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28年的感想——對未來的戰爭的毀滅性恐怖——若干戰爭技術的預言——協約國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憎恨——「安逸的局面是會改變的」——德國的陸軍——十萬志願兵的限制——賽克特將軍的工作和主張——「第二個沙恩霍斯特」——1927年1月協約國管制委員會的撤銷——德國的航空事業——違約與偽裝——德國的海軍——拉特瑙的軍備計劃——可以改裝的工廠——「十年無大戰」的規定。
在我所著的《戰後》一書中，我對於自歐戰停戰到1922年底英國政府更迭這四年中的情況，寫下了一些感想。該書是1928年寫的，當時我已深深感到未來的浩劫：
直到基督紀元二十世紀初，戰爭才開始進入到它可以毀滅人類的時代。人類已組織成為大的國家和大的帝國，各民族的興起充滿了集體意識，使屠殺事業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規模和堅毅來加以設計和實行。個人的卓越的長處，都被集中來發展大規模屠殺的能力。雄厚的財力、進行世界貿易和信貸的資源以及巨額資本的積累，得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把各國人民的精力用於蹂躪破壞的事業。民主政治的制度使億萬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現。教育不但把戰爭這一課灌輸到每一個人的腦中，而且使每一個人對當前目標都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報紙成為一種促進彼此團結和互相激勵的工具。至於宗教，在基本論點上，雖然很高明地避談鬥爭，但用種種方式，對所有的戰鬥人員一視同仁地給予鼓勵和慰勞。最後，科學打開了它的寶藏和秘密去滿足人們不顧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說是能起決定作用的器械和裝置放在他們的手中。
其結果，許多新奇的特點出現了。非但設防的城市遭受饑荒，整個整個的民族都被有計劃地置於或將被置於因饑饉而衰弱的過程中。全部人口以這種或那種身份參加戰爭，同樣都是襲擊的對象。天空中開了一條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帶到遠離戰線的後方，帶給老、病、婦、孺這些在以前的戰爭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鐵路、輪船和汽車等運輸工具神奇地被組織起來，使千百萬人可以不斷地進行戰鬥。醫療和外科手術精益求精的進步，把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殺場。凡是可以用於這種大規模浪費事業的東西，都不會被浪費掉。士兵的垂死掙扎也可以使之產生軍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戰的頭四年所發生的一切，只是準備進行的第五年戰鬥的序幕罷了。恐怕1919年的戰役會看到殺傷力量的大大增強。假使德國軍隊能夠保持士氣，成功地撤退到萊茵河，那麼，在1919年的夏季，他們恐怕就會受到前所未有的、無可比擬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術的襲擊。成千上萬架飛機將炸毀他們的城市。好幾萬門大炮將夷平他們的陣線。當時協約國正在進行種種部署，準備在同一時期內把二三十萬配有一切必要裝備的軍隊，用每日行駛十到十五哩的機械化車輛，源源不絕地越野前進。只有一種秘密的防毒面具（這是德國人還沒有及時造出的）才能確實防禦的狠毒到難以置信的毒氣，將使遭受攻擊的敵方陣線的全部抵抗陷於窒息，使全部生命陷於癱瘓。當然，德國人當時也有他們的計劃。但憤怒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解除警報已發出來。於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戰國的檔案裡了。
戰爭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開戰時的情形一樣。世界抬起了它的頭，看一看劫後的廢墟，勝利者和戰敗者都鬆了一口氣。在成百的實驗室裡，在成千的兵工廠、製造廠和各種辦事機構裡，人們一下子站了起來，離開他們多少年來專心致志的工作。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完成，沒有實行，被丟在一邊了，但是他們的知識還保存著；他們的資料、數據和發明，都由各國的軍事機關匆匆忙忙地捆紮起來，並注上「供將來參考」。1919年的戰役沒有打成，但它的各種觀念還在向前發展。在每一個國家的軍隊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蓋下，都在把這些觀念拿來研究、推敲和提煉。假使世界再發生戰爭，那就不是使用準備在1919年作戰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發展和擴充，那將是無可比擬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被稱為「和平」的這個筋疲力竭的時期。不管怎樣，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全面局勢進行考慮的機會。某些令人擔憂的、但確實無疑的事實已逐漸出現，好像山峰從飄浮的雲霧中逐漸顯露出來似的。可以確定，從此以後，一旦打起仗來，全部人口都將加入戰鬥，每個人都將竭盡其力，都難免遭到敵方的猛烈攻擊。可以確定，感到其生存處在危險中的國家，將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確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戰爭中，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規模的、無限制的毀滅性武器和方法，也許一旦發射就無法控制。
在過去，人類從來不曾處在這樣的境況：品德上沒有取得值得重視的進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確的指引，卻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毀滅其自身的工具。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人們所有的光榮和勞動把人類引導到這樣的一個頂點。人們最好還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負的新責任。死神在「立正」、遵命、聽候號令，準備執行任務；準備把全人類大批大批地砍殺；準備一經召喚，就把人類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壓成齏粉，永遠沒有修復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聲令下。他等候一個神志虛弱的、手足無措的人來下這個命令，這個人本來是他的犧牲品，而現在——僅僅是這一剎那卻成為他的主人。
所有這些話都是在1929年1月1日發表的。現在，又是十八年後的元旦了，我還是不能寫出和先前兩樣的話來。在兩次戰爭之間，由我本人負責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其目的只是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當然也是為了在一旦發生最壞的情況下，保證我們能夠取得勝利，或者至少能倖存下來。恐怕從來沒有一次戰爭比第二次大戰更容易防止。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毀滅，我們隨時準備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國、美國和其他協約國家，是以通常處事那種貫徹始終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慣常具有的常理來處理它們的事情的話，那本來就沒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沒有法律伴奏的行軍。不但如此，在正義的事業中，我們還可以運用實力，而不見得要冒流血的危險。英國、法國，尤其是具有巨大實力而又公正的美國，由於放棄自己的目的，甚至放棄他們衷心擁護的主張，任令局勢逐步發展，終於達到他們量害怕的那個頂端。
現在，我們又面臨極其相似的新問題，只要這些國家還再用那種善意的、但目光短淺的做法來對付，那就不免要導致第三次大動亂，那時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存下來講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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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5年，我就寫過一些現在還不宜忽略的關於技術方面的想法和疑問：
會不會出現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發現的爆炸能都無可比擬地更為猛烈的呢？會不會發明一種大小像個桔子的炸彈，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毀一大片建築物——或者集中千噸炸藥的力量，一下子把整個市區夷平呢？即使是現有的炸彈，是否可以裝在飛行運載工具上，用無線電或其他射線來操縱，不用駕駛員，自動地、連續不斷地轟擊敵方的城市、兵工廠、營房或造船廠呢？
至於毒氣和各種形式的化學戰，還只是一本恐怖書中已寫成的第一章罷了。可以肯定，萊茵河兩岸的人都在運用科學並以絕大的耐心來研究所有這些新的毀滅方法，而且，為什麼要認為這些方法只限於無機化學呢？對於疾病的研究——有組織地準備各種病毒，蓄意向敵方的人畜投放——這肯定是不僅在一個大國的實驗室裡進行著的。毀壞莊稼的害蟲，殺死馬匹和牲口的炭疽熱，不僅毒害軍隊，而且能夠毒害整個地區的瘟疫——這些就是軍事科學正在冷酷無情地前進的路線。
所有這些話都是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以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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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豪的民族在戰爭中被擊敗，必定力圖盡快重整軍備，這是很自然的。他們只要有辦法，就不會尊重被迫服從的條約。
……安逸的局面將會改變在痛苦中所發的誓言，把它視作是暴力所迫的，是無效的。
所以，強行使一個戰敗的敵人繼續處在解除武裝的狀態，乃是勝利者的責任。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必須採取雙重政策：第一，他們自己要保持充分的軍備，同時又必須以毫不放鬆的警惕性和權威，貫徹執行和約中關於禁止原來的敵國恢復其軍事力量的各項條款。第二，他們必須採取旨在使戰敗國繁榮昌盛的寬大措施，盡可能使它對自己的狀況感到滿足，還要用一切方法極力創造一個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礎，使訴諸武力的誘因逐漸消除。在這幾年中，我提出了一個準則：「消除戰敗國之冤氣在先，裁戰勝國之軍在後。」下面可以看到，英國、美國和法國卻在很大的程度上採取了相反的做法。於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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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把一個強大國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來的軍隊，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勝利的協約國，依照勞合·喬治的建議，把德國軍隊限定為十萬人，禁止徵兵，但這一點兵力，卻成為一個核心，成為一個熔爐，在可能的時候，百萬大軍便會從那裡產生出來。這十萬人就是十萬個骨幹，一旦決定擴充，小兵就會變成軍士，軍士就會變成軍官。儘管如此，勞合·喬治的防止德國重建陸軍的計劃，不能說是考慮不周到。在和平的時期中，任何外國的監督都不能控制德國奉准設立的十萬兵員的素質。問題不在這一方面。德國僅僅為了防守國境，就得需要三四百萬有訓練的士兵。而要建立一個能夠同法國陸軍相匹敵、更不用說超過法國的全國規模的軍隊，不但需要培植骨幹，恢復舊日的聯隊和編製，還要實行國民徵兵制度，每年徵集達到兵役年齡的男子。志願兵、青年運動、警察的擴編、老戰友會，以及一切非官方的和非法的組織，都可以在過渡時期中起作用。但如果沒有實行普遍的國民兵役，則骨架雖全，總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國實行了幾年的徵兵，它就不可能建成一支足以同法國軍隊相抗衡的軍隊。這裡有一條非把凡爾賽和約加以明目張膽的破壞就無法越過的界線。在此之前，可以進行隱蔽的、巧妙的和精細的準備，但總有一天會下最大的決心越過界限，公然抗拒征服者。這樣看來，勞合·喬治的原則是對的。假使那時曾運用權力並以審慎的態度來貫徹這個原則，那麼德國的戰爭機器就不可能重新鑄造出來。每年徵集的新兵，不論在入伍前受過如何良好的教育，也必須在聯隊或其他單位中至少呆上兩年，只有經過了這一個訓練時期，才可以把現代陸軍所必不可缺的後備軍逐漸組成和擴充起來。雖然，法國的人力在上次戰爭中有大得可怕的損耗，可是它能夠有條不紊地、連續地訓練每年入伍的士兵，並把受訓過的士兵編入後備軍籍而成為國家整個戰鬥人員的一部分。有十五年，德國都沒有被允許建立這樣的後備軍。在這些年中，法國的軍事體制卻能順利地訓練和聚集起有組織的力量，這支力量是長期不斷地武裝和訓練的結果。德國陸軍或許可以培養和發揚它的軍事精神和傳統，但是它如果要同法國這支力量相抗衡，即使是在夢中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未來德國陸軍的機構和核心的締造者是賽克特將軍。早在1921年，賽克特就秘密地在紙上忙於設計一支完備的德國陸軍，並且謙恭地為他的種種活動同協約國軍事管制委員會進行辯解。他的傳記作者拉本瑙將軍在1940年德軍節節勝利時寫道，「假使從1920年到1934年間，領導核心只是適合於小規模軍隊的需要，那就很難進行1935年到1939年的工作了。」例如，凡爾賽條約規定要把軍官團的人數由三萬四千人減到四千人。德國人用了種種計策來突破這個致命的界線，而且儘管協約國軍事管制委員會作了種種努力，德國還是一步步地推行重建陸軍的計劃。賽克特的傳記作者寫道：「敵人曾經竭力要消滅參謀部，並得到國內各政黨的支持。協約國管制委員會根據它的立場，曾有好幾年正確地企圖把高級參謀的訓練搞得非常落後，使之根本不能建立參謀部。他們曾用直截了當的方法來瞭解參謀部的軍官究竟是怎樣訓練的，但是我們成功地保守秘密，不論關於體制或講授的課程，一點也沒有洩露。賽克特始終不讓步；因為假使參謀部被破壞，那就很難重新建立起來。……雖然參謀部的形式已經被破壞了，但它的內容依然保留住……」實際上，有好幾千個穿便衣的參謀部軍官和他們的助手，以建設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員的名義，集中在柏林，對過去和未來進行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還有一段透徹的說明：「沒有賽克特，今天（1940年）就沒有在德國的意義上的參謀部，因為這個組織是必須經過好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來的；無論軍官們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建立起來。概念的連續是為了保證在現實的嚴重考驗中掌握領導權所必需的。個人的知識或能力是不夠的。在戰爭中，有系統地發展起來的多數人的能力是必要的。這種集體能力需要幾十年才能培植成功……在一個小型的十萬人組成的軍隊中，如果將軍們不是也變成了小氣派的人，就必須建立一個偉大的理論體系。為了這個目的，還得提倡大規模的體操鍛練和軍事體育……這倒不是為了訓練參謀部，而是要訓練一批高級軍官。」這些人將能按正規的軍事要求來考慮問題。
賽克特認為，必須避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個人經驗中引申出錯誤的理論。那次戰爭中的一切教訓，都經過透徹的和有系統的研究。擬出了新的訓練原則和編訂了各種新教程。
一切現有的操典都重新編寫，而且不是為那十萬兵員的軍隊而是為德意志帝國的武裝力量來編寫的。為了使協約國查不出來，這些操典的全部項目是用特別的字體印刷的，而且是公開的。但是供內部專用的操典，卻是秘密的。他們所一再強調的主要原則就是：所有的重要兵種必須密切配合。不但主要的兵種——如步兵部隊、摩托化部隊和炮兵部隊——必須在戰術上密切配合；而且機關鎗部隊、迫擊炮部隊、衝鋒鎗部隊、反坦克武器部隊、陸軍航空兵部隊以及其他種種，亦應互相配合。1939年和1940年的戰爭中，德國各軍事將領都認為他們戰術上的成功，全仗這種理論。到了1924年，賽克特已能感覺到德國陸軍已在慢慢地增加，超過了十萬人的限制。他的傳記作者說：「不到十年就收到效果了。」1925年，年邁的陸軍元帥馬肯森為賽克特建成德國陸軍而向他致賀，而且並非不恰當地把賽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這個沙恩霍斯特在法國於耶拿之役後佔領德國的那幾年內，曾秘密組織普魯士軍隊來反擊拿破侖。「多年的火焰一直在燃燒著，協約國的管制也沒有摧毀德國軍力中任何持久性要素。」
1926年夏季，賽克特率領各路指揮官帶著參謀人員和通信部隊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軍事演習。那時沒有軍隊，但實際上所有的將軍、指揮官和參謀部的軍官，由此學到了許多戰爭藝術以及指揮一支正規德國陸軍的技術問題。一旦時機成熟，這支軍隊就能夠把德國提升到先前的地位。
對在正式編制之外的士兵進行小規模的短期訓練，已有好幾年了。這些人被稱為「黑兵」，即不合法的兵。從1925年起，這些「黑兵」全部由國防部來領導，由國家經費來維持。
參謀部的1925年計劃，企圖超出條約限制把軍隊加以擴充和改進，把現有的合法的七個步兵師增加兩倍，然後到三倍，但是賽克特的最終目標，是至少要成立六十三個師。從1926年起，這個計劃的主要障礙，就是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反對。1932年社會民主黨政府被推翻。直到1933年4月才正式超過了十萬兵員軍隊的編制。雖然它的實力，在早些時候就已經穩步地超過這個數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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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迦諾會議後，人們都抱著善意和希望，在這種情緒下，英國和法國政府採取了一個雖非無法補救但頗成問題的決定。這就是：撤銷協約國管制委員會，而代之以一個由國際聯盟主持並經各方面同意的調查方案，只要有一國要求，就可以進行調查。據說這種部署可以作為洛迦諾條約的補充。但這個希望並沒有實現。福煦元帥的報告雖然指出：德國業已有效地解除武裝；但是必須承認，一個擁有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是不可能永遠廢除軍備的。必須要有若干的預防措施。儘管如此，1927年1月，協約國管制委員會還是從德國撤退了。當時已經知道，德國人正在用許多隱蔽的、不顯著的方式來破壞凡爾賽和約，而他們無疑地正在制訂使德國再度成為一個軍事國家的書面計劃。他們有童子軍，有士官團，以及由青年和退伍軍人所組成的許多沒有武裝的志願隊組織。但是不論陸軍或海軍，任何事情總不能大規模進行而不被發覺。至於實行國民徵兵制度，建立空軍，或超過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來建造戰艦，那就是公然違背德國應守的義務，在任何時候都會在德國業已參加的國際聯盟中被提出來。
至於空軍，那是更難作明確的規定。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設立空軍，所以在1920年5月，德國空軍正式解散。賽克特在他的告別命令中說，他希望空軍將再度建立起來，空軍的精神亦將依然存在。他極力鼓勵這樣做。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在德國國防部成立一個由以前的有經驗的空軍軍官所組成的特殊團體。這是瞞著協約國委員會暗中成立的，而且連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讓知道。這個團體以後逐漸擴大，直到國防部中各個辦事機構或監察機構都有所謂「空軍細胞」，而空軍人員也逐漸被引進陸軍各個單位，成為陸軍的幹部。民用航空部的部長是一位有經驗的戰時軍官，是賽克特所指派的人；他使民用航空的管理和發展能夠配合軍事上的需要。這個民用航空部，加上德國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在陸軍或海軍中加以偽裝的空軍單位，大部分是由以前的空軍軍官擔任其職務，他們根本沒有商務航空的知識。
即使在1924年以前，德國全境就已經有了飛機場和民用飛機製造廠的系統，已有訓練飛行員和進行消極防空的教練。
那時已有相當規模的商業航空飛行表演，建立了全國性的滑翔小組網，以鼓勵為數眾多的德國男女養成「航空精神」。至於准許飛行的民用航空人員在數額上的嚴格限制，在紙面上還是遵守的，但是這些規則，同許多其他規則一樣，都被賽克特矇混過去了。他得到德國運輸部的暗中幫助，為一個有效率的航空工業和未來的空軍建立了堅固的基礎。在1926年的情緒支配下，協約國還以為過分抑制德國的這些違約行為，未免太傷害德國的民族自豪感。勝利者滿以為有了禁止德國成立空軍這一條原則界限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其實這是一條極其含糊、極不明確的界限。
在海軍方面，德國人也是實行同樣的掩飾手段。依照凡爾賽和約，德國只准保留小規模的海軍，最高兵力不得超過一萬五千人。德國就假借種種借口增加人數，超過了限額。各種海軍組織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機關之中。赫爾戈蘭沿海要塞，雖然按照條約已加以拆毀，但不久又重新修築起來。潛水艇也私自建造，並在別的國家裡訓練潛艇的官兵。為了使德皇時代的海軍繼續存在，為了準備將來有朝一日能夠恢復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方面，也有重大的進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當他任建設部部長時，就著手大規模地重建德國的軍事工業。事實上他曾對將軍們說：「他們固然已經毀掉了你們的武器，但是這些武器在下一次戰爭以前無論如何已成為廢物。下一次的戰爭將用簇新的武器來打，而且，最不為陳舊武器所束縛的軍隊，將占最大的便宜。」
儘管如此，德國的參謀人員，在協約國管制下的幾年中，總是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於銷毀而進行堅韌不拔的鬥爭。
用盡一切欺瞞和阻撓的手段來避開協約國委員會的耳目。偷偷進行的工作，組織得非常嚴密。德國的警察，起先對這種行為還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協同國防部積集武器。以民間團體的名義作掩飾，成立了一個保管武器和設備的組織。從1926年起，這個組織在德國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種軍器的倉庫遍佈全德國。還有，為了製造供將來生產軍用品的機器也採用了極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軍用或可以改作軍用的車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產之用，其數量之大遠遠超過通常商業上的需要。為戰爭而建立的國家兵工廠，並沒有依照凡爾賽條約予以封閉。
一個全面的規劃就這樣地付諸實行了。根據這個規劃，所有用英、美兩國建設貸款來開辦的新工廠和許多舊工廠，從一開始就有計劃地使之能迅速變為軍工廠。他們計劃之徹底和周密，可以寫成好幾部書。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慘遭反猶太的新生的納粹秘密社團所暗殺。他們切齒痛恨這個猶太人——德國的忠實僕人。1929年取得政權的布呂寧，曾熱心而又審慎地繼續推行這項工作，所以，當勝利者還因為有一大堆陳舊的軍事設備而高枕無憂的時候，在德國，生產新武器的巨大潛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來。
1919年，英國戰時內閣曾經作出決定，作為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製預算時應根據這個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的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要派出遠征軍。」1924年，我出任財政大臣，曾提請帝國國防委員會將這個規定重新加以審查，但是沒有人提議修改。1927年，陸軍部建議，1919年的決議，單就陸軍方面而論，應該延長為「從現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內。這個建議得到內閣和帝國國防委員會的認可。1928年7月5日，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出討論，那時我就以接受的態度提議：「各軍事部門的預算，應以十年內沒有大戰這句話為基礎，這個基礎應該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這個假定，應該每年由帝國國防委員會予以覆核。」
我這個提議為各軍事部門或自治政府留了後路，當他們認為適宜的時候，可以由他們按情況來決定提出這個問題。
有人爭辯說：接受這個原則就會使軍事部門陷入錯誤的安全感而滿以為可以高枕無憂，研究工作就會被忽視，鼠目寸光的見解就會流行起來，而牽涉到財政支出的部門尤其如此。不過，一直等到1929年我離開財政部時，我感到還是有希望的，因為世界和平看來可以維持，我覺得沒有理由作出新的決定，這並不是在事實上證明我有什麼錯誤。直到1939年秋季，戰爭還沒有爆發。在這個局勢不穩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陰是夠長的。「十年無大戰」的規定還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還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麥克唐納政府才正確地作出決定：可以認為這個假定業已取消了。
在這段時期中，協約國還保有足夠的實力和權利，可以阻止德國進行任何可被察覺的重整軍備的活動。而當時德國也不得不服從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強烈的聯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條約的規定。當我們重溫1930年到1938年這八年的歷史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曾有過那麼多的時間。
至少到1934年，我們還可以不損一兵一卒來阻止德國重整軍備。我們所缺少了的，絕不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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