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戴高樂的重要性——解放達喀爾的計劃——支援自由法國軍隊的必要——我於1940年8月8日發出的備忘錄——戰時內閣批准「威嚇」作戰計劃——拖延和洩密的危險——「雅克」傳來的消息——我們的第二條線索——尋獲法國巡洋艦——在白廳的失敗——為時已晚——我建議戰時內閣放棄這個計劃——司令官們急欲進攻——戴高樂將軍堅持——戰時內閣授與各司令官便宜行事的全權——我致史末資將軍和羅斯福總統的電報——對達喀爾的進攻——軍艦對炮台——維希法國的頑強抵抗——我海軍的損失頗大——內閣和各司令官同意罷手——內閣和戰地司令官的主張一變再變——為各司令官申述理由——議會不要求解釋。
在這一時期，英王陛下政府非常重視對戴高樂和自由法國的援助，為的是將法國的非洲屬地和殖民地，特別是大西洋沿岸的屬地和殖民地，爭取過來。我們獲悉，這一切地區的大部分法國軍官、官員和商人並沒有悲觀失望。他們因祖035國之突然戰敗而感到震驚，但是，由於他們自己尚未淪入希特勒的軍隊和貝當的偽政權之手，所以並無投降之意。在他們的眼中，戴高樂就好像是漆黑的夜晚中的一顆閃耀的明星。距離給了他們時間，而時間又給了他們機會。
一旦確知卡薩布蘭卡已非我方兵力所能達到，我自然就想到了達喀爾。作為我個人的法國事務顧問機構而組織起來的那個小型工作委員會，對整個這件事的籌劃，既富有信心而又十分積極。關於運送法國軍隊到西非登陸的擬議，我已於1940年8月3日晚從契克斯發出了批准書。戴高樂將軍、斯皮爾斯少將和莫頓少校已經擬定了一份計劃提綱，目的是要在西非升起自由法國的旗幟，佔領達喀爾，從而為戴高樂把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團結起來，然後再爭取北非的法國殖民地。卡特魯將軍預定從印度支那前來英國，準備在法屬北非殖民地獲得解放後，充任該地區的指揮。
8月4日，參謀長委員會仔細研究了聯合計劃委員會詳細擬定的計劃，並起草了向戰時內閣提出的報告。參謀長委員會的方案是以下面的三個前提為基礎的：第一，這些軍隊必須裝備齊全，用船載運，以便能在任何法屬西非港口登陸；
第二，這支遠征軍應全部由自由法國軍隊組成，除運輸軍隊的船隻及其護航軍艦外，不包括任何英國人員；第三，此事應作為法國人之間的事來處理，從而使遠征軍登陸時不致遇到有效的抵抗。
自由法國軍隊的實力約有二千五百人，包括兩個營、一個坦克連、數排炮兵和工兵、一個轟炸機小隊和一個戰鬥機小隊，對該戰鬥機小隊應由我方供給「旋風」式飛機。這支軍隊可於8月10日在奧爾德肖特準備停當，估計運輸船隻和補給船隻可於8月13日從利物浦啟航，而軍隊運輸船則在19日到23日之間出發，於28日抵達達喀爾，或者在幾天之後到達其他港口，如科納克裡和杜阿拉。戰時內閣在8月5日的會議上批准了這些方案。
不久以後，情況清楚了：戴高樂所要求的英國援助，比參謀長委員會所估計的多。因此，他們向我說，這將使我們承擔的義務比以前預料的大，時間也更長，而且這支遠征軍也將開始失去自由法國的色彩。這時，我們人力、物力的供應已非常緊張，因而不能輕易接受這種再事增加的要求。不過，8月6日，我與戴高樂將軍進行了會談，並於8月7日晚11時召開一次參謀長委員會，討論這一計劃。大家一致認為，自由法國軍隊登陸最好的地點是達喀爾。我聲稱，為了保證這支遠征軍的成功，英國軍隊應予以充分的支援，我要求他們根據這種方針擬出一個較大的計劃。三軍參謀長詳細討論了我們改善與維希的關係的政策和我們引導法國殖民地反對德國的利益之間的矛盾。他們說，戴高樂的行動，可能導致既同法國本土又同法國殖民地作戰。雖然如此，如果當地的自由法國的諜報人員和我們自己在該地區的代表報告認為形勢有利，他們就主張遠征軍前往。因此，我便在8月8日凌晨發出如下的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將軍，轉參謀長委員會 1940年8月8日
1．尼日利亞總督的來電說，在維希政府的默許或支持下，德國勢力有迅速伸展到法屬西非殖民地的危險。除非我們採取神速而有力的行動，否則，由德國空軍支援的強大的潛艇基地行將遍佈於西非沿岸一帶，如同歐洲西海岸一樣，使我們難以接近，而只有德國人能使用。
2．自從內閣極力想在卡薩布蘭卡採取行動並派遣達夫·庫珀先生和戈特勳爵前往以後，迄今已有六個星期了，但是毫無結果。當地的法國人抱有敵對態度。參謀長委員會又不能提出任何積極的建議，局勢顯然已大為惡化。
3．使戴高樂將軍盡早取得達喀爾，對英國利益似乎極為重要。如果他的秘密使者報告，能和平佔領該處，那是再好不過了。如果報告的情況恰恰相反，則應提供足夠的波蘭軍隊和英國軍隊，並給予充分的海軍掩護。行動一經開始，必須貫徹到底。戴高樂當可使此次行動具有一種法國的色彩，一旦成功，當然應由他的政府控制該地區，但是我們必須提供這一行動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不足的兵力。
4．參謀長委員會應制定一項佔領達喀爾的計劃。在制定計劃中，他們應把下列各項看作現已具備的條件：（1）戴高樂的軍隊以及所有一切能夠搜羅到的法國軍艦；（2）強大的英國海軍，既能控制附近的法國軍艦，又可掩護登陸；（3）裝備齊全的一旅波蘭軍隊；（4）皇家海軍陸戰旅，該旅原擬用於大西洋島嶼，但可儘先用來幫助戴高樂的軍隊登陸，或者換一個辦法，從羅傑·凱斯爵士的軍隊中抽調突擊隊；（5）或由航空母艦，或由英屬西非殖民地起飛的飛機，給以適當的空中支援。
5．立即作出一個計劃，並配合地中海的軍事行動安排日期。
6．不打算在佔領達喀爾後用英國軍隊駐守。戴高樂將軍的政府將宣佈成立，並須自己維持自己，英國的援助只限於適當的供應，當然還要防止德國化的法國從海上侵襲。如果戴高樂不能長久抵禦空襲和空降部隊，我們便在破壞港口的一切設施之後，把他帶走。當然，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奪取懸掛法國國旗的「黎歇留」號戰艦，並把它修好。波蘭人和比利時人可以取回他們的黃金，那是法國政府在簽訂停戰協定之前為安全而運往非洲的。
7．為實現這一計劃，最關重要的是爭取時間，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時間。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方便，就以英國船隻作為運輸艦，不過要懸掛法國國旗。關於英國運輸艦換升法國國旗一事，不需要樞密院的命令或經過立法程序。
8．關於法國宣戰的危險以及是否應對它進行拉攏的問題，留待內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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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我向戰時內閣提出這件事，說明它已超出原來純係法國遠征軍的計劃範圍。我的同僚們曾審查了以下的細節：在假定將遇到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在黎明時分，用六個分遣隊在達喀爾附近的六處海灘登陸，以便分散防守部隊的力量。戰時內閣批准了這個計劃，但須請外交大臣對維希法國宣戰的可能性加以考慮。盡我的能力對形勢作了一番衡量以後，我不相信會發生這種情形。這時，我已決定要冒這一次險了。我同意任命約翰·坎寧安海軍中將和歐文陸軍少將擔任這支遠征軍的司令。他們在8月12日晚上到契克斯來見我，我們把這件成敗難卜的複雜的事情的各個方面都徹底地研究了一番。我親自擬定了給他們的指示。
於是，我對這次以「威嚇」為代號的達喀爾遠征的發起和鼓動，便負起了非比尋常的責任。雖然我覺得我們不能處處得利，而且也的確遇到過不幸的事，但是我從來未曾後悔過。達喀爾是值得為之一戰的地方，而爭取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意義尤為重大。很可能不費一兵一卒就能獲得這些結果，我深深相信維希法國不會宣戰。英國的頑強抵抗和美國的堅定態度，在法國人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如果我們獲勝，維希政府只會聳聳肩膀，無可奈何。如果我們戰敗，他們將以他們的抵抗得力，向德國主子請功。最嚴重的危險是戰鬥的時間拖長。不過，在這些日子裡，再嚴重的危險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見慣了。我意識到，縱然我們的人力、物力已拮据到最後的一點一滴，也還能勉強應付。在德國對我本土的入侵日益臨近，不斷加緊的時候，我們尚且毫不吝惜地把坦克車的一半運送給韋維爾去保衛埃及。相形之下，這一次，真是不值一提。我們舉國一致的戰時內閣、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都是些堅強不屈的人，越來越主張採取積極爭取勝利的手段。於是，發出了所有有關的命令，事事都在令出必行的情況下向前推進的。
我們當前的兩種危險是拖延和洩密，而前者又加重了後者的危險。這時，在英國的自由法國軍隊，是一群流亡在外、從事於武裝反對統治著本國的現政府的英雄。他們情願向自己的同胞開火，同意用英國大炮擊沉法國的軍艦。他們的領袖都處在死刑的威脅之下。他們情緒緊張，乃至舉動輕率，也是難免的，誰能責怪他們呢？戰時內閣要命令我們的部隊幹什麼，只需把我們的意圖告訴幾位司令和參謀長委員會中的人就行了，此外，就無需告訴另外任何一個人。但是，戴高樂將軍必須說服他的那群豪放的法國人同他一道干。所以許多人就必然會知道一切。在法國軍隊中，達喀爾已經成為共同的話題。在利物浦一家飯館的宴會上，法國軍官在敬酒時高喊「達喀爾！」我們進攻用的登陸艇必須用拖車從樸次茅斯附近穿過英格蘭運到利物浦，而且護送人員又全身熱帶裝備。
我們大家都處於戰爭的初期階段。這時，本土的保密工作，與後來在「火炬」和「霸王」兩個最重要的作戰行動中採取的保密措施，簡直不能相比。
此外，還有拖延的問題。我們原來希望在9月8日進攻，但是現在看來主力軍必須先到弗裡敦去加油和進行最後的整頓。計劃原來是按照法國運輸船以十二浬的時速在十六天中到達達喀爾的日程擬定的。但是發現，裝載著摩托車輛的船隻時速只能達到八九浬，這一情況直到裝船的時候才發現，向上報告，這時再改裝快船也要損失時間，於事無補。總計比原定日期不可避免地要晚十天：五天是因為對船速的估計錯誤，三天是由於裝船中出乎意料的困難，還有兩天是用來在弗裡敦加油。現在我們只好推遲到9月18日了。
我曾在8月20日晚10時30分主持了一次有三軍各參謀長和戴高樂將軍參加的會議，並且，根據記錄，我對這個計劃作了如下的概括：
英法艦隊將於黎明到達達喀爾，飛機將在該城上空投下標語和傳單，英國分遣艦隊將停留在遠處，而法國艦隻則開往港口。一位使者將乘坐一隻插著一面法國國旗和一面白旗的偵察艇駛入港口，帶著一封致當地總督的信，說明戴高樂和他的自由法國軍隊已經到達。在信中，戴高樂將軍將著重指出，他之所以前來，是為了解救達喀爾，免遭德國即將發動的進攻，並且還給駐軍和居民帶來了食物和援助。假如那位總督表示服從，便萬事大吉；如果不是這樣，而且海岸防禦部隊還要開火，那麼，英國分遣艦隊就逼近該港。如果抵抗持續不止，則英國軍艦便向法國炮兵陣地開炮，不過要極力抑制。如果遇到頑強的抵抗，則英國軍隊就要用一切辦法來粉碎這種抵抗。要緊的是：務必在傍晚結束戰鬥，由戴高樂掌握達喀爾。
戴高樂將軍對此表示同意。
22日，我們再次會晤，外交大臣向我讀了一封揭露洩密的信。至於這次洩密到底影響如何，誰也不知道。海軍用於攻勢作戰的優點，即在於一經出動沒有人能夠確知它將攻打何處。大海是寬闊的，大洋更是廣闊無邊。以熱帶裝備作為一條線索，也只不過能猜到是前往非洲。在利物浦，一位法國人的妻子有與維希聯繫的嫌疑，據說，她認為集結於默爾西河的運輸船是開往地中海的。即便「達喀爾」三字一時不慎，傳了出去，那也是一個無從猜測的謎。當我們逐漸變得富有經驗而機警的時候，這種「保密」的辦法發展到非常周密的程度。時間的拖延使我擔憂，使我不勝為難。至於是不是洩密了，誰也不知道。不管怎樣，內閣在8月27日最後一致批准，開始行動。於是以9月19日為預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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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下午6時24分，英國駐丹吉爾總領事打電報給北大西洋戰區司令諾思海軍上將，說在直布羅陀海岸有一個約會，他還向外交部再次報告此事：
下面是「雅克」傳來的消息。法國分遣艦隊可能試圖駛過海峽，向西開往一個未知的目的地。預計此事可能發生於未來七十二小時。
這位上將並不是進攻達喀爾計劃的幕中人，所以對此並未採取特別的行動。從丹吉爾同時也拍來了一封相同的電報給外交部，該電於10日上午7時50分收到。這時我們在倫敦正在遭受幾乎是繼續不停的轟炸。由於在空襲中工作屢屢停頓，密碼部門積壓了許多未譯的電報。這封電報並未標明「重要」，所以只能按次序翻譯。直到9月14日方譯好準備分發，這時，才終於送到了海軍部。
但是我們另外還有第二條線索。駐在馬德里的英國海軍武官在9月10日下午6時得到法國海軍部的正式通知說，有三艘「喬治·雷格」型的法國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已經離開土倫，準備在11日晨駛過直布羅陀海峽。這樣作法，是當時維希政府已經承認了的正規程序，而且也是他們在最後一分鐘所採取的慎重措施。這位英國海軍武官立刻報告了海軍部和駐在直布羅陀的諾思海軍上將。海軍部在9月10日晚11時50分接獲這個消息。電報譯出後，送給了值勤的上校，他又轉送給（海外）作戰司司長。這位軍官本來應當對這封電報的莫大重要性一目瞭然，因為他自己完全知道這次達喀爾的遠征。但是，他沒有即時採取行動，而是按照通常的手續，把這封電報與第一海務大臣的電報一起送出。由於這一錯誤，當時他的上司們對他都很不高興。
不過，當「烈性」號驅逐艦在地中海巡邏的時候，曾於9月11日上午5時15分在直布羅陀以東五十哩的海域內發現了這些法國艦隻，並且隨即報告了諾思海軍上將。以直布羅陀為基地的「H」艦隊的司令薩默維爾海軍上將同一天早晨也收到了一份駐馬德里海軍武官在午夜零時8分發出的消息。晨7時，他命令「聲威」號在一小時內升火待發，等待海軍部的指示。由於作戰司司長的錯誤，以及駐丹吉爾總領事的另一封電報在外交部也受到耽擱，所以第一海務大臣直到三軍各參謀長在內閣開會時，才知道「烈性」號驅逐艦發來了法國軍艦行蹤的報告。他立刻打電話給海軍部，命令「聲威」號及所屬驅逐艦升火待發。它們已經升火待發了。他接著就來到戰時內閣。然而，由於分別發來的這兩封電報——一封來自駐丹吉爾的總領事，另一封來自駐馬德里的海軍武官——正巧都被延誤，而且各個部門都未加以重視，所以一切都為時太晚了。如果這位總領事把頭一封電報標明「重要」二字；或者，駐直布羅陀的這兩位海軍上將雖非幕中人，但如果其中之一有所覺察；或者，外交部一直工作正常；或者，作戰司司長把第二封來電儘先送出，使第一海務大臣加以注意，並立刻閱讀，那麼，「聲威」號當可攔阻這支法國艦隊與之談判，以等待明確的命令；戰時內閣一定會發出明確的命令，或者在召集戰時內閣會議之前，由我發出。
結果，所有我們的安排都宣告失敗，三艘法國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遂於11日上午8時35分開足馬力（二十五浬）駛過直布羅陀海峽，向南開往非洲海岸。戰時內閣聞悉後，立即指示第一海務大臣，讓他命令「聲威」號與法國軍艦進行接觸，詢問它們的目的地，並聲明，不准它們前往任何德國佔領的港口。如果對方答稱是開往南方，就應該告訴他們只能開到卡薩布蘭卡，而且，在這種情況下，要對它們進行跟蹤。如果它們試圖駛過卡薩布蘭卡開往達喀爾，則應制止。但是一直找不到它們的蹤跡。12和13兩日霾霧籠罩卡薩布蘭卡。有一架英國偵察機被擊落；關於另外的軍艦駛入卡薩布蘭卡港的報告又互相矛盾；這時「聲威」號及其他驅逐艦便在卡薩布蘭卡以南的海域日夜守候，準備攔截這支法國分遣艦隊。13日下午4時20分，「聲威」號接獲無線電報告說，在卡薩布蘭卡沒有巡洋艦。其實，它們早已遠遠地開向南方，正全速向達喀爾開去。
不過，似乎還有一個機會。我們的遠征軍及其強大的護航艦隊現在已經開到達喀爾以南，即將抵達弗裡敦。9月14日上午12時16分，海軍部通知約翰·坎寧安海軍上將說，法國巡洋艦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卡薩布蘭卡，並命令他阻止它們開進達喀爾。他應使用所有一切可用的艦隻，包括「坎伯蘭」號在內；在不可避免的時候，「皇家方舟」號即便沒有驅逐艦掩護，也應出動它的飛機作戰。因此「德文郡」號、「澳大利亞」號和「坎伯蘭」號以及「皇家方舟」號便掉轉艦首，以最高的速度往回開，以便在達喀爾以北形成一條巡邏線。直到9月14日晚它們才到達巡邏水域。這時，那支法國分遣隊的艦隻早已在達喀爾港下錨，張開了甲板上的布篷。
這一段意外的事情決定了法英遠征達喀爾的命運。我毫不猶疑地認為，應當放棄這次遠征。不費一兵一卒地登陸並由戴高樂將軍佔領達喀爾的全盤計劃，看來，由於這支法國分遣艦隊的到達已經失敗，它們很可能載有援兵、優秀的炮手和冷酷的維希政府的官員，去加強當地總督的決心、誘惑駐軍並控制炮台。好在我們可以打消這個計劃，而不致喪失目前對我們非常重要的威信，而且實際上誰也不知道這件事情。可以把這支遠征軍轉移到杜阿拉去掩護戴高樂將軍對法屬喀麥隆採取的軍事行動，然後將這些艦隻和運輸船遣散或調回本國。
於是，在9月16日中午的戰時內閣會議上，我概述了進佔達喀爾計劃自始至終的經過，談到了從原定的9月13日往後延期的嚴重後果，談到了各方面的情報洩露以及不幸讓法國軍艦溜過了直布羅陀海峽，然後我宣稱，整個形勢已經改變，因而這一計劃已經不能執行了。內閣採納了我的建議，並在當天下午2時對遠征達喀爾的部隊發出了以下的命令：
英王陛下政府決定，法國巡洋艦之到達達喀爾，已使我們不能執行進佔達喀爾的計劃。此間曾經研究過代替的計劃。
鑒於前往波馬柯的交通困難，軍隊缺乏運輸工具，來自達喀爾的敵軍可能先發制人，因此，看來，在科納克裡登陸成功的機會不大。另外，以現有的海軍力量，是不能從海上對達喀爾實行嚴密的封鎖的，所以即使戴高樂的軍隊到達波馬柯，也不會對達喀爾的形勢有多大的影響。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讓戴高樂將軍的軍隊在杜阿拉登陸，以鞏固喀麥隆、赤道非洲和乍得，並把戴高樂的勢力伸張到利伯維爾。遠征軍中的英國部隊目前應留在弗裡敦。
除非戴高樂將軍對後一辦法表示堅決反對，否則應立即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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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征軍在9月17日到達弗裡敦。所有的將領都激烈反對放棄進佔達喀爾計劃。坎寧安海軍上將和歐文將軍認為，在未判明維希巡洋艦到達達喀爾究竟使當地的人心振奮到何種程度以前，不能認為它們一出現在那裡，就大大改變了以前的海軍形勢。據說，那些巡洋艦目前都已在甲板上張開了布篷，其中兩艘的停泊位置充分表明它們毫無戰鬥力，而是一個轟炸的絕好目標。
這是當時形勢的另一轉折點。在戰爭的現階段裡，很少見到現場的司令官一心要採取大膽行動。通常要求冒險的壓力是來自國內。這一次，這位將軍，即歐文將軍，在出發以前曾仔細地用書面列明他的一切顧慮。因此，我對於他們現在想把這個錯綜複雜、半政治性的作戰計劃付諸實驗的高昂的熱情感到驚喜。如果現場的軍人認為此時應當大幹，而且敢於大幹，我們當然應當放手讓他們去幹，所以我在9月16日下午11時52分發出了以下的電報：
你們有對整個形勢自行判斷的充分自由，並請與戴高樂進行磋商，我們對你們提出的任何建議均將予以仔細的考慮。
不久，又收到了戴高樂將軍的一份措辭激烈的抗議，他希望執行原來的計劃。他說：「如果英國政府堅持它新近否決從海上直接進攻達喀爾的決定，我要求，至少要當地的英國海軍和空軍部隊立即惠予協作，支援並掩護這場由我本人率領、用我自己的軍隊從內地進攻達喀爾的戰鬥。」１
１1940年9月17日上午11時55分收到。
這時，我們的司令官報告說：１
１海軍部於1940年9月18日上午7時56分收到。
在今日的會議上，戴高樂堅持有及早對達喀爾下手的必要。……有人告訴他，如果派特工人員到達喀爾進行醞釀，不過多地延誤應該採取的行動，並避免在行動中帶有過於濃厚的英國色彩，則他很可能在達喀爾得到有力的支持。他的特工人員已經在巴瑟斯特準備好了，而且也得到了指示。戴高樂現在建議，原定可不遇抵抗而進入達喀爾港口的計劃應照舊進行，如果失敗，自由法國部隊將試行在律菲斯克登陸，遇必要時則由海空軍支持，然後由此向達喀爾推進。英國部隊只是在建立橋頭陣地以後，需要他們支援時，才進行登陸……
對一切因素慎重考慮之後，我們認為，這三艘巡洋艦雖到達達喀爾但並未怎麼增加我們一向甘冒的危險，以致使我們應該放棄這一企圖。因此，我們建議接受戴高樂的新建議，如果他失敗了，則英國軍隊就應當著手登陸，像以前計劃的那樣盡力把他扶持起來。我們認為，增加〔我們〕海軍的實力無論如何是最關重要的。
行動計劃應在接到陛下政府的決定後四日內執行。
最後，歐文少將給帝國總參謀長來電說：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這一作戰計劃中，我曾承擔了種種風險，從純軍事的觀點說，這些風險本來是不應貿然承擔的。
新接獲的情報表明，這些風險有加重之勢，但是，鑒於最後顯然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認為值得冒險一試。戴高樂也曾答應，在必要的時候，與英國軍隊合作到底，並且，他也不逃避將在法國人之間進行戰鬥的責任。
戰時內閣於17日下午9時再度開會。一致同意由司令官便宜行事。最後的決定延至次日中午方才作出，因為知道差不多要一個星期以後方能發動進攻，所以不會耽擱時間。出於內閣的要求，我草擬了以下發給遠征達喀爾的部隊司令官的電報：
我們在此間不能判明各個不同方案的利弊。我們授與你們全權，為實現這次遠征的原有目的，可便宜行事，按照你們認為最妥善的辦法進行。應隨時向我們報告情況。
這封電報是在9月18日下午1時20分發出的。
※ ※ ※
現在就只等結果了。19日，第一海務大臣報稱，法國分遣艦隊或其中的一部分正離開達喀爾向南駛去。這件事清楚地說明，該艦隊曾把具有維希思想的部隊、技術人員和政府官員運到達喀爾。遭遇劇烈抵抗的可能性隨著新補充的軍隊的到來而愈益增加。勢必有一場激烈戰鬥。我的那些性格頑強、而又善於隨機應變的同僚（在戰爭中正應如此）和我一樣，都有一種等著事件自然發展的本能，因此，光聽取各種報告，但什麼意見也不發表。
20日，龐德海軍上將告訴我們說，法國巡洋艦「普裡莫格」號已被我「康沃爾」號和「德裡」號截獲，該艦已同意開往卡薩布蘭卡，現在被押送那裡。被「澳大利亞」號發現的那三艘法國軍艦，原來是巡洋艦「喬治·萊格」號、「蒙卡」號和「光榮」號。19日中午，「坎伯蘭」號與「澳大利亞」號會合，繼續跟蹤維希艦隻，直到傍晚。這時，那幾艘軍艦轉向北方，並把速度從十五浬增加至三十一浬。接著便開始了一場追逐。我們趕不上它們。下午9時，「光榮」號有一部發動機發生了障礙，前進的速度不能超過十五浬。它的艦長同意在「澳大利亞」號的押送下，回到卡薩布蘭卡。這兩艘軍艦預計在午夜時分駛過達喀爾；「澳大利亞」號的艦長通知「光榮」號艦長說，如果受到潛艇的襲擊，他應立刻把艦隻沉沒。無疑，「光榮」號艦長把這話告訴了達喀爾當局，因此，安然駛過了該地。追蹤另外兩艘維希罕艦的「坎伯蘭」號，在一場暴雨中與那兩艘軍艦失去了聯繫，後來雖再次發現，但並未向它們開炮，讓它們逃回了達喀爾。「普瓦蒂埃」號於17日在海上遭到挑戰時，便自行鑿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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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切情況都通知了史末資將軍。
首相致史末資將軍 1940年9月22日
你可能已經見到了我關於達喀爾的電報。我經常考慮你在歷次電報中所說的不應忽視非洲的一番話。戴高樂拯救法國殖民地的運動已在赤道非洲和喀麥隆展開。我們不能坐視這些大概是出於德國的指使而派來的法國軍艦和維希人員破壞這些實際的收穫。如果達喀爾淪入德國之手，成為潛艇基地，則對好望角這條航線的影響將不堪設想。因此，我們已經著手佈置，使戴高樂進佔達喀爾，如果可能，就採取和平手段，如屬必要，就採用武力；現在即將開始進攻的遠征軍，看來已經具備了必要的力量。
自然，與法國水兵和一部分駐軍發生流血衝突的危險，不是一件小事情。總的說來，我認為，他們多半不致於會進行激烈抵抗，因為這塊法屬殖民地的士氣低沉、處境困難，而且，由於我方之控制海洋，他們勢將面臨毀滅和饑饉。不過，在交手以前，結果如何，誰也難以肯定。有人說，當法國的輿論——甚至在維希——在英國抵抗敵人的戰鬥鼓舞下已倒向我方的時候，不應冒此危險，並且認為，再來一次奧蘭事件，將對我們極為不利，這一論點曾引起我們的重重顧慮。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得出了一致的結論，認為這種反對的意見最後不見得正確，無論如何，與袖手旁觀、坐令維希政府擊敗戴高樂的危險相比，總要小些。如果說，維希政府在奧蘭事件或在我方對它實行封鎖之後都未曾宣戰，那麼，即使在達喀爾發生戰鬥，我看也是不致於宣戰的。除了達喀爾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和戴高樂佔領該港的政治作用外，還有以前錯誤地存儲於非洲內地的六七千萬盎司比利時和波蘭的黃金，此外，那只並沒有遭到徹底破壞的大戰艦「黎歇留」號也會間接地落到我們手中。總之，事情已經決定了。
目前我們還不打算插足摩洛哥，因為德國正在向西班牙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權益施加壓力。我們對敘利亞抱著莫大希望，卡特魯將軍下星期即將前往。現在馬特魯港即將發生一場大戰，我希望我們的裝甲增援部隊能及時到達。
我對肯尼亞的危機並沒有多大顧慮，如果我們據守後方而從鐵路那邊迎戰，把困難的交通留給敵人，就更沒有什麼問題了。我正設法運送一些適用的坦克到這個戰場去，此外，我覺得，那裡駐紮的軍隊太多了，這些軍隊對於蘇丹和埃及三角洲是需用的。
能和你一起沿著這條多年以來我們共同遵循的道路前進，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而且充滿信心。
我向羅斯福總統發出了以下的電報：
前海軍人員致總統 1940年9月23日
我得到洛西恩勳爵轉來你對於達喀爾的消息的反應，感到振奮。如果德國人在那裡建立鞏固的潛艇和空軍基地，那對我們的共同利益將有不利。看來達喀爾可能有一場劇烈的戰鬥，也可能不發生戰鬥。不過，我們已經下了命令要猛衝。
如果你派幾艘美國軍艦到蒙羅維亞和弗裡敦去，我們將不勝欣幸；我希望，到那時，我們已經拿下達喀爾，歡迎你們訪問。不過，目前真正重要的是，請你透露給法國政府：在一切有關美國的問題上，宣戰將對他們大為不利。如果維希政府宣戰，就和德國一樣了，而維希政府在西半球所有的權益，也勢必被看作德國的權益。
你提醒我注意德國入侵我本土的問題，使我非常感激。我們已經作好應付的準備。我很高興聽到有關來福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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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攻達喀爾的三天中，發生了些什麼事，我無須在此詳述。它們應當在軍事史上佔有它們的地位，同時，也是一個很能說明運氣不佳的例子。空軍部的氣象學家當然仔細研究過西非沿岸的天氣條件。對長年累月的記錄進行研究的結果表明，在每年這個季節，氣候是很穩定的，天空晴朗，時常有太陽。9月23日，當英法艦隊逼近這個要塞時——戴高樂和他率領的艦隊在前——卻是大霧迷漫。我們原來希望，既然絕大多數的居民，不論法國人還是土著，都站在我們一邊，那麼，英國軍艦隻在遠處接應而由戴高樂率領的軍艦駛入港口，便可決定當地總督的行動。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維希黨羽已經成為達喀爾的主人；無可懷疑，維希政府的巡洋艦的到來，已使達喀爾參加自由法國運動的任何希望遭到破滅。戴高樂的兩架飛機在當地機場一著陸，駕駛員立即被捕。
其中之一還在身上帶著一張自由法國主要擁護者的名單。戴高樂的代表乘著一隻懸有一面法國國旗和一面白旗的船前往，竟被拒絕，隨後乘坐一艘汽艇進港的其他人員也遭到射擊，其中兩人還受了傷。所有的人都橫下了一條心；這時，英國艦隊在霧中逼近，駛到距岸邊五千碼的水域。上午10時，港內的一座炮台對我側翼的一艘驅逐艦開炮，我方還擊，於是很快就展開了一場大戰。驅逐艦「英格菲爾德」號和「先見」號受輕傷，而「坎伯蘭」號的機艙被擊中，不得不退去。
一艘法國潛艇剛露出潛望鏡就被飛機擊中，還有一艘法國驅逐艦也起了火。
關於軍艦對炮台的問題，曾經長年累月地爭論了很久。納爾遜說過，用一個六門炮的炮台，就足以抵禦一百門炮的一列軍艦。1916年，鮑爾弗在達達尼爾視察時說：「如果軍艦上的大炮能在炮台射程達不到的地方轟擊炮台，則戰鬥雙方的勢力便未必如此懸殊。」這一次，英國艦隊如果正確地部署，在理論上是可以與達喀爾炮台交戰的，而且可以在二萬七千碼的距離外，發射若干發炮彈之後擊毀達喀爾炮台九·四吋口徑的大炮。但是，這時維希政府的軍隊還有那艘「黎歇留」號戰艦，它可以用兩門十五吋口徑的大炮同時轟擊。英國海軍上將必須把這一點估計在內。最要命的，是有霧。因此，在上午11時30分左右炮戰完全停息，所有英國和自由法國的艦隻都退去了。
下午，戴高樂將軍企圖讓他的部隊在律菲斯克登陸，但是，這時大霧更濃、方向愈難辨明，只得放棄這個計劃。下午4點30分，各司令官決定撤走軍隊運輸艦，次日再繼續作戰。報導這一消息的電報於下午7時19分到達倫敦，於是我便在9月23日10時14分以我私人的名義向各司令官發出了以下的電報：
既然已經開始，我們就必須幹到底。不論情況如何，我們均不罷手。
當夜向達喀爾總督遞送了最後通牒，他答覆說，要保衛該港，直到最後一兵一卒。各司令官回答說，他們打算繼續打下去。24日的能見度比昨天好些，但仍然模糊。當我們的艦隻逼近時，岸上的炮台向我方開火，同時「巴勒姆」號和「堅決」號與「黎歇留」號在距岸一萬三千六百碼的海域交戰。
不久後，「德文郡」號和「澳大利亞」號與一艘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遭遇，結果將那艘驅逐艦擊傷。大約在10時左右轟擊停止，這時「黎歇留」號已被一枚十五吋的炮彈擊中，曼努耳要塞也中了一枚十五吋的炮彈，另外一艘輕巡洋艦也起了火。此外，有一艘敵方潛艇在企圖阻擾我們前進時被我方投擲的深水炸彈逼上水面，船員宣佈投降。我方沒有一艘軍艦被擊中。下午，又開始轟擊了一會兒。這一次，「巴勒姆」號被擊中四次，但傷害不大。這一場轟擊毫無結果，只是表明了對方防守牢固，守軍有進行抵抗的決心。
9月25日恢復戰鬥。當日天氣晴朗，我方艦隊在離岸兩萬一千碼的海域開炮，這次不但遭到岸上炮台準確的回擊，也受到「黎歇留」號的兩門十五吋口徑大炮的同時射擊。達喀爾駐軍司令所放的煙幕遮住了我們的目標。剛過9點，「堅決」號戰艦便被一艘維希潛艇的魚雷擊中。此後，海軍上將「鑒於『堅決』號的情形、敵潛艇繼續進攻的危險以及岸上守軍的射擊既異常準確而且又決心抵抗」，便決定撤到海面去。
與此同時，上午10時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召開的國防委員會，認為不應向各司令官施加壓力，強要他們採取有背於他們明智判斷的行動。內閣於上午11時30分開會，會間，傳來了今晨作戰結果的消息。根據這些消息，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慎思明辨和我方人力、物力所能容許的範圍來說，我們已經盡到了最大的努力。有幾艘優秀的軍艦遭受重創。對方顯然要死守達喀爾。誰也難以斷定，長久打下去的激烈情緒是否會引起法國維希政府宣戰。因此，經過痛苦的討論之後，一致同意不再打下去了。
於是我向各司令官拍發了以下的電報（9月25日下午1時27分）：
根據所有我們截至目前獲得的消息，包括「堅決」號的受創，我們決定放棄進攻達喀爾的計劃，因為我們顯然將遇到不幸的後果。除非還發生了什麼我們現在尚未獲悉的情況，使你們打算強行登陸，否則，應就此罷手。請用「最急」電報通知，你們是否同意這樣做，但是除非情況轉變得完全有利於我方，否則在未接到我們的答覆以前，不應真正開始登陸。
假設放棄這一計劃，我們將盡力用海軍掩護杜阿拉，不過我們不能保護在巴瑟斯特的戴高樂的軍隊〔如果他們還在那裡的話〕。我們現正考慮向弗裡敦調派援軍的問題。一俟接到你們的答覆，我們即發出如何處理其餘的部隊的指示。
各司令官的答覆如下：
同意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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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0年9月25日
我對我們不得不放棄進佔達喀爾的計劃深感遺憾。維希方面比我們先到一步，並利用其黨羽和幹練的炮手加強了防禦工事。一切同情我們的人都遭到扼殺和鎮壓。我們有幾艘軍艦被擊中，當你想到我們已有的負擔時，當可瞭解，如堅持強行登陸，將使我們承擔不適當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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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天的炮擊中，沒有一艘英國軍艦被擊沉，只有「堅決」號受創，在幾個月內不能參加戰鬥，另外還有兩艘驅逐艦需要在國內船塢大修。維希方面有兩艘潛艇被擊沉。其中有一艘潛艇的船員獲救，兩艘驅逐艦被燒燬和擱淺了，「黎歇留」號戰艦被一枚十五吋炮彈擊中，並受到兩枚險些把它擊中的二百五十磅炸彈的創傷。在達喀爾當然無法修理這艘龐大的戰艦，它在7月間便一度因受創而不能航行，現在我們肯定可以不再把它作為一個敵對因素來考慮了。
在這次遠征計劃中，談一下戰時內閣和幾位司令官的主張之一變再變，是很有趣味的。幾位司令官起初並不十分熱心，歐文將軍給自己留了退路，他給帝國副總參謀長寫了一篇長長的備忘錄，備述種種理由，強調一切困難。當遠征軍駛過加那利群島以南的時候，法國巡洋艦隊和馳援的維希黨羽，挾法蘭西共和國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權威，溜過了直布羅陀海峽。從這時起，我便確知形勢已經轉變；戰時內閣根據我的建議，並在參謀長委員會的支持下，一致同意，在為時尚不為晚而且沒有遭受什麼損失的時候，中止這一行動，以免暴露我們的計劃失敗。
這時，在戰地的幾位司令官卻站了出來，強烈要求採取行動，戰時內閣認為，而在我看來也十分正確，應該聽憑各司令官自行判斷，准許他們放手去作。因此，就試行登陸，達喀爾堅強有力的抵抗立即表明，戰時內閣自己的意見和它聽取的意見都是正確的。
達喀爾一戰的劇烈程度，雖然遠遠超過我們的意料，但是，在維希政府不會對英國宣戰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沒有判斷錯誤的。他們只是用北非的空軍轟炸直布羅陀作為報復。9月24日和25日，他們曾對直布羅陀的港口和船塢連續不斷地進行了空襲；第一次，在港口投下了一百五十顆炸彈；第二次，出動飛機約一百架，投彈比第一次多一倍。法國飛行員似乎並不認真，多數炸彈都落到海中。有一點小損失，傷亡不大。我們的高射炮隊擊落敵機三架。達喀爾之戰的結果是維希政府得勝，於是這件事就這麼暗中「了結」了。
對有關的英國海軍和陸軍司令官並沒有加以任何責備，他們一直供職到戰爭結束，那位海軍上將還得到了最高的榮譽。對敵情估計的錯誤應從輕處理，這是我行事的準則之一。
如果他們根據對當地情況的瞭解認為可以完成任務，那麼，他們之踴躍一試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們低估了法國巡洋艦及援兵的到來對維希駐軍所產生的影響，這決不能算作他們的過失。關於戴高樂將軍，我曾在下議院說過，他這次的行為和表現，使我對他比以前更加具有信心。
達喀爾插曲的經過值得認真研究，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說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對戰爭將產生何種影響，而且，還揭示了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聯合作戰的困難，特別是有盟軍參加的時候，尤為困難。在一般的人看來，它似乎是一個估計錯誤，部署混亂、臨事怯懦和糊里糊塗的突出實例。在美國引起了一片強烈的批評，因為達喀爾靠近美洲，美國人對它有特別的興趣。澳大利亞政府也感到憂慮。國內也紛紛抱怨戰爭指揮失當。但是，我決定不作任何辯解，議會也尊重我的意願。１
１見附錄（4）中我與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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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起來，也許應該對這些事情採取一種比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軍史的人，將十分驚奇地發現，它和將近三百年前發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倫威爾曾派遣一支海陸聯合遠征軍去圍攻西印度群島的聖多明各。那次進攻沒有成功，但是遠征軍司令官沒有空手而回，他們接著去奪取了牙買加，從而把失敗變成了勝利。
雖然我們在達喀爾失敗了，但是我們卻得以阻止法國巡洋艦的前進，並且使他們一心想去挑唆法屬赤道非洲駐軍的企圖落了一場空。戴高樂將軍不到兩個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麥隆，使它們成為推動自由法國事業的一個基地。自由法國在這些地區的活動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維希毒素的滲入，而且，由於他們控制了中非，從而使我們後來從塔科拉迪到中東穿越非洲大陸的航空運輸線得到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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