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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章 挑戰和反響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徵兵——3月16日法國實行兩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訪問柏林——斯特雷扎會議——5月2日法蘇條約——6月7日鮑德溫先生出任首相——霍爾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為國際聯盟事務大臣——英德海軍協定——其危險——在歐洲的深遠影響——外交大臣的辯護——德國陸軍的壯大——法國和德國的兵源。

  幾年來地下的偷偷活動,秘密的或掩蔽的準備,如今已成為過去了;希特勒終於感到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來提出第一次公開的挑戰了。1935年3月9日,德國空軍宣佈正式成立,16日,宣佈德國陸軍今後將以國民徵兵制為基礎;接著不久,又公佈了各項法令來實現這些決定,其實,實際行動早就開始了。法國政府對於行將發生的一切佔有詳細的情報,所以也在同一個重大日子中的早幾個小時,就宣佈把兵役延長為兩年。德國的行動對建立國際聯盟所根據的凡爾賽和平條約是一種公開的、正式的冒犯。在過去,德國是偷偷地或以種種借口和巧立名目的辦法來破壞條約的,那時各戰勝國因為沉迷於和平主義以及忙於國內政治,還比較容易推卸責任,不去正式宣佈和約的被破壞或被違背,但在現在,問題卻來得那麼直截了當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亞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呼籲,抗議意大利對它的恐嚇性要求。在這種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與掌璽大臣艾登應希特勒的邀請訪問柏林。法國政府認為這是不合時宜之舉。法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已不是一年以前麥克唐納竭力迫使他們要實行的裁軍,而是要把義務兵役由一年延長為二年。按當時流行的輿論看來,這實在是一件費力的工作。不單共產黨,即使社會黨也會投票反對。當萊昂·勃魯姆先生說「法國工人將奮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時候,多列士在親蘇黨羽的歡呼中回答道,「我們絕不容許工人階級被拖進所謂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之中。」
  美國除了希望每一個人都過得好之外,對歐洲的一切事情都不願過問,而且決定以後絕不再為了歐洲的事情來自找麻煩了。但法國、英國,當然還有意大利,雖然彼此之間意見不一,但都覺得對希特勒這種斷然違背和約的行為確有譴責的必要。於是在國際聯盟的主持下,幾個上次大戰中的主要協約國,在斯特雷扎召開了一次會議,這些問題都在會上提出討論。

         ※        ※         ※

  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內幾乎完全致力於對外事務的研究。他在十八歲時離開伊頓公學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第六十來福槍旅服役四年,經過多次血戰,屢立戰功,升為副旅長,並獲軍事十字勳章。1925年當選為下院議員,不久,在鮑德溫先生第二次執政時期,他被任命為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的政務秘書。1931年,在麥克唐納—鮑德溫的聯合政府中,他被任命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領導下工作。次官的職責雖常有變動,但他的責任總是有限的。他必須協助首長執行內閣決定的政策,但他自己並非內閣的一員,亦不能參預內閣會議,只有在牽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榮譽的極端情況下,才可以對外交政策表示異議,甚至進行公開的爭論或者辭職。
  在這許多年中,艾登先生對於國外情況獲得了廣博的知識,對於負有如此重大責任的外交部的活動和思想也甚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對外事務上的做法,不論反對黨或保守黨中有影響的人物都不表贊同。從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識及其非凡的天賦,日益獲得人們的重視。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璽大臣之後,出於內閣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極為密切的聯繫;並因此被邀隨同他的舊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進行這次不合時宜的但也不是毫無結果的訪問。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會晤之後返回倫敦,帶來了前面已經提到的那個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國現在已獲得同英國的空軍均勢了。其後,艾登先生奉命訪問莫斯科,在那裡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聯繫,在幾年之後,這種聯繫又恢復,對雙方都有好處。在這次訪問莫斯科的歸途中,他的飛機遇到猛烈而持續的風暴,經過驚險的飛行最後著陸時,他幾乎不省人事。醫生說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會議了,此後他病了好幾個月。在這種情況下,首相便決定親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參加,儘管這時他自己的健康、視力和智力都顯然正在衰退。所以,在這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中,英國的陣容是弱的。參加會議的還有法國代表佛朗丹和賴伐爾,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蘇維奇。
  當時一致認為,公開破壞犧牲了好幾百萬人才得以訂立的莊嚴條約,是絕不能容許的,但英國代表們在一開始就明白表示,縱令和約遭受破壞,他們也不會去考慮制裁的可能性。這自然就使會議只限於空談。會議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由單方——意即一個方面——破壞和約,是不能容許的,並將請國際聯盟行政院公佈已暴露出來的情況。在會議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這一行動,直率地公開申明反對一國侵略他國。最後的宣言如下:
  三國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國際聯盟的機構下集體維護和平,三國一致同意,要採取各種可行的方法,反對危及歐洲和平的單方面違背和約的行為,並將為了這個目的採取密切真誠的共同行動。
  意大利的獨裁者在演說中著重「歐洲和平」這幾個字,在說完「歐洲」一詞之後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勢停頓了一下。他如此強調歐洲,立刻引起了英國外交部代表們的注意。他們豎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願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國重整軍備,而另一方面,又為他日後可能要對非洲的阿比西尼亞發動遠征留有餘地。要不要把這一點在會議上提出來呢?當天晚上,英國外交部官員進行了討論。每一個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國問題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認為不宜在這個時候對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亞的警告,因為這樣做顯然會使他大為惱火。所以,這個問題就沒有被提出來,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輕輕放過了;而墨索里尼則以為協約國已默認了他的聲明,讓他可以自由對付阿比西尼亞。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這種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國對這個問題保持緘默,會議就此結束。
  跟著,在4月15日至17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對所傳德國下令實行普遍徵兵制這一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進行審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會議的國家有:阿根廷共和國、澳大利亞、英國、智利、捷克、丹麥、法國、意大利、墨西哥、波蘭、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蘇聯。所有這些國家都投票贊成不得以「單方面」行動破壞和約這一原則,並把這個問題提交國際聯盟大會討論。與此同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由於深切關注波羅的海的海軍均勢,也聯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議的國家,總數有十九國之多,但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準備甚至到最後關頭使用武力,因而他們的決定只能是空口說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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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伐爾原本無意以巴爾圖那種堅決的精神和俄國接近,但如今法國對此有迫切的需要。在關心法國前途的人看來,最重要的是,三月間僅以微弱的多數通過的兩年兵役制還必須取得全國一致的支持。只有蘇聯政府才能左右對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國人。此外,在法國,人們普遍地希望恢復1895年舊有的聯盟,或與此類似的同盟。5月2日,法國政府簽署了法蘇條約。這個含糊其辭的文件,保證在五年之內一國遇到侵略時,兩國互相援助。
  為了在法國政治舞台上取得確實的成果,賴伐爾先生到莫斯科進行為期三日的訪問。他在那裡受到斯大林的歡迎。他們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其中有一些從未公佈過的事,不妨在這裡說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於知道的,當然首先是法國軍隊在西線的實力:究竟有多少個師,服役期多長?對這一方面進行了探討之後,賴伐爾說:「你能不能設法對俄國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給以一些鼓勵?這將對於我和教皇的關係,有極大的幫助。」斯大林說:「啊喲!教皇!他有幾個師?」至於賴伐爾怎麼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當然很可能提到在遊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個軍團。賴伐爾始終無意使法國承擔任何特定義務,而這正是蘇聯慣常要提出的要求。儘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發表公開聲明,對法國為了保持國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執行的國防政策,表示贊同。法國共產黨得到了這個訓令之後,立即轉過頭來,熱烈支持國防計劃和兩年兵役制。法蘇條約雖然是歐洲安全的一個因素,但它並沒有規定在德國發動侵略時,對任何一方具有約束力的保證,所以其效力是極其有限的。法國並沒有同俄國達成真正的聯合。而且,這位法國外交部長在歸途中曾在波蘭的克拉科夫停留,參加畢蘇斯基元帥的葬禮。在那裡他與戈林會面,並進行極親切的會談。賴伐爾對蘇聯的猜疑和嫌惡,都通過德國的渠道及時地轉告了莫斯科。
  麥克唐納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漸衰退,已使他無法繼續擔任首相的職務。他在保守黨方面從來是不受歡迎的。由於他的政治上的和戰時的言行以及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使保守黨長期以來對他抱有成見,只是在後來的幾年中出於憐憫而略見緩和。他是工黨最痛恨的人;他們之所以痛恨他,顯然是有理由的。雖然工黨基本上是由他創立起來的。但在1931年,由於他的「背叛」(這是工黨指責他的話),使工黨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數中,他只有七個工黨追隨者。他用盡了最大個人力量來推行的裁軍政策,現已證明完全失敗。大選已為期不遠,而在大選中,他也將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6月7日宣佈他和鮑德溫先生互調職位,鮑德溫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職亦同時易人。霍爾爵士在印度事務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過而獲得了榮譽,如今他要轉到更重要的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時期以來一直受到與政府密切聯繫的一些有勢力的保守黨人的猛烈抨擊。現在他被調任他所熟悉的內政部。外交大臣一職則由霍爾爵士繼任。
  與此同時,鮑德溫先生採用了一種新奇的權宜辦法。艾登先生這時聲譽日增,並已恢復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為國際聯盟事務大臣,在外交部辦公,地位與外交大臣相等,並有審閱文件和使用部員之權。鮑德溫先生的目的,無非表示他重視國際聯盟,重視我國在日內瓦的事務,以便同擁護國際聯盟的強有力的輿論潮流相協調。大約在一個月以後,當我有機會來評論我所說的「設兩個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計劃」時,我提醒議員們注意這種安排的缺點:
  昨天首相說,這只是暫時的試驗,我聽到很高興。我也覺得這恐怕不能持久下去,將來恐怕也不會實行。……我們所需要的是以獨個人負責外交事務的整體思想,掌握全面,使每一個因素,每一件事情都為議會所同意的總目的服務。不管誰來當外交大臣,不管他是什麼人,他必須在部裡享有最高權力,而且在這個重要的部裡的每一個人,都得聽從他,並且只聽從他一個人。我記得在戰時我們曾討論過統一指揮的問題,那時勞合·喬治先生說:「這不是某個將軍比另一個將軍好些的問題,而是一個將軍比兩個將軍好些的問題。」在這困難時期,一個強有力的內閣沒有理由不需要每天同外交大臣在一起,首相沒有理由不隨時召見他或他的屬員。現在的問題如此複雜繁重,時局如此不斷變動,我認為這種混亂局面會因雙重領導和雙重責任而弄得更加混亂。
  所有這些話全都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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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人和事都處在這種情形的時候,英國政府辦了一件極其驚人的事情,這件事的起因,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海軍部。
  讓陸、海、空的軍人來搞政治,始終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他們進入一個其標準同他們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新領域,當然,他們是遵循海軍大臣和內閣的意向甚至指示來行事的,因為只有他們才負得起這個責任。不過海軍部也吹來一股強烈的贊成之風。英德兩國的海軍部之間進行兩國海軍比例的談判已有一些時日。按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除准許有六艘不超過六千噸的輕型巡洋艦之外,排水量達一萬噸的軍艦,不得超過六艘。英國海軍部最近發現德國新近正在建造的兩艘袖珍戰列艦,即「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其噸位都遠遠超過和約所准許的限度,其規格也完全不同,事實上是二萬六千噸的輕型戰列巡洋艦,或者可以稱之為最高級的商船驅逐艦。
  這種肆無忌憚的、欺詐性的破壞和約的行為,至少在兩年之前(1933年)就有了周密的計劃,而且已開始執行了,面對這種事實,海軍部竟然還認為有訂立英德海軍協定的必要。
  英國政府沒有同它的法國盟友商量,也沒有通知國際聯盟,就這樣進行了。英國政府一方面向國際聯盟呼籲,並要求會員國支持對希特勒破壞和約軍事條款的抗議,與此同時他們卻暗中進行協議,把凡爾賽和約中的海軍條款拋到九霄雲外。
  英德海軍協定的要點,是德國海軍不得超過英國的三分之一。這一點對海軍部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想起戰前曾滿足於兩國的比例為十六比十。為了達到這個前景,同時又偏信德國在表面上的保證,於是他們就承認德國有權建造和約明文禁止它建造的潛水艇。按協議,德國可以建造的潛水艇,可達英國潛水艇實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國認為情勢特殊,還可以達到百分之一百。當然德國要保證他們的潛水艇永遠不用來襲擊商船。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還要潛水艇呢?因為,很明顯,如果協定的其餘部分被遵守,則僅就軍艦而論,潛水艇是不能決定海戰勝負的。
  德國艦隊可達英國的三分之一這個規定,可以使德國實行建造新艦的計劃,使德國的造船廠開足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所以,事實上這對於德國海軍的擴充,等於沒有什麼限制或約束。他們可以盡最大可能加速建造。事實上,英國計劃容許德國建造的軍艦限額,已大大超過德國所打算建造的程度,這當然一部分是由於建造軍艦和製造坦克之間對鋼板需要的競爭。德國按規定可以建造的,有主力艦五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二十一艘和驅逐艦六十四艘。但事實上,在戰爭爆發時已完成和接近完成的,只有主力艦兩艘、巡洋艦十一艘和驅逐艦二十五艘,而沒有一艘航空母艦,還不及我們慷慨答應的數額的一半。如果他們不造或少造戰列艦,把可以利用的資源集中於巡洋艦和驅逐艦的製造,則他們在1939年或1940年和英國開戰時,就可能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我們現在知道,希特勒曾對雷德爾海軍上將說過,對英作戰大概不至於在1944年和1945年以前開始。所以,德國海軍的發展計劃,是建築在長遠的基礎之上的。只有潛水艇的建造才達到了協議所許可的程度。當他們能夠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時,就立即援用准許他們建造百分之一百的規定,到戰爭開始時,事實上建造了五十七艘。
  至於新戰列艦的設計,因為德國不是華盛頓海軍協定或倫敦會議的簽署國,他們就有多一層便利。當英、法、美三國都受三萬五千噸的限制時,他們就立即建造「俾斯麥」號和「提爾皮茨」號。這兩艘巨型軍艦的設計,其排水量都超過四萬五千噸,一旦完成,就肯定成為世界海面上最強大的軍艦。
  這個協定同時也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來分裂協約國,使其中一個國家輕易地寬恕他對凡爾賽和約的破壞,他還可以由於與英國達成協定,在協定的核准下,獲得重整軍備的充分自由。協定的公佈,給了國際聯盟又一個打擊。法國人有充分理由埋怨英國准許德國建造潛水艇,因為這將危及他們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則從這一件事中看出了英國對盟友並無信義:只要英國自己的海軍利益有了保障,它顯然願意盡量遷就德國,而不考慮受到德國陸軍擴充的威脅的友邦利益。英國這種看來不講道義的自私態度,不啻是鼓勵墨索里尼繼續推行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計劃。至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只是在兩星期以前,還勇敢地對希特勒在德國陸軍實行徵兵制提出抗議,現在卻發現英國在幕後暗中同意德國建立海軍,其實力雖僅及英國的三分之一,但就是在這個限度之內,也足夠使它稱雄於波羅的海了。
  英國的大臣們對德國提出和我們合作廢除潛水艇的建議,大大地賣了一番力氣。其實德國人明知這個建議附有其他各國必須同時表示同意這一個條件,人人都知道,其他國家絕對不會表示同意的,所以他們提出這個建議,實在是最穩妥也沒有的了。德國之所以同意對潛水艇的使用加以限制,不得對商船進行不人道的襲擊,也是因為它明知別國不會同意之故。誰能相信德國人一旦有了龐大的潛水艦隊之後,在看到他們的婦孺因英國的封鎖而挨餓時,還會不去充分利用這種武器呢?我把這種想法稱為「十足受騙」。
  這個協定不僅不可能把裁軍推前一步,如果付諸實行,幾年以後,將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建造新艦的熱潮。法國的海軍,除了它最新建造的艦隻之外,都需要重新改裝。而這又將影響意大利。至於我們,很明顯,我們必須大規模重建英國艦隊,以便在新式艦隻方面維持三比一的優勢。也許我們認為,德國海軍既被允許有英國的三分之一,這對於海軍部來說,就是英國的海軍要三倍於德國。這也許使我們能夠合理地,雖則為時已晚地重建我們的艦隊。但那些政治家在哪裡呢?
  海軍大臣博爾頓·艾爾斯—蒙塞爾爵士在1935年6月21日向議會宣佈這個協定。我一有機會,即在7月11日,其後又在7月22日,就對這個協定進行抨擊:
  我不相信英國這種單獨行動將會有利於和平事業。其直接的反應,就是使德國艦隊的噸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夠絕對控制波羅的海,並且不久以後,阻止歐洲發生戰爭的因素之一也就將逐漸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勢而論,我認為我們遇到的困難更大。如果法國為了對抗德國而不得不把它的艦隊加以現代化的改造,而意大利又照此辦理,那麼各國一定會大量建造新艦,看到那種情形,我們亦將被迫重建我們的艦隊,不然就會影響到我們在地中海的地位。但最壞的情況則是影響我們在世界那一邊的地位,就是說,在中國和遠東的地位。這對於日本真是意外的收穫!看看後果吧。海軍大臣說要「正視現實」。可是如果這個計劃得以完成,英國的艦隊將大部分停駐北海。這就意味著遠東的整個形勢大大改變,不但對美國和英國不利,而且對中國也不利……
  我引以為憾的是,關於德國海軍復活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同我們的歐洲盟國磋商,也沒有同那些和我們一樣因德國大事擴軍而影響其命運並深為恐懼的許多國家協同處理。德國所擴充的究竟是什麼軍備,那是無從精確估計的。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可以建造遠比我們預料更為強大的軍艦,連我們的海軍部事前也不知道。我們已看到他們在空軍方面所做的事情。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確知德國在本財政年度開支的數額,那麼,德國用於全面備戰的巨額開支必定使本院和全國大為震驚。大量的經費用在全國各地進行戰備建設,使這個強大的日耳曼民族和帝國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軍火庫,而且確實快要動員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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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爾爵士為了答覆來自國內和歐洲的種種批評,1935年7月11日在受任外交大臣後的第一次演說中提出了相反的論證。在這裡也應該提出來:
  英德海軍協定完全不是一項自私的協定。我們決不會訂立在我們看來對其他海軍國家不利的協定。而我們所訂立的協定,我們認為它不但不會妨礙,而且一定會促進全面的協定,否則我們絕不會訂立的。至於海軍裁軍問題,向來和陸軍、空軍的裁軍問題分別處理。海軍問題向來是單獨處理的,並且就我所知,單獨處理這個問題向來是各海軍國家的意圖。
  但除了法律的理由之外,在我們看來,為了和平的利益——這是英國政府的主要目的——確實有充分理由締結這個協定。根據我們的海軍專家的意見,我們應該把這個協定看作不列顛帝國的安全協定。在這裡,我們又發現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來消除在大戰前曾引起人們憤恨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國海軍的軍備競賽。順便提一提,在討論中,德國政府發表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聲明,說他們今後將消除使戰爭成為非常可怖的原因之一,即潛水艇對商船的無限制的襲擊。第三,我們確實認為這是達成協議的好機會,這個協定從海軍的角度看來,顯然將有利於其他的海軍國家,包括法國在內……由於現在的法國艦隊同我們的艦隊接近相等,因而這個協定可以使法國艦隊比德國艦隊永遠佔百分之四十三的優勢,而在戰前,它比德國大約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敢相信,當世界對這些結果作冷靜的觀察時,極大多數贊成和平、贊成限制軍備的國家,都會說英國政府不但採取了明智的措施,並且採取了在當前狀況下唯一可能的措施。
  事實上,所做的一切,無非是准許德國在今後五六年中大力從事擴充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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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在陸軍方面,德國在1935年3月16日正式實行徵兵制度,這是對凡爾賽和約從根本上進行挑戰的開端。現在德國陸軍的擴充和改組,其採取的步驟並不限於技術方面。
  國社黨國家的陸軍的全部職能,需要有明確的確定。1935年5月21日的法律,其目的就是把秘密訓練的專門人材中的技術骨幹分子加以擴充,使之成為整個國家的武裝表徵。德國陸軍改稱為國防軍。軍隊歸最高領導元首統轄。每一個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樣對憲法宣誓,而是對希特勒個人宣誓。陸軍部直接聽命於元首。兵役是人民的主要義務。陸軍的責任在於教育和永久地統一全國人民,法律的第二條規定:「國防軍是德國人民的武裝力量和進行軍事教育的學校。」
  這實際上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的一段話的正式的和合法的體現。這段話是:
  未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應重蹈以前的錯誤:使軍隊負有它所沒有或不應有的任務。德國的軍隊不應成為保持民族特性的學校,而應該成為促使所有的德國人互相瞭解互相調節的學校。國家生活中不論有什麼分裂的因素,應通過軍隊來加以統一。它還應把青年人的眼界從其狹小的鄉土領域擴大到整個德國國家。他所必須尊重的,不應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是他祖國的疆界;因為這才是他所要保衛的。
  在這些思想基礎上,法律規定了新的軍區編製。把陸軍編為三個司令部轄區,分設司令部於柏林、卡塞爾和德累斯頓三地。再分成十個(後來改為十二個)軍區。每一個軍區有一個軍,由三個師組成。此外還計劃組織一種新部隊——即裝甲師,並且不久就成立了三個裝甲師。
  兵役的詳細計劃亦經擬定。新政權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把青年組織起來。從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起,德國少年到十八歲就在自願的基礎上參加衝鋒隊兩年。根據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參加勞動營成為每一個年滿二十歲的德國男子的一種強迫義務。他必須為國家服務六個月,修築道路,建造兵營,或填平沼澤,從而使他在身體上和精神上能夠適合於盡一個德國公民的最高義務即服兵役。在勞動營中,強調不分階級,加強德國人民的社會團結;在軍隊中,則強調紀律和國家領土的統一。
  根據賽克特的建軍思想所擬定的訓練新軍和擴充幹部的重大任務,現在開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恢復德國參謀學院,希特勒親自出席正式的開學典禮,隨同參加典禮的有三軍將領。參謀學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礎就是無數的勞動營。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應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萬六千人,準備接受戰爭技術的訓練。因此,至少在紙面上,德國的陸軍一下子就發展成為一支七十萬人的精兵。
  隨著訓練工作而來的問題,就是籌款重整軍備和發展工業以適應國家新軍需要的問題。根據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為事實上的德國經濟獨裁者。賽克特的先行工作,現在投入最高級的試驗。其主要的困難有二:第一,擴充軍官團;
  第二,組織特種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訊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個軍團。一年以後,又增加兩個軍團,到1937年10月又增設第十三個軍團。警察的組織也成為武裝力量的一部分。
  誰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應召入伍以後,其後幾年入伍新兵的數量將逐漸減少,這是由於世界大戰期間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國和法國,都有同樣的情形。因為這個緣故,在1936年8月,德國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長為兩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約有四十六萬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員,因而在1936年參加正式軍事訓練的德國男子的人數,達一百五十一萬一千人,半軍事性的納粹黨所屬組織和勞動營還不包括在內。在同一年裡,法國軍隊的兵力,不包括後備軍,共有六十二萬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萬零七千人留駐法國。
  即使是普通的會計師都可以相當精確地預算出來的下列數字,很可以說明問題:
  法國和德國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應召入伍的男子人數比較表:
  出生年     德 國      法 國
  1914      596,000人    279,000人
  1915      464,000人    184,000人
  1916      351,000人    165,000人
  1917      314,000人    171,000人
  1918      326,000人    197,000人
  1919      485,000人    218,000人
  1920      636,000人    360,000人
         3,172,000人   1,574,000人

  這些數字,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一一成為事實之前,它只是警告的陰影。直到1935年,人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遠遠沒有使法國的陸軍及其龐大的後備軍達到應有的兵力和威力,且不說它的為數不少而強有力的盟國了。即使在這個時候,本來還可以利用我們不難取得的國際聯盟的權威作出斷然的決議,或許也可以阻止這一事態的發展。可以把德國傳到日內瓦會議去,請它提出詳細的解釋,組織協約國聯合調查團,調查它破壞和約、重整軍備和建立軍隊的情形。如果德國拒絕,就立即重新佔領萊茵河橋頭堡,直至德國確實完全遵守和約為止。這還不至於引起有力的反抗,也許不至於流血。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少可以無限期推遲爆發。法國和英國的參謀人員,對許多事實及其一般趨勢是很清楚的,兩國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法國的政府,由於著迷地玩弄政黨政治而頻頻更迭,英國政府則與此相反,一致同意保持現狀,得過且過,也導致同樣的弊端。兩國都未能採取有力的或斷然的行動,儘管這些行動完全合乎條約且也是理所當然的。法國政府並沒有由於盟國的壓力而全部接受裁軍的要求,但法國政府和英國的一樣,沒有膽識,不能對賽克特在他那時所說的「德國軍事力量的復活」進行有效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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