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國的血腥清洗——裁軍會議的結束——7月25日多爾富斯博士遇害——興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意大利進退維谷——10月9日亞歷山大國王和巴爾圖在馬賽被刺——11月賴伐爾出任法國外交部長——12月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在瓦爾—瓦爾地區發生衝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協定——1935年1月13日在薩爾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總理一事，在羅馬並沒有引起熱烈的反應。納粹主義被視為法西斯理論的一種粗糙的、野蠻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對奧地利和東南歐的野心是眾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預見到意大利與新德國對上述兩個地區的利益將是不可協調的。他沒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證實了。
　　德國要取得奧地利，這是希特勒蓄謀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奮鬥》的頭一頁就有這樣的一句話：「日耳曼的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日耳曼祖國。」因此，納粹德國政府從1933年1月獲得政權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著維也納。那時，希特勒還無力與墨索里尼抗衡，而後者在奧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諱的了。德國作為一個軍事上依然軟弱的國家，甚至連進行滲透和地下活動都必須謹慎從事。儘管如此，在頭幾個月裡，德國就開始對奧地利施加壓力。接連不斷地要求奧地利政府硬把聽命於它的奧地利納粹黨員塞進內閣和政府要職中去。這些奧地利納粹分子是在德國巴伐利亞建立的奧地利兵團裡受訓的。他們無法無天地在鐵路沿線和旅行遊覽中心扔炸彈，加上德國飛機在薩爾茨堡和因斯布魯克上空散發傳單，嚴重擾亂了奧地利共和國的日常生活。奧地利總理多爾富斯既遇到來自國內的社會黨壓力的對抗，又受到來自國外的企圖破壞奧國獨立的德國的陰謀反對。但這還不是奧地利國家的唯一危險。奧地利社會黨人倣傚德國這個鄰國的惡劣榜樣，建立了一支私人的軍隊，借此推翻投票箱的決定。在1933年，所有這些危險都逐漸呈現在多爾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並已得到支持的允諾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裡西奧尼與墨索里尼會晤。他們之間在個人關係上和政治上都達成深切的諒解。多爾富斯相信意大利會保持不干涉態度，因而以為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來收拾他的一個對手——奧地利社會黨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顧問蘇維奇訪問維也納，作為向德國提出警告的姿態。1月21日他發表如下的公開聲明：
　　眾所周知，由於奧地利位於中歐的心臟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遠非它的領土面積的大小和人數的多少所能比擬。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紀以來的傳統及其地理形勢所賦予的使命，那就必須首先得到獨立自主與和平生活的正常條件的保證。這就是意大利在不變的原則基礎上長期以來在對待政治和經濟問題上一貫堅持的立場。
　　三個星期以後，多爾富斯政府對維也納社會黨組織採取行動。屬於多爾富斯本人的政黨並由費伊少校領導的「保衛祖國協會」，奉命去把奧地利社會黨所控制的勢均力敵的、並且也同樣是不合法的隊伍解除武裝。後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進行巷戰。幾小時之內，社會黨的武裝力量被擊潰。
　　這個事件不僅促使多爾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並且使他更堅定地在下一階段同納粹黨的滲透和陰謀活動進行鬥爭。但在另一方面，許多失敗的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在憤恨中投向納粹陣營。奧地利的情形同德國的一樣，天主教與社會黨之間的紛爭，使納粹黨坐收漁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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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戰爭風險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勢。他們可以隨時同法國合作，並且可以通過國際聯盟的機構向希特勒運動施加強大的壓力，而且在德國內部，對希特勒運動也還有很大的分歧。這樣做本來是可以無須流血的，但是這個時機正在逐漸消逝。納粹統治下的武裝起來的德國正在日益逼近。說來難於置信，直到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麥克唐納先生在鮑德溫先生的政治權力的支持下，還繼續在做工作要法國裁軍。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議會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議：
　　比如說，假如我們裁減了法國的陸軍，使之降低到與德國同等的水平，替德國爭得平等地位；這種變化必然又會使歐洲引起情緒上的反應。然後，德國又會進一步說，「你們怎麼能夠使一個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大國不得擁有與海上最強艦隊相等的海軍力量呢？」要是這樣，事情又將如何呢？你們到時會說，「不，我們不同意。陸軍，那是別國的事。海軍，這個問題影響到英國的利益，我們必須說，『不行』。」但是，如果我們那時候說「不行」，我們又怎能站得住呢？
　　戰爭的爆發往往是來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每一個人對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都極為焦慮不安，感到毫無把握，就像我們今天的情形一樣。突然間，事情真的發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萬鈞，勢不可擋。讓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發生的事情。那時德法兩國並不存在什麼爭端。一個七月的下午，德國大使乘車到法國外交部，對法國總理說，「我們被迫發動對俄戰爭，馬上就要宣戰了。法國將採取什麼立場呢？」法國總理回答說，他的內閣決定法蘭西將按照它認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則行事。
　　德大使問道：「你們和俄國有盟約，是嗎？」「是的。」法國總理答道。就這樣，在幾分鐘之內，由於西方這兩個大國各自投入一方，使本來在東方就已夠嚴重的戰場，一下子擴大了好幾倍。有時甚至聲明中立也無濟於事。就我們現在所知，在上述那次會談中，德國政府已授權它的大使，如果法國政府不對他們的俄國盟國履行義務，如果他們表示不願捲入這一場德國決定要進行的戰爭，那就要求已宣佈中立的法國把圖爾要塞和凡爾登要塞交給德國軍隊接管，作為以後不改變主意的保證。……
　　我們，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處在適當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許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會遇到一位大使的光臨，並且不能不給以一個答覆，而一旦這個答覆不合其心意，那麼，幾個小時之內，炸彈將在倫敦爆炸，建築物倒塌，炮火和硝煙的瀰漫，將向我們指出我們一向忽視的空防所存在的種種弱點。
　　我們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易受攻擊。在戰前，我常常聽到對自由黨政府的批評……現在，如果不幸發生了與我們願望相違的災難，那麼，現在的當權者就應該遭到更為嚴厲的批評。
　　對過去的教訓，毫不記取，也不運用，而所處的形勢又比過去更為危險得多。那時我們有海軍，又不存在空軍的威脅。那時，海軍是英國的「可靠盾牌」……現在我們不能那麼說了。那個該死的、萬惡的發明以及空中戰爭的發展，已使我們的處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已經不是二十年前一向過慣的那個島國了。
　　於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項明確的決定，不容有所延誤。在陸軍方面，像全歐洲各國那樣，改建民用工廠，以便能夠迅速轉為軍事生產之用；在海軍方面，我們應重新取得設計自由。我們應該廢止倫敦條約，這個條約既妨礙我們建造我們所需要的艦隻，也阻止美國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們又絕無理由反對的一艘巨型戰列艦。由於倫敦條約國之一（日本）已決定恢復建艦的自由，這將對我們進行這件事情有所幫助；第三，在空軍方面，我們應該有一支能夠與法國或德國兩者中較強的空軍相匹敵的空軍。政府在上下兩院中都占壓倒多數，所以他們沒有什麼事情會遭到拒絕。他們只要為了國家的安全，滿懷信心和決心提出他們的建議，全國人民是一定會給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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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在歐洲，出現了各國團結起來對付德國威脅的一線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國政府為維護奧地利獨立提出了聯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議會發言：
　　我們現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險，就是我們不斷要求法國裁減他們的實力。我們是怎樣去勸他們的呢？我們說，「你們把實力裁減罷。」我們總是給他們這樣的希望：如果他們在裁減實力之後，又遇到什麼災難，那我們就會設法援助他們，雖然我們也是兩手空空，愛莫能助。我不能設想比這更危險的政策了。無論主張孤立或主張聯盟，總有些理由可說。然而，削弱一個將與之訂立同盟的大陸國家，而為了使大陸各國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進大陸糾紛之中，那就沒有什麼理由可說了。這樣一來，什麼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兩面不討好。
　　羅馬人有一句格言：「握緊你的武器，延長你的疆界。」但我們的格言似乎是：「裁減你的武器，增加你的義務。」還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減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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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意大利在作最後的嘗試來實現前面所說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奧地利三國簽訂了所謂羅馬議定書，規定三國中任何一國如遇外來威脅就進行協商。但希特勒的勢力已日益強大，在5月6日，奧地利境內的破壞活動有變本加厲之勢。多爾富斯立刻把這些恐怖事件寫了一個報告，送交蘇維奇，另外還附了一個牒文，哀歎恐怖行為破壞了奧國的商業和旅遊業。
　　墨索里尼拿著這個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會晤。德國總理穿著一件褐色的膠布雨衣，頭戴漢堡式帽子，從飛機上走下來，走進一隊穿著閃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領這個隊伍的，就是容光煥發、身體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見他的貴賓後，向他的副官輕輕地說：
　　「我不喜歡他那個樣子。」在這一次奇特的會晤中，除了對於德國式和意大利式的獨裁製度的美德互相讚揚一番之外，雙方只是一般地交換了意見。墨索里尼對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語言，顯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後印象歸結為這幾個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過他確實取得了德國減輕對多爾富斯的壓力的若干保證。會後，齊亞諾告訴記者說：「你們瞧，再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會議之後，德國的活動有所收斂，但這並不是墨索里尼呼籲之功，而是由於希特勒自己要專心處理國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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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政權後，元首同擁戴他上台的許多人之間就出現了嚴重的分裂。褐衫隊在羅姆的領導下，越來越代表黨內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黨員中，例如熱衷於社會革命的格利戈爾·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會被陸軍、銀行家和工業家等特權階級收買過去。希特勒不會是第一個過河拆橋的革命領袖。在衝鋒隊（即「褐衫隊」）的一般隊員看來，1933年1月的勝利，意味著他們不僅可以自由掠奪猶太人和發國難財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奪有錢人和社會中的既得利益階級。
　　關於領袖背叛的謠言，很快就在黨內一些人中間傳開了。總參謀長羅姆，由於這種局勢的推動，全力進行活動。1933年1月，褐衫隊的人數有四十多萬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組織了近三百萬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對這個龐大機構的發展深感不安；這個機構，雖然表示對他無限忠誠，其中大部分人對他又確實深為愛戴，但事實上褐衫隊卻開始逐漸脫離他的個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軍隊，現在他擁有國家的軍隊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個來替換另一個。他想二者兼而有之，並在必要時，使二者互相牽制，因此，他現在必須收拾羅姆。他對褐衫隊的領袖們說：「我決心嚴厲鎮壓要推翻現存秩序的任何企圖。我將以最嚴峻的力量來反對第二次革命的風潮，因為這勢必導致混亂。任何人膽敢反抗已確立的國家權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將受到嚴厲的制裁。」
　　希特勒雖然疑神疑鬼，但對於所傳那位慕尼黑暴動的同志的不忠，還是不能輕易相信。在過去七年中，這個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隊的總參謀長。1933年11月，當宣佈黨國合一時，羅姆就成為內閣的一員。黨國合一的結果之一，就是導致褐衫隊與德國陸軍的合併。全國重行武裝的迅速發展，使整個德國武裝力量的地位和統率問題成了政治上的首要問題。1934年2月，艾登先生訪問柏林，在會談中希特勒暫時同意對褐衫隊的非軍事性質作出某些保證。羅姆同陸軍參謀長布洛姆堡將軍本來就經常發生摩擦，這時他深恐他多年以來所建立的黨軍會遭到犧牲。他不管對他的行為的嚴重性提出過警告，在4月18日公開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戰：
　　我們所進行的革命，不是國家革命，而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甚至要在「社會主義」一詞之下加著重點。我們的衝鋒隊是目前對抗反動傾向的唯一堡壘，因為他們是革命觀念的絕對化身。褐衫隊的戰士從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邁進，絕不動搖，直到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
　　在這一次，他把褐衫隊演說免不了的結尾「希特勒萬歲」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斷向希特勒訴說褐衫隊的驕橫跋扈。希特勒必須在對他心懷不滿的將軍們和那些曾為他立過不少汗馬功勞的褐衫隊打手之間作出選擇。他決定要將軍們。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羅姆進行了一次長達五小時的談話，這是對羅姆撫慰和妥協的最後努力，但是對於這個野心勃勃的、心理變態的極端狂熱分子，已無妥協的可能。在希特勒夢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權階級統治的大德意志，同羅姆所渴望的人民軍隊的無產階級共和國這二者之間，隔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褐衫隊體制之內，有一群人數較少而受過高級訓練的骨幹分子。他們穿黑色制服，稱為黨衛隊，後來又稱為黑衫隊。這個組織，用意在於保護元首個人和擔任特殊的機密工作。他們是由海因裡希·希姆萊統率的。希姆萊是破落的家禽飼養場主出身。他預見到以希特勒和德國陸軍為一方，而以羅姆和褐衫隊為另一方之間的衝突已迫在眉睫。他想方設法把黑衫隊投向希特勒的陣營。在另一方面，羅姆獲得黨內如像施特拉塞等有勢力的人物的支持。他們看到他們的激烈的社會革命計劃已被擱在一邊。德國陸軍也有它的叛逆者。前總理施萊歇對於1933年1月的恥辱和當時陸軍將領沒有推選他為興登堡的繼承人一事，始終耿耿於懷。在希特勒和羅姆的衝突中，施萊歇以為機會到來了。他輕率地向法國駐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的下台已為期不遠。這是重演在布呂寧事件中他扮演過的角色，可是情況已變得更為危險了。
　　究竟是因為羅姆的政變陰謀已迫在眉睫才使希特勒不得不下手呢，還是因為希特勒和將軍們害怕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才在他們掌握權力之時決心來一次徹底的清洗呢？這將長期成為德國爭論不已的問題。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勝利者一方的利益，當然要肯定這是個陰謀案件。事實上，羅姆和褐衫隊不大可能走得那麼遠。他們只是一種有威脅性的運動，而還不是搞政變陰謀；但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卻是隨時可以越過的。不過，那時他們正在組織力量，後來又受到對方先發制人的打擊，這倒是真的。
　　事情發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國陸軍奉令不得離開軍營，黑衫隊被發給了彈藥。而在對方，褐衫隊奉令處於戒備狀態。羅姆經希特勒的同意，定於6月30日召集全體褐衫隊高級領袖在巴伐利亞湖的維塞舉行會議。29日，希特勒得到局勢嚴重的警告。他坐飛機到戈德斯貝格，在那裡他會見了戈培爾。戈培爾向他匯報柏林即將發生變亂的驚人消息。根據戈培爾說，羅姆的副官恩斯特曾接到舉行起義的命令。這件事看來不大像，因為事實上恩斯特那時在不來梅，正要動身離開這個港口作新婚蜜月旅行。
　　希特勒根據這一個似真似假的情報，立即作出決定。他命令戈林主持柏林的事。他乘飛機到慕尼黑，決定親自逮捕他的主要敵人。在這個生死關頭，希特勒表現出一種可怕的性格。在整個飛行中，他坐在副駕駛員的座位上，全神貫注在狠毒的思索中。飛機在6月30日清晨四點鐘在慕尼黑附近的一個機場降落。與他同行的除戈培爾外，還有十幾個他的私人衛士。他乘車到慕尼黑褐色大廈，召見當地衝鋒隊領袖，並立即把他們逮捕起來。到六點鐘，他帶了戈培爾和少數衛士乘車到維塞。
　　1934年夏季，羅姆因病到維塞療養。他選定為他治病的醫生的私人小別墅作他的住所。選定這樣一個地方作指揮部來策動馬上就要舉行的叛亂，可以說再糟糕沒有了。這個別墅位於一條狹窄的死胡同的盡頭，進出的人很容易被人看見。
　　別墅內沒有一間可以供據說褐衫隊領袖們即將舉行的會議用的大房間。那裡只有一架電話。這些事實都與暴動迫在眉睫的說法不符。如果羅姆和他的信徒們真的要進行叛變的話，那他們就的確太輕率了。
　　七點鐘，元首的一列汽車開到羅姆的別墅門前。希特勒獨自一個人，不帶武器，逕直地上了樓梯，走進羅姆的臥室。
　　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將成為永遠的秘密。這完全出乎羅姆的意料之外，羅姆和他的私人僚屬束手就擒，沒有出什麼亂子。希特勒一幫人帶著他們的俘虜乘車回慕尼黑。在路上，他們遇到一隊載著武裝褐衫隊員的卡車，這批人是奉命到維塞去出席中午的會議，為羅姆捧場的。希特勒從他的汽車下來，召見他們的指揮官，以充分自信的權威，命令他把這些人帶回去。他立刻服從了。如果希特勒遲了一個小時，或者這批褐衫隊早到一個小時，那麼，整個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到了慕尼黑以後，羅姆和他的一夥人被囚禁於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被監禁的同一個監獄裡。那一天下午，處決開始。
　　在羅姆的獄室中放了一枝手槍，但因為他不肯領情，於是獄門被打開了，幾分鐘內，他就被一排子彈打穿。在慕尼黑，整個下午斷斷續續地進行了槍決。行刑隊八個人一班，時時輪換，使兵士的精神不致過度緊張。每隔十分鐘光景，就可以聽到一排槍聲，一直持續了好幾個鐘頭。
　　與此同時，在柏林方面，戈林接到了希特勒的指示，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但在首都這裡，被害的人超出了褐衫隊的系統。施萊歇和他的以身體掩護丈夫的妻子，一起在家裡被槍殺。施特拉塞被捕後遭處決。巴本的私人秘書和親信都被槍殺，但他本人，由於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而得以倖免。恩斯特被從不來梅抓回來，在柏林的利希特費爾德軍營結束了他的性命。在柏林，同在慕尼黑的情形一樣，整天聽到行刑的槍聲。在二十四小時中，德國境內有許多與羅姆陰謀無關的人也失蹤了，他們由於私人挾嫌報復，有的還是因很久的舊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裡，發現了鎮壓1923年暴動的巴伐利亞政府首長奧托·卡爾的屍體。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數，各方估計不一，約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間。
　　在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飛回柏林。屠殺正在不斷擴大，現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時候了。那天晚上，有些黨衛隊（黑衫隊）員因為槍斃犯人過於熱心而走過了頭，自己也在被槍斃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點鐘左右，槍聲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總理府的陽台上出現，接受柏林群眾的歡呼，群眾中有許多人本來以為希特勒本人也給打死了。有些人說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說他露出勝利者的神氣。他也許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斷、無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保住了他的目標，無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個所謂「大刀相搏之夜」裡，保持了國社黨德國的團結，使它得以為害全世界。
　　兩星期後，希特勒在對他忠誠愛戴的國會上致詞。他在長達兩小時的演說中，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說得頭頭是道。這篇演說表明他十分瞭解德國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無可置疑的辯才。這篇演說最精彩的部分是：
　　採取閃電般的快速行動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我只有幾個人在身邊……幾天以前，我還準備寬大處理，但在這個時刻，已無考慮寬大的餘地了。叛亂總是按照鐵的法律來加以鎮壓的，古往今來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責我，問我為什麼不通過正規法院對罪犯進行審判，那我只能對他說：在這個時刻，我肩負著德國人民命運的責任，因而我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這個年輕的國家重蹈舊帝國的覆轍。我下令槍斃的那些人，都是這次叛亂的主要罪犯。
　　接著就是下面一段不倫不類但還生動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瘡燒光，剩下鮮肉。這些毒瘡正毒害我們的國家生活的源泉，還毒害外面的世界。
　　專橫暴戾的惡勢力所進行的這次大屠殺，不管怎樣去解釋，都足以表明，德國的新主人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同時也表明德國的情況與文明國家毫無共同之處。一個以恐怖和血腥鎮壓為基礎的獨裁製度，現在已在世界上出現了。反猶太運動是那麼殘暴和肆無忌憚。集中營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對付一切討厭的或持不同政見的階層。這一個插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時，德國重整軍備的全部過程，已有明顯的跡象，在我看來，它帶有一種冷酷無情、陰森可怕的色調；它閃爍著，射出刺目的火光。
　　現在我們不妨暫時轉回到下院來。在1934年6月間，日內瓦裁軍會議的常設委員會無定期休會。7月13日我說：
　　裁軍會議已成歷史陳跡，這使我十分高興。把裁軍與和平混為一談，那是極大的錯誤。有了和平，才能有裁軍。可是，最近幾年以來，一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惡意日益滋長，而且，儘管這些年來，人們持續不斷地發表演說，下結論，好心多情，還經常舉行各種宴會，但軍備卻在不斷擴張，實際上是迅速擴張。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
　　如果各國不再像現在許多國家那樣感到處於嚴重危險之中，歐洲就會獲得安全，那時，軍備的壓力和負擔將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長期的太平盛世所應有的情況一樣；那時，根據普遍的同意來簽署這類性質的提議，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確實希望，政府迫使愛好和平的、不實行軍國主義的法國削弱武裝力量的時期已告結束。我引以為幸的是，法國始終沒有接受從各個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勸告，這些勸告，我們的反對黨領袖〔蘭斯伯裡〕肯定會十分同意的。
　　在我們這一生中，我們不會只看到這一個德國。但我們必須考慮到，在目前，三兩個可以說是不顧死活的人掌握著那個強大的國家，掌握著那個有高度科學知識、有智慧、馴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達七千萬；那裡不同於君主制度，因為君主制度經常要考慮到它的長遠利益，有許多顧慮，因而在決定政策時就比較穩重；在那裡，根本沒有公眾輿論，有的只是無線電廣播和受嚴格控制的報紙這些可怕的新聞機器所製造出來的東西。德國的政治和我們這裡完全不同。在那裡，你不能辭職去當反對派。你不能離開政府席位去找個普通議員席位來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鐘之內離開你的高級職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著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職還要嚴厲得多的判決。
　　在我看來，處在那種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種誘惑，做出軍事獨裁還不至於做的事情。因為軍事獨裁固然有許多缺點，但畢竟是以對客觀實際的精確研究為基礎的。而那種獨裁則比軍事獨裁危險得多，因為那些人，為了擺脫國內的嚴重危機，可能輕易對外進行冒險，使整個世界蒙受慘絕人寰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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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種冒險的第一次誘惑，不久就出現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亞至奧地利的山路上，來往行人絡繹不絕。7月底，有一個德國信使，落入奧國邊防警察的手中。他身邊帶有許多文件，包括秘密電碼，由電碼得知有一個即將舉行的全面的暴動計劃。政變的組織者是當時奧國駐意公使安東·林特倫。但多爾富斯及其閣員對於危機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顯然可以看出的即將發生變亂的跡象卻反應遲鈍。那天早上，維也納的納粹黨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點鐘，一隊武裝的叛亂分子衝入總理府，多爾富斯身中兩彈，流血不止，沒有人去救護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隊納粹分子佔領了廣播電台，宣佈多爾富斯政府辭職，由林特倫繼任。
　　但多爾富斯內閣的其他成員，採取了堅決有力的行動。總統米克拉斯博士發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恢復秩序，並由許施尼格博士掌政。奧國軍警大多數人都擁護政府，他們圍攻被少數叛亂分子佔據的總理府，其時多爾富斯在一群叛亂分子手中，業已奄奄一息。當時奧國各省也發生叛亂，在德國巴伐利亞的奧地利兵團的各個分隊也越界入境。這時墨索里尼聽到了奧國政變的消息，他就立即打電報給奧地利「保衛祖國協會」領袖斯塔亨堡親王，答應意大利一定維護奧國的獨立。他特地飛往威尼斯，接見多爾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問。與此同時，有三個意大利師奉命開到布倫納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縮回去了。與暴動有牽連的德國駐維也納公使裡特和一些德國官員被奉命召回或解職，暴動就此失敗了。還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部署，於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倖存的巴本，就被任命為德國駐維也納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進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為駐維也納的公使，其明顯的目的，就是要策動對奧地利共和國的顛覆活動。他負有雙重任務，第一，鼓勵在地下活動的奧地利納粹黨，此後每月發給津貼經費二十萬馬克；第二，推翻或收買奧國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麼掩飾自己，幾乎可以說是輕率地對維也納的美國公使洩漏秘密。美國公使向本國報告說：「巴本以最大膽和最無所謂的態度告訴我，全部東南歐到土耳其邊界都是德國的天然腹地，他負有任務把這整個地區置於德國的經濟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當地說，控制奧國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為一個好天主教徒的聲譽來取得因尼茨爾紅衣主教等奧地利人的好感。德國政府決定要控制東南歐，這是阻止不了的。美國的政策，也同法國和英國的一樣，都不是『切合實際』的。」
　　在這些悲劇和恐怖之中，年邁的興登堡元帥有好幾個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為德國陸軍的傀儡，現在與世長辭了。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元首，同時保持德國總理的職務。現在他是德國的主權者。他同德國陸軍的交易，已因血腥清黨而得以成交和鞏固下來。褐衫隊員不得不服從。他們重申對元首效忠。褐衫隊中所有的敵人和可能的對手已全部清除。此後，褐衫隊大勢已去，只是在典禮儀式時充當警衛隊之類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隊員的人數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權而又有嚴格的紀律，便日益強大起來。它已成為在希姆萊率領下的專門保衛元首的禁衛軍，與陸軍將領和軍人特權階級分庭抗禮。它還成為一種有相當的軍事力量並從事日益擴大的秘密警察活動的政治部隊。這些權力，只須經過一種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獨裁達到絕對的和完備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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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地利事變促成法國和意大利的接近；多爾富斯被暗殺所引起的震動，使兩國的參謀部有所接觸。奧地利的獨立受到威脅，促使法意關係的重新調整，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勢，也涉及到奧國和意大利在中南歐相互關係的形勢。但墨索里尼不僅急於保住意大利在歐洲的地位，抵制德國的潛在威脅，還急於保證它的帝國向非洲擴張。同英法兩國密切合作來對付德國，是一個有效的辦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與英法發生衝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對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會促使這兩個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國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擴張計劃呢？無論如何，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個有希望的辦法。
　　在法國方面，在斯達維斯基醜聞和二月暴動以後，杜梅爾格先生領導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達拉第先生繼任總理，巴爾圖先生任外交部長。自從洛迦諾公約簽字以來，法國就急於在東歐安全措施上達成正式協議，但因為英國不願接受萊茵河以外的義務，德國又拒絕同波蘭和捷克訂立有約束性的協定，小協約國對俄國的意圖有戒心，俄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有所懷疑，所有這些加起來，就使這個計劃無從實現。
　　儘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爾圖決定採取行動。他原來的計劃，是想訂立一個包括德國、俄國、波蘭、捷克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內的東歐公約，由法國保證俄國的歐洲邊界，而由俄國保證德國的東部邊界。德國和波蘭對東歐公約都表示反對，但巴爾圖終於使俄國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國際聯盟。這是一個重要的步驟。蘇聯政府代表李維諾夫對外交事務各個方面都很精通。他善於利用國際聯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氣發言，很快就成為一個顯著人物。
　　新德國在別國默許之下壯大起來。法國為了尋求盟國來對付德國，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轉到俄國身上，希望能夠重新建立戰前的均勢。但在十月裡，卻發生了一幕悲劇。法國為了推行它的巴爾幹政策，邀請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訪問。國王在馬賽登岸，受到巴爾圖的歡迎，他們和喬治將軍一起乘車，一路上受到拿著兩國國旗和鮮花的群眾的熱烈歡迎。從克洛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社會底層的密室裡，一個惡毒的暗殺陰謀又一次跳上歐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薩拉熱窩的情形一樣，一群準備拚死的兇手已經準備好。法國的保衛工作做得很不嚴密，缺乏充分的準備。突然間，有一個人從歡呼的人群中衝出來，跳上汽車的踏板，用自動手槍對準國王和其他同車的人連續發射。車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彈。
　　兇手企圖從法國騎兵衛隊的後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時秩序大亂。亞歷山大國王當場斃命。喬治將軍和巴爾圖先生滿身鮮血，從汽車裡走出來。那位將軍搖搖晃晃走不動，立刻被送去醫院進行急救。而那位部長則混雜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鐘後才有人去照顧他，但還讓他自己上樓梯，到警察局長辦公室去接受醫療。醫生在傷口下面作止血處理。但他流血過多，而且已七十二歲了，幾小時後就死了。這對法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個政策，在他的指導下開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後，由賴伐爾繼任外交部長。
　　後來賴伐爾雖有極不光彩的歷史和結局，但並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銳的眼光。他認為法國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避免戰爭。為了這個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國的獨裁者進行交涉。本來他對德意兩國的制度並沒有什麼成見。他不信賴蘇俄。他對英國只是有時表示友好，其實並不喜歡，而且認為英國是一個不中用的盟國。那時，在法國，英國並不享有很高的聲譽。賴伐爾的第一個目的，就是同意大利達成一定的諒解，而且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法國政府對德國的威脅始終不能放心，它準備為了爭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讓步。1935年1月，賴伐爾先生訪問羅馬，簽訂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兩國關係中的主要障礙的協定。兩國一致認為，德國重整軍備是非法的。他們同意，如果將來奧地利的獨立受到威脅，雙方即進行磋商。在殖民地問題上，法國答應對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給予行政上的讓步，並把與利比亞和索馬裡蘭兩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讓給意大利，還把吉布提—亞的斯亞貝巴鐵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權讓給意大利。這些談判，目的在於為法、意、英三國舉行更正式的會談打下基礎，以求成立共同陣線來對付日益增長的德國威脅。
　　在其後幾個月中，由於意大利突然發動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所有這一切全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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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兩國軍隊在阿國和意屬索馬裡蘭邊界的瓦爾·瓦爾水泉發生衝突。後來意大利就以此為借口並當著全世界公然對阿比西尼亞提出要求。從此之後，在歐洲，遏制德國的問題就由於阿比西尼亞的遭遇而被擾亂，變得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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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還有一件事應該提及。凡爾賽和約的條款規定，原來屬於德國的一小塊領土，蘊藏豐富的煤礦和有著重要的鋼鐵工廠的薩爾盆地，應在十五年後舉行公民投票，讓居民自行決定是否願意重歸德國。舉行投票的日期定於1935年1月。投票結果本屬確實無疑。居民中的多數肯定會投票贊成重新回到德意志祖國；而且薩爾地區名義上雖由國際聯盟管轄，實際上卻受當地納粹黨組織的控制，從而使投票結果有加倍的保證。巴爾圖雖然知道薩爾最終總要重歸德國，但他還想堅持為那些也許會投票反對立即歸並德國的人提出一些安全保證。他的遇害改變了法國政策的格調。1934年12月3日，賴伐爾在煤礦問題上和德國人進行直接的交易，三天以後，他在國際聯盟上公開宣佈，法國將不反對薩爾重歸德國。
　　正式的投票於1935年1月13日在國際監督之下舉行，英國曾派一個旅的軍隊參加監督；這一小片被別國領土包圍的地方，除了唯一受國際聯盟主權統轄的土地——但澤之外，其中百分之九十點三的居民投票贊成重歸德國。這雖然是一種正常的和勢所必至的結果，但國家社會主義這次在道義上的勝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大提高，並且似乎給他的權威戴上了德國人民意志的真誠典範這個桂冠。希特勒並沒有因為國際聯盟的公正或光明正大的作風而變得好商量，更談不到有所感動。這只是證明他一向認為協約國都是頹廢的笨蛋這一看法罷了。他開始集中全力來推行他的主要目標：擴充德國的軍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