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電戰繼續進行——必須估計德國空軍的實力——各部之間的意見分歧——法官辛格爾頓先生於1940年12月進行的調查——他於1941年1月21日提出的報告——德國準備進攻俄國——並準備轟炸和困死我們——閃電戰的三個階段——我們的煙幕和誘敵篝火——德國空軍於1941年3月和4月間轉向港口——我於4月12日訪問布里斯托爾——我們繼續干擾敵人的射束——5月10日敵空軍以燃燒彈轟炸倫敦——無法控制的大火——下院被毀——德國空軍編隊調往東方——我們調查德國的雷達防禦——射束戰延期——我在迪奇萊度過週末——出乎意料的奇聞——魯道夫·赫斯在蘇格蘭降陸——揣測他的動機——德方的解釋——我就如何對待他發出指示——我告訴總統——西門勳爵於6月10日接見赫斯——識破希特勒的心理——斯大林在1944年的好奇心。
當1940年行將結束，我們在繼續遭受閃電戰的襲擊時，看來十分需要展望一下未來並試行估量我們還要遭受多大的苦難。敵人對我們工廠和人民進行的夜間空襲還要持續多久？
它將增加到怎樣厲害的程度？我們必須首先對德國空軍實際的和相對的力量，以及他們的1941年計劃作出最可靠的估計。
首相致空軍大臣及空軍參謀長 1940年12月2日
今年冬季，德國人無疑將要大力擴充空軍，預料明年春天一定會對我們進行更猛烈的空襲。因此十分需要就德國空軍（1）到3月31日和（2）到6月30日可能增加到多大規模，作出最精確的判斷。如果有其他日期更便於計算又同樣能說明問題的話，便不一定非用上列日期不可。重要的是切勿誇大德國的能力，因此，那些限制的因素——例如引擎、特種原料、駕駛員的訓練以及我們的轟炸效果等等——就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另一方面，應充分重視德國對被佔領國家中的工廠利用的情況。
我希望你部情報處就這個重要問題向我提出一份報告（不超過兩三頁）。他們在草擬這份報告時，如能和林德曼教授保持聯繫，將會得到許多方便，同時也可使我們不致因為採用不同的計算基礎而發生爭執。我一方面要求這份報告寫得簡短些，同時我也想瞭解一下據以寫成這份報告的數據和論證的方法。我不知道飛機生產部對這些情況瞭解到怎樣的程度。如各部門意見一致，將使人不勝欣慰。你將如何著手，望告。時間以一個星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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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德曼教授和他的統計處的協助下，我開始探索這個情況不明的領域。我們調查了空軍部的記錄。我們把這些記錄和經濟作戰部與空軍部情報處迥然不同的數字和分歧頗大的判斷進行比較，又和飛機生產部的看法進行了對照。我讓各部健康地擺出他們的不同論點。這是探明真相的一個很好的方法。這三個部門中職位較低的官員之間非常友好協調。一天下午，我很高興地把他們召集到契克斯。各方都提出了事實與數字，而且每一方都為了疑竇而輾轉苦思。證據既是如此互相矛盾，而所有的見證人又那麼急於弄清真相，所以，我覺得應請一位心地公正、頭腦敏銳、清晰而且毫無先入之見的人來進行鑒別和判斷。於是我說服所有有關人員，將他們最有說服力的材料提供出來，交由一位傑出的裁判來弄清真相。
首相致空軍大臣及空軍參謀長 1940年12月9日
我在星期六同空軍部情報處和經濟作戰部的官員一起研究了四個小時。我未能得出誰是誰非的結論。也許真實情況是介於二者之間。這個問題對於我們勾畫整個未來戰局的情景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這也會影響到我們在整個戰爭期間如何使用力量的問題。上面提到的兩個部門的官員，他們彼此之間關係極為友好，我很想把他們召集在一起，進行調查，以便鑒定證據，確定事實。應該有一位不偏不倚的並諳於判斷證據、反覆核實的主席。法官辛格爾頓曾經充任炮兵軍官，具有作戰經驗，最近曾為我進行關於飛機投彈瞄準器的調查，我不知道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否能夠指導這些討論，並為澄清這一重大問題的種種難解之謎找出有價值的線索來。當然，應向他提供一切現有的材料。我願意在作出任何決定以前知道你們的意見。同時，我已將我在星期六的討論中所瞭解到的各種情況寫成一篇報告，供有關各部進行思考研究。對其中的每一個事實都可以懷疑、修正或推翻。我已經將副本分別送達有關情報處，這個報告將成為我準備進行的調查的綱目。
我聚精會神地工作了好幾個小時，親自寫成了這份報告。
由於涉及相當多的技術問題，所以我把它列入本書附錄１，供希望探索這一爭論問題的人閱讀。
１參閱附錄（4）
首相致空軍大臣 1940年12月13日
德國每月飛機的生產量估計為一千八百架。空軍部情報處認為，其中只有四百架用作教練機。空軍部認為德國在前線上保持的實力相當於我們的兩倍半，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德國教練機的數目看來是很少的。我們若是換一種做法，如果空軍部對於教練機的需要都有正當理由，如果我們不是毫不顧惜地濫用教練機，〔如果不是〕把大批教練機停放在飛機場上不用，那麼，德國就不能憑這樣少的教練機來維持他前線的實力。
法官辛格爾頓先生將在星期日前來同我共進午餐，我想請他著手進行我們一致同意的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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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辛格爾頓先生同空軍人員及其他專家工作得很出色。1月21日，他向我提出了最後報告。要用實際的數字來比較英國和德國空軍的實力，是極其困難的。每一方都把它的空軍力量分成核定編成的飛機、飛機總數、「適於作戰的飛機」和「前線飛機」等項。這些項目彼此不同，分別由雙方任意規定而且時常變動。而且皇家空軍有本土空軍與海外空軍之分，而這時德國的空軍則全部駐在國內。因此，我不想拿一些值得爭論的統計數字來為難讀者。法官的結論是，德國空軍和英國空軍的實力約為四比三。雖然空軍部（情報處）仍然認為德國的飛機還要多於此數，而經濟作戰部則認為少於此數，但意見卻相當接近，於是辛格爾頓的估計便成為我們進行工作的基礎。我從他的報告中得到了鼓勵，這個報告表明，我們的空軍力量正在穩步地趕上德國。當法蘭西戰役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的飛機至少超過我們一倍。現在據報告，他們同我們不過是四與三之比了。我們在戰後瞭解到，實際上是接近於三比二。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空軍的發展還沒有達到最高速度，同時我們還沒有收到正在運輸途中的大批美援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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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底，希特勒便已認識到，單憑直接的空襲是無法摧毀不列顛的。不列顛戰役曾經是他第一次遇到的挫敗，對城市進行的殘酷轟炸並沒有嚇倒這個國家或它的政府。在1941年初夏進攻俄國的準備工作，吸引了德國大部分的空軍力量。我們在5月底以前多次遭到的激烈轟炸表明，敵人已不再傾注其全部力量空襲我國了。對我們來說，這些轟炸是極其殘酷的，但它們已不再是德國最高統帥部或德國元首的主要意圖了。在希特勒看來，繼續空襲大不列顛是集結兵力對付俄國的一種必要的、方便的掩護手段。他的樂觀的日程表設想蘇聯將和法國一樣，在一場為期六個星期的戰役中被摧毀，然後所有德國軍隊就可以騰出手來，在1941年秋季最後征服不列顛。在這期間，這個頑固不屈的國家將被拖垮，首先用遠程飛機支援潛艇進行封鎖；其次是空襲它的城市，特別是港口。德國陸軍的「海獅」作戰計劃（進攻英國）現在已被「巴巴羅薩」作戰計劃（進攻俄國）所代替。德國海軍奉命集中騷擾我們在大西洋上的交通，德國空軍則襲擊我港口和海口。試與濫炸倫敦和一般市民的行動相比較，這是一個更加惡毒的計劃。我們幸運的是，他們沒有以全部的現有力量堅持不懈地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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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起來，1941年的閃電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月和2月間，敵人因天氣惡劣而未得逞。除了加的夫、樸次茅斯和斯溫西以外，我們的民防組織得到了一個很有幫助的喘息機會。帝國防務委員會在戰前早就建立了港口緊急措施委員會的制度，它代表著與港務機構有關的一切重要權益。經過1940年冬季艱苦經驗的磨練，而軍事運輸部又願意採取分權的辦法來給予支持，這些港口緊急措施委員會現在得以更有效地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它們也能夠通過地區委員很有把握地獲得外界的援助。我們也不忽視積極的防禦方法。不少地方準備了煙幕，這種方法很不受歡迎，因為煙幕污染了當地居民的房屋；但是後來在保護英格蘭中部工業中心時證實了它的價值。也曾準備好誘敵篝火，以迷惑敵人的轟炸機，整個防禦計劃的各個部分已交織成為一個配合得宜的體系。
天氣較好的日子到來了，敵人又開始進行激烈的閃電戰。
第二個階段，有時稱之為「德國空軍漫遊港口」的階段，是從3月初開始的。每日有一次或兩次空襲，轟炸儘管很厲害，卻並未完全破壞我們的港口。在3月8日，以及其後的連續三個晚上，樸次茅斯受到猛烈的空襲，船塢被毀。曼徹斯特和索爾福德在11日受到襲擊。在以後幾日的夜間，輪到了默爾西河一帶。13日和14日，德國空軍首次猛烈襲擊克萊德河，居民死傷兩千人以上，船廠停工，有的廠停工至6月，有的停工至11月。約翰·布朗造船廠因大火停工，直到4月間才恢復正常的生產。這家公司從3月6日起發生大罷工，受到很大的影響。大多數罷工工人因轟炸而無家可歸，但是，遭受轟炸的損失和危險卻使他們回到工廠，熱烈地工作起來。默爾西河一帶、英格蘭中部、埃塞克斯郡和倫敦都在3月底受到了另一次轟炸。
4月份以後才開始受到最猛烈的空襲。4月8日，敵人集中轟炸考文垂。全國另一個受到猛烈轟炸的地方是樸次茅斯。
倫敦在16日和17日遭到嚴重的空襲，炸死兩千三百人，重傷三千多人。在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最後階段，敵人試圖利用持續的轟炸來摧毀我們大部分主要港口，對某些港口曾連續轟炸達一星期之久。普利茅斯從4月1日到29日遭受空襲，雖然藉著誘敵篝火挽救了一些船塢，但是，城市卻遭到重大損失。5月1日敵人空襲達到了最高潮，利物浦和默爾西河一帶曾連續七個晚上受到空襲。無家可歸者七萬六千人，死傷三千人。在一百四十四處停泊所中有六十九處被炸得不堪使用，因而起岸的噸位一時曾減少到四分之一。如果敵人堅持下去的話，大西洋戰役甚至會更加勢均力敵，勝負難分。但是，敵人像往常一樣，又轉到別處去了。敵人對哈爾狂轟濫炸了兩個晚上，毀壞了四萬人居住的房屋，炸掉了糧食倉庫，使海軍機械廠癱瘓了近兩個月之久。貝爾法斯特過去曾兩次遭受轟炸，4月間又遭受了一次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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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我以布里斯托爾大學名譽校長的身份授予美國大使懷南特先生、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博士以及澳大利亞總理孟席斯先生以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我的夫人與我同行。我們的專車停在野外的一條側線上過夜，但是，我們能夠看見並且聽到對布里斯托爾城的劇烈空襲。專車在清晨進站，我們直接驅車到飯店去。我在飯店裡見到了許多高級官員，我幾乎立即出發去巡視這個城市被炸得最慘的地方。空襲服務團的人員正在熱情地工作著，仍然有人從瓦礫堆中被挖掘出來。苦難深重，但是市民的意志卻是不可戰勝的。在一個休息站裡，有許多老年婦人，她們的家已經被毀，她們坐在那裡，似乎仍然驚魂未定，這情景是淒慘的。我走進去的時候，她們擦去眼淚，為國王和國家歡呼。
授予學位的儀式按照計劃而行。我乘車巡視被炸得最慘的地區達一小時，然後到布里斯托爾大學。一切都按照嚴格的儀式進行，可是緊挨著這所大學的一座巨大的建築物還在燃燒，而且幾位主要人物身上嶄新的大學禮服，卻遮蓋不住由於一夜辛苦濕透了和污染了的制服。這番情景實在令人感動。我說：
「今天到場的人中，有許多位通宵堅守崗位。我們大家都一直處於敵人猛烈、持久的轟炸的威脅之下。你們在這樣的環境中聚首一堂，是堅忍與冷靜、英勇無畏與超脫俗務的標誌，這和我們所知道的、相信的關於古代羅馬和現代希臘的一切品質相比，是毫不遜色的。
「我常到全國各地，只要我能夠擺脫總部的事務幾個小時或者一天，我便到各地去巡視。我見到了敵人的空襲所造成的創傷，但是我也在劫後廢墟中見到了沉著、自信、明快而含有笑意的眼光，這眼光表明他們意識到自己已與一個遠比任何人類的或個人的問題高超得多、廣闊得多的事業聯結在一起。我見到了一個不可征服的民族的精神。我見到了一個在自由中孕育出來、在數百年來遺留給我們的傳統中培養起來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目前的時刻，在世界歷史的這一轉折點，一定能使我們負起自己的責任，這樣，我們的後世子孫將沒有任何理由去指責他們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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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巫術戰正在以它奇特的方式逐步展開。關於它的最初的一些新式武器的製造情況已經在以前的一卷書中述及。我們曾經設想，我們的科學家們對當時尚未證實的雷達所作出的諾言一定會兌現；早在1937年秋季，我們便圍繞著這一設想重新制定了大不列顛的空防計劃。1939年9月，當張伯倫先生的座機載著爭取和平的使團出國時，海岸雷達網中最初的五個雷達站，即防衛泰晤士河口的五個雷達站，就曾用來瞭望他的座機起飛和返航。從1939年春季起，曾在從敦提到樸次茅斯的十八個雷達站開始了每日二十四小時的瞭望，在其後六年中從未中斷。這些雷達站猶如空襲警報機構的看門狗；它們既使我們的戰時生產免於受到嚴重損失，又免除了我們的民防工作人員難以忍受的負擔。它們使高射炮手不必過多地、令人膩味地呆在操作崗位上。它們使我們免於消耗人力與飛機，如果我們的無比優秀的但力量微薄的戰鬥機隊不得不經常巡邏的話，這支力量勢必消耗殆盡。它們的精確程度還不能滿足夜間截擊的需要，但是它們能使日間戰鬥機得以在最有利的高度和方位上等待敵機。它們對於日間戰鬥的勝利所作出的決定性的貢獻中，曾受到其他新式技術設計１裝備起來的觀察站的支援和輔助。這些觀察站在低空飛行的敵機逼近時，便發出警報——他們發出警報時距敵機到來的時間雖都很短，但卻很有價值。
１在我們的隱語中稱作C．H．L．和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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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儘管德國在射束上有了種種改進，我們仍然可以進行干擾。這裡可以舉一個實例。德國人計劃在5月8日夜間空襲兩個地方，第一個是德爾比的羅爾斯——羅伊斯工廠；第二個是諾丁漢。由於我們干擾了他們射向德爾比的射束，他們還是空襲了諾丁漢，那裡有從昨夜起還在燃燒著的小火。他們的原來的誤差又使他們將第二個轟炸指向貝爾沃山谷，從這個山谷到諾丁漢的距離和從諾丁漢到德爾比的距離大致相等。德國公報宣稱，德爾比的羅爾斯——羅伊斯工廠被炸毀，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飛近德爾比，但是曾在曠野中投下了二百三十顆高爆炸力的炸彈和大量的燃燒彈，傷亡總數為兩隻小雞。
最劇烈的一次空襲是最後的一次。5月10日，敵機載著燃燒彈重臨倫敦。敵人燃起了兩千多處火災，並炸毀了自來水總管道約一百五十處，這時正值泰晤士河潮水低落，我們無法撲滅火災。翌晨六時，據報告稱，有數百處火災無法控制，有四處火災一直燒到13日夜間。這是整個閃電戰的夜間空襲中破壞性最大的一次。五座碼頭和七十一個要害地區——其中一半是工廠——被擊中。所有主要的火車站中，除了一處以外，都停止通車數星期，直達路線直到6月初才完全通車。死傷三千餘人。從其他方面來說，這次空襲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下院被炸毀。一顆炸彈造成了在多少年內也修復不了的破壞。不過，我們稱幸的是當時正是下院闃然無人的時候。另一方面，我們的炮隊和夜間戰鬥機擊毀了敵機十六架，這是我們在夜間戰鬥中所獲得的最大戰果，這基本上也是我們在巫術戰中辛苦一冬的成果。
這是敵人告別時的一擊，但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5月22日，凱塞林把他的空軍司令部遷往波森１，並且在6月初把全部空軍調往東方了。直到將近三年以後，倫敦的民防組織才又不得不對付1944年2月間的「小型閃電戰」以及其後火箭和飛彈的襲擊。從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的十二個月中，我國居民傷亡的人數為：死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一人，重傷五萬零八百五十六人，共計九萬四千二百三十七人。
１在波蘭，即波茲南。——譯者
敵人除了用雷達來協助高射炮隊作戰外，一向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於進攻性的新發明上，如射束等。當他們覺察到有防禦自己的必要時，1941年已經過去好幾個月了。當然，在英國，我們曾經把尋找轟炸目標的工作委託給我們規模宏大、開支浩繁的航空學校，而且雷達的設想主要是用於自衛。我們在掌握了射束技術、情況有了全面好轉以後，便著手研究德國的雷達設施，以便我們在反擊時掃除障礙。1941年2月，我們第一次發現了德國供偵察飛機使用的一個雷達站，並且拍攝了照片，幾乎同時便收到了它所發出的電波。在瑟堡附近發現這個標本以後，我們便借助於空中攝影和諜報人員，沿歐洲敵占區西海岸搜尋類似的雷達站。到1941年年中，皇家空軍試圖大舉夜襲德國。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洞悉他們的全部防禦設施。正如我方的情形一樣，這些設施大部分是依靠雷達。對德國設在海岸的雷達設施進行了研究後，我們又逐步回到德國夜間戰鬥機防禦線的問題上去。這些防禦線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起，經由德國西北部和荷蘭直達法國比利時邊境，形成一廣大的帶形地區。但是，在1941年最後的幾個月中，無論我們的或敵人的新設施都沒有發揮什麼大的作用。德國轟炸機隊曾滿懷希望，按照預定的日程在進攻俄國六個星期之後回師西歐。它如果真的回來的話，它將在空襲不列顛時得到許多新的射束站的支援，這些射束站設在英吉利海峽沿岸，備有更強大功率的送波機，以便協助轟炸機衝破英國的干擾而飛臨目的地。這些轟炸機，會遇到我方用以干擾和迴避敵人新射束的許多新送波機，以及我夜間戰鬥機上大加改進的雷達。俄國捲入戰爭可能性的日益增加，阻止了射束的新角逐，雙方在無線電方面的巨大努力暫時都沒有用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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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星期日，我正在迪奇萊度週末。晚上不斷傳來關於倫敦在昨晚遭受嚴重空襲的消息。我對此無能為力，就去觀看由馬克斯兄弟主演的喜劇影片，這是招待我的主人為我佈置的。我走出兩次，詢問空襲的情形，據稱相當嚴重。有趣的影片繼續放映下去，我也樂得散一散心。不久，一位秘書告訴我，有人來電話，說他代表漢密爾頓公爵，請我談話。
公爵是我私人的朋友，他正在蘇格蘭東部擔任一個戰鬥機戰區的司令，但是，我想不到他會同我有什麼不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談的事情。可是，來電話的人一定要和我說話，他說事情對於內閣有迫切的重要性。我請佈雷肯先生去聽聽他要說些什麼。幾分鐘後，佈雷肯先生告訴我說，公爵說他有一件驚人的消息要報告，因此我派人去請他來。他一到便告訴我說，他單獨會見了一個德國俘虜，那個俘虜自稱是魯道夫·赫斯。「赫斯到了蘇格蘭！」我想這是奇聞，然而報告的卻是真事。
他自己駕駛飛機，穿著德國空軍中尉的制服，從奧格斯堡起飛，用降落傘著陸。他最初說他的名字叫「霍恩」。他在著陸時曾受輕傷，被送往格拉斯哥附近的陸軍醫院，直到這時才弄清楚他是誰。不久，他經過幾道手續後被送往倫敦塔。
後來，他又被轉移到英國其他拘留俘虜的地方去，一直留到1945年10月6日。那一天，他在紐倫堡的囚室內和他的某些舊日同僚重逢，這些都是戰時倖存下來、即將由勝利者審判和處決的人。
我從來沒有對這個逃亡事件怎麼重視。我知道，這對事態的演變毫無關係。這件事在英國、美國、俄國，尤其在德國各處，曾經轟動一時，而且有人專門為這件事寫了書。這裡，我僅把我認為是真實的情況寫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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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道夫·赫斯相貌英俊，年紀還輕，頗得希特勒的賞識，並成為他幕僚中的一名親信。他崇拜希特勒，而且極其關心爭論中的世界問題。他時常一個人或同其他二三人和希特勒同桌進餐。他知道並且也能瞭解希特勒的內心活動——他仇恨蘇俄，他渴望消滅布爾什維主義，他欽佩英國並切望同英帝國友好，他蔑視其他大多數國家。沒有人比赫斯更瞭解希特勒，或在希特勒公余之暇見到他的次數更多。隨著戰爭的爆發，情況發生了變化，同希特勒一起進餐的人勢必增加了。
三軍將領、外交官和高級官員，也不時得以插足於這個經過挑選的掌握獨裁大權的小圈子裡來。這位副元首覺得自己已黯然失色。黨的指示現在算得了什麼？這是行動而不是嬉戲的時候了。
他發現，在戰爭條件下，他已不再能像過去那樣和他所敬愛的元首成為知心朋友；於是他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嫉妒，嫉妒又影響了他的性格，因此，我們應當對他逃亡行動的價值打一個適當的折扣。他覺得，在這裡的全都是能夠和元首親密相處、同桌共餐的將領們和其他人。他們在起他們的作用，但是，我魯道夫將憑著無比忠誠的行為，壓倒所有這些人，為我的元首帶來更大的成就、更大的慰藉，就是把他們的貢獻加在一起，也難和我相比。我要到英國講和去。我的生命算不了什麼。為了實現這樣的希望而捨棄生命，我是多麼高興啊！這種心情雖屬天真，但確實是既無惡意，又非卑鄙的。
赫斯對於歐洲局勢的想法是：英國已經被戰爭販子們——丘吉爾代表著他們的膚淺政見——剝奪了它的真正利益，背棄了與德國親善友好的政策，尤其是破壞了它與其他國家共同對付布爾什維主義的聯盟。只要他，魯道夫，能夠深入英國的心臟地區，而使英王相信希特勒是如何關懷英國，那麼目前在這個不幸的島國裡執政的、為它帶來許多不必要的災難的邪惡勢力將被掃除淨盡。英國怎能生存下去呢？法國已被征服了。德國潛艇即將破壞英國所有海上的交通；德國的空襲將搞垮英國的工業，摧毀英國的城市。
但是他應該找誰呢？漢密爾頓公爵曾經和他的政治顧問豪斯霍費爾的兒子１相識。他也知道漢密爾頓公爵是皇室庶務局長。像這樣一位人物或許每晚與英王共同進餐並且能和他說心腹話。這是得以直接接近英王的一個渠道。
１漢密爾頓公爵初次遇到納粹的「地理政治學」理論創造者卡爾·豪斯霍費爾的兒子阿爾佈雷希特·豪斯霍費爾，是在1936年奧林匹克運動會裡，這時公爵正在對德國和俄國的空軍力量先後進行研究。他的兒子因有參加謀殺希特勒陰謀的嫌疑，於1944年被納粹黨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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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以後，一家德國報紙的通告說道，「看來，黨員赫斯是生活在夢幻之中，因此，他覺得，他能促成英德之間的諒解。……這個空想家終於成為他的幻覺的犧牲品，國社黨對此不勝遺憾。不過，強加在德國身上的這場戰爭仍將繼續，不受任何影響。」這個事件弄得希特勒很尷尬。這好比我所信任的同僚，比赫斯稍微年輕些的外交大臣，竊取了一架「噴火」式飛機，用降落傘降落在貝希特斯加登廣場一樣。納粹黨人逮捕了赫斯的幾名副官，無疑是洩了一點憤。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5月13日
總的看來，不把他〔赫斯先生〕置於內政部管轄之下，而把他當作一名俘虜置於陸軍部管轄之下，是較為方便的，但是也應該把他當作一名可能要控訴其嚴重政治罪行的人看待。正如其他的納粹領袖一樣，這個人可能是一名戰犯，在戰爭結束時，他和他的同黨很可能被宣佈為喪失法律保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悔悟會對他有所裨益。
2．目前應在距離倫敦不太遠的一所適當的房屋裡把他嚴格地隔離起來，並應盡量設法去研究他的心理狀態，從他那裡獲得任何有價值的情況。
3．應保證他的健康和舒適，供給他食物、書籍、文具和娛樂。除外交部另有規定者外，不准他和外界或訪問者有任何接觸。應委派特別的看守人員。不准他看報、收聽無線電。
應尊重他的人格，像對待落在我們手中的一位重要的將軍一樣對待他。
首相致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 1941年5月16日
請立即就接見赫斯時的三次談話寫出一篇相當詳細的摘要，其中要特別強調我〔為下院〕已擬就但尚未發表的那篇聲明中提到的各點，然後我將在這個摘要上附一說明電報，發給羅斯福總統。
2．我已批准了陸軍部的建議：今晚把他送往倫敦塔，並立即在奧爾德肖特為他準備拘留場所。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1年5月17日
外交部代表已與赫斯進行了三次談話。
在5月11日到12日的夜間進行第一次談話時，赫斯參考著他的筆記滔滔不絕地長談了一番。第一部分概括過去三十年來英德之間的關係，意思是想指出德國總是對的，英國總是錯的。第二部分著重說明，德國必然會取得勝利，道理在於潛艇和空中武器的配合在不斷發展，德國士氣的堅定以及德國人民團結一致地支持希特勒等等。第三部分概述了解決辦法。赫斯說，他的元首從來沒有任何反對英帝國的企圖，英帝國除應歸還以前的德國殖民地外將維持原狀，以此作為讓他在歐洲自由行動的交換條件。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希特勒將不同英國的現政府談判。這是誘使我們離棄所有的朋友，以便暫時保持大部分海外領土的老花樣。
外交部代表詢問他，當他說到希特勒在歐洲自由行動時，他的意思是把俄國包括在歐洲還是亞洲。他回答道，「在亞洲。」不過，他又補充道，德國對俄國有某些要求，必須得到滿足，但否認正在計劃進攻俄國的謠言。
赫斯所給予人的印象是：他認定德國必能戰勝，但是他已看出，這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而且難免蒙受許多生命的損失與物質的破壞。他似乎覺得，如果他能使這個國家的人民相信有解決的基礎，便可能結束戰爭，從而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在5月14日進行第二次談話時，赫斯又提出了兩點：
（1）在任何和平解決的方案中，德國必須支持拉希德·阿里１，必須將英國人逐出伊拉克。
１為當時伊拉克親德的代表人物，與德國關係至為密切。後來，曾在德國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出任伊拉克首相。——譯者
（2）在空軍合作下的潛艇戰將繼續進行，直至切斷英倫三島的一切供應為止。即使英倫三島投降而帝國繼續作戰，對不列顛的封鎖仍將繼續下去，即使這意味著不列顛最後一個居民被餓死，也不解除封鎖。
在5月15日進行第三次談話時，除了突然地對你的國家以及你們能給予我們的援助的程度說出些頗為輕蔑的話外，並沒有再透露什麼情況。我特別感覺到，他自以為知道你們的飛機類型和生產情況，其實對此並沒有深刻的印象。
赫斯的健康情況看來很好，情緒並不激動，看不出他有精神錯亂的一般症狀。他宣稱，這次出奔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希特勒事前並不知情。如果他說的話可信，那麼他是想同英國「和平運動」的成員取得聯繫，並幫助他們推翻英國現政府。如果他說的是老實話，如果他精神正常，那麼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跡象，足以說明德國情報機構的愚昧無知。他不至於受到虐待，但是報紙不宜把他和他的冒險經歷渲染過甚。我們不可忘記，他應對希特勒所犯的一切罪行負一部分責任，而且又可能是一名戰犯，他的命運最終必須繫於盟國政府的裁決。
總統先生，上述一切僅供你自己參閱。在我們這裡，我們認為最好讓報紙連續登載一段時候，以便使德國人捉摸不透。這裡的被俘德國軍官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很為不安。我想，德國武裝部隊一定也非常擔心他可能說些什麼話。
赫斯本人對醫生們的解釋更不足以說明問題。5月22日，他的醫生報告說：「他說他對1940年大舉空襲倫敦非常反感，他每想到殺害兒童和他們的母親，便感到十分難受。當他想到他自己的妻兒時，這種憎惡情緒便分外強烈，因此，他想到飛往英國，以便與他認為存在於英國的人數眾多的反戰派講和。他著重說明，這個打算絲毫不受私人利益的支配，這是出於一種日益增強的理想主義的衝動。」１
１里斯編：《魯道夫·赫斯案件》，第2頁。
「正是因為他心裡有了這樣的念頭，所以當他聽到卡爾·豪斯霍費爾的表示了同樣感情的話時，便受了感動，同時豪斯霍費爾還提到漢密爾頓公爵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一定會極端厭惡這種愚蠢已極的屠殺。豪斯霍費爾又說，他曾在夢中三次見到赫斯駕駛一架飛機，不知飛往什麼地方去。赫斯認為這些話出自這樣一個人的口中，必然是上天授意，讓他飛到這個國家來作為和平使者，會見漢密爾頓公爵，再由他引見英王喬治。英國政府被推翻，由希望和平的政黨取而代之。他堅持說不同現在執政的『集團』打交道，因為這個『集團』將極力阻撓他。但是，他究竟要以哪些政治家為對手卻又非常模糊，他似乎也極不瞭解我們政界人物的姓名和地位。……他敘述，他怎樣和維利·梅塞施米特接洽，從而獲得在德國境內為出奔而作的遠程飛行訓練的便利，又怎樣在準備就緒後啟程飛來。他自稱沒有同黨。他在安排航程上表現了相當的技能，他親自規定了航線，飛行準確，因而能夠在離目的地敦加發爾僅僅十哩左右的地方降陸。」１
１里斯編：《魯道夫·赫斯案件》，第18——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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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請西蒙勳爵接見他，於是他們在6月10日會晤了。
赫斯說，「當元首得出英國不通情理的結論時，他就採取了海軍上將費希爾勳爵１的行動準則：『打仗時溫文爾雅，是笨蛋。要打，就得狠打，能打哪裡，就打哪裡。』但是，我可以證明，元首向來不肯輕易發佈這類〔空軍和潛艇的〕進攻命令。這使他極為痛心。英國人民成為這種作戰方法的犧牲者，他時常對他們寄予莫大的同情。……他說過，即使戰勝的話，也不應該把任何苛刻條件強加在我們希望與之達成協議的國家。」那麼，赫斯的主要想法是：「我認為，英國一旦知道這個事實，它便可能準備達成協議。」只要英國知道希特勒真的是多麼仁慈，它便當然會使他如願以償！
１約翰·阿巴思諾特·費希爾（1841——1920），英國海軍將領，曾在英國海軍部歷任要職，參加過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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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赫斯的心理狀態曾經進行過多次醫學上的詳細研究。的確，他是一個神經病患者，一個精神分裂的人，他想在追求權力、地位和對領袖的崇拜中求得平靜，然而他不僅是一個醫學上的問題。他熱烈地相信，他已識破了希特勒的心理。只要英國也有這樣的想法，那將避免多少痛苦，而雙方意見取得一致又是多麼容易啊！德國在歐洲自由行動，英國在英帝國內自由行動！其他的次要條件是歸還德國殖民地，從伊拉克撤走和對意大利停戰媾和。事實上，英國已處於絕望的境地。如果它不同意這些條件，「遲早總有一天它會被迫同意的。」西蒙勳爵針對這一點回答道，「我想，英國內閣並不怎麼歡迎那個特殊的論點，因為，你知道，這個國家有的是勇氣，並且，我們也不太喜歡受人威脅！」
德國即將進攻俄國，並且正為此進行大規模的準備，這種情況若說同希特勒十分親密的赫斯不知道，那真是咄咄怪事，不然就是他明明知道而不肯說。蘇聯政府對於赫斯的事件深感興趣，他們圍繞著這個事件作出了種種與事實不符的臆測。三年以後，我在第二次訪問莫斯科時，發現斯大林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他在餐桌上向我問起赫斯赴英的真相。我簡單地把我寫在本書中的情況告訴了他。我感覺到，他認為曾經有過某種深入的談判或策劃，由德國和英國聯合起來進攻俄國，但是流產了。想到他是一個何等聰明的人，我發現他在這一點上卻糊塗起來，感到非常奇怪。當譯員明白地說出他不相信我的話時，我通過我的譯員回答說，「當我就我所知道的範圍說明事實真相時，我希望它能夠被接受。」斯大林對於這個相當生硬的回答報以和藹的一笑。「即使在俄國，我們的特工人員也不一定把所有發生的事都告訴我。」我就此打住了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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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這件事的全部經過，我高興的是，我對於赫斯已經受到的和正在受到的對待方法並不負有責任。無論一個接近希特勒的德國人可能犯了多大的道義上的罪惡，但是我認為，赫斯已經用他那出於愚蠢的仁愛之心的狂熱行為贖了罪。他到我們這裡來是出於他本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儘管不是奉命前來，卻具有某些特使的性質。這是一個醫學上的問題，不是犯罪的問題，我們應當這樣看待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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