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
電影高遠，霞光萬丈，昨日薄暮時分，大俠金庸翩翩又臨寶島。喜愛金庸小說的舊友和知音，特別趁機和他相聚晤談。初秋夜涼，燈影曳曳，頗有幾分西窗剪燭的意趣。一年不見，大俠風采依舊，健談依舊。滿座佳朋，話題卻總環繞著他，因為總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識和多學。
話題先從他去年看的一齣戲說起。因著那齣戲的的談興，倒引伸出一個大家都很好奇的問題；「同樣是對古代社會的部分反映，民間戲曲是否提供了武俠小說某些素材或張本呢？」
「武俠小說的創作的確是在試圖逼近古代的社會。」金庸先生緩緩說道：「從歷史的資料裡，我盡可能地把所接觸到的生活層面包括進去，其中也許還包括文人們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的情懷，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藝術的造型來說，傳統的戲曲和現在的小說中間就差異顯然了。」
「京劇是世界上最豐富亦最艱難的舞台藝術。在表現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說白，還有武功和雜技——當然這已經是十分粗略的說法了。舉目世界，沒有其他的舞台藝術能夠如此面面俱到，歌劇的女高音常是體態臃腫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會有演唱的稟賦或機緣。然而從發展的形式上看，京劇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卻正是和小說難以契合的地方。」說著，他赫然一笑，像是為什麼而抱歉著了：「在過去，舞台的照明設備不健全，音響效果也未必好，臉譜便往往成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條件。演員一登台，善惡分曉、忠奸畢露——而且往往很難將人比較複雜的個性呈現出來，僅止於典型式的劃分。這對反映人生來說，是比較粗糙的。一般說來，京劇或者其他的民間戲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過一個戲劇化的故事來表現人生，或許它的重心在於歌舞與表演藝術本身的成就。小說則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強調：從民間藝術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麼，間接的啟發和影響於我而言卻是難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見解便是如此謹慎溫婉地娓娓道來，即使在論斷時也一樣：「中國的藝術大約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國畫大師喜歡去看京劇，他們能從舞蹈之中捉摸作畫的靈感，那也許是一根線條，或者一個籠統的輪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鮮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創作的過程當中有時也有類似的體悟，就拿武功來說，當它臻於化境，便自然成為一種藝術了，所以我曾用書畫之道解釋一些招式，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喜歡把一切事物圓融渾化，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罷？甚至將人生哲學也納入藝術或武技之中，這是非常獨特的解釋。」
談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敘說起他的作品《鹿鼎記》，和它的主人公韋小寶。
「寫作這部書時，我經常想起魯迅的《阿Q正傳》所強調的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精神勝利的意念在中國的確相當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卻不是中國所獨有的。有時走訪國外，我也常發現，幾乎每個地方的人民都有他們精神勝利的方式。所以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探索中國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傳統的說法裡，道德總是被強調著：忠孝仁愛或者禮義廉恥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惡從人性中孤立出來，再用單純的德國去一一拴套。就事實來說，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中國人一向在艱苦的環境裡進行著異常的生存競爭，為了活命和繁衍，會用盡各種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訓相左的。韋小寶這個人物容納了歷史感很強的中國人性格，一方面他重義氣——重義氣這一點恐怕也跟生存環境的艱苦有關；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賭，時時也玩弄一些陰謀詭計。諸如此類，也算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卻也相當真實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問起有關小說中所敘述的奇能異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環境的艱苦？
「我想是的，誠如你所說：雪地裡的蜈蚣可以吃嗎？在傳記小說裡曾經出現過這種場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條件欠缺的土地上，這個古老民族如何奮鬥的歷程，所以烹飪終於也發展成一門藝術了。」金庸先生說：「於是我們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了。」
窗外夜風乍起，而那個古老的中國，卻仍舊懸著從武俠，從戲曲，從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燈花般輕輕搖起的玄思裡，逼近了來。置身在歷史當中，某些人生態度正從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裡，向現實世界中快樂或痛苦的人們伸展著觸鬚了。它能引起多少記憶或影響呢？
「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種種來。就直接的影響和關係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構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間，變化太大，耗時過久，這種藝術也就漸漸不時興了。現在人何嘗有餘暇玩這些，落一粒子十幾分鐘，一盤棋可以下好幾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發現：麻將比圍棋更流行！」
「但是圍棋的訓練對我卻有另外的啟示。其一是『變』，沈君山先生曾告訴我：目前的電腦還不能處理圍棋中所包涵的廣多變數。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過的：人世間變化萬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這和當前的西方文明社會中的人生態度是相衝突的，慢的妙處在於沉思和品味。如果圍棋能在西方社會裡成為普遍的娛樂，可能會幫助許多人更深刻地體悟人生。」
他從容地點煙，也不忙著吸，然後長長的一截菸灰滾落。他答覆了一些關於個人學佛的問題。
「或許就如同文學一樣，流派紛紛，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隨人的興趣所近，選擇所好。佛學也是如此，具有八萬四千法門，因人的個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徑。」
「在最基本的理論上，佛家經常講『變』，所謂一剎那，是比一秒鐘還要快些，而且是無從度量的，剎那間即是一變，這當然是象徵性的講法了。透過『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圓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於悲；喜亦不常喜，不止於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與美人總難出逃於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麼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這是東方神秘色彩的畫筆麼？文學與藝術一旦逼近了這份氤氳，衝突或者挫折或者鬥爭或者勝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麼東方的悲劇情懷又如何藉著文藝形式加以傳遞、感染呢？
金庸先生從頭說起：「簡單地說，希臘的古典悲劇總是強調著『命運』，人受制於它，並與之抗爭，然後遭受到永恆的挫敗。而在中國或者印度的傳統思想中並不是這樣，悲劇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據人的個性而衍發。世事紛壇，人總在面臨各式各樣的選擇，選擇也可能是出於誤會，但是誤會是對是錯呢！即使人能瞭解自己的選擇，又能否肯定那瞭解就是正確的呢？正確就是一定的嗎？選擇真能歸結於命運嗎？或者還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裡呢？從個性決定的觀點，我個人以為是比較落實一些的。」
他這時深吸了一口煙，說道：「希臘悲劇似乎總是一連串的驚疑和恐怖，觀眾可以眼看著劇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運的牢籠，無法解脫。然而東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卻不是這樣簡化了的。佛家既說『無常』，同時也強調『因緣』。『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動力；『緣』即是其間許許多多的附帶條件，比方說今夜之會吧！我從香港來，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這裡，——這是『因』；諸位今晚也都有空過來談談——這是『緣』，因緣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談命運，不談上帝，積極的地方在於相信某些『緣』是可以由人為控制的。——這是佛家主張『有為』的一種見證。」
那麼，人如何去知道命運，或者知道因和緣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為，以及如何有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知識」在佛家的哲學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這就涉及到宗教性與世俗性的分歧的一點上了。」金庸先生說：「越談越玄了，好像？——佛家有兩種看似相互矛盾，實則只是落腳的層面不同的說法。所謂『八正道』，也就是八種落實於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條路就是『正見』：求得正確的知識以及見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強調人的『罪』。卻認為人所犯的錯誤不過是出於『無明』而已，人因為不能求得正確的見解，所以會犯錯。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當人生在世數十年，接受各式各樣的見解和經驗之後，總會有所執著和堅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後的真理，勢必須要拋棄所有的成見，那時知識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見」的語意上，西方的蘇格拉底在論述中也曾有過類似的見解，他也是將人的罪惡、虛偽和錯誤在某種程度上訴諸人的無知，與佛說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識與發展的歷程中，東西方又分別導領出有著相當差異的軌道。金庸先生揮語如行雲，對這個問題作了扼要簡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學傳統裡對知識是相當重視的。柏拉圖也曾認為追求知識就可以完滿地解決人生問題。發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認為人永遠不可能接觸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類的語言及思辨能力是相牴觸的，知識亦無能為力。康德只作如是說，並沒有進一步地說明。而在佛家則進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禪宗尤其主張如此。這就是屬於宗教的問題了：信則是；不信則否。哲學家想當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認為一切哲學的解釋，總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問佛祖：宇宙是有儘是無盡的？是有限是無限？人死後會如何？問了十四個類似的問題，釋迦牟尼都不回話，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這些問題獲得不同的解釋，卻終不能有答案，提問便是無稽的。釋迎牟尼還作了一個比喻：有人中了毒箭，這時去研究那箭身的質料為何，研究那箭羽的種類為何，研究那射箭人狀貌如何，諸如此類皆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怎樣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條性命。」
「——唉！我已經『說』得太多了，個人於佛，只是初學，修習的是較古的原始佛教。其實人人學佛各隨緣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門』的，有人學佛是為了研究學問，宗教的意味變淡了；有人修佛是出於信仰，即使不能讀很多經典，只要一旦開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顯然是不準備多說什麼了，無語因緣，在座者也多只便會心而笑了。
接著，座中人的聯想忽發，從佛教世界到武俠小說，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萬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懷之下，《西遊記》這部書已如「觔斗雲」般浮躍而來。
金庸先生傾身換了個坐姿，緩緩道來：「《西遊記》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時的創作，總是附會故事，敷陳情節，刻畫人物，最後輯補撰訂的。其中猴子造型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詩裡的英雄人物去。佛經中也利用了那些傳統的民間故事，後來傳入中土，踵事增華，便不只於佛家一門。《西遊記》裡儒、道兩家的風味和理想也具有相當份量的地位，這是中國人合異取同的天性了。」
當人們提及金庸先生早年從事電影工作的時候，他連忙搖搖手，笑道說：「我在電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做一年多，導過兩部戲。他們對於戲劇的限制非常嚴，編個劇本要這審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個適當的創作環境，我沒有待下去。一直到現在，他們似乎仍然未曾擺脫那許多束縛。
去年，中共召開『文化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許多人在會中也強調了：主題的限制需要放寬，創作需要自由。連鄧小平也在開幕典禮中說：中國地大物博而歷史悠久，文藝創作也必須要有多方面的表現。至少在趨勢上，放寬是不可避免的。記得去年我在香港，見到一出由大陸的劇團所演出的京戲《辛安驛》，竟然也採用傳統的演出形式，刻畫一對假鳳虛凰的思春之狀，這和前幾年中共的姿態是大異其趣的。
中國是大的！大中國怎麼能任少數人意向所使，翻雲覆雨呢？形勢是自然而然與人的心靈相啟發、相印證。從文學藝術或是哲思玄理之間，我們可以管窺出一些歷史發展的端倪，人們必須一步一步走向自由、開明、寬容而民主的理想。據我個人三年來的觀察，大陸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傾向和趨勢。至少已經公開承認台灣三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就。——這從某方面來說，稱得上是進步的基礎。」
金庸先生語重心長地作了結論：「中華民族有偉大的文化傳統，這深厚的文化傳統，大有可能導引我們進入光明的未來，重視文化經驗多方面的發展，然後我們期待！」
夜涼方濃，一燈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別，彷彿是結束了什麼。然而結束了麼？或者告別了儒俠金庸，便頓然覺出有一程歲月正將開始呢？那是慧思與靈感的開悟麼？然而一席話間怎容得下這許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細品深思的課題，引燃了歸客的心緒，一如燈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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