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美國的天然盟友。它與美國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大體相同的宗教傳統，實行一樣的民主政治，並且還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祖籍地。歐洲帶頭通過一體化把民族國家組成共同的超國家經濟聯盟，最終組成政治聯盟。在此同時，它也為超越民族主義時代狹隘觀點和破壞性情感而建立的國家消亡之後更大的組織形式指明了道路。歐洲已經是當今世界組織上多邊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政治上統一的成功，將在歐洲創造出一個生活在民主屋頂之下，享有與美國相當的生活水準，且擁有大約4億人口的單一實體。這樣的歐洲必將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
歐洲也是向歐亞大陸腹地逐步擴展民主的跳板。歐洲的東擴將鞏固九十年代民主的勝利。它將在政治與經濟方面與歐洲基本文明的範圍差不多。這個範圍被稱為「耶酥使徒彼得的歐洲」，其版圖是由起源於基督教西派教會的歐洲古老和共同的宗教傳統確定的。這樣的歐洲早在民族主義時代之前就一度存在過，在歐洲分裂成為美國和前蘇聯分別控制的兩個部分之前已經存在了很久。這樣一個大歐洲將對那些位於更遠的東部的國家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並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建立起關係網絡，使它們參與越來越具有約束力的合作並使它們轉而信仰共同的民主原則。它將最終成為美國所倡導的大歐亞大陸安全合作架構的關鍵支柱之一。
不過，歐洲首先是美國在歐亞大陸必不可少的地緣政治橋頭堡。美國在歐洲有著巨大的地緣戰略利益。與美日之間的聯繫不一樣，大西洋聯盟在歐亞大陸上直接確立了美國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力量。在美歐關係的目前階段，歐洲盟國仍極大地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歐洲的任何擴大都將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直接影響的範圍的擴大。相反，若沒有跨大西洋的緊密關係，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首要地位也就會很快地不復存在。那樣，美國對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響和力量達到歐亞大陸縱深地帶的能力將受到嚴重限制。』
然而問題是，這樣的一個真正的歐洲人的「歐洲」並不存在。這只不過是一種憧憬、觀念和目標，還不是現實。西歐已經是一個共同市場，但還遠不是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政治上的一個歐洲尚未出現。如果還需要什麼證據的話，那麼波斯尼亞危機已痛苦地證明歐洲仍然並不存在。嚴酷的現實是，西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國的保護地，中歐也越來越是如此。美國的這些盟國使人們想起在古代的僕從國和附庸國。這無論對美國還是對歐洲各國來說都未必是好事。
更糟糕的是，歐洲內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甚至連正在露頭的歐洲人格意識，都顯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歐洲國家，人們可以看到出現了信任危機，創造性的勢頭喪失殆盡，且在世界的一些大問題面前採取孤立主義和逃避主義的內向態度。絕大多數歐洲人是否想讓歐洲成為一個主要大國以及他們是否準備朝著這個方面努力，尚不清楚。就連目前已大為減弱的殘留的歐洲反美主義情緒也有些玩世不恭：歐洲人對美國的「霸權」耿耿於懷，但他們卻又樂於受美國「霸權」的庇護。
對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記憶猶新，對經濟復興的渴望以及前蘇聯威脅所帶來的不安全感，曾經是形成歐洲一體化的政治勢頭的三個主要動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這三個動力已經消失。經濟復興已基本實現。如果說還有什麼問題，那麼歐洲面臨的問題越來越是：負擔過於沉重的社會福利制度正耗盡經濟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強烈抵制正使歐洲政治注意力內向。前蘇聯的威脅是消失了，而一些歐洲人希望擺脫美國影響而獨立的願望卻並未轉化成促進歐洲大陸一體化的強大動力。
歐洲一體化的事業越來越依靠由歐洲共同體及其繼承者歐洲聯盟這種龐大機制所產生的官僚機構本身的勢頭來支撐。一體化的思想雖仍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但由於缺乏熱情和使命感，這種支持趨於冷淡。一般說來，今天的西歐給人的印象是問題多，不齊心，儘管生活舒適卻存在一系列社會問題，沒有共同的較遠大眼光。歐洲一體化正越來越成為一個進程而不是一項事業。
儘管如此，法國與德國這歐洲兩大主要國家的政治精英大體上仍然承諾要實現把歐洲變成真正的歐洲的目標。因此，他們是歐洲的主要設計師。若齊心協力，他們能建立起一個無愧於歐洲的歷史和潛力的歐洲。然而這兩個國家對歐洲建設的看法和意圖卻又不盡相同，而且兩者都沒有強大到能單獨實現自己的目的和主張。
這種狀況便為美國的決定性干預提供了特殊機會。這使美國以維護歐洲團結名義的介入有了必要性，因為不這樣做歐洲的一體化就將陷於停頓，甚至逐漸發生逆轉。但美國對歐洲建設的任何有效參與都必須以美國在以下兩個問題上的明確思想為指導：一是美國希望看到並願意促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歐洲，一個平等的夥伴還是一個小盟友；二是歐盟和北約的最終範圍應該有多大。此外，美國還必須謹慎處理它與歐洲兩個主要設計師的關係。
輝煌與救贖
法國尋求歐洲的轉世再生，德國則希望通過歐洲而獲得救贖。這兩種不同的動機是理解並確定法德對歐洲的不同設計內容的深層原因。
對法國來說，歐洲是恢復其昔日偉大輝煌的途徑。法國嚴肅的國際問題思想家早在二次大戰前就對歐洲在世界事務中的中心地位不斷下降而憂心忡忡。在冷戰的幾十年中，這種擔憂變成了對「盎格魯撤克遜人」統治西方的憤懣，更不用說對與此相關的西方文化的「美國化」的蔑視了。創造一個查爾斯·戴高樂所說的「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的真正歐洲，就是為了糾正這種糟糕的情況。這樣的歐洲，由於將由法國領導，將為法國重新找回其輝煌。法國人至今感到這種輝煌仍然是法國的特定命運。
在德國看來，投身歐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贖的基礎，而與美國的親密關係則是確保自身安全的關鍵。因此，德國認為一個過分自信且獨立於美國的歐洲並非可行的選擇。對德國來說，救贖＋安全＝歐洲＋美國。這個公式決定了德國的態度和政策，它既使德國成為一名歐洲真正的良民，又同時是美國在歐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德國把它對歐洲的熱心承諾看成是對自己歷史的淨化以及對其道德和政治信譽的恢復。德國通過歐洲使自身得到救贖，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風，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歐洲對德國的怨恨與擔心的情況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國人尋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將冒被其他歐洲人所孤立的風險。而若德國人致力於促進歐洲的共同利益，則將得到歐洲的支持和尊重。
在冷戰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上，法國是一個忠誠、有獻身精神和堅定的盟友。每當關鍵時刻，法國總是與美國並肩戰鬥。無論是對柏林的兩次封鎖，還是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法國從未動搖過。但是法國希望表現出自己單獨的政治人格，並維護法國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動自由，特別是在牽涉到法國的全球性地位或歐洲未來問題時的行動自由，這又減弱了法國對北約的支持。
法國的政治精英仍然抱著法國還是一個全球性大國的觀念，這實在有點荒謬。1995年5月阿蘭·朱佩總理在法國國民議會重申歷屆前任總理的思想並宣佈：「法國能夠也必須堅持自己作為世界大國的天命」，議會廳立即響起了自發的鼓掌聲。法國堅持發展自己的核威懾力量，其主要動機是法國認為這樣可以增加它自己的行動自由，同時又能使自己在美國做出有關西方聯盟整體安全的生死悠關的決定時獲得對美國施加影響的能力。法國謀求提高自身的地位並不是為了對付前蘇聯，因為即使從最好的角度看，法國的核威懾力量也只能對前蘇聯發動戰爭的能力產生十分有限的影響。巴黎倒是覺得自己擁有核武器可以使它在冷戰中最高級別和最危險的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法國認為擁有核武器不僅加強了自己是全球性大國的主張，而且還使自己擁有全世界都不得不尊重的發言權。這也加強了法國作為五個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之一的地位。這五個成員統統是核大國。在法國看來，英國的核威懾力量僅僅是美國核威懾力量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為英國遵守對美英特殊關係的承諾並在建設獨立歐洲的努力中往往棄權。（法國核力量的發展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的暗中支持，但法國人卻認為這對法國的戰略考慮沒有任何影響。）在法國的心目中，法國的核威懾力量還加強了它作為歐洲大陸主要大國所具有的領導地位，而且法國是唯一擁有這種地位的真正的歐洲國家。
法國的全球抱負也表現為，它堅定地致力於在大多數法語非洲國家繼續維持其在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儘管法國在長期作戰後失去了越南和阿爾及利亞，放棄了法帝國範圍更廣的地盤，儘管現實情況是法國基本上只是後帝國時期的一個中等歐洲國家，這種安全方面的使命以及法國繼續控制著分散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島嶼（這些島嶼為法國有爭議的核試驗提供了場所）的事實，使法國的精英更加堅定地認為法國確實發揮著全球性作用。
所有這些一直使法國要求繼承歐洲的領導地位。英國已使自己成為次要角色並基本上依附於美國的力量。而德國在冷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又處於分裂狀態並仍然為它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所困擾。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可以拿歐洲概念大做文章，宣揚自己是歐洲概念的代表，把歐洲的概念說成與法國的觀念一致。法國這個最先發明主權民族國家概念並把民族主義變成民眾信仰的國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獨立和聯合的歐洲的化身。法國在這樣看待自己時所抱的熱情，與它當年一度對「國家」概念所抱的熱情一樣地熾烈。法國領導下的歐洲輝煌也就成了法國輝煌。
這種由深刻的歷史責任所產生並由獨特文化自豪感而增強的特殊使命有重要的政策含義。法國必須保留一塊在自己的影響範圍之內的主要的地緣政治地域，或者說保留一塊至少也要防止一個比法國更強大的國家出來主宰的地域。這塊地域在地圖上可以劃為一個半圓形。它包括伊比利亞半島、西地中海的北岸以及從德國到中東歐的廣大地區。它不僅是法國安全的最底限度輻射範圍，而且也是法國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域。只有在確保南歐國家以及德國支持的情況下，建設一個由法國領導的統一獨立的歐洲的目標方能實現。但很明顯，在法國所擁有的地緣政治軌道內，一個日益更加強大的德國必將成為法國最難對付的國家。
在法國看來，通過在法國領導下的歐洲統一同時結合美國在歐洲大陸的首要地位逐漸下降，就可以實現獨立統一的歐洲這一重要目標。但若法國要營造歐洲的未來，它就必須既讓德國參與又加以束縛，還得逐步剝奪美國對歐洲事務的政治領導。而這將導致法國陷入雙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斷削減美國在歐洲的存在的同時，保持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法國仍然承認這一承諾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國領導歐洲的同時，使法德夥伴關係成為推動歐洲一體化政治經濟相結合的發動機。
如果法國是貨真價實的全球性大國，那麼擺脫這些困境並實現其主要目標也許並不困難。除德國外，歐洲再也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懷有法國那樣的抱負及被同樣的使命感所驅使。就連德國也可能受到誘惑而在統一但是獨立於美國的歐洲中接受法國的領導，但這只有在德國認為法國確實是一個全球性大國且可以像美國那樣為歐洲提供德國無法提供的安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然而德國明白法國實力確實有限。法國在經濟上遠比德國弱，而它的軍事力量也並不夠（正如1991年海灣戰爭所表明的那樣）。法國的軍事力量足以平息發生在其非洲衛星國內部的軍事政變，但卻既無力保護歐洲，也無力向遠離歐洲的地方投送大量軍事力量。法國不大不小正好是個中等的歐洲大國。因此，為了建設歐洲，德國還是願意縱容法國的自大。但是為了真正維護歐洲的安全，德國卻不願意盲目地追隨法國的領導。因此，德國一直堅持美國應在歐洲安全方面發揮主要作用。
這個對法國的自尊心來說頗為痛苦的現實，在德國統一後變得更為明顯了。而在這之前，法德和解確實表現為法國依靠德國的經濟活力心安理得地享有政治領導地位。這種看法事實上對雙方都是合適的。因為這一方面緩解了歐洲傳統上對德國的擔心，另一方面通過造成歐洲建設由法國領導而得到經濟上富有活力的西德支持這一印象起了加強和滿足法國的幻想的作用。
然而，即使對法德和解有些錯覺，法德和解在歐洲形勢發展中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其重要性是怎麼強調也不會過分的。它為艱難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所有進步提供了具有關鍵性意義的基礎。因此，它與美國的利益完全一致，也與美國長期以來對促進歐洲跨國合作的承諾相符合。法德合作的失敗對歐洲將是一個致命的倒退，也將給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帶來災難。
美國心照不宣的支持，使法德共同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成為可能。而德國的統一又增加了法國把德國束縛在有約束力的歐洲框架之內的動因。因此，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在1990年12月6日承諾將致力於實現歐洲聯邦的目標。十天後，在羅馬舉行的討論歐洲政治聯盟的政府間會議——儘管英國持保留態度——明確責成歐共體十二國外長擬訂一項政治聯盟條約的草案。
然而，德國的統一也急劇地改變了歐洲政治的實際形勢。這無論對俄羅斯還是法國都是地緣政治上的失敗。統一的德國不僅不再是法國的政治小夥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歐無可爭議的首要大國，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尤其因為德國是支持重要國際組織的主要出資國〔1〕。新的現實使法德都不再對法德關係抱多少幻想。因為德國現在能夠也願意說明並公開地推進它自己對歐洲未來的設想。雖然德國仍然是法國的夥伴，它卻不再是受法國保護的對象。
法國政治影響力的減弱已對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些影響。法國不得不在北約內重新獲取更大的影響——為抗議美國的控制，法國已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北約——並通過更多的外交運作來彌補自己的相對弱點。重返北約也許可使法國對美國施加更多的影響，而不時地拉攏莫斯科或倫敦則可從外部對美國和德國施壓。
結果是法國重返了北約的指揮系統。不過這只是法國的政策策略運用而並非真要重返後去爭些什麼。到1994年，法國又重新成為北約的政治軍事決策事實上的積極參與者。而到1995年末，法國外交和國防部長也開始定期出席北約的會議。但法國為此提出了要價：一旦完全重返北約，法國重申決心對聯盟結構進行改革，以使美國的領導與歐洲國家的參與之間更為平衡。法國人希望歐洲集體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響。正如法國外長德沙雷特1996年4月8日在一次演講中所說的那樣，「對法國來說，（與聯盟和解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在聯盟內維護運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見的歐洲特性。」
與此同時，法國毫不猶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與俄羅斯的傳統聯繫來制約美國的歐洲政策，並在凡是有用的時候就重溫它從前與英國的友好關係以抵消德國在歐洲不斷加強的首要地位。法國外長19996年8月對此說得接近露骨。他宣稱：「如果法國發揮一種國際作用，它一定會得益於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的存在，得益於幫助俄國重新成為一個主要大國。」俄國外長隨即對此做了回應：「在世界所有的領導人中，法國人是在同俄羅斯關係中最接近採取建設性態度的。」〔2〕
法國起初對北約東擴的支持不冷不熱——其實是對北約東擴是否可取幾乎不加掩飾地表示懷疑。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獲取與美國打交道時的影響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於美德是北約東擴的主要倡導者，對法國最適宜的才是採取冷淡態度，有保留地行事，為北約東擴對俄國的潛在影響表示擔憂，從而扮演歐洲與俄羅斯的最合適的對話者的角色。法國人甚至給一些中歐人這樣的印象，即法國人並不反對俄羅斯在東歐有一個勢力範圍。因此，法國打俄羅斯牌不僅牽制了美國並向德國傳達了一個並不十分隱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對美國的壓力，要美國認真考慮法國提出的改革北約的建議。
北約的擴大歸根結蒂需要16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許在達成一致中將舉足輕重，而且為了避免來自其他成員國的阻力，法國的實際支持是必須的。因此，法國毫不隱諱其意圖，就是把它對北約擴大的支持作為抵押品，要挾美國最終接受法國改變聯盟內部力量對比及其根本組織結構的決心。
法國原先在支持歐盟擴大方面也同樣採取不冷不熱的態度。這一進程主要由德國帶頭。美國也給予支持，但沒有像介入北約擴大那麼深。儘管法國在北約內往往爭辯說歐盟的擴大將為那些前共產黨國家提供更為合適的保護傘，但當德國開始力爭更迅速地把歐盟向中歐擴大的時候，法國卻立即開始提出技術上的問題，並要求歐盟對歐洲南部不受保護的地中海一翼給予同樣的重視（這些分歧早在1994年11月法德首腦會晤時已經出現）。法國強調後者還收到了贏得北約南部成員的支持的效果，從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國在討價還價過程中的籌碼。但法國這樣做的代價是擴大了法德兩國在歐洲地緣政治觀上的分歧。1996年下半年法國最終同意波蘭加入北約與歐盟，才部分地縮小了法德間的這一分歧。
從歷史演變的角度看，法德之間的這種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認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歐洲西半部建設一個歐洲大家庭所必需的。這種和解對德國恢復歷史名譽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國為此付出接受法國的領導這一代價還算公平。與此同時，前蘇聯對脆弱的西德持續的威脅又使忠於美國成為德國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就連法國也承認這一點。但在蘇聯崩潰後，為了建設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歐洲，再從屬於法國就既無必要也無好處了。統一的德國實際上已是一個更加強大的夥伴，所以平等的法德夥伴關係對法國來說是再公平不過的事情了。因此，法國沒有其他選擇而不得不接受德國更願與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護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聯繫這個事實。
冷戰結束後，這種聯繫對德國來說變得更為重要。從前它既使德國避免了外來直接威脅的侵害，也是德國最終統一必要的先決條件。隨著蘇聯的解體及德國的統一，德國與美國的聯繫現在又為德國提供了保護傘。在這一保護傘之下，德國可以更公開地在中歐起領導作用，同時又不對其鄰國構成威脅。這種同美國的關係提供的不僅僅是德國行為端正的證明書，它還向德國的鄰國保證，若它們同德國保持密切的關係，也就意昧著與美國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所有這些使德國更容易比較公開地闡明自己地緣政治的優先考慮。
德國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歐洲。美國在歐洲可以看得見的軍事存在又使它變得無害而可靠。因此德國現在可以力促把新近獲得自由的中歐國家融入歐洲框架。這將不再是舊時德帝國主義的中歐，而是一個在德國的投資及貿易帶動下經濟復興井更為友善的大家庭。德國還將扮演贊助者的角色，最終把這個新的中歐正式納入歐盟和北約。由於法德聯盟為德國扮演更具決定性的地區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國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軌道內表現自己時羞羞答答了。
在歐洲地圖上，德國的特殊利益區域可用一個長方形來表示，在西部當然包括法國，在東部則覆蓋中歐新獲得解放的原共產黨國家，還包括各波羅的海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甚至延伸至俄羅斯境內。從許多方面看，這個區域與德國在歷史上曾有過的建設性文化影響範圍相一致。這個範圍是由德國城市和農業殖民者於前民族主義時期在中東歐和波羅的海諸共和國區域內營造出來的。他們在第二次大戰過程中已被掃除乾淨。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國（前面已有論述）和德國特別關注的地區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圖中進行觀察的話，這兩個地區實際上勾畫出了東歐與西歐的界限，而兩個地區的重疊部分則突出了法德關係在地緣政治上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性，因為這是歐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國與波蘭的和解，標誌著德國在中歐扮演更為公開自信的角色的關鍵性突破。儘管開始時有點猶豫，統一的德國(在美國的推動下)正式承認了奧得－尼斯河為它與波蘭的永久邊界。此舉又消除了波蘭與德國建立更為密切關係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礙。在雙方進一步採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諒解的姿態以後，德波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但雙邊貿易迅猛發展（1995年波蘭超過俄羅斯而成為德國在東方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且德國成了波蘭加入歐盟最主要的支持者，還與美國一起成了波蘭加入北約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歐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對西歐的影響相提並論，這一點也不過分。
德國的影響可以通過波蘭向北輻射到波羅的海諸國，向東可以到達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而且波德和解的範圍通過波蘭不時地參與法德關於歐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擴大。所謂的魏瑪三角（由於第一次法、德、波三邊高級磋商在德國城市魏瑪舉行而得名，這一磋商後來定期舉行。）在歐洲大陸形成了一個擁有三個國家總共1．8億人口和十分明確的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地緣政治軸心。一方面它進一步加強了德國在中歐的主導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國的作用又因波蘭和法國參加三方對話而有所抵消。
德國對歐洲主要組織東擴十分明確的承諾使中歐更易於接受德國的領導，對那些較小的中歐國家來說更其如此。德國作出這樣的承諾就使自己肩負起了與根深蒂固的西歐觀念很不相同的歷史使命。按照西歐那種觀念，發生在德國和奧地利以東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歐洲所應關注的範圍。早在18世紀初博林布魯克勳爵〔3〕就明確聲稱，東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會對西歐人帶來任何影響。這種態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機時又重新出現。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亞衝突期間，英國與法國也再次採取了令人悲歎的態度。在目前有關歐洲未來的辯論中，這種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與此相反，在德國真正引起辯論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北約和歐盟哪一個應該先擴大。國防部長支持北約先擴大，而外交部長則主張歐盟先擴大。結果是德國成了建立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歐洲的無可爭辯的倡導者。德國總理曾經把2000年定為歐盟實現第一次東擴的目標，德國國防部長也最先提議把北約成立五十週年作為實現北約東擴的有象徵意義的適當時間。這樣，德國對歐洲未來的看法就與它的歐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別：英國人明白表示他們寧可建立一個更大的歐洲，因為他們把擴大看成是淡化歐洲統一的途徑。法國人則擔心擴大會增大德國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個範圍較小的一體化。而德國對這兩種想法都支持，從而在中歐獲得了它自己的獨特地位。
美國的總目標
對美國而言，主要問題是如何建設一個以法德關係為基礎的歐洲，一個具有生存活力、與美國始終聯繫在一起並能擴展合作與民主的國際體系範圍的歐洲。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運作主要依賴這一體系。因此，這不是一個在法德之間作出取捨的問題。缺了法國或德國，便不會有歐洲。
從前文所述大體上可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美國必須介入歐洲統一事業，以補救已在削弱歐洲活力的內部士氣與目標危機，克服歐洲普遍流行的關於美國最終並不贊成歐洲真正統一的疑慮，並為歐洲聯合事業注入必要的民主興奮劑。這就要求美國就最終接受歐洲是美國的全球性夥伴作出明確的承諾。
2．從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對法國的政策並支持德國的領導地位是有道理的；從長遠看，倘若真正的歐洲確實應運而生，則歐洲聯合必須具備更鮮明的歐洲政治和軍事特性。這就需要逐步對法國關於跨大西洋體制內權力分配的觀點作出某種遷就。
3．法國和德國均未強大到可單獨建設歐洲或同俄羅斯解決在確定歐洲地理範圍方面的固有麻煩。這便要求美國有力地、專注地和義無反顧地參與進來，特別是與德國人一道來確定歐洲的範圍，並以此應付諸如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和烏克蘭在歐洲體系內的最終地位等這些特別是對俄國來說十分敏感的問題。
在廣褒的歐亞大陸的地圖上掃一眼，即可感受到歐洲橋頭堡對美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及其地域上的相對狹小。維護該橋頭堡並使它作為民主的跳板而擴大與美國的安全直接相關。美國對穩定和與之相關的民主傳播所懷有的全球關注與歐洲表面上對這些問題的漠不關心（儘管法國自詡擁有全球性大國的地位）之間存在著鴻溝，需要填平。只有當歐洲越來越更加具備邦聯特性時，這一鴻溝才能變窄。歐洲不會成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因為歐洲多種多樣的民族傳統都很頑固。但歐洲可以成為一個實體，通過共同的政治制度越來越多地體現共有的民主價值觀，在民族價值觀的普及中明確自身的利益，並對歐亞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鐵般的吸引力。
如果讓歐洲人放任自流，他們就有陷入內部社會問題而不能自拔的危險。歐洲的經濟復甦掩蓋了表面成功背後的長期代價。這些代價會在經濟上，同時也在政治上，帶來極大的損害。西歐日益面臨政治合法性和經濟活力方面無法克服的危機，深深植根於受國家庇護的社會結構的普遍膨脹，這助長了家長作風、保護主義以及目光短淺的狹隘性。結果是營造了一種集逃避現實的享樂主義和精神空虛於一體的文化氛圍，這種氛圍可能被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或教條主義的理論家所利用。
如果這種氛圍大肆氾濫，就可能對民主和歐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損害。就歐洲面臨的新問題面論，民主和歐洲概念事實上是互相關聯的。暫且不提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不致引起政治動亂的改革這一需要，所有的新問題，不管是外來移民或是美國或亞洲的經濟技術競爭力，都越來越多地只能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得到有效應對。一個比其各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歐洲，即一個在促進民主和廣泛地改變人類基本價值觀的信仰方面要發揮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歐洲，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與政治極端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或社會享樂主義劃清界線的歐洲。
無需喚起對德俄單獨互相遷就的舊有恐懼，也無需誇大法國與莫斯科策略上調情的後果，只要歐洲仍在進行聯合的努力失敗，人們就會對歐洲地緣政治的穩定和美國在歐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歐洲聯合的任何失敗事實上可能使歐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當傳統的手法。這肯定會為俄國或德國在地緣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機遇。不過，如果歐洲現代史上還能給人以什麼經驗教訓的話，那麼俄、德都不可能在這方面獲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國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時可能會變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當。
當前，德國的利益與歐盟和北約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後兩者的利益中得以淨化。甚至90／綠黨左翼聯盟發言人也主張擴大北約和歐盟。但是，如果歐洲的統一和擴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論，將會出現一個更帶民族主義色彩的德國有關歐洲「秩序」觀的詮釋，從而對歐洲的穩定構成潛在的損害。聯邦議院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科爾總理可能的繼任者沃爾夫岡·紹伯勒在說下面這番話時就反映出這種思想狀態。他說，德國不再是「反對東方的西方堡壘；我們已變為歐洲的中心」，並有針對性地補充說：「在中世紀的漫長年代，德國曾被捲入創立歐洲秩序」〔4〕。按照這一思路，中歐地區會成為確立德國明顯的政治主導地位的地區和德國對東方和西方進一步實施單方面政策的基礎，而不再是德國僅僅佔據經濟優勢的一個歐洲地區。
歐洲到那時就不再是美國力量在歐亞大陸的橋頭堡和向歐亞大陸擴展全球民主體系的跳板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對歐洲統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體的支持必須維持不變的原因。儘管在歐洲經濟恢復時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聯盟內美國頻繁表示支持歐洲統一及歐洲的跨國合作，但在行動上美國好像更喜歡與一個一個的歐洲國家而不是與歐盟打交道，來處理棘手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美國在歐洲決策過程中偶而地固執己見，似乎強化了歐洲的疑慮：當歐洲服從美國領導時美國就支持歐洲人之間的合作，而當歐洲制定自己的歐洲政策時美國就不支持歐洲人之間的合作。這是一個不應傳播的錯誤信息。
美國在明確宣佈它不但準備接受歐洲成為真正歐洲的後果，而且準備採取相應行動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歐馬德里聯合宣言中強有力地重申美國對歐洲統一的承諾，但這聽起來依然空洞無力。對歐洲來說，最終結果必須是它與美國結成真正的夥伴，而不是受優待但仍是小夥伴的那種地位。真正的夥伴關係意味著共同決策並分擔責任。美國對歐洲統一事業的支持將有助於使跨大西洋對話充滿活力，並促使歐洲人更認真地致力於在世界上發揮一個真正舉足輕重的歐洲可能發揮的作用。
可以想像，在某個時候，一個真正聯合和強大的歐盟可能會變成美國的一個全球性的政治對手。歐盟當然可能變成一個難以駕馭的經濟技術競爭者。與此同時，它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也可能與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然而，事實上這樣一個強大的和政治上專心致志的歐洲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出現的。與美國立國之初時的情況不同，歐洲對復興民族國家有很深的歷史淵源，面對一個超國家的歐洲的熱望則顯然已經消退。
未來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種現實可能的選擇：或者是一個不斷擴大和日益統一的歐洲，儘管猶豫不決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歐洲大陸統一的目標；或者是一個僵持的歐洲，其一體化的程度和地理範圍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狀況，而中歐則繼續處於地緣政治真空；或者是作為僵持狀態的可能後續，出現一個恢復舊時的強權角逐且逐漸走向分裂的歐洲。如果出現一個僵持的歐洲，德國對歐洲的那種自我認同感幾乎將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國對自身國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義色彩。對美國來說，第一種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這是一種如果要實現就需要美國全力支持的選擇。
在歐洲建設猶豫不決的當前階段，美國沒有必要直接介入諸如以下複雜問題的爭論：歐盟是否應以多數贊成制（一個得到德國特別支持的立場）來作出對外政策決定，歐洲議會是否應該獲得立法決策權及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是否應成為事實上的歐洲行政當局，實施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協議的時間表是否應適當鬆動，歐洲最終是否應成為一個涵蓋廣闊的邦聯或者成為一個以聯邦實體為內核加上較為鬆散的外圍周邊地帶的多層次實體。這些問題都應由歐洲人自己去研討解決。解決這些問題的進展很可能不平衡，會停停走走，而且最終只能靠複雜的妥協被推動前進。
不過，人們有理由認為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將在2000年以前應運而生，最初可能由歐盟現有的15個成員國中的六至十個成員國組成。這將加速歐洲在貨幣領域之外的經濟一體化，同時進一步促進政治一體化。於是，伴隨著斷斷續續的進程，一個擁有更為一體化的內核和較鬆散的外圍的單一歐洲將會出現並日漸成為歐亞棋局中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棋手。
無論怎樣，美國都不應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美國更喜歡一個儘管包括的地域更廣內涵卻含糊不清的歐洲聯合。美國應該通過言辭和行動重申，它最終願意將歐盟視為美國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夥伴並與之打交道，而不僅僅把歐盟視為由通過北約與美國結盟的國家所組成的一個地區性共同市場。為使這一承諾更可信並超越關於「夥伴關係」的動聽言辭，美國可以建議並啟動在新的跨大西洋雙邊決策機制中與歐盟的聯袂規劃。
相同的原則也適用於北約。維繫北約對跨大西洋的聯繫至關重要。在這個問題上，美歐意見極為一致。沒有北約，歐洲不但可能會脆弱得不堪一擊，而且幾乎立即會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北約確保歐洲的安全並為尋求歐洲統一提供一個穩定的框架。這便是北約對歐洲具有歷史性至關重要意義的依據。
然而，隨著歐洲在猶豫中逐步走向聯合，北約的內部結構和進程將不得不作出調整。在這個問題上法國人是有點道理的。不能設想，有朝一日會有一個真正聯合的歐洲，卻同時又有一個仍然以一個超級大國加上十五個依附國為基礎的一體化聯盟。一旦歐洲伴隨著歐盟逐漸履行某些超國家政府的職能而開始表現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約將不得不在「1＋1」（美國＋歐盟）公式的基礎上作出改變。
這不會在一夜之間一蹴而就。再重複一次，走向這個方面的進展將是步履蹣跚的。但是這種進展必須在現有的聯盟安排中得到體現，否則，缺少這種調整本身就會使進一步進展受阻。朝這個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是1996年聯盟決定組建聯合特遣部隊，由此設想到以聯盟後勤保障和指揮、控制、通訊及情報系統為基礎，進行某種純歐洲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美國如果願進一步遷就法國關於增大西歐聯盟在北約內的作用，特別是在指揮和決策方面的作用的要求，那麼美國的這種態度也將表明美國對歐洲統一更真誠的支持並有助於縮小美法之間在歐洲最終自我定位問題上的分歧。
從更長遠看，西歐聯盟有可能吸收一些由於種種地緣政治或歷史原因而不會尋求加入北約的歐盟國家入盟。屬於這類國家的可能有芬蘭或瑞典，甚至還可能有奧地利。這三個國家都已在西歐聯盟內獲得觀察員地位。〔5〕另外一些國家也可能會謀求與西歐聯盟建立聯繫，並以此作為最終加入北約的預備性步驟。西歐聯盟在處理與歐盟未來成員的關係時也可能會在某個時候倣傚北約和平夥伴關係的做法。所有這些步驟都有助於在跨大西洋聯盟的正式範圍之外編織一個更廣泛的歐洲安全合作網。
與此同時，在一個更大和更統一的歐洲出現之前（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這樣一個歐洲也不會很快出現），美國必須與法國和德國通力協作，共同促進這樣一個更統一和更大的歐洲的出現。因此，美國關於法國的主要政策難題，仍將是如何在不損害美德聯繫的情況下誘使法國更緊密地參與大西洋的政治和軍事一體化；而關於德國的主要政策難題，則仍將是美國如何既可以依賴德國在大西洋主義歐洲的領導地位中得利而又不引發法國、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不安。
美國在聯盟未來結構的問題上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會，有助於最終爭取法國對北約東擴的更大支持。從長遠看，使德國的兩邊同處於一個一體化的北約軍事安全區之內可以把德國更牢固地定位在一個多邊框架內。這對法國應該是至關重要的。此外，聯盟的擴大還將使「魏瑪三角」（由德國、法國、波蘭構成）變為在某種程度上制衡德國在歐洲領導地位之微妙手段這種可能性增大。儘管波蘭加入聯盟有賴於德國的支持（波蘭對法國在聯盟擴展問題上態度暖昧頗為不滿），然而一旦波蘭入盟以後，更可能出現的卻是法國與波蘭在地緣政治上持共同觀點。
無論出現哪種情況，華盛頓都不應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在有關歐洲特性或北約內部運作等問題上，法國只是暫時的對手。更為重要且華盛頓應該牢記的事實是，在把一個民主的德國永遠拴在歐洲之內的重要任務中，法國是必不可少的夥伴。這便是法德關係的歷史性作用。歐盟和北約東擴均應強化以法德關係作為歐洲內核的重要性。最後要說的是，法國不夠強大，既不足以阻撓美國推行其歐洲政策中地緣戰略的根本原則，又不足以使自己成為歐洲的領袖。因此，法國有些怪僻甚至發點脾氣，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國在北非和法語非洲國家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也是恰當的。法國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可或缺的夥伴，同時還在阿爾及利亞起著穩定局勢的作用。法國作這樣的介入有充分的國內原因：約500萬穆斯林現在居住在法國。因而北非的穩定和有序發展對法國利害攸關。然而這種利益又能給歐洲安全帶來廣泛的好處。若沒有法國的使命感，歐洲南翼將更不穩定和更具威脅性。整個南歐對地中海南岸地區的不穩定所造成的社會政治威脅正越來越感到不安。因而法國對整個地中海地區事態的強烈關注同北約在安全方面的關注並非無關。美國在偶爾不得不應付法國關於其特殊領袖地位的過分要求時，應考慮到這一點。
德國另當別論。德國的主導作用不可否認，但在公開贊同德國在歐洲的領導作用時卻必須謹慎行事。這種領導作用可能會對某些歐洲國家暫時有利，比如那些讚賞德國為歐洲東擴採取主動行動的中歐國家。西歐人對此也可以容忍，只要這種領導作用被置於美國的首要地位之下。但從長遠看，歐洲建設不能以德國的領導作用為基礎。太多的記憶仍在縈紆，太多的恐懼可能顯現。一個由柏林建設並領導的歐洲是根本行不通的。這就是為什麼德國需要法國、歐洲需要法德聯繫、美國不能在德法之間擇其一的原因。
關於北約擴大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它是一個與歐洲自身的擴大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進程。如果歐盟將成為一個地理上幅員更廣大的共同體，成為一個由一體化程度較高的法德領導核心加一體化程度較低的外圍組成的共同體，如果這樣一個歐洲把自身的安全建築在與美國繼續結盟的基礎之上，那麼，其地理上最暴露的部分中歐，就自然不能被明顯地排斥於通過跨大西洋聯盟而享有安全感的歐洲其他部分之外。在這一點上，美國和德國意見一致。在美國和德國看來，擴大的動因是政治的、歷史的和建設性的。推動擴大的不是對俄國的仇恨，也不是對俄國的懼怕，更不是孤立俄國的願望。
因此，美國須特別緊密地與德國攜手合作推動歐洲東擴。在這個問題上美德的合作和共同領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國和德國聯袂鼓勵其他北約盟友同意歐洲東擴並且在俄羅斯願意妥協的情況下與俄羅斯有效地談判相互遷就方案(見第四章)，或者兩國在建設歐洲的任務不能從屬於莫斯科的反對意見這種正確信念的指引下採取果斷行動，則東擴就會成為現實。為獲得所需的北約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特別需要美國與德國聯合向其他成員國施加壓力。倘若美德共同致力於獲得這種一致意見，任何北約成員國都沒有能力予以阻撓。
說到底，與上述努力利害關係最大的是美國在歐洲的長期作用。一個新歐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這個新歐洲在地理上仍然是「歐洲－大西洋」空間的一部分，則北約的擴大就是必不可少的。確實，如果美國業已啟動的擴展北約的努力停滯或徘徊不前，美國便不可能有什麼對整個歐亞大陸的全面政策。這種失敗將使美國的領導信譽掃地，將使「歐洲正在擴大」的觀念被打得粉碎，將使中歐人灰心喪氣，也還可能重新喚起俄羅斯現已休眠或行將泯滅的對中歐的地緣政治企盼。對西方而言，這將是一種自傷自殘，使在未來任何一種歐亞安全結構中形成真正的歐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損害；對美國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地區性的失敗，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失敗。
指導歐洲漸進擴展的底線必須是這樣的主張：現有的跨大西洋體系之外的任何國家都無權否決任何符合條件的歐洲國家加入歐洲體系並進而加入其跨大西洋的安全體系；任何符合條件的歐洲國家都不應最終被先驗地排除在歐盟或北約之外，尤其是極易遭受武力攻擊且日益符合條件的波羅的海國家有權知道它們最終也可以成為上述兩個組織的正式成員，同時還有權知道，它們即使不去迎合擴展中的歐洲及其美國夥伴的利益，它們的主權也不會受到威脅。
實質上，西方特別是美國及其西歐盟友，必須回答瓦茨拉夫·哈維爾1996年5月15日在亞琛十分雄辯地提出的問題：
我知道歐洲聯盟和北大西洋聯盟均不能一夜之間向所有渴望加入它們的國
家敞開大門。這兩個機構毫無疑問能夠做的和在為時太晚之前應該做的是：向
被視為一個有共同價值地區的整個歐洲明確保證歐盟與北約都不是封閉的俱樂
部。二者應該制定出一個明確和詳盡的漸進擴展政策。這一政策中不但已含有
一個時間表，而且還有對這個時間表內在邏輯的解釋。
歐洲的歷史性時間表
儘管在現階段歐洲東部的最終界限既不能明確說明，也不能最終確定，但從最廣義而言，歐洲是從共同的基督教傳統中衍生出來的一個共有文明。歐洲的比較狹隘的西方定義是與羅馬帝國及其歷史遺產相聯繫的。但歐洲基督教傳統中還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羅斯東正教的成份。因此，在文化上講，歐洲的含義比耶酥使徒彼得的歐洲要廣，彼得的歐洲則又比西歐廣得多，儘管近年來西歐一直在盜用「歐洲」的名義。甚至僅僅對地圖11掃一眼便可確信，現在的歐洲根本不是一個完整的歐洲。更糟的是，這是一個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存在著一個能對雙方產生吸引作用的無安全保障的地區，並必然導致緊張和角逐的歐洲。
查理曼大帝時代的歐洲（僅限於西歐）在冷戰期間由於客觀的必要性而又有了意義，但這樣的歐洲現在卻成了畸形怪物。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日漸統一的歐洲除了是一種文明以外，還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水準和不受種族和領土爭端困擾的有共同民主程序的政治實體。這樣的一個歐洲，目前在正式組織上範圍要比其實際潛力小得多。幾個較為先進、政治上穩定的中歐國家均屬西方彼得的歐洲傳統。主要有捷克共和國、波蘭、匈牙利，可能還包括斯洛文尼亞。它們已明顯具備了資格也渴望成為「歐洲」及其跨大西洋安全體系的成員。
在當前的形勢下，北約看來很有可能大概在1999年實行擴展而接納波蘭、捷克共和國和匈牙利。在這一初步但卻重要的步驟之後，北約的任何後續擴展可能將與歐盟的擴展同步或緊接其後進行。歐盟擴展涉及更複雜的程序。這既表現在取得資格要分若干階段，又表現在入盟必須達到的要求上（見表格3）〈/a>。因此，即使是接納首批中歐國家加入歐盟也不可能早於2002年，或許還要晚一些。然而，當北約首批三個新成員加入歐盟後，歐盟和北約都必然會把接納波羅的海國家、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最終還可能有烏克蘭）的問題提上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最終入盟的前景已在對未來的成員國的情況和行為發生建設性影響。意識到歐盟或北約均不希望被成員國之間在少數民族權益或領土要求方面的更多衝突所困擾（士耳其與希臘的爭端已經夠麻煩了），已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受到必要推動，力爭達成符合歐洲委員會制定的標準的妥協。只有民主國家才有資格入盟這一更為籠統的原則，也在發生著同樣的作用。要求不被遺棄在北約和歐盟的外面的願望，正在對新興的民主國家產生著有力的重要影響。
不管怎麼說，歐洲的政治聯合與安全不可分割，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作為一個實際問題，如果不同美國達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實上便很難想像有什麼真正聯合的歐洲。由此而論，有資格開始並被邀請同歐盟進行入盟談判的那些國家，從此時起也應自然而然地被視為事實上已被置於北約的假定保護之下。
與之相適應，擴展歐洲和擴大跨大西洋安全體系的過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慮的階段向前發展。假定美國和西歐始終如一地履行承諾，則一個純屬推測但又謹慎地符合實際的發展階段時間表也許可以開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歐新成員國將被接納加入北約，儘管它們加入歐盟的時間可能不會早於2002或2003年。
2．同時，歐盟將啟動與波羅的海國家的入盟談判，北約同樣也將開始運作以解決波羅的海國家和羅馬尼亞加入的問題。這些國家可能於2005年完成加入北約的程序。在此階段的某個時候，其他巴爾幹國家也可能成為加入的對象。
3．波羅的海國家加入北約可能會激勵瑞典和芬蘭考慮加入北約。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間的某個時候，烏克蘭應能隨時與歐盟和北約開始認真的談判，特別是如果在這段時間中該國在國內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並成功地被外界更為明確地認定為一個中歐國家。
同時，法國－德國－波蘭三方在歐盟和北約框架內的合作可能已大大加深，特別是在防務領域。這種合作可能成為任何擴大了的歐洲安全安排的西方核心，這一安全安排最終可能將俄羅斯和烏克蘭也包括進來。鑒於德國和波蘭在烏克蘭獨立問題上有特殊的地緣政治利益，烏克蘭最終很可能也被逐漸吸納進法國－德國－波蘭的特殊關係。到2010年時，包括2億3千萬人口的法國一德國一波蘭一烏克蘭政治合作關係可能演化成一種加大歐洲地緣戰略縱深的夥伴關係
上述情景究竟是以平和方式還是在與俄羅斯關係日趨緊張的背景下出現，事關重大。應不斷地向俄羅斯作出保證歐洲的大門對俄國是敞開的，就像最終加入擴大的跨大西洋安全體系和也許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加入新的跨歐亞安全體系的大門對俄國是敞開的一樣。為使這些保證言而有信，應有意識地推進俄羅斯與歐洲在各個領域內的各種合作聯繫。（俄羅斯同歐洲的關係及烏克蘭在這方面的作用將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討。）
倘若歐洲在統一和擴展方面以及俄羅斯與此同時在鞏固民主和社會現代化方面均取得成功，則俄羅斯在某個時候也可以有資格與歐洲結成更牢固的關係。這又將使跨大西洋安全體系與跨歐亞大陸安全體系的最終合併成為可能。然而，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提出俄羅斯正式入盟的問題。如果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理由的話，這恰恰是不能毫無意義地對俄國關閉各種大門的另一個原因。
最後要說的是，伴隨著雅爾塔歐洲的消失，還必須使凡爾賽歐洲不再重現。歐洲分裂狀態的結束不應成為將歐洲推回到眾多民族國家爭吵不休的狀態的一個步驟，而應是一個出發點，營造一個因北約擴大而得以加強、因與俄羅斯的建設性安全關係而更加安全且幅員更大和日益統一的歐洲。因此，美國在歐洲的主要地緣戰略目標可極其簡明地歸納為：通過更加真實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來鞏固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橋頭堡，以便使擴大中的歐洲成為向歐亞大陸傳送國際民主與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
註：
〔1〕例如在下列組織的總預算中，德國出資的比例分別為：歐盟28．5％；北約22．8％；聯合國8．93％。此外，它還是世界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最大股東。
〔2〕轉引自1996年8月12日《觀察家報》。
〔3〕參閱他所著《歐洲史：從比利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
〔4〕1996年8月2日，黑體是引用者所加。
〔5〕值得注意的是，芬蘭和瑞典具有影響的輿論都已開始討論與北約結盟的可能性。1996年5月，瑞典媒體報道，芬蘭國防部隊司令員提出了北約在北歐領土上作一些部署的可能性。1996年8月，瑞典議會國防委員會在一項表明要逐步與北約開展更密切的安全合作的決定中建議瑞典加入只有北約成員國參加的西歐軍備集團（WE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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