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俄國和遠東——一個秘密協定——2月8日——我跟斯大林的秘密談話——7月5日我給各自治領總理們的電報——2月10日我們在沃隆佐夫別墅的最後一次宴會——斯大林和對英王的祝酒——我向斯大林祝酒——斯大林對英國大選的看法——「約大叔」——會議結束——我們驅車到塞瓦斯托波爾——到巴拉克拉瓦訪問——回到薩基——飛到雅典訪問——我在憲法廣場上的講話——2月15日我們動身去埃及——跟總統同進家常午餐,作懇摯的話別——我會見了伊本·沙特國王——交換禮物——我在卡塞別墅停留——2月19日我們飛到英國——關於雅爾塔的辯論——關於波蘭的深切憂慮。
我們在雅爾塔的正式討論之中不曾談到遠東。我知道美國人打算向俄國人提出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的問題,我們在德黑蘭曾經一般地談到這件事。在1944年12月斯大林也曾向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先生提出關於俄國在戰後對這些地區的一些權利要求的若干詳細的建議。美國的軍事當局估計在德國投降之後還要十八個月才能打敗日本。俄國的幫助可以減輕美國的嚴重傷亡。這時對日本本土的進攻還處於計劃的階段。麥克阿瑟將軍在雅爾塔會議的第二日才進入馬尼拉。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性爆炸要再等五個月才實現。如果俄國仍舊保持中立,那麼在滿洲的大量日本軍隊就能夠投入保衛日本本土的作戰。
羅斯福總統和哈里曼先生帶著這個問題在2月8日跟斯大林討論俄國在遠東的領土要求。除了一個俄國的譯員之外,唯一在場的是國務院的查爾斯·E·波倫先生,他也當翻譯。
兩天以後又繼續會談,俄國的條件作了一些修改之後被接受了。哈里曼先生1951年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曾提到這些為交換的條件。俄國方面則允諾在德國投降後二至三個月內參加對日戰爭。
當天下午,在跟斯大林的私下談話中,我問他關於俄國對遠東的願望。他說他們要有一個像旅順口那樣的海軍基地。
美國人認為那些港口最好由國際共管。但是俄國人要求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我回答道,我們將歡迎俄國船隻出現在太平洋,我們也贊成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損失得到補償。第二天,2月11日,他們給我看前一天下午由總統和斯大林草擬的協定,我就代表英國政府在上面簽了字。這個文件在蘇聯政府跟中國國民政府之間的談判完成之前,一直是保密的,斯大林則肯定同意給予中國國民政府以支持。這件事至此告一段落,直到我們在波茨坦重行開會以前不久才又提起。
有關這些談判的記錄,我保存在下面的一個電報的節錄裡面,電報是我在7月5日打給各自治領總理的。
以絕密的方式,斯大林在克裡米亞會議上把蘇聯政府願意在德國投降後兩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一節告知羅斯福和我本人,其條件如下:
(1)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
(2)恢復俄國在1904年所失去的權益,即:
(一)收回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一切島嶼。
(二)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
(三)對擔任通往大連的出路的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應設立—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3)千島群島須交與蘇聯。
2.這些條件體現在羅斯福、斯大林和我三人之間的一個私人協定中。該協定認為這些條件須取得蔣介石的同意,而羅斯福則答應根據斯大林的意見去取得蔣的同意。我們三人都同意設法使蘇聯的要求在擊敗日本之後毫無問題地予以實現。協定的內容,除了表示俄國為了協助中國擺脫日本的枷鎖而準備跟中國訂立同盟條約以外,沒有別的東西。
我必須說明,我雖然代表大不列顛參加這個協定,但不論我還是艾登都完全不曾參加這個協定的擬訂。這被認為是一件美國的事情,當然是與他們的軍事行動有巨大利害關係的事情。我們不應該要求去擬定這一協定。總之,事前並沒有跟我們商量,只是要我們表示同意。我們也這樣做了。對蘇聯的這些讓步,在美國曾有許多譴責。責任是在他們自己的代表身上。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是關係不密切而且是次要的。
除非我們有極充足的理由,否則我們插手進去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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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10日最後一次的晚餐會時,輪到我們作主席。在斯大林預定到達的幾小時以前,有一個班的俄國兵來到沃隆佐夫別墅。他們把要舉行宴會的各會客室兩邊的門都鎖上了。
警衛站了崗,任何人不得進入。接著他們到處搜查,——桌子底下,牆壁背後都搜查到了。我的隨員不得不走出這所房屋,以便從他們的辦公室到他自己的寓所裡去。一切停當之後,元帥到來,態度極為熱誠,過了一會兒,總統也來了。
在約索波夫宮的宴會上,斯大林曾舉杯祝英王健康,他這種做法雖然意在表示友好和尊敬,對我卻不合意。他說他一般總是反對君王的,他是在人民的一邊,而不是在君王的一邊,但是在這次戰爭裡,他懂得了應尊重英國人民。而英國人民是尊敬他們的君王的,所以他要祝英王健康。對於這樣的祝酒我是不滿意的,因此我請莫洛托夫說明,以後逢到這種場合,斯大林只要祝「三國元首」健康,他就可以避免尷尬了。我在得到了同意之後,就實行我的新規矩:
我祝英王陛下,美國總統,蘇聯加裡寧主席,三國的三位元首健康。
總統似乎已很疲倦,他回答說:「首相的祝頌引起了我許多的回憶。1933年我的妻子參觀了我國的一個學校。在一個教室裡她看到一幅地圖,上面有一大塊空白。她問空白的一塊是什麼,有人告訴她,他們是不許提到這塊地方的,——那就是蘇聯。這件偶然的事,也是我們為什麼寫信給加裡寧主席要他派一個代表到華盛頓來商談建立外交關係的理由之一。那是我們承認俄國的經過。」
現在來祝斯大林元帥的健康是我的任務了。我說:
我已經有好幾次這樣地祝酒了,這一次我比以前會見時更大的熱情來舉杯,這不是因為他已得到更大的勝利,而是因為俄國軍隊的偉大勝利和光榮使他變得比在我們所經歷過來的艱難時期中更為親善。我覺得,不管我們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分歧,但他在不列顛有一個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國的前途光明,繁榮和幸福。我願意盡力相助,我確信總統一定也是如此。有一個時候元帥對我們不是那麼親善,我也記得我曾說了一些關於他的粗魯的話,但是我們共同的患難和共同的忠誠已經把這一切一掃而空了。戰爭之火已經把過去的誤會燒得一乾二淨。我們覺得我們有一個我們信得過的朋友;我希望他也會繼續對我們抱此同感。我祈禱上蒼,願他長壽,親眼看到他所愛的俄羅斯不但在戰爭中是光榮的,而且在和平中是幸福的。
斯大林致答辭的時候,興致極好,我感覺到他認為「國家的元首」的說法對於我們的三國會議極為合適。他的原話我沒有記錄。我們連同譯員一共不到十二個人,正式禮節性講話之後,我們就三三兩兩地談起話來。我提到在打敗希特勒之後,聯合王國將舉行一次大選。斯大林認為我的地位是穩固的,「由於人民會瞭解他們需要一個領袖,而誰能比贏得勝利的人當更好的領袖?」我解釋道,在不列顛我們有兩個政黨,而我只屬於其中之一。斯大林深深堅信地說道,「一個政黨要好得多。」接著我為了他慇勤招待最近訪問俄國的英國議會代表團而向他致謝。斯大林說,慇勤招待是他的本分,他喜歡像洛瓦特勳爵那樣的年輕戰士。近來他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種新的興趣,對軍事的興趣;實際上,這已幾乎變成他唯一的興趣了。
這樣引起了總統談到英國的憲法。他說我經常談到什麼是憲法所許可的,什麼是憲法所不許可的,但是實際上英國沒有憲法。儘管如此,一個不成文的憲法,要比一個成文的憲法好。正像大西洋憲章一樣,並沒有文件,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它。在他的文件中,他曾經找到一份抄件有他本人和我的簽名,但是說來奇怪,兩個簽名都是他自己的筆跡。我回答道大西洋憲章不是一種法律,而是一顆明星。
我們繼續談下去,斯大林談到他所稱為「德皇時代的德國的盲目紀律性」,並且詳細講述了他年輕時在萊比錫遇到一件事。他是同二百個德國共產黨員來出席一個國際會議的,他們的火車準時到站,但是車站沒有職員收票,於是所有的德國共產黨員規規矩矩地等了兩個鐘點才離開月台。這樣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參加他們遠道而來出席的會議。
那天晚上就這樣輕鬆愉快地過去了。元帥離開的時候,許多英國代表團員聚集在別墅的客廳裡,我號召「為斯大林元帥歡呼三聲」,他們熱烈地歡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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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雅爾塔時還有一次,事情不是那麼順利。羅斯福先生舉行一次午餐會,他說他和我常在密電中稱斯大林為「約大叔」。我本建議他私下告訴他,但是他卻用詼諧的口吻講給了在座的人聽。這引起了一時的難堪。斯大林生氣了。他憤怒地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離席?」貝爾納斯先生講了一句很巧妙的話才把局面挽救過來。他說,「談到山姆大叔,你畢竟是不介意的,那麼約大叔又有什麼不好呢?」這樣一說,元帥平靜下來了,莫洛托夫後來告訴我說他懂得這是開玩笑。
他已經知道國外有很多人叫他「約大叔」,他也體會到這個名稱是以友好的口吻叫出來的,表示一種親密友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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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星期日,2月11日,是我們訪問克裡米亞的最後一天。像往常一樣,在這些會議上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波蘭公報用籠統的措詞定下了一個政策,如果能忠誠地加以貫徹,當然可以發生效用,以等待總的和約。關於遠東的協定,就是總統及其顧問為了使俄國人參加對日戰爭而同他們訂立的那個協定,是跟我們沒有直接關係的。該協定以後在美國成為一個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總統急於要回去,歸途中還要訪問埃及,他在那裡要跟各方面的實權人物討論中東的事務。斯大林和我跟他在利瓦吉亞宮中以前沙皇的彈子房共進午餐。用膳時,我們在最後定稿的文件上和正式的公報上簽了名。現在一切都看貫徹執行的精神如何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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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薩拉和我驅車前往塞瓦斯托波爾,「佛蘭哥尼亞」號郵船停泊在那裡。這隻船是取道達達尼爾海峽來的,用作司令艦。即使雅爾塔岸上的設備遭到破壞,它也可以使用。
我們上了船,跟我們在一起的還有艾倫·布魯克爵士和其他參謀長們。從甲板上望見了實際上已全被德國人破壞的港口,雖然現在又充滿了活動,並且夜裡廢墟上燈光照耀。
我很想看看巴拉克拉瓦戰場,因此我請陸軍部情報處的皮克准將把戰爭行動的詳細情形查閱一下,準備作我們的響導。2月13日下午,我訪問了那個地點。跟我在一起的還有參謀長們和俄國指揮黑海艦隊的海軍上將,他奉莫斯科之命,我不論什麼時候登岸他都要來招待我。對我們的主人,我們略為感到一些侷促不安,並且處理得十分圓通,但是不必顧慮。當皮克指點著那個輕裝旅當年曾被調上去防守的那條防線時,那個俄國海軍上將也指著幾乎相同的方向喊道,「德國坦克車就是從那邊來襲擊我們的。」過了一會,皮克解釋當年俄國人的部署情況,並指著他們的步兵曾經據守的山頭,俄國海軍上將也接著帶著顯然自豪的神氣插話說:「那裡就是一個俄國炮兵中隊戰鬥到最後一人的地方。」我認為這個時候應該向他說明,我們是在研究另一個戰爭,「一個王朝時代的戰爭而不是人民的戰爭。」我們的主人對此並沒有領會的表示,但是似乎十分滿意,所以一切都很愉快地過去了。
我們的前面是一片山谷,那個輕裝旅就是從那裡下來進攻的,我們能夠看到蘇格蘭高地人曾十分英勇地保衛過的那個山脊。看到前面的一片景象,一個人就能領會大約九十年以前拉格蘭勳爵1所面臨的那種形勢。早上我們去探望過他的墳墓,看到俄國人怎樣愛護和尊敬這個墳墓,我們大為感動。
1拉格蘭勳爵(1788—1855)為克裡米亞戰爭中英軍統帥,曾戰勝過俄國軍隊,1855年6月死於塞瓦斯托波爾之役。——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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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很想走海道,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到馬耳他,但是我覺得我有責任對雅典作一次閃電式旅行,察看經過最近一場紛亂以後的希臘景況。因此2月14日清早,我們乘汽車去薩基,我們的飛機在那兒等著我們。艾登已經先走了。當我們的車子開過曲折的山路時,我們經過一個峽口,德國人曾經在這裡拋棄了幾十輛機車。在飛機場上,俄國秘密警察部隊的一個漂亮的儀仗隊排列在那裡。我按照我所習慣的方式檢閱了他們,直視他們每個人的眼睛。這樣就需要一些時間,因為他們至少有二百人,但這樣做得到了蘇聯報紙的好評。在我進飛機以前,我發表了告別講話。
我們飛到雅典,沒有發生意外。在斯基羅斯島上空繞了一圈飛過魯珀特·布魯克的墳墓。到了機場,英國大使利珀先生和斯科比將軍前來迎接我們。僅僅在七個星期以前,我離開希臘首都的時候,它正被巷戰搞得四分五裂。現在我們坐著敞篷車開進去。上次我來時正在聖誕節邊,在那有幾百個人死亡的街道上,現在卻只有一小列穿短裙的希臘兵在攔著一大群熱情呼喊想擠過來的人民。那天晚上大概有五萬群眾聚集在憲法廣場上。晚上的燈光照射在這些古雅的景物上,是十分美妙的。我沒有時間來準備演講。我們的保衛人員認為我們必須在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到達。我向他們作了一次簡短的熱情的演講。
祝你們有福了,雅典的和希臘的戰士和公民們,這是偉大的日子,這是曙光照耀、黑暗消失的日子。偉大的前途展示在你們國家的前面。
世界上有許多地方對我們的共同事業有著許多誤會和無知,也有對在雅典這裡為之展開鬥爭的問題作了錯誤的報導,但是這些事件現在已經明朗起來了,對於希臘在世界上起過的作用和將來還要起的作用,已經有所瞭解。
作為一個英國人此刻在這裡發表演講,我對英國軍隊在反擊暴力和叛亂以保衛這個偉大而不朽的城市中能出一份力量,感到極度的自豪。我們兩國久已在友好和忠誠關係中一道在艱難和塵土飛揚的道路上齊步前進。
自由、繁榮和幸福是不列顛聯邦和帝國的一切民族所珍惜的。我們已經跟你們聯合在一起為希臘的自由作了長期的鬥爭,還將和你們一同走到黑暗的幽谷的盡頭,我們還要和你們一同走到正義與和平的廣闊的高地上。
但願沒有一個人對祖國失職,但願沒有一個人背離真理和光榮的大道。在這個偉大的時刻和光輝燦爛的日子裡,但願沒有一個人萎靡不振。讓希臘民族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居首位,在每個男子和婦女的心裡居於首位。讓希臘的前途在他們的眼中煥發光芒。
我衷心祝願你們繁榮。我衷心希望希臘在各勝利國家的行列中——在戰爭中損失慘重的各個國家裡——佔有適當的地位。讓正義抬頭。讓黨派的仇恨消滅。願你們團結,願你們友好無間。
祝希臘萬古常青!祝希臘全國同舟共濟!
那天晚上我在彈痕纍纍的大使館裡進餐,2月15日清早我們就乘上我的飛機到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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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亞歷山大港登上了英國軍艦「曙光」號。我不曾參加總統和中東三位元首之間的討論。他們是法魯克國王、海爾·塞拉西皇帝和伊本·沙特國王,都是被邀請來跟總統會面的。會談是在停泊於苦湖裡的「昆西」號上舉行的。就在當天上午,那條美國巡洋艦駛進了亞歷山大港。快要到中午的時候,我上船去和總統作一次後來竟成永訣的談話。後來我們聚在他的艙室裡吃了一次家常便飯。當時跟我在一起的有薩拉和倫道夫,羅斯福先生的女兒伯蒂格爾夫人,還有哈里·霍普金斯和懷南特先生。總統似乎沉靜而虛弱。我覺得他的壽命已經不長了。我不會再見到他了。我們作了懇摯的告別。當天下午總統一行人員就由海道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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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美國朋友動身以後,我就跟伊本·沙特國王約定會見。他跟總統會談時,是乘了美國驅逐艦「墨菲」號去的,旅行之中帶著東方君主的一切豪華氣概,約有隨從人員五十人,包括兩個兒子、他的首相、他的占星家和預備按穆斯林教儀式宰殺的羊群。2月17日我們在法尤姆綠洲的都拉克飯店裡組織了對他的歡迎宴會,那裡的居住者都被我們暫時請出去。那時發生了若干社交問題。有人告訴我在國王面前,吸煙和喝含有酒精的飲料都是不許可的。我既然是午宴的主人,我就立刻提出這個問題。我告訴翻譯員道,如果國王的宗教不許他吸煙飲酒,我必須指出我的生活規律卻規定在吃飯前後,或吃飯中間,或兩餐之間,吸雪茄煙和喝含有酒精的飲料是絕對神聖的行為。承國王的好意,接受了我的意見。從麥加來的他的掌飲料官員饋贈我一杯從那裡的聖井裡取來的水,這是我生平所嘗到的最美好的飲料。
事先有人告訴我,在會見之中,應該交換禮物,因此我就照我所認為適當的辦了一些東西。「湯米」湯普森為我在開羅用公款一百鎊買了一小盒極高貴的香水,我就把它送給對方。我們大家都得到了嵌寶石的和柄上鑲鑽石的劍,還有其它華貴的禮物。薩拉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旅行皮箱(是沙特國王說送給「你的女眷們」的)。在禮物方面,似乎我們相形見絀得太遠了,所以我對國王說,「我們所帶來的只是表示點小意思。英國政府已經決定送你一輛世界上最好的汽車,有著一切舒適、安逸和防備敵人襲擊的安全設備。」這件事後來是辦到了。
沙特國王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我對他十分欽佩,因為他對於我們忠貞不移。縱使在最黑暗的時刻裡他也總是表現得很好。他現在已年過七十,但是還沒有失去一點戰士的旺盛的精力。他仍舊過著阿拉伯沙漠中族長制的君王生活,現有四十個兒子,七十個女眷,並且在先知所規定的四個正式妻子中已娶了三個,還留下一個空額。
我們從法尤姆回到開羅途中,曾在英國大使館的沙漠房屋中停下來喝茶。我在卡塞別墅住了幾天,並且會見了法魯克國王和敘利亞總統。我們談到了中東最近的糾葛,其中有許多依然存在。同時薩拉打開了沙特國王送給她的那個旅行皮箱。裡面裝著許多華貴美麗的阿拉伯袍子,和幾瓶極珍奇而精美的香水。在底層放有六個大小不同的紙板盒子。其中一個裝有一顆估價約值一千二百鎊的鑽石,還有一些其它的寶石和幾條紅海的珍珠項練。安東尼也有相似的一份禮物,不過裝在他盒子裡的鑽石是合乎他的身份的。後來我把這些事情向內閣匯報時,我們對他們說道,我們當然不應該把這些貴重物品中的任何一件據為己有。實際上收受這禮物的國庫,為了我主張送給沙特王國的那輛汽車,已差不多付出相等的代價。
2月19日我飛回英國。諾索爾特被霧所困,因此我們的飛機改在萊納姆降落。我乘汽車前往倫敦,在雷丁停了一下,等待我的妻子,她是前來接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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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中午,我請求下院批准克裡米亞會議的協定。
我說:
我迫切希望所有各黨在這個新的文件上能夠團結一致,使這些崇高的事務能夠像格拉德斯通所說的「超出黨派政治的潮汐漲落,滴水不沾」。……克裡米亞會議使同盟國不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比以前團結得更緊密了,讓德國深深認識到希望同盟國之間發生分裂是白費心機的,它的徹底失敗是無法避免的。繼續抵抗只能造成不必要的苦難。同盟國決心要德國徹底解除武裝,德國的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必須摧毀,戰犯必須迅速受到應得的懲處,一切能供軍事生產的德國工業應該加以拆毀或管制,而且德國應該盡其最大的力量對同盟國所受的損失給予物質賠償。另一方面,同盟國的意圖並不是要消滅德國的人民,也不要剝奪他們生存所必需的資料。
我們的政策不是報復,而是採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證世界將來的和平和安全。將來有一天會使德國人在國際關係中佔有他們的地位,但是必須等到一切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痕跡有效地和徹底地消滅以後才行。
使議院裡發生波動的是波蘭問題。
三大國一致認為,波蘭人接受關於東部邊界以及目前所能確定的關於西部邊界的條款,是建立一個強大、獨立和全國一致的波蘭及其將來幸福和安全的主要條件。……但是僅就現在所揭示出來的情況而論,比波蘭邊界問題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波蘭的自由。波蘭人的居住範圍是確定下來了。他們是不是能當家作主?他們是否能有自由,像我們在不列顛、美國或法國那樣地自由?他們的主權和獨立是否不受束縛,還是僅是蘇聯的一種設計的產品,被擁有武力的少數人所強迫,違背自己的意志而採取一種共產主義的或極權的體制?我是直截了當地把事情擺出來的。這是比劃定邊界線更敏感而且重要得多的試金石。波蘭站在哪裡?我們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站在哪裡?
斯大林元帥和蘇聯已經極鄭重地宣稱要維護波蘭的獨立的自主,大不列顛和美國現在也都參加了這個決定。在這方面,世界組織也將在適當時期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波蘭人會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前途,唯一的限制條件是,他們必須和他們的同盟國協同一致,忠實地遵守一個對俄國友好的政策。
那是肯定合理的……
協議規定各方要通過協商行事,目的是在波蘭建立一個民族團結的新波蘭臨時政府,這樣三大國就都可以跟它建立外交關係,以免有些國家承認這個波蘭政府,而另一些國家承認另一個……英國政府要竭其全力來保證……一切民主黨派的有代表性的波蘭人能有充分的自由站出來發表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必須宣佈我是相信蘇聯懷有誠意希望做到這一點的。在這方面,我因斯大林對希臘的做法而受到鼓舞。
我從克裡來亞和其他一切接觸中帶回來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帥和蘇聯的領袖們願意跟西方民主國家在光榮的友誼和平等的關係中共處。我也覺得他們說的話有信用。據我所知,沒有一個政府能像蘇俄政府那樣,即使出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也能嚴格地遵守它的義務。我絕對拒絕在這裡發起一次討論有關俄國的誠意的問題。很顯然這些事件牽涉到世界的整個前途。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之間發生了可怕的分裂,人類的命運必然會變得黯淡。
我繼續說道:
我們正走進一個無法估量的世界,在每個階段上都要進行反省自問。為未來考慮得太遠是錯誤的。在一個時候只能掌握命運鏈索的一個環節。
我相信議會會感覺到,由於我們在克裡米亞舉行會議的結果,希望已大大地增加了。把三大國結合在一起的聯繫和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瞭解,都有所增進。美國已經積極地深入到歐洲的生活和救助事業中去。我們三國都已著手於既實際又嚴肅的遠大事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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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中一般的反應,是無條件地支持我們在克裡米亞會議中所抱的態度。不過關於我們對波蘭人的義務方面存在強烈的道義上的感情,因為波蘭人在德國人手中吃了那麼大的苦頭,而我們為了他們的緣故,最後一著是參加了戰爭。約有三十人的一群議員對這件事非常激動,以致他們有些人發言反對我的建議。有一種苦惱的感覺,深恐我們會看到一個英勇的民族遭到奴役。艾登先生支持了我。在第二天進行分組表決時,我們得到了壓倒的多數,但是有二十五個議員,其中多數是保守黨,投票反對政府,而且還有十一個政府成員棄權。城鄉計劃部的政務次官斯特勞斯先生提出了辭職。
對於那些負責處理戰時或危急期間中大事的人們,不容許他們只談為善良人民所同意的一般大原則。他們必須逐日作出具體的決定。他們必須採取堅定不移的態度,否則怎能維持聯合一致的行動呢?在德國人被擊敗以後,對於曾盡全力鼓舞俄國努力作戰並主張和我們受難如此深重的偉大同盟國保持密切接觸的人們,加以譴責是容易的。當德國人還有二三百個師在戰線上,如果我們跟俄國人發生了爭吵,試問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我們寄予希望的種種設想不久即告落空,然而,這些設想是當時僅可能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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