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是他一生事業的象徵，
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
任何一種成功，恐怕都是各種機緣湊合而成，有時候，刻意的追求常常達不到目標，反而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明報》是金庸一生事業的象徵。
金庸當初辦《明報》，當然有著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夠辦一張真正自由獨立的報紙。不過，那種理想僅只是朦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來，大概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受制於變亂不已的社會局勢與讀者口味。誰敢說金庸一開始辦《明報》就已有了宏大的計劃，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沒有沈寶新，《明報》會不會誕生並有日後的輝煌？金庸在異鄉遇上初中時的同學沈寶新，不能不說是一種緣。人生如匆匆過客，多少種相遇只是剎那蒔花，轉瞬即逝。青梅竹馬，勞燕分飛，再遇舊日夥伴，實是偶然中之偶然。不僅如此，那時的沈寶新正在從事印刷業務，而金庸已先後在四家大報任過職，對經營報紙的門徑，相當熟悉。完全可以想像這對少年時代的朋友在南國香江初遇時的那分激動。天作之緣，一拍即合，他們決定創辦自己的報紙。
1959年，一份叫《明報》的報紙在香港註冊。公司註冊資金十萬元，金庸佔百分之八十的股權，沈寶新佔了百分之二十。這樣的股權比例一直維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時也象徵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了「明教」這麼一個組織。金庸與「明」字有緣。
金庸請了當時香港最有名的書法家王植波題寫刊名。這兩個題字沿用至今。
《明報》創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
那時候香港的報紙，大體有二類，一類是比較高層次的如《星島》、《華僑》、《工商》等；另一類是低層次的如《響尾蛇》、《超然》等，以色情為招徠，迎合男性讀者的低級趣味。早期的《明報》似乎取了一條中間路線，既有嚴肅正經的社評，也有軟性香艷的小說。總的來說，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每日出版一張，小報形式設計。
《明報》的銷量起初並不盡人意，有過一段相當艱難的時期，甚至面臨倒閉的危險。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我們看見報館經濟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發，只求渡過難關，便心安理得了。」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那時查氏夫婦寧願捱著冬夜寒風，也不願付包船費。
金庸與沈寶新硬是苦苦支撐下來，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他們確確實實將辦報作為一項人生的事業去做，不願意半途而廢。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這話很有幾分真。
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便改買《明報》。《明報》創刊之初，連載的是《神雕俠侶》，發行量達到六千份。
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恐怕在於它的新聞報道、時事評論和分析。而這，卻離不開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鏞發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論。金庸的社論獨樹一幟，在讀者中，尤其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香港人習慣性地想到，看看《明報》的社論怎麼說。
每天一篇社論，幾十年堅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試問天下能有幾人做到？
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穩步上升，雖未至盈利可觀，赤字卻已逐漸減少。報館維持下去已無問題，相比於那些小報，銷量已算可觀，但比之於那幾張大報，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絞盡腦汁，思索追趕良策之際，中國大陸爆發了「大逃亡潮」。那時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大批的大陸人湧到香港，造成動盪局面，成為熱門話題。當時各大報都爭相採訪這段新聞，以《明報》的人力、物力，實難以與它們競爭。
於是，金庸在社評中大做文章，對於此事發表了與眾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讀者的注意。
以《大公報》為首的幾家大報，對於金庸的觀點進行了抨擊。《明報》當然不示弱，你來我往，一場激烈的筆戰引得讀者大看好戲，欲罷不能。本來並不怎麼著名的《明報》在筆戰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論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贊同還是反對，誰都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這次筆戰後，《明報》擴展至兩大張，形成了中型報紙的規格，同時也有了盈餘。可以說如果沒有「逃亡潮」，也許就沒有《明報》後來的發展。
差不多同時，《明報》與《大公報》又有一場火藥味更濃的論戰。那年，中國大陸出於戰略上的考慮，研製原子彈等核武器。金庸對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為強國在於親民，現在人民窮得連飯也沒得吃，實在不該去發展核子武器。這種論調顯然帶有書生氣，並不完全站得住腳，引起了《大公報》的猛烈抨擊。
越爭論，《明報》越出名，銷路越上升。難怪有人說，《明報》能在報界站穩陣腳，實拜《大公報》所賜，真可謂「謔而虐」也。所以，對於你的敵人，最好的辦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責別人的同時，常常是幫了別人的大忙。
《明報》的成功與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報》，人才薈萃，令人神往。
《信報》老闆林三木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明報》的。他先在資料室做資料員，受到金庸賞識被派往英國學習財經，返港後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以寫中國新聞見稱的丁望是資料室主任，丁望那時被視為中國問題的專家。現時《成報》總編輯韓中旋與小說家江之南那時是《明報》的編輯。曾以散文廣受歡迎的張君默是《明報》的記者。創辦《新夜報》，其後又回到《明報》出任總編輯的王世瑜，那時是校對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時加入《明報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版記者。另外還有簡而清的馬經、狗經，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為《明報》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明報》開闢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那時的中國，非常神秘，外界很難他瞭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滿足了許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報》成為報道中國消息的權威。
基於大陸「文革」對於文化的瘋狂摧殘，金庸於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旨在於海外保留一個延續中國文化的地盤。它的目標是非牟利的，虧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總編，禮聘許冠三、司馬長風兩人選稿，編輯則有王世瑜與黃俊東。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嚴，走的是純學術路線。後來胡菊人出任總編，長達十三年。胡菊人將月刊經營成一份綜合性的高水準讀物，形成了一個高級學術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沒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報》都面臨嚴峻考驗。「文革」的極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鬥爭狂潮。金庸也被當時的「左派」視作「反動派」，要「鬥垮斗臭」，並公開威脅要「消滅」他。《明報》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中自然受到衝擊，「左派」的騷擾包括寄上土製炸彈，煽動《明報》內部員工「起義」，及派人襲擊報社等。然而，就是在這種衝擊中，《明報》的銷量從「文革」前的五萬份激增至八萬份，真可謂因禍得福。
金庸曾回憶道：「我當然有些擔心，但我寫武俠小說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這個關頭一定要堅持到底，沒有退縮餘地。要麼就只有謹慎行動，非必要也不會外出。」直到「文革」結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脅才徹底消除。
1967年的暴動引起香港社會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擔心前途而移民國外。金庸也不能不考慮《明報》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視察，並在當地籌備出版一份《新明日報》。他當時的如意算盤是，萬一香港的出版業務出了什麼岔子，便可移師新加坡再幹一番事業。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政治分家，導致《新明日報》亦一分為二，加上當地對辦報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興闌柵，最後將絕大多數股權出售與當地合作的投資者，重回香港專心發展。
1968年，他辦了《明報週刊》，雖非香港的第一家週刊，卻經過數年發展，成為娛樂週刊中的佼佼者。週刊本是報紙為激發讀者的興趣，作為附贈品送給讀者的。但金庸卻大膽地提出，週刊的內容裝潢加以改革後，可以定價發行。許多人表示反對，以為這樣會失去讀者。
金庸卻說：「我們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內容走一些較適合家庭婦女們看的軟性文章路線，我想是會有銷路的。」
這樣，《明報週刊》便出籠了。
第一任主編潘粵生成績平平。第二任主編雷坡銳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銷路。
雷坡改用女編輯、女記者，因為女人較瞭解女人。他還策劃了一次爆炸性新聞，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書」，哄動香港，令週刊的數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幾萬份。
何秀汶是影星陳百祥的女友。那時陳百祥還未成名，跟朋友組織了一支樂隊在夜總會表演。他是標準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書據說是寫給他的。
《明報週刊》靠何秀汶擴大了銷路，雷坡快馬加鞭，千方百計發掘新聞，廣交男女明星，屢屢爆出娛樂圈內精彩的內幕。讀者也越來越多。
除了《明報》（日報）、《明報月刊》、《明報週刊》外，明報機構尚有一份《明報晚報》。金庸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經營美加、澳洲及歐洲的高級旅遊業務，使得明報集團的業務多元化。
金庸一手創辦的《明報》企業集團，經過三十多年不斷發展，已由一家報社擴展成兼營出版、旅遊、印刷以至地產的多元化企業。《明報》銷量高達十二萬份。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前後，銷量一度突破二十五萬份，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明報週刊》則達到三十萬份，執香港娛樂週刊市場之牛耳。
明報集團90年度的盈利高達七千萬元，到91年度接近一億元。金庸個人的財富估計已超過六億元。1991年《資本》雜誌編輯《九十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寶新則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從七十年代開始，成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應邀加入廉署社區關係處市民咨詢委員會，因而與首任廉政專員姬達接觸頻繁。姬達向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引薦金庸，就中國問題提供意見。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勳銜，又獲香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與名譽教授。撒切爾夫人首度訪華，為香港問題會談與中國磋商，經港時麥理浩安排金庸單獨會晤撒切爾夫人四十五分鐘。他出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制小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會見過鄧小平、胡耀邦和江澤民等許多中國最高層領導人。
倪匡嘖嘖稱讚：「查良鏞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個致富的知識分子。除了傳說中的陶朱公外，能夠同時成為大儒和富翁實在絕無僅有。做生意當然會惟利是圖，但這不一定會與良知發生衝突，因為賺錢不是壞事，做好事也可以賺錢。查良鏞是一個有知識和商業才能的人。」
王世瑜談及《明報》的成功，說：「《明報》的成功，可歸功於查良鏞個人的遠見。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六十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鏞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金庸接受記者採訪，談到辦報時說：「一個人一生所作的事業，不論大小，總應該能令自己回想起來感到欣慰。當然這是一個目標，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過總得盡力去做就是了。所以，辦報紙也應該辦一份最好的報紙。這當然也是每個人的理想。」
這就是金庸的事業心。正因為他如此執著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輝煌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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