步驟使德國能夠擺脫這個瘋子。那時，大部分的德國人對戰爭的前景充滿恐懼。我們並不想把納粹領導人殺死，只是想把他們抓起來，成立一個軍政府，向人民宣佈：我們之所以採取行動，完全是因為我們深信我國人民正在被引到確實無疑的災難中去。
參加這個陰謀的有：哈爾德將軍、貝克將軍、施蒂普納格爾將軍、維茨累本將軍（柏林衛戍司令）、托馬斯將軍（裝備署署長）、布羅克多爾夫將軍（波茨坦衛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多夫將軍。他們還秘密告訴了總司令勃勞希契將軍，他也表示贊同。
作為對捷克斯洛伐克採取軍事行動和正常軍隊的調動的一部分，他們順利地把一個裝甲師調到靠近柏林的地區，只需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可以開到柏林。證據是很清楚的，因為在慕尼黑危機時，赫普納將軍指揮的第三裝甲師駐在柏林之南。赫普納將軍的秘密任務就是在接到信號時立即佔領首都、總理府和重要的納粹部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個師後來被撥歸維茨累本將軍指揮。椐據哈爾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多夫當時對於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等，曾作過極其周密的佈置。「當時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則政變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條件就全部具備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貝希特斯加登到達柏林。哈爾德在中午得到了這個消息，立即去見維茨累本把計劃訂好。當即決定在當天晚上八時執行。到下午四時據哈爾德說，維茨累本的辦公室接到張伯倫要飛到貝希特斯加登與元首會晤的消息。於是他立即召開會議，在會議中哈爾德告訴維茨累本說：「如果希特勒的虛張聲勢的恐嚇又獲得成功，那麼，他作為總參謀長是不宜把它拆穿的。」於是就決定暫緩行動，等待事態的發展。
這就是當時的總參謀長哈爾德將軍所說的柏林內部危機的故事，是否屬實，歷史家將會進行調查。後來米勒—希勒布蘭特將軍也加以證實，有些調查過此事的權威人士也認為確實可靠。如果這件事終於被認為屬歷史事實，那麼，這又是另一個因極小的偶然事件而改變人類命運的例子。
除此之外，參謀部方面還有其他雖不那麼激烈但還熱心的努力，以謀求抑制希特勒，這是毫無疑問的。9月26日，由漢內肯將軍、勒布將軍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組成的代表團，到總理府請求晉謁希特勒，但被打發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將領在陸軍部開會。他們一致同意擬訂了一份意見書，送到總理府。這個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國發表。１意見書分五章，另有三個附錄，一共十八頁。第一章的重點是敘述第三帝國的政治領導人和軍事領導人之間的意見分歧，並說明德國人民士氣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歐洲戰爭。又說，如果發生戰爭，就必須把非常權力授予軍事當局。第二章敘述國防軍的惡劣情況，並說「軍事當局只好對許多嚴重違反紀律的情況不加過問」。第三章列舉德國軍備的各種缺點，尤其著重說明匆促完成的齊格菲防線的缺點，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薩爾布呂肯之間地區，又缺少防禦工事。意見書又說，集中在紀韋的法國軍隊恐有入侵比利時的可能。最後強調軍官太少，說是要使陸軍能達到作戰力量，至少要有四萬八千個軍官和十萬個軍士，如果現在就進行全部動員，至少有十八個師缺乏有訓練的下級指揮官。
１由拉韋爾涅教授發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國和外國政治年刊》上。見裡普卡，前引書，第212頁及其後。
這一個文件還提出種種理由，證明為什麼除了嚴格限於局部戰爭之外，失敗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陸軍軍官中，相信德國有可能取得勝利的人，還不到五分之一。在附錄中，有關於捷克斯洛伐克軍事上的評論，說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即使沒有同盟國的援助也能打三個月，而德國在波蘭邊界和法國邊界方面，在波羅的海和北海，都需要足以掩護的軍隊防守。在奧地利，至少需要二十五萬的兵力來防止人民暴動和捷克可能發動的進攻。最後，參謀部認為，在三個月的期間內，很不可能使衝突只限於局部地區。
陸軍方面所提出的警告，最後又由德國海軍部長雷德爾海軍上將再加以強調。9月27日晚上十時，元首接見雷德爾。
雷德爾提出了措詞激烈的呼籲。幾小時後，傳來了英國艦隊動員的消息，使他的呼籲更有力量。希特勒動搖了。上午二時，德國電台正式否認德國準備在29日動員的消息，使他的呼籲更有力量。同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德國官方通訊社給英國新聞界一個文告，再一次否認德國準備在29日動員的消息。在這時候，這個人和他的驚人的意志力所受到的緊張壓力，一定是極其猛烈的。顯然他已經走到了全面戰爭的邊緣。他面臨著不利的輿論，又受到陸、海、空三軍將領的嚴重警告，他能毅然改變方針嗎？從另一方面來說，他長期以來依靠威望來維持他的統治，現在又能否經得起退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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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元首和他的將領之間進行搏鬥的時候，張伯倫自己又準備向英國人民廣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說：
現在我們為了一個遙遠的國家中我們完全不瞭解的民族之間所發生的爭吵，在這裡挖掘戰壕，試帶防毒面具，這真是多麼可怕，多麼不合理，多麼不可思議！……如果我認為還有所裨益的話，我將毫不猶疑地進行第三次德國訪問……
我這個人，從心底裡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國與國之間的武力衝突，對我來說，好比一場惡夢；但是，如果我確信有一個國家決心要用武力恐怖來統治整個世界的話，那我就認為非進行反抗不可。因為在這種統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戰爭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們投入戰鬥之前，我們必須明白，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張伯倫發表了這一篇和戰兩可、四平八穩的廣播演說之後，收到了希特勒對他上次讓威爾遜爵士轉交的信的答覆。這封信帶來了一線的希望。希特勒主動提出德國願意參加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國界的聯合保證，他還表示願意對實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進一步的保證。這時，時間非常緊迫。戈德斯貝格德國的最後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
的下午二時，就到最後的期限了。張伯倫於是寫了一封個人的信給希特勒：「拜讀來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經戰爭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願立即親自來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討論移交的問題，如果你願意的話，法、意兩國的代表也可以參加。我深信我們能在一個星期之內達成協議。」１
１法伊林，前引書，第372頁。
與此同時，他又打電報給墨索里尼，告訴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這個最後呼籲。電文是：「我希望閣下通知德國總理，說你願意派代表出席。我還希望你盡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議，使我們的人民不致陷於戰爭。」
這次危機的最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倫敦和巴黎之間似乎沒有進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雖然雙方的意見大體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說沒有什麼個人接觸。當張伯倫未經同法國政府和他自己內閣的同僚商議就寫出這兩封信的時候，法國內閣正沿著與此相平行的路線採取他們自己的措施。
我們已經知道，法國新聞界是極力反對同德國較量的；我們也知道，經法國外交部授意的巴黎報紙又如何影射那個曾提到蘇聯的英國強硬公報，說它是偽造的東西。法國駐柏林大使在27日晚奉命提出一項進一步的建議，準備把立即移交德國佔領的蘇台德地區加以擴大。當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正同希特勒在一起時，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的來電，勸告希特勒應該接受張伯倫的舉行會議的意見，並說意大利也願意參加。
9月28日下午三時，希特勒通知張伯倫和達拉第，建議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舉行會議。這時張伯倫正在向下院演說，報告最近事件的一般情況。在他的演說快要結束時，坐在樓上貴族席的哈利法克斯勳爵把希特勒邀請他去慕尼黑的電報傳下來交給了首相。張伯倫那時正在敘述他給墨索里尼去信以及他採取的這一步驟所得的結果：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訴我，他已發出通知……說意大利雖然準備完全履行支持德國的保證，但他考慮到英國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設法把他通知威爾遜爵士本來要在今天下午二時採取的行動至少延遲二十四小時。我看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對當前形勢重行考慮，設法找出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說，他同意把軍隊動員令推遲二十四小時……這還沒有完。我還有些事要報告下院。我現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請信，他請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會晤。他也邀請了墨索里尼先生和達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請。我可以斷定，達拉第先生也是會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說了……我深信下院會同意我現在就立即動身，看看我在這最後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麼。
就這樣，張伯倫第三次飛去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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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次值得紀念的會議，已有過許多記述，在這裡，只能強調幾個重要特點。會議並沒有邀請俄國參加，捷克自己也沒有獲許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詞率直的通知，說是第二天歐洲四強的代表就要舉行會議。「四巨頭」迅速達成協議。會談在中午開始，一直開到次日凌晨二時。備忘錄寫了出來，在9月30日晨二時簽字。它在基本各點上接受了戈德斯貝格最後通牒。蘇台德區由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內完成。最後的邊界由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這個文件交給奉准專程前來慕尼黑聽候發落的捷克代表。
當這四位政治家等待專家們草擬出最後文件的時候，首相問希特勒是否願意同他進行一次私人談話。希特勒「欣然同意」。１
１法伊林，前引書，第376頁。
9月30日早晨，兩位領導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會晤，除了譯員之外，沒有別人參加。張伯倫提出了他事先預備好的一個聲明，其內容如下：
我們，德國元首兼總理和英國首相今天繼續會晤，雙方一致認為英德關係問題是兩國和整個歐洲的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認為，昨夜簽訂的協定以及英德海軍協定是我們兩個國家希望彼此之間不再發生戰爭的一個象徵。
我們決心以協商的辦法來處理有關兩國之間的任何其他問題，我們決定繼續作出努力，來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從而為確保歐洲和平作出貢獻。
希特勒讀完這個聲明就毫不猶豫地簽了字。
張伯倫回到英國，飛機在赫斯頓著陸，他下飛機時揮動著有希特勒簽字的這個聯合聲明，向前來歡迎的顯要人物宣讀。他的汽車由機場開出，在經過歡呼的群眾時，他對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說：「三個月後，這一切將成為過去。」但他在唐寧街官邸的窗戶前又揮動那張紙說：「在我國歷史上這是第二次把光榮的和平從德國帶回到唐寧街來，我相信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１
１都是愛國的人，他們切望祖國能在世界上重新獲得它的地位。
現在我們又有了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受審時對捷克代表提問的答覆：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凱特爾元帥問道：
「在1938年的時候，如果西方各國肯幫助布位格，第三帝國會不會進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凱特爾元帥回答：
「肯定不會。那時我們在軍事上的力量還不夠強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簽訂協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國趕出歐洲，爭取時間，完成德國的武裝。」１
１引自雷諾：《法國拯救了歐洲》，第一卷，第561頁註釋。
法伊林，前引書，第381頁。
希特勒的判斷再一次得到了決定性的證明。德國參謀部不勝慚愧。元首畢竟又是對的了。他單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覺，準確地衡量了全部軍事、政治形勢。像在萊茵蘭一樣，元首的領袖才能又再度戰勝了德國軍事將領們的阻撓。這些將領他們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種方法來加強德國的實力。當他們發現自己多麼地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時，心裡感到十分痛苦；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對元首的憎惡和不信任常敵不過他們對元首高瞻遠矚的天才和神奇的幸運的讚美。毫無疑問，他成了一顆他們應該跟隨的明星，應該服從的領導。就這樣，希特勒終於成為不容非議的德國主人。鴻圖大略的道路已打開了。
陰謀反叛的人已銷聲匿跡，但也沒有被他們在軍隊中的同志們所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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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為上的準則，也許對未來有些指導意義。要評判這類事情，絕不能離開當時的實際情況。某些事實在當時也許尚未為人們所知，因而對事情的估計，基本上只能是猜測，還可能受到試圖作出判斷的人的一般情緒和意向的影響。那些在氣質上和性格上喜歡對含糊曖昧而困難的問題尋求斬釘截鐵的解決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國的挑釁就立即準備應戰的人，並非都是對的。另一方面，那些傾向於低頭忍受、耐心而忠心誠意地尋求和平妥協辦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錯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數場合下，後者可能是正確的，不論從道德上還是從實際效果上來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堅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戰爭！宗教和道德同樣都主張謙讓和卑遜。這不只限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包括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多少次戰爭是由於煽動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戰爭的誤會本來可以因延緩決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國家，彼此間進行過殘酷的戰爭，而在幾年和平之後，不僅成了朋友，而且結成同盟！
「登山寶訓」是基督教義中的精義。我們每一個人都尊敬教友派１，然而，大臣們履行領導國家大事的責任，卻不是以這種教義為根據。他們的職責，首先是在與其他國家交往中避免引起衝突和戰爭，並避免各種形式的侵略行為，不論其目的是民族主義的還是意識形態的。但是，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本國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們的職位是他們給的），在不得不而正確地採取最後手段的時候，或者經過深思熟慮，有了肯定而明確的判斷時，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況證明確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這時，就應該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來使用。如果把戰爭推遲一年，使自己在戰爭中處於更不利的劣勢，或將更難取得勝利，則推遲戰爭沒有什麼好處。這是有史以來人類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兩難情形。這類事情的最後評判，只能由歷史根據當時雙方所知道的並在其後獲得證明的事實來記載了。
１教友派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對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訴諸戰爭。——譯者
但是，有一個有助於作出評判的準則，即一個國家要遵守諾言和遵守盟國的條約義務。這個準則叫作「道義」。人們所說的「道義」，往往同基督教的教義不完全一致，想起來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道義常常受自尊心的影響，而自尊心對於道義的激發又有著巨大的作用。當然過於誇大的道義規範會導致空虛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為，不論它看來有多麼美好，也不足為訓。而在這一次，正是道義的準則已指出了責任之所在的時候，而當時對於事實又能作出正確判斷的話，就更能加強道義指令的力量了。
法國政府背棄忠實的盟國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運擺佈，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傷心的錯誤，由此還產生了許多可怕的後果。不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還有俠義精神、道義感，以及對受威脅的小國的同情，是會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國如果有條約義務的約束，是一定會起而戰鬥的。但無論如何它已深深地捲入進去了，歷史只好遺憾地這樣記載：英國政府不僅默許而且鼓勵法國政府走上了這一條致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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