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17日，當丘吉爾的軍需大臣的任命宣佈後，立即引起了輿論界和政界的強烈反應。《晨郵報》的評論尖刻地嘲諷道：「儘管我們還未發明永不沉沒的艦船，但我們卻已經發現有不會倒台的政治家。……我們可以滿有把握地預料，他會繼續鑄成有損於國家的大錯。」知名社會活動家貝雷斯德福等宣稱：「首相無權做出這種違背公眾輿論的任命。」
保守黨的政治家們紛紛起而反對：陸軍大臣德比勳爵以辭職相威脅；殖民地事務大臣沃爾特·朗寫信給勞合—喬治說，這「很難讓我的許多朋友繼續給予支持」。保守黨後座議員們不僅集會表示反對，還組成了一個40多人的代表團約見了博納·勞，向他提出質詢。這些敵視丘吉爾的情緒「使內閣危機日趨嚴重，威脅政府的生存」。
儘管博納·勞對勞合—喬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爾一事很感惱火，但是從大局出發，他不願意因此事而斷送了聯合政府，因此他表態說，如果首相認為這項任命有助於打贏戰爭的話，那麼他有權作出這項任命。這才使反對浪潮逐漸平息下來。此事使丘吉爾認識到他是多麼地不受歡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勞合—喬治原來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這使他在性格和處世上都有了些變化。雷平頓曾評論說，丘吉爾「看起來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從未見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這樣好的變化」。
勞合—喬治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就此事對丘吉爾其人做過深刻而較系統的剖析，這對我們全面地認識丘吉爾會有很大幫助。勞合—喬治寫道：
「為什麼保守黨人如此冷酷無情地反對他呢？自然是他過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黨同事對他的憤恨。他做事從來不留餘地。他退黨後攻擊自己原來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熱諷自己過去的觀點，給自己造成長時間的嚴重後果。戰爭開始後，民族危機迫使各黨派進行暫時的休戰，黨派糾紛和內部爭論暫時停止，或者是被忘卻。但是，保守黨人忘不了、也不寬恕丘吉爾轉到敵對營壘裡去的行為，忘不了正在保守黨混亂不堪的時候，他向他們猛烈開火，給予致命的打擊。倘若他在自己成長的政治家庭裡是一個忠實的兒子，那麼對他參加達達尼爾海峽打敗仗的責任就會不加過問，其他方面的犧牲也將是為人民作出的貢獻。丘吉爾的錯誤成了憤怒的保守黨人懲罰他背叛黨的最好借口；他們用他自己的恥辱當作鞭子把他趕下台，而揮動鞭子的彷彿不是愛報復的黨員，卻是忠於職守的愛國者……」
「丘吉爾的政敵承認，他有傑出的天才，他剛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們提出一個疑問，與英國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相比，為什麼他的崇拜者多，擁護者少？他們指出，在政治上處於最困難的時刻，連伯明翰的約瑟夫·張伯倫和蘇格蘭的坎貝爾—班納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當地人的堅定支持。丘吉爾從來不會在自己周圍籠絡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於維護這方面的關係。這一點僅僅用丘吉爾從一個黨投到另一個黨的情況來解釋是不行的。英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偉大的活動家並不是在哪個黨內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個黨裡結束它。可見，真正的原因不在這裡。他們問，為什麼他如此不可信賴，真正的原因在哪裡？」「他們自己是這樣解釋的。丘吉爾的頭腦就像一台強有力的『機器』。但是構成這台『機器』的材料有某種莫名其妙的缺陷，妨礙『機器』的正常運轉。這是怎麼回事呢？批評家們也說不明白。一旦『機器』出故障，不僅他本人，連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們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們的意見，在鑄造他的『金屬』中隱藏某種致命的弱點。當時丘吉爾的批評家們就是利用這些弱點作為拒絕發揮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們從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時刻必須加以利用的缺點，而這一缺點可能帶來的新的危險又不得不防。」
「對於他的才幹，我另有看法。我認為，在他的行動可以受到監督的條件下，他那善於創新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是無價之寶。誰都不懷疑，他具有遠見卓識、富於想像的天賦。他關於達達尼爾海峽戰役的設想，還有他最先瞭解坦克的意義，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他這方面的才幹。具有這種才能的人是罕見的，十分難得。在極其危險的時刻，應當充分利用這類人。如果能夠警覺地對待他們，他們單獨做出的貢獻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貢獻大。
「我認為，這就是應當讓丘吉爾進入政府的理由。我瞭解他過去的保守黨朋友對他的仇視情緒，也知道，如果讓丘吉爾在政府裡任職，我要冒很大的風險。當丘吉爾的政敵聽到我的打算時，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那種瘋狂勁頭，完全出乎我的預料，在幾天內就發展到如此地步，內閣籠罩著危機，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脅。我承受了這一切風險。儘管我偶爾後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對的。我的同事們有些猶豫，我還是堅持己見，因為丘吉爾對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了戰爭的勝利需要大量的軍需品，他使軍需品的供應不斷增加。」
勞合—喬治最後說：「丘吉爾的前途取決於他以後能否使人相信，他不僅勇敢，而且謹慎。」
就像丘吉爾在任商務大臣時那樣，他現在不得不辭去丹迪市的議席，再參加補缺選舉以求重新當選。由於兩大政黨間的競選戰已告暫停，所以與丘吉爾競爭的只有反戰的禁酒主義者埃德溫·斯克林傑。丘吉爾在丹迪市發表了幾次演講，他強調自己是主戰派，對取得戰爭勝利有堅定信心。「如果說在這個島國的歷史上，不列顛有一段堅如磐石的時期的話，那就是現在。」他要求選民們不要為次要的爭議，比如說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諷對手「打算同德國媾和，以阻止在蘇格蘭進行的酒類買賣活動」。他的妻子克萊門蒂娜在他因公務必須返回倫敦時，代替他在集會上發表演講。結果，丘吉爾以超出對方近3倍的優勢輕而易舉地當選。
軍需大臣不是戰時內閣成員，不能參加重大政策的制訂，所以丘吉爾曾私下抱怨說，他只是「執行戰時內閣命令的小夥計」。但是這個「小夥計」卻領導著一個約12000人的龐大組織機構，並使英國大部分工業部門高速運轉。丘吉爾的前任們由於只沉溺於「煩瑣的和並不重要的瑣碎事務之中」，都未能對該部的各個部門實施有效的管理和協調，導致了嚴重的混亂局面。丘吉爾的老朋友喬治·裡德爾等人事先提醒他說，軍需部絕大部分「身居領導地位的人」都不怎麼聽指揮，因此必須對軍需部進行較大改革，需要設立某種執行委員會來控制該部的50個下屬機構。丘吉爾到任後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於是他建立了軍需委員會，由10餘名成員組成，其中大半是實業家，由他們每人分管幾個部門。他把埃迪·馬什召來任私人秘書，又把原海軍部的秘書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馬斯特頓·史密斯請來負責軍需委員會的秘書處工作，很快就理順了軍需部內的關係，使各項工作順利地開展起來。他在9月初寫給勞合—喬冶的信中說：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門，幾乎與海軍部一樣富有意義，其最大的優點在於，既無須與海軍將領爭執，又不必與德國兵作戰；我為能同所有這些聰明的實業家在一起而感到高興，他們正在竭盡全力幫助我。同能幹的人們在一道工作十分高興。」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為在當時的體制下，軍需部只負責陸軍的軍需生產，海軍部則控制著海軍的後勤供應，這意味著有「兩個軍需部，為自成體系的不同軍種服務。雙方在勞力與原料這個越來越狹小的領域內相互競爭與衝突」。在與海軍部的衝突中丘吉爾佔盡優勢，因為他精通海軍知識，批評能切中要害，而當時的海軍大臣埃裡克·格迪斯爵士卻只是一個新手。為了平息雙方的矛盾，戰時內閣成立了一個戰時優先配給委員會，由史末資將軍主持工作，負責在有競爭的部門之間確定物資的分配和運送辦法。史末資將軍是南非總理，是丘吉爾在任海軍大臣時敦促下才進入戰時內閣並成為內閣核心成員的。
軍需部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勞資糾紛和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之間的矛盾。針對熟練工人的強烈不滿情緒，丘吉爾要求並促成戰時內閣給滿一定工作年限的熟練工人以12．5％的較大幅度提高工資。就連一貫堅持批評政府的政治上的反對派、工黨下院議員W·C·安德森也稱讚丘吉爾，說他在「處理各種勞工問題的工作中」表現出「勇氣和豐富的想像力」，使「情況得到顯而易見的改善」。然而，勞資關係的緊張卻導致了許多工廠的工人罷工。1918年6月，倫敦聯合飛機製造公司因資方解雇工會代表而舉行罷工。在丘吉爾的干涉下，資方被迫同工人達成了妥協。7月下旬，考文垂的工人又以公司僱用非熟練工人侵犯熟練工人的權益而罷工。軍需部的工會咨詢委員會經調查，認為情況並非如此；但工人們不聽勸告，堅持罷工。「當工人的秩序混亂危及武器生產的效率時，丘吉爾的態度很嚴厲。在即將出現連續罷工時，他事先得到勞合—喬治的支持，威脅工人說，如果罷工者不復工，就開除他們並將從嚴追究罷工組織者的法律責任。」丘吉爾宣佈，如果罷工者不在一周內回工廠復工，將收回他們的免於徵兵的證件。這一措施立即見效，10000多名罷工工人中僅有約50人未能及時返回，而這50人中，「有些人打來電話對自己擅離職守表示歉意，並說他們正在返回」。
丘吉爾在軍需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與陸軍部和駐法英軍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在法國設立了常駐機構，自己也頻繁地往返於英法之間。他經常在軍需工廠視察，去巴黎或前線討論軍需供應問題和實地考察戰況。他有大約五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巴黎或駐法英軍總司令部度過的。黑格總司令對他的態度也顯然客氣多了。他評價道：「我毫不懷疑，丘吉爾是想要盡最大努力給部隊提供所需要的一切。」1917年11月，丘吉爾主張大量減少英國本土的兵力以充實駐法英軍的戰鬥力。黑格將軍對丘吉爾因此而更具好感，他誇獎說「丘吉爾確實做得很好，他的工作進行得生氣勃勃。」丘吉爾的這一提議是基於他對法國前線實際情況的清醒認識而產生的擔憂。這一擔憂很快就被事實所證明是很有道理的。1918年3月21日，德國人在法國前線發起大規模進攻，英國軍隊的薄弱防線被一舉擊潰，英軍全面撤退，並在戰鬥中被俘70000餘人，損失大炮1000餘門以及無數其他軍需品。
德軍進攻時丘吉爾正在前線，親眼目睹了「無數發炮彈在我方戰壕裡爆炸，差不多一枚挨著一枚」的激烈戰鬥場面。3月24日，丘吉爾回到倫敦，與首相勞合—喬治一起度過了這個「在整個戰爭進程中」最「令人心焦的夜晚」。儘管丘吉爾並非戰時內閣成員，但勞合—喬治深知丘吉爾的足智多謀和剛毅果斷，所以樂意經常就一些重大問題同他進行非正式磋商，尤其在危急時刻更是如此。
幾天後，丘吉爾受勞合—喬治委託，去法國拜訪喬治·克列孟梭總理，說服他命令法國反攻，以減輕英軍的壓力。丘吉爾受到熱情接待，並應邀和克列孟梭一起去前線巡視，他們在途中遭受到炮火襲擊。當丘吉爾埋怨克列孟梭總理不該冒著生命危險來前線時，這位已經是76歲高齡卻仍然熱情奔放、精力旺盛的法國政治家回答道：「這是我特殊的樂趣。」這次訪問使丘吉爾消除了對戰爭形勢的憂慮。法軍和英軍展開反攻，雖然傷亡慘重，卻遏制了德軍的攻勢。戰爭進入僵持狀態。5月，美國軍隊首次抵達前線，使協約國軍隊得到加強。7月，德國人又組織了一次進攻，但沒收到任何成效，此後就一蹶不振了。
自3月份以來，丘吉爾就加快了軍需生產的速度，並要求250萬工人在必要時放棄復活節的休假。美國參戰後，軍需部也負責為駐歐美軍提供軍需品，此外還為美國製造了價值一億英鎊的中等口徑大炮。丘吉爾與法國軍備部部長路易·洛切爾和美國負責軍需供應的官員愛德華·斯特蒂紐斯及伯納德·巴魯克保持著密切聯繫。他們一致同意將全世界生產的硝酸的分配權集中在丘吉爾手裡，使丘吉爾後來能夠自誇為「硝酸大王」。
丘吉爾仍然一如既往地注重科學技術對增強軍隊戰鬥能力的關鍵作用。他主張盡可能地用最科學的戰爭武器來裝備英國軍隊，比如用飛機、坦克、機槍，甚至毒氣。早在海軍大臣任內，他就曾動用海軍經費改進和大量建造被稱為「陸地行舟」的履帶式戰車。這種由輪式裝甲汽車發展起來的新型武器裝備，後來演變成威力巨大的現代坦克。其中一些關鍵性的技術改進，比如由輪式改為履帶鏈軌，就是丘吉爾在聽取了軍事專家的建議後實施的。在丘吉爾初到法國前線見習期間，他利用休整時間撰寫出來，並在當時的戰時委員會中打印傳閱的題為《進攻的不同方法》的報告，其中就提出了使用履帶式戰車的建議。1917年11月20日，在康佈雷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大獲成功。坦克不僅能碾倒鐵絲網、跨越戰壕，還能以強大的火力壓制對方而不怕對方的射擊，戰果十分顯著。根據這一成功戰例，丘吉爾建議擴大坦克生產和組建坦克部隊。1918年3月5日，丘吉爾在一份報告中提出：「為了在1919年對敵人進行打擊，我們應該創建一支坦克軍隊，這支部隊在其構成上和作戰方法上，都應與雙方所使用的任何一支部隊根本不同。」後來，戰時內閣批准了丘吉爾的到1919年4月製造4000輛坦克的建議。在英國的文藝作品中，有人甚至稱丘吉爾為「坦克之父」。戰後有些人爭坦克的發明權，為了解決這一爭端而專門成立的皇家委員會的報告中說：「委員會願意首先指出，由於丘吉爾的敏銳、勇敢和堅決……用坦克這種武器作戰的設想才得以實現。」8月，丘吉爾在得知英軍計劃在亞眠附近開展一場坦克進攻戰後，他「決心乘上飛機，休假兩天」，為的是一飽眼福。當他到達亞眠時，戰鬥已取得勝利，路上到處是被押送的德國戰俘。他回去後向首相報告說：「據我看來，這是英軍在整個這場戰爭中贏得的最大勝利。」他向黑格總司令表示祝賀，這位總司令在答謝信中特意誇獎了丘吉爾「作為軍需大臣所顯示的能力與先見之明」。英軍的勝利使戰事更加朝著有利於盟國的方向發展，德國對於戰爭勝利已毫無指望，德軍的投降卻是指日可待了。9月末，德軍統帥部建議德皇威廉二世更換政府。巴登的馬克斯親王組閣後，以美國威爾遜總統在1918年1月的演說中提出的「十四點」為基礎，試圖達成一項和平解決辦法。
丘吉爾一方面仍不鬆懈地抓緊軍需生產，「要作好各種有效的準備，以確保敵人即使形勢有利也不能繼續戰鬥下去」；另一方面開始考慮停戰問題。他參加了首相與大臣們在蘇塞克斯郡丹尼花園的利德爾大廈舉行的討論停戰問題的會晤。他雖然同意大臣們在會晤中得出的「考慮到協約國方面目前已確實佔有戰略上的優勢，因此停戰條款必須嚴厲」的共同認識，但後來他在曼徹斯特的演講中也強調指出，要求敵人完全屈服是不可能的：
「我們並不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對任何一個國家，亦即對人類大家庭中任何一個偉大的分支，都無權進行掠奪，而理應保證它在未來世界中的地位。我們並不圖謀去毀滅德國。」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英、法等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丘吉爾和懷孕多時的妻子克萊門蒂娜一起乘汽車去唐寧街向首相表示祝賀。歡呼勝利的人群蜂擁而來，聚集在白廳前的廣場上舉行慶祝活動。
這一場面令丘吉爾聯想起1914年8月4日晚11時他經過這裡到唐寧街10號向首相通報戰況時的情景，心中不禁感慨萬分：
「當我聽到英勇的人們歡呼時，想起他們肩負這樣的重擔，貢獻所有的一切，從不動搖，對祖國及其前途從不失去信心；在表達他們情感的時刻到來時，對他們犯有過錯的僕人寬宏大度；想到這些，內心的感情實非言詞所能形容。」
首相對勝利當然十分高興，但他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利用戰爭勝利給他的政府及他本人帶來的崇高聲望，在未來的大選中獲勝並組成一個向和平時期過渡的堅強政府。就在11月初，他曾向政府中兩位資深的自由黨政治家，即丘吉爾和埃德溫·蒙塔古探詢，看他們是否願意在今後的政治生活中與自己保持一致；丘吉爾開始時抱有疑慮並頗多抱怨。蒙塔古對此曾作過描述：
「溫斯頓開始時繃著臉，愁眉不展，表示不願進行合作。首相使出他全身解數以一個『長者』的身份親切地和溫斯頓談話，他向溫斯頓提起他們從前共同戰鬥的往事……，最後，丘吉爾攤開雙手，以那滔滔不絕的、浮誇的雄辯口才說，他不允許以任何個人的考慮來對他施加影響……，然後他又開始通常的爭辯，即闡述他對內閣中那些大人物的反對理由，訴說現存機構的不合理性，以及一位對政府政策沒有責任的大臣所受到的貶斥，等等。」
這種抱怨情緒一直籠罩著丘吉爾。幾個月前，當阿斯奎斯等反對派借英軍駐法兵力不足等問題攻擊勞合—喬治時，丘吉爾就不為勞合—喬治進行辯護。事後他向勞合—喬治指出：「在我未得到承認和合法權力的情況下，我決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坦率地說，我感到失望的是，我們長期建立起的親密友情，並沒有使我獲得應有的地位。」
針對丘吉爾的不滿，勞合—喬治回答說，他準備建立「一個成員在10到12人的格萊斯頓式的內閣」以取代戰時內閣。這一明確的暗示，使丘吉爾「悶悶不樂的愁容一掃而去，笑容佈滿了渴望的臉龐，魚被釣上來了」。或許蒙塔古對丘吉爾心存偏見，所以語氣中充滿了嘲諷，但基本事實顯而易見是記敘得準確無誤的。
經過政府中自由黨大臣們的討論，決定了與保守黨聯合執政的基本策略。他們一致認為，可以接受某些違背自由貿易原則的事情，比如用財政手段保護重要的工業部門；制訂帝國特惠關稅，以防止外國商品壓價「進行傾銷」；作為交換條件，保守黨則應同意愛爾蘭地方自治。
11月末開始了激烈的競選運動。由於自由黨勞合—喬治派與保守黨達成的協議規定，保守黨候選人都應從自由黨勞合—喬治派保衛自己議席的選區中退出競選，所以丘吉爾再次在丹迪市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勝利。他在丹迪市的多次競選演講中，著重強調了戰後重建工作。他說：「我們能夠建設一個新的英國，使她變得繁榮昌盛，從而不要讓我們陣亡的將士白白流血犧牲。」他的演講使聽眾認為他是「首相在政府中主張革新的一派最強有力的代言人」。
大選結果，主張聯合的保守黨人獲得333個議席，成為下院的多數黨；工黨獲得57個議席，力量大為增強，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所有重要領袖均遭敗北；勞合—喬治派自由黨人159名候選人有136人當選；而阿斯奎斯派自由黨人境況最慘，在250多名候選人中，只有29人當選。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議席減少得所剩無幾，激進的新芬黨大獲成功。但是新芬黨的議員們拒絕到倫敦來，而是在都柏林建立了愛爾蘭議會。總而言之，戰後英國的政治局勢變得更加微妙而複雜。丘吉爾在戰爭勝利那天晚上的感受用來形容此時他和勞合—喬治的心情同樣也很恰如其分：「沒有大功告成的感覺。不僅如此，勞合—喬治反而清楚地意識到他面臨著新的、也許是更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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