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肯尼迪曾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那魯大學歷史學教授。1987年他出版《大國的興衰》，引起廣泛的關注，成為名列前茅的暢銷書。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回顧500年來世界各大國興亡盛衰的原因和規律，展望本世紀末和21世紀世界各主要大國的地位和國際關係格局變化的前景。這裡選錄的是該書第八章《走向21世紀》中的第一節。
本章的標題不僅意味著年表上的變遷，而且更重要的還意味著方法論上的變化。即使是剛剛過去的事情也可謂歷史。雖然偏見和資料來源等方面的問題使10年前的歷史學家「難以區分短暫因素和根本原因」，但是他仍然是根據同一個學術規則來進行研究的。然而，那些關於現今如何演變成未來的文章，即使它們所談的是已經形成的趨勢，也不能自稱是在寫歷史事實。在這方面，不僅使用的原始材料不同（包括從根據檔案材料寫成的專著到對經濟的預測和對政治的推測），而且也無法假設所寫的是否正確。即使在處理「歷史事實」方面也常有許多方法上的困難，但像大公被謀殺或某一次軍事失敗這類歷史事件確曾發生過，而人們談論未來的事情就沒有這樣肯定。不可預測的事件、純粹的意外事故以及某種趨勢的中止，這些都可以推翻似是最有道理的預測。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這個預言家純粹是走運。
那麼，下面要談的只能是暫時性的和推測性的，其根據是對當今全球經濟和戰略的趨勢如何發展進行合乎情理的推論，但是不能保證所有這些（或任何一部分）將會發生。過去幾年國際市場上出現的美元價值的螺旋式變化和1984年後石油價格的暴跌（這種暴跌對蘇聯、日本和石油輸出國組織有著不同的影響），很好地告誡人們不要從經濟趨勢中引出結論。政治和外交的世界從來就不是沿著一條直線發展的。許多涉及當代事務的著作，其最後一章往往僅在幾年之後，就不得不根據事後的認識進行修改。現在這一章以後如仍能保持完好如初，那將令人感到驚奇。
也許瞭解未來的最好方法是簡要回顧一下過去5個世紀以來大國的興盛和衰落。本書的論點是，世界上存在一種促進變化的原動力，它主要受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推動，進而影響著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軍事力量以及每個國家和帝國的地位。這種全球性經濟變化的速度並不是一致的，這主要是因為技術革新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本身是沒有規律的，它受多種條件的制約，既包括個別發明者和企業家所處的環境、也包括氣候、疾病、戰爭、地理、社會結構等因素。同樣，世界上不同的地區和社會都曾經歷了一個或快或慢的增長速度，這不僅取決於技術、生產和貿易方式的變化，而且也取決於它們對採用新方式增加產量和財富的接受能力。當世界上某些地區崛起時，另一些地區卻相對或（有時）絕對落後。這些都不足為奇。由於人類對改善自身條件具有天生的幹勁，所以世界從未靜止不前。從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出現的智慧上的飛躍，而後又受到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時期產生的「精密科學」的促進，這正意味著這種促進變化的動力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更加具有自我持續力。
本書的第二個主要論點是，這種不平衡的經濟增長速度對各個國家相對的軍事實力和戰略地位產生了重大的長期影響。同樣，這也不足為奇，而且過去已經多次談到這一論點，儘管強調的重點和表述的形式也許有所不同。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斯時代才懂得「沒有什麼比陸軍和海軍更依賴於經濟條件」。軍事實力依賴於充足的財富，而充足的財富來源於強盛的生產基礎、健全的財政和高級的技術。這一點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和今天的五角大樓來說，都是同樣清楚的。如前所述，經濟繁榮並不總是或立刻可以轉化為有效的軍事力量，因為這還有賴於許多其他因素：從地理和民族士氣，到指揮才略和戰術能力。儘管如此，事實仍然是，所有世界軍事力量對比的主要變化都發生在生產力對比變化之後，而且在國際體系中不同帝國和國家的興衰都被主要大國戰爭的結果所確認，在這些戰爭中，勝利總是屬於擁有最多物質資源的一方。
下面要談的均是推測而不是歷史，因此它是基於一種似乎有道理的假設，即過去5個世紀以來的總趨勢可能會繼續發展下去。不論國際體系是否曾一度被6個或兩個大國所統治，這種體系一直是處於混亂狀態，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權威高於主權的、利己的民族國家。在每一個特殊的階段，某些國家在世俗權力中佔有的相對比重或是增大或是縮小。這個世界在1987年或2000年不再可能像1870年或1660年那樣保持凍結狀態。相反，某些經濟學家還會審辯說，國際生產和貿易的結構正在發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的變化：農產品和原材料產品的相對價值正在下降；工業生產正在與工業「就業」相分離；知識密集型產品在所有先進社會中正在佔據主導地位；世界資本流動正在逐漸脫離貿易方式。所有這些以及許多新的科學發展，必然對國際事務產生影響。總之，在沒有不可抗力的干預或災難性的核戰爭爆發的情況下，將繼續存在一種世界力量的推動力，它主要是受技術和經濟變化的推動。如果對計算機、機器人、生物工程等新技術可能產生的影響所作的樂觀預測是正確的話，而且，如果有關對第三世界部分地區的「綠色革命」可能成功的預測也證明是正確的話（這種預測包括印度和中國成為長期的糧食純出口國），那麼到了21世紀初，整個世界會變得更加富饒。即使技術領域缺少戲劇性的進展，經濟增長也是可能出現的。人口模式的變化及其對需求的影響將會確保上述情況發生；利用更尖端的技術開發原材料也會做到這一點。
同樣清楚的是，這種增長將是不平衡的，此處快些，彼處慢些，這取決於變化的條件，正是這一因素而不是別的原因，使得下面作出的預測具有很大的臨時性。因為，誰也不能保證過去40年使人印象深刻的日本經濟擴張在今後20年將繼續下去。鑒於蘇聯經濟政策和機制發生的變化，這個國家自從60年代以來一直下降的增長率，到90年代再次出現上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據目前的趨勢，上述兩種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換句話說，如果從現在到21世紀初確實發生日本停滯不前和蘇聯經濟繁榮，那麼這種情況的出現只能是由於環境和政策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應比根據現有跡象所作的合理的假設要激烈得多。對15年或25年後的世界情況進行估計可能會出現差錯，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因此寧願選擇難以置信的結果而不去根據當前事態的廣泛發展提出合理的期望。
例如，人們有理由期待一個今天為世人熟知的「全球趨勢」，即太平洋地區的崛起，將可能繼續下去，這正是因為這一崛起有著非常廣泛的基礎。它不僅包括作為經濟火車頭的日本，而且還包括那個正在發生迅速變化的巨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包括繁榮和已建成的工業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且也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亞洲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台灣、南朝鮮、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較大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其中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再擴大一些，還包括美國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這一廣大地區的經濟增長是由如下各種因素巧妙組合而促成的：出口型社會的工業生產率引人注目的增長，這一增長轉過來導致了外貿、航運和金融服務業的巨大增長；在更新的技術領域以及在較廉價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取得的顯著進展；在以高於人口增長的速度提高農業產量（特別是穀物和牲畜）方面作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這些成就每項都互為作用，相得益彰，其產生的經濟增長速度近年來使得傳統的西方大國以及經互會國家的增長速度顯得大為遜色。
例如，1960年亞太國家（不包括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占世界總產值的7．8％；到了1982年剛翻了一番多，達到16．4％。從那時起，這個地區的增長率就以空前的幅度超過歐洲、美國和蘇聯。到了2000年，這個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產值的比例很有可能超過20％，與歐洲或美國持平。就是以比過去25年「小得多」的增長率發展，它也會取得上述成就。太平洋流域的活力也可從同一時期美國國內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中感覺到。1960年，美國與亞太地區的貿易僅佔其與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貿易的48％，但是到了1983年則達到美歐貿易的122％。這一變化伴隨著美國臨太平洋地區出現的人口和收入的再分配。儘管會出現某一個國家的增長放慢，或者某些問題影響著某一特定工業，然而，這一總的趨勢明顯將繼續下去。因此，毫不奇怪，一位經濟專家曾懷有信心地預言,現在占世界總產值43％的整個太平洋地區,到2000年將穩佔50％。他的結論是，「隨著太平洋地區在世界經濟力量中佔據了一個主要中心位置，世界經濟的重心正在迅速向亞太地區轉移。」當然，自19世紀以來，這一類言論已經耳熟能詳。但是，只有自1960年以來這個地區的貿易和生產力出現了大幅度增長，這一預言才成為現實。
同樣，也有理由設想今後幾十年一個遠不吸引人但卻更為廣泛的趨勢將會繼續下去：這就是軍備競賽開支的螺旋式上升，它受到新式武器系統昂貴的費用和國際性競爭的推動。人們看到，「歷史上幾個不變的因素之一，就是軍事開支的規模一直呈上升趨勢」。倘若在武器技術更新還較慢的18世紀，戰爭和軍備競賽已是這樣的話（即使出現某些短期波動），那麼在本世紀則更是如此，即使是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今天每一種新一代的戰鬥機、軍艦和坦克的昂貴費用都遠遠超過以前的同類武器。愛德華七世時代的政治家們對一艘1914年以前的戰列艦造價250萬英鎊都會感到吃驚，如果得知今天這種戰列艦將耗費英國海軍1．2億英鎊，而更換一艘護衛艦耗資則更大，他們一定會瞠目結舌。在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議員很情願為數千架B－17轟炸機撥款，現在可以理解他們會在五角大樓的估價面前退縮：僅100架新型B－1轟炸機就要耗資2000多億美元。所有領域都呈現出一種螺旋式上升的趨勢：
轟炸機的造價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200倍。戰鬥機超過第二次大戰時的100倍或者更多。航空母艦和主戰坦克分別是二次大戰時的2倍和15倍。在二次大戰期間6級潛水艇每噸造價為5500美元，如今，一艘三叉乾潛艇每噸造價達160萬美元。
使這些問題更加複雜的是，今天的軍火工業顯然正在日益脫離商業性和自由市場式的製造業。前者通常集中在少數幾個龐大的公司中，它們與本國的國防部享有特殊的關係（不論是在美國、英國還是在法國，在實行指令性經濟的蘇聯更是如此），它們的產品往往因國家予以特殊的合同和提供成本超支擔保而免受市場機制的影響，它們產品的唯一消費者只有國家（和友好國家）。而後者，即使是像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這樣的大公司，也不得不為能在多變的國內外市場上僅僅贏得一席之地而對付無情的競爭。在國內外市場上，產品的質量、消費者的喜好以及價格是至關重要的因素。軍人渴望得到目前工藝水平所能生產的最先進的武器，以使其部隊能夠在任何可能（如果有時是非常不可能）的作戰形勢中戰鬥，前者受到這種願望的驅使，生產出的產品越來越昂貴、精密，而數量越來越少。後者在對家用產品或辦公計算機的最初樣品進行首次大量投資之後，由於市場競爭和大規模生產的原因，需要降低其平均單位成本。雖然自19世紀末期以來，在新技術和科學發展上出現的爆炸形勢確實不可避免地使軍火製造商與政府建立了一種背離「自由市場」準則的關係，但這種關係今天的、發展速度是令人驚異的。各種關於美國「軍事改變」的建議也許會防止出現那些好挖苦的人所預言的結果，即在2020年，一架飛機的造價就可以吞噬掉五角大樓的整個預算。但是，即使是這些努力也不可能改變以越來越高的造價生產越來越少的武器的趨勢。
儘管上述情況當然主要是由於武器不斷的和不可避免的高精尖化所造成的（如現代戰鬥機大約有10萬個零部件），但它也是不間斷地在陸地、海上、水下、空中和外空進行軍備競賽的結果。如果說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北約國家和華約國家（由於兩個超級大國的緣故，這兩大條約集團在軍備上的投資幾乎占世界的80％，擁有的飛機和艦船占世界的60％一70％），那麼在中東、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從伊朗至朝鮮的廣大亞洲地區，還有一些較小規模但仍不容忽視的軍備競賽（更不用說戰爭了）。其後果是第三世界軍費開支爆炸性的增長（甚至對最窮的政權也是如此），以及對這些國家的武器銷售和轉讓大規模的增加。1984年，全世界武器進口總額達350億美元之巨，超過了世界穀物貿易總額（330億美元）。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全世界軍費開支總額約達9400億美元，剛好超過本星球上較貧窮的那一半人口的總收入。而且，武器開支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世界經濟和大多數國家經濟的增長速度。在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是美國和蘇聯，它們每年各自用於國防的費甩大大超過2500億美元，而且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將此項費用增至3000億美元以上。在大多數國家，武裝力量的開支在政府預算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日益增大，對它起制約作用的只有經濟的乏力和硬通貨的短缺等因素，而不是靠要削減武器開支的真誠許諾（僅有極少數國家的動機例外，如日本和盧森堡）。正如國際形勢趨向研究所所稱，「世界經濟的軍事化」正在以超過過去30年的速度向前推進。
不均衡的增長模式（其特點是全球生產力對比向太平洋流域傾斜）和武器及武裝力量費用螺旋式的上升，這兩種趨勢當然是各自獨立地發展的。但是同時，這兩種趨勢顯然越來越可能相互影響，而且它們確實已經是這樣。兩者都受到那個促使技術和工業變化的原動力的推動（即使個別軍備競賽也有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動機）。兩者都對國民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前者通過促使財富和生產力以較快或較慢的速度增長，並使一些社會的繁榮超過另一些社會來發揮其影響；後者的影響是通過消耗國家的資源來實現的，衡量這種消耗不僅要看資本投資和原材料，而且（也許甚至更重要的）要看與商業性和出口型經濟增長相比，從事國防生產的科學家、工程師和研製人員所佔的比重如何。儘管有人宣稱國防開支能產生某種商品經濟的副產品，但看來越來越難以反駁這樣一種觀點：過多的武器開支將會損害經濟增長。當今軍事投資過多的國家所經歷的困難，只不過是在重複當年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國和希特勒的德國所經歷的困難。龐大的軍事權力機構猶如一個巨大的紀念碑，對敏感的觀眾可謂堂而皇之，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這裡指生產力較高的國民經濟），將來就有倒塌的危險。
因此，再進一步講，這兩種趨勢都具有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一個國家出現低速增長，可能會壓抑公眾士氣，引起不滿，加劇關於國家支出重點的討論；另一方面，技術和工業的迅速發展也將產生影響，對迄今還未實現工業化的社會尤為如此。就大規模的軍備開支而言，它可以使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工業受益；但它也能導致社會另一些集團所享有的資源向別處轉移，而且它還會使這個國家的經濟無力應付別國的商業挑戰。除非敵人馬上兵臨城下，否則高額國防開支在本世紀幾乎總是挑起「大炮與黃油」的爭論。它引起了在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之間建立合理關係的辯論，雖然這類辯論是在不大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對我們來說這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因此，今天逼近的緊張局面在歷史上並非第一次出現，這種緊張局面表現在一國既要生存於二個無秩序的軍事政治世界，又要生存於一個任其自由發展的經濟世界。同時還表現在一國一方面要謀求戰略安全，其特徵是投資發展最新式的武器系統和將大部分國家資源用於武裝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尋求經濟安全，其特徵是增進國家繁榮，這種繁榮有賴於經濟增長（這種增長又來源於新的生產方式和財富的創造），還有賴於生產的增長和旺盛的國內外需求，所有這些都會因過度的軍備開支而受到損害。正因為軍事權勢集團過重的軍費會減慢經濟增長率並導致一國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下降，進而導致財富的下降，再進一步還會導致權力的下降，因此，全部問題是一個如何平衡靠龐大的國防力量支撐的短期安全與使生產和收入得到增長的長期安全的問題。
由於宣揚存在著各種可供選擇的競爭「模式」，上述相互衝突的目標之間出現的緊張現象也許在20世紀後期顯得尤為尖銳。一方面，存在一些非常成功的「貿易國（地區）」，它們主要在亞洲，如日本和香港，但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利用了1945年以來世界生產的大發展和商業上相互依存的不斷加深，它們的對外政策強調與其他社會建立和平的貿易關係。所以，它們都謀求使國防開支保持在與維持其國家主權相適應的盡可能低的水平，從而省出資源用於更多的國內消費和資本投資。另一方面，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軍事化」經濟，如東南亞的越南；處於長期交戰中的伊朗和伊拉克；近東的以色列及對其提防的鄰國；還有蘇聯本身，它們每年都把本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以上（有一些國家更多）用於國防開支。它們雖確信這一水平的開支對確保軍事安全是必要的，但是顯然要承受因資源未用於生產與和平目的而帶來的痛苦。在商業國和好戰國這兩極之間，還存在著這個星球的其餘大多數國家，它們不相信這個世界是一個如此安全的地方，以致可以把軍費開支削減到日本那樣異常低的水平，但是它們一般也對大規模的軍備開支帶來的昂貴的經濟和社會代價感到憂慮，而且也意識到在短期軍事安全和長期經濟安全之間存在著某種取捨關係。對那些擁有廣泛的、難以推卸的海外軍事義務的國家來說（再次與日本形成對照），問題就更複雜了。此外，在許多主要大國中，政策計劃者們都敏銳地意識到，他們不僅要權衡螺旋式上升的武器費用與生產投資的關係，而且還要權衡這種費用與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的關係（在它們國家的整個人口年齡不斷老化的情況下尤為如此）。這使得如何安排開支的優先順序成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的工作。
當世界走向21世紀的時候，多數政府機構（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需要具有三重本領：既要為其國家利益提供軍事安全（或者其他可行的替代安全），又要滿足其公民的社會經濟需求，同時還要保證持續的增長。不論是從其積極意義上講，即負擔當前大炮和黃油所需的費用，還是從其消極意義上看，即避免出現將來可能會損害其人民的軍事和經濟安全的相對的經濟下降，這最後一個本領都是十分重要的，鑒於技術和貿易方面不均衡的變化速度和國際政治方面不可預測的動盪，要在一個不間斷的時期裡全部掌握上述三種本領將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然而，掌握前兩種本領（或其任何一種）而未獲第三種本領，將會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裡不可避免地導致相對的失利。這正是所有低速增長社會的命運，這些社會未能根據世界力量的變化來進行調整。正如一個經濟學家清醒地指出的那樣，「很難想像，一個生產力增長在過去一個世紀落後於其他國家1％的國家（如英國），會從它不可爭議的世界工業的領袖地位淪落到今天的平庸經濟地位，但它畢竟還是發生了」。
關於主要國家看來如何較好地（或較壞地）準備去完成上述任務將是本章其餘部分要談的重點。幾乎無需強調這一點，即由於在國際開支及軍事安全、社會及消費者的需求以及投資發展這三方面的各種需求之間存在一種爭奪資源的三角競爭，因此對這種緊張現象還沒有萬全之策。也許最多只能做到使這三種目標保持大體上的協調，但到底怎樣實現這種平衡則總是要受國家環境的強烈影響，而不是受一些有關平衡的理論定義的影響。一個被敵對的鄰國包圍的國家將比一個其國民相對未感受到威脅的國家更認為應該把更多的資源用於軍事安全；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對負擔大炮和黃油的費用會覺得更容易些；一個為了趕上別的國家而致力於經濟發展的社會與一個處於戰爭邊緣的社會相比，將會有不同的發展重點。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都使一個國家的「治國方略」難以與另一個國家完全相同。然而，基本的觀點仍然成立，即如果在國防、消費和投資這三個相互競爭的需求之間缺少一個大體的平衡，一個大國就不可能長期保持其大國地位。
劉曉明 譯
（選自《大國的興衰》，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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