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兩手空空來到香港，
以一枝生花妙筆贏得錦繡前程。
在戰亂中，許多人飄泊流離，無家可歸。
金庸離開浙江後，幾經轉輾，在湖南西部一個同學家裡住了一段時間。那個地方正是沈從文先生的家鄉，也是他《邊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那裡的苗人愛唱山歌，那時正值冬天，金庸與他們一起圍著黃火，一邊唱歌，一邊吃烤紅薯。熱愛音樂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鉛筆，鋪一張紙在膝蓋上，將這些歌一首首的記錄下來。短短的時間裡，記了厚厚的三大冊，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聲雖美，終究只是過客。
不久，金庸到了當時的首都重慶，考入政治大學，專業為國際法。那時舉國上下，正在遭受異族欺凌的恥辱，一般知識青年，大抵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不滿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軟弱與腐敗。
金庸曾回憶道：「抗戰時我在重慶唸書，那時國民黨政府時時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們就經常宣傳『岳飛不懂政治，秦檜能顧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聖（他奉敵偽之命來重慶活動）到學校演講，語氣間又宣傳這套理論，我們一些同學聽得很氣憤。在他第二次演講之前，先在黑板上寫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這副對聯。他見了心裡有數，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
抗戰期間重慶複雜的政治風雲，磨礪了金庸的氣質，鍛煉了他的觀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種特立獨行的精神品質。他終於因為不滿校內的所謂「職業學生」（其實是國民黨的小特務），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學。
金庸在中央圖書館閱覽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裡的藏書十分豐富，他從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濃厚的古典文化修養及功底。在中央圖書館，他在百無聊賴之際，偶然翻閱到一種消遣書，那就是中國古代的武俠小說。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現實的情節場面，使金庸暫時忘掉了塵世中的煩惱和痛苦。也許他當時並沒有寫作武俠的念頭，但是這種大量的閱讀，卻埋下了一顆種子，一旦時機成熟，這顆種子便會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當然這已是後話了。
抗戰勝利後，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寧探親。經過離亂後的親人相見，分外動情。
然而，家鄉的溫馨不能留住一顆年輕的心，外面的世界剛剛展開，戰爭的結束帶來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位置。不久他便到杭州，成為《東南日報》的記者，從此這一生便與新聞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在忙碌的採訪生活中，金庸接觸到民眾的百般困苦，也看到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需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幾個月以後，他又往上海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東吳大學是著名的高等學府，創辦於蘇州，出過不少傑出人物，如科學家竺可楨等。另外，與金庸同樣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的，還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楊鐵梁爵士及華光航運集團創辦人趙從衍夫婦。讀書期間，金庸在上海《大公報》兼職做翻譯，補貼生活。
那時候的中國，國共兩黨的鬥爭達至白熱化，全面的內戰已開始。剛剛從日寇鐵蹄蹂躪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再一次飽受戰爭的苦難。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一切都是難以預料的，這就是所謂的「亂世」。命運的沉浮有著太多的無可奈何，規則被徹底打碎。個人是渺小的，前途、事業之類，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夠生存下去就已屬萬幸。
金庸本來應當成為一名律師或法官。但在那樣動亂的時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約束力與權威性。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不可收拾，民心動盪，而共產黨的大軍正在向南挺進。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子，一切社會的成規在改變著。不論學什麼專業，首要的都是生存，那個時代不需要專業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歲，從法學院草草畢業。當律師已沒可能，看看混亂的時局，他為前途憂慮，找工作也非常困難。就在這時，上海《大公報》刊出廣告，要在全國招聘兩名電訊翻譯。當時報名的人達三千多。經過反覆考試篩選，金庸成為兩名幸運者中的一名。從此，他躋身報界。
金庸那時也許沒有想到，日後自己會成為一份大報的老闆，成為報業鉅子。不過，金庸曾對記者說：他非常喜歡當時《大公報》的風格，特立獨行；也非常喜歡新聞工作，而理想中的報紙就是那時的《大公報》。
不久，《大公報》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這位江南才子，一介書生，拿著一支生花妙筆，在陌生的嶺南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變改寫了中國歷史。國民黨潰逃台灣孤守一島。大陸上的共產黨以無比的熱情建設新中國，一種空前的穩定與美好的希望，感染著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眾多的知識分子。這場巨變，也改寫了許許多多個人的命運。或沉淪或升浮，或悲或喜，許多年後回頭望望，除了不勝感慨之外，還能有什麼評說。
金庸沒有留下什麼文字，可以供我們猜測他當時的心情，困惑還是興奮？但是，他個人的命運多少與這場歷史的巨變相關，乃至他的小說，他的辦報事業。如果不瞭解現代中國歷史的風雲變幻，就不能體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但從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隨筆中，還是可以看出金庸較認同大陸這一邊，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出強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歡」為筆名，在《新晚報》副刊上開設「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寫影評。這些文章現已很難見到，「但曾讀過的人，都說文筆委婉，見解清醒，是一時之選。」（倪匡語）
由於撰寫影評，他與電視界有了較多的聯絡。他曾作過編劇，也作過兩部影片的導演。他編的第一部劇本是《絕代佳人》，由著名演員夏夢主演，曾經獲得北京文化部金章獎。據說，三十多年後金庸重回上海，當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是這部《絕代佳人》，銀幕上赫然出現「長城電影公司出品」，「查良鏞編劇」的字樣。除此以外，還有《有女懷春》、《王老虎搶親》、《蘭花花》、《午夜琴聲》等，前二部是他擔任導演的。
如果一切順利，金庸很可能成為一名出色的導演。但是，長城電影公司的政策較為重視社會教育意義，對於影片限制較嚴，金庸感到難以發揮自己的創作思想，尤其在他編的幾個劇本未能通過審查時，便萌生了去意。但要自辦電影廠，經費相當巨大，於是，便想到了辦報辦雜誌，成本較低，又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明報》等一系列雜誌、報紙就這樣開始誕生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當外交官。他當時發表過關於外交及國際關係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國國際法權威梅久璈所賞識。又由於在《大公報》工作的關係，與喬冠華有過一段交往。喬冠華在解放後擔任中國首任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的秘書。
經過輾轉介紹，金庸來到了北京的外交部。喬冠華對他說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才，但由於他出身地主階級，必須先在人民大學受訓寫自傳交代，然後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慮再三，覺得自己的客觀情況不適合從事此項工作，便放棄了當外交官的念頭，重回《大公報》。於是，有人說：「要不是查良鏞這個決定，說不定他今日準是新華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員。」
然而，還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準會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霉，這幾乎是鐵定無疑的。而且，更為肯定的是，我們也絕對看不到今天的金庸武俠小說了。
人生充滿了選擇，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盤皆變。過後回想起來，不免疑惑：要是當年不這樣又會怎樣呢？其實，該怎樣就怎樣，是玫瑰必然要長成玫瑰，是松樹必然要長成松樹。假設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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