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一世紀以前，資本的缺乏使經濟學家過分強調資本的供給在工資決定方面所起的作用。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人民雖然很窮，歐洲各國人民則更窮。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都很稀少，因此，糧價低廉；但是，即使如此，他們還食不果腹，且不能自籌軍餉。法國在最初幾次勝利後，靠勒索他國度日。而中歐各國如無英國的幫助，就不能維持自己的軍隊。就連年輕力壯而擁有國家資源的美國也並不富裕；她不能補助大陸上的軍隊。
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尋求解釋：並且認為主要是由於英國的積累資本，而以現在的標準判斷這種資本雖為數很少，但在當時，英國的積累資本比起任何別的國家來都多得多。其他各國都很羨慕英國，想效仿英國；但是，它們力不從心，部分是由於別的原因，而主要是由於它們沒有足夠的資本。它們的年收入都用於直接消費。在這些國家中，沒有大批的人，他們存有大量財富，無須立即消費，並把這些財富用於製造機器和能輔助勞動的其他東西上，使勞動能夠生產大量物資以供未來消費之用。由於到處（甚至包括英國在內）缺乏資本，由於勞動日益依靠機器的輔助，由於盧梭信徒們的那一套傻話（他們告訴工人階級，如果他們完全沒有資本，他們的生活會大大改善），使他們的說法具有一種特殊的色調。
因此，當時經濟學家極端強調的是，首先，勞動需要資本維持即需要已經生產出來的新衣服等等的給養；其次，勞動需要採取工廠、原料貯藏等形式的資本的輔助。當然，工人也許會供給自己資本，但實際上他只有幾件衣服和傢具，也許還有自己的少數簡單工具。而在其他方面他都是依靠別人的儲蓄的。勞動者領到的是現成的衣服，可食用的麵包，或用以購買這些的貨幣。資本家得到的是，毛紡成毛線，毛線織成毛布，或土地的耕耘，而只有在少數場合下，才得到供直接使用的商品，供現穿的衣服，或供食用的麵包。誠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僱主和雇工之間一般的交易是，後者所得到的東西是供直接使用的東西，而前者所得到的東西是有助於製造以後行將使用的東西。經濟學家們把這些事實表述成：一切勞動都需要資本的維持，不論這種資本屬於自己或屬於別人；此外，當任何一個人受雇於人時，他的工資照例是從資本家的資本中預付給他的——所謂預付，指的是不等到工人所從事製造的東西可供直接使用的時候。這些簡單命題受到很多批評，但是，它們從來沒有被任何人所否認，只要他按照它們的原意來理解。
不過，較老的經濟學家繼續說，工資數量是受資本數量的限制的。
而這個命題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只不過是一種粗枝大葉的說法而已。它曾給人這樣一種想法：一個國家在比方說一年中所能支付的工資數量是一個固定的數量。如果一群工人用罷工的威脅或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資，人們會告訴他們，其他工人群眾因此會受到損失，而損失的總額恰等於他們的工資增加額。說這種話的那些人也許想到一年只收穫一次的農產物。如果一次收穫的小麥在次年收穫以前勢必吃光，如果本國不輸入小麥，那末的確，任何人食用的小麥份額如果增加，則其他人恰將減少同樣的份額。但是，這點並不能作為一國應付工資數量由該國資本所規定這一命題的口實，這個命題是被稱為「庸俗形式的工資基金理論」的一種學說。
第二節 這種誇大可以從穆勒的《價值論》前的第二篇《工資論》中看出來；但在第四篇《分配論》中，卻不再有這種擴大。資本和勞動，以及生產和勞動之間相互關係的部分對稱。
前面已經指出（第一篇，第四章，第7節），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會主義者及民心的一般趨向的交錯影響下，從事強調經濟學中和機械因素相對立的人的因素。他欲使人注意那些習俗和社會不斷的變遷以及人性的不斷改變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他和孔德一致認為從前的經濟學家對人性之易變作了過低的估計。正是這種願望推動他晚年從事於經濟研究工作，而這種工作和他寫《關於未解決的幾個問題的文集》時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也正是這個願望誘引他把分配和交換區別開來，並主張分配規律取決於「特定的人類制度」，並隨著人類的情感、思想和行動從一種狀態轉入另一種狀態而往往變化不絕。從而，他把分配規律和他認為建立在一成不變的自然基礎上的生產規律，以及和他認為與數學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換規律都對立起來。的確，他有時說，彷彿經濟科學主要討論的是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因此，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換理論視作分配理論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他把這兩種理論區分開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討論《分配》，而在第三篇討論《交換的機器》（參考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篇第一章的第一節和第十六章的第六節）。
這樣做的時候，他讓經濟學更合乎人情的那種熱誠戰勝他的判斷，並且促使他工作而沒有完全的分析。因為他把主要的工資理論放在供求的說明以前，這樣就使他失去滿意地討論工資理論的一切機會；而事實上他竭力主張（《原理》第二篇第十一章，第一節），「工資主要取決於人口和資本的比例」；甚或像他後來解釋的，取決於「僱傭勞動階級的人數」和「由用來僱傭勞動的那部分流動資本構成的所謂工資基金總額的比例。」
事實是，分配和交換的理論密切聯繫得略多於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中每個方面都有機械準確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每個方面都有取決於「特定的人類制度並因時因地的不同而不同或行將不同的因素。如果穆勒認識到這個偉大的真理，他也許不會像他在第二篇中那樣力求用工資問題的提出來代替它的解決，而也許會把他在第二篇中的描述和分析同第四篇中關於決定國民收入的因素的精湛的研究結合起來；這樣，也許會大大促進經濟學的發展。
實際上當他的朋友桑頓跟在郎格、克利夫·萊斯裡、傑文斯和其他學者之後，使他相信他在第二篇中的措辭不當時，他完全接受了這個意見，並誇大敘述了他自己的過去錯誤和他不得不向他的敵人所作的讓步。他說（《論文集》，第4卷，第46頁），「沒有這樣的自然規律，它生來就使工資不可能上漲到這一點，在這點，它不僅吞盡他（僱主）企圖用在營業上的基金，而且還吞盡他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所留下的全部私人用費。這種上漲的真正限界是，對他有多大的損害或迫使他歇業的實際考慮，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工資基金限界。」他並沒有說明，他所指的是直接結果還是最後結果，指的是短期還是長期，但不論在哪種場合下，這種說法似乎都是站不住腳的。
就長時起來說，限界定得太高，工資不能長期上漲得幾乎吞盡像這裡所指的那樣多的國民收入。就短時起來說，限界又定得不夠高：因為當危急之際一次組織得很好的罷工在短時間內可以向僱主強索一種超過支付該時期原料以後的全部產值，從而，使他在當時的毛利成為負數。的確，不論較舊或較新形式的工資理論都和勞動市場上的任何特定鬥爭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它取決於鬥爭雙方的力量對比。但是，工資理論對勞資關係的一般政策卻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它表明那些政策本身含有或不含有它們最終失敗的因素；哪些政策可通過適當的組織加以維持；哪些政策最後將使勞資雙方都兩敗俱傷，雖然他們組織得十分完善。
不久凱恩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力圖用一種他自認為可以避免攻擊的敘述形式來恢復工資基金學說。雖然在他的大部分敘述中他避免了從前的陷阱，但是，他之所以能這樣做，只是由於他把這個學說的特徵都給解釋掉了，從而，所剩下的很少名副其實。不過，他說（第203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資率和勞動的供給成反比例的變化」。就勞動供給的急劇增加的直接結果來說，他的論點是對的。但是，在人口增長的一般過程中，不僅資本的供給有某些增加，而且同時勞動的分工也愈細，效率愈高。他使用「成反比例的變化」一語是錯誤的。他應當說「在短時間內至少向著相反的方向變化」。他進而得出一個「出於意料的結果」，即勞動供給的增加（如系和固定資本與原料一同使用的那種勞動）會使工資基金「隨著領工資的人數的增加而減少」。但這只是在工資總額不受生產總額的影響的條件下才會產生的結果；而實際上生產總額是所有影響工資的那些因素中最強有力的因素。
第三節 續前。
不妨指出，工資基金的極端形式把工資說成是完全由需求決定的，雖然需求被粗淺地表達為取決於資本的數量。但有些經濟學的通俗註釋者似乎同時主張工資基金學說和工資鐵律（認為工資嚴格受人的培育費的決定）。當然他們可以把這兩種理論都加以改造，並造成一個多少和諧的整體，如凱恩斯後來所作的那樣。但似乎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工業受資本的限制這一命題，往往被解釋得實際上和工資基金理論意義相同。它可以被解釋得正確，但一種類似的解釋可以使「資本受工業的限制」一語同樣正確。而穆勒之使用它主要和這個論點有關，即用保護關稅或其他方法使人們不按他們所喜好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一般是不能增加勞動僱傭的總量的。保護關稅的影響至為複雜，在這裡無法加以討論；但穆勒顯然說得對。就一般而論，用來維持或輔助任何一種保護關稅所建立起來的新工業中的勞動的資本，「一定是撤自或停辦某種別的工業而來的，在該工業中，它僱用或勢必僱用的勞動量，大概等於它在新工業中所僱用的勞動量」。或用比較現代的形式來表述這個論點：這種立法顯然既不增加國民收入，也不增加歸於勞動的國民收入份額。因為它不增加資本的供給，也不能使勞動的邊際效率較之資本的邊際效率有所提高。因此，使用資本時須付的利息不會降低；國民收入得不到增加（實際上，幾乎一定有所減少）；因為勞動和資本在訂約分配國民收入時沒有一方能得到新的利益，所以，它們都得不到這種立法的好處。
可以把這個學說顛倒過來說，推動保護關稅所建立起來的新工業中的資本所需要的勞動，一定是由撤自或停辦某種別的工業而來的，在該工業中，它推動或勢必推動的資本量也許等於它在新工業中所推動的資本量。這種說法雖然同樣正確，但它不易為一般人所接受。因為貨物的買主通常被認為給予賣主以特殊的利益，雖然實際上買主和賣主彼此提供的服務在長期內是同等的。同樣，僱主通常被認為給予工人以特殊的利益，雖然僱主和雇工彼此提供的服務在長期內是同等的。這兩件事的原因和結果，我們在以後的研究中將大力加以討論。
某些德國經濟學家曾有過這樣的論點，他們說，僱主支付工資的資金取自消費者。但這似乎出於一種誤解。如果消費者預購個別僱主所生產的東西，則這種說法也許對他適用。但事實上卻有相反的常規；
消費者往往過期付款，買現成商品時只給一種對它們的延期支配權。
不能否認，如果生產者不能出售他的貨物，則他在短時間內也許不能僱用工人；但這只是意味著生產組織部分發生障礙。如果機器的一個聯桿壞了，則它可以停頓，但這並不意味著機器的原動力就是聯桿。
僱主在任何時候所支付的工資額也不是由消費者們對他的貨物所付的價格來決定的，雖然僱主對消費者們行將支付的價格的期待對它一般都有很大的影響。誠然無疑，在長時期的正常條件下，消費者們所支付的價格和他們行將支付的價格其實是相同的。但是，當我們從一個僱主的特殊付款轉向一般僱主們的正常付款（我們此刻所討論的其實只是這種付款）時，消費者們就不成其為一個獨立的階級了，因為人人都是消費者。當羊毛或印刷機從庫房或車間轉移到毛紡工業家或印刷家的手中時，從廣義上講，我們說它們進入消費領域，這種國民收入專用於消費者。而這些消費者也是生產者，這就是說，也是勞動、資本和土地這些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兒童和他們所供養的其他的人以及向他們徵稅的政府只消耗他們的部分收入。因此，認為一般僱主們的資金最後取自一般消費者，無疑是正確的。但那只不過是下述事實的另一種說法而已。一切資金都是國民收入的組成部分，它們被作成適於延期使用而不適於直接使用的形式。如果其中有些現在用於其他目的而不用於直接消費，則它們勢必由國民收入的流入加以代替（帶有增加額或利潤）。
穆勒的第一個基本命題和他的第四個基本命題即商品需求不是勞動需求是密切地聯繫著的。但是，這個命題又沒有很好地表達他的意見。的確，購買某特定商品的那些人，一般都不供給輔助和維持生產那些商品的勞動所需要的資本。他們只是把資本和僱傭從別的企業轉向那種企業，而這種企業的產品是他們增加需求之所必需。但是，穆勒不以證明這點為滿足，他似乎是說，把貨幣用在僱用勞動上比把貨幣用在購買商品上對勞動者更加有利。這是一個其中含有點滴真理的意見。因為商品的價格包括工業家和中間人的利潤；如果買主充作僱主，則他稍微減少對僱用階級服務的需求，並且增加勞動需求，正像他不買機制花邊而買手織花邊所增加的勞動需求那樣。但是，這個論點假定，工資是在工作過程中支付的，像一般的作法那樣，而商品的價格，照普通的辦法，是在商品生產出來以後支付的。我們發現，在穆勒拿來說明他的學說的各種場合下，他的論點暗示著，雖然他自己似乎不知道，消費者從購買商品轉向僱用勞動時，把他自己消費勞動果實的日期推後了。而同樣的延期對勞動者產生同樣的利益，如果買主用錢的方式沒有改變的話。
第四節 產業資本和其他財富形式與工資的關係。
在國民收入的整個討論中，飯店的廚房用具和私人家中的廚房用具同僱用廚師的關係，暗中曾以同等的關係對待的。這就是說，資本就廣義的資本而言，它並不僅僅局限於產業資本。不過，關於這個問題還須略加討論。
人們往往認為，雖然那些稍有或沒有自己積累財富的工人們，因資本的增加而大得其利，這裡的資本是狹義的資本，它和維持並在工作中輔助勞動的產業資本大體是相同的。但是，他們從不屬於自己所有的其他財富形式的增加中很少獲得利益。無疑地，有幾種財富，它們的存在幾乎不影響工人階級；而他們卻差不多由於（產業）資本的每次增加而直接受到影響。因為較大部分的資本是作為他們工作中的工具和原料而通過他們的手的；同時很大一部分是由他們直接使用，甚或消費掉了。因此，當其他財富形式變成產業資本的時候，工人階級似乎勢必得利，反之則反是。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如果一般私人不再置車或船，而從資本家那裡租用，則對僱傭勞動的需求必然減少。因為從前當作工資支付的部分，現在當作利潤歸中間人所有。
也許可以反對的是，如果其他財富形式大規模地代替了產業資本，則用來輔助勞動或維持勞動所需要的東西就會感到不足。這也許是某些東方國家的真正危險。但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在英國，資本總額在價值上等於工人階級許多年中所消費的商品總值。那些較之其他形式能直接適應工人階級需要的資本形式，對它們的需求稍有增加，就會很快地使它們的供給增加，其中有的是由別的國家輸入的，或有的是為了適應新的需求而特地生產的。因此，我們不必要為這點擔心。如果勞動的邊際效率保持得高，則它的純產品高，從而，勞動工資也高。
源源而來的國民收入將分割成幾個相應部分，一部分總會提供足夠的商品供給，以供工人直接消費之用，一部分把所生產的那些商品充作大量的工具儲備。當供求的一般情況決定了其他社會階級可以隨便花用國民收入的那些部分時，當那些階級的嗜好決定了有多少支出用於現在的滿足而有多少支出又用於未來的滿足時，那末，不管蘭草是來自私人的溫室或職業花匠的玻璃溫室（因此，它是產業資本），這對工人階級是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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