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隆佐夫宮——俄國人的慇勤招待——2月4日斯大林來訪——奧得河與阿登——2月5日第一次全體會議——德國的未來——支解與賠償——羅斯福先生的重要發言——2月6日第二次會議——在德國境內必須有一個法國佔領區——關於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討論——斯大林的看法——世界組織與大國一致——莫洛托夫接受新計劃——俄國的一些加盟共和國與世界組織——2月8日我致電戰時內閣——2月8日第四次會議的協議——在約索波夫宮出席斯大林的宴會——認真而友好的談話——斯大林談過去的事。
蘇聯在雅爾塔的總部設在約索波夫宮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及他們的將軍們就在這裡處理俄國的政務並指揮他們正在劇烈進行著的廣大戰線的軍事行動。羅斯福總統被安頓在附近一個更為宏麗的利瓦吉亞宮裡，為了照顧他的行動不便，我們的全體大會都在這裡舉行。這樣一來就把雅爾塔未受損壞的住房全都佔用了。我和英國代表團的主要人員是指定住在約五哩外的一幢很大的別墅裡。這幢別墅是在十九世紀初由一個英國建築師為一個俄國親王沃隆佐夫建造的，這個親王曾一度出任過駐聖詹姆斯朝廷的帝國大使。
我的女兒薩拉、艾登先生、卡多根爵士、布魯克爵士、坎寧安爵士、波特爾爵士、亞歷山大元帥、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伊斯梅將軍和莫蘭勳爵以及另外一些人和我同住。我們代表團的其他人員則安頓在離我們大約二十分鐘路程之外的兩個招待所內。他們每五六個人睡在一間房間裡，高級官員也是這樣，但是所有的人似乎對此都不介意。德國人從鄰近地區撤退不過才十個月，周圍的建築物都受到嚴重的破壞。我們曾得到警告說，這個地區的地雷，除了別墅周圍的園地之外，還沒有完全清除。別墅像往常一樣，有俄國衛兵嚴密巡邏。在我們來到之前，曾有一千多人在這裡幹活，門窗戶扇已經修好，傢具和用品都是從莫斯科運來的。
我們住所的環境引人入勝。別墅是半哥特式半摩爾式的，背倚著崛起的積雪山嶺，山的頂峰就成為克裡米亞的最高峰。
在我們的前面，敞開著黝黑而浩瀚的黑海，在這個季節雖令人感到凜冽，但仍然有著溫暖與舒適之感。大門口有幾尊白石雕成的獅子守衛著，院子外面有一個美麗的公園，園內種有亞熱帶植物和松柏之類。餐廳裡的壁爐兩旁掛著兩幅畫，我認得出是赫伯特一家在威爾頓的家庭畫復本。看起來沃隆佐夫親王曾經和這一家人的一個女兒結婚，所以把這些畫像從英國帶了回來。
我們的東道主盡一切努力來使我們住得舒適，甚至我們無意中脫口的每句話都受到親切的關注。有一次波特爾在欣賞一個長著植物的大玻璃缸，說道就是裡邊沒有魚。兩天以後，便運來了一批金魚。又有一次有人偶然說到雞尾酒裡沒有檸檬片，第二天大廳裡就長著一棵果實纍纍的檸檬樹。這一切一定是用飛機從遠地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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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是我們到達後的次日，下午3點鐘，斯大林來看我。我們暢談了對德戰爭問題。他是樂觀的。德國缺乏麵包和煤，而且運輸方面也受到嚴重破壞。我問他如果希特勒向南移動——譬如向德累斯頓移動的話，俄國將怎麼辦。
「我們追他。」他接著說奧得河已不再是一個障礙了，因為紅軍在對岸已經有幾個橋頭堡，而德國人正在用未經過訓練的、組織鬆散和配備不良的人民衝鋒隊擔任防禦。他們曾打算從維斯杜拉河撤出經過訓練的部隊來保衛這條河，但俄國的裝甲部隊已經繞過了他們。現在他們只有二三十個訓練不良的師作為機動的或戰略性的後備軍。他們有幾個精良的師在丹麥、挪威、意大利和西線，但總的情況是，他們的戰線已被突破，而他們只在打算堵住這些缺口。
我問斯大林對於龍德施泰特對美國人發動的反攻有什麼看法。他把它稱為一個愚蠢的調度，已使德國受到損傷，是為了挽回威信才這樣幹的。德國的軍事機體已出了毛病，可是不能用這樣的辦法來救治。他們最優秀的將領全都完蛋了，只剩下個古德裡安，然而他是一個冒險家。如果德國在東普魯士被切斷的那幾個師能夠及時撤出，或許這些部隊就可以用來保衛柏林，但是德國人太愚蠢了。他們還有十一個裝甲師在布達佩斯，但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他們已不再是一個世界強國了，已不能到處隨意取得兵力了。時候一到他們自會明白，但已為時太晚了。
接著我給他看我的地圖室，這裡已由皮姆上校完全張掛好了。我在描述我們在西線的陣勢之後，就請亞歷山大元帥解釋意大利的局勢。斯大林的看法饒有風趣。德國人是未必會來攻擊我們的。我們能不能留幾師英軍在前線而把其餘的部隊調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便直搗維也納呢？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這裡與紅軍會師包抄阿爾卑斯以南的德軍側翼。他還說我們可能需要一支相當大的兵力。他當時那麼講講是輕而易舉的，而我也沒有責怪他。
我回答：「紅軍可能不給我們時間來完成這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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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點鐘，總統、斯大林和我在一起審查軍事形勢，特別是俄國在東線的攻勢。我們聽到了關於俄國軍隊進展的詳細情況，同時也為我們各自的參謀長之間下次討論制定了範圍。我說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之一是敵人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從意大利調動八個師到對俄作戰的前線，而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對策。也許我們應從意大利北部調幾個師去加強我們在其他地方的攻擊力量。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應否試圖在亞得裡亞海的頂端進攻，通過盧布爾雅那山峽與俄軍的左翼會師。
會議的氣氛是非常融洽誠懇的。馬歇爾將軍給我們作了關於英美在西線作戰的卓越的簡明介紹。斯大林說俄國在1月份發動的攻勢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這跟德黑蘭所作出的決定沒有絲毫關係，這時他還問到他應如何繼續提供幫助。我回答說，現在三國參謀人員會集在一起，正是審查盟國之間整個軍事協調問題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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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的第一次全體會議是在2月5日下午4時1刻開始的。我們會聚在利瓦吉亞宮，在一張圓桌旁邊就座。連三個譯員在內，我們一共有二十三個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維辛斯基、麥斯基、俄國駐倫敦大使古謝夫，以及俄國駐華盛頓大使葛羅米柯。巴甫洛夫當譯員。美國代表團以羅斯福總統和斯退丁紐斯先生為首，成員有海軍上將李海和貝爾納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國務院歐洲司司長馬修斯，還有國務院特別助理兼譯員波倫。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團包括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愛德華·布裡奇斯爵士和我們的駐莫斯科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
伯爾斯少校當我們的翻譯，自從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與斯大林會見以來，他一直是擔任翻譯的。
討論一開始就談到德國的前途。我當然曾經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一個月前就已函告過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1月4日
戰後德國的處理。現在要我們決定這些重大問題還為時太早。顯然，當德國有組織的抵抗停止之後，第一階段將是一個嚴格的軍事管制時期。這個時期可能要經歷好多個月，如果德國的地下工作還在活動的話，也許要一二年。
2．我們還得解決分割德國的一些實際問題，如魯爾和薩爾區的工業處理等等。這些問題可能要在即將召開的會議上討論，但是我懷疑那時是否能夠作出最後的決議。目前誰也無法預見歐洲成為怎樣的狀態，或者大國之間的關係怎樣，或者他們人民的心情怎樣。我可以肯定，德國在如此之多的國家裡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會在這裡得到對等的報應。
3．每當「重新扶助苦難德國」的政策引起我從感情深處發表意見時，我處處受到了打擊。我很明白關於「歐洲的心臟不能讓一個中毒的社會存在」的論據。我主張，儘管目前有這麼多的麻煩工作落到我們身上，我們還是不應把將來可能會變成十分嚴重的討論和分裂的事，預先說成一定會出現。
我們將有一個新的議會來考慮問題，這個議會的見解我們無法預測。
4．我本人寧願致力於研究今後二三年內要起作用的一些實際問題，而不去爭論德國對於歐洲的長期關係。我記得很清楚，上次戰後我由於下院和全體選民的發表粗暴意見而感到震驚，還由於彭加勒派遣法國人進入魯爾而感到憤慨。然而幾年之後議會和公眾的心情完全改變過來了。億萬美元的金錢由美國借給了德國。我經歷過對德國的實施寬大政策時期，一直到了洛迦諾公約和鮑德溫政府的後半期，其理由是德國對我們已經無力為害了，但是這以後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希特勒開始得勢了。這以後我再度覺得自己對當時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個受過摧殘而震顫的世界，無論是在鬥爭剛剛過去之後，或者是在感情興奮激烈之後緊接著不可避免地又變得冷靜的時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緒會是個什麼樣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裡全部寫出來，那是錯誤的。這股令人畏懼的感情浪潮會支配著大多數人的頭腦，而不隨大流的人往往不但會變得孤掌難鳴而且沒有用處。在這些世事中我們所得到的啟示是一步一步得來的，或者充其量也不過先走一二步而已。
因此明智的辦法是，在目前所有那些將變為有效的事實和力量顯示出來之前，盡量把個人的決定保留下來。也許我們即將召開的三國會議將對這個問題給予更多的啟發。
這時斯大林問起關於怎樣肢解德國的問題。我們是否需要一個或幾個的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種形式的行政機構？如果希特勒無條件投降，我們應當保存他的政府或是拒絕跟它打交道？在德黑蘭，羅斯福先生曾經建議把德國分成五個部分，斯大林也表示過同意。而我卻反而躊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巴伐利亞兩個部分，而把魯爾和威斯特伐利亞放在國際共管之下。他說，現在是時候了，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決定。
我說我們大家都同意德國應當肢解，但是實施的辦法過於複雜，不能在五六天之內解決。對於歷史方面的、人種研究方面的和經濟方面的現實狀況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查考，並且需要由一個專門委員會來作長時間複查，該委員會要對各種建議進行研究，然後提出意見。要考慮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魯士該怎樣處置？哪些領土應當歸於波蘭和蘇聯？萊茵河流域和魯爾及薩爾大工業區應該由誰來管？這些問題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國政府也將慎重考慮兩個大盟國的態度。
應該立即設立一個機構來研究這些事情，而且在我們作出最後決議之前應該先聽取它的報告。
當時我對未來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萊出來請求無條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應該是我們不跟任何戰犯進行談判。如果他們是德國人所能推舉出來的唯一人選，那麼我們只好把戰爭繼續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夥被殺掉或失蹤，而另外一班子人會出來請求無條件投降。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三大國應當立即進行商討，決定是否值得與他們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應該把已經準備好的投降條件擺在他們面前，如果不值得，戰爭就要繼續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國置於嚴格的軍事管制之下。
羅斯福先生建議由我們的外長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制定出一個研究這個問題的計劃，在一個月之內制定出一個肢解德國的確切計劃。事情到此，暫告一段落。
其他問題也予以討論，但沒有得到解決。總統問是否應該讓法國人在德國境內有一個佔領區。我們都同意應當在英美佔領區內劃分一部分給他們，並由外長們考慮對這個地區應當如何進行管理。
隨後斯大林請麥斯基說明俄國所擬定的關於責成德國賠款和拆除其軍火工業的計劃。我說上次戰爭的經驗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從德國索取像麥斯基建議單獨付給俄國的那樣大的數目。英國也同樣蒙受了重大損失。許多建築物遭到破壞。我們已經喪失了許多國外投資，並面臨著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償付我們所需的糧食進口的問題。我懷疑這些負擔能否由德國賠款而得到切實的減輕。其他國家也受到損失，也應當予以考慮。如果德國陷於饑饉，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難道我們可以存心袖手旁觀，見危不救，甚至認為這是罪有應得嗎？或者我們應當倡議賑濟德國人，而如果要這樣做，由誰來付款？斯大林說這些問題總是要發生的，我回答說，你要叫馬兒跑，就得讓馬兒吃草。最後我們同意將俄國的提案交給一個專門委員會去審查，該委員會應在莫斯科秘密開會。
之後，我們對下一天的會議作了安排，同時對即將進行討論的兩個主題也作了考慮，就是有關世界安全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計劃問題和波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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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第一次會議上，羅斯福先生作了重要發言。他說美國將採取一切明智步驟來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費用來維持一大批駐在離本國三千哩的歐洲的軍隊上。因此美國的佔領將以兩年為限。可怕的問題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來了。如果美國人離開歐洲，英國就得單獨佔領整個西德。這樣一個任務是遠非我們所能勝任的。
2月6日在我們第二次開會時，我為此而竭力主張法國人幫助挑起這樣一個重擔。劃一個佔領區給法國並不等於事情就此了結。德國肯定是要再次復興的，總有一天美國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國人不得不跟德國人貼鄰而居。一個強大的法國不僅對歐洲是重要的，而且對英國也同樣重要。只有法國才能取消在它海峽沿岸的火箭發射場，並且建立起一支軍隊來遏制德國人。
接著，我們把話題轉到關於謀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總統說在美國輿論是起決定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頓橡樹園提議或與之相似的提議，他的國家似乎更有可能為組織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為對於這樣一個世界組織在美國是能夠取得廣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說的，敦巴頓會議結束時並沒有對安全理事會裡十分重要的表決權問題取得完全一致的協議。
1944年12月5日，總統曾向斯大林和我提過新建議。建議內容如下：安理會的每個理事國應各有一票。任何一項決議，須在十一個理事國中取得七個理事國的投票贊同方能付之實行。這在程序細節上是夠充分的了。至於一切較大事情，如接納新會員國進組織或開除出組織，制止和解決爭端，限制軍備和提供武裝力量等，均應取得全體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換句話說，除非「四大國」一致同意，否則安理會是沒有實權的。如果美國、蘇聯、英國或中國不同意，那麼就可以拒絕同意和制止安理會採取任何行動。這就是否決權。
羅斯福先生的建議含有另一個精闢獨到之處。爭端可以採取和平的方法解決。這樣的話，也要取得七票，而且常任理事國——就是說，「四大國」——都得同意才行。但是如果安理會的任何一個理事國（包括「四大國」）牽涉在那個爭端裡面，該理事國只能有討論權而不能有表決權。這樣的計劃是斯退丁紐斯先生在2月6日的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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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說他將對這個建議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不過目前還沒有完全明白。他說他擔心的是，雖然三大國今天是同盟國，誰也不會進行侵略，但是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後，這三個領導人會隱退消失，新的一代要起來掌權，他們沒有經歷過這場戰爭，因此會忘記我們所經受過的一切。他又說，「我們大家都願意保持和平至少五十年之久。最大的危險就是在我們自己之間發生衝突，因為如果我們保持團結，德國的威脅就不致十分嚴重。為此我們現在就要考慮如何保持我們將來的團結，如何保證三大國（可能中國和法國也在內）能夠維持一條統一的戰線。必須制定出一種制度來防止主要大國之間的衝突。」
接著，他表示遺憾，因為其它事務使他至今未能對美國的計劃予以仔細研究。照他的理解，這個建議可以把一切衝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指那些必須加以制裁的，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或軍事的制裁；第二類指那些可以採取和平手段解決的。這兩類都應予以充分的討論。採取制裁手段只有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意見一致時方能行使。如果這些理事國之一本身就是爭端的一方，那麼它既可參加討論也可參加表決。另一方面，如果爭端能夠和平解決，那麼捲入這個爭端的各方不能參加表決。他說，有人指摘俄國人對表決權談得太多。的確，他們認為那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切都得由表決來決定，而他們對表決的結果是很關心的。譬如說，假定中國是安全理事會裡的一個常任理事國，它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要求收回蘇伊士運河，他認為他們不會是孤立無援的，他們在大會裡或在安理會裡是會有朋友或維護者的。
我說，據我的理解，如果不列顛沒有被說服並不表示同意，世界組織的權力就不能用來對付它。
斯大林問是否真是如此，我告訴他確是如此。
艾登先生接著解釋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訴，但是沒有英國政府的同意，就不得採取含有強制執行的決議。斯退丁紐斯先生也證實說，除非安理會各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否則不得加以制裁。和平解決的步驟——例如通過仲裁——也許還可予以推薦。
斯大林說他耽心關於香港或蘇伊士問題的爭端可能會破壞三大國的團結。
我回答說，我覺察到這個危險，但是世界組織絕不會破壞國與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係，不論大國或小國。世界組織是獨立存在的，它的各個會員國仍然可以商討他們之間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組織裡提出一些可能會破壞大國之間團結的問題，那將是愚蠢的。
斯大林說，「我在莫斯科的同僚們不會忘記1939年12月蘇芬戰爭期間所發生的事情，那時候英國人和法國人利用國際聯盟來反對我們，並成功地把蘇聯孤立和開除出國聯，他們後來還動員起來反對我們，大談什麼派出十字軍來對付俄國。難道我們不該取得不讓這類事情再度出現的保證嗎？」
艾登先生指出美國的建議將使這個成為不可能。
斯大林問：「我們不能多創造出一些保障來麼？」
我說關於大國的一致問題已經有了專門的條款。
他回答說，「我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
我承認存在著一種煽動反對一個大國的危險性——就說對英國人吧——我只能說與此同時正常的外交還可以不斷發揮它的作用。我不認為總統會挑動或支持對於大不列顛的攻擊，我肯定他會盡一切努力來阻止這種事情。我也同樣深信斯大林元帥不致會不事先與我們打招呼並尋求達到友好解決的辦法，就對大英帝國發動一場攻擊——當然這裡是指口頭上的。
他回答說，「我同意。」
羅斯福先生說大國之間將來會有分歧的。人人都會知道這些分歧，而且將在大會上予以討論。但是把這些分歧提到安理會上加以討論也不會造成不團結。相反的，這將顯示出我們之間的互相信任並相信我們有能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將加強而不是削弱我們的團結。
斯大林說這是對的，而且答應研究這個計劃，明天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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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們再次會談時，莫洛托夫接受了這個新計劃。他解釋說，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俄國人曾盡其所能來保持戰後三大國之間的團結，他們認為這個會議所提出的計劃可以保障所有大小國家之間的合作。他們現在對新的表決程序和三大國必須一致的條款感到滿意。只有一件事情還得加以解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是否應該成為世界組織的會員國，在大會裡也擁有表決權？這個問題曾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討論過，可是他現在另有一些要求。蘇聯代表團認為他們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或者至少其中的二個，能夠成為創始會員國，這樣他們就滿意了。這幾個加盟共和國都很重要，而且在戰爭中都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他們是首先遭到侵犯而且經受了極大的苦難。英聯邦的自治領已在逐步地、穩妥地取得獨立。這對於俄國是一個榜樣，因此他們決定作出這種規模狹小得多的提案。他結束他的話說，「我們完全同意總統關於表決權的建議，我們要求三個，或者至少二個我們的加盟共和國應該成為世界組織的創始會員國。」
這使我們大家都大大鬆了一口氣，羅斯福先生立即向莫洛托夫表示祝賀。
總統說，下一步是邀請各國都來開會。什麼時候開，請誰來？蘇聯有許多人民群眾由各加盟共和國組織起來；英帝國也有許多大的獨立團體彼此相距很遠，美國是一個單獨的單位，只有一個外長，沒有殖民地。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如巴西，這個國家的領土比俄國小比美國大，而另一頭又有許多很小的國家。我們能否在大會裡堅決主張一國一票，或者較大的國家應該有一票以上的表決權？他建議把這一切問題交給三國的外長去研究。
我對斯大林邁開大步來接受總統的表決權方案也表示感謝，並說我們所達成的協議將給全世界人民帶來安慰與滿意。
莫洛托夫的建議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羅斯福總統說得很正確，在表決權這件事情上，美國的地位與英國是不同的。我們有四個自治領，它們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曾在那個在1939年才垮臺的國際和平組織中發揮過顯著的作用。這四個自治領都曾為了和平與民主的進步出過力。當聯合王國在1939年對德宣戰時，它們全都奮起參戰，儘管它們也知道我們是多麼的軟弱。我們當時無法強迫它們這樣做。他們是自覺自願地去做這件事的，而關於這件事情只能同他們進行非常有限的磋商。因此我們絕不能同意任何制度把他們從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業已取得的應得地位上排除出去。基於這些理由，我不能不懷著極大的同情來聽取蘇聯政府的提案。我的心集注在強大的俄國上，儘管它的傷口還在淌血，然而它卻不斷地把自己道路上的暴君一個個地清除掉。我意識到一個擁有一億八千萬人的國家很可能會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英聯邦憲法上的安排，因為這個憲法上的安排使我們在大會裡取得不止一個的發言權，為此我感到高興的是羅斯福總統已經作出一個回答，對這個回答絕不能把它看作是對莫洛托夫先生的請求的拒絕。
不過我聲明我絕不能超越我個人的權限。我希望有時間同艾登先生商討莫洛托夫先生的提案，也許還要打個電報給內閣，因此我請求原諒我不能在當天就作出最後的答覆。所以我們同意把整個事件交給我們的外長們。羅斯福先生又提議各國應在3月份開會，把世界組織建立起來。我說關於這個問題我是有懷疑的，因為到那時候將是對德作戰的高峰，但是目前我不表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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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我給艾德禮先生打了電報。
首相致副首相 1945年2月8日（早晨2點49分）
今天情況好得多了。美國關於敦巴頓橡樹園組織的提案已為俄國人所全部接受，他們說主要是因為我們作了解釋，他們才覺得應該把這個計劃全心全意地接受下來。他們也把他們要求在大會裡佔有十六個席位的表決權減少到兩個，提出的理由是由於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受到這麼嚴重的損失，又戰鬥得那麼英勇，因此必須考慮把這兩個國家列入新的世界組織的創始會員國之中。總統並沒有拒絕這個計劃，雖然從美國的立場來看有著明顯的困難。他建議這個問題應該提交到聯合國的會議上去，這個會議他打算3月份在美國召開。
在我看來，我們的地位似乎有些不同。我們有四個或五個席位，如果連印度在內就有六個，而俄國卻只有一個，在這方面她對大會提出的要求是很多的。
鑒於他們已經作了其他重要的讓步，而且有些讓步還懸而未決，我很想在這個問題上能夠對俄國作出友好的表示。他們除了主要席位以外還要兩席，這不能算要求過多，而據我判斷，我們將處於有力的地位，因為在這方面我們將不再是唯一擁有多倍票數的投票國了。
當前我所要求的是內閣應當授權我們向俄國人保證，就是到了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不論是在這裡或是3月份在美國召開的會議上，我們將會贊同他們的意見。我相信內閣將給我們這種權力，用與不用這種權力當視情況而定。這個保證應該是君子協定式的，跟我們很久以前保證在寇松線問題上給他們的支持一樣。
如果答應或實質上答應給俄國增加代表權，關於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整個事務就由一致同意而得到解決，我想無論如何這是會成功的。這件事應當看作是很大的好事，這件好事美國人認為在政治上、優勢上和宣傳上都有著很大的價值。
它也將成為我們關於世界組織的總計劃的一部分。……
儘管有著令人沮喪的警告和預兆，雅爾塔會議至今為止進展得相當好。這裡一片濃蔭掩映，有點像裡維埃拉的淡抹宜人，科尼什式路徑四下蜿蜒。一幢幢或多或少未遭損壞的別墅和行宮，都是一些帝政時代的貴族遺物。我們在這些房子裡享用著花了很大的力量才從莫斯科弄來的傢具。我們的主人不惜代價在幾天之內就把水管安裝和道路修繕完好，其慷慨程度真是令人難以相信。所有的參謀長們今天都休假去參觀巴拉克拉瓦的戰場１。這事情在我們跟俄國朋友的交談中並沒有鄭重提出來。
１巴拉克拉瓦戰場是克裡米亞戰爭（1853—1856年）的一個戰場。戰爭中英、法、土耳其、撒丁為一方，俄國為另一方。——譯者
由於時間短促，除非我們得悉你們有異議，否則我將按此電文的意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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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的細節問題很快就解決了。2月8日下午我們再次集會的時候，一致同意支持俄國人請求讓兩個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並且同意世界組織的第一次大會於4月25日（星期三）召開。邀請出席的僅限於3月1日以前對共同敵人宣戰的國家，或已經在聯合國宣言上簽字的國家。我同意斯大林的說法，這樣做意味著邀請了某些沒有積極參戰而一直觀望著直到看出誰勝誰負之後才參戰的國家，然而，這樣做大大有助於使德國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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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們都和斯大林一起參加約索波夫宮裡的晚餐會。當時的發言都記了下來，不妨附在這裡。除談到其他一些事情外，我說：
無庸誇張，也無須用格外華麗的辭藻來恭維，我說我們認為斯大林元帥的生命對於我們大家的希望和內心是極為寶貴的。歷史上有過不少的勝利者，但是他們當中沒有幾個是政治家，而且大多數人在隨著戰爭而來的困難中把勝利果實拋棄掉了。我誠摯地祝斯大林元帥健康長壽，和蘇聯人民在一起，幫助我們大家前進，到達一個比我們最近所經歷過的這種痛苦少些的時期。當我發現自己處在和這位偉大人物的友好和親密的關係之中時，我就有更大的勇氣和希望來奔走於這個世界，他的盛名不僅傳揚於蘇聯全國，而且傳遍了全世界。
斯大林用恭維的言辭來回答，他說：
我提議為大英帝國的領袖乾杯，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應首推於他。他體現了政治經驗與軍事領導相結合的典範。當全歐洲準備對希特勒俯首帖耳的時候，他說不列顛即使沒有盟國也將巍然屹立，單獨對德作戰。他說，即便是現在的盟國和將來可能有的盟國全都背棄英國而去，她還是要繼續戰鬥下去。為了這位百年來才出現一個的人物的健康，為了這位勇敢地高舉起大不列顛旗幟的戰士的健康，大家乾杯！
我說出了我所感覺到的話、我的心裡話和我所意識到的話。
我接著說了一些更嚴肅的話：
我必須說，自有這場戰爭以來，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也沒有像在這個會議裡那樣感到我的責任是這樣的沉重。然而現在根據斯大林元帥所提到的理由，我們明白我們正是登臨頂峰，面前展開一片寬闊的遠景，然而也切勿低估我們的困難。在過去，許多民族，許多戰友，總是在一場五年或十年的戰爭中疏遠分開了。千百萬勞苦人民就是這樣地在惡性循環中週而復始，開頭墜入地獄，隨後靠著他們自己的犧牲終於又得以自拔。如今我們已有機會免於重蹈前輩錯誤，而且致力於建立鞏固的和平了。人民為和平與歡樂而歡呼。一個個家庭能重得團圓嗎？每個戰士能返回家園嗎？殘破的家屋能重建嗎？辛勤的勞動者能看到自己的家庭嗎？保衛自己的國家固然光榮，然而更大的征戰就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窮苦人們的夢想——就是讓他們過著和平生活，用我們戰無不勝的力量來保衛他們不受侵略，不罹禍害。我把這樣的希望寄托於德高望重的美國總統和斯大林元帥，從他們兩人那裡我將找到和平的衛護者，他們在打敗敵人之後，將引導我們從事於消滅貧窮、混亂、動盪與壓迫。這就是我的希望，至於講到英國，我們將盡量努力，不甘落後。在支持你們努力方面我們也必將盡力而為。元帥談到了將來，這是一切事情中最為重要的事。不然，血流成河也是枉然的，也是很殘忍的。我提議為勝利的和平的陽光普照大地而乾杯！
斯大林答了話。我從來沒想到他會談得這樣滔滔不絕。他說，「我像一個老頭子那樣講話，所以話講得很多。不過我要為我們的同盟關係而乾杯，希望這一同盟保持著親密無間和坦率發表意見的特點。在外交史上，我從未見過像這樣密切的三大國同盟，而且盟國之間有機會這樣坦率地交換意見。我知道某些方面的人士會認為這種講法有點天真。
「在一個同盟之中，盟國不應該彼此欺騙。或許這也算是天真嗎？老練的外交家可能會說，『我欺騙我的盟友有什麼不應該？』但是就算我是一個天真的人吧，我認為最好不要欺騙我的盟友，即便他是一個笨蛋。我們的同盟之所以這樣牢固，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彼此不相欺騙；或是因為彼此要欺騙也不是那麼容易？我提議為我們三大國同盟的鞏固乾杯！祝它堅強而穩固。希望我們盡量開誠相見。
接著又說：
讓咱們為那一群工人們乾杯吧！他們只有在戰爭中才被認識，戰爭一過，他們的功績很快地也就被遺忘了。在進行戰爭的時候，這些人不僅受到與他們同類的人敬愛，也受到女士們的敬愛。戰爭一過，他們的聲望下降，女士們對他們掉轉了頭，連理睬也不理睬了。
讓我向各位軍事領導人舉杯祝酒吧。
他對我們面前存在的困難不抱幻想。
在這些日子裡，歐洲歷史上已經發生了變化，一個根本的變化。在戰爭中一些主要國家結成同盟，這是一件有益的事。沒有這個同盟就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然而，一個對付共同敵人的同盟是顯然易於為人所理解的，然而更為複雜得多的是在戰爭過後為著保持永久和平與勝利果實的同盟。過去我們並肩作戰是一件好事，而且也不甚困難；另一方面，在這些日子裡，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工作已告完成，保障安全與加強和平的法律基礎的確立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是一個轉折點。
我提議為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圓滿結束而乾杯，祝我們在戰爭壓力之下結成的同盟將在戰後鞏固與發展，希望我們這些國家不僅致力於自己的事務，而且將銘記除自己的問題以外，還有共同的事業，因此，他們在和平時期也應該像在戰爭時期一樣，以同樣的熱情來保衛團結一致的事業。
就連莫洛托夫也顯得和藹高興，他說：
我提議為先於我們投入戰爭的國家的陸海空三軍代表們乾杯。他們擔負了艱巨的任務，而且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已毫無遜色地完成了任務。我祝願他們贏得勝利，並迅速結束歐洲戰爭，從而盟國的勝利大軍將進入柏林，把他們的旗幟在這個城市的上空升起。我為英國的陸海空三軍代表，布魯克陸軍元帥、坎寧安海軍中將和波特爾空軍中將以及亞歷山大陸軍元帥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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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這樣友好的氣氛中坐在宴會桌上時，斯大林開始和我談起過去。他的話有一部分是記錄下來的。
他說，「芬蘭戰爭是這樣開始的。芬蘭的國境線離開列寧格勒〔他常稱它為「彼得堡」〕大約有二十公里。俄國人要求芬蘭人後移三十公里，而以北部領土作為交換，但是芬蘭人拒絕了。後來有幾個俄國邊防軍人被芬蘭人開槍打死。邊防軍支隊即向紅軍部隊申訴，紅軍就對芬蘭人開火。他們曾向莫斯科請示，復示中有還擊的命令。事情接踵而來，戰爭就打起來了。俄國人是不願意對芬蘭打仗的。
「如果英國人和法國人在1939年派遣一個代表團到莫斯科，其中有真正要跟俄國達成協議的人，蘇聯政府就不會跟裡賓特洛甫簽訂條約。
「裡賓特洛甫在1939年告訴俄國人說，英國人和美國人只是商人，他們絕不懂得打仗。
「如果我們三大國現在團結在一起，其他強國就動不了我們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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