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人口學說史。
財富的生產不過是為了人類的生活，滿足人類的慾望，和身體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動之發展的一種手段。但是，人類本身就是那種以人類為最終目的之財富生產的主要手段。本章及以下兩章對勞動的供給——就是人口在數目上、體力上、知識上和性格上的發展——將作一些研究。
在動物和植物界中，動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個體繁殖其族類的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競爭的支配，這種競爭使初生之物在達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類之中，這兩種相反力量的衝突，因其他的影響而變為複雜了。一方面，對將來的顧慮使許多人控制他們的自然衝動：有時這是為了克盡父母之責的目的；有時則是由於卑鄙的動機，例如在羅馬帝國時代的羅馬就是這樣情況。另一方面，社會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對個人施加壓力，以達到有時加速、有時阻礙人口增長的目的。
人口增長的研究，往往被說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時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東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無名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的具有遠見的智慧已對國民的習慣發生影響——所制訂的法規、風俗和禮儀，對於其中的大部分，我們能溯源於人口研究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往往未被承認，有時甚至未被清楚地認識到。在強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軍事衝突時期，他們力求增加能負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給；而在進步的高級階段，他們諄諄教導對人類生活的神聖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進步的低級階段，他們又鼓勵，甚至強迫對老弱的人有時對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殘忍的屠殺。
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為了保持開拓殖民地的力量，並且因為戰爭的不斷發生，市民人數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種公共力量的源泉；輿論鼓勵結婚，而在許多情況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勵：雖然，連那時有思想的人也覺得，如果要減輕父母的責任，相反的行動也許是必要的。在往後的時代裡，正像羅雪爾所說的那樣，國家應當鼓勵人口增長的意見，就時盛時衰了。在英國都鐸爾王朝最初兩王的統治下，這種意見最為盛行；但在十六世紀期間，這種意見就減弱和改變了；
當廢除了僧職的獨身生活，和國家情況的穩定已對人口給與顯著的刺激時，而同時牧羊場的增加，以及工業體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業的瓦解，都減少了對勞動的有效需求，這種意見就開始衰落了。往後，人口的增長因生活舒適標準的提高而受到遏制，這種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紀上半期英國人民普遍採用小麥作為主要食物。在那時，甚至還有恐懼，認為人口實在是減少了，以後的研究證明這種恐懼是沒有根據的。凱雷和威克斐爾德關於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論斷，已為潘提預先說出一些了。蔡爾德也說：「凡是可以使一國人口減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國貧窮」，又說：「世界上文明地區的大多數國家的貧富，多少是與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與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３。」在對法國的世界鬥爭達到頂點時，日益需要越來越多的軍隊，而製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來使用新機械，統治階級的偏見就非常贊成人口增加。這種意見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佈，凡是以幾個孩子報效國家的人，享有國家補助的權利。在1806年軍事緊急中所通過的一項條例，規定凡有嫡出的孩子兩人以上的父親，可以享受免稅的權利，但一當拿破侖被安穩地幽禁在聖赫勒拿島上，這個條例就被廢除了。
第二節 續前。
在整個這一時代裡，在那些最認真地思考社會問題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過度增加，不論是否已使國家強大，都必然會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國家的統治者無權以犧牲個人的幸福來擴大國家的。我們已經知道，特別是在法國，宮廷及其隨從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奢侈和軍事上的光榮而犧牲人民幸福的這種冷酷的自私心，曾經引起了反抗。倘使重農主義者的仁慈的同情心，當時能夠克服法國特權階級的輕浮與苛刻，十八世紀大概就不會以騷亂和流血告終，在英國自由的進程就不會受到阻止，而進步的指針就會比現在向前推進至少一代了。實際上，當時對於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議，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議說：「一個人應當志在增加國民收入，而不應求人口的增加，因為，從優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較大的舒適之情況，比人口超過收入而經常處於迫切需要生活資料的情況，是可取的。」
亞當·斯密對人口問題說得很少，因為，他著作的時代，確是英國工人階級最繁榮的時代之一；但他所說的確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論調上是現代的。他接受重農學說作為他的根據，而加以這樣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個固定的和確定的數量，而是隨時隨地變化的，並且會有更大的變化。但是他卻沒有充分說明這個暗示。當時沒有什麼事情使他會預料到重農學說的第二個大限制，到了我們的時代，由於小麥從美洲的中心運到利物浦的運費，比它過去在美國國內的運費還少，這個限制就變為突出了。
十八世紀漸漸過去，直到終了，下一世紀開始了；年復一年，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變得更為淒慘。驚人的一連串的歉收，精疲力盡的戰爭，以及在工業方法上打破舊日束縛的變化，再加上不妥當的救貧法，就使得工人階級陷於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國社會史上自有可靠記載以來的最大困苦。尤其是，善意的熱心者，主要是在法國的影響下，提倡共產主義的辦法，使人們能把撫養孩子的全部責任歸之於社會。
這樣，當募兵的軍曹和勞動者的僱主需要會使人口增長的措施時，較有遠見的人開始研究民族是否能夠避免墮落的問題，如果人口像當時那樣長久不斷增加的話。在這些研究的人之中，主要的是馬爾薩斯，他所著的《人口論》是關於這個問題一切近代理論的起點。
第三節 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推論是由三個部分構成的，而這三個部分必須區別開來。第一部分是關於勞動的供給。依靠對事實的細心研究，他證明了以下一點：凡有可靠的歷史記載的民族，都是如此生育繁多，以致如果不是由於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就是疾病、戰爭、殺嬰兒，最後是自願的節制——的遏制，則人口的增長就會是迅速和繼續的。
他的第二個論點是關於勞動的需要。像第一部分一樣，它也是以事實為依據，不過是用一類不同的事實來證明。他證明，到他著作的時候為止，沒有一個國家（與羅馬或威尼斯那樣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它的領土上人口變為非常稠密之後，而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豐富供給。自然對人類工作所酬予的生產物，就是它對人口的有效需求：他又證明，到那時為止，已經稠密的人口之迅速增加，還沒有引起這種需求的按比例的增加。
第三，他得出以下的結論：過去發生的事情，將來也可能發生；人口的增長會受到貧困或某種其他困苦的遏制，除非用自願的節制來阻止它。所以，他力勸人們採用這種自願的節制，並且要過道德上純潔的生活，力戒早婚。
他的關於人口供給的論點實質上仍然是有效的，在本章中只有這一部分與我們直接有關。形勢的發展使人口學說所發生的變化，主要是關於他的推論的第二和第三階段。我們已經知道，上一世紀前半期的英國經濟學家，對於人口增加對生活資料所發生的壓力之傾向，估計過高了；馬爾薩斯不能預料到海陸運輸使用蒸汽的巨大進步，這不是他的過失，這種進步使現代的英國人能以比較小的費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產物。
但是，他沒有預料到這種變化的事實，卻使他的論斷的第二和第三階段在形式上過時了；雖然實質上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的確，除非在十九世紀末所實行的對人口增加的遏制大體上得到增大（在尚未完全變為文明的地方，這種遏制必然要改變形式），否則，盛行於西歐的舒適習慣，要推廣於全世界，並維持好幾百年，將是不可能的。但是，關於這一點，以後再加詳論。
第四節 結婚率與人口出生率。
一個民族的人口增長，首先決定於自然增加，就是人口出生超過人口死亡之數；第二決定於移民。
人口出生數主要是看關於結婚的習慣而定，這種習慣的古代歷史之中是充滿經驗教訓的；但這裡我們所研究的，不得不限於文明國家的結婚狀況。
結婚的年齡隨著氣候而不同。在氣候溫暖的地方，生育很早開始，也很早停止，而在氣候寒冷的地方，生育開始較遲，也較遲停止；但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結婚延遲到這個地方的自然結婚年齡以上的時間愈長，人口出生率就愈低；當然，妻子的年齡在這方面比丈夫的年齡重要得多。假定氣候沒有變化，則平均結婚年齡主要是看年輕人能夠自立和按照他們的朋友與相識的人之中所通行的舒適標準以維持家庭的難易而定，所以，平均結婚年齡對於身份不同的人也就不同了。
在中等階級中，一個人的收入在他四十或五十歲之前，很少達到最大限度；撫養孩子的費用很大，而且要持續許多年。
技術工人除非升到負責的地位，否則，在二十一歲時他的收入差不多是最大的了，但在二十一歲之前，他卻賺得不多：他的孩子在大約十五歲之前，對他可能是很大的負擔；除非他將孩子送入工廠做工，使他們在很年幼時就能自己謀生；最後，不熟練的勞動者在十八歲時差不多就賺到最大的工資；同時，他的孩子在很年幼時就開始自己維持生活了。結果，平均結婚年齡在中等階級中最高，在技術工人中次之，而在不熟練的勞動者之中最低。
不熟練的勞動者，如果不是窮到無以為生，以及沒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內增加一倍的能力；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萬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萬億倍，他們表現出來的低於這種能力的增加，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所以，可從演繹上推知，不熟練的勞動者之增加，從來沒有不加遏制地長時間繼續下去。這一推論被一切歷史的教訓所證實。在中世紀的整個歐洲，甚至在現在歐洲某些地方，未婚的不熟練的勞動者通常住宿在田舍內，或與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的夫婦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當一個鄉村能僱用盡可能多的工人時，房屋之數卻沒有增加，年輕人不得不盡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現在，在歐洲許多地方，風俗還具有法律的力量，不許一家中有一個以上的兒子結婚；結婚的兒子通常是長子，但在有些地方是最小的兒子：如果有另外的兒子結婚，他必須離開這個鄉村。在舊大陸的舊式鄉村裡，如果出現了很大的物質繁榮，並消滅了一切極端的貧困，一般就用像這種有害和殘忍的風俗來解釋。１的確，這種風俗的嚴酷可由移民的力量來調和；但在中世紀，人們的自由來往為嚴厲的法規所阻礙。自由的鎮市誠然往往鼓勵鄉村人民的移入；但是，行會的規矩對於要從故鄉逃出去的人，在某些方面與封建地主所實行的法規差不多是同樣殘酷。
第五節 續前。
在這方面，被僱用的農業勞動者的地位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城市現在對他和他的孩子總是開放的；如果他到新大陸去，他就可能比其他任何種類的移民獲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土地價值的逐漸上漲，以及土地的日見稀少，在某些盛行自耕農制度的區域裡，勢將遏制人口的增加，而在這些區域裡，創辦新的貿易或向外移民的進取心是不大的，父母感覺到他們孩子的社會地位將決定於他們的土地之多寡。他們喜歡人為地限制家庭人數的增多，對待婚姻很像是商業合同，總是設法使他們的兒子與有繼承權的女子結婚。佛蘭西士.高爾頓曾經指出，英國貴族的家庭雖然一般是很大的，但是，使長子與似乎是生育不多的家族的女繼承人結婚的習慣，以及有時勸阻幼子結婚的習慣，已經使得許多貴族的家系斷絕了。在法國農民中也有類似的習慣，再加上他們喜歡小家庭，使得他們的人口數差不多沒有變化。
另一方面，以人口迅速增長的條件而論；似乎沒有比新的國家中農業區域的條件更為有利了。土地很多，鐵路和輪船運出土地的生產物，運回新式工具以及許多生活舒適品和奢侈品作為交換。所以，「農民」——在美國這是對自耕農的稱呼——覺得大家庭不是一種負擔，而是對他的幫助。他和家人過著健康的戶外生活，沒有東西會遏制人口的增長，而一切都是刺激人口的增長。外來的移民幫助了自然增加；這樣，雖然美國大城市的居民中某些階級的人，據說是不願有很多孩子，但是，美國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十六倍。
大體上，以下一點似已得到證明了：人口出生率在富裕的人之中，比在那些為自己和家庭的將來不作過多的準備與過著忙碌生活的人之中，一般是較低的，而且奢侈的生活習慣使生殖力減低了。劇烈的精神緊張恐怕也會使生殖力減低，這就是說，假定父母的固有的體力沒有變化，他們對於有一個大家庭的期望，就會因精神緊張的大大增加而減少。當然，那些從事高度智力工作的人，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具有平均以上的體質和神經的力量；高爾頓曾經說明，他們作為一個階級而論不是不富於生殖力的。但是，他們通常都是晚婚的。
第六節 英國人口史。
英國人口增長的歷史，比聯合王國人口增長的歷史更為清楚，對於研究它的主要變動，我們會覺得頗有趣味。
在中世紀中，對人口增加的遏制，在英國與在別國是一樣的。在英國，也像在別國一樣，僧職是無力成家立業的人的避難所；宗教上的獨身主義無疑地在某種程度上對人口的增長期了一種獨立的遏製作用，但就大體而言，獨身主義是被看作那些勢將遏制人口增加的廣泛的自然力量表現出來的一種方法，而不是被看作一種新的自然力量。傳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風土病和傳染病——是由不講衛生的生活習慣所造成的，這種習慣在英國比在歐洲南部甚至更壞；農業歉收和交通困難造成了饑荒，雖然這種災害在英國還不像在別國那樣大。
鄉村生活，像在別國一樣，在習慣上是刻板的；年輕人在已婚的夫婦死去，因而在他們自己的教區內有了空缺之前，很難成家立業；因為，在平常的情況下，一個農業勞動者很少會想到遷往另一個教區的。因此，當疫癘、戰爭或饑荒使人口減少時，總有許多人等著結婚，他們填補了這些空缺；他們也許比平常的新婚夫婦更為年輕和強壯，因而有了較大的家庭。
然而，即使農業勞動者，也有向受疫癘、饑荒或戰爭的破壞較鄰近地方嚴重的區域遷移的。而且，技術工人往往多少是各處流動的，那些從事建築業、五金業和木材業的人，尤其是如此；雖然，毫無疑問，「漫遊年」主要是青年人的事，過了漫遊年之後，漫遊者就會在他生長的地方住下來了。其次，在鄉紳——尤其是在國內幾處地方有住宅的大貴族——
的家臣方面，似乎有很大的流動。最後，行會的利己的排外性雖然與日俱增，但是，英國的城市，也像別國一樣，變成了許多人的避難所——他們在故鄉不能獲得工作和結婚的好機會。由於這種種情況，呆板的中世紀的經濟制度就有了一些伸縮性。由於知識的進步、法律和秩序的建立以及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勞動的需要就逐漸增加，而在某種程度上勞動需要的增加對人口是有利的。
在十七世紀下半期和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央政府盡力以關於居住的法律來阻止國內各地人口的供給與其需要相適應，這種法律規定，任何人如在某一教區居住了四十天，就歸該教區管轄，但在這四十天內隨時可被強制遣回原來所屬的教區。地主與佃農竭力防止外來的人在他們的教區內獲得「居住權」，因此就對建造茅屋加以很大的留難，有時甚至將茅屋完全毀壞。因此，英國的農業人口，在到1760年為止的百年之中沒有變化；同時，工業還未十分發達，因而不能吸收大量的人口。這時人口增長的緩慢，一部分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同時一部分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普通人民大多用小麥代替次等穀物作為食物。
自1760年以後，在故鄉不能謀生的人，到新的工業區域或礦業區域去找職業沒有什麼困難，在這些區域裡，對工人的需要往往使地方當局不能執行居住條例中遣回原籍的規定。年輕的人自由地到這些區域去，因而那裡的人口出生率就變為特別高了，但死亡率也是特別高，其純結果則是人口相當迅速地增加。在十八世紀之末，當馬爾薩斯著作時，救貧法重新開始影響結婚的年齡；但這時卻使結婚年齡趨於不適當地早了。連年的饑荒和對法國的戰爭所造成的工人階級的痛苦，使得某種救濟措施成為必要；而大量補充海陸軍兵員的需要，更使慈悲為懷的人覺得應對大家庭略為增加補助，而實際的結果，使得有許多孩子的父親往往不必工作而能得到很多好處，如果他沒有結婚或只有一個小家庭，即使辛苦工作也不能得到這麼多的好處。最會利用這種補助的人，當然是最懶惰和最卑鄙、最沒有自尊心和進取心的人。所以，在工業城市中雖有可怕的死亡率，尤其是嬰兒的死亡率，但人數還是增加很快；但在1834年通過新救貧法之前，人的品質即有改進也是很少的。自從那年以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下一章我們就會知道——就趨於增大死亡率，但這一點已為節欲、醫學知識、衛生和一般清潔的進步所抵消了。向外移民增多了，結婚的年齡略為提高，而且在全部人口中已婚的人所佔的比例也略有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生育對結婚的比率卻提高了；結果人口差不多是穩步地日見增長。以下就讓我們稍稍詳細地研究新近變化的過程。
第七節 續前。
在十九世紀之初，當工資低小麥貴的時候，工人階級花於麵包的費用通常佔到他們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小麥價格的上漲大大減少了他們之中的結婚數，這就是說，大大減少了在教堂中舉行結婚預告的次數。但是，小麥價格的上漲卻提高了富裕階級中許多人的收入，所以往往增加了正式結婚的次數。然而，這些人不過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淨的結果卻是降低了結婚率。但是，時過境遷，麥價跌了，而工資漲了，到了現在，工人階級花於麵包的費用平均還不到他們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商業繁榮的變動必然對結婚率發生壓倒一切的影響。
自1873年以來，英國居民的平均實際收入雖然確有增加，但它的增加率卻低於前幾年，同時物價不斷地下跌，因此社會上許多階級的貨幣收入就不斷地減少。這時，當人們考慮是否能結得起婚的時候，他們不是為貨幣收入的購買力之變動的細密考慮所支配，而是為他們期望能夠得到的貨幣收入所支配。所以，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許比英國歷史上其他任何時代更為迅速：他們的家庭費用如以貨幣計算大致沒有變動，而以物品計算則增加很快。同時，小麥的價格也大大下跌，全國結婚率的顯著降低往往隨著小麥價格的顯著下跌而發生。現在結婚率是根據以下的辦法來計算的：每次結婚包括兩個人，因此應當以兩個人計算。英國的結婚率在1873年是千分之一七點六，到1886年降低到千分之一四點二。1899年又上升到千分之一六點五；1907年是千分之一五點八，但在1908年只有千分之一四點九。
從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人口史中，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在蘇格蘭低地，高度的教育水平，礦產資源的開發，以及與富裕的英國鄰居密切接觸等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迅速增加的人口之平均收入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愛爾蘭在1874年馬鈴薯荒以前，人口的過度增長，以及那年之後的逐步減少，將永遠是經濟史上的重大事件。
比較了各國的習慣之後，我們知道：在中歐和北歐的條頓民族國家中，結婚年齡是遲的，一部分因為男子在壯年初期要服兵役；但在俄國，結婚年齡是很早的；在俄國，至少是在舊政權之下，家庭方面力主兒子盡早娶妻以幫助家務工作，即使兒子必須暫時離開妻子出外謀生，也要早婚。在聯合王國和美國沒有強制兵役，男子是早婚的。在法國，正與一般的意見相反，男子的早婚不是罕見的；而女子的早婚，除了最盛行早婚的斯拉夫民族各國外，比任何有統計的國家更為常見。
結婚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差不多在各國都在降低。但是，在出生率高的地方，一般死亡率也是高的。例如，在斯拉夫民族各國中，兩者都是高的，而在北歐，兩者都是低的。在澳洲死亡率是低的，而「自然的」增加相當高，雖然出生率是低的而且下降很快。事實上，在1881年至1901年期間，澳洲各州出生率的降低從百分之二十三至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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