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山東八路軍軍政領導和作戰指揮問題採取了一些措施，使山東共產黨武裝在作戰指揮上存在的問題得到部分解決，但是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劉少奇在山東檢查工作時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治標不治本。問題的關鍵是，山東還沒有形成統一領導。山東縱隊和１１５師兩個軍政委員會合併為山東軍政委員會，確定羅榮桓為書記，但在這個委員會中，每人各管一攤，工作上沒有形成合力，在領導上也沒有真正形成核心。
誰更合適
１９４２年冬季，在陝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澤東在苦苦地思考著一個問題。
同一時間，在太行山脈的一個小村莊裡，身為八路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也在苦苦地思考著同樣一個問題。
事出有因，山東共產黨抗日武裝的領導問題，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
山東的八路軍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山東縱隊和１１５師。主要領導只能有一位，是用山東縱隊的人呢？還是用１１５師的人呢？弄不好，會加深兩支部隊之間的矛盾。
不管是用１１５師的人，還是用山東縱隊的人，其實候選人也就是那麼幾位。
陳光，是一員虎將，辦事幹練，作戰勇敢，在紅軍的１０年中，他從一位連長一直成長為紅一方面軍的代理軍團長，這也足以說明了他的出眾的軍事指揮才能，但他群眾工作經驗不足，有時聽不進他人的意見……
朱瑞，是軍事指揮人員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回國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司令部科長，後來改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員。從此就一直從事政治工作，有較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其軍事指揮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檢驗……
羅榮桓，辦事穩妥，善於處理各種矛盾和關係，團結他人，具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現正在負責山東的軍事指揮工作，抗戰以來的作戰經歷鍛煉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但主管山東軍事工作的時間並不是很長。
黎玉？……
毛澤東思前想後，最後把候選人集中到兩個人身上，即羅榮桓和陳光。這兩人都是八路軍主力部隊的領導，都一直戰鬥在抗日的最前線，都具備豐富的作戰經驗，是八路軍中少數有才幹的指揮人員中的兩位，但兩人中只能以一位為主。早在１９３７年３月林彪負傷時，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就１１５師代師長的問題產生過分歧，只是由於當時時間緊迫，總部又先於中央軍委作出了決定，陳光便成為１１５師的代師長。１９４２年夏季，劉少奇從山東返回延安後，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山東的情況。毛澤東等人感到解決山東班子問題的緊迫性，定下了盡快調整山東領導班子的決心。
在定下決心之前，毛澤東曾就此事徵求了在延安的楊勇等人的意見，並與彭德懷進行了反覆磋商。也許還徵求了當時正在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林彪的意見，最後決定把羅榮桓作為山東共產黨抗日武裝力量的最高領導人。
羅榮桓不想當一把手
羅榮桓得知這一任命時，不但沒有激動，反而覺得自己不適合擔任這一職務。
原來，羅榮桓在組織甲子山戰鬥時，因操勞過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羅榮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瘡，經常便血，有時甚至大量出血，身體漸感虛弱。醫生一再勸他注意休息，但身為重要領導人，哪裡能閒得住。他從師部趕到甲子山前線的那天，快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沒顧得上吃飯、喝水，到前線又夜以繼日地指揮戰鬥。打下甲子山後回到師部，接著開會總結，一連十幾天，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這時，羅榮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認為是疲勞的緣故，一開始沒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羅榮桓出來解手，林月琴替他打著手電筒。那天大雪剛過，林月琴突然發現雪地上一片紅色，她吃驚不小，趕忙去請醫生。醫生拿來瓶子，讓羅榮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顏色仍然是紅的，還可以看到血塊。衛生部的領導人谷廣善聞訊趕來，勸羅榮桓臥床休息，停止吃辣椒，並服用一種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藥片。當時，在缺醫少藥的敵後，這就是最好的藥了。
服藥、停吃辣椒，羅榮桓都做到了，只是臥床休息卻難以照辦。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戰鬥的總結會。他安慰大家說：「我的病不要緊，只是腰有些疼，過兩三天就會好的。」可是，兩三天過去了，羅榮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人那能經得住這樣折騰，沒過多長時間，羅榮桓的眼窩就凹陷下去了，臉色焦黃、身體也消瘦了許多。但羅榮桓每天照樣批閱文電，凡是需要他參加的會議，他總是堅持參加。在行軍轉移時，羅榮桓體力不支，不得不聽從人們的勸告，上了擔架。
共產黨領導人生病後的專用運輸工具，羅榮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與抬擔架的戰士們拉起家常，抬擔架的是從「老六團」（即６８６團）來的，有的還當過紅軍戰士，他馬上掙扎著起來，非要從擔架上下來不可。他對大家說：「你們都是部隊的骨幹，可以以一當十，你們幾個人就等於一個連的戰鬥力，你們趕快回去參加戰鬥，我還是騎馬。」於是，他強撐著騎上馬，堅持到達了目的地。
羅榮桓的病情越來越重，在那種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壞結果。１９４３年１月間，他抱病寫成了《堅持我們的邊沿游擊區》一文。文章開頭就寫道：
「接近勝利的難關，拂曉前的黑暗，是要我們用最大努力才能渡過和克服的。」
這段話，既是對廣大抗日幹部和八路軍指戰員的激勵，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盡力堅持下去。
根據羅榮桓的身體狀況，朱瑞、陳光和肖華等人商量後，決定向中央報告。
就在這時，中央有關羅榮桓的任命也下來了。
羅榮桓擔心自己不能勝任，於是就在３月１１日致電中央，要求准許他休養半年。
毛澤東的決心已下，並考慮到如再調整，對工作不利。１２日，毛澤東和朱德迅速復電：
「你的病如果還不是很嚴重，暫時很難休息。」
從復電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澤東對羅榮桓的信任，羅榮桓不但要干，而且還要幹好。
同時，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的關係的決定》精神，決定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成立新的山東軍區，任命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１１５師政委兼代師長。這一任命，使羅榮桓成為山東共產黨抗日武裝的領導核心。
羅榮桓集山東八路軍軍政於一身，權威有了，責任也更重了。
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敵後鬥爭的主要內容就是軍事鬥爭。中央調整山東軍事領導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變山東共產黨軍事鬥爭的局面。
實踐是檢驗一個人的試金石。羅榮桓在山東４年多來的工作，充分證明了他貫徹執行中共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堅定性，也充分表現了他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和善於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羅榮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軍委的肯定，特別是毛澤東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軍總部彭德懷的認可。正因為如此，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幾經考慮後，才決定在山東的軍事指揮上，委羅榮桓以統一領導的重任。
對於羅榮桓的為人，他的老搭檔陳光最有發言權。山東軍事領導班子調整後，陳光奉命赴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臨行前，他誠懇、坦率地對身邊工作的戰友們說：「幾年來的實踐證明，羅榮桓同志是正確的，希望你們今後在他的領導下，搞好團結，好好工作。」
中央的決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羅榮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養的事。他忍受著病痛，挑起了領導山東共產黨抗日武裝的重任。
陳光走了
山東的統一領導問題解決後，為了便於羅榮桓開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山東分局部分人員的工作進行了調整，決定調陳光和朱瑞到延安黨校學習。
１９４３年３月，遵照黨中央的決定，陳光調離１１５師，到延安學習並參加黨的七大。這樣陳光就離開了他工作了１５個年頭的老部隊，離開了與他共事多年的老戰友。
在１１５師，與陳光共事最長的人當然是羅榮桓。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他們已經在一起工作了５年。羅榮桓對這位並肩戰鬥的老戰友，有著深厚的友誼。他很瞭解陳光，認為陳光作戰勇敢，指揮果斷，治軍嚴格，性格直爽。陳光也有自己的缺點，比如也有驕傲、急躁、固執等毛病。在工作中，羅榮桓很尊重陳光，特別是在作戰指揮上，總是支持陳光的正確決定。對陳光的缺點，他也常作誠懇的交談，善意地提出批評。陳光要調走，羅榮桓依依不捨。他們二人雖然也有過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結下的友誼。
由於當時處在極為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陳光調延安學習和參加黨的七大的事還是嚴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組織歡送活動。但對陳光回延安的各種保護性措施，羅榮桓還是進行了精心安排。他選派了１１名精幹人員，護送陳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兒子東海回延安。他還給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交待，要他保證陳光安全通過鐵路封鎖線。１１５師政治部主任梁必業到駐地同隨行人員開會，把他們組成臨時黨支部，指定史瑞楚為支部書記，規定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保證陳光路上的安全。
臨出發前，陳光和史瑞楚將衣物、文件等都作了清理，全部換上便衣。史瑞楚打扮成農村婦女模樣，把頭髮挽成髻，騎一頭毛驢。挑夫一頭挑著衣物，一頭挑著放在筐裡剛滿兩週歲的陳東海。
陳光心情非常沉重，他太捨不得離開１１５師這個老部隊了。從１９２８年初湘南暴動後參加紅軍起，除１９３６年到紅軍大學學習半年外，他從未離開過這支英雄的部隊。他在這支部隊中經歷了大小百餘次戰鬥，１０次負傷。他在這支部隊中，從一個普通的農民，鍛煉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高級指揮員。在這支部隊裡，還有他多年並肩戰鬥、同生死共患難的老戰友。
陳光一行於４月中旬從莒縣的鬍子村出發，一路向西北行進。他們經過湖西、冀魯豫、冀南軍區，越過津浦、平漢鐵路封鎖線，於８月到達位於太行山區的八路軍總部。在那裡休息了半個多月，遂同黨的七大代表羅瑞卿、劉志堅、薄一波於１０中旬到達延安。
１９４４年５月，陳光所在的中央黨校一部黨小組，通過了《對陳光同志的歷史總結》。在這個總結中，對陳光過去的工作進行了公正的評價：
「陳光同志自農民出身，領導濟南戰爭始到現在，已成為我黨有數的軍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貫忠心耿耿，為黨為階級事業虛心學習、聯繫群眾的優良品質。在指揮作戰中，機智英勇，曾創造出不少有名的戰鬥範例……」
陳光走了，離開了他魂系夢繞的１１５師。他一生中最光輝的時期也到此為止。
陳光是１１５師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在全國有影響的共產黨著名抗日將領之一。陳光離開山東後，直到他去世，再也沒有回到過這裡。１９４５年大反攻的時候，本來他要同林彪一起回到山東的，但因後來中央決定調山東八路軍的主要力量去東北，林彪改道從河南直接去了滿洲。陳光與羅榮桓再見面的時候，已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底，地點是瀋陽。
第一把「火」
山東八路軍統一領導問題解決後，羅榮桓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新官上任三把火，當時的工作千頭萬緒，第一把火該「燒」什麼呢？
羅榮桓認為，搞好精兵簡政是當務之急。
還是在１９４２年，山東八路軍各部隊即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兩次進行精兵簡政。然而由於存在兩個指揮系統，精簡並不徹底。因此，在實行了一元化領導之後，又進行了第三次比較徹底的精簡整編。精簡整編工作的中心，主要是解決主力部隊地方化為重點的統一軍事領導問題。
１９４３年３月８日，召開了山東軍區機關幹部大會，進行了關於精簡機構和統一領導的動員。隨後，原山東軍區（即山東縱隊）與１１５師的各直屬機關即實行合併，改為新的山東軍區。以當時的分局機關為基礎，成立了分局委員會辦公廳，同司令部合併為一個行政管理單位。羅榮桓、朱瑞、黎玉等領導人均在一起辦公。
主力部隊全部地方化後，新的山東軍區管轄魯南、魯中、膠東、清河、冀魯邊、濱海６個軍區。各軍區共轄１６個軍分區。１３個兵員充實、領導堅強的主力團，分屬各軍區（濱海：４團、６團、１３團；魯中：１團、２團、４團；膠東：１３團、１４團、１６團；魯南：３團、５團；清河：直屬團；山東軍區直轄特務團）。其餘部隊分別編為軍分區、縣、區地方武裝。
按照新老幹部相結合的原則，經過慎重考慮，羅榮桓提出了各區主要領導幹部配備方案。３月１１日，經中央書記處復電批准，以後又在４至９月作了調整。
山東軍區各區的主要領導幹部是：
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區黨委書記兼政委林浩；冀魯邊軍區司令員黃驊，區黨委書記兼政委王卓如；清河軍區司令員楊國夫，區黨委書記兼政委景曉村；魯中軍區司令員王建安，區黨委書記兼政委羅舜初；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區黨委書記兼政委王麓水；濱海軍區司令員陳士矩，區黨委書記兼政委符竹庭。
精簡整編時，羅榮桓特別注意處理好兩支部隊的關係。在領導班子的配備上，盡可能做到一視同仁，不分親疏。在幹部的使用上，搞五湖四海，堅持任人唯賢。羅榮桓認為，特別是任人唯賢這一點，在戰爭時期更為重要。如果只是根據關係的親疏，或是為了照顧一些人的面子，把一些能力低下的人推上某一領導崗位，最後將會付出血的代價。他經常講，干革命團結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會議上，他很透徹地談到：
「如果因為個人的熟悉不熟悉，決定使用與不使用，領導者就不會使用大量的幹部，容納大量的幹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團中打圈子，領導者要變動工作，就想把熟人也來一個搬家，必然會造成個人的幹部政策傾向。」他還談到，如果以合乎個人口味為標準，那麼能夠使用的幹部就少得可憐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馬的角色。
在精簡整編中，羅榮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幹部、主力軍與地方軍的幹部互相交流、加強團結。他認為，紅軍幹部經過長期鍛煉，十分可貴，但數量很少。而本地成長起來的幹部，與當地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繫，熟悉本地鬥爭的歷史狀況，所以在整編中，安排了大批本地幹部做領導工作。如林浩、景曉村、張光中等都是各區的領導人。在紅軍幹部中，羅榮桓對紅一、二、四方面軍的幹部也一視同仁，各軍區負責人中，一、二、四方面軍的幹部都有。
在整編中，旅都縮編為團，一部分團縮編為營，一部分營縮編為連。這樣，就有許多幹部編余。對於這批幹部，除將老弱病殘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對骨幹均予保留。有很多幹部被降級使用，去充實基層，有的班長排長去當戰士，使基層幹部的軍政素質和部隊的戰鬥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羅榮桓說：「這樣做，幹部可能有點思想問題，總認為沒有犯錯誤，為什麼降級使用？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正確認識這個問題。」他親自找梁興初、羅華生、曾國華幾位由旅級降為團級的幹部談話，勉勵他們從當時鬥爭的需要出發，從部隊的長遠發展看問題。他們出於對羅榮桓的信任和尊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以後，以保留下來的骨幹為基本力量，在山東一下子就拉起了八個師。這時，有些幹部回過頭來才認識到，羅榮桓在精簡整編中保留骨幹的深遠意義。羅榮桓一開始未必想到要拉起八個師，但他心裡明白，骨幹是革命的財富，財富就不能隨便丟掉。
在整編中，新的山東軍區還把抗大第一分校和１１５師教導大隊合編為教導團，由袁仲賢（後為曾國華）任團長，梁必業任政委。在膠東的抗大支校改編為教導第二團。
教導團共辦三期，第三期下設三個大隊。原訓練連排幹部的大隊編為第一大隊；將原分校中知識分子分配到部隊，把部隊中有實戰經驗而文化水平較低的老戰士、班長調進教導團，編為第二大隊，亦稱文化大隊，著重進行文化訓練；招收初中畢業以上的學生入伍，編為第三大隊，亦稱特科大隊，準備培養工兵、炮兵等特種兵。這個大隊的學員後來到東北，成為各軍兵種的骨幹。解放軍空軍部隊的林虎、徐登昆、張積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這個大隊。
實現主力部隊地方化，並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增強了部隊之間、軍隊與地方之間的團結，減少了領導層次，精簡了機關，提高了部隊的指揮效率和戰鬥力，為轉變山東鬥爭形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陳毅邀請羅榮桓
部隊的精簡工作完成後，羅榮桓似乎鬆了一口氣。第一把火燒得不錯。但有一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３個多月過去了，羅榮桓的病情依舊。最急的當然是林月琴，她看到丈夫日漸消瘦的臉，憂心如焚。羅榮桓的同事和醫生們也很著急，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差，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還不能確診究竟是得了什麼病。
除山東有人著急外，在江蘇也有一個人著急，他就是新四軍軍長陳毅。當陳毅得知羅榮桓的病情後，拍電報給中共中央，建議讓羅榮桓去新四軍所在地治病。他說，新四軍裡有位奧地利的泌尿科專家，名叫羅生特，醫術很高明。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八路軍總部同意了這一提議，批准了羅榮桓到華中新四軍駐地去治病。羅榮桓也意識到了自己病情的嚴重性，這次也沒有推辭，決定到蘇北去治病。１１５師的很多人認為，羅榮桓的病這次有了希望。
４月間，羅榮桓在原１１５師衛生部部長谷廣善和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從濱海駐地出發，越過隴海路，經過蘇北的沿海區、鹽阜區到淮北區，然後渡過洪澤湖，於５月２８日到達駐在淮南區盱眙縣東南黃花塘的新四軍軍部。
陳毅立即風塵塵僕僕地從前線趕回來，迎接他的「客人」。
當時，１１５師與新四軍是近鄰，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作戰地域逐步向北轉移，最北端已接近魯南地區。
陳毅非常熱情地招待他的客人。
當天晚上，他請羅榮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頓小籠湯包。５月３１日，新四軍軍部開了歡迎會，晚間演了戲。由於軍務纏身，陳毅把羅榮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後，又返回前線。
這次羅榮桓到新四軍，一路上還見到黃克誠、彭雪楓、賴傳珠、張愛萍、鐘偉、王東保等老戰友。羅榮桓與他們在一起回憶往事，緬懷已犧牲的戰友，有時談得興高采烈，倒也減輕不少病痛。
羅榮桓到達後，羅生特醫生便很快對他進行了全面的身體檢查。為了弄清楚是膀胱還是腎臟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鏡檢查，可當時沒有麻醉劑，做這樣的檢查又是十分痛苦的，羅生特面有難色。
羅榮桓像是猜透了羅生特的心思，對站在一邊的翻譯說：「請轉告羅生特大夫，我是專程來請他治病的，他要怎麼檢查，怎麼治療，就放心大膽地進行吧。」當翻譯轉告羅生特後，羅生特立即高興地點了點頭，然後用膀胱鏡給羅榮桓進行了檢查。
膀胱鏡是金屬製作的，檢查時尿道內壁不可避免地會被擦傷，當用稀釋的硝酸銀溶液沖洗膀胱時，刺激擦破的傷口，便鑽心地疼痛。
羅榮桓的額頭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整個身體都處於輕微的痙攣之中。
林月琴看不下去了，含著眼淚跑出門外。
隨行人員也看不下去，把目光移向別的地方。
羅榮桓也是人，他也感到了難以忍受的疼痛。但他畢竟是羅榮桓，能以頑強的意志與疼痛抗爭。此時此刻，他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和所承擔的義務，他想到毛澤東給他的電報，想到了山東軍區９萬人的抗日武裝，他也想到了林月琴「東進」和「南下」一對兒女……
在場的人無不為他捏了一把汗。羅生特細心地操作，盡量減輕羅榮桓的痛苦，用不大熟練的漢語叨咕：「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檢查結果證明，膀胱本身並無病變。於是，羅生特又給羅榮桓作了靛胭紫的靜脈注射，以檢查腎功能。結果查明羅榮桓左右兩側的腎臟都有病變。這究竟是腎腫瘤還是多囊腎，由於沒有Ｘ光機，無法再作進一步的檢查，羅生特只好決定暫時進行保守治療。
為了讓羅榮桓能夠安靜地休養，新四軍領導特意把他安排在一個環境幽靜的地方。住的是幾間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這裡聽不到槍炮聲。可羅榮桓卻一心掛著山東戰局，想著自己的工作，無心靜養，便不顧陳毅等人的一再挽留，於６月２０日踏上了返回山東的歸程。
在回山東的路上，羅榮桓似乎已感到疾病對自己生命所構成的威脅，對守在擔架旁的林月琴說：「我要訂一個５年計劃，爭取再活５年，打敗了日寇，死也瞑目了。」
林月琴對羅榮桓的病心中沒有底，她抑制著焦慮的心情，安慰他說：
「你的計劃一定能夠實現，將來革命勝利了，就有條件把病治好了。」
「是嗎？」羅榮桓笑了一下，沒有再說什麼。
當年秋後，陳毅又專門派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的專家黃農（後改為王雨田），陪同羅生特到山東為羅榮桓治病。
這兩人的到來，給治好羅榮桓的病又帶來了希望，羅生特也有機會瞭解羅榮桓的為人。
羅生特身材高大，性格開朗活潑。在新四軍時，常同性格同樣十分豪爽的陳毅、彭雪楓拊掌而談，有時還拍拍肩膀，開幾句玩笑。但他認識羅榮桓後，發現羅榮桓的性格與陳毅、彭雪楓完全不同。羅榮桓沉靜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羅生特同他交談時，他往往是聽得多，說得少，而每次說話又都是言簡意賅。
羅生特還喜歡瞭解一些中國革命將領的經歷，到山東後，他對羅榮桓進行「採訪」，然而不管他怎樣動員，羅榮桓還是很少談自己的過去。
有一次，羅生特聽梁興初說，羅榮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過他的命。羅生特頗感興趣，去問羅榮桓，可羅榮桓只是淡淡一笑，說一聲「這都是應該做的」便完事。
羅榮桓夫婦經常留羅生特在家吃飯，相處如同一家人。他同羅榮桓的孩子東進混得很熟，東進稱他為「大鼻子叔叔」。
羅生特畢業於維也納大學，曾因參加反法西斯鬥爭而被捕，在獄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斷了兩根肋骨。來山東後，羅榮桓對他非常關心。前線繳獲的煉乳、咖啡等罐頭，羅榮桓都吩咐送給他吃。然而，限於條件，有時羅生特也得啃煎餅。常常寄養在老鄉家中的羅東進吃慣了高粱煎餅，稱之為「嘎崩」，啃起煎餅來，也是津津有味。羅生特學著東進的話說：
「這個嘎崩很香。」
羅榮桓回到山東不久，就在８月間，朱瑞奉命回延安準備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９月，羅榮桓被任命為山東分局書記。這樣，羅榮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碼。
自羅榮桓主持分局和軍區的領導工作後，山東根據地完全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軍隊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的統一領導下行動。這時的山東分局，由羅榮桓、黎玉和蕭華組成。到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為委員，擔任分局的秘書長。他們四人組成的山東分局形成了統一領導山東鬥爭的核心。黎玉在領導山東人民武裝起義、建立山東縱隊和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時，他除了兼任山東軍區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黨政方面的工作。他積極支持羅榮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羅榮桓會做別人的思想工作，又善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凡遇重大問題，別人有不同意見時，他從不獨斷專橫，總是廣泛聽取意見，集體討論決定。他常常把與自己共事的幾位領導幹部，形容為他的「三頭六臂」。他自己也經常對人講：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還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後，山東共產黨的領導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說來也奇怪，羅榮桓的病也再沒有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內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東八路軍忙於應付李仙洲進入山東的緊張時刻，從冀魯邊區傳來一個不好的消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魯邊軍區司令員黃驊被刺。
黃驊被刺不是國民黨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幹的，而是八路軍內部自己人幹的。這對羅榮桓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因為在此之前，１１５師在這一地區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在山東６個大戰略區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處境最困難的就數冀魯邊區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蕭華率３４３旅機關部分人員和小量部隊進入這一地區，與當地的抗日武裝匯合，組成了擁有２萬人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開闢了擁有１４個縣政權的根據地。由於這一地區直接威脅天津、德州、滄州、濟南等戰略要地，可以說處於日軍的肘腋之間，因此日軍對華北「掃蕩」，這裡就首當其衝。加之１９３９年災荒嚴重，大部隊難以在此活動，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蕭華奉命率部隊轉移到了魯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隊堅持冀魯邊區的鬥爭。以後，由於日軍加強對津浦路的封鎖，冀魯邊和魯西的聯繫基本上被切斷。
蕭華調任１１５師政治部主任後，出席了１１５師的桃峪會議，報告了冀魯邊區的工作。隨後，羅榮桓、朱瑞、陳光和蕭華等人深入研究了那裡的形勢，作出了打通冀魯邊區與清河區聯繫的決策。此前，由於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封鎖，地處小清河一帶的清河區同老黃河以北的冀魯邊區長期被割斷聯繫。清河區地處小清河兩岸平原，擁有壽光、廣饒、青城、鄒平等十幾個縣，人口達４００餘萬，因受膠濟路沿線日軍的進攻和封鎖，小清河以南地區逐漸被分割。他們便向黃河入海處的利津、沾化一帶地區發展。這裡雖然人煙稀少，但地區遼闊，遠離城鎮，很便於生存。如果冀魯邊區與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應，擴大機動餘地。從１９４１年春天開始，１１５師冀魯邊區部隊連續進行了幾次東進作戰，開闢了黃河北岸瀕臨渤海的魯北遊擊區，山東縱隊的清河部隊也在反擊頑固派以後，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帶墾區。兩區部隊終於粉碎了頑固派對八路軍的長期封鎖，打通了冀魯邊與其他地區的聯繫。
為了加強冀魯邊區的工作，羅榮桓從１１５師抽調了幾批幹部到那裡。蕭華調走後，任命周貫五為冀魯邊軍區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黃驊去冀魯邊區，任教導６旅副旅長兼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為了加強冀魯邊區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團結，發揮本地幹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東分局與１１５師決定把１９３９年從冀魯邊區調出的邢仁甫調回，任教導６旅旅長兼冀魯邊軍區司令員。與此同時，羅榮桓又抽調盧成道、王文模、黃榮海等一批幹部到冀魯邊區擔任領導工作。
然而，由於日偽軍多次進行「治安強化運動」，這一地區形勢越來越嚴重。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區內的日偽據點林立，９０％的老百姓被迫向日偽軍繳納租稅，多數的地方政權是表面上應付八路軍，而實際上是服從日偽軍，八路軍和共產黨在當地的日子很不好過。當時，沿津浦路以東，以德州為中心的南北各縣，基本上為日偽所控制，八路軍不能入境，迴旋餘地越來越小，根據地已完全變為游擊區。加上敵人實行殘暴的掠奪政策，邊區人力、物力損失嚴重，糧食困難。部隊不得不換穿便衣，長期分散活動，得不到休整，傷病員也得不到安置，處境非常困難。就在這時，山東軍區的一項決定成了黃驊被刺的導火索。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日，在實現山東軍事領導一元化時，山東軍區任命黃驊為冀魯邊軍區司令員，調邢仁甫去延安學習。邢仁甫卻認為是山東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隊的幹部壓地方幹部，心裡就憋了一股怨氣。
邢仁甫是舊軍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領導本地抗日武裝起義，１９４０年調離邊區，擔任過１１５師政治部的軍區工作部部長。因為他在該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到１９４２年春，山東軍區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魯邊區。邊區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於他平時喜歡拉拉扯扯，經常給一些人小恩小惠，這些人受了他的籠絡，就跟著他屁股後面跑。為此，當時任軍區副司令員的黃驊經常幫助他，他卻非常反感，反而視黃驊為「眼中釘」。當他接到去延安學習的命令後，便認為是黃驊把他擠出了邊區，奪了他的權。他離開機關，帶著電台和一部分部隊住在小島上，在暗地裡設計自己的陰謀。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晚，黃驊和盧成道等人正在新海縣趙家村學堂召開邊區偵察工作會議。突然，軍區手槍隊長馮冠魁帶了四五個人闖到室內，向黃驊等與會人員開槍射擊，黃驊和盧成道等５人當場犧牲。
馮冠魁系土匪出身，當過偽軍，後來被爭取過來，仍匪性不改。這次刺殺黃驊，就是由邢仁甫策劃，由馮冠魁實施的。
刺殺黃驊的事件發生後，邢仁甫頻頻地向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發報，表示自己的「忠誠」，根本不承認此事與他有關。同時，還挑撥拉攏一些人，要把部隊拉出來，跟他「開創一個局面」。
當時，由於山東軍區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殺黃驊的確實罪證，所以羅榮桓等人決定繼續對他採取挽救的方針，但也沒有重用他。
到了１９４３年年底，邢仁甫覺得這樣呆下去遲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國民黨，由天津到了洛陽。他拿到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蔣鼎文給他的「挺進第一縱隊司令」委任狀，從洛陽趕回原來盤踞的小島時，跟著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軍區的懷抱。最後，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為「六縣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後，他又當上了國民黨軍統特務，直到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時，邢仁甫才被捕歸案，押到鹽山縣就地正法。
黃驊被刺後，以羅榮桓為首的山東軍區和山東分局下決心整頓冀魯邊區，決定將冀魯邊區與清河區合併為渤海軍區，由楊國夫任軍區司令員，景曉村為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王卓如任區黨委副書記。為了紀念黃驊，決定將他被害的新海縣改為黃驊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