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三章至第十章的範圍。
當我們在上篇討論需求和供給的一般均衡理論和在本篇前二章討論分配和交換的中心問題時，我們盡量不考慮生產要素的特殊性質及其枝節問題。我們沒有詳細研究，關於生產工具的價值和借它所製造的產品的價值二者的關係的一般理論，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僱主、工人或自由職業階層得自先天能力或後天知識和技巧的那些收入。我們為避免和利潤分析相關的各種困難，不去注意市場上對利潤一詞的許多不同的用法，甚至也不去注意利息這一更加原始的名詞。我們沒有估計各種租佃對土地需求的形式的影響。所有這些不足之處，都將在以下各章論勞動、資本與營業能力和土地的供求時加以詳細的分析和補充。本章所要討論的是關於工資計算的方法問題，它主要屬於算術或簿記的範圍，但是許多錯誤的產生，都是由於計算時的粗枝大葉。
第二節 競爭有使相同職業中的周工資不等的趨勢，但有使周工資與工人效率成比例的趨勢。計時工資。計件工資。
效率工資。計時工資沒有相等的趨勢，而效率工資則有之。
當我們觀察物質商品的供求作用時，我們經常碰到這樣一個困難：即在同一個市場按同一種名稱出售的兩種東西，實際上質量不同，對各買主的價值也不同。或者質量確實相同，即使在競爭極其尖銳的場合，因為銷售條件不同，它們也可以按不同的名義價格出售。例如，交付上的開銷或風險有時由賣主負擔，而有時卻由買主負擔。但這種困難在勞動的場合比在物質商品的場合要大得多。付給勞動的真正價格，往往懸殊很大，而這種懸殊是不易從名義上支付的價格說明的。
開頭就遇到如何解釋「效率」一詞的困難。如果說在長期內不同部門中約有相等效率的人所得的工資大約相等（或「純利益」大約相等，見第二篇，第四章，第二節），則效率一詞必須作廣義的解釋，它指的一定是一般的工業效率（如第四篇，第五章，第一節所述）。但是，如果所指的是同一部門中各人生產所得能力的差別，即效率必須按該部門所需要的那些特殊效率因素而加以估計。
人們常說，競爭有使同一業中或困難相同的各業中的人的工資相等的趨勢；但是這種說法需要謹慎的解釋。因為競爭使效率不同的兩個人在一定時間如一日或一年內所得的工資，不是趨於相等，而是趨於不相等。同樣，在平均效率不等的兩個地區，競爭使平均周工資不是趨於相等，而是趨於不相等。如果英國北部各勞動階級的平均體力和精力高於南部，那末，可以斷言，「競爭使各事物趨於自己的水平」越是徹底，則北部的工資高於南部，也越是確鑿不移。
克利夫·萊斯裡和某些經濟學家曾天真地強調工資的地區差異，足以證明勞動階級中的流動性很小，和他們為就業而作的競爭的無效。但他們所援引的大部分材料只是和日工資或周工資有關：它們只是部分材料，若把所遺漏的另一部分材料補上，則全部材料一般地支持相反的結論。因為我們發現，周工資的地區差異和效率的地區差異大體上一致。因此，材料（就其與該問題有關者）往往證明競爭是有效的。不過我們很快就知道，充分解釋這些材料是一個極其困難而艱巨的任務。
一個人在一定時間如一日、一周或一年內所得的工資，叫做計時工資，因此，我們可以說，克利夫·萊斯裡所舉的計時工資的例足以證明而不是削弱這一假設：競爭使鄰區困難相等的各業中的工資和工人的效率相適應。
但是，「工人的效率」一詞，意義含混，尚待加以徹底澄。清。按所完成的某種工作的數量和質量所支付的工資，叫做計件工資，說有二人用同樣適用的工具並在相同的條件下工作，如他們所得的計件工資都按每種工作的同一單價計算，則他們的工資和他們的效率成比例。但是，如工具的優劣不等，則統一的計件工資率會帶來同工人的效率不成比例的後果。
例如，設有二紗廠，一用舊式機器，一用新式機器，它們所採用的計件工資的單價相同，雖表面上相等，其實不等。因為競爭越是有效，經濟自由和企業心的發展越是全面，則使用舊式機器的紗廠所用的單價勢必比其他紗廠也越高。
因此，為了正確理解經濟自由和企業心有使鄰區困難相同的各業中的工資相等的趨勢這一論斷，我們需要使用一個新名詞，亦即效率工資，或從廣義上說，效率報酬。這就是說，它不像計時工資按取得工資所消耗的時間計量，也不像計件工資按產品的數量計量，而是按工人的效率和能力的運用來計量的。
所以，經濟自由和企業心（即普通所指的競爭）使各人的工資找到自己水平的趨勢，就是使同一地區的效率工資相等的趨勢。如果勞動的流動性愈大，勞動的專業化愈不細密，父母給子女謀求最有利的職業的心愈切，同時適應經濟條件變化的能力愈快，以及這些條件的變化愈慢，愈不劇烈，則這種趨勢將愈強。
不過這種趨勢的論述，仍略須加以修正。因為迄今我們所假設的是，倘做某件工作所付的工資總額不變，則僱用少數人或多數人來做那件工作，對僱主來說卻毫無區別。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以一定的工資率取酬並在一周內所賺最多的工人，對僱主來說是最廉價的工人，對社會來說也是最廉價的工人，除非因他們工作過度而未老先衰。因為他們和他們那些較慢的工人同伴所使用的固定資本量一樣，既然他們完成的工作較多，則每部分工作所負擔的固定資本費用也較少。
兩種場合下的直接成本雖說相等，但效率較大取得計時工資較多的工人所做工作的總成本，卻低於那些效率較小取得計時工資（按同一工資率付酬）較少的工人所做的。
上述論點對車間以外的工作是無關重要的，因為空地很多，貴重機器的使用也較少。所以，除監督工作外，不論僱主把做某件工作所用的工資總額一百鎊分給二十個有效率的工人，或分給三十個效率較差的工人，對他卻毫無差別。但是如果使用的是貴重的機器，而該機器又必須和工人的數目保持一定的比例，則僱主往往發覺，他如能以五十鎊工資用二十個人完成從前以四十鎊工資用三十個人所完成的工作，則他的商品總成本有所減少。在這方面，美國在世界上居於領導地位，那裡有一句俗語，誰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資，誰就是最好的企業家。
可見，經過修正的規律是，經濟自由和企業心，一般說來有使同一地區的效率工資相等的趨勢。在使用大量昂貴的固定資本地區，如提高效率較大的工人的計時工資，且提高的程度高於效率的比例，則對僱主勢必有利。當然，這種趨勢很易受特殊的習慣和制度的反對，在有些場合，為職工會章程所反對。
第三節 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貨幣購買力（特別就該級勞工的消費而言）必須加以估量：職業費用和附加的便利與不便利也必須加以考慮。
關於按工付酬所要說的就是這些。其次，我們必須仔細討論的是，在計算某業的實際工資時，一方面除貨幣收入外，必須考慮到許多其他情況，另方面，除因工作繁重而引起的直接不便外，還必須考慮到許多附帶的不便。
如亞當·斯密所說，「工人的實際工資，是指對工人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的數量，名義工資是指貨幣數量……
工人的富或貧，報酬的厚或薄，不是同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同勞動的實際價格成比例」。但「對工人提供的」一語，不應當理解為只適用於僱主或勞動產品所直接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為附帶在職業上的，無須他特別開銷的那些利益，也必須估計在內。
在確定某地或某時的一業的實際工資時，首先要考慮貨幣（名義工資用它表現）購買力的變動。在討論一般貨幣理論以前，這點是不能加以透徹的分析的。不過，我們可以順便指出，即使我們有全部物價史上十分精確的統計，這種估量也不僅僅是算術上的計算。因為如果我們比較較遠的地區或較長的時期，則我們就發覺，人們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滿足這些需要的不同手段。甚至當我們把注意集中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上，我們也發覺不同的階級使用他們收入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天鵝絨，歌劇和科學書籍的價格，對低級工人是無關重要的；但是麵包和皮鞋價格的降低，使他們所受的影響比高級工人要大得多。必須記住這種差別，一般說來，對這些差別作一大致的估量是可能的。
第四節 續前。
我們已經知道，某人的總收入減去他的生產費用，就是他的實際收入總額。但總收入卻包括許多不是貨幣報酬的東西，從而有被忽略的危險。
首先，就費用而言，我們並不計算在學習某業上所用的普通教育費和專門教育費。我們也不計算某人在工作中所消耗的健康和體力，這些最好是用別的方法加以估量。但是，我們必須扣除一切職業上的費用，不論是自由職業者或工匠需花的費用。例如，在律師的總收入中，我們必須扣除事務所的租金和職員的工薪；在木匠的總收入中，必須扣除置備工具的費用；在計算某地區石匠的報酬時，我們必須知道，按當地習慣，工具和炸藥的費用是由石匠自己負擔，還是由僱主負擔。這是一些比較簡單的事例。但在醫生需要用的房租、車馬費和社交費中有多大一部分應看作職業上的費用，卻是比較難於決定的。
第五節 工資部分地酬以實物。實物工資制。
此外，僕役或店員必須自費購置很貴的服裝，而如果聽他們自便，他們也許不會買它，由於這種強制，他們工資的價值對他們有所降低。如主人給他的僕役供給高價的制服、住房和伙食，則這些東西對僕役之所值，一般小於對主人之所費。因此，像某些統計學家把主人供給家僕的一切東西所費於主人的等價，加在家僕的貨幣工資上，來計算他的實際工資，是一種錯誤做法。
相反地，如某農場主給他的雇工運煤，而不取費，當然他選擇他的馬匹有閒空的時間，則這對這些雇工實際收入的增益遠超過對該農場主的所費。上述論點對各種犒賞和津貼也同樣適用，例如，僱主贈給工人一批商品，而這批商品對工人雖說有用，但由於推銷費用過高，對僱主卻幾無價值。又如他允許工人以批發價格購買他們幫助下生產的商品，以供自己使用。但是當這種許可變成義務的時候，各種嚴重弊端接踵而來。從前的農場主往往強其他的雇工按好谷的批發價格購買他的壞谷，這就等於他實際上支付的工資低於名義上支付的工資。在一個古老國家的任何一業中實行這種所謂實物工資制時，就一般而論，我們大體上可以斷言，實際工資率低於名義工資率。
第六節 成功之不定與就業之無常。
其次我們必須計及成敗莫測與就業無常對某業實際報酬率的影響。
顯然開始時我們應當從該業成功者和不幸者的報酬中取一平均數作為該業的報酬；但要注意的是真正平均數的求得。
如成功者每年的平均報酬為二千鎊，不幸者每年的平均報酬為四百鎊，如二者人數相等，則他們的平均數為每年一千二百鎊。可是如不幸者為成功者人數的十倍（也許如律師所處的情況一樣），則真正的平均數為五百五十鎊。此外，許多徹底失敗的人也許早已離開該業，從而沒有被算在內。
此外，雖然通過求得這種平均數，我們不必再單獨酌減風險保險費，但是成敗莫測之害仍須加以計及。因為有許多人，性情穩健，頭腦清醒，他們喜歡正視現實，甘願就某種每年提供一定的收入例如四百鎊的職業，而不願就另一種職業，該職業有時似能提供六百鎊，有時卻只能提供二百鎊。因此，成敗莫測不能引動巨大的野心和宏偉的志願，受它特別吸引的人確是少數，對許多選擇終身職業的人來說，它起著阻撓作用。就一般而論，平常一定能成功的事比不一定能成功的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雖然後者也有相等的保險計算上的價值。
反之，設有某業可得少數極高的獎品，則它的吸引力遠超過該獎品的總價值。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富於冒險性的青年受巨大成功希望的吸引遠超過受失敗恐懼的壓抑。
第二個原因是，某職業的社會地位，取決於該業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和最高地位者多，而取決於從事該業者的一般運氣者少。政治上曾有一格言，政府應在各政務部門設有少數優等獎品。在封建貴族的國家裡，高級官吏的薪俸很高，而低級官吏的薪俸多在市場水平以下，他們之所以安於低薪，是由於最後有提升到肥缺的希望和這些國家在社會上對公務人員的重視。這種部署對於某些權貴有利。民主國家不採納這種辦法的部分理由也在此。但民主國家往往趨於另一極端，對低級公務人員的服務所支付的報酬，高於市場報酬率，而對高級公務人員的服務所支付的報酬卻低干市場報酬率。不過，這種辦法，不論在其他方面的優點如何，誠然是一種很浪費的辦法。
其次來討論就業無常對工資的影響。很顯然，在那些工作不經常的職業部門中，工資，較之所完成的工作，勢必要高；醫生和擦皮鞋工人在工作時所得的報酬，必須夠維持他們沒工作時的用費。設職業上的其他利益相籌，工作上的困難相等，則泥水匠在工作時所得的工資多於木匠；而木匠又多於鐵路人員。因為鐵路上的工作幾乎全年不斷，而木匠和泥水匠往往因商業不振而有賦閒的危險，泥水匠又因霜雨而中斷工作。估量這種工作中斷的普通方法是，總計長時期的報酬，然後取其平均數即可。但這種方法也不能完全令人滿意，除非我們假定，某人在失業時所獲得的休息和安逸對他沒有直接或間接的補益。
在有些場合，是完全可以作這樣的假定的。因為等待工作往往使人如此焦躁不安，以致它所產生的緊張狀態也許超過工作本身。但這並不是經常現象。事業正常過程中所產生的工作中斷，從而沒有後顧之憂，是調劑和蓄積力量以供未來使用的機會。例如，名律師一年中有幾個月是十分緊張的，緊張本身是一件壞事。但是當我們估量到這一點之後，司法停審期間使他得不到進款，這對他卻沒有多大損失。
第七節 補充所得。家庭所得。
其次我們必須計及某人的環境對於補充他的報酬的機會，亦即除主要職業的報酬外，由其他工作所得的報酬。同時這種環境對於他的家庭成員所提供的工作機會也必須加以考慮。
許多經濟學家甚至主張把一個家庭的報酬作為他們建議的報酬單位。在這方面，關於農業和舊式家庭手工業有許多可說，在農業和舊式家庭手工業中，全家人都在一道工作，規定應酌減妻子疏忽家務而造成的損失。不過在現代英國，這種手工業是罕見的。家長的職業，除能使他的兒子學習該業外，對家庭其他成員很少起多大的直接影響。當然，如他的工作地點固定，則他的家人便於參加該業，但就業量是受鄰區資源的限制的。
第八節 某業中的吸引力並不僅僅取決於其貨幣收入，而且還取決於其純利益。個人和國民性格的影響；工人的最低階層的特殊情況。
由此可見，一業的吸引力，除一方面工作上的困難和緊張，和另方面工作中的貨幣報酬外，取決於許多其他原因。當某業的報酬被看作對它的勞動供給起作用，或說它是勞動的供給價格時，我們總是這樣理解的，即報酬一詞只當作勞動「純利益」的代用語。我們必須估計到這樣的事實，如某業比他業清潔衛生，它的工作場所更加有益於人的健康或更加令人愉快；或它的社會地位較高。大家都知道，亞當·斯密說過，許多人厭惡屠宰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屠戶也一樣，這就使屠宰業的報酬超過困難相等的其他職業。
當然，對於特殊利益的估計是有仁智的不同的。例如，有些人對鄉村小宅是如此喜歡，以致他們寧願在鄉村靠低工資為生，而不願在城市賺取高得多的工資；而另外一些人對於住宅卻毫不介意，他們倘能得到自認是生活奢侈品的話，即使沒有生活安逸品，也在所不計。例如，有某家庭曾於一八八四年向皇家工人階級住宅狀況調查委員會說，他們的總收入為每星期七鎊，不過他們情願住一間房，以便把錢節省出來用在旅行和各種娛樂上。
諸如此類的個人特性，使我們不能確計各個人的行為。但是，如果各種利益和不利都能按貨幣價值（即對參加該業或使他們的子女將來從事該業的那些人的貨幣價值）的平均數計算，就可以大致估計使我們所討論的該業在其時其地的勞動供給趨於增加或減少的那些力量的相對強度。把根據某時某地的情況所作的這種估計，硬套用在他時他地的情況上，勢必產生嚴重的錯誤，這是無須經常指出的。
因此，考察我們時代民族氣質差別的影響，是饒有興味的。例如，在美國，瑞典人和挪威人在西北部從事農業；而愛爾蘭人如來到美國，則在舊有東部各州選置農場，德國人多從事傢具業和釀酒業，意大利人，鐵路建築；斯拉夫人，肉類包裝和部分煤礦業，愛爾蘭和法籍加拿大人，美國某些紡織業；倫敦的猶太人偏好服裝業和零售商業。所有這些一部分是由於民族嗜好的不同，一部分是由於民族的不同，從而對各業的額外利益和不利的估計也不同。
最後，不悅意的工作對提高工資似乎沒有多大的影響，如果該工作是低級工人所能做的工作。因為科學進步使許多人除做最低級的工作外是不適合於任何其他工作的。他們都在爭搶他們所能勝任的那些數量較少的工作，在需錢緊急時，他們所想的只是他們所能賺的工資，而無暇注意工作上的各種不快。的確，由於他們所處境遇的影響，使得他們中間很多人認為一業的污穢齷齪是無關緊要的。
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結果，即某業的污穢齷齪，是該業中工資低的原因。因為僱主認為，如用上等熟練工人和優良工具來完成他的工作，則該工作的污穢齷齪勢必使工資增加得很多；所以，他往往沿用舊法，即僱用普通的非熟練工人，因為他們對任何屠主的價值並不大，從而能用低工資（計時工資）雇到。可見如何使這種工人減少，從而，提高工資，是社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