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高興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成功的哲學家。
第一節 失敗的哲學家
是什麼動機在驅使喬治·索羅斯呢？
金錢？極少有朋友和助手這樣認為。「如果讓他再賺10億美元，」他的摯友柏榮·文說，「也不見得使他很開心。第一次賺到10億美元就並沒有讓他特別高興。」
當然，金錢會給他帶來快樂，不過不是很多。喬治·索羅斯這個人太複雜，他的思維不僅僅局限在這一空間。不管有多少錢財源源不斷地流進他的銀行賬號，他也不會像一個貪圖安返的人那樣對此心滿意足。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和90年代其他許多富豪一樣。
對前幾代人，非常富有就意味可以自由地打發時間。他們樣霍時間，無所事事。但是，正如英國作家安東尼·薩普霖所指出的：「富人不再追求生活安逸，工作已成為他們社會形象的一個極為主要的部分。」
至於他們所喜愛的社會形象的象徵——豪華賓館的套間、快艇和私人飛機已經取代了別出心栽的房屋、花園和公園。但是，新生富豪與前代富豪的最大區別在於流動性。除了生活的安逸外，索羅斯還追求其他東西，他覺得坐飛機比乘快艇要舒服得多，賓館套間比巨大的宅第更適用，全球環遊比坐在池塘旁更能賺錢。
索羅斯區別於當代富豪的一個明顯之處在於：在一定意義上說，他過的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除了卡爾·波普的著作外，對索羅斯產生最大影響的還有兩本書，這兩本書深奧難懂但讓人折服，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寫的《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格利高裡·貝特森寫的《走向精神的個體生態學》。索羅斯不僅僅把自己看作一個投資家，而且自認為是一個哲學家。或者這樣說更準確，一個偶然成了投資家的失敗的哲學家。1992年秋。在牛津大學，當他被接納為司法院的捐助委員會董事時，他要求被列為「一個金融和哲學領域的探索者」。「我確實很喜歡被看作實踐性的哲學家，」索羅斯曾經說過，「不過。我十分高興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成功的哲學家。」
到叨年代，不管怎樣，他已經是一個億萬富翁——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些什麼，他通常被人認為是「匈牙利企業家」、「經營管理專家」、「億萬富翁投機家」，甚至有一次被當作「全球金融業的壞男孩」（《華爾街日報》，1994年6月1日）。他力圖不讓人貼上邊個標鑒。紐約的索羅斯基金會向新聞界推出的一篇文章稱他為「國際慈善家」。他自己卻認為：「如果我不能稱為一個哲學家，那麼，至少不要把我當作一個金融家。
他做得更多的是謀求別人的尊重——通過自己的精神，通過自己的理論觀點，通過自己對慈善事業的努力而達到的對社會的貢獻。如果他把自己稱為一個哲學家，而沒有做其他什麼事情。人們可能不會多說什麼。他不止一次他說過，在華爾街地區的成功，使自己成了被議論的對象，對他的嚴厲指責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索羅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具有歐洲傳統的知識分子。華爾街管區是一個非常適合賺錢的地方。但是，除了索羅斯辦公室附近小範圍的人以外，這裡的居民對他毫無興趣。「我不願意花很多時間和股票市場的人們在一起，」他向新聞記者唐·多福門吐露，「我覺得他們討厭。」他說，和知識分子在一起比和商人在一起感覺要舒服得多。
如果停止投資活動，專職進行哲學研究，或許他會非常高興，但這根本不可能。在華爾街地區，他曾為此失去太多。如果賺錢不會自行結束，這倒可以給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學家們提供實踐的機會。
固然，賺錢對索羅斯來說是容易的，但是，起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竟選擇了這樣一個職業，而不是學術性或理智性的工作。不過，他逐漸地習慣了。「很多年我都拒絕把它作為我的職業。它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現在，我很樂意去接受——事實上，這就是我一輩子的事業。」80年代初，有人間他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經營家感覺如何，他承認「感覺非常良好」。
在華爾街地區，不管他怎樣地因為經營良好而感到滿意，索羅斯在任何一種意義上都不快樂。陷入到一天接一天的投資決策，這使他極度苦悶。「我完全投入這一工作，但這確實是非常痛苦的經歷。一方面，無論什麼時候我在市場中如果作出了錯誤決策，我得忍受非常巨大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我確實不願意為了成功而把賺錢作為必需的手段。為了找出支配我進行金融決策的規則，我否認我已經成功。」
投資問題之所以讓人如此痛苦，索羅斯有一次作過解釋，這就是因為它帶來損失。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賺錢而又不想承擔虧損的風險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他經歷的「個性轉型期」，就是他認為賺這麼多錢並不是生活的全部這一觀念導致的結果。
正如思想家們所經常擔心的一樣，索羅斯擔心財富的積累可能會對他產生壞的影響，使人頹廢墮落，而且，人們關注他是否僅僅因為他擁有如此多的錢財。「我不得不接受我的成功所帶來的力量和影響……我最大的危險在於：因為我擁有巨額資產，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成了有權力和影響的人。」個性轉型期差不多是一個解救辦法。
第二節 享受人生
他享受著美好的生活。他有四處上好的寓所：一處在曼哈頓，一處在長島的南安普頓，一處在紐約的伯德福德，還有一處在倫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節儉的，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似乎對大吃大喝也不感興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倫敦的合作夥伴，他經常在辦公室之外看到索羅斯。索羅斯的情趣愛好並不是故作高雅，他說他喜歡戲劇、音樂，但不喜歡收藏。他有幾件匈牙利藝術品。他喜愛服裝，每次出門穿著都十分得體。
「我過去喜歡收藏，但確實沒有很大的實用價值，」1993年他對一位記者說，「我喜歡舒適，不過，實實在在地，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每次去國外參觀慈善機構，特別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羅斯都避開司機或保鏢。參觀大學校園時，有時他呆在學生宿舍裡，有時候他乘出租汽車，有時候在一個城市他步行走完幾條街道，有時候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索羅斯拒絕過一個億萬富翁的生活，給許多朋友留下一些趣談。泰帕·威姆是一個匈牙利知識分子，負責索羅斯在布達佩斯的慈善機構。有一次，他們坐在匈牙利社科院的大樓裡。
「我怎麼樣可以到那所大學？」索羅斯間。
「你可以乘出租車。」威姆告訴他。
「為什麼不乘有軌電車？」索羅斯嚴肅地問。
索羅斯並不是吝嗇，成姆解釋說，他很務實。在那時，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坐有軌電車是最快的方式，那為什麼不坐呢？
索羅斯在南安普頓的房子是一棟石灰粉刷的，蓋著西班牙式瓦片的別墅，帶有游泳池和網球場。19oo年索羅斯在這裡舉行了慶祝他的壽辰的舞會。有一個客人說，彼邀請的5oo個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業巨頭和「匈牙利的百萬富翁」。
索羅斯試圖給人一種生活節儉印象，不過，這有時候讓人產生一點誤解。從南安普頓到曼哈頓他的四處寓所之間，有水上飛機，但是沒有快艇、也沒有勞斯·萊斯汽車。索羅斯旅行時，一般乘商業航班（商業階層）．較少用私人飛機。有一次，索羅斯很想買一架飛機，這樣從紐約到歐洲來來往往就更方便。他問柏榮·文對此怎麼看。「這個想法不好，」文告訴他，「如果你有了一架飛機，你就會知道，只有駕駛員想用飛機的時候，你才能用飛機。」文建議他什麼時候需要就租用一架飛機，索羅斯採納了他的建議。
一些人認為，索羅斯特別靦腆，不過他喜歡人們伴他左右。文說：「他喜歡生活在根舒適的地方。喬治不會帶你到處看他的房子並對你說：『瞧、這一口鐘，或者這尊塑像，或者這幅油畫。』他槽得物質享受，喜歡平靜安逸的生活。他喜歡把人帶到家裡，為他們提供美味佳餚，為他們提供幫助與方便。」
他經常舉行舞會。有時候他會在最後一分鐘打電話給蘇柵要邀請一些朋友共進晚餐「多少人？」蘇姆馬上會間。「哦，可能50或者75，」索羅斯會作出反應。然後，蘇柵就親自為70個持不同意見的俄羅斯人及其夥伴準備晚餐。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會在紐約的公寓裡舉行一個晚會。夏天，每個星期六的晚上，索羅斯都會在甫安普頓消近，對他來說，這些晚會和商業會議、社會活動一樣重要。文參加過一些這樣的晚會，他觀察到索羅斯人緣很好。他跟每個人打招呼，能夠記住他們的姓名。參加晚會的人有的來自藝術界，有的是打岡球的夥伴，有的是政府官員。那裡人很多，讓他應接不暇。通過這些活動，他往往能有所得。不過，更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彼此接觸。
正因為具有愛好社交活動的天性，索羅斯不喜歡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處於流動之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維，和那些正從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往。總之，他想去實際上也正在熱切地尋求機會，在生活中冒險。這也就無怪乎他討厭商人，也討厭處理家務了。
第三節 自命不凡
他認為，自己是一種特殊的人，是一種對生活賦予了特別目的的人。我們會記起，這就是那個在小時候認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為一個成年人，他似乎懂得這種思想會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們會把他當作一個「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記中寫道：「唯一能使我受到傷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憶起孩童時代萬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繼續從事金融市場活動，這種幻想似乎不可能變成現實，因為它們不斷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動也讓他回憶起，他與新聞界的接觸——他並不是不會犯錯。1985年，正當他沉浸在投資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悅中，新聞記者唐·多福門問他，如果讓他再活一次，他準備去做什麼。「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發生的事，」他說，「但是以我的角度來看確實是可以再發生的事件。」這名話的意思是，對於喬治·索羅斯來說，即使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件也能再發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發生的事件再發生，還有什麼能阻止他以同樣的方式運用自己的智力呢？還有什麼能阻止他對人類的認識作出一些偉大的貢獻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絆腳石，於是放棄了做一個學者和做一個哲學家的計劃。今天，他賺的錢越多，他就越自信，或許有可能返回到知識王國。
正因為有這些想法，他發明了理論——關於認識論，關於歷史，關於金融市場一一一他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觀點有價值。他聲稱他的「發現」，即考慮到個體參與者的偏見在對人類知識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歷史過程的鑰匙，這個歷史過程包含了有思維能力的參與者。「這正如基因變異是理解生物進化的鑰匙。
索羅斯認為自己是一種極不尋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認為是沒有天賦的人在一起，他覺得十分難以忍受，畢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質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憑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場，他寫道：「我認為我確實懂得了即將發生的這個過程，這個革命性的過程。我比大多數人強，因為我有理論，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運用它。這是我的特別之處，很實在，因為我在金融市場遇到過相同的過程。」
至於其他那些試圖探索市場的人，「我對那些職業化的投資者的才智，評價非常低。我認為，他們的決策越有影響，他們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馬龜茲在與索羅斯共事時，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這種觀點深入骨髓，認為自己瞭解情況的能力要比別人強。我們經常發生爭論，這倒不是因為他要把思想從匈牙利語轉換成英語，而是因為他總是想教導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讓你接受他的教導，他有這種感覺，一旦他瞭解了什麼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談話。對某事的發生他是如此的自信，當事情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時，他可能感到極為驚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設想發生的話，那就只不過是本來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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