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決定他將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並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第一節 慈善觀與民主狂想
對於喬治·索羅斯來說，在他的早期商業生涯中，慈善事業是件很遙遠的事，一想起「慈善」這個字限，他就覺得討厭。1993年，他曾對記者說：「在我們這樣上個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上的文明中，慈善事業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我們這個文明絕非是建立在關心他人利益的基礎上的。」所以，索羅斯身邊的人記得，他從來沒有談論過安置窮人的重要性。他倒是願意捐獻大筆錢的，但不想捐給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須將錢捐給社團，甚至社會，而且是大張旗鼓地捐贈。
倫敦的猶太人保護委員會對待他的態度，至今仍令他記憶猶新，它改變了他對慈眷事業的看法。他對記者說：「你應該知道，我實際上是反對慈眷基金的。我認為，弄清建立基金會的目的，即要完成什麼事，比基金會本身的運轉要重要得多，而基金會也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組織機構，包括他自己的，必然會「發生質變和腐敗」，因為機構裡的人會追逐財富、權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有關他以前所組織的基金會的憎況，這個基金會叫「中央公園社會基金會」。它的宗旨是重建紐約的中央公園。恰巧，另一個機構「中央公園管理委員會」擁有同樣的使命。當索羅斯的基金會惡意攻擊這個組織的時候，索羅斯感到震驚，他不僅制止了這種不良行徑，而且「槍斃」了這個社會基金會。他事後說，他解散這個基金會比當初建立它更覺自豪。
但是，若他繼續想做好事的話，這些情況都是難免的。他無可選擇，他還得建立基金會，他只能盡力設法讓這些基金會運作得當。
問題是，他該怎樣去捐款？既然他是猶太人，那麼他捐助他的猶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索羅斯從不否認他信仰猶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邊罷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錢給以色列，直至1986年，當他結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務評論員丹尼爾·杜榮之後，他才捐了一小筆資金給杜榮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團。後來，那路撒冷的希怕來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古爾·歐菲爾，努力接近索羅斯，希望他建立一個基金，來收容安置前兩年從蘇聯湧人以色列的50萬猶太人，但索羅斯堅持決反對，並中斷了這次談話。
為什麼索羅斯如此反對捐助以色列入？臭福爾後來回憶說：「這是因為，他認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變自己，否則，支援它便毫無意義。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猶太復國主義甚至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成分，他認為，猶大人應該在他今天生活的社會中安然生活。
當索羅斯尋找一片能夠使他成為「成功人士」的天地時，他覺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嶺便是從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閉社會」中逃離出來並且離開匈牙利以後，他才嘗到了什麼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國，然後是在美國，為什麼不給東歐和蘇聯的那些人同樣的機會來嘗試自由？
索羅斯決定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為破壞社會主義，索羅斯一直在提供資金，資助東歐和蘇聯的叛亂。革命並非是引向防禦工事，並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裡，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並且到最後，它終將會導致在這些國家中民主的誕生。
索羅斯計劃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產黨人的政府不會自動投入他的懷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對待這些國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會失敗，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選擇何種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業產生最大影響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運用他的財富重新修改歐洲的政治版圖，就像羅斯查爾德一樣。
剛開始，當共產黨尚統治這些地區時，在這些地區產生影響倒是容易的，但在後來，當共產黨不執政後，就不那麼容易了。索羅斯對此說：「當你提出一個變革方案時，它馬上會被粉碎，因為，一旦將之與其他同類方案相比，它就會變得似乎虛假了。」
但索羅斯深知，光憑他口袋裡的錢，是不能將東歐和前蘇聯弄垮的，除了用錢之外，他還得向東歐灌輸西方的價值觀念，畢竟，只有在西方才是開放社會的觀念流行的地方。
索羅斯對那些不喜別人到處隨便花錢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學的國際貿易教授傑弗裡·薩克斯，他也是波蘭、俄羅斯、愛沙尼亞等一些國家的經濟顧問，他曾說：「人們從各種不同的多稜鏡來觀察，喬治·索羅斯在政府領導人當中，人們對他的反應是積極的，比那些反猶大團體、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其他排外團體積極得多，對後者則是持否定態度。」
實際上，索羅斯在這些東歐國家建立起灘頭陣地是相當不易的，羅馬尼亞人厭惡他，是因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厭惡他，因為他是猶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猶大人，所以他簡直被雙重否定。
在西方，索羅斯也不是沒有給自己樹敵，他被人指責是「現代羅賓漢」，從富裕的西方抽取財富給貧窮的東方。1992年9月，人們憤怒地發現，把索羅斯的全部對東方的支援算起來，等於從每個英國公民身上平均「竊取」了12．5英磅來支援東方。對這一攻擊，索羅斯極為幽默他說：「我想西方非常應該為東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興我能夠代表西方人來做。
當然，並非每個不列顛公民都為索羅斯的慷慨行為所叨擾。當內爾，麥克金嫩被問及，他對索羅斯被指控從每個不列顛公民身上搜刮了12．5英鎊並把它們送給東歐的事有何想法時，這位倫敦西提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答道：「為了自由，這實屬廉價。」
索羅斯投身於慈善事業，實始於1979年，那時他在南非。他認定開普敦大學似是風氣開明之地，於是向黑人學生提供獎學金。然而事與願違：索羅斯發現他的錢多半被用於已註冊的學生，僅少許撥給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對學校的資助。「南非是淚水的淵源，」他後來解釋說，「倘若不用與那種體制相容的法子，辦什麼事都是舉步維艱。』當然，在東歐，他感到自己擁有對抗該體制的籌碼：「這是激動人心的英雄事業，回報豐厚，極有趣味。我們在做一樁損毀該體制的事業。我們願意資助任何事。我們資助眾多的項目，但都只提供小額資金，因為任何自治行為都將損害極權主義的教條。
索羅斯一旦專注於東歐，他就感到需要一個樣板。他選中了家鄉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賈諾斯·卡達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羅斯。他們亟需為窘迫的政府籌集外國資金。
弗倫奇。巴沙，當時是政府經濟聯繫的負責人之一。巴沙和索羅斯於1984年會見之時，索羅斯解釋說，他對建立一個慈善機構感興趣。談判開始了。代表政府督導他們的是喬治·阿克澤，匈牙利政治局委員中唯一的猶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達的摯友。
索羅斯選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密科羅斯·瓦薩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薩赫尼伊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變遷研究所工作時，與索羅斯首次見面，在1956年事變時，瓦薩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納吉的發言人，亦是圈內成員。蘇聯人鎮壓了反抗，納吉被絞死，瓦薩赫尼依被開除出共產黨並判人獄五年。
瓦薩赫尼依猜想，建立這樣一個機構的機會不會超過一半。對索羅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變自己在國外的形像，以獲得西方貸款和硬通貨。不利的一面卻在於，索羅斯面對的是一個共產黨國家，這個國家沒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會的經驗，沒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勵一個「開放社會」的經驗。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羅斯建立一個基金會的計劃，它也不打算給予他自由行事的權利。從他那方面出發，索羅斯堅持獨立行事。「我將來到匈牙利，把錢交給我認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說。政府官員們口應道：「索羅斯先生，把你的錢拿到這裡來，我們會為你分配它。
談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羅斯只肯捐資二三百萬美元，但這個數字對政治家們來說實在大小了。政府願意援助科學研究，索羅斯卻寧願拔給基金會負責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寫作或是從事藝術的個人。政府想讓基金會資助機器設備，索羅斯卻想資助人民。
最後，索羅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簽署了相關文件。其中一人說道：「太好了！你們的秘書處可告訴我們的對外文化部門，它需要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換句話說，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堅持新的索羅斯基金會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談判者震驚的是，索羅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向房門。他不願簽署這些文件。
「很遺憾，浪費了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卻一事元成，」他說。他是個老練的談判者，說完這句話，他站起來，向房門走去。就在他的手搭到門把上時，匈牙利官員們立即鬆口了，他們同意給索羅斯基金會以更大的行動自由。
有了這個讓步，索羅斯簽署了文件。他許諾，在可見的將來每年為基金會的運轉出資l00萬美元。199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每年900萬美元。
卡達政府的算盆顯然是希望通過促進科學研究，索羅斯的基金會或多或少能堵住這個國家科學精英們的嘴。事情的結果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那些通過索羅斯基金會的獎學金被派出國留學的學者們，回國時已被市場經濟和民主等新奇的西方思想武裝起來。
匈牙利的索羅斯基金會的突破性進展，應歸功於那次影印機插曲。那一次它贏得了咄咄逼人的改革力量的名聲。在這之前，匈牙利當局嚴密地控制所有可能彼用於地下印刷和顛覆目的的機器。那時匈牙利還極少有人見過影印機。索羅斯決定提供4oo部影印機給匈牙利的自由團體、大學、科研機構，條件是政府必須同意不監控它們的使用。總之他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和允准，也許這是因為政府需要硬通貨。
索羅斯和他的基金會一直面對著政府方面的不信任。在頭四年（1984--1988），基金會被禁止在大多數匈牙利媒體上宣傳它的工作計劃。多數媒體上也不能出現喬治·索羅斯的名字和「索羅斯基金會」這個詞，偶而出現過幾次，政府便認為這太過份。矛盾在1987年達到了高峰。
基金會給了一個年輕人一筆錢。此·人想寫一部匈牙利50年代早期的一位首相馬帚亞斯·拉科茨伊的傳記。一個關於這部將要寫成的傳記的題目在《世界經濟》雜誌上登出了。這是唯一一家獲准刊登基金會廣告的匈牙利刊物。現任首相賈諾斯·卡達見了，心想：「這不行。明天索羅斯就會給人獎金，讓他們寫我的傳記了。卡達將對媒體的禁令擴及到《世界經濟》。
索羅斯被激怒了，他作勢要關閉索羅斯基金會。「此後兩三周內，局勢很緊張，」密科羅斯·瓦薩赫尼依寫道，「最終事態平靜下來了。」《世界經濟》雜誌又獲准為索羅斯及其基金會開了方便之門。拉科茨伊的傳記終於出版了，風波就此平息。
1988年，卡達和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都下了台。新領導人上台不久，索羅斯被邀會見新任的黨的總書記卡羅利，格羅斯。這個跡象表明，基金會已得到政府的特別的垂青，因為他此前還從未被允許和一位領導人會見。
這增進了的關係是短命的，僅持續到1989年。那時，政府的反門族情緒已經明顯，基金會在匈牙利的地位日趨下降。東歐沒有一個地方對索羅斯的右翼批評比在匈牙利更為尖銳。一篇長達八頁的文章於1992年9月刊登出來，題為：「白蚊在吞噬我國——對索羅斯『政權』和索羅斯帝國的反思。索羅斯明確表示，他不會被民族主義者嚇倒。「這些人實際上試圖建立一個以種族身份為基礎的封閉社會。因此我明確反對它們，樂於以他們為敵。
至1994年，布達佩斯的索羅斯基金會己成立10週年，開展了40個項目：資助自由團體和伊朗教育；提供獎學金；國外旅行優先。這些是青年項目。索羅斯基金會甚至還有一個資助校內辯論的項日。「這裡辯論的觀念不普及，」基金會裡一個深色鬍子的管理員拉茨羅·卡繹說道，「這裡的氛圍是讓你接收命令而不是辯論。
不過，儘管比較成功，基金會的管理者們感到還有更多的事要做。「匈牙利仍然不是個開放社會，」卡繹說，「我們不得不去改變大量的制度和觀念。你可建立一個政黨，參加國會，參加自由選舉。這些事在匈牙利己經出現，但是這還不能造就一個開放社會，這僅是一個開端。
索羅斯對他通過基金會的贊助希望實現的目標，是直言不諱的。「我們不是直接地達到國標，而是要通過反對政府的政治行動，間接地削弱教條主義思想體系的基礎。不同思想之間的爭論就是民主的材料。
第二節 決鬥羅馬尼亞
19時年在匈牙利建立起基金會以後，索羅斯決定擴展他的慈替事業。由於被那種在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裡建立基金會的思想所迷惑，1986年他進入中國。他的投資很少，僅僅幾百萬美元，並且，他想用三年時間洞察「深不可測的」東方。但他慘遭失敗。他製造各種借口，指責中國的秘密政策劫持了他的地方組織。他在中國文化上也遇到了麻煩。「這是儒家倫理道德而不是猶太基督教倫理。如果你給人一些幫助，他會對你十分感激，他會一輩子喜歡你照顧你，並對你忠誠。那是與一個開放的社會完全對立的。」雖然索羅斯在中國受到了挫折，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前往東歐和前蘇聯。
1987年，他開始在蘇聯作努力；1988年，他進入波蘭，1989年，進入捷克斯洛伐克。不過，他的最大的一個挑戰對象是羅馬尼亞。
80年代的羅馬尼亞，人們的月平均工資只有50美元。甚至到了叨年代初，人們還是成群結隊地站在顯得死氣沉沉的商店外面，用救濟金去購買廉價的牛奶。這些商店從西方進口了一些數量極為有限的產品。早幾年，通貨膨脹高達400%
，購買力幾乎喪失。許多年輕人想方設法尋求各種途徑出國。
1989年，羅馬尼亞發生了革命。索羅斯在紐約和人權觀察組織的官員談話時，堅持認為：「我們必須做一些工作。我們必須採取一些措施。那些人看來要自殺。」
戰爭還沒有爆發，但是，索羅斯感覺到戰火即將燃起。他的預料是正確的。1989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安全部隊向特米斯洛尼亞地區的示威者開槍，造成大量傷亡。齊奧塞斯庫宣佈全國緊急戒嚴，因為這種抗議和不滿已蔓延到其他城市。
5天以後，即12月21日，人們在安全部隊向示威者開槍的布加勒斯特舉行抗議，第二天，武裝部隊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這支部隊自稱為「救國會」，宣佈他們已經推翻了政府。
齊臭塞斯庫逃跑了，但是，新的戰鬥打響了，因為軍隊現在掌握在新政府手中，他們試圖消除武裝部隊對齊奧塞斯庫的忠誠。12月23日．齊奧塞西庫被抓獲，兩天以後，經過一次快速的審判，認定齊奧塞斯庫夫婦犯有種族滅絕罪，齊臭塞斯庫夫婦被處死。
這似乎是索羅斯參與進去的理想時機。
赫爾辛基觀察組織在元月一口向羅馬尼亞派遣了一個調查團。桑覺·普拉朗是該團的嚮導和翻譯，她出生於羅馬尼亞。1974年，也就是她15歲時，她到了瑞典，爾後，進入在波士頓的塔夫茲大學弗萊徹外交學院學習，後來成為紐約「人權觀察」組織的助理。正當她準備離開美國時，她接到了喬治·索羅斯打來的電話，他說他準備資助一個叫做「兄弟們的兄弟」的慈善機構，這個機構正在向羅馬尼亞運送醫藥和其他物質。「我想用船給他們裝運醫藥用品，但是，我不想讓這些東西落人他人之手。」索羅斯問她能否去看看，這些醫藥用品是否已經通過官方渠道，直接分發給那些急需者。普拉朗答應盡力而為。
那時，索羅斯想在1月份去訪問羅馬尼亞，希望在那裡建立一個基金會。至於基金會的管理，他想到了這個國家領導層中的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人，這個人名叫阿林·泰爾多瑞斯科，39歲，曾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組織「社會對話組織」的領袖。1989年12月22日那天，反叛者開始上台執政，泰爾多瑞斯科發現，在他的房子外面，停著五輛滿載便衣警察的汽車，他的電話線被掐斷，他被禁止出門，成了一名真正的囚犯。
泰爾多瑞斯科從沒聽說過喬治·索羅斯這個人——他根本不知道基金會為何物，也不知道應該去做些什麼，這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1900年1月6日，他和索羅斯首次會晤，頗費了一番周折，索羅斯事先並沒有約定，就在密科羅斯·瓦薩赫尼依——這位索羅斯基金會在匈牙利的私人代理——的陪同下，出現在泰爾多瑞斯科的台階上。
泰爾多瑞斯科正忙於一個接一個的會務活動，一個同事告訴他：「有兩個美國人在外面等你，其中一個說他是億萬富翁。」泰爾多瑞斯科沒有動身，「哦，得啦。不管他們。」他很不禮貌他說。革命發生之後，美國人來了很多，他們告訴泰爾多瑞斯科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有錢想提供一些幫助。所以，他讓索羅斯等了2個小時。最後，一位秘書敲開泰爾多瑞斯科的辦公室，讓他知道這兩個人還在這兒。
「讓他們進來。」
這位億萬富翁和他的助理走了進來。
「晦，我叫喬治·索羅斯。」，
「好的。」泰爾多瑞斯科說，絲毫不為所動。
然後，索羅斯引薦了瓦薩赫尼依。
泰爾多瑞斯科聽說過瓦薩赫尼依，他本身也是個持不同政見者，曾經蹲過監獄，對於許多東歐人來說，還把他當作一個英雄。瓦薩赫尼依的出現使泰爾多瑞斯科想給索羅斯一些時間。許多億萬富翁都沒有打動這位羅馬尼亞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羅斯不同於其他持不同政見者。
第二天，在希加勒斯特的洲際賓館，三人共進早餐。開始半個小時，這位羅馬尼亞人和兩位匈牙利人在聊天。
終於，喬治·索羅斯切人了話題。
「我是一位億萬富翁。」他開口說。
「嗯，」這是泰爾多瑞斯科慣有的反應方式。
「我非常想在羅馬尼亞建立一個基金會。
「基金會是什麼？」泰爾多瑞斯科很有誠意地問。
索羅斯耐心地解釋。「你從我這裡取錢。你有一個董事會。你做廣告說你有錢，人們可以來申請。然後你把錢給出去。
索羅斯說他想讓泰爾多瑞斯科牽頭來建立基金會，並且可以為他的提議提供100萬美元。泰爾多瑞斯科感到，把一個海外的基金會引人本國，這種提議很奇怪也很困難。一個月以後，索羅斯再返羅馬尼亞，他急切地想知道，泰爾多瑞斯科為什麼對接受這個職位感到猶豫。
索羅斯：「建立這個基金會，你需要幫助嗎？
「不錯，」這位以前的不同政見者說：「我需要幫助，我不懂得怎樣去建立基金會。
索羅斯心裡有一個很合適做這件事的人選，桑覺。普拉朗。「你必須見見她，她是我見過的人中最有創見的，雖然有點神經質。」
口到紐約，索羅斯打電話給桑覺·普拉朗。
「你對我的基金會有什麼看法？
「什麼基金會？」她很困惑地間道。她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還沒有開始運作呢。
「你是否願意去羅馬尼亞把它建立起來？
索羅斯似乎在給她提供一份工作，桑覺·普拉朗變得很興奮。最後，他讓她正式出任基金會的首任執行經理，她表示同意。190o年4月，索羅斯再次會晤泰爾多瑞斯科，他們達成協議，泰爾多瑞斯科成為基金會首任總經理。
既然兩個最主要工作的領導已經調配，那麼基金會的建立就會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會開始運作。它被命名為開放社會基金會。9月，桑覺·普拉朗抵達羅馬尼亞開始從事她新的工作。
對於阿林·泰爾多瑞斯科來說，和索羅斯打交道並非易事，因為索羅斯極無耐心。他想把錢花掉，轉入另一個國家，從事新的項目。而泰爾多瑞斯科習慣於對話。「我第一次遇見他，他就像個老闆。」泰爾多瑞斯利回憶說。他帶貶義地使用「老闆」一詞，其中含義是：有這樣一個人，不給他的職員過多的訓示，也不給他們提問的機會，卻要求他的職員正常地操作。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泰爾多瑞斯科對這位投資家變得非常敬畏。他對索羅斯提出了一套理論：在道義上，他比大多數人站得更高。他認為理解索羅斯的關鍵在於把他和他本人從縱向上未考察，而不是拿他和其他人相比從橫向上來考察。這一思想是泰爾多瑞斯科從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那裡抽取出來的。
經過磕磕碰碰建立起基金會，這確非易事。——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聘基金會職員是第一步，招聘第一批學者也是如此。當第一批60個索羅斯招集的學者在1991年1月3日抵達布加勒斯特火車站，向愛丁堡大學開迸的時候，一個人哭了起來。她承認，當她從報紙看到這則廣告的時候，她想到了這是一個騙局。基金會裡，唯一出過國的羅馬尼亞人，現在已地處高位，而她卻明顯地沒有。這就是她哭的原因。
即使是基金會的職員也發現了這一點，在基金會的這種「開放的氣氛裡，運作起來非常艱難。安卡·哈拉森是個身材高大、富有風韻的30歲的女人，1900年10月，她開始是基金會的項目協調人，1993年她接替桑覺·普拉朗任執行經理。她當年的預算竟高達600萬美元。
哈拉森饅慢地相信，每個活動都要求有一個中心人物來作決定。最初在基金會做事使人精神鬱悶，但時常的微笑掩飾了她起初的恐懼。到1994年，她說：「我完全接受了基金會的意識形態，甚至把它運用於我的私人生活。我主管的事情很多。現在我已退居二線。我必須授權給他們。但這委託比主管更難操作。」
索羅斯不可能靠他現今的行為洗清他過去在匈牙利的罪名。在羅馬尼亞更是如此。羅馬尼亞總人口為2310萬，其中匈牙利人24O萬。一個出生地在匈牙利的億萬富翁來到羅馬尼亞，宣揚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和開放社會，對一些羅馬尼亞人來說，這簡直是以一種偽裝的方式，挑唆和煽動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反對政府。
基金會建立不久，索羅斯就開始受到攻擊。一些報紙指責索羅斯，說他企圖將有180萬匈牙利人居住的德蘭斯維尼亞「賣，，給匈牙利。基金會追求公平，不希望區別對待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居民，優待或歧視他們。這決非易事。在克拉基城，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請，基金會別元選擇，只好給他們提供贊助，這就使得資助的數量似乎有些失調。
索羅斯忽略了這些攻擊。雖然基金會沒有從索羅斯那裡獲得任何指示，基金會辦公室還是通過對公眾盡可能的公開，來進行回擊。在受到攻擊之前，基金會從來沒有印出獎學金獲得者的名單。受到攻擊後，他們開始這樣做。「這也是一種向其他人說明的方法，我們不僅僅將特蘭西瓦尼亞賣給了匈牙利，也做了一些好事。安卡·哈拉森說。
即使是基金會本身所採用的名稱——開放社會基金會——也使人產生懷疑：是否有些什麼東西被有意隱瞞著。畢竟基金會沒有用索羅斯的名字。因此，普拉朗要求泰爾多瑞斯科將基金會改名為「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希望招牌上的「索羅斯」使人們相信，基金會不是一個用匈牙利人的錢來支持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的秘密工具。
當然，這裡沒有招牌。站在布加勒斯特的維多尼亞大廣場旁索羅斯基金會所在大廈的外面，人們很快會注意到：沒有一塊表明著「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存在的招牌。是否招牌有可能在裡面？在基金會辦公室外面第三層的走廊裡也沒有一塊招牌。這似乎不是出於疏忽。
想在牆壁上搜尋索羅斯的照片，同樣是枉費心機。雖然這裡由化出錢，這地方的人會記住他的名字，但使人耳目一新的是，這裡沒有任何吹捧他的跡象。沒有人私下談到他；或者，開關於他的玩笑。不過，喬治·索羅斯的影響強烈地存在著，像空氣一樣四處閉蕩。在人們的談話中，他的名字在每四句到五句話中會被提到一次。「開放社會」體現了索羅斯全部的戰略目標和使命，基金會的人員知道：如果做什麼能有助於基金會實現它的目標，那麼索羅斯會盡力去為基金會做的。
雖然布加勒斯特基金會全部工作人員的工資都是由喬治·索羅斯一手包攬，但是，似乎沒有誰擔心他可能會關閾這個地方，哪怕是由於他的忽發奇想。由於對日元的決策失誤，索羅斯在金融市場中，損失了6億美元。就是在這種時候，人們也不擔心他會關閉基金會。這些損失是索羅斯玩的遊戲的全部賭注。
第三節 滲透蘇俄
索羅斯於1987年決定在蘇聯創立一所慈眷機構。在那一年3月，也就是在蘇聯官方釋放持不同政見者的代表人物安德烈·薩哈羅夫之後的三個月，索羅斯著手與蘇聯商量允許他在該國建立一個基金會的事，他的最大願望在於促進蘇聯經濟改革。
那年索羅斯向在美國的蘇聯政治避難團成員徵求意見。亞歷克斯·哥德華是一位在莫斯科出生的科學家，在蘇聯他是一位有根長歷史的持不同政見的人物，他在紐約索羅斯的公寓墾第一次見到了索羅斯。哥德華和他的朋友們都懷疑索羅斯的主張，他們說：「我們確實持否定態度，我們認為你這種努力很快會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折騰掉，無論你多麼聰明，他們都將蓋過你。」但索羅斯對這種說法頗不以為然。
事實上，索羅斯成功了。1990年，他在蘇聯建立了公開的慈善基金會）在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也建立了一些類似的機構。索羅斯通過這些基金會提供商業和管理培訓，並向學者、學術團體和英語培訓提供贊助。管理培訓方案是由索羅斯的老朋友黑塔·賽迪曼制訂的。該方案旨在訓練從阿爾巴尼亞到蘇聯的東歐地區的商業管理人才。
1992年12月，索羅斯宣佈了他的一個大的贊助項目，即捐贈1億美元資助在前蘇聯的科學家和科學研究。這毫捐贈旨在減緩人才外流。當時，已有5萬名科學家，放棄了他們的研究工作，離開了前蘇聯而到利比亞或伊拉克從事待遇豐厚的工作。因此索羅斯此舉意義之大可見一斑。
自1987年索羅斯創辦索羅斯慈善基金會（它遍佈歐洲東部）以來，他的花銷飛漲，特別是當他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成立中歐大學之時。中歐大學有來自22個國家的4oo名學生，它的成立實現了索羅斯夢寐以求的願望。至1994年，索羅斯慈善帝國已大大擴展，分佈在26個國家，為此他已在過去兩年裡拋出5億美元，而且他已組織發放另外5個億美元的款項。
一些冷眼旁觀者認為，索羅斯辦慈善的唯一目的，是為獲得更好的信息以便進行審慎的投資。一位懷疑者注意到，在索羅斯為他的基金會舉辦的招待會上，出席的有一些基金會所在國的內閣部長。盧那扎斯卡，他仍然說：「索羅斯通過他的基金會能更好地瞭解世界經濟的運行方式。當他通過他的基金會開始投入資金後。他就勝券在握了。
第四節 四處出擊
1992年突襲英鎊的行動使索羅斯吸引了許多新聞媒體，後者想瞭解他的投資方式。他無意洩密，因而他運用一套策略：即讓記者與他在東歐虛延歲月從而達到讓媒介分散注意力之目的。結果，記者們花在他的援助項目上的時間很多，而用於瞭解他投資方式的時間卻少得可憐。
英國一電視台1992年12月3日的電視報導，似乎可詳解索羅斯的援助過程，因為電視台人員正在飛往布拉格的飛機上與索羅斯暢談他正在進行的一小筆投資。「花在投資項目上的精力佔了我的百分之八九十，我每天與我的辦公室保持聯繫，但事實上我不作任何決定，有專門的人從事此項工作……我覺得賺錢比花錢容易。
說到這兒，喬治·索羅斯不禁露齒大笑。
飛機在布拉格機場降落。索羅斯下了飛機，一群捷克電視記者蜂擁而上。有記者問索羅斯是哪一種類型的資本家。「我認為我不是一名商人，我投資別人經營的商業，因此我是一位名符其實的評論家，在某種程度上你們可稱我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評論家。」鏡頭攝下了索羅斯哈哈大笑的樣子。
當索羅斯在布拉格走走看看，視查他的慈善基金會和中歐大學時，他表示相當滿意。「我已有了我所需要的錢，因而我想促進我的慈善活動。我正在考慮盡快把2．5億美元籌劃好。」
2．5億美元？
幾乎沒有人能像索羅斯那樣不假思索地給出這麼多錢。
中歐大學的開學典禮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上。邁卡偉·哈韋爾這個以前的持不同政見者而今已是總統，索羅斯就站在他旁邊，手斜插在口袋裡，用左手打手勢致意。
「我五年來每年交付500萬美元，總共是2500萬美元，給這所大學。我們現在的投入水平將遠遠超出這個數字。」
聽眾中懂英語的學生立即發出熱烈而持久的掌聲。
索羅斯想避免因自己的援助項目而成為時尚人物，雖然他需要理解與尊重，但他一直堅持不把他的照片掛在他所贊助的學校中。對運用他自己的基金會去傳播他的思想這套作法他也不十分感興趣。即使在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圖書館（該館以藏書豐富著稱），也沒有一本索羅斯的書，學院本身名叫中歐大學院而不稱為索羅斯大學，「我不願死後留名，」他曾大聲說過，「我只想影響今日之事。」
就自身而言，贊助比賺錢幸福得多，他的生命有一種更為崇高的目的。如果東歐和前蘇聯的許多人把他看成一個道德崇高的人或聖誕老人，這倒挺適合於他。當評論家們對他讚不絕口時，索羅斯拂袖而去，就當他們是一群在他身邊嗡嗡地飛來飛去的無害的蒼蠅一樣，他是受一種使命感驅使的人，希望成為重要人物，成為行動十分隨意、能夠掌握自身命運的人，對於他的慈捨基地他曾欣慰他說過：「這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麼是滿足，這種滿足感不是金錢所能帶來的廣
索羅斯帝國的擴展，其速度非常之快，範圍非常之廣，索羅斯似乎感到他隨時應在任何地方出現。他很難固守一個計劃。頭腦中一個念頭可能使他在最後一分鐘改變計劃，這使原來為他準備飛行的人惱怒不已。1992年底，他原定從阿爾已尼亞的地拉那飛往維也納，但半他上了飛機後，他突然指著操縱桿說「飛往倫敦」。
飛行員做了一個鬼臉，笑了笑，想起為飛往維也納他已作了兩小時準備。
「索羅斯先生，」飛行員說，「你是我們所遇到的最富有挑戰性的人物。」對此索羅斯笑了笑。
不斷地從一個項目進到另一個項目，索羅斯似乎正忙著彌補失去的時光。一些零零碎碎的項目，不管多麼重要，都不能像大項目一樣吸住他的注意力。他一心想留下印象，而且是馬上，「他總想開始薪的項目，」邁克羅絲·韋薩利解釋道，「如果某事已人軌運轉，他對此並元多大興趣，他的決定並非總是最好的選擇，但他能夠糾正自己，因為如果他看到某事不利時，他就承認它。
泰勃·韋木在匈牙利與索羅斯一直有業務上的聯繫，泰勃追尋索羅斯的援助動因直至索羅斯「證券交易所的大腦」……在談一句話的時候，他會改變主意。這似乎是一顆宜於證券交易的心，上午9時半你買一些棉紡工業，10分鐘後你又賣出所有一切，同時買進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如果我們長時間地談論工作效果不明顯，他總有點不耐煩。
至1994年春天為止，索羅斯已在西部為他的援助項目賺了一大筆貸款，被新聞週刊戲稱為「元帥計劃」。一般而言，正取得好成績。但索羅斯明白在東歐及前蘇聯真正開放之前他仍有許多事情要做。
儘管索羅斯與基金會的全體人員公開宣稱，贊成西歐政府及非官方公司將最終取代索羅斯基地的種種努力，事情真相卻是由其他公司完成他已有的事業，索羅斯對此內心不滿。他很少考慮政府援助，認為「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實例亦不過如此而已，因為這種幫助只會有益於贈與者而不利於受與者。」他在斯特拉斯堡對一位歐洲議會的官員說：「實際上你不能幹任何事，你元力改變東歐。
索羅斯已經有了自己的優勢，即成為一條孤寂的狼，能夠自作主張，而不用把他的主張提交給別人去求得贊同。傑斐熱。薩奇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波蘭和俄國政府經濟改革顧問，他說：「喬治·索羅斯……操作方式十分靈活，不存在在無限危機之中現金的反覆折騰，因而一小筆錢用處大增，可支付任何人的飛行費。旅行費，世界銀行可能要花兩年使時間才能使事情運轉，而喬治一夜之間就可給飛機票。」
由於極為慷慨的贈金，索羅斯的大名已傳遍了全東歐和全蘇聯。一家商業週報載文稱他為「從萊茵河到烏拉爾山脈之間最具影響的公民。」
但儘管聲譽鵲起，到20世紀90年代初索羅斯因其援助計劃進展緩饅而略顯低沉。起初，他希望點燃一根火柴以激起一場革命，「我感到我汲取的泉水的深度比我實際預備的要深一些，正因為如此，泉已趨乾涸，人也十分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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