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領導階層中在戰略上的意見分歧——1941年的入侵問題——約翰·迪爾爵士5月6日的文件——國內裝甲部隊的實力和情況——令人擔憂的其他理由——我於5月13日發出的答覆——我的看法佔上風——哈里·霍普金斯第二次來訪——美國擔心入侵問題，並對我們試圖據守中東的戰略表示懷疑——我們於7月24日舉行的會議——美國軍官的見解——英國的團結一致——新加坡呢，還是開羅？——如在開羅那樣，在新加坡也設置常駐國務大臣的計劃——達夫·庫珀先生赴遠東的使命——對日本施加壓力——我同總統在紐芬蘭會晤的計劃——霍普金斯赴莫斯科的使命——一次愉快的航行——「威爾士親王」號駛抵會晤地點——同總統的會晤——8月10日星期日的早晨。
關於敵人入侵不列顛的問題，曾經在本卷和以前各卷中屢次論及。但是，在1941年5月間，帝國總參謀長約翰·迪爾爵士以不可忽視的根據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他於5月6日向我提出以下重要的文件，並以副本送交他的海空軍同僚和伊斯梅將軍。如果依從這項建議，將意味著完全回復到防守的地位。除了為中東或遠東徵募士兵外，將不可能再派出任何增援部隊。我們將沒有任何可以用來採取主動行動的部隊。
的確，我中東裝甲部隊既然每月需補充正常消耗的五十輛坦克才能勉強維持，這樣，奧金萊克將軍不但自己將不能進攻，而且很可能在力量上被敵人壓倒。
中東對聯合王國安全的關係
1941年5月6日
入侵的可能性好像暫時已經減少了。但是，德國的陸軍和空軍一旦從巴爾幹戰場撤出後，便能夠在六至八個星期內集結起來進攻我本土。由於美援日見增加，敵人一定在專注地等待一個有利的時機，發動這場可能為他贏得勝利的戰役。
2．德軍在巴爾幹和利比亞這兩個地形大不相同的區域內取得的成就再次證明，有強大空軍支持的裝甲部隊是一支威力無比強大的力量。在這次戰爭中，這樣的配合始終左右著每一個戰場。在防守方面，因為無法預測敵人的進攻地點，就必須蒙受分散兵力的不利，而且，能否成功，就必然主要在於保持用於反攻的坦克、防坦克武器和飛機的大量儲備。
3．三軍參謀長經過詳盡的調查以後，最近估計，敵裝甲部隊進攻我本土的規模為六個裝甲師，總計約有二千四百輛坦克。我完全同意本土部隊總司令的意見，他認為，為了防禦這樣規模的進攻以保障大不列顛的安全，共需要六個裝甲師和四個陸軍坦克旅（即約需二千六百輛坦克）。東部管區和東南管區應各部署其中的兩個裝甲師和兩個陸軍坦克旅，以便對分別由東英吉利及肯特郡和蘇塞克斯郡海岸滲入的敵軍進行反攻。其他的兩個裝甲師可用作後備，指定其中的一個師在北部備用。
然後，他說明截至1941年6月國內裝甲部隊編制的狀況，他指出，我們為本土防務而保有的坦克總數約為一千二百五十輛，其中包括一百五十輛輕型坦克和四百九十輛教練用坦克，在這些坦克中有三百六十輛坦克可以在接獲通知三星期後用於作戰。他詳細論述了對裝甲部隊施以特別訓練的必要，並且繼續說：
6．保衛著我們防禦薄弱的漫長海岸線的步兵部隊部署在寬廣的陣地上，一個師的防線長達四十五哩，因而不可能控制多大的縱深。我們的海灘障礙物是優良的，但是，那些師所擁有的防坦克炮不到標準數的一半，並且缺乏防坦克地雷。
用特製登陸艇載運的德國裝甲部隊一定能夠登陸。皇家空軍有許多任務要完成，並且我們沒有專為同陸軍密切配合的轟炸而設計和訓練的空軍。德國空軍當不顧一切爭取進軍道路上的空中優勢。因此，我們的陸上防衛，將主要依靠我們的裝甲部隊進行強大而迅速的反攻的能力。但是，把訓練因素計算在內，據我估計，到6月間，我國的裝甲部隊將相當於三個實力充足的裝甲師，以此對抗敵人的六個裝甲師。
7．認為德國沒有制海權，認為我空軍能殲滅敵遠征軍於啟航之前和在海灘上，或能在空中掃蕩敵人掩護登陸的空軍，或者認為這般規模的登陸在技術上的困難是無法克服的，從而忽視敵裝甲部隊進行猛攻的可能性是危險的。要在我本土周圍的海域內集結足夠的海軍艦隻，將需要五天到七天的時間。我們的轟炸機不能有效地應付六個以上的入侵港口，就是應付六個入侵港口，還要趕上好天氣。不能依靠空襲去挫敗敵軍的登陸行動，正如敵人憑著空襲沒有阻止住我們在敦刻爾克的登船一樣。如果敵人不顧必然要遭受的重大損失的話，我們的戰鬥機就不能完全抵制住敵人的轟炸機，而且，無疑，德國的計劃當包括消滅我戰鬥機於基地之上的措施。至於登陸在技術方面的困難，德國人曾多次證明他們在制定計劃和製造特殊裝備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能和周密性，而且他們已經有了作好妥善安排的時間。補給問題當不致像預料的那樣會大大消耗他們的資源。裝甲部隊在短期內所需要的食物和汽油的數量是比較少的，況且敵人可以在當地找到足敷需要的數量。
8．我們在挪威和比利時都低估了德國人的力量。最近在利比亞和巴爾幹的事件，再次教導我們去認識克服最大困難的能力。
9．據我看來，喪失埃及將不致造成災難，並且，不經過最激烈的戰鬥，我們不會甘願蒙受這一災難。但是，喪失埃及不會結束戰爭。單單一次成功的入侵，就足以招致我們最後的失敗。因此，關係重大的是聯合王國，而不是埃及，所以聯合王國的防禦必須列為第一位。在先後次序上，埃及也不能列為第二位，因為，作為最後的依靠，新加坡的安全應在埃及的安全之先，這已經是我們戰略上的一條公認的原則，然而新加坡的防務仍然大大低於標準。
10．當然，在戰爭中必須冒除，但應當是適當的冒險。我們絕不可因減少重要地點的安全而犯錯誤。如果必要，我們必須在尚未失去時機以前減少不重要地點的損失。
11．大不列顛的防務是和防衛愛爾蘭、佔領大西洋各島的問題分不開的。我相信，我們在保衛大不列顛的安全方面，即使沒有退到限度以下，也已經退到了極限了。據我看，在今後三個月內，不應再從本國冒險運出過多的坦克，應以維持已在中東或正在運往中東途中的坦克的後備數量為限。即使是這個數量，按每月消耗百分之十計算，也需要每月運出約五十輛坦克。
我收到這個文件，感到驚奇，一星期後以有幾分爭辯的口氣答覆如下：
首相致帝國總參謀長 1941年5月13日
你於5月6日交來的文件中有很多部分是我同意的，也有許多言論使我不能信服。我完全同意你在第八節中所說我們的軍事顧問們曾低估了德國在挪威、比利時和利比亞的力量。其中，比利時是最顯著的例子。然而，我從未聽到任何一個英國的軍人指出馬奇諾防線支線的脆弱性，或者反對英國佔領比利時。我提出這一點，只不過是要表明，甚至最老練的軍事專家的意見，有時在戰爭的變幻莫測中也可能是錯誤的。
2．……我揣測，你寧願喪失埃及與尼羅河流域，寧願我們集結在那裡的五十萬大軍投降或被殲滅而不願喪失新加坡。我卻不以為然，而且，我也不認為我們會喪失新加坡。新加坡的防禦所需要的軍隊，只不過佔在尼羅河流域抵禦德意軍隊所需要的部隊的一小部分。我曾經告訴你據以部署新加坡防務的政治論據。就是說，如果日本參戰，美國完全可能加入我們這邊。而且，無論如何，日本也不致在一開始就圍攻新加坡，因為，圍攻新加坡和把它的巡洋艦與戰列巡洋艦分佈在東方貿易線上相比，是對它危險得多而對我為害較少的行動。
當然，這時，日本人還沒有在印度支那立足。
3．我不知道德國在巴爾幹各國的行動是否可以用作「他們克服最大困難的能力」的例證。僅僅作為對歷史看法的一種練習，我的看法恰好與此相反。德國人在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集結了一支大軍，乘南斯拉夫還沒有動員並被它的戰前政府出賣的時候，對它發動進攻。當時希臘的軍隊被意大利軍隊殲滅殆盡，希臘乃為意大利軍所佔，於是我們實際上在單獨抵抗他們的占壓倒優勢的進攻，當時我們只有他們的五分之一的裝甲車輛，實際上沒有空軍。德國雖擁有這些輕易得來的便利，卻不能有力地阻止我軍巧妙地脫身和再行登船，這一事實激起了我的信心，而不是引起懼怕。
4．第十節中所述的至理名言完全要看適用於形勢的程度如何。但是，我希望，最後一句話同埃及目前的局勢沒有任何關聯。
我見過的許多政府，如果聽到最高軍事權威所作出的如此嚴重的論斷，是會感到頹喪的。但是，我卻沒有任何困難去說服我的政界同僚，並且，當然，我受到海軍和空軍的首長的支持。因此，我的看法佔了上風，因而對中東的增援未予減少並繼續不斷地運去。讀者可以看到，我甚至認為沒有必要重申那些反駁關於德國入侵不列顛有成功可能的一類見解的論據。約翰·迪爾爵士本人一定已經感覺到這方面的輿論同他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在提出警告以後就沒有再提這件事。
但是，兩個月以後，又從另一方面提起了這個問題。哈里·霍普金斯於7月中第二次由總統派遣來到英國。他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由於希特勒入侵俄國而形成的新局勢，以及這個新局勢對於我們根據租借法案指望從美國得到的一切物資的影響。第二，一位美國將軍在充分便利的條件下進行視察後，提出了一個報告，對於我們抵禦入侵的能力有所懷疑。這曾引起總統的焦慮。因此，第三，前文曾提及，總統對於我們試圖保衛埃及和中東是否明智的疑慮已經加深了。我們會不會由於試圖做過多事而喪失一切呢？最後，就是設法安排我和羅斯福不久在一個地方會晤的問題。
這次，霍普金斯不是單獨一人了。有好幾位美國陸軍和海軍的高級軍官駐在倫敦，表面上是和租借法案有關的，特別是戈姆利海軍上將，他參加我們的海軍部的日常工作，共同研究大西洋作戰問題和為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所分擔的任務。我於7月24日在唐寧街十號同霍普金斯的一夥人以及三軍參謀長舉行了一次會議。隨同霍普金斯出席會議的人員，除了戈姆利海軍上將外，還有稱為「特別觀察員」的錢尼陸軍少將和美國大使館陸軍武官李准將。艾夫裡爾·哈里曼剛剛結束埃及之行歸來，當他逗留埃及期間，經我指示，請他參觀我們所有的軍事設施。這時，他也隨同霍普金斯出席了會議。
霍普金斯說，「在美國身居要職並決定防務方面的政策」的人們認為，中東對英帝國說來，是一個無法防守的陣地，而為了保持這個陣地，英國正在作出很大的犧牲。依照他們的看法，大西洋戰役是最後決定這次戰爭勝負的戰鬥，所以應該把一切力量集中在這上面。他說，總統是比較傾向於支持中東戰事的，因為，他認為，哪裡有敵人，就應當在哪裡同敵人作戰。錢尼將軍把英帝國的四個問題按照以下的次序排列：聯合王國和大西洋航線的防衛；新加坡和通往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航線的防衛；一般海洋航線的防衛；第四，中東的防衛。這些問題都是重要的，但是他把它們按照這個次序排列。李將軍同意錢尼將軍的意見。戈姆利上將表示，如果美國軍火大量運往中東的話，他擔心中東運輸線的安全。這不會削弱大西洋的戰鬥嗎？
然後，我請英國三軍參謀長發表他們的看法。第一海務大臣解釋了為什麼他覺得對於殲滅一支入侵的敵軍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信心。空軍參謀長指出，皇家空軍與德國空軍對比，已經比去年9月大大增強了，並且提到，我們摧毀入侵敵軍出發港口的能力最近已經增長。帝國總參謀長也以自信的語氣發表意見，說道，現在英國陸軍要比去年9月間強大得不可勝計。我接著說明經過克里特島的教訓以後為保衛飛機場而採取的特別措施。我邀請我們的客人去參觀他們感到興趣的任何一個飛機場。「敵人可能使用毒氣，但是，如果這樣，那反而對他們自己不利，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立即報復，而且，他們在海岸上可能建立的任何據點，都是我們的集中的目標。毒氣戰也會擴展到敵人的本國去。」然後，我請迪爾談一談關於中東的意見。他沒有表示任何與他於5月間寫的文件相反的意見，他有力地闡述了使我們必須留在那裡的幾個原因。
在討論結束時，我感覺到，我們的美國朋友經過我們的說明而信服了，並且對我們之間的團結一致留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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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如果日本對我們開戰的話，我們對本國防務所抱的信心卻不能擴展到遠東。約翰·迪爾爵士也為這些令人焦慮的事而感到不安。我仍然有這樣的印象：在迪爾的心目中，新加坡比開羅重要。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悲痛的問題，正如要讓你選擇你的兒子還是女兒將被殺死一樣。就我來說，我不相信，任何發生於馬來亞的不測所造成的損失，足以抵得上喪失埃及、蘇伊士運河和中東的五分之一。我不能容忍放棄為埃及而鬥爭的想法，所以就決心情願在馬來亞付出任何被勒索的代價。我的同僚們也有這種看法。
我覺得有再次在遠東派駐國務大臣的必要。駐遠東國務大臣同戰時內閣保持最密切的聯繫，可以解除各總司令和當地總督們的部分負擔，並協助我們去解決很快積累起來的嚴重的政治問題。我有一位朋友和同僚達夫·庫珀先生，當時任新聞大臣。他根據他身居中樞的觀點而瞭解全盤局勢。他的堅定的性格促使他在1938年慕尼黑協定以後辭去海軍大臣的職務。他有口才，又有文采。他有在1914到1918年的戰爭中任近衛步兵第一團軍官的軍事上的經歷。這一切合在一起使他具有最高的資格。7月21日，他調任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由布倫丹·佈雷肯先生繼任新聞大臣。8月初，他在他的妻子黛安娜夫人陪同下，取道美國前往遠東。直到10月底，他才在回到新加坡後發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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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個月以來，英國和美國政府就在密切協調下應付日本。7月底，日本已完成對印度支那的軍事佔領。由於這個赤裸裸的侵略行動，他們的軍隊已處於可以進襲馬來亞的英國人、菲律賓的美國人和東印度的荷蘭人的態勢。7月24日，總統要求日本政府，作為全面解決的序幕，應使印度支那中立化，並撤出日本軍隊。為了給這些建議增添份量，頒發了凍結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財產的行政命令。這使一切貿易陷於停頓。英國政府同時採取了行動，兩天以後，荷蘭政府也採取了行動。荷蘭附和這項措施意味著一下子剝奪了日本的關係重大的石油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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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哈里·霍普金斯來到唐寧街的花園中，我們同坐在陽光下。他一開口就說，總統很願意在一個偏僻的港灣之類的地點同我會晤。我隨即答道，我確信內閣將允許我請假。這樣，一切很快就安排好了。地點選定為紐芬蘭的普拉森夏灣，日期定為8月9日。接著，命令我們最新的戰列艦「威爾士親王」號準備出發，我渴望同羅斯福先生會晤。到現在，我已同他日益親密地通信將近兩年了。況且，我們之間的一次會談，將昭告世人：英美兩國的團結越來越密切，將使我們的敵人感到擔心，將使日本仔細考慮，並使我們歡欣鼓舞。關於美國介入大西洋問題，援助俄國問題，我們本身的供應問題，而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威脅日益增加的問題，都有許多有待解決的事。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1年7月25日
內閣已同意我的休假。我正在作這樣的安排，如果對你方便的話，我將於8月4日啟航，約在8日、9日、10日期間同你會晤。實際秘密會晤地點待以後再定。海軍部將由通常聯繫途徑將詳情奉告。我將攜同第一海務大臣龐德海軍上將、帝國總參謀長迪爾和空軍副參謀長弗裡曼前往。我對這次當可有益於將來的會談寄予莫大的期望。
我對伊斯梅說道，「你和波特爾必須留下，以便照料事務。」
我攜同前往的還有：外交部的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國防部的徹韋爾勳爵、霍利斯上校與雅各布上校，以及我個人的幕僚。此外，還有技術與行政部門以及計劃部門的許多高級官員。總統說，他將攜同美國三軍首長和國務院的薩姆納·韋爾斯與會。那時在北大西洋有大量的德國潛艇，所以必須極端保密。為了確保秘密，總統在表面上是休假巡遊，但在海中換乘「奧古斯塔」號巡洋艦，把他的遊艇留在後面作為迷障。這時，哈里·霍普金斯雖然身體很不好，但得到羅斯福的許可，取道挪威、瑞典和芬蘭飛越一段令人疲倦而又危險的漫長航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直接從斯大林那裡最詳盡地獲悉蘇聯的局勢和需要。他將在斯卡帕灣登上「威爾士親王」號。
我在首相郊外官邸附近上了這列載運我們一行人員（包括大批譯電人員）的長長的專車。我們在斯卡帕灣從一艘驅逐艦登上「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
8月4日黃昏時分，「威爾士親王」號同護送它的幾艘驅逐艦駛入大西洋浩瀚無際的洋面。我發現哈里·霍普金斯在長途飛行和莫斯科的吃力的會議之後是那樣疲憊不堪。的確，他在兩天以前抵達斯卡帕的時候是那樣精神萎靡，以致龐德海軍上將立刻讓他躺在床上，並留他在那裡休息。雖然這樣，他卻像往常那樣快活，在航程中慢慢地恢復了氣力，並告訴我他出使莫斯科的全部經過。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1年8月4日至5日
哈里從俄國歸來，疲乏不堪，但是現在又活潑起來了。我們將在途中使他恢復體康。我們剛啟程。德國人就在二十七年前的今天發動了上次大戰。我們這次必須好好地幹一下。發生兩次大戰應該是夠多的了。我對我們的會晤懷著很大的希望。向你致最親切的問候。
位於螺旋槳上面的那些寬敞的艙房，當船停泊在港內的時候最舒適，但是，在海上遇到波濤洶湧的時候，則由於擺動而使人難以安身，所以我就遷移到艦橋上艦隊司令的艙房內，在那裡工作和睡眠。我很喜歡我們的艦長利希，他英俊可愛，具有英國水手所應有的一切品質。唉！不到四個月，他和他的許多夥伴，就隨著他那艘極好的戰艦永遠沉沒在波濤之下了。第二天，海上風浪是這樣大，使我們不得不減低速度，否則就得丟開我們的驅逐艦護航隊。第一海務大臣龐德海軍上將作出了決定。自此以後，我們就單獨以高速度繼續航行。據報告，曾發現幾艘德國潛艇，因此，我們曲折前進，並作大迂迴，以躲開它們。艦上嚴禁發出無線電波的聲音。我們能夠收到電報，但是在一段時期內，我們只能偶爾交談。因此，我的日常工作暫停，並且有一種生疏的空閒感，這是自從開戰以來從來沒有過的。許多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能夠看一本消遣的書。駐開羅國務大臣奧利弗·利特爾頓曾送給我一本書，叫作《皇家海軍霍恩布洛爾上校》１，我發現這本書非常有趣。我趁一個適當的機會電告他說，「我發現霍恩布洛爾好得很。」這竟在中東司令部中引起了不安，那裡的人以為「霍恩布洛爾」是他們不曾獲悉的某項特殊軍事行動的暗號。由於海面波濤洶湧，後甲板不能使用，但是我每日三四次出入各個艙房，並上下通向艦橋的各個扶梯，因而得到充分的運動。晚間，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電影院，在那裡為我們一行人和那些不值勤的軍官放映最新最好的影片。卡多根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晚餐後，觀看『漢密爾頓夫人』影片。非常好。首相看過五次，還是深受感動。放映完畢後，他對大家說：『諸位，這部影片的內容很像你們親身經歷的那些大事，所以我想，它會使你們感興趣的。』」這次航行是一支令人愉快的插曲。
１福雷斯特（C．S．Forester）著的一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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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位於艦橋上那間雖然狹小但是舒適的艙房和床上休息時，我根據我研究過的關於春季戰事的一切報告，思索沙漠地區未來的戰鬥。我在思索中擬出致三軍參謀長的一項備忘錄，其中第一句是我非常得意的：「在這次戰爭中首先恢復被重型裝甲坦克奪去的大炮在戰場上的首要地位的司令官將享有盛名。」這句話將見於本卷的相應的地方。１
１見本卷第442頁，（原書頁碼，下同。——譯者）
在我離職期間，以代首相名義行使職權的艾德禮先生關心我的安全。他擔心，如果消息有一點洩漏，敵人將派「提爾皮茨」號軍艦去追擊「威爾士親王」號。
首相致掌璽大臣 1941年8月6日
我覺得，走漏消息不會有多大危險。如果〔下院〕有人直接詢問，應要求詢問者不要提出他的問題。但是，如果他非要問不可，應作這樣的回答：「我不承擔答覆關於謠傳的事。」關於「提爾皮茨」號的問題，恐怕沒有這樣的好運氣。
我確信，在返航時羅斯福會考慮到我們出海時的安全。我們現在已經得到新的驅逐艦護衛隊。
在啟程以前，我想，最好讓比弗布魯克勳爵為我們處理關於對俄國供應美國物資的整個問題。我恐怕會失去我們切盼而急需的物資。所以臨行時留下以下的指示：
首相致愛德華·布裡奇斯爵士 伊斯梅將軍和機要室
1941年8月3日
10日或10日前後，將有一架可能載送比弗布魯克勳爵到我們這裡來的飛機從倫敦起飛。這架飛機除了攜帶信件和緊急公文外，還要攜帶外交部各門類的最重要電報，這些電報可能是經過譯釋的。必須派幹練的人員從事揀選，並把電報裝入一個沉重的箱子裡，以便在飛機發生意外時沉入海中。
此事務必辦妥。
當我在海上時，我發出以下的電報：
首相致比弗布魯克勳爵 1941年8月7日
如果你願意來，我非常歡迎，請安排在11日下午或12日早晨到達，但請勿冒不必要的危險。或許，最好你在這一邊〔美國〕多逗留些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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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8月9日（星期六）上午九時抵達紐芬蘭普拉森夏灣的會晤地點。
首相呈國王陛下 1941年8月9日
為盡我微末的職務，我已安全抵達，即將於本日上午謁見總統。
在海軍互致例行的敬禮以後，我登上「奧古斯塔」號軍艦向羅斯福總統致敬。總統以完全的禮儀接待我。在奏兩國國歌時，他由他的兒子埃利奧特攙扶而站立著，然後對我致最熱烈的歡迎詞。我把國王的一封信交給他，並介紹我們一行人員。隨後，總統和我本人之間、薩姆納·韋爾斯和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之間以及雙方的參謀人員之間分別開始會談，在我們逗留的幾天內幾乎是繼續不斷地進行會談，有時個人對個人，有時舉行較大的會議。
在星期日（8月10日）的早晨，羅斯福先生帶著他的僚屬和幾百名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各級的官兵代表來到「威爾士親王」號艦上，在後甲板上參加禮拜儀式。我們大家都感覺到，這次禮拜是我們兩國人民信仰一致的一種極為動人的表現。凡是參加這次禮拜儀式的人，都不會忘記那個陽光燦爛的早晨呈現在那擁擠的後甲板上的景象——講壇上掛著英美兩國的國旗；美國和英國的牧師共讀祈禱文；英美兩國的最高級海陸空軍軍官們成為一個整體，聚集在總統和我的背後；密集的英美兩國的水兵隊伍完全混合在一起，他們合用著一本聖經，一齊熱烈地參加雙方都熟悉的祈禱與唱詩。
我親自選擇了兩首讚美詩——「海上遇險歌」和「基督徒進軍歌」。我們結束時唱了「上帝是我們千古的保障」這首詩，麥考利的著作使我們憶起，這是鐵騎軍在把約翰·漢普登的遺體送入墳墓時曾經歌唱的那首詩。每一個字都好像震動心弦。這是生活中的偉大時刻。唱詩的人中約有一半不久即將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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