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印度的誠意——為保衛印度人民，英國債台高築——印度陸軍忠誠勇敢——二百五十萬印度志願者——日本西進的影響——國大黨的失敗主義——蔣介石的訪問——2月12日我給他的電文——戰後給予印度自治領地位——我本人對立憲會議的想法——一個關於印度問題的大臣委員會——美國發生興趣——我送給羅斯福總統全部來自印度的報告——旁遮普省長的看法——羅斯福總統的個人觀點——英國宣言草案——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的調查團——國大黨拒絕我方的建議——4月11日我給斯塔福德爵士的信——挫折使總統感到沮喪——一個聯合的內閣——4月12日給總統的復電——斯塔福德爵士返國。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世界各地再也沒有像印度那樣，有那麼多的人民受到了有效的保障，從而免受戰爭的災難。他們是在我們的小小島嶼負擔之下度過戰爭歲月的。駐印度的英國官員在一有分歧時，就把印度的利益放在他們本國利益之上。他們一直認為，這是與英國聲譽攸關的事。當戰爭預料將在歐洲進行到底時，我們和印度簽訂了協定。協定規定防衛印度所需的全部物資和金錢都記在我們賬上。在印度的合同是按照高得驚人的匯率簽訂的，我們所負的債務又由貶了值的盧比按照戰前的匯率折成所謂「英鎊餘額」。因此，所謂「英鎊餘額」，換句話說，英國欠下印度的債務，就愈積愈多。為了使印度不致像其他許多國家那樣遭到侵略的苦難，我們既沒有細查，也沒有細算，每天所擔負的印度防衛費用竟達一百萬鎊左右。在這場戰爭裡，我們遭受到了一切艱難困苦，可是印度人卻倖免於難，而到戰爭結束後，我們欠他們的債務竟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欠美國的債務一樣多。因此，我宣佈這些問題有待修正，並且宣佈對於由於擔負印度的防衛費用而負下的所謂債務，我們保留提出反要求的權利。
我也把這樣的意見通知了總督。
以上所提的只是背景而已。在這個背景下，印度軍隊的光輝的英雄氣質和戰鬥力，在中東的戰鬥中，在保衛埃及、解放阿比西尼亞和在意大利的戰鬥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們同英軍並肩作戰，把日軍趕出緬甸，戰果尤其輝煌。印度陸軍對英王陛下的忠心，印度王公們對他們和我們所簽訂的條約的忠貞不渝，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官兵們的無比英勇，都將永垂青史。在印度的英國政府曾為建立一支龐大的印度陸軍不遺餘力，但是，印度的兩個大政黨——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不是積極反對就是袖手旁觀。儘管如此，自願參軍的印度人還是有二百五十萬人左右；到1942年時，一支一百萬人的印度陸軍已經成立了，而且每月自願前來參軍的有五萬人之多。雖然這個龐大的印度陸軍計劃，就當時的世界大戰而言是錯誤的，但是，印度人民對它的響應卻正如同印度士兵的表現一樣，在我們的印度帝國史上留下了光輝的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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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在亞洲向西推進時，印度的形勢也隨著惡化到令人惴惴不安的程度。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使我們驚惶失措。香港的失守使我們的威信降低。印度次大陸的安全現在直接受到威脅。日本海軍似乎可以無阻地自由進入孟加拉灣。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第一次遭到了一個亞洲強國大規模入侵的威脅。於是，印度政界潛伏著的緊張局勢開始顯現出來了。不過一小撮由蘇巴斯·鮑斯領導的極端主義分子竟直接參與顛覆政府的活動，並且期望軸心國取得勝利。但是，熱忱地擁護甘地的那一批觀點明確的有力人士，卻認為印度應該在這次世界大戰中保持消極與中立的態度。隨著日軍的進展，這些悲觀主義的論調傳佈開了。有人建議，如果印度擺脫了與英國的聯繫，那麼，日本或許就可能不會有侵犯的動機了。印度的危險，可能只是由於它與英國的關係。如果這種關係能一刀兩斷的話，印度就會有像愛爾蘭那樣的地位。這樣，這些並非沒有說服力的論點，就傳播開了。
由於日本的威脅，國大黨的態度變得更壞了。1942年2月，蔣介石大元帥夫婦訪問印度，當時，這種情況顯現得甚為清楚。他們訪問的目的，在於喚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緒，並且強調打敗日本，對亞洲全部，特別是對中國與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黨領袖利用這個機會，通過大元帥向英國施加壓力，希圖英國屈從於國大黨的要求。
戰時內閣不能同意，一個外國元首竟在英國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與尼赫魯先生之間，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份進行干預。因此，我向大元帥寫道：
1942年2月12日
我們在內閣的人們認為，你所建議的對在瓦爾達的甘地先生的訪問，可能與我們團結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願望有所妨礙。這樣也許可能會產生沒有預期到的影響，即在團結是高於一切的時候，反而強調了部落間的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閣下，請不要迫使問題與總督和英王的意願背道而馳。
我滿懷希望地期待，英國、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國的軍隊，與長期首當其衝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國軍隊間的合作日益加強。
大元帥終於順從了我們的意願，而且，由於總督機智的協助，這種不合時宜的訪問沒有產生什麼不利的影響而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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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印度的政界與報界反映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有增無減的爭端。為了希望建立某種聯合陣線，某些國大黨領袖提出要求承認印度的主權地位，以及成立一個全印國民政府的提議。內閣對這些問題曾仔細地加以審議，因此，印度事務部與總督之間照例有大批文件往來。
我給總督一份私人電文，其中說明自己對印度自治政府的觀點。對於這件事我自然是有關係的。幾乎我的全部同僚們都感到，在戰後必須以極隆重的方式給印度人民以自治領地位。
首相致印度總督 1942年2月16日
我本人的意見認為，應當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和賤民等等——把他們最優秀的領導人物提供給上述機構。但是，此間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選舉基本原則的提案，結果可能會把整個議會交給了國大黨決策人手中。這是與我的願望大相逕庭的。
由各個大的公眾團體與種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領袖加入議會，這個方法，無論在當時或是以後，都是我應該遵循的，因為，這樣可以免去只與黨派的政客們打交道。
2月25日，我組織了一些部長們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況，並對戰時內閣提出意見。出席的每一位部長都具有直接在印度獲得的知識，主持會議的艾德禮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勳爵都曾經是1930年西蒙調查團的成員。斯塔福德·克裡普斯勳爵，精通印度政情，並且與甘地和尼赫魯先生交情深厚。樞密院院長約翰·安德森勳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長五年。國防大臣詹姆士·格裡格爵士，曾經擔任總督府執行委員會經濟委員。印度事務大臣艾默裡先生是委員會中唯一的保守黨成員。其餘皆為工黨、自由黨或無黨無派人士。我保留在必要時參加的權利。該委員會的觀點通常與我的一致，因此，我從未有必要參加他們的會議。戰時內閣對委員會完全信任，並且大部分採納它的建議。我們在這樣順利的情況下去制訂解決困難的決策。儘管如此，我還是同戰時內閣以外的非內閣大臣商議。
首相致愛德華·布裡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戰時內閣將在星期二中午對印度問題進行討論。此後，由於採取的決定的嚴重性，必須與全體非內閣大臣商討，可能還要全體各部次官參加。此外，由於帝國的權利明顯地受到影響，必須盡早取得國王的同意。你應該立即將這件事情通知印度委員會。
我對草案具有良好的印象，但是，我們一定不要冒分裂的危險。我必須瞭解大多數人的反應，而不僅僅是目前少數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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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在亞洲的進攻向西擴展，美國對印度事務顯出直接的日益增加的興趣。美國人對世界大戰戰略問題的關心使他們接觸到一些政治問題，而在這一方面，他們儘管主張強硬，卻是毫無經驗。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印度被視為大英帝國的一個可悲的「樣板」，不過也是英國獨有的負擔。現在日本向它的邊境推進，美國政府開始對印度問題表示意見，並且提供忠告。在只有一個種族的國家中，對於膚色問題一向採取寬大及高尚的見解。同樣，沒有海外殖民地或屬地的國家，對擁有這些土地的國家的事務，是會產生極其高尚而又超然的情緒的。
1941年11月，當我訪問華盛頓的時候，總統按照一貫的美國方針，第一次與我討論了印度問題。我的反應極為強烈，這樣他再也不在口頭上提及此事。後來，在1942年2月底，他訓令艾夫裡爾·哈里曼試探我對英國政府與印度政治領袖之間獲得和解有無可能。我告訴哈里曼，我正準備向總統去電。該電於3月4日發出。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3月4日
我們認真地在考慮，是否應當在這危急的關頭宣佈在戰後給以自治領的地位，如果有所要求的話，應該包括退出英聯邦之權利在內。我們無論如何，絕不能與穆斯林破裂，因為它代表著一億人民，而且是在當前戰鬥中我們必須依賴的陸軍主要來源。同時我們還須考慮到對三四千萬賤民的責任，以及我們和各王公土邦的條約，他們的人數約八千萬。當然我們不希望在入侵的前夕將印度推到混亂的深淵中去。
美國對印度教徒的態度極為熟悉。我認為應該讓他們瞭解穆斯林方面的一些情況。於是，同日我把來自印度方面的關於印度形勢的全部報告送給了總統。從下面的摘錄可以看出要點。第一件是穆斯林聯盟主席真納先生的。
由少數人召開的薩普魯會議１，根本沒有任何追隨者，它為國大黨充當探子與巡邏隊。這個會議提出了一些靠不住的、巧妙的、因而是容易使人上當的建議。如果英國陷入為它而設的陷阱，穆斯林印度將被犧牲，隨之而來的將是最不幸的結果，特別在戰爭努力方面。薩普魯建議實際上就是把所有的權力轉入印度教徒的全印度政府手中，這樣一來，實質上是對具有深遠影響的憲法問題立刻作出決定，而這是違反英國政府在1940年8月8日的宣言中給予穆斯林及其他少數派的保證的。該宣言保證在未經穆斯林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對憲法作暫時性或決定性的修改，而且，也將不強迫穆斯林順從於一個不能接受的政府。薩普魯的建議將以印度成為單一國家為基礎，提出重要的改動，因此使穆斯林對巴基斯坦的堅決要求遭到損害。穆斯林的情緒極其惶恐不安，於是，緊張的局勢形成了。他們請求英國政府，在打算對憲法有任何重大改動時，如果英王陛下政府願意得到自由平等的穆斯林夥伴的話，就宣佈接受巴基斯坦計劃。
１特志·巴哈杜爾·薩普魯爵士為了一個稱之為無黨派會議的團體的利益，提出成立臨時政府的建議。那些發言人完全忽略了兩個民族——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主張，因而立即遭到穆斯林聯盟的拒絕。
「巴基斯坦」意味著穆斯林將有分開的領土和政府，其結果就是印度的分割，這個巨大的演變現在終於完成，它的代價是將近五十萬人的生命及上千萬人的遷徙。這種變化在入侵的危險已經迫近的戰爭時期是絕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個報告來自菲羅茲汗·努恩爵士。他是總督府執行委員會的一位穆斯林成員。他反覆地用令人信服的措辭，反對真納先生所極力主張的印度教徒解決方法。他總結道：
我認為我有責任提醒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如果他們屈從於印度國內的反英分子的威嚇，從而違背先前的保證，印度將面臨極大的危險。大英帝國一再聲稱，它所信任的是全印度人民，而不僅僅是國大黨；而這樣的做法，則是自食其言。
我希望陛下政府堅持保護全體印度人民利益的義務，不為外來的對大英聯邦持有異見的壓力所動搖。
第三個報告來自印度事務大臣的軍事顧問，其中有下列關於印度陸軍的情報：
印度陸軍所招募的各個階層，不可能從地理上按省界劃分。大量的伊斯蘭教徒來自西北邊省及旁遮普，但是拉傑普塔納、中央省、聯合省、比哈爾、馬德拉斯等地也都各有貢獻。除錫克人外，大部分尚武的印度人（多格拉人、查特人）來自旁遮普。來自國外尼泊爾的廓爾喀人，是一個大的獨立成分。每一階層的特有反映，不到知道宣言公佈後其受普遍歡迎程度，是不能作出估計的，然而，當前對陸軍的一般影響則是能夠預料到的。
印度士兵皆為自願的僱傭兵〔他們也可以稱之為志願兵〕。他們是為薪金與贍養家屬而戰，同時也期望得到獎勵、感激、恤金與可能的授與土地，不過最重要的是某些成員富有尚武精神的傳統，對他們的職業引以為榮，其中的領導骨幹對英國軍官個人忠誠，也普遍地忠於英王。關於他們參加服役的條件或權威方面的任何根本改變的跡象，不論是影響到他們的物質利益，還是影響到他們作為大英帝國士兵信念，勢必會立刻產生不安的影響。
3月7日我再次致電羅斯福總統：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3月7日
遵照讓你經常知道我方對印度政策的諾言，現在我寄給你旁遮普省長的一封來電。這當然不是對這個問題的唯一意見。不過，正當敵人迫近國門，而旁遮普人又在防衛印度的全部戰鬥部隊中提供了一半的力量，這就顯得異常重要了。我們仍舊堅持尋求某些折中而又鼓舞人心的辦法。不過，我必須小心行事，以免在這個形勢日緊的時節，使英國政界造成混亂。
省長寫道：
立即宣佈印度在將來的某一天會得到與大英帝國脫離的權利，就對旁遮普的影響而言，我的看法如下：屬於多數的穆斯林負責人士堅決認為，在沒有擬訂出穆斯林印度的憲法以前，英國必須繼續支撐大局。他們已經懷疑到印度教徒的親日傾向，按照預定的方針制定的憲法將把權力交到印度教徒手中，這必然會使他們感到不安。因此，他們將對把印度作為整體的保衛工作不發生興趣，而會在其他地方找尋結盟者。
穆斯林與錫克人的關係已經很壞，上述原因會使這種不和的關係變成空前未有的酷烈形勢。各族將會希望留住自己的青年人保衛他們自身利益，這將使招募新兵受到嚴重影響。騷動將不可能避免，目前已經減少了人員的保安部隊可能更不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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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也在此時把他對印度的個人觀點送給我。
羅斯福總統致前海軍人員 1942年3月11日
我對印度問題極其關心。我很感激你經常讓我與它保持接觸。正如你能瞭解的，對提出任何建議我都無自信，因為對於這個問題，你們這些高明的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曾經試圖從歷史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並且希望我所提出的可以在印度採用的新想法會對你有所幫助。這就是為什麼我回溯美國政府開始時的情況。在1775年1783年革命時期中，英國殖民地有十三個州，它們都有單獨的主權，政府組織形式卻各不相同。在戰爭繼續期間，這些各自獨立的主權州之間形成巨大的混亂，而且，只有兩個紐帶能使它們聯繫起來：一個是大陸會議（效力低而又權限不明的機構）；另外一個是由十三州維持得很差的大陸軍隊。1783年戰爭終結時，由於新制度正在實驗之中，而對最後體制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免落空，所以，這十三個主權州雖各有其新的職責，顯然還不能結合成為一個聯邦。因此，十三個主權州根據《邦聯條例》聯合在一起，這種明顯的臨時性的政府繼續行使權力，直到從經驗、考驗和錯誤中能形成一個永久性的聯邦。從1783到1789年，各州的經驗證明，缺乏聯邦中央權力，它們就會各奔東西，形成分離的國家，在1787年召開一次立憲會議，僅有二三十人出席，代表全部的十三個州。他們的集會和國會不一樣，而是少數真誠的愛國者一心一意為了建立一個聯邦政府。討論過的事件都記錄了下來，但是會議進行中卻沒有旁觀者參加。現在的美國憲法即由此產生，不久得到三分之二州的通過。
這不過只是我的一個想法，建議在印度也建立一個所謂「臨時政府」，由少數代表領導，其中包括不同的階級、職業、宗教和地區——這個領導的團體將被承認為臨時自治領政府。它自然將要代表現存的英國各省政府以及王公會議，不過我的主要意思乃是責成這個團體為全國建立一個比較永久性的政府——考慮的時間可以延長到五年或者六年，或者至少在戰爭結束後的一年。我想這個代替新自治領的中央臨時統治團體，在公共機構中應該擁有行政權和管理權，諸如金融、鐵道、電報等和其他一些我們稱之為公用事業的機構。
也許從1783到1789年間美國的問題和辛勤的努力中可以類推出一種方法，可以使印度具有一種新的看法，因而使那裡的人民忘掉怨恨，對英帝國變得更加忠心，在強調和平變革比混亂的革命有利的同時，重視有遭受日本統治的危險。
這一種動議完全合乎半世紀以來世界的變化情況和一切對納粹主義進行戰鬥國家的民主程序。我希望你，不管你打算怎樣，動議當由倫敦方面提出，而且，要肯定在印度那兒沒有不願意的或被強迫的怨言產生。雖然我極願相助，但是看在上天的份上，千萬不要將我帶進去。嚴格地說，這件事情與我毫不相干，無非因為它是你我正在進行著的成功的戰鬥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已。
這份文件饒有趣味，因為它說明了在不同的時代和實際情況幾乎完全不相同的背景之下進行比較的困難，以及對任何表面相似之處試圖加以應用，對指導戰爭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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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日本陸軍進入仰光。我的絕大多數同事都認為，假如要組織有效的印度防衛，重要的是必需設法打破政治上的僵局。戰時內閣經常討論印度問題。英國政府對英——印政府建議的反應已體現在一項宣言草案之中，並且決定派克裡普斯爵士去印度，在那裡與印度各派領袖直接進行討論。
首相致印度總督 1942年3月10日
1．我同意你的觀察，在沒有弄清我們與印度政黨異同點之前，莽撞地拋出我們的宣言，就會像你所正確地說的那樣，自找失敗，而且會在這個最危急的時刻引起一場涉及到每個人的激烈的爭論。昨天我在看到你來電之前，我們就決定現在不公佈任何宣言，但派出一位戰時內閣大臣到那裡看看，它是否能被接受，不然的話，就不必白費氣力了。斯塔福德·克裡普斯富有大公無私的精神，自願擔負這項吃力不討好而又危險的任務。他將要立即啟行。儘管我們在探討問題的方法上有所不同，我對他不顧任何代價擊敗希特勒一夥的決心有著全部的信任。宣佈他的派遣將使狂熱的激動冷靜下來，並且給以充分的時間，使問題得以冷靜地解決，否則，也可以證明問題暫時是無法解決的。
2．經過同意的文件將代表我們統一的政策。它是根據印度的利益而制訂的，如果印度各黨派拒絕接受的話，那麼，我們的誠意將公諸於世，必要時我們就在這個問題上堅持一起繼續鬥爭下去。
3．因此我希望你等待掌璽大臣到達之後再和他討論全部問題。他當然是會受宣言草案約束的。宣言草案是我們最高的準則。此外，他將十分重視目前印度的軍事和行政情況。
4．由於不幸的謠言、宣傳和美國一般的看法，勢必不可能站在純粹否定的立場。克裡普斯的訪問對於讓世人知道我們的誠意，以及爭取時間以取得必要的協議，都是必不可少的。
5．我的意見是，除了作為全面勝利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印度防務必須成功而不能動搖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無所謂。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對此亦具同感。
第二天，我將這些決議公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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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於3月22日到達德裡。在他主持下，以英國內閣批准的宣言草案為基礎，進行了一次冗長的討論。英國建議的重點乃是，假如戰後由立憲會議提出要求，英國政府將莊嚴地保證授予印度完全的獨立。因篇幅有限，不能將全部談判過程刊載在這裡。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的一些來電將很好地說明談判的結果。
掌璽大臣（在德裡）致首相 1942年4月11日
1．今晚我接到來自國大黨主席的長信，表示國大黨不能接受我們的建議。拒絕的範圍極廣，不單只是針對防衛方針，雖然信中指出國大黨同意總司令應有指揮戰爭的自由控制權，以及作為總司令與軍事委員的有關活動的自由處理權，可是所提出的方案卻使國防委員的職務遭受到過多的限制。不過，拒絕的主要理由是，依據國大黨的觀點，必須立即成立國民政府，在不改變憲法的原則之下，「在協議中明確地保證並指出新政府將照一個自由政府一般地行使職權，它的成員將作為一個立憲政府中的內閣閣員。」信中並且指出，目前提出的協定的前景與舊局面並無大異。「當他們看到這種舊局面重現時，我們所設想的目標——就是，在人民的心理上產生一種新的影響，使他們感覺到自己的民族自由已經到來，而且，他們正在保衛新贏得的自由——就會完全成為畫餅，這樣的事情，國大黨是不能參與的。」
2．顯然沒有達成協議的希望，我將在星期天啟程回國。
同一天又來的電文如下：
你將會聽到國大黨一種幾乎全新的拒絕理由，但困難情況在電文中無法解釋。
此地情況雖然如此，但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我想，你不必從士氣或民意的觀點出發，認為我的訪問使情況變得更壞而擔心。我認為最近幾天以來，公眾的情緒變得好些了。
就我看來，儘管失敗了，但是四周的情況的確有了某些改善。
尼赫魯終於出場，發表一篇文辭美妙的聲明，表示贊成抵抗日本的總體戰。真納向我保證穆斯林毫不動搖的支持；一般來說，錫克人和其他的少數民族也將會隨之緩和，我希望能在某種程度上有進一步的保證。實際的困難在於國大黨本身的內部情緒；因此，它們表現出漫長的討論而在決策上有舉棋不定的現象。
如果我們能夠明智地處理局勢，而不要互相指責，那麼4月21日的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可能會有所改變。這個委員會的代表性遠較工作委員會為強。
雖然結果令人悲痛，我們卻不灰心。現在我們必須著手進行防衛印度的工作。關於這一點，回來時我將與你面談。祝好。再見。
在日復一日的緊張的求生存的鬥爭中，而且還有四萬萬無依無助的人民需要保衛，以免遭受日本征服的災難，我經受得住這個消息；其實從開始的時候，我就從哲學推理上想到可能發生這一類事情。我知道斯塔福德·克裡普斯會因為使命的失敗而非常悲痛，因此我設法安慰他。
首相致掌璽大臣 1942年4月11日
你已竭盡人力之所能。你所表現出的堅韌精神和機智，證明英國對取得協議的願望是多麼強烈！你千萬不要為結局而感到灰心和失望。在全英國和美國所產生的影響，都極為有利。實際上，破裂發生在最廣泛的問題上，而不在扯不清楚的防衛方針上，這也是有利的。我很高興你立即返國，一個盛大的歡迎合正等待著你。雖然你沒有全部實現你的願望，你卻已為共同的事業做出極重要的貢獻，為印度人民未來的進步奠定了基礎。
我立即將克裡普斯4月11日的第一封電報和我的復電轉給羅斯福總統。會談的破裂使他感到沮喪。他要我暫緩克裡普斯的行期，希望再進行最後的努力。
羅斯福總統致哈里·霍普金斯（在倫敦）1942年4月12日
請將下列電文立即轉與前海軍人員。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破裂。
我最懇切地希望你能夠將克裡普斯離開印度的日期推遲，直到再一次努力終於能避免談判破裂時為止。
我很遺憾地說，你在給我的電文中所闡述的觀點，說美國輿論認為，談判是在最廣泛的問題上破裂的，這種觀點我不能同意。美國的普遍印象恰恰與你所說的相反。這兒幾乎普遍一致地感到，儘管印度人心甘情願地把陸海軍防衛的控制特權委託給當權的英國當局，可是，英國政府卻不願把自治權交給印度人，僵局因此而產生。美國輿論不可能瞭解，如果英國政府情願在戰後准許印度的某些組成部分退出大英帝國，為什麼就不能准許印度人在戰爭期間享有同等的自治權呢。
我感到我不得不非常坦率地向你提出這個問題，想來你也會諒解我這樣做的理由。要是由於像美國人所見到的那種問題而聽任當前的談判破裂，要是在此之後日本得以成功地侵入印度，以及隨之而來的我方陸海軍的嚴重失利，那麼，美國輿論中不平的反應就勢將難於估計。是否可能由你出面叫克裡普斯暫緩啟程，並親自給他指示，作最後的努力以尋求共同諒解的基礎？依照我的判斷，上星期四晚上就很可能達成協議。如果你能批准他宣稱是你親自授權與他在那一個問題上重開談判，並且以雙方能作些小的讓步為條件，我認為協議還是有可能達成的。
如我在早先的電文中向你說過的那樣，我仍然認為，如果現在能給予印度各個組成部分建立一個國民政府的機會，而這個政府實質上又與我們根據《邦聯條例》所建立的政府相同，並且約定在一段試行時期終止時，印度人可以自行決定他們的憲政形式，而且可以像你早先答應的那樣，決定他們與大英帝國的未來關係，那麼，也許就可能找到解決的方法了。如果你已竭盡全力，而克裡普斯仍然達不成協議，那麼，至少在這個問題上你會得到美國輿論的同情，認為英國政府已經向印度人民提供了公平而真誠的建議，這樣一來，失敗的責任顯然不在於英國政府，而在於印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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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謝事態的演變使這種狂熱的做法沒有能夠實現。沒有理想主義，人類就不能進步；但是，犧牲別人的利益，並且，不顧將為千百萬無辜家庭帶來毀滅和屠殺的後果，這種理想主義將不能被視為最高尚的了。總統的思想回到美國獨立戰爭年代，將印度事件視為十八世紀末十三個殖民地與喬治三世作戰一般。相反，我對印度大陸卻有維持和平與安全的責任，保衛著幾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我們的資源有限而且非常緊張。我們的陸軍部隊在兇猛的日軍攻擊下敗退或者投降了。我們的海軍已被趕出孟加拉灣，實際上已被趕出大部分印度洋了。我們在空中，明顯地也處於劣勢。但是挽回局勢的機會與希望仍然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不負責任，讓我們統治近二百年之久的廣大而古老的印度遭到可怕的野蠻的毀滅。沒有完整的軍政權力和管制戰區的權力，希望與機會都會變成泡影。沒有時間作一次立憲實驗，來個決定英印「未來關係」的「試行時期」。能夠使美國輿論得到滿足的那個問題並不是主要的決定因素。我們不能夠放棄責任，背叛印度人民，聽任他們走向無政府狀態或者被征服的道路。雖然這也是一個政策，但卻是恥辱的政策。如果那樣的話，我們不但將背棄印度人民，而且也背棄了我們自己的士兵，讓他們的作戰基地以及共同作戰的英勇印度陸軍，在饒舌的政治和血腥的滅亡的混亂中崩潰瓦解。對印度的防務送去所有可能的援助，才是我們的本分職責。
幸而，在研究有關印度的問題以後，我主要的同事們全都與我的意見一致。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將會毫不猶豫地辭去我個人的重任，這種重任有時是一個人不能承擔的。在這樣的一種場合中，最大的安慰就是沒有猶豫。正如在以後的記述中將要看到的那樣，我的信念和戰時內閣的信念，是不辯自明的。
我給總統發出了如下的回電：
前海軍人員（在契克斯）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4月12日
今天早晨（12日）三時左右，違背了你的指示〔對霍普金斯的健康而言，〕我與哈里仍在談論你的有關解決印度問題的來電。我不能在沒有召開內閣會議的情況下就對這樣的問題作出決定，實際上內閣會議要等到下星期一才能召開。此時克裡普斯已離開了印度，全部的解釋均已由雙方公佈。在這種情況下，哈里答應用電話向你解釋形勢，但是由於大氣的影響，未能如願。他將在今天下午給你去電話，並且將有一份報告打電報交給你。
你知道，我一向重視你對我所說的一切。但是，如果所有的事物在這危急關頭再一次重新處理，我感到我無法承擔保衛印度的責任。我確信這也是內閣及議會的觀點。你的來電稱呼是給前海軍人員的，因此我把它當作純粹私人信件保存著，同時我不打算將它在內閣正式公開，除非你告訴我，你願意這麼做。像你我之間有嚴重分歧的那些事，將使我心碎，在這可怕的鬥爭高潮中，必然會深深地傷害我們兩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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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乘飛機離開德裡返英。兩星期後，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召開會議，堅持工作委員會在與掌璽大臣商談時所採取的方針。他們堅持國大黨不可能考慮「讓英國保留即使是部分地對印度控制的任何計劃與建議。……英國必須放棄它在印度的勢力」。
正如斯塔福德·克裡普斯所預言的那樣，博學的尼赫魯主張決心要抵抗日本。在克裡普斯調查團離開的翌日，他說：
「我們不會去向入侵者投降。不管已經發生的情況怎樣，我們不會妨礙英國在印度的戰爭努力。……我們的問題乃是如何將自己組織起來。」他幾乎是完全孤立的。絕大多數國大黨領袖歸屬甘地的絕對和平主義。甘地5月10日在他的報紙上寫道：「英國之存在於印度乃是日本向印度進攻的一張請帖。他們的撤離將使這個餌子消失。不過，假定餌子未能消除，自由的印度將會更有能力地去應付進攻。真正的不合作主義則將充分發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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