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世界的歷史是由宗教和經濟的力量所形成的。
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它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關的那一部分。
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種研究財富的學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學科的一個部分。因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獲得的物質資源所形成的，任何其他影響，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響以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歷史的兩大構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經濟的力量。尚武或藝術精神的熱情雖然在各處曾經盛行一時，但宗教和經濟的影響無時無地不是居於前列；它們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響合在一起還要重要。宗教的動機比經濟的動機更為強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卻不像經濟動機那樣普遍地影響人類生活。因為一個人心情最好的時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時間總是充滿了關於謀生的事情；在那個時間裡，他的性格就由於他在工作中運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與他的同事、僱主或雇工之間的關係而逐漸形成起來了。
而且一個人收入的多寡，對他的性格所發生的影響，常常不弱於（即使稍差一些）獲得收入的方法所發生的影響。一個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鎊還是五千鎊，對於這個家庭的生活富裕情況也許關係不大；但是如果收入是三十鎊還是一百五十鎊，那就有很大的差別了：因為有一百五十鎊，這個家庭就可以獲得維持美滿生活的物質條件，而有三十鎊卻不能獲得這些條件。的確，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誼方面，就是窮人也可以找到發揮許多才能的機會，這些才能是無上快樂的源泉。但是，極端貧困的環境，尤其是在環境擁擠不堪的地方，總會削弱較高的才能。那些被稱為我們大城市中的賤民的人，很少有尋求友誼的機會；他們不知道什麼叫文雅和寧靜，甚至對家庭生活的和諧也很少理解；而且宗教力量也常常達不到他們那裡。毫無疑問，他們身體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雖然部分是由於貧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貧困卻是主要原因。
並且除了這些賤民之外，在城市和鄉村中，還有許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況下長成的；他們幼年就失學，以便出去工作，掙工錢度日；此後他們就以營養不足的身體長時間地做使人疲勞的工作，因此沒有機會發展他們較高的智力。他們的生活一定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們以愛上帝和人類為樂事，他們甚至還許有某種自然的情感方面的修養，所以他們所過的生活可能比許多有較多物質財富的人的生活更為充實。不過，話雖如此，他們的貧困對他們總是一種巨大的而且差不多是純粹的禍患。即使當他們健康的時候，他們的疲勞往往等於痛苦，而他們的歡樂又是很少的；到了生病的時候，貧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雖然一種知足常樂的精神或可使他們安於這些苦難，但是還有許多別的苦難，這種精神卻無法使他們甘心忍受。過度工作和教育不足、疲乏和憂鬱、沒有安靜和沒有空閒，他們就沒有盡量發揮他們智力的機會。
雖則有些常常與貧困同來的苦難，並不是貧困的必然結果；然而，大概說來，「窮人的禍根是他們的貧困」，所以研究貧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類墮落的原因。
第二節 貧困是否必然的問題給予經濟學以最大的關心。
奴隸制度被亞里斯多德看作是天經地義的，古代的奴隸大概自己也是這樣想。人類的尊嚴是由基督教加以宣揚的，近百年來它受到日益熱烈的擁護：但是，只是由於最近教育的普及，我們才開始瞭解這句話的完全意義。現在，我們終於要認真地來研究：所謂「下等階級」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說，是否必然有許多人生來就注定要做苦工，為別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們自己卻因貧困和勞苦一點不能分享到這種生活。
貧困和愚昧可以逐漸被消滅的希望，的確從十九世紀工人階級的不斷進步的事實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機減輕了他們許多費力和有害身體的工作；工資提高了；教育已經改良而且已經比較普及；鐵道和印刷機使國內各地同一行業的人能易於聯繫，並且使他們能夠從事和實行遠大的政策方針；
同時，對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長的需要，使技術工人迅速增加，現在他們的人數已超過了那些完全不熟練的工人了。以「下等階級」這個名詞的最初意義來說，大部分技術工人已經不再屬於這個階級了，其中有些人所過的生活，已經比即使是一個世紀以前的大多數上等階級所過的生活更為美好和高尚。
這種進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對下一問題加以實際的關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應有過文明生活的公平機會，不受貧困的痛苦和過度機械的勞動的呆板影響，這真是不可能的嗎？這個問題正被當代的日益熱烈的要求推居前列。
這個問題不能完全由經濟學來解答。因為這個答案部分要依靠人類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經濟學家並沒有瞭解這些事情的特別方法：他也必須像別人一樣地做，盡他所能去推測。但是，這個答案大部分有賴於經濟學範圍之內的事實和推論；給予經濟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關心，也就是這一點。
第三節 經濟學大體上是新近才有發展的。
我們也許曾經這樣期望：一門研究與人類福利有關的這樣重要問題的科學，已經引起歷代許多最有能力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現在已發展到接近成熟了。但事實卻是這樣：科學的經濟學家的人數，與要做的工作的困難相比，總是較少的；
因此這門科學差不多仍在幼稚時代。這個事實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學與人類的較大福利的關係被忽視了。的確，一門以財富為主題的科學，許多學者初看起來常是可厭的；因為那些盡力擴大知識範圍的人，對於為佔有財富而佔有財富，是不大關心的。
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經濟學所研究的產業生活狀況，以及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方法中，有許多只是新近才發生的。誠然，實質上的變化在某些方面確是沒有外形上的變化那樣大；近代經濟理論比初出現時，有更多的部分能適用於落後民族的狀況。但是，作為許多形式變化的基礎之實質上的統一性，是不容易看出來的；而且形式上的變化已經有了這樣的結果：各時代的作家從他們前輩的著作中所得的益處較少，否則他們或可獲益較多。
近代生活的經濟狀況，雖較前代複雜，但在許多方面卻比前代的經濟狀況明確。營業與其他事情分得較為清楚；個人對別人對社會的權利，也有較為明確的規定；而最重要的是，擺脫了風俗的束縛，以及自由活動、不斷的未雨綢繆和不休的進取心的發展，使決定各種東西和各種勞動的相對價值的種種原因，具有新的正確性和新的重要性。
第四節 競爭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即當建設性的時候，競爭也沒有合作那樣有利。但是，近代營業的基本特徵是產業和企業的自由、自力更生和未雨綢繆。
我們往往這樣說：近代產業生活的方式與過去的區別在於它是較有競爭性的。但這樣說法是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的。競爭的嚴格意義，似乎是指一個人與另一人的比賽，特別是關於物品買賣出價方面的比賽。這種比賽無疑地是比過去更為激烈和更為廣泛：但這只是近代產業生活的基本特徵之次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偶然的結果。
沒有一個名詞能適當地表明這些特徵。如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它們是：自己選擇方向的某種獨立自主和習慣；自力更生；謹慎而敏捷的選擇和判斷；未雨綢繆和向遙遠的目標前進的習慣。這些特徵可以而且往往的確使人互相競爭；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現在的確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種好的和壞的聯合的道路。但是，這種趨於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動的傾向與前代的大不相同，因為它不是風俗習慣的結果，也不是任何被動地與鄰人聯合的結果，而是每個人自由選擇某種行為的結果，這種行為經過他仔細考慮之後，似乎最適合於達到他的目的，不論這些目的是否為了利己。
「競爭」這個名詞已經充滿了罪惡的意味，而且還包含某種利己心和對別人的福利漠不關心的意思。誠然，前代的產業形式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識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識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的特色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當原始社會的風俗擴大了家庭範圍，並規定了一個人對他的鄰居的某些義務時——這種義務到後代已廢除了，它也規定了對陌生人的敵視態度。在近代社會裡，出自家庭情感的義務，雖然集中於較為狹小的範圍，卻變得更為強烈；而對於鄰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視同仁。近代的人民平常對待這兩種人時，公平和誠實的標準，比原始人民對待他們的鄰人的某些方面為低：但比原始人民對待陌生人卻高得多了。這樣，只有鄰居關係是鬆懈了，而家庭關係在許多方面比從前加強了，家庭情感所引起的自我犧牲和熱誠比過去大得多：對陌生人的同情心，是近代以前從未有過的一種有意識的利人心的日見增長的源泉。為近代競爭發源地的那個國家，以它的收入用之於慈善事業，其數額比其他任何用途為大，而且化了兩千萬元去購買西印度群島的奴隸的自由。
歷代的詩人和社會改良家，都用關於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動人故事，要想鼓舞他們自己時代的人民達到較為高尚的生活。但是，歷史記載和當代對於落後民族的觀察，一經仔細研究，都不能證實這樣的說法：現在的人比從前的人大體上更為苛刻和冷酷；或者說，在風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選擇方向的時候，從前的人比現在的人往往更願犧牲自己的幸福，以利他人。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得到發展，也沒有近代商人的獨創能力，其中有許多人即使與鄰居在交易上也斤斤較量，表現了一種有害的聰明。最肆無忌憚地乘人之危的商人，無過於東方的穀物商人和放債者了。
再者，無疑地，近代使貿易上的欺詐行為有了新的機會。
知識的進步發現了新的魚目混珠的方法，並使許多新的攙假的方法成為可能。生產者現在與最後的消費者相距很遠；他的錯誤行為不會立即受到嚴厲的處罰，如果一個人必須生活乃至於老死在他的故鄉，當他欺騙了他的鄰人時，就要受到這樣的處罰。現在欺詐的機會的確是比過去多了；但也沒有理由認為，人們比過去會更多地利用這種機會。相反的，近代的貿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習慣，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詐行為的引誘的力量，這兩點在落後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一切社會條件之下，雖不乏單純的真理和個人的忠誠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經要在落後國家建立新式營業的人，感到他們常不能對當地的人委以重要的職位。需要堅強德性的工作比需要優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甚至更不能沒有外來的幫助。貿易上的攙假和欺詐行為盛行於中世紀，達到驚人的程度，而我們現在卻考慮當時這種錯誤行為很難不被人發覺。
在金錢力量佔優勢的各個文明階段中，在沒有感覺到僅僅是有形的黃金的壓力之前，詩人們在詩文中喜歡描寫一個過去的真正「黃金時代」。他們的詩歌描寫是美麗的，激發了高尚的憧憬和決心；但這些描寫卻很少有歷史的真實性。許多小地方的居民，慾望單純，大自然的恩惠對這些慾望的滿足已經作了充分的準備，他們的確有時對物質需要幾乎毫不關心，而且也不會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當我們能洞悉在我們時代中處於原始狀態下的擁擠不堪的人民的內部生活時，我們就看到比在遠處看起來更大的貧困、狹隘和艱難：我們從未看到比今天西方世界所存在的更為普遍和痛苦較少的舒適。所以，我們不應當對構成近代文明的力量加上一個含有惡意的名稱。
這一含意也加到「競爭」這個名詞裡去，恐怕是不合理的，但事實上卻是如此。其實，當競爭受到非難時，它的反社會的形式變為突出；人們對它是否還有其他的形式則不注意研究，而這些形式對於維持活動力和自發性是如此重要，以致缺少它們恐怕對社會福利是比較有害的。商人或生產者當發覺競爭者以低於使他們能獲得很大利潤的價格出售貨物時，他們對他的這種擾亂行為，便勃然大怒，抱怨受到損失；
即使那些購買廉價貨物的人，也許確是比他們窮困，他們的競爭者的精力和智謀也許確是有利於社會，他們也不顧了。在許多情況下，「限制競爭」是一個令人誤解的名詞，它掩蓋了生產者的特權階級的形成，這種生產者往往利用他們的聯合力量，阻撓一個有能力的人從低於他們的階級中力求上進的企圖。在遏制反社會的競爭的借口下，他們剝奪了他自創新事業的自由，如果創立了新事業，他對商品消費者所作的貢獻，會大於他加於反對他的競爭的那一小群人的損害。
如將競爭與為了公眾利益而無私工作的有力的合作對比的話，那末，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競爭也是相對地有害的；至於它的較為苛刻和卑鄙的形式簡直是可恨了。在一個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裡，競爭就不會存在，不過，私有財產與各種形式的私人權利也都不會存在了。人們只會想到他們的義務，沒有人會希望比他的鄰人享受較大的生活上的舒適和奢侈。強大的生產者能夠易於忍受一點困難，因此他們就會希望他們較為弱小的鄰人，雖生產較少而消費較多。他們以這樣想法為樂事，就會以他們所有的一切精力、創造力和熱烈的進取心，為公共利益而工作；人類在與自然界的鬥爭中就會無往不利了。這就是詩人和夢想家所想像的黃金時代了。但是，在負責任地處理事務時，忽視仍然附於人類本性上的種種缺點，實屬愚蠢之至。
一般的歷史，尤其是社會主義冒險事業的歷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連長時間地實行純粹的和理想的利人主義；只有當少數篤信宗教的人的有力的熱誠，使得物質上的關心與崇高的信仰相比變為無足輕重時，才有例外。
無疑的，即使現在，人們也能作出利人的貢獻，比他們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經濟學家的最高目標就是要發現，這種潛在的社會資產如何才能最快地得到發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他決不應不加分析地對一般競爭加以詆毀：他對競爭的任何特殊表現必須保持中立態度，直到他相信人類本性確是現在這樣，遏制競爭比競爭本身決不會發生更為反社會的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競爭」這個名詞用來說明近代產業生活的特徵是不甚恰當的。我們需要這樣一個名詞，它不含有任何好的還是壞的道德品質的意味，而只是說明這樣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近代企業和產業的特徵是較能自力更生的習慣、較有遠見和較為審慎和自由的選擇。沒有一個名詞能適合於這個目的：但「產業與企業的自由」，或簡言之，「經濟自由」，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在沒有較好的名詞之前，它是可以被採用的。當然，當合作或聯合似乎是達到一定的目的之最好的途徑時，這種審慎和自由的選擇也許會導致與個人自由的某種背道而馳。至於這些審慎的聯合形式會破壞個人自由到怎樣程度——它們也是起源於這種自由的，以及會有助於公共福利到怎樣程度的問題，已在本書的範圍之外了。
第五節 關於這些特徵和經濟學發展的概述，已從本篇移至附錄一和附錄二。
在本書的前幾版中，這一章緒論之後還有兩篇短文：一篇是關於自由企業的發展，以及一般地說明經濟自由的發展的，另一起是關於經濟學的發展。它們雖然經過緊縮，也不足稱為有系統的歷史；它們只想說明經濟結構與經濟思想發展到現在地位的過程中某些重大事件而已。現在這兩篇短文已被移到本書末的第一和第二附錄中去了，一部分因為它們的全部意義要到對經濟學的主題有了相當認識之後才能徹底明瞭；一部分因為自從它們最初寫成後的二十年來，對於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應占的地位，公眾的意見已經大有發展了。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需要強調這樣的說法：現代經濟問題的主題，有許多是取自近日的技術和社會的變化，這些問題的形式和緊要性無一不與大多數人的有效的經濟自由有關。
許多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與他們家奴的關係是真誠的和合於人道的。但是，即在阿迪卡，大多數居民的物質和精神的福利，並不被看作是市民的主要目的。生活的理想雖然高尚，但只與少數人有關：價值學說在近代是極其複雜的，那時這種學說也能想得出來，像現在所能想出來的一樣，只要當時一切手工的工作差不多都能為自動的機器所代替就行了，這種機器只需要使用一定數量的蒸汽力和原料，而與一種美滿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是無關的。近代經濟學的許多內容，在中世紀的城市裡或許的確已被預先見到，在那裡，一種聰明和敢為的精神首先與堅忍的勤勞結合起來。但是，中世紀的城市卻不能安靜地創立它們的事業；世界必須等待新的經濟紀元的到來，直到全國人民都準備接受經濟自由的考驗。
尤其英國是逐漸準備做好這一工作的；但是，將近十八世紀之末，向來是緩慢和漸進的變化突然變為迅速和強烈了。
機械的發明、工業的集中，以及為遠地市場大規模生產的制度，打破了舊的工業傳統，使每個人能盡量自由地論價；同時，它們促進了人口的增加，但在工廠和作坊裡的僅可立足之地以外，並沒有為增加的人口準備安身之處。這樣，自由競爭，或不如說是工業和企業的自由，便如巨大不馴的怪物，橫行無忌了。那些能幹而沒有受過教育的商人，濫用他們的新力量，引起了各方面的罪惡；它使母親們擔任對她們不適合的職務。它加重了孩子們的過度工作和疾病，而且在許多地方使民族墮落了。同時，救貧法（poorlaW）的善意的草率比工業紀律的殘忍的草率，甚至更足以降低英國人的道德和身體的力量：因為救貧法剝奪了人們的使他們能適合事物的新秩序的那些能力，它便增加了因自由企業的到來所造成的害處，並減少了它所造成的好處。
但是，當自由企業表現為一種反常地冷酷的形式的時候，卻正是經濟學家們對它最加頌揚的時候。這是一部分因為他們清楚地看到了——而我們這一代卻大都忘記了，已為自由企業所代替的風俗和嚴厲法令的束縛的那種殘酷；一部分因為當時英國人的一般傾向，都認為除了喪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價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會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為自由企業給予英國的生產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侖獲得勝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經濟學家們的確不是將自由企業當作是一件純粹的好事，而只認為比當時所能實行的限制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業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紀的商人所首倡的，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英法哲學家繼續加以發揚，李嘉圖及其追隨者，便依據這種思想發展成為一種自由企業的作用的理論（或如他們自己所說，自由競爭的理論），這種理論包含許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將永存於世。他們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狹隘範圍內是極其完美的。但它的精華大部分包括關於地租和穀物價值的問題——當時英國的命運似乎正有賴於這些問題的解決；
但李嘉圖以特殊方式所解決的其中許多問題，對於現在的情況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在他們其餘的著作中，有許多因過於注意當時英國的特殊情況，而變為範圍狹窄了；這種狹窄性已經引起了一種反應。所以，現在當較多的經驗、較多的空閒和較大的物質資源，已使我們能夠對自由企業稍加控制，並能減少它的為害的力量和增大它的為善的力量的時候，在許多經濟學家之中，反產生了一種對它的厭惡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歡誇大它的害處，並將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歸之於它，其實，愚昧和痛苦是已往年代暴政和壓迫的結果，或是對經濟自由的誤解和誤用的結果。
大多數經濟學家是居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他們在許多不同的國家裡同時進行研究，他們對他們的研究抱著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願望，甘願經歷長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有價值的科學結果。意志、性情、訓練和機會的不同，使他們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並使他們對於問題各部分的著重點也各不相同。他們都或多或少要收集和整理關於過去和現在的事實以及統計數字；他們都要根據手中的事實或多或少地進行分析和推論：不過有些人對前一工作較有興趣，有些人覺得後一工作較有吸引力。然而，這樣的分工在目的上並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們的工作都豐富了那種使我們能夠瞭解謀生之道和生計的性質對於人類生活的特性和旨趣發生種種影響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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