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論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
歐洲人最初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動機，並沒蒙古希臘羅馬建立殖民地的動機那麼明顯、那麼容易看得出來。
古希臘各邦，各佔有極小的領土；任何一邦人民，增多到本邦領土不易維持的時候，便遣送一部分人民出去，在世界上遼遠的地方，尋找新的住處。他們四周的好戰鄰人，使他們任何一邦，很難在國內大大擴大其領地。多里安人大都到意大利及西西里去殖民。這兩地，在羅馬建立以前，為野蠻未開化人民所佔居。伊沃尼亞人及伊沃利亞人（希臘另外兩大部落）大都到小亞細亞及愛琴海各島去殖民。這兩地居民，在當時似與意大利及西西里當時的情況大致相同。母市雖視殖民地為兒子，常常給與大的恩惠與援助，也得到殖民地的感戴，但卻視殖民地為已解放的兒子，不要求直接的統治。殖民地自決政體，自定法律，自選官吏，而且以獨立國資格向鄰國宣戰媾和，無需母市的承認或同意。沒有什麼能比樹立這種殖民的動機更明顯、更容易看得出來。
古羅馬，像其他大部分古代共和國一樣，原來是建立在一種土地分配法上，即按一定比例，將所有的公有領地，分配給構成國家的各市民。但人事的變遷，結婚哪，承繼哪，割讓哪，必然會把原來的分配搞亂，常使原來分作許多家族維持手段的土地，歸一個人所有。為糾正此種弊病——他們也認為這是一種弊病，他們頒布了新的法律，限制各市民所佔有的土地量，不得超過五百朱格拉，約合英畝三百五十畝。但這法律，據我所知，雖施行過一兩次，但大都被人忽視或迴避，而財產越來越不平均。大部分市民，是沒有土地的；但按當時風俗人情，無土地即難於維持自由人的獨立。現時，無土地貧民，若稍有資財，可租耕他人土地域經營某一種零售業；即使毫無資財，亦可充任農村勞動者或技工。但在古羅馬，豪富人家的土地，都由奴隸耕種；奴隸在監工的監督下工作，監工本身也是奴隸；所以，貧窮自由人，很少有機會成為農民或農村勞動者。一切商業、製造業，甚至零售業，亦都為主人的利益而由奴隸經營。主人們的財富、權威與防衛，使一個貧窮的自由人，很難和他們競爭。所以，無土地市民，除了在每年選舉時，得到候選人的贈金以外，幾乎沒有別種生計了。當護民官想鼓勵人民反抗豪富時。就叫人民回想古代的土地分配，並說限制那種私產的法律是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人民吵吵鬧鬧地要求土地，但我們自可相信，富豪們是十分決意不把任何部分土地分給他們的。但為了要繪他們相當程度的滿足，富豪們往往提議建立新殖民地。但作為征服者的羅馬，即在這場合，也沒有必要道送市民到世界各地去尋找出路，如果我可這樣說。它要先知道市民究竟將在什麼地方定居。它大都把意大利被征服各地的土地，指定給與他們。他們在那裡，亦像在共和國領土上一樣，不能建立任何獨立的共和國，至多只能形成一種自治團體。這種自治團體，雖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權能，但須受母市的統治和懲罰，並遵守母市制定的法律。但這種殖民地的建立，不僅僅在於滿足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因為一個地方新被征服，當地人民是否服從還屬疑問，常可借此在當地設置一種守備隊。所以，羅馬殖民地，無論就其性質說或就其建立的動機說，都與希臘殖民地完全不相同。因此，原來用以表示這種建制的字眼，亦有極不相同的意義。拉一丁語colonaa表示殖民；反之，希臘語則表示離家、離鄉、出門。羅馬殖民地雖在許多點上，與希臘殖民地不同，但建立的動機，卻是同樣明顯同樣容易看得出來的。這兩種制度，都溯源於無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顯著的實利。
歐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不是起因於必要;樹立的結果，雖得到很大的利益，但其利益也並不那麼明白顯著。在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誰都不知道這種利益；其建立及其發現的動機，也不是這種利益。而且，直到今日，這種利益的性質、範圍及界限，也還不大為人所理解。
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間，威尼斯人經營一種極有利的貿易，即販運香料及其他東印度貨物，售給歐洲其他各國。他們大都在埃及購買。埃及當時由高加索軍人統洽。高加索軍人是土耳其人的敵人，而威尼斯人也是土耳其人的敵人。這種利害關係的一致，加上威尼斯貨幣的援助，使得他們結合起來，這樣就使威尼斯人幾乎享有一種貿易獨佔權。
威尼斯人所得的巨大利潤，誘發了葡萄牙人的貪慾。在十五世紀中，他們努力發現一條海道，通過摩爾人跨沙漠給他們帶來象牙和金砂的那個地方。他們發現了馬德拉群島、卡內裡群島、亞速爾群島、佛德角群島、幾內亞海岸、盧安果、剛果、安哥拉、本格拉各海岸，最後發現了好望角。他們早就希望分佔威尼斯人有利的貿易；最後那一次發現，為他們開拓了可能分佔的機會。1497年，瓦斯戈·德·加馬，又從里斯本港開航，以四船結成一隊，經過十一個月航行，達到了印度斯坦海岸。一世紀來，以非常的堅毅心，不斷的努力，所進行的那種發現工作，就這樣完成了。
在此若干年之前，歐洲人對葡萄牙未必能成功的計劃，還在疑惑的時候，有個熱那亞舵工，提出更大膽的計劃，要西航達東印度。東印度各國的情況，在當時的歐洲，還是不大清楚的。少數歐洲旅行家，曾誇大這些地方的距離，這也許出自純樸無知，在那些不能計量距離的人看來，原來確是很遠的距離，就顯得無限的遠，也許是借此誇示他們自己冒險訪問離歐洲很遠的地方的奇跡。哥倫布很有道理地說，向東走這一路程越遠，那末向西走便越近。他建議走這一條路，因為這條路最近又最穩當。幸而他說服了克斯梯的伊薩伯拉，使她相信他的計劃是可能實現的。於是，他就在1492年8月，即比瓦斯戈·德。加馬從葡萄牙出發的時候大約早五年，從帕羅斯港出航，經過兩三個月的航程，先發現了小巴哈馬群島，即廬克圓群島中若干小島，然後發現了聖多明各大島。
但哥倫布這次航海以及以後各次航海所發現的地方，都和他原要訪問的地方不相似。他不曾發現中國和印度的財富、農功與稠密人口，卻在聖多明各以及他曾經到過的新世界一切其他地方，發現一個叢林未墾的地方，僅為裸體窮苦野蠻人所佔據。但他不大願意相信，自己所發現的地方，不是馬哥·孛羅所描寫的一些地方。馬哥·孛羅在歐洲人中，是第一個到過中國和東印度的，至少，把當地情況描寫下來的，他是第一個。於是，哥倫布在發現了聖多明各一座西巴奧山的名字與馬哥·孛羅所提到的西潘各的名字有些相像，便以為那是他早就放在心裡的地方了，雖然明顯的證據證明，不是那地方。他在給裴迪南及伊薩伯拉的信中，把他所發現的那些地方叫做印度。他相信那是馬哥·孛羅所描寫的地方的一端，且與恆河相距不遠，換言之，與亞力山大所征服的地方相距不遠。即使在後來判明了那些是兩個不同地方以後，他還以為，那些富庶國家離此不遠。所以，他在後來的一次航行中還沿著火地島海岸，向達裡安地峽航行，來探尋那些國家。
由於哥倫布這一錯誤，那些不幸的國家，從那時以來，一直叫做印度。最後發現了新印度與老印度完全不相同，才把前者叫做西印度，後者叫做東印度，以示區別。然而，不論所發現的是什麼樣的地方，在哥倫布看來重要的是，得向西班牙宮廷陳述池所發現的是極為重要的地方。在各國，構成真實財富的，都是土地上生產的動植物，而那裡當時生產的動植物，沒有什麼可證明他的陳述是正確的。
科裡是介在鼠與兔之間的一種動物，布豐認為，它和巴西的阿帕裡亞是同類的動物。它在當時是聖多明各最大的胎生四足獸，這動物似乎從來就不很多，據說西班牙人的犬與貓，老早幾乎吃掉了這種動物以及軀體比這還要小的其他動物。然而，此等動物，以及所謂伊文諾或伊關諾的那一類大蜥蜴，便是當地所能提供的最主要的動物性食物了。
居民的植物性食物，雖由於農業不發達，並不豐饒，但不像動物性食物那麼稀少。其中，主要為玉米、芋、薯、香蕉等等。那些食物都是歐洲所不知道的，但不為歐洲人所十分重視，他們並不認為那些植物和歐洲原來生產的一般谷豆有同等的營養力。
誠然，棉花是一種極重要製造業的材料，而在當時歐洲人看來，亦就是那些島上最有價值的植物性產物了。雖然在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地都極重視東印度的軟棉布及其他棉織品，但歐洲各地都沒有棉織製造業，所以，即使這種生產物，在當時歐洲人看來，亦不很重要。
哥倫布看到新發現各地方的動植物，都不足證明這些地方是怎樣重要，就轉移眼光到礦物上來。他以為，礦物界生產的豐富，足夠補償動植物界生產的微薄。他看到那裡居民的服裝上掛著小片的金，並聽他們說，那金片常可從山上下流的溪流或急流中發現，於是他便十分相信，那裡的山必有最豐饒的金礦。這樣，聖多明各就被說成為金礦豐饒的國家，並因此故（不僅根據現今的偏見而且根據當時的偏見），被說成為西班牙國王及其國家取之不盡的真實財富的源泉。哥倫布第一次航海回國時，被按凱旋儀式，引見克斯梯及亞拉岡國王，當時所發現的各國主要生產物，都由隆重的儀仗隊帶在他前面。但有價值的部分只是金小髮帶、金腕環及其他各種金飾品，和幾捆棉花。其餘都是俗人驚異和珍奇的物品，譬如，幾株極大的蘆葦，幾隻羽毛極美的鳥，幾隻大鱷魚、大海牛的剝皮。但在這一切之前，有六七個顏色和相貌奇怪的土人，卻大大增加了這次展覽的新奇。
哥倫布陳述的結果，克斯梯的樞密院，決定佔領這些國家。它們的人民，當然沒有抵抗能力。傳佈基督教這個敬神的目的，使這種非正義的計劃，成為神聖的事業。但此種計劃的唯一動機，卻是希望發現此等地方的金寶藏。而且為了要突出此種動機，哥倫布提議那裡所發現的金的一半，應歸國王。這種提議，亦為樞密院所採納了。
最初冒險家輸入歐洲的黃金，全部或極大部分是由極容易的方法取得，即向無抵抗的土人劫掠而得，所以，要納這樣的重稅，也不會很困難。但土人所有，一旦完全被剝奪盡了——事實上，在聖多明各及哥倫布所發現的一切其他地方，不到六年或八年，就完全被剝奪盡了——要再發現一些，就必須從礦中掘出，就不能再納這樣的稅。據說，這種稅嚴格的徵收，曾使聖多明各的礦山，從那時起，完全停止開採。所以不久金稅就減至金礦總生產額的三分之一，再減至五分之一，再減至十分之一，最後減至二十分之一。銀稅在長期間內為總生產額的五分之一。直到現世紀，才減至十分之一。但最初的冒險家，對銀似乎不大關心，他們認為，比金低賤的東西都不值得他們注意。
繼哥倫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險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動機。使奧伊達、尼克薩、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爾博到達裡安地峽，使科特茲到墨西哥，使亞爾馬格羅和皮查羅到智利和秘魯的，都是對於黃金的強烈慾望。當這班冒險家到達一個未曾被發現的海岸時，首先調查的就是那裡有沒有金礦可以發現。他們就依此決定他們的去留。
在一切費用浩大、成就不確定並使大部分從事者破產的計劃中，也許再沒有比探索新金銀礦山更容易使人破產的了。這也許是世界上利益最少的彩票，得彩者的利得，最不能補償失彩者的損失。因為，有獎的票很少，無獎的票很多，但每一張票的普通價格，卻是一個極有錢的人的全部財產。開礦的計劃，不僅不能補償開礦的資本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而且大都把資本和利潤吞併掉。因此，這種計劃是希望增加本國資本的精明的立法者所最不願意給予特別鼓勵，或以人為的方法使大部分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其中的那種計劃。其實，這就是人們對於自身的幸運所懷抱的那種不合理的信念，認為只要有絲毫成功的可能就會有很大一部分資本自行流入此種用途。
憑冷靜理智與經驗作出的判斷，都認為此等計劃是絕對不可以實行的，但由人類貪慾作出的判斷，卻認為此等計劃是完全可以實行的。使許多人有了點金石那種荒唐觀念的慾望，又使許多其他人有了金銀礦山無限豐饒那種荒唐觀念。他們沒考慮到，就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說，此等金屬的價值，主要出於其稀少性，而其稀少性，又由於自然藏量很少，而且那少量金屬，包有堅硬和難於處理的物質，以致挖掘並獲取此等金屬所需要的勞動與費用，極其浩大。他們以為，此等金屬的礦脈，在許多地方，簡直象鉛、銅、錫、鐵的礦脈那樣，大而且豐。華爾特·羅利夫爵士所作的黃金國的夢，充分證明了，即使有智之士，亦不免有此種奇異的幻想。而在這位偉人死了之後一百餘年，還有耶穌教會會員加米拉相信這個黃金國的存在，而且極其熱烈地，我敢說，還是極其真摯地說，如果他能對那些能夠以優厚報酬酬答傳道工作的人，宣傳福音，真是不勝榮幸。
在西班牙人最初發現的那些國家裡，現在看來，沒有一個值得開採的金銀礦山。最初各冒驗家所發現的金屬的量，以及第一次發現以後人們所採掘的各礦山的產出力，都被大大誇大了。但冒險家的報導，足夠喚起他們本國人的貪慾。每一個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希望發現一個黃金國。命運的女神，在這場合，像在其他極少數場合一樣，光臨了，使虔信者的狂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而且在墨西哥和秘魯被發現與被征服的時候（一在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大約三十年之後，一在大約四十年之後），他們可以說從命運女神手上得到了他們所尋找的豐饒的貴金屬。
一個與東印度通商的計劃，干是引起了西印度的第一次發現，一個征服的計劃，又引起了西班牙人在這些新發現的國家裡的一切設施。然而使他們去征服的動機，卻又是發現金銀礦山的計劃。這計劃，又由於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事故，居然出乎企劃人合理的期望，大為成功了。
歐洲其他各國最初企圖到美洲去殖民的冒險家，也是受同樣的妄想的驅使，但他們並不怎麼成功。巴西自第一次殖民以來，經過百餘年，才發現金、銀和金剛石礦山。在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等國的殖民地中，卻是至今還沒有發現過貴金屬礦山，至少還沒有發現在今日看來有開採價值的礦山。但英國最初在北美殖民的人，為誘使國王給與他們特許狀，都以所發現的金銀五分之一獻於國王。華爾特·羅利夫爵士的特許狀，倫敦公司及普裡木斯公司的特許狀，普裡木斯參議會的特許狀等等，其發給都以把所得金銀五分之一獻給國王為條件。此等最初殖民者，希望發現金銀礦山，又希望發現到東印度去的西北通路，但對兩者都失望了。
第二節 論新殖民地繁榮的原因
文明國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蕪，或人口稀少而土人容易對新來的殖民者讓步的，往往比任何其他人類社會富強得更快。
此等殖民者隨身帶來的關於農業和有用技術的知識，自比未開化野蠻人幾百年、幾千年自發地成長的知識強。同時，此等殖民者，又隨身帶來了統治人的習慣，關於正常政府的觀念，維持政府的法制的觀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觀念。他們自然要把這些在新殖民地建立起來。但在未開化野蠻民族中，在保護自身所必需的法律與政府已經確立之後，法律與政府的自然進步就比技術的自然進步還要慢。每個殖民者所得的土地，都多於他所能耕作的土地。他無須支付地租，大都不納稅。沒有地主分享他們的收穫，君王所分掉的通常都很少。他自會使生產物增加，因為這生產物幾乎全是他自己的。但他所有的土地往往是那麼廣闊，以致盡他一己的勞動，以及他所能僱用的他人的勞動，也不能使土地生產出它所能生產的數量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極想從各地搜集勞動者，並以最優厚的工資來作報酬。但此等優厚的工資，加上土地的豐饒低廉，不久就使那些勞動者要離開他，自作地主，以優厚的工資，報酬其他勞動者。正如他們離開他們的主人一樣，這些其他勞動者不久也離開他們。優厚的報酬，獎勵了結婚。兒童們，在幼年期中得到很好的給養，受到很好的照顧，到長大時，他們勞動的價值，大大超過其撫養費。到成年時，勞動的高價格與土地的低價格，又使他們能夠自立，像他們的祖先那樣。
在其他國家，地租和利潤吃掉工資，兩個上層階級壓迫下層階級。但在新殖民地，兩個上層階級的利害關係，使得他們不得不更寬宏地更人道地對待下層階級；至少，在那裡，下層階級不處在奴隸狀況。生產力極大的荒地，只須付出很小代價就可獲得。身兼企業家的地主，希望從改善耕作增加其收入，這種增加的收入，便是他的利潤。在這情況下，利潤一般極為豐厚。但這種豐厚的利潤，除非僱用他人的勞動來開墾土地耕作土地，就無法取得。在新殖民地上，土地面積的大與人口之少，其間的不相稱現象使他難於取得這種勞動。所以，他不計較工資，願在任何價格下僱用勞動。勞動工資的高昂，鼓勵了人口的增殖。良好土地的豐饒與低廉，又鼓勵了耕作的改善，使地主能支付這樣高的工資。土地的全部價格，幾乎由此種工資構成。作為勞動的工資，雖覺其高，但作為有那麼大價值的東西的價格，則又覺其低。獎勵人口和耕作的增進的，又獎勵真實財富與強大的增進。
許多古希臘殖民地，因此似乎非常迅速地進於富強。在一世紀或二世紀中，就有一些能與母市抗衡，甚至超過母市了。西西里的塞拉庫西及阿格裡琴托，意大利的塔倫圖及洛克裡，小亞細亞的埃弗塞斯和密理圖斯，無論就哪一點說，也至少可與古希臘的任一都市相抗衡。建設雖較晚，但一切學藝、哲學、詩學及修詞學，卻和母國任何部分發生得一樣早，進展水平一樣高。值得指出，兩個最右的希臘學派，即達理士學派及畢太哥拉學派，並不是建立在古希臘，而是一個建立在亞細亞殖民地，另一個建立在意大利殖民地。這一切殖民地，都建立在未開化野蠻民族所居的地方，那裡，新殖民者容易取得他們的居地。新殖民者有很多良好土地，而且因為他們對母市全然獨立，他們還能按照他們自己認為最有利於他們自己的方式，自由處理他們自己的事物。
羅馬殖民地的歷史，似乎沒有這樣輝煌。確實，其中有些，例如弗洛倫斯，經過許多年代，在母市崩潰之後，發展成為大的國家，但其進步，卻沒有一個是非常迅速的。那些殖民地，都建立在被征服的地方，那裡人口十之八九早已十分稠密。分給新殖民者的土地，大都不很大。而且由於殖民地不能獨立，他們並非經常能按照自己認為的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自由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
就良地很多這一點說，歐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所建立的殖民地，和古希臘殖民地相似，甚至超過古希臘殖民地。就附屬於母國這一點說，它們雖和古羅馬殖民地相似，但因為它們離歐洲很遠，就或多或少地減低了這種依附的程度。它們的位置，使它們在較小程度上受母國的監視和支配。在它們按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它們的行為，或由於歐洲不知道，或由於歐洲不瞭解，往往被忽視。有時，歐洲只好容忍，因為離開太遠了，難於管束。所以，就連象西班牙那樣強暴專橫的政府，亦往往因恐全體反亂，把已經發下的對所屬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撤回或修改。這一來，歐洲一切殖民地，在財富上，在人口上，在改良上，都有非常大的進步。
西班牙國王，由於分享金銀，所以從殖民地初設以來，即從殖民地取得若干收入。這種收入，同時使西班牙國王得隴望蜀。因此，西班牙殖民地，從初設時起，就吸引著母國很大的注意，而當時歐洲其他國家，卻在長期間內，不大注意。但前者並不因為有這種注意而較為繁榮，後者亦不因為沒有這種注意而較不繁榮。而且，按土地面積比例說，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與農業改良，不如歐洲其他國家殖民地。但西班牙殖民地在人口與農業改良方面的進步，亦是非常迅速、非常巨大的。征服後建立的利瑪市，據烏羅阿所說，在將近三十年前，還不過五萬人。基托原僅系印第安一小村落，然據同一作者說，在他那時，和利瑪市有相同的人口。克麥利·卡勒裡——雖然據說是個冒牌旅行家，但其著作，卻是根據極可靠的報告——就說墨西哥城有居民十萬。所以，無論西班牙各作家是怎樣誇大，這十萬的數目，亦比蒙特祖瑪時代的居民數大五倍以上。這數目，大大超過了英國殖民地三大都市波士頓、紐約和菲拉德爾菲亞的居民數。在墨西哥或秘魯未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那裡沒有適當的馱畜。駱馬是唯一的馱畜，其力氣似比一般驢子差得多。他們沒有耕犁。他們不知用鐵。他們沒有鑄幣，亦沒有任何確定的通商媒介。他們的貿易，是物物交換。一種木製的鋤，是他們農業上主要用具。尖石是他們切東西的刀斧。魚骨或他種動物的堅腱，是他們縫東西的針。但這一切，似乎就是他們職業上的主要用具了。在這樣的狀態下，此等帝國，當然不能像現今那樣進步、那麼耕種得好。現今，那裡已有各種歐洲牲畜，已經使用鐵和耕犁，並採用許多歐洲技術了。但一切國家的人口密度，必和其改良及耕作程度相稱。所以，土人自被征服以來，雖橫遭殘殺，但這兩大帝國現在的人口仍比從前多。其人種，自然亦大大改變了。我以為，我們必須承認，西班牙種的西印度人，就許多方面說，都比古印第安人種強。
除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外，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要算是歐洲人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了。但由於巴西發現後很久，還沒有找到過金銀礦，所以對國王所能提供的收入也很少，甚或沒有，於是有一段長時期，很不受葡萄牙人的注意。然而，就在這種不注意的情況下，它發展成為強大的殖民地了。在葡萄牙還被西班牙統治時，巴西為荷蘭人所侵襲。巴西原分為十四省，荷蘭人佔有其七。荷蘭人本來要奪取其他七省，但不久葡萄牙恢復獨立，布拉甘查王朝執政。當時作為西班牙敵人的荷蘭人，成為葡萄牙人的朋友，因而葡萄牙人亦成為西班牙的敵人。所以，荷蘭人就同意把巴西其餘未被征服的那七省，留給葡萄牙；葡萄牙人亦同意把巴西已被征服的七省，留給荷蘭人。當時，兩國為良好同盟，自不會因此發生爭執。但荷蘭政府不久即開始壓迫葡萄牙的移民了。這些葡萄牙移民，不滿足於發牢騷，終於拿起武器來對付他們的新主。他們雖未曾得到母國公開的援助，但在母國默許之下，就靠著自己的勇氣和決心，把荷蘭人逐出了巴西。鑒於自己不能保有巴西任何部分，荷蘭人情願把巴西全部歸還葡萄牙國王。在這個殖民地內．據說有六十萬以上人民，其中，有葡萄牙人，有葡萄牙人的後裔，有西印度人，有黑白混血種人，有葡萄牙族及巴西族的雜種。沒有一個美洲殖民地，包含這樣多的歐洲血統。
在十五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和在十六世紀大部分時間內，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海上兩大海軍國。威尼斯雖與歐洲各地通商，但其艦隊卻幾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因為西班牙人是美洲的最初發現者，他們認為美洲全是他們所有。雖然他們不能阻止大海軍國葡萄牙殖民巴西，但大部分其他歐洲國家，卻是那麼害怕西班牙，都不敢在這大陸建立殖民地。企圖在弗羅裡達殖民的法國人，全被西班牙人殺掉。但自所謂無敵艦隊在十六世紀末葉失敗以後。西班牙的海軍力量也衰敗了，再沒有能力阻止其他歐洲國家殖民了。所以，在十七世紀中，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總之，一切有海港的大國，都想在新大陸上殖民了。
瑞典人在新澤西殖民。那裡，現今仍可發現不少瑞典家族，那充分證明了，這個殖民地，如果能得母國保護，很可能繁榮。但瑞典不重視這殖民地，所以不久就被荷蘭人的紐約殖民地所吞併了。荷蘭人的紐約殖民地，則於1674年被英國人所吞併。
丹麥人在新世界上僅佔有聖托馬斯和聖克羅斯兩個小島。這兩個小殖民地，由一個專營公司統治著。只有這個公司，有權購買殖民者的剩餘生產物，並供他們以所需的外國貨物。所以，在買賣上，這公司不僅有權力壓迫他們，而且有壓迫他們的最強烈的動機。專營的商業公司的統治，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最壞的統治，但它不能阻止此等殖民地的進步，不過使其進步較為遲緩。丹麥前國王諭令解散此公司。從那時起，這兩個殖民地就非常繁榮了。
荷蘭人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原來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統治。所以，這些殖民地中，雖有一些，與舊殖民地比較，有很大進步，但與大部分新殖民地比較，其進步就很慢。蘇裡南殖民地，雖很可觀，但還不如其他歐洲國家的大部分蔗田殖民地。現今分成紐約和新澤西二省的諾瓦·伯爾基亞殖民地，即使在荷蘭統治下，不久也可能很可觀。良好土地的豐饒與低廉，是繁榮的有力原因，所以，最不好的政治，也不能完全阻止這因素的有效作用。而且，離母國很遠，移居者正可通過走私，多少避免這公司所享有的妨害他們的獨佔。現今，這公司允許一切荷蘭船隻，在納貨物價值百分之二點五的稅，領得特許狀後與蘇裡南通商，但非洲與美洲間的直接貿易——那幾乎全是奴隸買賣——依然為其獨佔。公司專營特權的減少，也許是這殖民地今日能夠那麼繁榮的最大原因。庫拉索亞和尤斯特沙——屬於荷蘭的兩大島——是自由港，各國船舶都能出入。主要就因為有了這種自由，所以這兩島雖是不毛之地，但由於其周圍較好殖民地的海港，僅許一國船舶自由出入，所以能夠那麼繁榮。
法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在前世紀大部分時間和現世紀一部分時間內，亦為一個專營公司所統治。在如此不良的行政下，其進步，與其他殖民地比較，必然是很緩慢的；但在所謂密西西比計劃失敗後，這公司被解散了，這殖民地的進步，也就快得多了。當這殖民地後來被英國佔領的時候，它的人口，比神父查理瓦所述二三十年前的人口，就幾乎增加了一倍。這位耶穌教會會員曾遊歷加拿大全部，當然不想少報其實際人數。
法國在聖多明各的殖民地，系由海盜建立。他們在一段長時期內，不需要法國的保護，亦不承認法國的政權。後來，這批盜匪受了招安，承認了法國的政權，但在一段長時期內仍受著非常寬大的待遇。在這時期內，這殖民地的人口增殖與技術改進都發展得非常快。那裡雖亦有一個時期受一個專營公司的壓迫，而這種壓迫又無疑曾延遲其進步，但其進步並不因此而停止。此種壓迫一旦解除，其繁榮的速度，又和從前一樣的快。現在，那裡是西印度最重要的蔗田殖民地了。其產量，據說比全部英領蔗田殖民地總產量還要大。法國其他蔗田殖民地也大都非常隆盛。
但進步最速的殖民地，要算英國的北美洲殖民地了。
一切新殖民地繁榮的兩大原因，似乎是良好土地很多，和按照自己方式自由處理自己事務。
就前一點說，英國的北美洲殖民地，雖有很多良好土地，但不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也不比上次戰爭前法國人的一些殖民地好。但是英國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卻比其他三國任何一國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更有利於土地的改良與耕作。
第一，在英國殖民地上，未開墾地的獨佔雖未完全防止，但比任何其他殖民地更受限制。殖民地法規定，各個地主，都有義務，在限定期間內，改良並耕作所有土地的一定部分，而在不履行義務時，可把此種土地交給任何其他人。這種法律雖執行得不很嚴格，但有相當效果。
第二，在賓夕法尼亞，沒有長男繼承權，土地象動產一樣，平均分配給家中一切兒女。新英格蘭只有三省的法律，和摩西律一樣，允許長子得雙份。在這幾省，雖有時有個別人獨佔過大的土地，但只要經過一兩代，土地又可能充分分割了。在其他英領殖民地，雖然像英國法律一樣，長男繼承權依然存在，但在一切莫領殖民地上，根據自由借地法保有的土地的借用權，使得土地易於割讓，大塊土地的領受人，大都覺得，為自己利益計，不如盡速割讓大部分土地，只保留小額免役地租。在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上，凡附有勳爵稱號的大地產，其繼承都有所謂長子繼承權。這種大地產，全由一個人繼承，實際上都是限定繼承的，都是不可割讓的。法國殖民地都遵循巴黎風俗習慣，在土地繼承方面，比英國法律更有利於幼小的兒子。但在法國殖民地中，有騎士尊號和領地稱號的貴族保有地，若有任何部分割讓，那末在有限期間內，按照贖買權，得由領地繼承人或家族繼承人贖回。國內一切大所有地，都是這種貴族保有地，那必然妨礙割讓。但在新殖民地上，未開墾的大地產通過割讓似比通過繼承分割的快得多。我們說過，肥沃土地的豐饒與低廉，是殖民地迅速繁榮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獨佔，事實上破壞了這種豐饒與低廉。此外，未耕地的獨佔，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礙。對社會提供最多和最大價值的生產物的，乃是用來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勞動。在這場合，勞動的生產物，不僅支付它自己的工資，和僱用勞動的資本的利潤，而且支付勞動所耕土地的地租。所以，英國移民的勞動，用來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比其他三國中任何一國多，因此所提供的生產物，就數量說，就價值說，也可能較大。這其他三國的殖民地，都實行土地獨佔，這樣就或多或少地使勞動流入其他用途。
第三，英國移民的勞動，不僅可提供較多和較有價值的生產物，而且因為賦稅適中，這生產物的大部分，屬於他們自己，他們可貯蓄起來，用以推動更大的勞動量。英國移民，對於母國的國防和行政費用，從來沒有什麼貢獻。反之，迄今衛護他們所需的費用，幾乎全部由母國支付。海陸軍費用，大大超過必要的行政費用，所以行政費用，總是很少，一般只包括總督、裁判官及其若干警察官吏的適當薪俸，以及最有用的公共工程的維持費。在現今擾亂事件開始以前，馬薩諸塞的行政設施費，往往僅為一年約一萬八千鎊。新議布什爾及羅得島的行政設施費，各為每年三千五百鎊；康捏狄克四千鎊；紐約及賓夕法尼亞各四千五百鎊；新澤西一千二百鎊；弗吉尼亞及南卡羅利納各八千鎊。諾瓦斯科夏及喬治亞的行政費，一部分由議會每年撥款支付。而諾瓦斯科夏每年僅出殖民地行政費大約七千鎊；喬治亞每年僅出大約二千五百鎊。總之，北美全部的行政設施費，除了馬裡蘭及北卡羅利納這兩州無正確記載可稽外，在現今擾亂事件開始以前，所費於僑民的，不過每年六萬四千七百鎊；如此少的費用，可以統治三百萬人，而且統治得很好，那真是永遠值得我們記憶的。政府費用的最重要部分即全部防衛費，不斷由母國負擔。在歡迎新總督及新議會開幕之際，殖民地政府的儀式，雖十分隆重，但不鋪張浪費。他們的教會，也是同樣節儉。他們沒有什一稅。他們為數不多的牧師，靠微薄的薪俸或人民的捐款，維持生活。反之，西班牙及葡萄牙政權，在一定程度上仰給於對殖民地所課的稅。法國雖不曾從其殖民地抽取任何可觀的收入，而征自殖民地的稅，雖大都用在殖民地，但其行政費，卻與其他兩國一樣，是非常大的，而儀式的費用更大。例如，歡迎一個秘魯新總督，所費就往往不貲。此等儀式不僅使富裕的移民，要在這樣的場合納稅，而且使他們在一切其他場合都養成一種虛榮浪費的習慣。那不僅是暫時的非常苛酷的稅，而且形成永久而更苛酷的稅，即養成能使私人傾家蕩產的奢侈浪費。此外，在這三國的殖民地中，教會也施行苛政。這些地方都抽什一稅；在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殖民地中，更是雷厲風行。這些殖民地都有很多托缽和尚的募化，未經政府認可，但被宗教所尊崇，這對貧民是個很大的負擔，他們都受到教導，認為佈施和尚是義務，拒絕佈施是非常大的罪惡。而且，在這三國殖民地內，僧侶都是最大的土地獨佔者。
第四，英國殖民地，在處置其剩餘生產物即自己消費不了的生產物時，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都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而且擁有更廣闊的市場。各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圖獨佔其所屬殖民地的貿易，並因此故，禁止外國船舶和它們通商，禁止它們從任何外國輸入歐洲貨物。但實施此種獨佔的方法，各國不相同。
有些國家，以其殖民地全部貿易，交給一個專營公司經營。殖民地人民必須向這個公司購買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歐產貨物，並必須把他們剩餘生產物全部賣給這個公司。所以，這個公司的利益，不僅在於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售賣前一種貨物，並以盡可能低的價格購買後一種貨物，而且在於即使後一種貨物價格極低，其購入數量應以能在歐洲市場以極高價格脫售者為限。它的利益，不僅在於在一切場合都降低殖民地剩餘生產物的價值，而且在於在許多場合阻抑其產量的自然增加。要妨礙新殖民地的自然發展，在一切可想像得到的方策中，自以設立公司為最有效。這一方策一直是荷蘭所奉行的政策，雖然荷蘭的公司在本世紀中在許多方面已不行使其獨營權。丹麥的政策，也是如此，直到前一國王即位，才放棄這種政策。法國的政策，有時如此。最近，目1755年以來，歐洲其他一切國家都認為這種政策不合理，把它放棄了，但葡萄牙卻仍奉行此種政策，至少在巴西二大省即派南布科及馬倫豪仍實施此種政策。
有些國家，沒有設立這種專營公司，但限制它們殖民地全部貿易，使僅能與母國某特定港通商，除在一定期間准許船隊出航，或准許有特許狀（那大都是給付很高代價領得的）的單船出航外，其他船舶都禁止從此特定港出航。誠然，這種政策，使母國全體居民都能從事殖民地貿易，只要他們是在適當的港口，在適當的期間，使用適當的船隻進行的就行。但投資裝備船隻並領受此等特許證的商人，為著利益，將合作起來，所以這樣經營的貿易，必然是按照大體上類似專營公司的經營原則經營的。這種商人的利潤，和專營公司的利潤幾乎是同樣的高。殖民地決不能得到良好供給；它們不得不以極高的價格購買，而以極低的價格售賣。這是西班牙的政策，一直到前幾年為止；一切歐產貨物的價格，據說，在西屬西印度都很高。烏羅阿告訴我們，在基托，一磅鐵賣價大約四先令六便士，一磅鋼售價大約六先令九便士。但殖民地售賣自己產物，主要是為了要購買歐洲產物。對於後者，他們付價越大，對於前者，他們實得價格就越小。後者的高價與前者的低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這一點說，葡萄牙對於派南布科及馬倫豪二省以外的殖民地所採取的政策，和西班牙苦時的政策，完全一樣，而對於那二省，最近則變本加厲。
有些國家，允許它們全體人民經營殖民地貿易。母國人民，得從母國任何港口，與殖民地通商，除了海關的一般證件外，不需要任何特許狀。在這場合，經商者人數眾多，而且散居各地，不能共同結合，他們彼此間的競爭，使得他們不能搾取非常高的利潤。在這樣寬大的政策下，殖民地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售賣他們自己的生產物，購買歐洲的商品了。自從普裡木斯公司解散以來（那時我國殖民地還在搖籃時期），這始終已經是英國的政策了。一般說來，這也是法國的政策，而自從英國人通常所稱的密西西比公司解散以來，法國的政策，就一律如此。所以，英法兩國經營殖民地貿易的利潤並不是非常高的，不過要是准許其他各國自由競爭，利潤也許還要低些。這兩國大部分殖民地的歐產商品價格，因此不算異常的高。
在英國殖民地剩餘生產品輸出方面，亦只有一定種類商品，限定輸到母國市場。此等商品，因曾列舉在航海法及此後頒布的其他法令上，故名為列舉商品，其餘稱為非列舉商品，可直接輸到他國，但運輸的船，須為英國船或殖民地船。此種船隻，須為英國人所有，其船員亦須有四分之三為英國人。
美洲及西印度有幾種極重要產物，亦包含在非列舉商品中，例如各種穀物、木材、醃製食品、魚類、砂糖及甜酒。
穀物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耕種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對象。法律准許殖民地有極廣闊的穀物市場，這樣就獎勵它們推廣這種耕作，使其產品大大超過稀少人口的消費，從而，預先為不斷增加的人口，儲存著豐富的生活資料。
在樹木滿地的地方，木材價值低廉，甚至沒有價值，於是開拓土地的費用，就成為改良的主要障礙了。法律准許殖民地有極廣闊的木材市場，使得本來價值低廉的商品，生出一個價格，並使它們能夠從本來是完全耗費的事業，收得若干利潤，這樣改良就變得容易了。
在人口還沒稠密，耕作也還沒充分發展的地方，牲畜的繁殖，自會多於當地居民的消費，因此牲畜往往價值低廉，乃至沒有價值。但我們說過，牲畜的價格與穀物的價格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一國的大部分土地才能夠進行改良。法律使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有最廣闊的市場，想以此來提高這種商品的價值，因為這種商品價格的上漲，對於土地改良是非常重要的。喬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號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為列舉商品，減低了美洲牲畜的價值。上述自由的良好影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這個法令所抵消了。
通過擴展殖民地漁業來增加我國航運業和海軍的力量，似乎是我國議會經常懷抱著的一個目的。因此，這種漁業便取得了自由制度所能給予的一切獎勵，大大繁榮起來。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漁業，在最近的變亂之前，也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漁業之一。捕鯨業，在英國雖有異常的獎勵金，但成績不大，在一般人看來（但我不想作這種意見的證人），它的生產物全部，比每年所付獎勵金的價值，也多不了許多。而在新英格蘭，雖無獎勵金，卻在大規模經營。魚是北美洲與西班牙、葡萄牙及地中海沿岸各國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砂糖本來也是只許輸到英國的列舉商品。但1731年，經甘蔗栽種者陳請，砂糖輸出始准擴展到世界各地。但在允許此種自由時，附有各種限制，而砂糖價格在英國又特高，故這自由沒產生大的作用。英國及其殖民地，依然幾乎是英國蔗糖殖民地所產砂糖的唯一市場。它們的消費量增加得很快，雖有牙買加和被割讓各島日益增加的改良，砂糖的輸入在這二十年內仍大有增加，而輸到外國去的，卻據說並不比從前多了許多。
甜酒是美洲與非洲沿岸通商的極重要商品，而從這種通商帶回來的，就是黑奴。
如果美洲各種穀物、醃製食品和魚類的全部剩餘生產物，都定為列舉商品，強迫輸入英國市場，那就過分妨害我們本國人民的勞動生產物了。此等重要商品所以不但不曾定為列舉商品，而且除了稻米，一切穀物及醃製食品，在一般情況下，都被法律禁止輸入英國，那也許並非為了關心美洲的利益，而是為了防止這種過大的妨害。
非列舉商品，原來可輸往世界一切地方。木材及稻米，曾一度定為列舉商品，此後即定為非列舉商品，但准許輸往的歐洲市場，仍限於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歐洲各國。依照喬治三世第六年第五十二號法令，一切非列舉商品，都受同樣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歐洲各國，都不是製造業國。所以我們比鉸不擔心殖民地船，從它們那裡把那些能妨害我們本國製造品的東西帶來。
列舉商品，有二類。第一類，是美洲特有的產物，或是母國所不能生產的產物，至少亦是母國所不生產的產物。屬於這一類的，如蜜糖、咖啡、椰子果、煙草、紅胡椒、生薑、鯨須、生絲、棉花、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種毛皮、靛青、黃佛提樹及其他各種染色樹木。第二類，非美洲所特有的產物，母國也能夠生產，但其產量不足供應其需要，以致有大部分要仰給於外國。屬於這一類的，如一切海軍用品，船桅、帆桁、牙檣、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鐵、鐵條、銅礦、生皮、皮革、鍋罐、珍珠灰。第一類商品最大量的輸入，亦不能妨礙母國任何生產物的生產與銷售。我們的商人，不僅要想限制這種商品，使僅能輸到本國市場，並由這種限制，使自己能夠在殖民地上廉價購買，在國內以較好的利潤售賣，而且要想在殖民地與外國之間，設立一種有利的運送貿易，那必須以英國為中心，就是說，此等商品輸入歐洲，必須先輸到英國。第二類商品的輸入，據說，也須妥為安排，使不妨礙本國同種產物的售賣，而僅妨害外國輸入品的售賣。因為，課以適當的稅，那種商品總會比前者略為昂貴，但比後者低廉得多。限制此等商品，使僅能輸入本國市場，並非要妨礙英國產物，所要妨害的，乃是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英國的那些外國的產物。
禁止殖民地以船桅、帆桁、牙檣、松脂、柏油輸到英國以外的任何國家，自然會降低殖民地木材的價格，因而會增加開拓殖民地土地的費用，而這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礙。17O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規定，除非它的商品由它的船隻裝運，按它自定價格，並按它認為適當的數量運出，否則禁止其輸出，它企圖通過這辦法來抬高其商品到英國去的價格。為了要對抗這一個令人注意的商業政策，並使英國盡可能不僅不依賴瑞典，而且無須依賴北方任何其他國家，英國對於美洲海軍用品的輸入，發給獎勵金。這種獎勵金，使美洲木材價格抬高到大大超過木材限定輸入國內市場所能減低的程度。因為這兩個規定是同時頒布的，其連帶的作用，不是妨礙美洲土地的開拓，而是鼓勵其開拓。
生鐵和鐵條，雖亦為列舉商品，但從美洲輸入，免納重稅，而從其他各國輸入，卻得納重稅，所以這規則一部分起鼓勵美洲制鐵廠建設的作用，另一部分起妨礙的作用，而鼓勵的作用比妨礙的作用大。沒有一種製造業，能像熔鐵爐那麼需要柴火的消費，或能像熔鐵爐那麼促進樹木遍野的地方的開拓。
這些規定，有些會提高美洲木材的價值，因而促進土地的開拓。但這種趨勢，既不為立法機關所注意，亦不為立法機關所理解。其有利效果，雖就這方面說全是偶然的，但並不因此而不真實。
英領美洲殖民地及西印度間的貿易，無論就列舉商品說或就非列舉商品說，都有最完全的自由。此等殖民地，現在是那麼富庶，所以彼此間，對於彼此所有的產物，都能提供廣大的市場。把這一切殖民地合起來看，那對於彼此的產物，就是一個大的國內市場了。
但英國對其殖民地貿易所採用的寬大政策，大體上限於原料或粗製品的貿易。至於殖民地產物更精緻的加工，英國商人和製造者要自己經營，並請求國會，以高關稅或組對禁止，使這些製造業不能在殖民地建立。
例如，從英領殖民地輸入粗製砂糖，每百斤僅納稅六先令四便士，白糖納稅一鎊一先令一便士，單制或複製的精製糖塊，納稅四鎊二先令五又二十分之八便士。在課稅如此苛重時，英國是英領殖民地砂糖輸出的唯一市場，至今仍然是主要市場。這種高的關稅，起初等於禁止白糖或精製砂糖，使不能供應外國市場，現在又等於禁止製造白糖或精製砂糖，使不能供應那也許可銷其全產量十分之九以上的市場了。因此，法國蔗糖殖民地有很發達的砂糖精製業，但在英國殖民地上，除供應殖民地本地市場的精製業外，簡直沒有其他砂糖精製業。當格倫納達由法國人佔領時，其他各蔗園，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廠。但一經英國人佔領，這一類製造廠就幾乎全部放棄了。現今（1773年1O月）我相信，這島上至多不過有二、三個廠。但是，現今因為海關寬縱，白糖或精製糖，若能從塊狀研成粉末，通常可作為粗砂糖輸入。
英國，一方面允許生鐵和鐵條從美洲無稅輸入（由他國輸入，則不能免稅），以獎勵美洲這種製造業，另一方面卻又絕對禁止在任何英領殖民地上建立制鋼廠及鐵工廠。它甚至不允許其殖民地人民為自身消費而製作這種精製品，卻要他們向它的商人和製造者購買他們所需要的這一類物品。
它又禁止由水運，甚至由車馬陸運，把美洲生產的帽、羊毛和毛織物，從一省運至另一省。這種條例，很有效地使這個殖民地不能為遠地販賣而建立這一類商品的製造業，這樣就使殖民地人民只能經營通常僅供自用或其同省鄰人使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製造業。
禁止人民大眾製造他們所能製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斷，把自己的資財與勞動，投在自己認為最有利的用途上，這顯然是侵犯了最神聖的人權。然而，此種禁令，雖是那麼不公正，但沒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殖民地。土地仍是那麼低廉，勞動仍是那麼昂貴，以致他們仍能以比自己製造更低廉的價格，從母國輸入幾乎一切種類的精製品。所以，即使不禁止他們建立這一類製造業，但在現有改良情況下，他們一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也許就會使他們不願經營這種事業。在他們現有的改良情況下，此等禁令，也許沒拘束他們的勞動，沒使他們的勞動不能投在按自然趨勢要投的用途上。不過這是母國商人和製造者，由於無根據的嫉妒毫無理由地加在他們身上的無禮的奴役標記。但在比較進步的情況下，這種禁令，很可能成為不能容忍的真正的壓迫。
英國把殖民地某幾種極重要產物，限定輸入它的市場，作為補償，它又使殖民地某幾種產物在這市場裡佔有某種優勢，其所用的方法是對由他國輸入的同種產物課以高關稅，而對由殖民地輸入的則給予獎勵金。按前一種方法，它在國內市場裡給予殖民地的砂糖、煙草和鐵以上述好處，按後一種方法，它給予殖民地的生絲、大麻、亞麻、靛青、海軍用品和建築木材以輸入獎勵金。以獎勵金獎勵殖民地產物輸入的這第二種方法，據我所知，是英國所特有的。第一種方法卻不是這樣。葡萄牙不滿足於僅以高關稅限制煙草從殖民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輸入本國，而乾脆禁止其輸入，違者重罰。
關於歐洲貨物的輸入，英國對於殖民地的處置，也比任何其他國家寬大。
英國對於外貨輸入時所納的稅，准其在再輸出時，退還一部分。那幾乎都是一半，一般是大部分，有時是全部。如果外貨輸入英國時須課極重的稅，而在再輸出時又不許退還任何部分，那就沒有一個獨立的外國會承受這種再輸出的商品了。所以，除非在輸出時退還部分的稅，否則重商主義耶麼提倡的運送貿易，便會告終了。
但我們的殖民地，並不是獨立的外國，而英國又取得了以一切歐洲商品供給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權利，英國正可像他國對付殖民地一樣，強制其所屬殖民地，承受這種在輸入母國時課有重稅的商品。但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貨，在輸到我國殖民地時和輸到任何獨立外國時一樣要退稅。不過，1763年喬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號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這種寬大待遇，它規定：「歐洲或東印度的農產品、製造品，從本王國輸到任何英屬美洲殖民地時，稱為舊補助稅的那一種賦稅的任何部分不得退還，但葡萄酒、白洋布、細洋布除外。」在這法律頒布之前，有許多種外國貨，在殖民地購買比在母國購買價廉；現在，有些貨物仍然如此。
在制定關於殖民地貿易的大部分條例時，都以經營殖民地貿易的商人為主要顧問，那是必須知道的。所以，此等條例，在更大程度上注意這種商人的利益，在較小程度上注意殖民地或母國的利益，那是一點也不足怪的。他們有專營的特權，可以輸運歐洲貨物供應殖民地，又可以購買殖民地不妨害他們國內貿易的那部分剩餘生產物。這種專營的特權，顯然是犧牲殖民地的利益，來顧全商人的利益。他們在把歐洲及東印度大部分貨物再輸到殖民地去的時候，又像再輸到獨立國家去一樣，享有退稅。這種退稅，即按照重商主義的利益觀念，亦是犧牲母國利益，來顧全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在於，對運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國貨物，盡可能少納稅，對輸入英國的外國貨物，盡可能收回所墊付的稅。這樣他們就能在殖民地售賣等量貨物，得到較多利潤，或售賣較大數量貨物，得到同樣多的利潤，因而能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得利。殖民地的利益同樣在於，以盡可能低的價格，取得盡可能多的這一切貨物。但母國的利益，未必總是這樣。退還此等貨物輸入時所納稅的大部分，會影響母國的收入；由於有了這種退稅，外國製造品得以更便易的條件運到殖民地，使得母國製造品在殖民地市場跌價售賣，這就會影響母國的製造業。人們常說，德國亞麻布再輸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稅，大大推遲了英國亞麻布製造業的進步。
但是，關於殖民地貿易，英國的政策，雖和其他各國一樣，受著重商主義精神的支配，但總的說來，不像任何其他國家那麼偏狹、那麼令人難受。
除了對外貿易，英屬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說，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在一切方面，他們的自由，都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樣有個人民代表議會來保證這自由，人民代表議會，獨享有權力課稅以維持殖民地政府。這個議會的權力，超越行政權力，即最卑賤或最可憎惡的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著憂懼總督或省內文武官吏對他們的憤怒。殖民地議會，和英國眾議院一樣，未必都是極平等的人民代表機關，但總更具有這種性質。行政機關也許無力收買議會，而且因為行政機關經費由母國支付，亦無收買議會的必要。所以，一般地說，這種議會也許更受選舉人意旨的影響。殖民地參議院，與英國貴族院相當，但不是由世襲的貴族構成。在一些殖民地，例如在新英格蘭的三個殖民地，此等參議院議員，非由政府指派，卻由人民的代表推選。沒有一個英屬殖民地有世襲的貴族。在所有殖民地，像在其他自由國家一樣，老殖民家族的後裔，雖比有同等功績同等財產的暴發戶受到人們更大的尊敬，但亦只更受人們尊敬，並沒有煩擾鄰人的特權。在現今的變亂開始以前，殖民地議會，不僅有立法權，而且有一部分行政權。在康涅狄克及羅得島，總督亦由議會選舉。在其他殖民地上，會議規定的賦稅，由會議直接派員出去徵收，徵收員對議會直接負責。所以，人民在英屬殖民地，就比在母國更為平等了。他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其政府，尤其是新英格蘭那三個政府，一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專制政治，卻又在它們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來。此種政治，大都以獨斷權授與一切下級官吏，由於相隔遙遠，此等獨斷權的執行，目比平常還要強暴。我們知道，在一切專制政治之下，首都總比較更有自由。君主自己，不想破壞正義的制度，不想壓迫人民大眾，這對他亦無利。首都為君主所在地，下級官吏有所威懾，但在遠地，人民的怨聲，不容易傳到君主耳裡，下級官吏乃得為所欲為，無所顧忌。但是，歐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總比以前為人所知的最大帝國的最遠省份要遠得多。自有世界以來，也許只有英屬殖民地政府，能給那麼遙遠的省區人民，以完全的保護。法國殖民地的行政，與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殖民地的行政相比，總是較為寬宏溫和。這種較好的政治，和法國民族的性格相稱，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稱，他們政府的性質，與英國相比，雖較為專橫，然與西班牙葡萄牙相比，則比較守法、比較自由。
英國殖民地政策的優越，主要在北美殖民地的進步上表現出來。法國蔗糖殖民地的進步，與英國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進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勝一籌，但英國蔗糖殖民地，卻和英屬北美殖民地幾乎享受同樣的自由政治。不過，法國沒象英國那樣阻礙殖民地精製自產的砂糖；更重要的是，他們政府的特質，使他們對於黑奴，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
在一切歐洲人殖民地內，甘蔗都由黑奴栽種。生長在歐洲溫帶的人民的體格，據說，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從事挖土勞動。就今日情況說，栽種甘蔗，都是手工勞動。許多人認為，使用錐犁，當大有利。但犁耕的利潤與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牛馬的良好管理，奴隸耕作的利潤與成效，必同樣取決於奴隸的良好管理。我想，一般都承認，法國種植者比英國種植者更擅長於管理奴隸。對奴隸給予些微保護，使不大受主人侵凌的法律，似乎在政治十分專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可能施行得更有效些。在設有不幸的奴隸法規的國家，地方長官在保護奴隸時，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財產管理。在自由國家，主人或為殖民地議會代表，或為代表的選舉人，所以地方長官，非經充分考慮，不敢干涉他們。地方長官不得不把他們放在眼中，這樣就使他難於保護奴隸了。但在政府十分專制的國家，地方長官常常干涉個人的私有財產管理，要是個人不依他的意見管理，他也許發出拘票逮捕他們，所以，他要保護奴隸，便容易得多；普通的人道心，自然會使他這樣做。地方長官的保護，使主人不敢輕視奴隸，因而不得不給予相當的重視，和比較溫和的待遇。溫和的待遇，使奴隸不僅更誠實，而且更聰明，因此變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於自由傭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對主人忠實，並照顧主人利益。自由傭人常有的這種德行，奴隸決不會有。在主人有完全自由並不受干涉的國家，奴隸一般受著奴隸的待通。
我相信，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的政策，都可證明這種議論，即奴隸在專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有更好的境遇。在古羅馬史上，第一個保護奴隸，使不受主人欺凌的長官，就是皇帝。維迪阿·波利奧，在奧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僅僅犯了一點小過失的地的一個奴隸，截成小塊，投入池中餵魚，皇帝大為憤怒，命令立即將此奴釋放，並把他的其他奴隸同時釋放。在共和政治下，長官不能有充足的權力來保護奴隸，更談不上處罰主人了。
應該指出，用以改良法國殖民地尤其是聖多明各大殖民地的資本，幾乎全部來自此等殖民地逐漸的改良與開墾。那幾乎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的勞動的產物，換言之，是由良好經營而逐漸蓄積並用以生產更多產物的那部分產物的價格。但英國蔗糖殖民地改良及開墾的資本，卻有大部分來自英國，並不全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勞動的生產物。英國蔗糖殖民地繁榮的主要原因，是英國財富充溢，一部分流到（如果我可這樣說）此等殖民地。但法國蔗糖殖民地繁榮的全部原因，卻是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經營。法國移民，在這一點上，優於英國移民。這個優點，在奴隸的良好管理上最明白地顯現出來了。
以上所述，是歐洲各國對所屬殖民地的政策的大綱。
所以，關於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後此的繁榮（僅就內政方面說），歐洲政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
支配著最初計劃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動機，似乎是癡想與不義。探求金銀礦山，足見其癡想；貪圖佔有一個由從未損害歐洲人，而且親切慇勤地對待歐洲最初冒臉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國家，足見其不義。
後來建立殖民地的冒險家，似乎除了妄想尋覓金銀礦山外，還有其他比較合理比較可稱頌的動機，但就是此等動機，亦不是為歐洲政策增光。
英國的清教徒，因在國內受限制，逃往美洲以求自由，並在新英格蘭建立了四個政府。英國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為不公允，亦逃至美洲，在馬裡蘭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則在賓夕法尼亞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猶太人，受宗教法庭的迫害，財產被剝奪，而且被趕到巴西，他們以身作則地在原為流犯與娼婦居住的殖民地，傳入了某種秩序與產業，並教他們栽種甘蔗。所以，在這些場合，使人民僑居美洲並從事耕作的，並不是歐洲各國政府的智慧與精明，而是它們的亂政與橫暴。
歐洲各國政府，對於建立這種殖民地的一些最重要的計劃和計劃的實現，都沒有一點功績。墨西哥的征服，不是西班牙樞密院的計劃，而是古巴總督的計劃。而使此計劃實現的，乃是大膽冒險家的精神。總督把這種任務交給一個冒險家，不久就懊悔，遇事加以掣肘，但不能使這計劃失敗。智利及秘魯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陸上西班牙一切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在征服此等地方時，除了得到西班牙國王允許並以他的名義，建設殖民地和加以征服外，不曾受到國家的任何獎勵。這班冒險家，都是自己冒危險出費用的。西班牙政府，沒對他們有什麼貢獻。至於英國政府，則對其所屬一些最重要的北美殖民地的拓殖，也同樣沒有貢獻。
但在此等殖民地已經建立，而且相當可觀，足以引起母國政府的注意時，母國最初對它們頒布的一些條例，其目的總在於保證它獨佔此等殖民地的貿易，限制它們的市場，犧牲它們以擴大自己的市場，因此，與其說促進它們的繁榮，倒不如說加以壓抑。不過，歐洲各國施行此種獨佔的方法，並不相同，這就是歐洲各國殖民政策大相逕庭的一點。其中，最好的是英國的方法。但英國的殖民政策，也只在一定程度上不像其他國家的殖民政策那麼偏狹、那麼苛刻罷了。
這樣說來，歐洲政策，究竟在什麼方面有助於美洲各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現在的繁榮呢？在一個方面，只在一個方面，有很大的幫助。它哺育了、造就了能夠完成如此偉大事業，建立如此偉大帝國的人才。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政策，能夠造就這種人才，實際上亦不曾造就此種人才。這些殖民地應當把它們富有積極進取心的建設者所受的教育與他們所以具有偉大眼光歸功於歐洲政策。一些最大最重要殖民地，就其內政說，亦就只有這一點，應歸功於歐洲的政策。
第三節 美洲的發現，和經由好望角到東印度的通路的發現，對於歐洲有什麼利益
美洲殖民地從歐洲政策所得的利益，已如上述。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所得的利益是怎樣呢？
這些利益可分成二類。第一，作為一個大國，歐洲從此等大事件所得到的一般利益；第二，各殖民國從所屬殖民地所得到的特殊利益，它們對所屬殖民地都享有統治權。
作為一個大國，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一）這大國的享樂用品增加了；（二）這大國的產業增大了。
輸入歐洲的美洲剩餘生產物，給這大陸居民提供了許多種類的商品，要不是由於美洲的發現和拓殖，他們是不可能有這些商品的，其中有的是便利品與有用物品，有的是裝飾品，因此增加了他們的享樂用品。
顯而易見，美洲的發現與拓殖，促進了以下各國的產業：（一）與美洲直接通商的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二）不直接與美洲通商，但以他國為媒介，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貨物送到美洲的國家，如奧屬法蘭德斯和德國的某幾省。這一切國家，顯然都有比較廣闊的市場，來銷售他們的剩餘生產物，因而必然受到鼓勵來增加剩餘生產物的數量。
這類大事件，對於不曾把自己生產的物品輸出到美洲去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波蘭，是否也產生促進產業的作用，雖沒有那麼明顯，但這類大事件的這個作用，卻是無可懷疑的。美洲生產物，有一部分是在匈牙利和波蘭消費；那裡，對於新世界的砂糖、巧克力、煙草，亦有若干需要。這類商品的購買，必須用匈牙利和波蘭產業產物或用若幹此等產物購入的東西來購買。美洲的這類商品，乃是新的價值，新的等價物，輸出到匈牙利和波蘭，交換那裡的剩餘生產物。這類商品輸到那裡去，就給那裡的剩餘生產物開闢出一個新的較為廣闊的市場，提高它的價值，因而促進它的數量的增加。所以，那裡的剩餘生產物，雖可能沒有任何部分輸出到美洲，但可輸到其他國家，由其他國家用一部分美洲剩餘生產物來購買。這種貿易原來是由美洲剩餘生產物引起的，有賴於這種貿易，匈牙利和波蘭的剩餘生產物才找到了市場。
這類大事件，對於不曾把物品輸到美洲而且沒從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國家，也可能起增加享樂用品和增進產業的作用。就是這些國家，也可能從那些與美洲通商因而增加了剩餘生產物的國家收到更多的其他商品。這種更多的商品，必然增加它們的享樂用品，所以必然增進其產業。有更多新的等價物呈現在它們面前，來交換它們產業的剩餘生產物了。這樣就給這個剩餘生產物創造了更廣闊的市場，提高它的價值，因而促進它的數量的增加。每年投入歐洲大商場，並通過周轉，每年分配給歐洲各國的商品總量，必由於美洲全部剩餘生產物而增加。這個總量加大了，分歸各國的數量亦會加大，這樣就會增加它們的享樂用品，促進它們的產業。
母國專營的貿易，會減少母國特別是美洲殖民地的享樂用品和產業，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發展。這是使人類大部分事務所賴而推動的大發條之一的活動受到阻抑的一種巨大力量。這種專營貿易使殖民地產物在一切其他國家騰貴起來，這樣就減少殖民地生產物的消費，因而縮減殖民地的產業和一切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因為享樂用品須付較高價格，享樂用品便減少，生產所得的價格較低，生產便減少。這種專營貿易，又使一切其他國家產物在殖民地騰貴起來，這樣也就縮減一切其他國家的產業，並縮減殖民地的享樂用品與產業。這是一個障礙物，某些國家，為了想像上的利益，妨礙了一切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而殖民地所受的妨礙尤大。它不僅盡量排斥所有其他國家，使不能進入某一市場，而且盡量限制殖民地使僅能在某一市場貿易。封閉某一市場而開放其他一切市場，開放某一市場而封閉其他一切市場，這是完全兩回事。但殖民地剩餘生產物是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得以增進享樂用品和產業的源泉，而母國的專營貿易卻能大大損害這富足的源泉。
各殖民國家從所屬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亦有二種。（一）各帝國從所屬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二）那些據說由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這一非常特異的性質造成的特殊利益。
各帝國從所屬領地得到的一般利益如下：（一）各領地所提供的保衛帝國的兵力；（二）各領地所提供的維持帝國民政的收入。歲馬殖民地，有時同時提供了這兩種利益。希臘殖民地，有時提供兵力，但幾乎不曾提供任何收入。它們幾乎不承認它們應受母市統治。在戰時，它們通常是母市的同盟，但在平時，它們的人民幾乎不是母市的屬民。
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從來不曾提供任何兵力來保衛母國。它們的兵力，不足以保衛它們自己；在母國加入戰爭時，它們不但不能助以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國要大大分散其兵力，來保護所屬殖民地。所以，在這一點上，一切歐屬殖民地，與其說使母國強大，無寧說使母國削弱，一切都如此，沒有一個例外。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提供了若干收入，以防衛母國或維持母國民政。至於歐洲其他各國，尤其是英國，對殖民地所課的稅，能與平時所付的費用相等，已屬罕見，若要支付戰時殖民地所增加的費用，那就無論如何也是不夠的。所以，這樣的殖民地，對其母國，只是負擔，不是財源。
所以，各母國從此等殖民地所得的利益，就只有後一種利益了，即據說，由具有美洲殖民地這種非常特殊性質的領地造成的利益。大家又認為，這一切特殊利益的唯一泉源乃是專營貿易。
這種專營貿易的結果，那一部分被稱為列舉商品的英屬殖民地剩餘生產物，就只能輸往英國，不能輸往任可其他國家了。後來，其他國家，不得不向英國購買。於是，這類物品，在英國必比在任何其他國家低廉，因此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進英國享樂用品的增加，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進英國產業的增加。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英國在以本國剩餘生產物交換此等列舉商品時，必然得到更好的價格。例如，英國的製造品，與任何其他國家同種製造品比較，能購得更大數量它所屬殖民地的砂糖與煙草。所以，在英國製造品及他國製造品都用以交換英屬殖民地砂糖及煙草時，這種優越的價格，就使英國製造業得到一種獎勵，而其他各國，在這情況下，不能享有這種獎勵。由於殖民地專營貿易減少了，至少是阻抑了，不能經營此種貿易的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所以對於能經營此種貿易的國家，就提供一種顯然比其他國家優越的利益了。
但這種利益，與其說是絕對的利益，無寧說是相對的利益；實施此種專營貿易的國家，享有優越的利益，與其說是由於獎勵本國的產業與生產，使其發展超過貿易自由下自然會有的發展，倒不如說是由於阻抑其他各國的產業與生產。
例如，馬裡蘭和弗吉尼亞煙草，就因為英國享有獨佔權，能以較廉的價格輸入英國。至於法國，所需煙草的大部分，通常從英國轉運，所以此等煙草在法國的價格較為昂貴。如果法國及歐洲一切其他國家，都能隨時與馬裡蘭和弗吉尼亞自由通商，那末此等殖民地的煙草，就不但能以比今日實際價格低廉的價格輸入一切其他國家，而且能以更低的價格輸入英國。但煙草市場既較往昔廣大得多，其產量或可大大增加，以致栽種煙草的利潤——據說今日還是稍稍越過自然的標準——降落到和栽種穀物的利潤相同的自然水平。煙草價格可降落到，略低於今日的價格。於是，與今日比較，英國及任何其他國家，都能以同量商品，在馬裡蘭和弗吉尼亞，購買較大數量的煙草，因而能在那裡，以更好的價格售去它們的商品。所以此種煙草，如果由於豐饒低廉，能增進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或產業，那末在貿易自由的場合，就一定會比今日在這兩方面有更大的成果。在這場合，英國就沒有優於他國的任何利益。它也許要以比今日略低的價格購買其殖民地的煙草，因而以比今日略高的價格，售賣它本國的商品，但與他國比較，它既不能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前者，亦不能以較高的價格售賣後者。它這時也許會得到一種絕對的利益，但一定會失去相對的利益。
但是，我們有充分理由可相信，英國為了要取得殖民地貿易上這種相對的利益，為了要實施盡量排斥他國分享殖民地貿易那一種惹人惡感的有害計劃，不僅犧牲了它和一切其他國家本來能從此種貿易取得的絕對利益的一部分，而且使它自己幾乎在一切其他貿易部門上，忍受一種絕對的不利和一種相對的不利。
在英國依據航海條例而獨佔殖民地貿易時，先前投在這種貿易上的外國資本不得不撤除出去。先前經營這貿易的一部分的英國資本，現今要經營這貿易的全部。先前以殖民地所需歐洲產物的一部分供給殖民地的英國資本，現今要以殖民地所需歐洲產物的全部供給殖民地了。但英國資本不能供給這所需的全部，於是由英國資本供給的商品，必然以很高價格在殖民地出售。而且，原先只購買殖民地剩餘生產物一部分的資本，現在又用來購買其全部了。但這樣的資本，決不能依照和原價差不了多少的價格，把這全部買去，因此它所買的物品，又必然是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買的。但在資本的使用方面，商人能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出售，而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購買，其利潤必然是非常的大，必然大大超過其他貿易部門普通利潤的標準。殖民地貿易利潤的優越，必然把其他貿易部門資本的一部分吸引過來。資本這樣的轉移，必然逐漸增加殖民地貿易中資本的競爭，因而必然逐漸減少其他貿易部門中資本的競爭；必然逐漸減低前者的利潤，因而必然逐漸提高後者的利潤，使一切的利潤，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這一個新水平，與舊水平不同，而且比舊水平略高。
這雙重的結果——從一切其他貿易吸引資本；提高所有貿易的利潤率，使略高於先前的利潤率——不僅是此種獨佔權知立時所產生的結果，而且是有此種獨佔權以來所繼續產生的結果。
第一，這種獨佔權，不斷地從一切其他貿易吸引資本，使投入殖民地貿易。
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財富雖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其增加，必定沒和殖民地貿易的增加，保持同一的比例。一國的國外貿易，自然按其財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其剩餘生產物又自然按其全生產物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英國吞併了幾乎所謂殖民地國外貿易的全部，而其資本，卻沒和殖民地國外貿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斷地從其他貿易部門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裡的資本，並吸取比原先投在那裡的更大的資本，就將無法經營。因此，自從航海條例訂立以來，殖民地貿易不斷增加，而其他許多國外貿易部門，尤其是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卻不斷凋落。我國以供外銷為目的的製造品，不像航海法未訂立以前那樣，適合於鄰近的歐洲市場，或適合於較遠的地中海周圍各國的市場，而卻有較大部分，適合於更遠的殖民地市場，換言之，不適合於有許多競爭者的市場，而適合於享有獨佔權的市場。德克爾爵士及其他作家，研究其他國外貿易部門衰落的原因，說是賦稅過重，課稅方法不當，勞動價格昂貴，奢侈增加等等。其實，殖民地貿易的過度膨大，可以說是這原因的全部。英國的商業資本雖很大，但不是無限的；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資本大大增加，但沒和殖民地貿易以同一的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斷地從其他貿易部門吸取一部分資本，因而使其他貿易部門在一定程度上衰落，那就無論如何也不能繼續經營這種貿易。
應該指出，不僅在航海條例已使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得以鞏固以前，而且在殖民地貿易尚未盛大以前，英國就已經是個大商業國，其商業資本已經很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大。在克倫威爾當政時期，在對荷戰爭中，其海軍比荷蘭海軍強大。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初爆發的戰爭中，英國海軍的實力至少和荷法二國聯合海軍相等，也許還要強大。這種優越的海軍力量，現今似未增大，至少在荷蘭海軍對荷蘭商業今昔都保持同一比例的場合是這樣。但在這兩次戰爭中，這強大海軍力量，並不歸功於航海條例。第一次戰爭中，這個條例，剛剛擬訂計劃；第二次戰爭爆發前，這個條例雖已制定完成，但時間不久，還不可能產生大的成效，而條例中建立殖民地專營貿易的部分，則尤少成效。與今日比較，那時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貿易，都是不足道的。牙買加島還是一個不適居住的荒島，沒有什麼居民，更沒有什麼耕作。紐約和新澤西為荷蘭佔有；聖克裡斯托弗有一半為法國所佔領。安提瓜島、南北卡羅利納、賓夕法尼亞、喬治亞、諾瓦斯科夏還沒殖民。弗吉尼亞、馬裡蘭、新英格蘭已經殖民，它們雖是極繁榮的殖民地，但在那時，歐洲或美洲也許沒有一個人能預先料到，即使猜想，那裡的財富、人口和改良後來會有那樣急速的進步。在英國各殖民地中，當時的情形與今日情形相類似的只有巴巴多斯一個島。殖民地貿易（即在航海條例訂立以後若干時間內，英國僅佔有此種貿易的一部分，因為航海條例在訂立幾年以後，才被嚴格執行），決不能在當時成為英國貿易盛大的原因，亦不能在當時成為海軍力量強大的原因。當時支持英國強大海軍力量的貿易，是歐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國的貿易。但英國今日所享有的這種貿易，在當時怕就不夠支持如此強大的海軍力量。如果殖民地日益增長的貿易，任由一切國家自由經營，那末英國所得而佔有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歸於英國——定然是它原先佔有的大貿易的附加部分。獨佔的結果，殖民地貿易增加了，但與其說增加了它原先佔有的貿易，倒不如說引起了貿易方向完全的改變。
第二，這種獨佔權必然會提高英國各種貿易部門的利潤率，使其超過一切國家都可自由與英屬殖民地通商時的自然利潤率。
由於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必然使大部分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殖民地貿易，所以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排斥一切外國資本，必然減少投在此種貿易上的資本的總量，使少於自由貿易下自然會有的資本量。但由於獨佔會減少這貿易部門中資本的競爭，所以必然會提高這貿易部門的利潤率。由於它減少一切其他貿易部門英國資本的競爭，所以必然提高一切其他貿易部門的英國利潤率。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商業資本，在任一時期的狀況與範圍，不管是怎樣，但在這狀況延續的期間，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必然提高英國普通利潤率，使英國這一貿易部門及一切其他貿易部門的利潤率，高於沒有這種獨佔的場合。如果英國普通利潤率，從航海條例訂立以來，已大大降落——確已大大降落——那末，要是沒有這個條例所建立的獨佔權促其提高，它就一定會落得更低。
但是，什麼使一國違反自然趨勢，提高其普通利潤率，必然使它的各種無獨佔權的貿易蒙受絕對的和相對的不利。
加使它蒙受絕對的不利，因為在此等貿易部門，它的商人如不以比原來更高的價格售賣外國輸入品及本國輸出品，就不能取得這較大的利潤。他們的國家必須貴買貴賣，必須少買少賣，而它的享受和生產必然比它原來所能享受和生產的少。
那使它蒙受相對的不利，因為在此等貿易部門，不蒙受絕對不利的其他國家，和它比較，將處於較前更有利的地位，或處於不像從前那麼不利的地位。於是，其他國家，能因此比它享受更多，生產更多。就是說，那便增大它們的優勢，或減小它們的劣勢。由於提高了它生產物的價格，它使其他國家的商人，能在國外市場上以比它低的價格出賣，因而把它不曾享有獨佔權的那一切貿易部門的商品，從外國市場排除出去。
我國商人常常埋怨說，英國工資高昂，是他們製造品在外國市場賤賣的原因，但關於他們資本利潤的高昂，他們卻三緘其口。他們常常埋怨他人的過分利得，但對他們自己的過分利得，卻默然不發一言。英國資本利潤的高昂，和英國勞動工資的高昂，在許多場合，一樣起了提高英國製造品價格的作用，在若干場合，則前者尤有此種作用。
我們可恰當地說：英國資本，就在這情況下，有一部分，從我國未曾享有獨佔權的各種貿易部門，尤其是歐洲貿易和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中，被吸引過去，有一部分，被排除出去。
一部分是這樣被吸引過去的，殖民地貿易繼續增大，一年一年總是感到經營殖民地貿易的資本的不足，造成殖民地貿易的高刮潤，這種高利潤，把這些貿易部門的資本吸引過去。
一部分資本是這樣被排除出去的，英國建立的高利潤率使其他各國，在英國不享有獨佔權的一切貿易部門中，都處於優勢。這種優勢，把資本從這些貿易部門排除出去。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把一部分原要投在其他貿易部門的英國資本吸引過去，它也使許多在殖民地無獨佔權時不會投在這些部門的外國資本流入這些部門。它使英國資本在這些貿易部門上的競爭減少了，因而使英國的利潤率增高，超過應有水平。反之，它使外國資本的競爭增加，因而使外國的利潤率減低到不應有的水平。這兩種作用，顯然使英國在其他貿易部門蒙受相對的不利。
也許有人說，什麼都沒象殖民地貿易對英國那麼有利，而獨佔迫使較大部分的資本，投入這種貿易，這樣就使這種資本轉到對英國更有利的用途。
對於資本所屬的國家，最有利的資本用途，乃是能夠維持最大生產性勞動量和最能增加土地勞動年產物的用途。本書第二篇曾經指出，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與其往返的次數，恰成比例。例如，一千鎊資本，投在一年經常往返一次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上，所能繼續僱用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等於一千鎊每年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如果一年往返二次或三次，則所能繼續僱用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等於二千鎊或三千鎊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所以，一般地說，對鄰國進行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比對遠國進行的更有利。由於同一理由，一般地說，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比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有利，這一點我們亦在第二篇指出了。
但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就其對英國資本用途的影響來說，卻在一切場合，都迫使一部分資本，從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而在多數場合，迫使一部分資本，從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人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第一，在一切場合，殖民地貿易的獨佔，都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在一切場合，都迫使一部分資本，從歐洲貿易及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流入更遠的美洲貿易及西印度貿易。美洲貿易及西印度貿易，不僅因為距離較遠，而且因為此等地方情況特殊，往返的次數較少。我們說過，新殖民地總感到資本不足。新殖民地的資本，總是比它們能夠大大有利地用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資本少得多。所以，它們總是不斷需要自己資本以外的資本。為要彌補自己的不足，它們盡可能設法向母國借債，所以它們對於母國總負有債務。但殖民地人民借款的最普通方法，不是立據向母國富人借貸（雖然他們有時也這樣做），卻是盡可能拖欠來往商人，即以歐洲貨物供給他們的商人的款項。他們每年的還款，往往只達欠款的三分之一，有時還不及三分之一。於是，他們的來往商人，墊付給他們的全部資本，很少能夠在三年以內歸還英國，有時甚至不能在四年五年內歸還。但是，五年才往返一次的英國資本一千鎊，其能經常僱用的英國勞動也只及一年往返一次的英國資本一千鎊的五分之一。這樣，這一千鎊資本一年內所能繼續僱用的勞動量，僅等於二百鎊資本一年內所能繼續僱用的勞動量了。美洲移民，以高價購買歐洲的貨物，以高利息購買遠期的期票，以大傭錢調換短期的期票，雖可彌補其來往商人因他付款延期而蒙受的損失，甚或彌補這損失而有餘，但這只能彌補其來往商人的損失，不能彌補英國的損失。在往返期間相隔很遠的貿易中，商人的利潤可能和在往返期間相隔很近而且往返次數很多的貿易中一樣大，甚或更大；但他居住國的利益，他居住國所能繼續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他居住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必定因此而少得多。與歐洲貿易比較，甚至與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比較，美洲貿易的往返期間相隔更遠，而且更不確定、更不規則，西印度貿易尤甚，我想凡對這些貿易部門略有經驗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承認這一點。
第二，在多數場合，殖民地貿易的獨佔，都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間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不能運送到英國以外任何市場去的列舉商品，有幾種在數量上大大超過英國的消費額，因此不得不以一部分輸到其他各國。但是，要這樣做，不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流入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那就無法辦到。例如，馬裡蘭和弗吉尼亞每年送到英國去的煙草，在九萬六千桶以上，但英國消費額，據說卻不過一萬四千桶。於是，有八萬二千桶以上的煙草，必須輸出到法國、荷蘭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國去。運這八萬二千桶煙草到英國，再把它輸出到其他國家，並從其他國家挽回貨物或貨幣的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就是投在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上，而且必須投在這用途上，以售脫這個大的剩餘。如果計算此種資本全部，要多少年才能回到英國，我們必須在對美洲貿易往返期間上，加上對其他各國貿易往返的期間。如若我國投在對美洲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非三年四年不能回到英國，那末投在這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全部資本，就非四年或五年不能回到莢國了。與一年往返一次的資本比較，如果前者能夠繼續僱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本國勞動量，那末後者就只能繼續僱用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本國勞動量了。在某幾個輸出港上，外國商人輸出煙草，往往可賒欠。在倫敦港，通常以現錢售賣，通例是現秤現付。所以，在倫敦港，全部迂迴貿易的最後往返期間，僅比美洲貿易的往返期間，多了堆棧停留不賣的期間；但這期間，有時也是夠長的。倘若殖民地煙草不僅僅售給英國市場，那未輸入我國的煙草，也許只不過我國國內所需之數。在這情況下，我國現在以這大量剩餘煙草輸到他國而用售得之款購回的供本國消費的物品，也許就要用本國產業的直接產物或本國若干製造品來購買。現在，我國產業的直接產物或製造品，幾乎全部只供應一個大市場，但若經這種變化，那也許會供應很多較小的市場。英國現在經營一個大的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但若經這種變化，那也許會經營很多小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由於往返頻繁，只需現在經營這一個大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的資本的一部分，也許只需一小部分，即不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夠經營很多小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就可繼續僱用等量的英國勞動，就可同樣維持英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樣，這種貿易的各方面，就需要少得多的資本，就有大量剩餘資本，可用於其他用途，即改良土地，增加製造業，擴張商業，至少也可以與投入這一切用途的其他英國資本相競爭，從而減低這一切用途的利潤率，使英國在這一切用途上，對其他國家，佔有比現今更優越的地位。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也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運送貿易，因而使多少用以維持英國產業的資本，有一部分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產業，有一部分用來維持其他各國的產業。
例如，用這八萬二千桶剩餘煙草每年再輸出而每年購回英國的貨物，並不完全在英國消費。其中，有一部分，例如從德意志和荷蘭購回的麻布，必須運到殖民地去，專供它們消費。但是，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即用以購煙草而以煙草購麻布的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必不能再用來維持英國的產業，而全部被抽出去，一部分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產業，一部分用來維持那些以本國產業產物購買這種煙草的國家的產業。
此外，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迫使過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種貿易，這似乎就完全破壞了英國一切產業部的自然均衡。英國產業，不和多數小的市場相適應，而卻主要和一個大市場相適應。英國的貿易，不在多數小的商業系統進行，而卻主要被引到一個大的商業系統上去。這樣，它的整個工商業系統，亦變得比較不安全了，其政治組織的全部狀態，也變得比較不健康了。英國在現令狀態下，有些像一個不健全的機體，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長得過大，以致容易發生許多危險的疾病，那在各部分發展比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為地造成的一個大血管過分的膨脹，並迫使過大部分的產業與商業流入這個血管，這樣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滯，就會使全部政治組織陷於最危驗的紊亂中。英國人民對於母國與殖民地決裂的恐懼，超過了他們對西班牙無敵艦隊或法國侵襲的恐懼。這種恐懼，無論有沒有道理，卻使一般人，至少使各商人，都覺得應該把印花稅法令廢除。我們大部分商人往往認為，殖民地市場連續數年完全排斥英國商品，可預見得到，他們的貿易就會完全停止；我國大部分製造業者，也往往認為，這樣一來，可預見得到，他們的事業就會完全破壞；我國大部分工人，也往往認為，可預見得到，他們會完全失業。但是，與大陸任何鄰國絕交的可能，雖亦會使此等人民中，有一些預料會停止或中斷其職業，但不會引起那麼普遍的情緒。若干小血管內血液循環停滯，血液很容易流到大血管，不會引起任何危險性疾病。但是，任何大血管的血液要是停滯，其直接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痙攣，半身不遂，乃至死亡。沒有一種製造業，由於獎勵金，或由於國內市場及殖民地市場的獨佔，不自然地過度膨脹，超過自然發展的程度，那末只要稍有停滯或中斷，往往就會意起騷擾與紊亂，使政府驚駭，國會狼狽失措。他們想，我國主要製造業者，如果有許多突然完全停止營業，定會引起很大的紊亂與騷擾。
將來無論什麼時候，要把英國從這種危險中拯救出來，要使英國能夠甚或強制它從這種過大的用途，撤回一部分資本，投在利潤較少的用途上，要逐漸減縮一個產業部門，逐漸增大一切其他產業部門，要一步一步地，把一切產業部門，恢復到自然的、健全的，並為完全自由制度所必然建立、亦僅能由完全自由制度加以保持的比例，唯一的方策，似乎就是適度地、逐漸地放寬那給英國以殖民地貿易獨佔權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為止。立即開放殖民地貿易，使一切國家都可以進來經營，那不僅會引起一些暫時性困難，而且將使現令以勞動與資本經營這種貿易的人，有大部分蒙受大的永久的損失。不說別的，單說那輸入八萬二千桶煙草的船隻，突然廢而不用，就會受到重大的損失。這就是重商主義一切法規的不幸結果！這一切法規，不僅給政治組織造成了危鹼性很大的紊亂，而且這種紊亂，即使不引起（至少在短時間內不引起）更大的紊亂，也往往難於矯正。所以，殖民地貿易應怎樣逐漸公開；什麼限制應首先撤除，什麼限制應最後撤除；完全自由與正義的自然制度應怎樣逐漸恢復，這些問題，留待未來政治家和立法者運用智慧去解決吧。
一年多以來（從1774年12月1日以來），北美洲十二聯邦完全排斥英國商品。在殖民地貿易中喪失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這在一般人想來，定會使英國人痛切地感到損失。幸而發生了五件不曾預見，而且不曾想到的事情，使他們沒有這種感覺。（一）此等殖民地，相約不輸入英國商品，為作好準備，曾把適合於它們市場的一切英國商品全部買盡。（二）西班牙船隊，為著異常的需要，曾在這一年買盡德意志及北歐的許多商品，尤其是亞麻布。那許多商品，甚至在英國市場，亦常和英國製造品競爭。（三）俄羅斯與土耳其媾和，使得土耳其市場有了異常的需要。因為，前些時候土耳其在困難當中，而俄羅斯艦隊又在愛琴海巡邏，土耳其市場非常缺乏供應品。（四）在過去若干時間，北歐對於英國製造品的需要，逐年增加。（五）波蘭最近的被瓜分和平定，為這大國開拓了一個市場，使得英國製造品，除有北歐日益增加的需要外，又在這一年，加上了這個市場異常的需要。這五件事情，除第四件外，按性質說都是暫時的偶然的。假設不幸，這十二聯邦長此繼續排斥莢國貨物，那麼英國對殖民地貿易中這麼重要的一部分被排斥，仍會惹起一定程度的痛苦。但這種痛苦，因為來得漸緩，所以不像突然發生的痛苦那麼難受。同時，英國的勞動與資本，也能發現新的用途與方向，使此種痛苦，不達到任何顯著的高度。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既使過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此種貿易，所以在一切場合，使英國資本，由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改投到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在多數場合，使英國資本，由直接的消費品國內貿易，改投到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在一些場合，又使英國資本，由一切消費品國外貿易，改投到運送貿易。總之，在一切場合，都使英國資本，由所雇生產性勞動量較多的方面，改投到所雇生產性勞動量少得多的方面。此外，它使那麼大的部分的英國產業與商業，僅僅適合於一個特殊市場，這樣就使英國產業與商業的全部狀態，比其生產物能適合較多市場的場合更不確定、更不安全。
我們必須細心分別殖民地貿易的影響及殖民地貿易獨佔的影響。前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後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為前者是那麼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貿易被獨佔，而獨佔又是那麼有害，就全體說，殖民地貿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過，設若沒有獨佔，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
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給英國產業的鄰近市場即歐洲市場與地中海沿岸各國市場所不能容納的那一部分產物，開拓了一個雖是很遠但卻很大的市場。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不會使英國從原來運銷鄰近各市場的產物中抽出任何部分，卻會使殖民地不斷提出新等價物來交換英國剩餘生產物，從而獎勵英國不斷增加其剩餘生產物。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傾向於增加英國生產性勞動量，卻不傾向於改變其原先的用途。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得由一切其他國家進入競爭，這樣就使新市場或新行業上的利潤率不會上升到一般水平之上。新市場，用不著從舊市場吸取任何東西，就會創造（要是可以這樣說）一個新生產物來供給自己。而這新化物就會構成一個新資本，來經營新行業，新行業同樣用不著從舊行業吸取一點東西。
反之，殖民地貿易的獨佔，由於排斥其他國家的競爭，從而提高新市場及新行業上的利潤率，勢必從舊市場吸取產物，從舊行業吸取資本。增大殖民地貿易中我國的份額，是這種獨佔公開提出的目的。如果殖民地貿易中我國所佔的份額，並不比沒有獨佔時多，那就沒有設立這種獨佔的理由。這種貿易的往返，比大部分其他貿易的往返為慢，而時間相隔也較久。要是迫使任何一國過大部分的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種貿易，必使那裡每年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的總量，每年所生產的土地和勞動的生產物的總量，比原來的少。這樣就使這國居民的收入，不及自然狀態下的收入，因而減少他們的蓄積能力。那不僅在一切時候，使其資本不能照常僱用那麼大的生產性勞動量，而且使其資本不能照常增加，這樣就使它不能僱用更大的生產性勞動量。
但是，就英國說，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結果，足以抵消獨佔的惡劣結果而有餘，所以，雖有獨佔的害處，像現今進行的此等貿易，不僅有利，而且大大有利。由殖民地貿易所開拓的新市場與新行業，比因獨佔而損失的那一部分舊市場與舊行業大得多。由殖民地貿易而創造（如果可這樣說）的新產業與新資本，在英國所能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比因資本從往返次數較多的貿易部門突然撤回而失去的生產性勞動量來得多。不過，要是家今日進行的那種殖民地貿易，對英國還有利，那不是由於獨佔，而是由於獨佔以外的其他原因。
殖民地貿易所開拓的新市場，與其說是歐洲原生產物的新市場，倒不如說是歐洲製造品的新市場。農業是一切新殖民地的適當業務；因為其土地低廉，故與他處相比，農業顯得更有利。所以，殖民地富有土地原生產物，它們不但不要輸入土地原生產物，而且通常有大量的剩餘輸出。新殖民地的農業，往往從一切其他職業技取工人，或把工人拉住，使其不流入任何其他職業。留給必需品製造業使用的工人已經不多；裝飾品製造業可使用的工人簡直沒有。所以，對於這兩種製造品的大部分，它們都覺得，與其親自製造，不如向他國購買更合算。殖民地貿易對於歐洲農業的鼓勵，主要是間接的，即鼓勵歐洲製造業，從而間接鼓勵歐洲農業。殖民地貿易所維持的歐洲製造業，是歐洲土地生產物的一個新市場。我們說過，最有利的市場，即穀物和牲畜、麵包和家畜肉的國內市場，在這情況下，賴美洲貿易而大大擴張了。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充分證明，富庶殖民地貿易的獨佔，並不能使任何國家建立製造業，甚或不能維持製造業。西葡兩國，在沒有任何大殖民地時，就是工業國了。但自它們佔有世界上最富最沃的殖民地以來，便都不是工業國了。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獨佔的惡影響，加上其他原因，也許幾乎把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影響抵消了。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其他各種獨佔；金銀價值比其他大多數國家低；對輸出品課以不適當的稅，以致不能參加外國市場，對國內各地間貨物的運輸，課以不適當的稅，以致縮小國內市場；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不規則與不公平，常常保護有錢有勢的債務人，使能避免受害的債權人的追索，並使國內勞動階級不敢製造貨物來供這班大人先生消費，因為，對於這班大人先生，他們不敢拒絕賒賣，而大款能否歸還，又極不確定。
反之，在英國，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影響，加上其他原因，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獨佔的惡影響。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貿易的一般自由，那裡雖有若干限制，但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至少有相等的自由，也許有更大的自由；輸出自由，本國產業的產物，幾乎無論什麼種類，又幾乎無論輸到什麼國家，都能無稅輸出；更重要的是本國產業的產物，由本國這地運至那地，不須報告任何官廳，不須受任何盤問檢查，換言之，得以享受毫無限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使最下級英國人民的權利，為最上級英國人民所尊重，使各個人能保有各自的勞動果實，這樣就對各種產業，給予最大而且最有效的鼓勵。
但是，設若英國製造業由於殖民地貿易而有所進步（事實上確曾如此），那不是靠了對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而是靠著獨佔以外的其他途徑。獨佔的結果，不是增加英國製造品產量，而是改變英國製造品一部分的性質與形式，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再適合於往返頻繁而期間相隔又很短暫的市場，卻適合於往返遲緩而期間相隔又很久的市場。所以，其結果乃是改變一部分英國資本的用途，大大減少這部分資本所能維持的製造業的數量，因此不但沒有增加英國製造業的總量，而且把它減少了。
所以，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像重商主義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樣，阻抑其他一切國家的產業，但主要是殖民地的產業，不但沒有一點增加，反而減少那為著本國利益而設立的產業。
無論母國在特定期間有多少資本，這種獨佔必定會妨礙它的資本，使它不能維持本來能夠維持的那麼大的生產性勞動量，並使它不能給勞動大眾提供本來能夠提供的那麼多的收入。由於資本只能由節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礙資本使不能提供本來能夠提供的那麼多的收入的獨佔，就必然妨礙資本，使不能按本來能夠增加的速度增加起來，因而不能維持更大的生產性勞動量，不能給國內勞動大眾提供更多的收入。一個很大的收入泉源，即勞動的工資，由於有了這種獨佔，必定在各個時候，都不像沒有獨佔的場合那麼富足。
獨佔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因而妨礙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現實生產額和加投資本后土地可能生產額之差。如果這差額所能提供的利潤，比等量資本能從商業取得的利潤大，那末土地改良事業，就從各種商業吸去資本。如果所提供的利潤，小於商業利潤，商業就從土地改良事業吸去資本。所以，凡是提高商業利潤率的措施，就會使土地改良事業高的利潤減低，或使其低的利潤降得更低。在前一場合，使資本不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後一場合，把資本從這用途吸引出來。獨佔妨礙土地的改良，勢必延遲另一個大的收入原始泉源——土地的地租——的自然增加。此外，獨佔提高利潤率，勢必提高市場利息率，使其達到不應有的水平。但與地租成比例的土地的價格，即通常按若干年地租而計算的買價，必隨利息率上升而下降，必隨利息率下降而上升。這樣，獨佔在以下二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即延遲地租的自然增加，並延遲與地租成比例的土地價格的自然增加。
誠然，獨佔提高商業利潤率，因而稍稍增加我國商人的利得。但由於它妨礙資本的自然增加，所以不會增加國內人民從資本利潤率所得收入的總額，而會減少這個總額。大資本的小利潤，通常比小資本的大利潤提供更大的收入。獨佔提高了利潤率，但使利潤總額不能增高到和沒有獨佔的時候一樣。
獨佔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勞動的工資、土地的地租和資本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不像無獨佔時那麼富足。為了要促進一個國家一個小階級的利益，獨佔妨害了這個國家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的利益。
只有通過提高普通利潤率，獨佔才能使任何一個階級得利或能夠得利。但是，一般說來，高的利潤率對於國家所必然產生的各種壞影響，除上述外，還有一種更壞的影響；按照經驗，這種壞影響和高的利潤率分不開，而其有害作用，也許比上述各種壞影響合起來的作用還要大。高的利潤率，隨便在什麼地方，都會破壞商人在其他情況下自然會有的節儉性。在利潤很高時，儉樸似乎是多事，而窮奢極侈，似乎更適合於寬裕的境遇。但大商業資本所有者，必然是全國實業界的領袖和指導者。他們的榜樣對國內全部勤勞民眾生活方式的影響，比任何其他階級的影響大得多。若僱主是小心的、節儉的，工人亦大都會如此；若主人是放浪的、隨便的，那末擁工亦會按主人的榜樣工作，亦會按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這樣，本來最會蓄積的人，都不能在手上有所蓄積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不能因這些本來最會使這基金增加的人們的收入而有所增益。國家的資本不能增加，反而逐漸枯竭。國內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一天少似一天。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異常的利潤，曾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資本嗎？他們減輕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貧窮嗎？促進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產業嗎？這兩個商業都市的商人的費用是那麼大，以致異常的利潤不但沒有增加國家的總資本，而且不足保持原有的資本。我敢說，外國資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闖進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貿易中去。為了要把外國資本從自己資本日益不夠經營的這種貿易中驅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強這種不合理的獨佔。試比較加的斯及里斯本的商人習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習俗，你就會感到，受高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為與性格，與受低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為與性格，是怎樣不相同啊。誠然，倫敦的商人，雖不像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樣，一般都成為堂堂貴族，但與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較，卻就一般是更不小心、更不節儉。但是，據說，大部分倫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而比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卻略有遜色。倫敦的利潤率，與前者比較，一般是低得多；與後者比較，一般是高得多。俗語說，「容易來，容易去」。隨便什麼地方，消費的一般情況，與其說受真實消費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說受弄錢花費的難易程度支配。
這樣，獨佔給唯一階級帶來的唯一利益，在許多不同方面妨害國家的一般利益。
僅僅為了要培育顧客而建立一個大帝國的計劃，乍看起來，似乎僅僅適合於小買賣商人的國家，究其實，那種計劃，對於小買賣商人的國家，也是全不相宜的，但適合於政府受小買賣商人支配的國家。這樣的政治家，也只有這樣的政治家，才會認為，用同胞的血與財寶來建設並維持這樣一個帝國是有若干利益的。你對一個小買賣商人說，你賣給我一塊地皮，我就會常常在你鋪子裡購買衣物，雖然你鋪子裡的賣價比別家鋪子昂貴。他不見得會很踴躍地接受你的提議。但若另一個人賣給你這樣一塊地皮，並吩咐你要在那小買賣商人鋪子裡購買你所需的一切衣物，這小買賣商人對他便會非常感激。有些英國人在國內不能安居，英國給他們在遠地購買了一塊大地皮。誠然，其價格很小，不是今日的普通買價，即三十年年租，而只等於初次發現、踏勘海岸和奪取土地的各種費用。但土地是良好的、廣闊的，耕作者得有大量土地耕作，有時又得自由隨意在任何地方售賣其生產物，所以不過三、四十年（1620—166O年），就變成了一個那麼富庶繁榮的民族。於是，英國的小買賣商人及其他各種商人，都想長此獨佔這些人的光顧。他們不敢說，他們原來用一部分貨幣購買土地，嗣後又用一部分貨幣來改良土地，他們只向國會請願，美洲殖民地人民將來只許向他們的店舖買賣：（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切歐洲產貨物，都得向他們的店舖購買；（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們認為適於購買的那些殖民地產物，全數賣給他們的商店。他們並不認為全部產物都適於購買，因為其中有若幹部分輸入英國可能妨害他們在國內經營的某些商業部門。這若幹部分生產物，他們自然希望移民們盡量對外地售賣，愈遠愈好；即因此故，他們提議，把這些生產物的銷售市場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國。這種真正小買賣商人的提議，在有名的航海條例中定為一個條款了。
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確切地說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維持獨佔。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收入，來維持母國的內政，亦不曾提供任何兵力，來維持母國的國防；其主要利益，據說就是這種專營的貿易。此種獨佔，即是此等殖民地隸屬我國的主要標誌，亦是我國從這種隸屬所得的唯一果實。英國一向用以維持這種隸屬的費用，其實都是用以維持這種獨佔。在現今騷擾事件開始之前。殖民地按平時編製的一艘軍費，為二十聯隊步兵的給養，炮兵隊及軍需品的費用，和他們所需異常的食品，以及為警戒無限長的北美海岸及西印度海岸，並防範其他各國秘密出入船隻而須不斷維持的極大海軍力量的費用。這平時編製的軍費全部，是英國收入上一個負擔，但同時也只是殖民地統治所費於母國的極小部分。如果我們要知道費用全數，我們必須在這平時編製每年軍事費用之外，加上英國在各個時期為防衛殖民地所花費的款項的利息。尤其是上次戰爭的全部費用和這次戰爭以前的那次戰爭的費用大部分必須加上。上次戰爭純然是殖民地戰爭，其全部費用，無論用在什麼地方，用在德意志，或用在東印度，都應算在殖民地賬上。總數在九千萬鎊以上，它不僅包含新債，而且包含每鎊附加一先令的地稅，以及每年動用的減債基金。1739年開始的西班牙戰爭，主要是殖民地戰爭。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殖民地與西班牙本土秘密通商的船舶的搜查。這全部費用，其實等於維持獨佔的獎勵金。其公然提出的目的，雖為獎勵英國製造業、發展英國商業，但其實際結果，卻是提高商業利潤率，使我國商人能以過大部分的資本，轉投到往返較為遲緩而相隔時間較長的貿易部門。如果獎勵金能阻止那兩種事件，使不發生，那也許真值得發給這樣一種獎勵金。
所以，在現今的經營管理下，英國從統洽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損失。
建議英國自動放棄它對殖民地的一切統治權，讓它們自己選舉地方長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決定對外措和宣戰，就等於提出一個從來不曾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亦永遠不會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的議案。沒有一個國家自動放棄過任何地方的統治權，儘管這個地方是怎樣難於統治，儘管它所提供的收入與其所費相比是怎樣微小。這種犧牲雖往往符合一國利益，但總會損害一國威信。更重要的也許是，這種犧牲，往往不符合其統治階級的私人利益，因為他們對於許多有責任有利潤的位置的處分權，將從此被剝奪，他們那許多獲取財富與榮譽的機會，亦將從此被剝奪。佔據最動亂不安而對人民最不利的地方，常能取得這種處分權與機會。所以，即使最愛作非非之想的人，也不會認真希望這種建議能被人採納。但若真的被採納，那末英國不僅能立即擺脫掉殖民地平時每年全部軍事費用，而且可與殖民地可立商約，使英國能夠有效地確保自由貿易，那與它今日享受的獨佔權相比，雖對商人不怎麼有利，但對人民大眾必更有利。這樣，殖民地和母國，就像好朋友的分離，那末幾乎為近來的不和所消滅的殖民地對母國的自然感情，就會很快地恢復。他們不僅會長此尊重和我們分離時所訂定的商約，而且將在戰爭上、貿易上贊助我們，不再作騷擾搗亂的人民，卻將成為我們最忠實、最親切、最寬宏的同盟。古希臘殖民地與其所從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種父母之愛，一方面有一種孝敬之心。我想，我們如果那樣辦，英國與其殖民地間同樣的感情，亦會恢復起來。
一個省份，要有利於其所屬的帝國，則在平時對國家所提供的收入，不僅要足夠支付其平時編製的軍費全部，而且要按比例提供收入來維持帝國總的政府。每一個省份，對於帝國總政府的經費的增加，都必須或多或少地有所貢獻。若有任何個別省份，不按比例擔負這種費用，那末帝國一些省份的負擔，就顯得不均。此外，由此類推，對全帝國非常收入的負擔，亦應像平時經常收入一樣，保持同一的比例。英國從殖民地取得的經常收入與非常收入，對於英帝國的全部收人，不曾保持這個比例，那是大家都會承認的。據說，獨佔增加英國人民的私人收入，因而增加他們的納稅能力，這樣就補償殖民地公共收入的不足。但是，我曾說過，這種獨佔，雖對殖民地是一項極苛重的賦稅，雖可增加英國特定階級人民的收入，但不增加人民大眾的收入，而卻減少人民大眾的收入，因此不增加人民大眾的納稅能力，而卻減少人民大眾的納稅能力。收入因獨佔而增加了的人，是一個特殊階級，要他們超出其他階級應納的比例完稅，既是絕不可能，亦是最大的失策，這我要在下一篇來說明。所以，從這特殊階級，不能取得特殊收入。
殖民地可由其自己的議會課稅，也可由英國議會課稅。
殖民地的議會，似不可能由母國操縱，使它們能向當地人民徵收足夠的公共收入，以維持一切時期的本地民政和軍政，又按適當比例負擔英帝國總政府的經費。甚至是直接受君主監督的英國國會，也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才被置於這樣的管理制度之下，或者說才使它提供足夠的稅收，以維持本國軍民兩政。君主只由於曾以軍政民政官職大部分及支配此官職的權能大部分，分給國會中個別議員。才取得了對英國國會的這種控制。殖民地議會離君主很遠，數目眾多，分散各處，而組織又多樣，所以，君主即使擁有同樣的控制手段，亦難於如此控制，而且他並沒有這種手段。他絕對不能把英帝國總政府的職位大部分或支配此職位的權能大部分，分給殖民地議會的主要成員，使他們甘冒不韙，向選民課徵，以維持那總政府，這樣總政府的薪俸，幾乎全部都要分配給他們不相
識的人。此外，英國政府又難免不知道各個議會中各個代表的相對地位，征企圖作這樣的控制時，難免觸犯他們，難免犯了錯誤，這樣就會使這種控制辦法，對殖民地議會全不適用。
而且，殖民地議會，對於全帝國的國防經費及維持費，不可能是適當的判斷者。此等事務，沒委託殖民地議會考慮。這不是他們的任務，他們關於此等事務，亦不能經常得到情報。省議會，像教區委員會一樣，關於所屬地域的事務，能作適當的判斷。但關於全帝國的事務，他們卻無法作適當的判斷。關於本省對全國所持的比例是怎樣，或關於本省與他省的相對重要性和富裕程度，它們甚至不能作適當的判斷，因為其他各省，並不受這省區議會的監督和指揮。全帝國的國防和維持所需要的是什麼，每省所負擔的部分是多少，只有一個議會能作適當的判斷，即監督和指揮全帝國事務的議會。
於是，有人建議，向殖民地派徵賦稅，即各殖民地應納的數額，由英帝國議會決定，而省議會則按各省情況，決定最適宜的抽取方法。這樣，關於全帝國的事務，由監督和指揮全國事務的議會決定。而各殖民地當地的事務，仍可由其自己的議會決定。在這場合，殖民地雖不派代表出席英國議會，但我們可根據經驗來判斷，國會的派征不至於不合理。對於不派代表出席國會的帝國所屬各地，英國議會從來沒有加以過重的負擔。根西及澤西二島，雖無任何手段抵抗國會權威，但比別省卻納更少的賦稅。國會雖企圖行使它想像中的向殖民地征課的權利（無論有無根據），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們國內同胞應納的正當比例納稅。此外，殖民地納稅，如果要按土地稅的增減而比例增減，那末國會非同時對其自己選民課稅，即不能對殖民地課稅，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地可以說實際上在國會裡派有代表。
各省不按同一辦法同一標準課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而由君主決定各省應納數額，一些省份由君主決定抽收辦法，另一些省份則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這在其他帝國，也不乏先例。法國就有些省份，不僅納稅額由國王決定，而抽收辦法，亦由國王決定。但對另一些省份，他僅僅決定數額，而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依據派徵賦稅計劃，英國國會對於殖民地會議，和法國國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而且據說又是治理得最好的那些省的議會，就幾乎處在同樣的地位了。
不過，按照這計劃，雖然殖民地人民無正當理由可憂懼，他們對國家的負擔，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負擔比較，會超過適當的比例，但英國卻有正當理由憂懼，殖民地對國家的負擔不會達到這適當的比例。法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的那些省份的統治權已經鞏固，但英國在過去若干時期內，卻沒有確立同樣的統治權。殖民地議會，若不十分樂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否則他們是不大會十分樂意的），仍有許多借口來逃避或拒絕國會最合理的派征。假定說，一次對法戰爭爆發了，必須立即徵收一千萬鎊，來保衛帝國中心地。這個款項，必須由國會以某項基金為擔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貸借。這基金的一部分，國會提議在英國國內課稅抽征，另一部分則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議會派征。殖民地議會離戰地遙遠，而且有時認為與這事件無多大關係，而這個基金的募集，部分又取決於殖民地議會的高興，那末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據這個基金的擔保，而貸借款項呢？由這樣一個基金所貸得的貨幣，也許不會多於英國國內課稅被設想可以償還的數額。這樣，戰時所借債務的全部負擔，就會像往昔一樣，總是落在大不列顛身上，換言之，落在帝國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國的全部。自有世界以來，也許只有英國一國，開疆闢土，只增加其費用，從沒增加它的資源。其他國家，大都以帝國防衛費絕大部分，課在自己的從屬地方，從而解除自己的負擔。英國卻一向以這費用的幾乎全部課在本國，從而解除從屬地方的負擔。要使大不列顛與法律一向認為是隸屬大不列顛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地位，國會在派徵賦稅計劃上，似乎必須有手段，使其派征立即生效，不致為殖民地議會所逃避、所拒絕。至於這種手段是什麼，卻不是容易想得出來，而且是個未曾闡明的問題。
倘若英國國會，同時充分確立了不得殖民地議會同意即可對殖民地課稅的權利，則此等議會的重要地位，馬上就會終結，而英領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著完結。人們所以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組織是怎樣安定、怎樣持久，就看這個國家大部分的領導人（即這個國家的上層階級），能如何保持或保衛其重要地位。所以，國內派別活動和野心活動，就在於此等領袖人物不斷地互相攻擊別人的重要地位，保衛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領導人物，像一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物一樣，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或者想像，如果他們的議會——他們把它叫做國會，認為其權力與英國國會相等——大權旁落，僅僅成為英國國會的低聲下氣的巨僕或執行吏，他們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喪失了。所以，他們拒絕議會派徵賦稅的建議，像雄心勃勃、意氣昂揚的人一樣，寧願劍拔弩張來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
當羅馬共和國日趨衰微的時候，負有防禦國家擴大帝國重任的羅馬同盟國，都要求享有與羅馬市民所享的同樣特權。在共和國拒絕它們的要求時，內戰就爆發了。在這樣的戰爭中，羅馬以此種特權，一個一個地給予大部分同盟國，而且按它們的獨立程度給予。現在，英國的國會主張對殖民地課稅，而殖民地則拒絕這種課稅，因為他們未曾派代表出席國會。設者對要脫離聯盟的各殖民地，英國都許其按所納國稅的比例，選舉代表，而且由於納稅，允其自由貿易，使與他們本國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數，隨其納稅的增加而比例增加——那末各殖民地領導人物，就有了一種奪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個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對象了。這樣，他們也許會希望，從英國政治界那國家彩票獲得大獎，因為他們像其他人一樣，對於自己才能及幸運自有妄想，不想從殖民地這小彩票獲得小獎。明顯地，這種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滿足他們的野心。除了用這種方法或其他同樣方法，他們不見得會自動服從我們的。我們應當知道，若以流血的方法，強迫他們服從我們，那流出的每一點血，都是我們國民的血，不然就是願為我們國民的人的血。有些人以為，時機一到，極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實是非常愚鈍的。現今主持所謂聯合殖民地議會的人，自己感到一種為歐洲最大公民所不會感到的重要地位。他們由小買賣商人、商人、律師，一變而為政治家和立法者，給一個廣大帝國，制定一個新政體。他們自誇，那將成為世界上自有國家以來最大而又最強的一個國家，也許真會如此。直接在聯合殖民地議會工作的人，也許有五百，聽這五百人號令的人，也許有五十萬，他們都同樣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的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黨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想像自己現令的位置，不僅比過去優越，而且也比他們所預期的優越。除非有一種新的野心對像出現在他或其領袖面前，否則他若有一般人的志氣，定會拚命護衛他的那個地位。
亨諾主席曾說，我們現今很有興趣地讀著關於同盟的許多小事件的記錄，但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也許不被人看做極重要的新聞。他說，當時各人都認為他們有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那時流傳下來的許許多多記錄，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興記錄那些事件的人們記下來的。他們自誇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巴黎市當時曾頑強地保衛自己，曾為著抗拒最好而後來又是最為人愛戴的那位國王而忍受一次那麼可怕的饑謹，這是世人所熟知的。那裡市民的大部分或者說支配這大部分市民的人，因為預先看到，舊政府一旦恢復，他們的重要地位就會立即消滅，所以竭力為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戰。除非我們能誘導我國殖民地同意和我們結合，否則它們亦會像巴黎市頑強抗拒其國王中最好的一個那樣，抵抗母國中最好的一個母國。
古代沒有代表制的觀念。當一國人民在他國取得了市民權的時候，他們除了與他國人民一塊兒投票、一塊兒討論，即無法行使這種權利。以羅馬市民特權給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就完全破壞了羅馬共和國。這樣，就無從判別，誰是羅馬市民，誰不是羅馬市民。這樣，一個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員。這樣，任何種類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人民議會，他們可能趕走真正市民，並儼然以真正市民自居，決定共和國事務。但是，即使美洲派五十個或六十個新代表出席國會，眾議院的門房，亦不難判別，誰是國會議員，誰不是國會議員。所以，羅馬組織，雖必然由於羅馬與意大利同盟國的聯合而遭受破壞，但英國組織卻不會由於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聯合而受絲毫損害。反之，其組織將因此而完善；沒有這種聯合，反會覺得不完善。討論並決定帝國一切部分事務的議會，為要得到正確的情報，應當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這種聯合，能不能容易實行，執行時會不會發生困難，我不敢妄斷，但我沒有聽見，不能克服的困難。主要的困難，可能來自大西洋兩岸人民的偏見與成見，並非出幹事物的本性。
住在大西洋這一岸的我們，不必憂懼美洲代表的眾多，將打破組織的均衡，或過度地增加國王勢力，或過度地增加民主勢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數，與美洲所納的稅成比例，那末受統治人數的增加，將與統治手段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而統治手段的增加，亦將與受統治人數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聯合之後，君主勢力與民主勢力，仍必和聯合之前一樣，彼此間保持同程度的相對實力。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優懼他們因離政府所在地遙遠而可能遭受許多壓迫。他們出席國會的代表，自始就該是很多的，他們的代表，必能保護他們，使其不受到這一切壓迫。距離的遠，不會削弱代表對於選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認為，靠後者選拔，才得議員一席，並從這一席取得好處。前者為要保待後者對他的好感，定會以國會議員的權力，申訴帝國這遼遠地帶民政或軍政長官的違法亂紀行為。而且，美洲人民，亦似有若干理由認為，他們不會長此繼續與政府所在地遠隔。像那裡一向在財富、人口和改良上那樣快速的進步，也許只要一世紀，美洲的納稅額將超過不列顛的納稅額。帝國的首都，自然會遷到帝國內納稅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發現及繞好望角到東印度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兩件事。其影響已經很大了；但自有這二發現以來，只不過經歷了二三百年，在這樣短的期間內，其影響勢不可能全部呈現出來。這兩大事件，以後對於人類，將產生利益，或將引出不幸，人類的智慧，還不能預見。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聯合世界上最遙遠的部分，使它們能互相救濟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獎勵彼此的產業，其一般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過，對於西印度及東印度兩處的土人，這兩事件本來能夠產生的一切商業上的利益，卻被它們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這種不幸，與其說出自它們的本性，無寧說出自偶然。美洲及東印度通路被發現時，歐洲人的優越勢力，使他們能為所欲為，在此等遼遠地方，作出各種不合正義的事體。今後，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許會日漸強盛，歐洲人也許會日趨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只有這樣，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懼，從而威壓一切獨立國的專橫，使它們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但最能建立此種同等實力的，似乎就是相互傳授知識及改良技術了，但這種結果，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伴隨著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而來臨。
同時，這二發現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促進重商主義的發展，使其達到非此決不能達到的那麼顯著、那麼壯大的程度。這個主義的目標，與其說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國，不如說由商業及製造業而富國，與其說由農村產業而富國，不如說由都市產業而富國。但這二發現的結果，歐洲商業都市，不僅成為世界極小部分的製造業者和運送業者（那極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過的歐洲各國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周圍各國），而且成為美洲許多繁榮耕作地區的製造業者，和亞洲、非洲、美洲各地的運送業者，並在若干方面，亦是這各地的製造業者了。這樣就給他們的產業，開拓了兩個新世界，每一個都比舊世界大得多廣得多，其中一個市場，還在日益擴大起來。
誠然，佔有美洲殖民地並直接與東印度通商的國家，在外表上享受這大商業全部。但其他國家，雖受那令人厭惡的旨在排斥它們的限制，卻往往享受這大商業實際利益的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對於其他國家產業所提供的真實獎勵，就比它們本國產業所受的鼓勵大。單就亞麻布一項說，此等殖民地的消費，據說每年就在三百萬鎊以上，不過我不敢肯定有這麼多。但這巨額的消費，幾乎全部由法國、弗蘭德、荷蘭、德意志供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僅僅供給了一小部分。以此巨量亞麻布供給殖民地的資本，每年在那些國家人民中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消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僅僅是這資本的利潤，給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維持最豪侈的浪費。
連一國所訂立以保證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貿易的條例，亦往往在較大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惠益的國家，而在較小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妨害的國家。對他國產業不正當的壓迫，反過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落在壓迫者頭上，並以更大的程度破壞他們的產業。例如，根據此等條例，漢堡商人必須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亞麻布送往倫敦，並把要送到德國去的煙草，從倫敦帶回，因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把亞麻布送到美洲，亦不能直接從美洲帶回煙草。由於這種限制，此等商人也許不得不以稍稍低廉的價格售賣亞麻布，而以稍稍昂貴的價格購買煙草，其利潤也許因此縮減若干。但是，即使我們假定，美洲還款不像倫敦那麼準時——這絕不是事實——漢堡與倫敦貿易，商人資本的往返，也許要比直接與美洲通商，要快得多。這樣，排斥漢堡商人，使不能直接與美洲通商，反使漢堡商人的資本，能在德意志繼續僱用大得多的勞動量。這樣雖可減少他個人的利潤，卻不會減少他的國家的利益。但對英國，情形就全然兩樣了。獨佔自然會吸引（如果我可這樣說）倫敦商人的資本，使流入對自己更有利而對國家卻更不利的用途，因為往返緩慢。
歐洲各國雖都企圖用各種不正當方法獨佔所屬殖民地貿易的全部利益，但沒有一個國家，除了擔負平時維持和戰時保衛其對殖民地的統治權所開支的費用以外，能單獨得到什麼。由佔有此等殖民地而產生的困難，應有盡有，由此等殖民地貿易而產生的利益，卻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分享。
乍看起來，對美洲大貿易的獨佔，似乎當然是一種無上價值的獲得。在無辨別力的輕優野心家看來，在紛雜的政爭及戰爭中，那自然會作為一種很值得爭奪的迷人的目標出現。但是，這目標的炫人外觀，這貿易的巨大，使獨佔此種貿易具有有害的性質，換言之，獨佔使一種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對國家利益更少，但卻吸收了比自然狀態下更大部分的國家資本。
第二篇說過，一國商業資本，自然會尋求（如果可這樣說）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倘若它投在運送貿易上，那末它所屬的國家，將成為它所經營的各國貨物貿易的中心市場。這資本所有者，必願盡其所能，把這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他這樣就省免了輸出的麻煩、危險與費用，並因此放，儘管在國內市場，所得價格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價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潤亦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利潤小，他總必願意在國內市場售賣。所以，他當然盡其所能，設法使運送貿易變作消費品國外貿易。此外，他的資本如果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他又必為了同一理由，願意盡其所能，把他搜集來準備輸到外國市場去的國內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因而盡其所能，設法使消費品國外貿易變成國內貿易。各國的商業資本，都自然會尋求近的用途，而避開遠的用途；尋求往返次數多的用途，而避開往返遲遠的用途；尋求能僱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大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而避開僅能僱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小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總之，它自然會尋求在普通場合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而避開在普通場合對國家最無利的用途。
此等遠的用途，在普通場合，雖對國家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潤，偶然提高，足夠抵消近的用途的好處，那末這種高的利潤，就會把資本從近的用途吸引過來，一直到各種用途的利潤，都回到適當的水平為止。不過，這種高的利潤證明，在社會實際情況下，此等遠的用途的資本，與其他用途的資本，稍稍不相稱，而全社會的資本，不按最適當的方式，分配到社會內不同用途。它證明，有若干物品，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廉的價格買入，或以較昂的價格賣出，市民中有某一階級，多少受到壓迫，以致違反應有的或自然會有的一切階級平等狀態，支付較多或收得較少。同量資本，投在遠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雖決不能僱用相同的生產性勞動量，但遠的用途和近的用途，也許同樣為社會幸福所必需。有許多由遠的用途經營的貨物，就為許多近的用途經營所必需。但若經營此等貨物的人的利潤，超過了應有的水平，此等貨物就將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昂的價格售賣，即以稍稍超過自然價格的價格售賣。此種高價格，就會使一切從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壓迫。所以，他們的利害關係，在這場合，就要求有若干資本，從此等近的用途撤回，而轉入遠的用途，以降低其利潤，使達到適當水平，並降低他們所經營的貨物的價格，使達到自然價格。在這異常的場合，公共的利害關係，必定要求有若干資本，從通常對公眾較有利的用途撤回，能投到通常對公眾較少利益的用途。在這異常的場合，亦像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場合一樣，個人的自然利害關係與傾向，恰好符合干公眾的利害關係，使他們從近的用途撤回資本，改投入遠的用途。
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使他們把資本投在通常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但若由於這種自然的傾向，他們把過多資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這些用途刮潤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潤的提高，立即使他們改變這錯誤的分配。用不著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盡可能按照最適合於全社會利害關係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義一切法規，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亂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資本分配。但關於美洲貿易及東印度貿易的法規，則比其他任何法規，尤有這種結果。因為，這兩大洲的貿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兩個貿易部門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資本。不過，給這兩個貿易部門造成紊亂的法規，卻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獨佔為大手段，但獨佔的種類不同。這一種或那一種獨佔，似乎是重商主義的唯一手段。
對於美洲貿易，各國都盡其所能，企圖獨佔其所屬殖民地的全部市場，並完全排斥其他各國，使其不能與所屬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葡萄牙人企圖以同樣方法，控制東印度的貿易，他們聲言他們擁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權，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這通路。荷蘭人仍繼續排斥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不能與其所屬香料產島直接通商。這種獨佔，顯然妨害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它們不能經營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並使它們不得不以比它們自己直接從產地輸入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專營貿易所經營的貨物。
但從葡萄牙權力失墜以來，歐洲國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專營權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現今開放，一切歐洲國家船隻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來的法國，各歐洲國家的東印度貿易，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制。這一種獨佔，妨害了實行獨佔的國家。這國家大部分人民，不僅從此失去一種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國人民都能自由經營這種貿易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獨佔貿易所經營的貨物。例如，自從英領東印度公司成立以來，英國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從事這種貿易，而且須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他們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這種獨佔，要使此公司，在售賣此等貨物時，取得異常的利潤；而且這樣一個大公司處理事務，難免發生弊端，因而引起異常的浪費。這種異常的利潤和異常的浪費，都得由本國購買者支付。所以，第二類獨佔的不合理，比第一類獨佔的不合理更為明顯。
這兩種獨佔都多少會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樣的方式破壞。
第一種獨佔，總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著過大部分的社會資本，使流人享有獨佔權的特殊貿易。
第二種獨佔，隨著不同情況，有時吸引資本。使流人享有獨佔權的特殊貿易，有時又排拒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在貧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過多的資本，使流入這種貿易；但在富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排拒許多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
例如，東印度貿易，如果不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制，像瑞典和丹麥那樣的貧國，也許從來不會派一艘船到東印度去。這個專營公司的設立，必然獎勵冒險家。他們的獨佔權，使他們在國內市場上能抵制一切競爭者，而在外國市場上，他們又和他國貿易者有同樣的機會。他們的獨佔權，告訴他們，他們對大量的貨物，可十拿九穩地收到大的利潤，對大量貨物，有得到大的利潤的機會。沒有這種異常的鼓勵，這種貧國的窮商人，也許決不會想把小資本冒險投在象東印度貿易那麼遼遠和那麼不確定的事業。
反之，像荷蘭那樣的富國，也許會在貿易自由的場合，派遣比現今多得多的船隻到東印度去。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限制的資本，使許多本來會流入這種貿易的大商業資本，不流入這種貿易。荷蘭的商業資本很多，所以不斷流出，有時流到外國公債，有時流到外國商人與冒險家的私債，有時流到最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有時流到運送貿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滿著資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潤可圖的資本，全都投下了，荷蘭資本，必然會流向最遠的用途。假使東印度貿易是完全自由的，邵也許會吸收這過剩資本的大部分。東印度提供了一個比歐洲、美洲合起來還更大更廣的市場，來銷售歐洲的製造品及美洲的金銀和其他產物。
資本自然分配的擾亂，必然妨害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不論是排拒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流入一個特定貿易部門，或是吸引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特定貿易部門。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荷蘭對東印度的貿易，必比現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資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瑞典和丹麥對東印度的貿易，將比現在小，也許竟不存在，而它們一部分資本，投在不適合它們現今情況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們很大的損失。按照它們現在的情況，寧可向他國購買東印度貨物，儘管出價較昂，不應該從它們小額資本中，抽出那麼大部分來經營那麼遙遠的貿易，因為那種貿易的往返是那麼遲緩，所能維持的國內生產性勞動量是那麼小，而在它們國內，生產性勞動是那麼需要，有許多事未曾進行，有許多事還待進行。
所以，沒有專營公司，雖有個別國家不能對東印度進行直接的貿易，但不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公司，應在那裡設立，而只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國家，在這情況下，不應與東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經驗，充分證明，這樣的公司，一般說來並不是經營東印度貿易所必需。因為，葡萄牙雖沒有任何專營公司，卻幾乎享有了這貿易全部達一世紀以上。
據說，沒有一個商人能有足夠的資本來維持東印度各港的代理人或經理人，使這些人能為他們不時開往那邊的船隻備辦貨物。除非他們能夠這樣做，否則尋找待運貨物的困難，往往使船期貽誤，而由船期延誤所引起的費用，不僅會吃掉冒險的利潤，而且往往會產生很大的損失。這種說法，如果能夠證明什麼，所證明的就是，沒有一個大貿易部門，能不惜專營公司而經營，而這是違反一切民族的經驗的。就一個大貿易部門說，任何一個私商的資本，也不夠經營一切要經營主要貿易部門就必須經營的附屬貿易部門。但在一國有資格經營某大貿易部門時，就自然有些商人投資經營這主要的部門，有些商人投資經營其附屬部門。這一切貿易部門雖都有人經營，但全由一個商人資本經營的事例，卻極少見。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有資格經營東印度貿易，自然有一定部分的資本，分投在這貿易的一切不同部門。其中，有些商人覺得，為自己的利益，要住在東印度，投下資本，給住在歐洲的其他商人供給貨物，由他們的船隻運出。歐洲各國在東印度所獲得的殖民地，若能從此等專營公司的手裡，移歸君主直接管理，那就至少對於殖民地所屬國的商人，是安全而又便易的居住地。如果某個時候，某國自願投於東印度貿易的那一部分資本，不夠經營此貿易的各個部門，那就證明，在那時候，那個國家還沒有經營這種貿易的資格，寧可向其他歐洲國家購買所需的東印度貨物，儘管價格大些，不可直接從東印度輸入此等貨物。因這種貨物價格高而引起的損失，很少會等於因從其他更必要、更有用或更適宜的用途抽出一大部分資本來經營東印度直接貿易而遭受的損失。
歐洲人雖在非洲海岸及東印度佔有許多重要殖民地，但在這些地方，他們卻沒有建立象美洲各島及美洲大陸那麼多那麼富庶的殖民地。非洲及幾個統稱為東印度的國家，都是野蠻民族居住的。不過此等民族，並不是象可憐的無用的美洲土人那麼軟弱那麼無抵抗力；而且，和他們居住地的自然產出力相稱，他們的人煙稠密得多。非洲或東印度最野蠻的民族，都是遊牧民族，連好望角的土人也是遊牧民族。但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及秘魯，只是狩獵民族。同樣肥沃和同等面積的土地，所能維持的遊牧人數與狩獵人數，相差很大。所以，在非洲及東印度，要想驅逐土人，並把歐洲殖民地推廣至土人居住的大部分地方，那就比較困難。此外，已經指出，專營公司的精神，不利於新殖民地的增長，那也許是東印度殖民地不能有多大進步的主要原因。葡萄牙人經營非洲貿易及東印度貿易，未曾設有專營的公司；他們在非洲海岸的剛果。安哥拉和本格拉以及在東印度的果阿所建立的殖民地，雖由於迷信與各種惡政，未能充分發展，但總有些像美洲殖民地，有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那裡已居住了好幾世代。荷蘭人在好望角、在巴達維亞的殖民地，現今算是歐洲人在美洲及東印度建立的最大殖民地了。這兩個殖民地，都佔有特別有利的地位。好望角的土人，全是野蠻的，像美洲土人一樣無抵抗力。此外，那裡又是歐洲和東印度間的半路客棧——如果可以這樣說——歐洲船隻的往返，都得在此停留若干時候。此等船隻所需的各種新鮮食品、水果、葡萄酒，由那裡供給。單有這點，就給殖民地的剩餘生產物，提供了一個極廣泛的市場。正如好望角是歐洲和東印度各地的半路客棧一樣，巴達維亞是東印度各大國間的半路客棧，當印度斯坦到中國與日本通路的要衝，並幾乎居於此通路的中點。而航行於歐洲與中國間的一切船隻，亦幾乎都在巴達維亞停泊。此外，巴達維亞又是所謂東印度國家貿易的中央主要市場；歐洲人經營的那一部分，不用說了，即東印度土人所經營的那一部分，亦如是。中國人、日本人、越南東京人、馬六甲人、交趾支那人、西利伯島人所航駛的船隻，往往在此停泊。這種有利的地位，使這兩個殖民地能夠克服一切障礙，雖有專營公司的壓抑精神，亦不能抑止它們的增長。這種有利的地位又使巴達維亞能夠克服另一種不利情況，即巴達維亞也許是世界上氣候最有得健康的地方。
雖然英荷兩國的公司，除了上述兩殖民地，不曾建立任何大的殖民地，但曾在東印度征服了許多地方。在它們統治新屬民的方法上，這種專營公司所固有的精神，最明顯地表示出來。據說，在香料產島上，荷蘭人對於豐年所產的香料，恐其過多，不能提供他們認為滿足的利潤，往往把過多的部分加以焚燬。在他們未曾佔有殖民地的島上，他們對於採集丁香及豆蔻幼花綠葉的人，給予一種補助金；那種植物，天然生長在那裡，但由於這種野蠻政策，現在據說幾乎絕種了。據說，甚至在他們佔有殖民地的島上，他們亦大大減少了這類樹木的數目。如果他們領島上的產物，超過了他們市場所需，他們就害怕土人會把其中若幹部分運到其他國家，於是，他們認為，保證獨佔的最上策，乃是使產物不超過他們市場所需。他們曾通過各種壓迫行為，減少馬魯古群島中若干島的人口，使其人數只夠以新鮮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供給他們自己的少數守備隊和他們不時來運香料的船隻。但是，即在葡萄牙那樣的統治下，那些島據說人煙還很稠密。英國的公司還不曾有充分時間在孟加拉建立這麼完全的破壞制度。但他們政府的計劃，卻有這種趨勢。我確信，公司分支機構的頭腦往往命令農民掘翻罌粟良田以栽種稻米或其他穀物。其借口為防止糧食缺乏，而其真實理由，則是給他以機會，使能以較好的價格，售賣他手上的大量鴉片。有時，他卻命令農民掘翻栽種稻米或其他穀物的良地以栽種罌粟，如果他預先看到，售賣鴉片可得異常的利潤。公司的職員，為自己的利益，曾幾次企圖在一些最重要的國外和國內貿易部門中建立獨佔。如果允許他們繼續這樣做，他們早晚定會企圖限制他們要想獨佔的特殊商品的生產，使其數量不超過他們所能購買的數量，而且使其數量能在售賣時給他們提供自己認為滿足的利潤。英國公司的政策，也許會在這情況下，在一世紀或二世紀內，像荷蘭的政策一樣，也完全有破壞性。
但是，對於作為他們所征服的國家的統治者的此等公司，再也沒有比這個破壞性的計劃，更直接違反此等公司的利益的了。幾乎一切國家統治者的收入，都來自人民的收入。人民的收入愈大，他們土地勞動年產物愈多，他們能給統治者繳納的數額亦愈大。所以，統洽者的利益，在於盡可能增加此年產物。但是，如果這是一切統治者的利益，那末統治者收入主要來自土地地租的，如孟加拉統治者，這就更加是他的利益了。地租，必與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成比例，但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必須取決於市場的範圍。其數量，總會多少準確地適應有資力購買生產物的人的消費，而他們所願給付的價格，總是和其競爭的熱切程度成比例。所以，這樣的統治者，為著自己利益，應給其國家生產物開拓最廣泛的市場，准許最完全的貿易自由，以盡量增加購買者的人數及競爭；並因此故，不僅應廢除一切獨佔，而且應廢除以下限制，即限制本國生產物由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運輸，限制本國生產物到外國的輸出，和限制能與本國生產物交換的任何商品的輸入。這樣，他就最能增加這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因而，最能增加他享有的那一部分生產物，換言之，最能增加他自己的收入。
但是，商人團體，似乎不可能把自己看做統治者，甚至在他們成為統治者以後，也不會這樣看。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的主要業務是貿易，即購買以後再售賣；他們不可思議地認為，統治者的地位，僅是商人地位的一個附屬物，前者應為後者服務，就是說，要使他們在印度能以較廉價格購買，並在歐洲售賣，能得到較好利潤。為要達到這目的，他們企圖從他們所統治國家的市場上，盡可能驅逐一切競爭者，至少把所統治國家的剩餘生產物減少一部分，使僅足供給他們自己的需要，換言之，使他們在歐洲售賣能得到自己認為合理的利潤。這樣，他們作為商人的習慣，幾乎必然，也許是不知不覺地，使他們在一切一般場合，寧可獲得獨佔者小的暫時的利潤，不願獲得統治者大的永久的收入，而且逐漸使他們，像荷蘭人處置馬魯古那樣，處置他們所統治的國家。作為統治者的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在於，運至印度境內的歐洲貨物，盡可能以最低價格出售，而從印度輸出的印度貨物，盡可能以最好價格或最高價格在歐洲售賣。但他們作為商人的利益，則與此相反。作為統治者，他們的利益，與所統治國家的利益恰相一致。作為商人他們的利益與所統治國家的利益就直接相反。
這樣一個政府的傾向，就其對歐洲的管理說，基本上也許是無可矯正的錯誤，就其對印度的統治說，更是這樣。這個統治機構，必然等於一個商人協會。商人的職務，無疑是極可尊敬的，但這個職務，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帶有一種本來會威壓人民，不用暴力就夠使人民自願服從的權威。這樣一個商人協會，只能用武力，來命令人民服從，所以，他們的政府，必然是憑武力執行命令和專橫的政府，但他們的本來職務，是商人的職務。他們的本來職務，是受主人委託，售賣歐洲貨物，並買回在歐洲市場售賣的印度貨物。就是說，盡可能以高價售賣前者，以廉價購買後者，從而盡可能在他們買賣的特定市場，排除一切競爭者。所以，就公司的貿易說，統治機構的傾向，和管理機構的傾向，是相同的。它要使政府從屬於獨佔的利益，因而阻抑當地剩餘生產物至少其若幹部分的自然生長，使僅足夠供應這個公司的需要。
此外，一切行政人員，都或多或少地為自己打算經營貿易，要加以禁止，亦無效果。此等行政人員，既有經營貿易的手段，其辦公地點，又在一萬哩以外，幾乎全然不受主人監視，要命令他們立即放棄一切為自己打算的營業，永遠放棄一切發財的希望，而滿足於主人所認可的一般的、不大可能增加的而且通常只與公司貿易所得真實利潤相稱的薪俸，那真是再蠢沒有。在這情況下，禁止公司人員為自己打算而貿易，除了使上級人員能借口執行主人命令來壓迫不幸的下級人員以外，就再不會有其他的結果了。此等人員，自然會竭力傚法公司的公貿易，而設立同樣有利於他們個人貿易的獨佔。如果聽任他們為所欲為，他們將公開地、直接地建立這種獨佔，並禁止一切其他人民，使不能經營他們要經營的那種貨物的貿易。這也許是建立獨佔的最好而又是最不壓迫人的方法。但若歐洲命令來到，禁止他們這樣幹下去，他們就會秘密地、間接地建立這樣的獨佔，那對國家就有更大的害處。如果有人干涉他們以代理人為媒介而秘密經營或至少不公開承認是他們經營的貿易部門，他們就會使用政府的全部權力，並顛倒是非曲直，加以鉗制或破壞。但公司人員的私貿易，自比公司的公貿易能推廣到多得多的商品種類。公司的公貿易，僅限於歐洲的貿易，僅包合國外貿易的一部分，而公司人員的私貿易，卻可推廣到一切國內外貿易部門。公司的獨佔，僅會阻抑在貿易自由時要輸到歐洲去的那一部分剩餘生產物的自然生長。公司人員的獨佔，卻將阻害他們要經營的一切產物，即指定供作國內消費或輸出的一切產物的自然生長，結果會損壞全國的耕作事業，減少全國居民的人數。這樣就會使公司人員所要經營的各種產物，甚至生活必需品，減少到他們能夠購買和按他們預期獲得利潤而售賣的數量。
此等人員，由於他們所處地位的性質，一定會使用比他們主子更苛酷的手段，來維持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們所統治國家的利益。這國家屬於他們的主子，他們的主子當然要相當注意屬國的利益。但這國家不屬於此等人員。他們主子的真實利益，如果他們能夠瞭解的話，是與屬國的利益恰好一致的；如果主子壓迫屬國，那主要是由於無知和卑陋的重商偏見。但此等人員的真實利益並不與屬國的刮益一致，所以，即使有最完全的知識，也未必會使他們不壓迫屬國。從歐洲發出的條例，雖甚脆弱，但在多數場合，都有善意。而在印度的工作人員，其所訂條例，雖有時更為聰明，但也許更少善意。這真是個奇怪的政府，其人員都想盡可能快地離開這國家，並盡可能快地和這政府脫離關係。在他們離去而財產亦全部搬出之後，雖有地震把那個國家毀掉，也與他們的利害無關。
以上所述，並不是詆毀東印度公司人員的一般品格，更不是詆毀任何個別人員的品格。我所要責備的，是政治組織，是這些人員所處的地位，並不是這些人員的品格。他們的行為，正符合他們的地位；厲聲咒罵他們的人，其行為亦不見得更好。馬德拉斯及加爾各答協議會，在戰爭及商議上，就有好幾次的行動，其果斷與明智，有如羅馬共和國最盛時代的羅馬元老院。此等協議會成員的職業，與戰爭及政治有很大的距離。但是，僅僅他們的地位，無需教育、經驗甚或榜樣，似乎就可陶冶他們的地位所要求的偉大品質，使他們具有能力與德行，他們自己也許還不知道自己有這種能力與德行。所以，他們的地位，如果在某些場合誘使他們幹出那樣寬宏高潔出人意料的行為，那末他們的地位，在其他場合促使他們幹出和上述多少不相同的行為，亦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無論就那一點說，這種專營公司，都是有害的；對於設立此種公司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困難，而對於不幸受此種公司統治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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