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領袖——1923年的慕尼黑暴動——《我的奮鬥》——希特勒的問題——希特勒和德軍陸軍——施萊歇的陰謀——經濟風暴的襲擊——布呂寧總理——一個立憲的君主政體——軍備均等——施萊歇的干擾——布呂寧的下台。
1918年10月，有個德國下士，在英軍襲擊科明附近地區時，因受芥子氣侵害，一時雙目失明。當他正在波美拉尼亞的醫院住院的時候，德國各地在戰敗之餘，革命四起。他是奧地利海關一個低級稅吏的兒子，在青年時，曾夢想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他沒有能夠進入維也納的藝術學院，而在維也納過著貧苦的生活，後來又遷到慕尼黑。他有時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經常當臨時工，在物質上過著極為貧窮的生活，心裡卻隱藏著極度的憤懣和怨恨，認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並沒有使他加入共產主義的行列。他卻體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並反而更抱著一種反常的種族忠誠觀念和一種對德國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熱而不可思議的崇拜。當戰爭爆發的時候，他立即懷著滿腔熱情去參軍，在西線一個巴伐利亞團中服役了四年。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運。
1918年冬季，當他雙目失明、無依無靠地臥病在醫院時，他覺得自己個人的失敗，似乎同整個日耳曼民族的苦難分不開。戰敗的震驚，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國人的勝利，使這個傷勢漸愈的團傳令兵陷於極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體衰弱，面容憔悴，但從此卻產生出一種異常的、可以決定人類生死命運的無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國的失敗，在他看來，按通常的事理是難以理解的。他以為其中必有一個重大而惡毒的通敵陰謀。這個抑鬱的小兵，只憑他自己的狹隘的個人經驗，獨個兒苦思苦想，要推究這場災禍的原因。以前他在維也納時曾和極端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一些小組混在一起，在那裡他曾聽到過有一個種族，北歐日耳曼族的敵人和剝削者——猶太人所進行的種種罪惡和破壞活動的事情。他的愛國義憤以及對富人和上層人物的嫉妒，融合成為抑制不住的仇恨。
這個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終於出院了，出院後仍然穿著軍服。他對於軍服，幾乎具有小學生對軍服所抱有的那種自豪感。他揭開眼睛上的紗布時，看見的情景多麼悲慘！戰敗的騷亂實在是夠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氣氛中，在他的周圍，閃現出赤色革命的輪廓。裝甲車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橫衝直撞，向驚惶躲避的路人散發傳單或射擊子彈。有些和他一道當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帶紅色袖章，瘋狂地呼喊口號，反對地球上他所熱愛的一切。好像睡夢方醒一樣，一切都突然間變得清清楚楚了。猶太人，在後方大發國難財的人和陰謀通敵的人，以及通過猶太知識分子搞國際陰謀的可恨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在背後把德國捅了一刀，並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見他的責任在他眼前閃耀：他要把德國從這些瘟疫中拯救出來，要為德國報仇，要把這個作主人的種族帶領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運那裡去。
他團裡的軍官們看到部下們那種煽動性的革命情緒，大為恐慌，但他們很高興無論如何總算發現了一個似乎瞭解局勢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願意留在軍中，幹上了一個「政治教官」或者說是特務的工作。以這個名義，他收集了搞叛變和顛覆活動的陰謀計劃的情報。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軍官，讓他去參加當地各式各樣的政黨的集會。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這位下士參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館裡召開的德國工人黨的集會，他第一次聽到人們所發的言論，和他內心的信念如出一轍，同樣是反對猶太人，反對投機分子，反對使德國墮入深淵的「十一月罪犯」１。9月16日，他便加入這個政黨。不久，為了配合他在軍隊的工作，他負責該黨的宣傳工作。1920年2月，德國工人黨在慕尼黑舉行第一次大會，希特勒操縱了那次大會，並且為黨綱草案規定了二十五個要點。這時希特勒已成為一個政客，他的救國運動從此就開始了。同年四月，他從部隊復員。自此他就以整個生命致力於黨的擴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經把原來的領袖一個個逐出。他以他的熱情和天才，使那些著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個人獨裁，他已經是「領袖」了。他花錢買了一個經營欠佳的報紙——《人民觀察家報》，作為該黨的機關報。共產主義者不久便認出了他們的敵人。他們企圖破壞希特勒的集會，於是在1921年底的幾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組織了他的衝鋒隊。直到此時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亞當地範圍內進行的，但是由於戰後幾年，德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帝國各地有許多人開始去傾聽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國佔領魯爾，全德國大為激憤，使現在被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黨員大大激增。馬克的崩潰摧毀了德國中等階級的基礎。他們有許多人在絕望之中成為這個新政黨的黨員。他們在仇恨、為國復仇和愛國狂熱之中，為他們的苦難找到安慰。
１1918年11月德國爆發了革命。——譯者
希特勒一開頭就說得很明白，要奪取政治權力，就要從激烈反對和打擊由戰敗恥辱而產生的魏瑪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這位「領袖」在身邊就有了一群堅定的黨人，其中最傑出的是戈林、赫斯、羅森堡和羅姆。這些活動家認定奪取巴伐利亞政權的時機已經到來。魯登道夫將軍以他在軍隊中享有威望的名字，為這次冒險行動張目，而且在這次暴動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戰前人們常說：「在德國是不會有革命的，因為在德國一切革命都是被嚴厲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當局在這次事變中恢復了這句格言。警察開了槍，但是很仔細地不打在魯登道夫的身上，魯登道夫將軍徑直地邁步前進，向警察的隊伍走去，還受到警察的敬禮。示威者大約有二十個人被打死，希特勒撲倒在地上，和其他領導人逃出了肇事場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處四年徒刑。
雖然德國當局維持了秩序，德國的法院對肇事者亦加以懲辦，但是國內各地都認為當局是打擊他們自己的骨肉同胞，是為外國人服務，而以德國最忠實的兒女作為犧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減為十三個月。他住在蘭茨貝格獄中的十幾個月，使他能夠完成《我的奮鬥》一書的提綱，這是他的政治哲學著作，是為獻給最近暴動的死難者而寫的。在他終於獲得政權後，對協約國的政治軍事領導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本書更值得仔細研究的了。德國復興的綱領、黨的宣傳技術、同馬克思主義作鬥爭的計劃、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概念、德國理所當然地應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這些都在書中寫得明明白白。這是信仰和戰爭的新可蘭經：誇張、冗長、雜亂無章，但包含了這個黨的使命。
《我的奮鬥》的主題是很簡單的。人是一種戰鬥的動物，因而，國家，作為戰鬥者的集合體，就是一個戰鬥的單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機體，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戰鬥，那就注定要滅亡。一個停止戰鬥的國家或種族，也同樣注定要滅亡。一個種族的戰鬥力，取決於它的純粹性，因此，必須排除外來的玷污。猶太種族由於它遍佈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和平主義是十惡不赦的罪孽，因為它意味著生存競爭中的種族投降，所以，每一國家的首要職責就是使群眾國家主義化。在個人方面，智慧並不是首要的，意志和決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質。生而具有指揮能力的人，比千千萬萬隻配服從的人有價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種族的生存，所以軍事手段是必要的。種族必須戰鬥，苟安的種族必定會腐化和滅亡。假使日耳曼種族能夠及時聯合起來，那它已經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國必須把所有散居在歐洲各處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懷抱之中。一個遭受失敗的種族可以因恢復其自信心而獲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須教育軍隊相信自己是所向無敵的。為了復興日耳曼民族，必須使人們確信，用武裝力量來重獲自由是可能的。貴族政治的原則，在根本上是正確的。理智主義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造就經最少訓練就能成為軍人的德國人。要是沒有狂熱的、歇斯底里的熱情作為推動力量，歷史上最偉大的驚天動地的激變是不可思議的。和平與秩序這種資產階級美德，什麼事也做不出來。世界現在已轉向這樣一種偉大的激變了，而新的日耳曼國家，必須使我們的種族時刻準備為地球上最後而又最偉大的決戰而戰鬥。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外交的任務不是讓一個民族壯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夠繁榮和生存。只有英國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國的同盟國。沒有一個國家會同民主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所統治的怯懦的和平主義的國家締結同盟。要是德國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也不會有人維持它的生存。它喪失的省分，絕不會以祈禱上帝或懇求國際聯盟就能拿回來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國絕不可重蹈對所有的敵人同時作戰的覆轍。它必須選定其中一個最危險的敵人，全力加以攻擊。只有當德國重新獲得權利平等，恢復它在太陽之下的地位時，世界才會不再反對德國。德國的外交政策絕對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純粹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進攻法國，那是愚蠢的。德國所需要的，就是在歐洲擴張領土。德國戰前的殖民政策是錯誤的，應該放棄。德國必須謀求向俄國，尤其是向波羅的海各國擴張。絕不能夠同俄國結盟。聯合俄國向西歐發動戰爭是犯罪的事，因為蘇維埃的目的就是國際猶太主義的勝利。
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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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不停頓地進行鬥爭並逐漸作為一個全國性的人物而顯露頭角，但這並不怎麼引起各戰勝國的注意，因為它們為自己的麻煩事和黨派鬥爭所苦惱和困擾。國家社會主義黨，即後來的所謂「納粹黨」，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國的人民群眾、軍隊和國家機器以及那些並非無緣無故害怕共產主義的工業家，以致成為整個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國生活中的一個力量。1924年底，當希特勒從獄中獲釋時，他曾經說，重新組織他的運動恐怕得要五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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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瑪憲法的民主條款之一規定每隔四年選舉國會。人們希望根據這個條款來確保德國人民群眾享有對國會的完全的和持續不斷的控制權。當然，實際上這個條款只是使他們生活在一個有著綿延不絕的狂熱政治刺激和不斷進行選舉運動的境況之中。因此，關於希特勒和他的主義的發展，就有著精確的記錄。1928年，他在國會只佔二十八席，1930年增為一百零七席，1932年為二百三十席。到這個時候，德國的整個機構都充滿了國社黨的特務，並受它的紀律的約束。對猶太人的各種威嚇、侮辱和暴行，就到處猖獗起來。
在這本書中，沒有必要把這種複雜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惡，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進程逐年一一細述。洛迦諾公約的黯淡日光，只不過是曇花一現。大量美國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榮正在恢復。興登堡元帥當了德國的總統，而施特雷澤曼是他的外交部長，沉著而體面的大多數德國人民，以他們那種對偉大而尊嚴的權威的根深蒂固的熱愛來擁戴興登堡，直到他臨死嚥下最後一口氣。但是在這個狂亂的國家裡，其他各種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瑪共和政府既不能給這個國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國家的光榮和復仇心得到滿足。
戰後幾年間，在勝利者所強加而帶有失敗恥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體制這個虛飾的外表後面，掌握德國實際政治權力和作為國家的持久性機構的，乃是德國陸軍參謀部。總統和內閣的任免都操在這些人的手中。他們認定興登堡元帥是他們權力的象徵，是他們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興登堡已是八十三歲了。從這時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漸衰退。他越來越變成一個偏見、固執和獨斷的老人。在戰爭中，興登堡曾被奉為一個偉大的形象，可是現在，德國的愛國者卻以希望他早日歸天來表示對他的敬仰。這確切地說明，現在的興登堡已經變成了一個「木頭的泰坦神１」了。若干時間以來，將軍們已經明白，他們應該物色一個滿意的領袖來繼承這位年邁的元帥。但物色新人之舉，卻被國社黨運動猛烈發展起來的力量所壓住。1923年慕尼黑暴動失敗以後，希特勒曾經發表過一個在法律上嚴格合乎魏瑪共和體制的黨綱，但是他同時卻鼓勵並計劃擴展納粹黨的軍事的和半軍事的組織。衝鋒隊或稱「褐衫隊」以及一個人數很少而有嚴格紀律的核心組織黨衛隊，從一開始很小的組織，發展到在人數上和活力上都規模很大的團體，致使軍方對他們的活動及其潛在的實力大為惶恐不安。
１希臘神話中天神與地神的子女。——譯者
領導衝鋒隊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軍官羅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並且在鬥爭的幾年中，也始終是希特勒的親信朋友。羅姆是衝鋒隊的總參謀長，是一個極有能力和膽量的人，有強烈的個人野心，又是一個性變態者。他的劣行並不妨礙希特勒和他在奪取政權這條艱苦而危險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呂寧叫苦地說的，衝鋒隊已經把原有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大多數組織吸收在內，其中包括於1920年在波羅的海和波蘭同布爾什維克黨人作戰的自由同志會，此外還有鋼盔團這個國家人民黨退伍軍人的組織。
陸軍將領對國內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們不得不確信他們這樣的一個和納粹運動相對立的軍官階層已不能再統治德國了。這兩派都是決心想把德國從地獄中拯救出來，都想報戰敗之仇。但是德國陸軍是代表德皇帝國所設立的機構，並且是保護德國社會中的封建領主階級、貴族階級、地主階級和其他富裕階級的；而衝鋒隊則在基本上已成為一個由暴烈的或憤懣的顛覆分子的不滿以及破產者的絕望鬥爭所鼓動起來的革命運動。他們和他們所譴責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陸軍方面認為，和納粹黨鬥爭，不啻是把戰敗的德國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陸軍高級將領都認為，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國家著想，他們必須同納粹黨聯合起來，雖然他們曾以德國人所具有的那種剛毅和嚴厲反對過納粹黨的內政主張。在希特勒方面，雖然他準備為了攻取政權的城堡不惜採取任何攻擊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卻是那些曾經領導偉大而燦爛的德國的領袖人物，而這些人在他年青時曾獲得他的敬仰和忠誠。所以，他同陸軍之間達成協議所需具備的條件，對於雙方來說，都是現成的和自然的。陸軍將領們逐漸認識到納粹黨勢力之大，已達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繼承興登堡為德國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實現他的復興德國的計劃，那就非和陸軍中的中堅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經定當，德國陸軍將領就開始勸請興登堡對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視為未來的德國總理。希特勒則答應限制褐衫隊的活動，使褐衫隊受陸軍參謀部的制約，並且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把這些褐衫隊取消；憑借這些交易條件，希特勒就這樣得到了德國統治勢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轄權，得到了德國國家元首的明確的繼承權。這位下士，步步高陞，已升得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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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內還有另外的複雜情形。如果說德國陸軍參謀部是掌握德國內部各派勢力總聯合的鑰匙，那就有好幾雙手在想取得這把鑰匙。這時，施萊歇將軍操有一種微妙的、有時具有決定性的勢力。他是那些謹慎而又具有潛在勢力的軍界人物的政治顧問。各黨各派對他都抱有相當的懷疑心理，並認為他是一個機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動家。他的學識遠遠超過參謀部的軍事操典，非一般軍人所能有。施萊歇早就認識到納粹運動的重要性，並認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從這種恐怖的聚眾滋擾的暴行以及日益擴張其勢力的衝鋒隊這一支私人軍隊中看出，要是他在參謀部的同事們運用得當，其中有一種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許可以利用來重新確立德國的偉大地位，而且說不定還可以確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萊歇帶著這個念頭，在1931年開始和納粹衝鋒隊參謀長羅姆進行秘密策劃。於是，兩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時進行了。陸軍參謀部同希特勒勾結；而施萊歇卻又在這當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並且可能成為希特勒勁敵的羅姆，進行他的個人陰謀活動。施萊歇同納粹黨內的革命派接觸，尤其是同羅姆的接觸一直在進行，直到三年後他們兩個被希特勒下令槍斃的時候為止。自此以後，政治局勢就簡單多了，對剩下來的人也好辦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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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經濟風暴襲擊到德國來了。美國各銀行鑒於國內債務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極不合算的對德貸款。影響所及，弄得德國各地的工廠紛紛倒閉，許多企業也突然破產，而這些工廠和企業都是德國和平復興所依賴的基礎。1930年冬季，德國的失業人數增加到二百三十萬人。與此同時，賠償問題又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過去三年內，美國總代辦吉爾伯特先生，作為協約國代表，曾接收協約國要求德國償付的巨額賠款，其中包括付給英國的賠款（當時經我之手自動轉交到美國國庫）。這種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國委員楊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擬、提議和要求商討一個極其重要的減低賠款的計劃，這個計劃不但對賠款的償付訂出最後的限期，並且使德國國家銀行和德國各條鐵路脫離協約國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銷賠償委員會而另設國際結算銀行。希特勒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就同以商業巨頭胡根堡這個殘暴的、曇花一現的人物為代表的並在一定程度上以他為首的工商業利益集團聯合起來。他們發動了一次徒勞的然而是野蠻的運動來反對協約國所提出的這個影響深遠而寬大的通融辦法。德國政府使盡了氣力才勉強使德國國會僅僅以二百二十四票對二百零六票通過了「楊格計劃」。外交部長施特雷澤曼這時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辦了最後一件事：使協約國答應遠在凡爾賽和約規定的期限之前把協約國軍隊撤出萊茵蘭。
但是德國的群眾對戰勝國的明顯讓步，大都反應冷淡。在早先，或者在關係不那麼緊張的情況下，這些讓步或許會被認為是走向和解和實現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現在，德國廣大群眾正面臨著無時不在的、陰暗可怕的失業恐怖。中產階級因馬克的貶值早已破產而不得不鋌而走險。國際經濟的壓力削弱了施特雷澤曼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和以胡根堡為首的資本巨頭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終於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黨的領袖布呂寧出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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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呂寧是威斯特伐利亞的天主教徒，是一位愛國者，一心想以現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來重建以前的德國。他繼續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殺前所擬定的為戰爭作準備的工業計劃。他還力圖在越來越嚴重的混亂中維持財政的穩定。他的關於經濟節約和裁減文官人數及俸給的方案，並不為人們所歡迎。怨恨的潮流更為洶湧。在興登堡總統的支持下，布呂寧解散了敵對的國會。在1930年的選舉中，他在國會中佔多數。他現在就用最後一次明顯的努力，號召舊德國的殘餘勢力來反對復活起來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國家主義派的騷動。為達到這個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設法確保興登堡再被選為總統。布呂寧總理希望有一個新的而又明顯的解決辦法。他認為只有恢復帝制才能使德國獲得和平、安全和光榮。如果興登堡再度被選為總統，那他又是否能夠勸動這位年邁的元帥，在他的最後任期中充任攝政，以便在他死時復辟帝制呢？這個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補目前希特勒顯然正要跨進的德國最高權力的真空。從全部情勢來看，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是布呂寧怎麼才能夠把德國引導到這條路上去呢？正在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會因為看到德皇威廉復辟而回轉頭來；但是無論社會民主黨或工會內的勢力，都絕對不允許老德皇或皇太子捲土重來。布呂寧的計劃並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國，他是想建立一個英國方式的立憲君主政體。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兒子中能夠有一個可以成為立憲君主的適當人選。
1931年11月，布呂寧便把他的計劃向決定一切的興登堡密陳。這位年邁的元帥的反應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為驚訝並表示極端反對。他說，他認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託的人。任何其他解決辦法都是對他的軍人尊嚴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體，與在皇子中挑選一人當皇帝的辦法是不能協調的。皇位的法統，是絕對不容破壞的。同時，因為德國人既不願德皇返國，那麼在德國就只剩興登堡自己了。他說到這裡為止。沒有妥協的餘地。他說：「我在這裡，我就留在這裡。」布呂寧和這位年老的將軍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許長時間的爭論。這位總理有一個強有力的理由：除非興登堡肯接受這個雖然不合正統的君主政體的解決辦法，否則革命的納粹獨裁就一定會出現。可是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然而，不論布呂寧是否能使興登堡回心轉意，再選興登堡當總統之舉卻是非辦不可的，因為這至少可以避免德國在頃刻之間有發生政治崩潰的危險。布呂寧的計劃的第一階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實行的總統選舉中，第二次投票結果，興登堡取得多數，擊敗了他的勁敵希特勒和共產黨的台爾曼而再度當選。可是現在又必須應付國內經濟形勢和對歐關係了。裁軍會議正在日內瓦召開，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個喧鬧的運動來反對凡爾賽條約所帶給德國的恥辱。
布呂寧經過深思熟慮，草擬了一個修改凡爾賽條約的遠大計劃；並且在1932年4月到日內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優渥款待。在他同麥克唐納、史汀生和諾曼·戴維斯的談判中，似乎頗有達成協議的可能。這次談話的特殊基礎，是德法「軍務均等」。不過這個原則可以有各種保留意見的解釋。頭腦清醒的人居然會想到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和平，這確實使人感到驚訝。關於這個問題，在以後幾章裡還要講到。假使勝利者在這一個關鍵問題上作出讓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呂寧從逆境中拉出來。還可以有第二個步驟——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為了歐洲的復興而把賠款取消。假使實行這種解決辦法，那就一定會把布呂寧的個人地位抬高到勝利者的地位了。
美國的無任所大使諾曼·戴維斯，曾打電話給法國總理塔迪厄，請他立刻從巴黎趕到日內瓦來。哪曉得布呂寧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經得到了另一個消息。這時施萊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動。他剛巧搶先一步警告法國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呂寧談判，說是布呂寧馬上就要倒台了。同時也可能是塔迪厄擔心在「軍備均等」這個方案下法國所處的軍事地位。不管怎樣，塔迪厄沒有去日內瓦，布呂寧亦於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呂寧在這樣一種情勢下兩手空空回到柏林，對他來說卻是致命的。為了應付在德國內部有巨大威脅性的經濟崩潰，必須採取劇烈的甚至不顧一切的手段。但布呂寧這個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經沒有採取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呂寧在五月份足足奮鬥了一個月。與此同時，塔迪厄在變化無常的法國議會政治中，亦被赫裡歐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國總理宣佈他本人準備商討在日內瓦談判中所達成的方案。美國駐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國總理立即回日內瓦，不可有片刻拖遲。5月30日晨，布呂寧接到這個電報，但在這時，施萊歇的努力已告成功。興登堡聽了他的話，決定解除布呂寧的總理職務。就在這一天的早晨，當美國的邀請電報（充滿著希望但措詞並不審慎的電報）送到布呂寧手中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他的命運已成定局；到中午時分，他便提出辭職，以免正式明令免職。在戰後的德國中，最後一個或許可以使德國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憲政並走向睦鄰邦交之路的政府，就這樣結束了。假使沒有施萊歇的陰謀和塔迪厄的延誤，則協約國向布呂寧所提出的建議，肯定會救了布呂寧。現在這些建議，只好同另一個政府和另一個人來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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