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金庸一席談 杜南發
「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這是倪匡兄在介紹金庸時，最最令人心動的一句話。
當然，這句話中的「中國人」有修正為「華人」的必要，但是，這整句話所指出的事實，卻是非常明確而真實的。
的確，對所有聽過金庸這個名字的人士來說，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是一種如雷貫耳，仰之彌高，令人肅然起敬的感覺。
然而，對所有認識金庸的人士來說，他這個人所代表的，卻是一位才氣縱橫，見地精闢，令人心折的長者和智者。
雖然，許多有關金庸的報道文字，都形容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嚴肅人物，有一副不怒自威的顏容，令人望之不禁噤若寒蟬。
可是，倪匡兄卻說：「金庸本性極活潑，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鬧，甚至委屈自己，縱容壞脾氣的朋友。」
我所見到的金庸，就正是這麼一位持重中不失活潑的金庸。
當然，我相信，最大的可能，是因為那天也在場的倪匡兄，所以，那天的金庸，就是那位不時哈哈大笑，「本性極活潑」的金庸，「是老少咸宜的朋友」。
那是4月12日，在香港，下午4時30分，我和倪匡兄一同按響了金府的門鈴。
應門的正是金庸。
記得有人曾經這麼形容他：「個子中等，大約175厘米左右，年輕時很瘦，後來發胖，如今體重約70公斤。臉型相當罕見，是典型的四方國字臉，很能給人一種不苟言笑的威嚴感。」
可是，那天應門的金庸，那國字臉上卻佈滿親切的笑意，那種返璞歸真的感覺，不知怎地立刻令我想起那尊笑意盈盈的彌勒佛！雖然，金庸不是神話人物，而且，他那號稱「發胖」的體型，比起彌勒佛的規模，至少還要差了兩級以上。
不過，佛學實際上的確是金庸這幾年來精研的科目，為了要能直接讀佛經，他甚至還學習了全世界最複雜的文字：印度梵文！（不過他說所學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幾乎等於不懂。）
踏進那大書房暨客廳，但見四壁皆書，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關佛學的書籍，各種語文的都有，還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讀完的《大藏經》！
這樣一個環境應該是嚴肅而靜穆的，幸好有倪匡兄不絕的笑聲，加上東道主的不時擊掌應和，相由心生，眼前情景便乍然一變而為如沐春風般的妙趣洋溢。
我們的訪談，就是在這樣「大家隨便聊聊就好了」（金庸語）的輕鬆氣氛中開始的……
杜：首先，我想先提出一個大概一般讀者都會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您當初為什麼會寫起武俠小說來呢？
金：這問題我已經重複了好多次了（不禁笑了起來，倪匡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時候我的工作和你一樣，在做副刊編輯，那副刊需要武俠小說，於是就這樣寫起來了，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杜：那麼後來為什麼會停筆不寫了？
金：我第一部寫的是《書劍恩仇錄》，還算成功，就一直寫下去，寫到最後一部《鹿鼎記》，那是在1971、1972年間就寫完了，覺得沒多大興趣了，就不寫了。
杜：大家覺得，您的武俠小說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和中國歷史有很密切的結合，為什麼您會採取這樣的處理手法呢？
金：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武俠小說本來就是以中國古代社會為背景，越是真實，讀者越會感到興趣。既然以古代社會為背景，那就不能和歷史完全脫節。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對中國的歷史很有興趣。
杜：那麼，您對自己的武俠小說有些什麼感想？
全：這個問題實在不好談啦，把自己說得太低，讀者可能竟會誤以為真，豈不糟糕，哈哈！像在《笑傲江湖》裡，有一個苗女問岳不群的夫人劍法是不是很高，她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說相當不錯，好像不大客氣，說自己很低，對方會誤以為真的很低，所以只好一笑不答，哈哈。
倪：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的毛病，如果是西方人就不同，是不是？記得有個笑話，有個中國人請外國人吃飯，飯後免不了說些今天的菜做得不好，請不要見怪之類的客套話。可那洋廚子在旁一聽就火了，他想我今天這幾道菜下了好大功夫，煮得那麼好，怎麼你竟然還說不好！哈哈哈！當然這是整個民族思維觀念的問題，如果一個中國人待人處事不謙虛一番的話，整個社會就不會接受他了，對嗎？
金（點頭稱是）：對，對，在中國，其實不僅是小說界，像京劇的梅蘭芳，他的演技是公認一流的，可是如果你問起他，他一定會說那不行啦之類的謙遜一番。因為如果他真的承認自己是那麼好，是一流水準的話，那麼，不僅同行受不了，社會也會對他起反感，畢竟中國人認為謙虛是應該的。說老實話，我以為我的武俠小說是第一流的，但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不夠資格了，這是真心話。
一陣哈哈大笑之後，話題開始從金庸的武俠小說轉到中國武俠小說評價的整體問題上來了。
杜：那麼，你對中國武俠小說，特別是近代這些年來的發展，有些怎樣的看法和評價呢？
金：關於評價的問題，我看我們暫且不管水準好壞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我認為值得注意的，就是武俠小說是真正的群眾小說。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文藝觀，都有一個共通點，前者說要為工農兵服務，後者也表示文藝應該大眾化、普及化。武俠小說在這方面大致上是能達到的。
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戲劇也是如此，無論是京劇、越劇、粵劇等等，和西方的歌劇都完全不同。甚至像詩，也是從古詩樂府一直延續下來，直到新詩才出現完全不同的形式風貌。
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像音樂，中國的五聲音階和西洋的七聲音階聽起來就完全不同，一聽就可以分辨得出來。
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
杜：您說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那是指在精神方面還是文字形式方面呢？
全：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在形式方面，因為精神可以有現代的想法，現代的主題，不過，實際上精神這回事也不容易劃分是現代還是古代的。可是形式就不同，中國的藝術有它獨特的形式，不論音樂、圖畫、服裝、戲劇、舞蹈，你一看就可以感覺得出來。實際上這是文化上的特色，像日本、印度或其他文化的藝術，你一下就可以分辨得很清楚。特別是有著悠久傳統的文化，它的藝術表現一定有其獨特的個性。
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
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似乎出現了一種觀念，以為只有外國的形式才是小說，中國的形式不是小說。
杜：我覺得，自五四迄今，武俠小說一路來都很受到一般民眾的歡迎，甚至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也非常流行。可是，在正式的評價方面，例如一般人編寫的文學史或小說史，都很少把武俠小說列入其中，或是給予任何肯定，這是一種很奇怪和矛盾的現象……
金：我想這和武俠小本身寫得不好也有關，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過，我想一般知識分子排斥像張恨水那樣的章回小說，而把巴金、魯迅那些小說奉為正統，這個問題主要是基於政治的因素甚於藝術因素。因為這些人都是大知識分子，他們在政治上有地位或影響力，而且整個中國文壇主要也是由這些人組成的。而用中國傳統方式來寫小說的人，就比較不受整個中國文化界的重視，甚至受到歧視。
武俠小說雖然出現的時間不算短，但寫得比較好的卻還是近代的事。從前的武俠作品雖然多，佳作卻少見，像清末的《七俠五義》，已算寫得不錯的了。當然，要評定一部作品的成就，就不單是形式問題，而涉及內容，如果作品具有文學價值的話，那麼經過一段時間後，必然會得到應當的評價和地位。就好像《七俠五義》這部書，魯迅所寫的《中國小說史》也有提到它，《兒女英雄傳》也一樣，所以這主要要從小說本身的價值來判斷。
杜：那麼，以您的看法，武俠小說的價值究竟是什麼？
金：我很同意倪匡曾經說過的一段話，就是不管是武俠小說，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麼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麼形式來表現那完全沒有關係。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他任何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俠小說也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有好的，也有不少壞的作品。我們不能很籠統地、一概而論地說武俠小說好還是不好，或是說愛情小說好還是不好，只能說某一部小說寫得好不好。倪匡那段話的觀點很清楚，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和它是不是武俠小說沒有關係。問題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夠感動人，有沒有意義，而不是在於它是不是用武俠的方法來表現。
杜：您剛才提到作品是否能感動人是否有意義的問題，那麼，您是否認為，這兩點就是決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價值的條件？
金：每個人對文學都有自己的看法，以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文學主要是表達人的感情。文學不是用來講道理的，如果能夠深刻而生動地表現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學。我不贊成用「主題」來評斷一部作品。主題的正確與否，並不是文學的功能，如果要表現某一種特定的主題，一篇理論性文章會更好、更直接。
杜：那麼您認為文學的功能，不是用來說教，用來講道理的？
金：對，我認為文學的功能是用來表達人的感情，至於講道理，那就應該用議論性的、辯論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報上寫的社評（貴報南洋商報經常轉載的）。但是，這並不是文學。
杜：從這個角度來看，您的武俠小說，主要是要刻畫人性在情感上的各種表現？
金：對，就是人的個性、人的情感。中國人向來就喜歡說「文以載道」，認為文章的目的，是用來講道理的。當然用文字來講道理是可以的，也是極重要的功能，但那並不是文學。
杜：我看過一些有關您的評論文章，它們都指出您的作品中，具有很強烈的俠義精神，特別是義氣這一方面。
金：「義」是人的一種性格精神，有些文學作品用寓言的方式，講一匹馬或一隻狗，用人的感情寄托在他們身上來表現，實際上到底動物的感情如何，我們也不太知道，那些寓言所描寫的，是人的感情和個性。
文學作品要表現人類哪一種感情都是可以的，很強烈的愛，很強烈的恨。所謂義，或者說是特別的一種情誼，都是屬於人的感情。當然，俠義是人類感情中一種比較特別的部分。
杜：這種俠義精神，在中國應該是淵源自《史記·刺客列傳》那一脈俠義文學的傳統吧？
金：應該是的，當然俠義也不單單是中國才有，外國也有，不過中國人似乎對這方面特別重視，這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根源。
杜：除了中國的俠義文學傳統之外，西方文學對您的作品，是否會發生影響呢？
金：有的外國小說、電影，特別是外國的動作片，它的俠義精神也是很強烈的。西方很強調動作，類似武俠小說的地方也很多。我們所生活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是東西方交集的社會，不是純粹東方或西方的社會，耳濡目染之下，當然會受影響了。有些新的中國畫和中國音樂，受到西方藝術很大的影響，中國小說也不例外，往往以西方的表現方式來寫中國的人與事。我覺得用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方式來寫現代的人與事，也未嘗不可以試驗，像張恨水的小說就很受人歡迎。
杜：以您的看法，在現代社會裡，武俠小說所具有的，只有純粹欣賞作用，還是具有其他影響作用呢？
金：文學必須有一定的影響和功能，不過，我個人不想把文學當成是一種影響社會的工具。我覺得這些都是副作用，藝術本身還是藝術，它並不是追求什麼目的，只是追求一種美感。
人的價值觀念有許多不同的範疇，科學是追求真實，像牛頓和愛因斯坦，他們所研究的只是真或假，不用去想到它會有什麼其他作用或影響，他們不會想到發明這個定律之後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至於宗教的道德觀念，則是在研究善與惡的問題。文學藝術則是側重於美或不美的追求，至於真假善惡，則是另外一回事。
當然，這種講法會有很多人不贊成，很多文學理論家喜歡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並論。他們總喜歡談論某一部小說對人們有什麼效果，那首音樂對人們又有什麼好處。有個笑話，說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聲來，說樂聖貝多芬可是一個脾氣怪得透頂的傢伙。）對，貝多芬自己的性情卻一點也不好到那裡去。哈哈，所以，我覺得聽音樂只要覺得好聽不好聽就可以了，至於聽了之後你會變得好一點或壞一點，相信不會是音樂家作曲時想追求的效果。音樂是非常抽像的，一般交響樂究竟是要表現什麼，大概連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釋，說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是表現人對命運的奮鬥、抗爭；升C小調鋼琴奏鳴曲是表現月光的意境等等。其實它原來未必是那麼一回事，都是後人添加上去的。
音樂很抽像，人們給它添上各種解釋，那也無所謂。小說是具體的文字，人們就很喜歡研究某一部小說對人是有好影響或壞影響，對世道人心有沒有貢獻。當然，一部作品的影響是有的，不過，作家在寫的時候，有的人也許會懷有這個目的，我本人則不大想。我如果想寫這些人的話，我只側重於描寫他們的情感、個性，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杜：這麼說來，您的小說主要是透過刻畫書中人物的個性，去表現和反映人類的情感，希望給讀者產生一種真實和切身的感受？
金：對的，我只是希望寫得真實，寫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常注意到的情感都發掘出來，表現出來。當然武俠小說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會這麼緊張和驚險，就像倪匡在科學幻想小說中老是碰見外太空人一樣，我們大家都沒見過。（笑）
杜：也許他那麼多小說材料，根本就是外太空人用腦電波傳達給他的哩，哈哈。
倪：（哈哈大笑）：你又怎麼知道我不是外太空人哩！哈哈。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小說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說有什麼用？不管大家說它多好，可是你根本就看不下去，這樣的小說又有什麼用處？
金：我想這是某些文學批評家所造成的風氣……
杜：對，實際上我想，如果曹雪芹當初會想到他那部當時賣都不一定賣得出去的《紅樓夢》竟然現在會這麼偉大的話，我想他說什麼也寫不出這部小說來。
金：對，如果作家在動筆之前一心想要寫一部偉大的小說的話，他一定寫不出來，就算寫得出來，也一定不會偉大到哪裡去。
倪：不過，我覺得中國的傳統小說還是好看的居多，像明朝的《警世通言》、《拍案驚奇》等等那幾部小說，寫得都很好看……
金：我想這和文化傳統是有關係的，如果你拿給外國人看，他可就覺得沒什麼看頭了，所以這和民族性格大有關係。就像中國的小調，我們覺得悅耳動聽，可是外國人聽來卻覺得簡單無聊。像《紅樓夢》，外國人看它主要也是基於研究性的，一般的外國人不見得會喜歡看，像那些外國家庭主婦，辦公室文員，怎麼會去喜歡這樣一部男女關係搞都搞不清的翻譯小說呢？
倪：哈，套用《水滸傳》裡的一句粗話，就是簡直看得「淡出鳥來」，哈哈！因為他們可能看都看不懂，哪能談什麼象徵，談什麼意義呢？
金：當然，在這一點上我和倪匡是志同道合，不過可不是什麼正統的文學觀點啦……
倪（打著哈哈搶著說）：「嘿，你怎麼這麼長他人志氣？你也可以認為自己是正統，哈哈。」
金（笑著說）：對，對，通常正統與否和流行與否有關，一般流行的說法往往就會被推許為正統的……
倪：不，不，流行也不一定就是正統呀！其實不過是主張那些觀點的人地盤多些吧，一般人的觀點不一定和他們一樣……
（這一番搶白，說得大家點頭稱是。）
金（點著頭）：其實，也許持我們這一種觀點的人會更多呢……
倪（又是一輪快攻）：當然多啦，你不信只要看一看小說的銷路好了，對嗎？
金：今天《明報》上，就有一篇徐速的文章，題目叫《香港文學那裡去了》，他們說的文學，就不包括我們這些作品在內。
倪：我覺得古龍講的一句話最好，他說：我們這些人什麼文學獎都別指望拿到，不過，我們卻可以得到群眾獎。群眾喜歡我們就好了，教授喜不喜歡我們有什麼關係，對嗎？
杜：可是金庸的小說也大受教授專家的歡迎呀！
倪：對啊，所以金庸小說偉大就在這裡嘛。上至大學教授、內閣部長，下至販夫走卒，人人都愛看，可說是真正的雅俗共賞。我覺得寫小說能寫到雅俗共賞，是最不容易的事了。對嗎？正所謂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要熱鬧與門道兼具，是最難的了。
金：一般文學批評家可是看門道多，看熱鬧的比較少了。
倪：門道？老實講，那些門道也是文學批評家自己造出來的，像皇帝的新衣一樣，每個人都看不到，但都說好。要不然你就是看不懂，是外行，沒水準，不是嗎？
杜：對！就像現在人人愛看金庸的武俠，而且人人讚好，結果誰也不敢說金庸寫得不好了，對嗎？
金（開玩笑地說）：這就是造成一股聲勢的好處啦，哈哈。
杜：這麼說來，您的文學觀念倒是蠻「正統」的嘛？
金：嗯，其實我的觀點是群眾觀點。我覺得，就借共產黨「要為工農兵服務」的說法來說吧，像諾貝爾文學獎那樣的作品，工農兵怎麼會看得懂？就以剛去世的茅盾來說，你把他的《子夜》和一部武俠小說一同拿給工農兵看，你想他們會接受那一種？他們一定會喜歡看武俠小說。《子夜》那類的作品寫得自然很好，雖然說是要為群眾或工農兵服務，可是究竟有幾個工農兵真的會喜歡看它？這是不無疑問的。
杜：從這個角度來看，一般文學史至少在這方面，似乎應該有重新評估和糾正的必要了？
金：這要看哪一方面而定，在反映社會背景或寫作的深度而言，《子夜》在反映舊上海社會某一部分人的生活狀態方面，當然有它的功能，至少可以記錄當時的社會實況，或甚至所謂可以為革命服務之類，這一點當然是武俠小說所沒有的。
倪：其實我覺得就算要表達一種很正確、很嚴肅的主題，我們也可以用很好看很引人入勝的手法來寫，效果不是更好？幹麼一定要寫得那麼神聖不可侵犯而拒人於千里之外呢？不過，老實說，《子夜》在這當中還算是寫得好的了，有些更是簡直叫人看不下去。
（這段話看似「強詞奪理」，其實別有一番「反潮流」的大道理在其中，聽得大家大點其頭。）
金：當然從一定的角度來看，這些文學作品的確是有它的長處和價值，不過，如果口口聲聲說它是要為群眾服務，可是群眾到底是否看得懂，卻大有疑問。這樣的矛盾有什麼意思？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當然可以欣賞，可是工農兵絕對不能欣賞。那麼，您是不是認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應該能夠盡量讓大多數人接受呢？
倪匡剛才那個說法的確是偏激一點，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分成幾個部分來談。我覺得任何東西，包括文學在內，總得要有些是高級的，一些中級的，一些是普通的。就像汽車，無論是勞斯萊斯或是普通的小轎車，都應該製造，因為各有喜歡它們、用得起它們的人在使用它。又好像手錶，有人專戴名貴的，可是絕大多數人還是戴那些普通的手錶一樣。小說也是如此，我們這些小說可以說是適應群眾需要的。有些學者喜歡去鑽牛角尖，我們當然也不會去反對。
倪：其實我覺得大多數文學批評家都是和群眾脫節的，就像那些影評家一樣，他們說好的電影一定不賣座（笑）。也許這是一般知識分子的通病，他們老是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根本就不去留意一下群眾的心態和觀點。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好的文學批評家和影評家還是有的啦，可惜大多數的這些什麼家還是和那些看皇帝的新衣的人一樣，哈哈！
（又是一陣哄堂，好一陣子方停。）
杜：那麼以您自己的觀點而言，您對小說有些什麼基本的要求？
金：在第一點上我是和倪匡一樣，就是小說一定要好看，因為小說最重要的還是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說單只是好看，讀者看過之後就忘記了，那也沒什麼意思。如果在人物刻劃方面除了好看之外，還能夠令讀者難忘和感動，印象深刻而鮮明的話，那就是又進一步了。畢竟，小說還是在於反映人生的。
杜：反映哪一部分的人生？
金：當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應該加以反映，不過，我認為歸根結底情感還是人生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因為小說不是流水帳，不能單純地把所要描寫的人物的一舉一動都記下來，小說是要比較精煉一點，所以，應該側重於人生經驗中最重要的情感問題。例如你描寫一個學生，你不可能去仔細地記錄他上午念英文，然後念數學種瑣細的事務，而會去選擇在某一段時間裡，對他最具衝擊力的一件事來刻畫和描寫，這才是小說。
杜：近年來，由於視聽式大眾傳播媒介的日益普遍和越來越受歡迎，例如在新馬一帶，電視連續劇便是最受群眾歡迎的娛樂方式。在這種情形下，有人便擔心它可能會對小說構成威脅，像夏志清甚至還擔心文學將來會被這種視聽大眾傳播體所取代。對這種現象和可能出現的趨勢，您有什麼看法？
金：我的基本觀點是，整個世界都是一直處於變動不居之中，即使將來所有文字都消失了，也不稀奇。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太值得擔心的問題。當然，在我們這一代有生之年，小說還是會存在的，至於千百年之後，全世界可能就不再需要文字，那麼小說當然可能就不存在了。
實際上，小說和電視連續劇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人們也會各有偏好。就短期而言，小說必然還會繼續存在，長期而言，如果人類進化到不再需要文字這種表達形式的話，那麼小說就不會存在了。甚至像電視連續劇這種表現方式，也會被另一種新形式所取代，這是不足為奇的。
就像當年我們在辦報紙的時候，美國出現了無線電這種新玩意兒，當時辦報的人都很緊張，擔心無線電的新聞會取代報章，後來電視又出現，大家就更緊張了。然而，時至今日，報紙還是存在著。當然，如果沒有電視，報章的情況會比較好些，至少不會被電視搶去那麼多廣告。（哄堂大笑）然而，雖然面對這樣強的競爭，報紙還是能夠存在，因為畢竟各有各的群眾基礎和特色。
我想，小說和連續劇的關係也是一樣，雖然目前也許連續劇的觀眾會比小說多，但小說也不會因此就立刻被淘汰。
杜：談到辦報的問題，我想大家都知道，《明報》雖然在銷路上不是第一大報，可是，它的素質和水準，大家都公認是一流的，對於這種成就，您個人有些什麼感想呢？
金：就個人而言，自然是感到相當滿意。一般而言，報紙總是分成兩個極端，這在英國是特別明顯，一種是以質量取勝的，另一種則是流行性強的。當然，從辦報者本身的理想而言，總是希望能夠辦一份比較好的報紙，銷售量倒在其次。以《明報》目前的情形來說，我覺得內容還是不夠好，還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這是坦白話，絕對不是謙虛之詞。
杜：這次在台北和一些朋友，特別是沈登恩，大家在談起《明報》和您的時候，大家都對您這份報紙的水準和素質推崇備至。正由於如此，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是怎樣一種力量和使命感在推動您，使您會辦出這樣一份高水準的報章呢？
金：我個人一離開學校就進入《大公報》。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算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
我認為，一個人一生所做的事業，不論大小，總應該能令自己回想起來感到欣慰。當然這是一個目標，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過總得盡力去做就是了。所以，辦報紙也應該辦一份最好的報紙。當然這也是每個人的理想，如果你是開計程車，就希望自己能開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標走。
杜：關於這點，剛才您提到輿論，提到理想，提到最好的目標，這使我想到您那有口皆碑的《明報》社評。這裡，我想以最簡單的方式，請問您一個大家都感興趣的問題，就是：您的社評為什麼寫得那麼好？
金（微笑）：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個政治鬥爭很尖銳的地方。這一方面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各種各樣的政治都有。就《明報》而言，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不過，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獨立的。任何力量想影響我們的話，我們是絕對抗拒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可能讀者在短期內注意不到，但長期下來，讀者就會瞭解，我們是真正客觀、獨立和公正的。這個原則維持了二十多年，可說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各種威逼利誘是很大的。當然這也不是因為我是怎麼偉大，能夠不為威逼利誘所動。只是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只要能維持起碼的生活就夠了，只要過得去就可以了，這樣，利誘就容易抗拒了。因為你給我很多錢當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來的一番事業就這樣賣給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這樣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誘和威逼。
杜：聽說您最近正專心於潛研佛學，為什麼您會對佛學發生興趣呢？
金：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因為宗教是一種神秘經驗，信就信，不信就不信，這不是一種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為我相信人生就是這樣子，所以就信了。
剛才我曾說過，寫小說是追求美。我寫社評，則是在探討真與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斷對與錯。至於佛學，則是宗教性的範疇，是你信仰不信仰的問題，沒什麼道理可以講的。
倪：每個人對佛的領悟都是不同的，連釋迦牟尼的弟子，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領悟。
金：對，這要看個人的個性和經驗而定。
杜：我想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像您這樣在創作和事業上都達臻巔峰狀態的「一流高手」，從創作心理而言，內心是否會感覺到特別寂寞呢？
金：「一流高手」是絕對談不上的，這不是謙虛，是自己真正的感覺。「巔峰」這句話是不太適合，也許用在小說還可以，假如巔峰是指今後我自己不再有進步的話（笑）。至於事業和學問，肯定地離巔峰還很遠，因為相信《明報》還會有很多進步，我自己也還不斷的鑽研與學習。至於寂寞感的問題，我覺得，像一般寫作人，或宗教信仰不強烈的人，到了一個時候，可能會覺得人生沒有意義，沒有出路，於是便滋生了孤獨或寂寞的問題。就我而言，倒沒有這種寂寞不寂寞的感覺，因為，我是一個宗教信仰很強的人，我知道做人為了什麼，就沒寂寞與否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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