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發表於1950年,時隔這半個世紀,文中的警告相當一部分已成事實,更大的危機出現在人類面前。赫胥黎(1894一1963)這位博學的英國作家,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是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的孫子,他的哥哥是以研究進化論聞名的科學家--朱裡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創作曾被目為「第一次大戰後作品最富樂觀性的第一人」,但當他沉靜地剖析人類的當下生存狀態時,他的「樂觀」變成了「憂患」;也許,只有產生危機意識,人類才有可能趨向於完善。
人類目前正處於危機時代,這危機存在於兩個層次上。即較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危機及較低層次的人口、生態學危機。國際會議及報紙上所討論的是較高層次的危機,導致這危機的直接原因是民族集團間的權力競爭,他們都擁有或希望擁有利用戰爭以破壞對方經濟力的廣泛手段。至於人口或世界資源等低層次的危機,報紙、電台、或較重要的會議幾乎都未加討論,三大國--或四大國--也均未注意及此。這些事項大都委之於沒有實際權力的下級委員所組成的健康、糧食問題之類的委員會議。他們把全部精力都花費在解決人際關係的矛盾問題上。可是,低層次危機實與政治經濟危機同樣深刻嚴重。高層次危機如果不與以宇宙論、生物學為基礎而形成的問題共同研究,終究無法解決。忽視這項原則,低層次危機將使政治經濟問題逐漸惡化。如果只將精力與注意力集中於政治論與經濟論,那麼,不但難以解決低層次的問題,甚至根本不可能解決。下面我所要提出的問題,重點在討論低層次危機的某些層面,而其根底處則在提出:一個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已如何影響或將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及民族的行動。
以前曾一度流行過這樣一句話:「富裕中的貧困」,意思是說:地球上本來蘊含有豐富的資源,足以供給目前人口或未來增加的人口衣食住之所需,可使人人不虞匱乏,現在人類所以悲慘的原因,實來自完全錯誤的生產方法及更為錯誤的分配方式。無論是修正通貨、無限制資本主義、配給制度或*(左�ルk系)所想到的有效治療法都行,只要徹底付諸實施,就能使全人類生活在幸福中,像童話裡的王子、公主一樣。匱乏與饑謹也將變為富裕,全地球勢必成為一個的廣大的「糖果之國。」
這種奇跡可由政治、經濟的計劃予以實現,但從這類高層次的探討轉移到生物、生態學所發生的問題研究時,我們的樂觀似乎是太早了一點。我們找到的不是「富裕中的貧困」而是「貧困中的貧困」。世界資源對世界人口而言並不充裕。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才不到22.5億,生產糧食的地區大約有40億英畝,據營養學家計算,要供給一個人所需的充分糧食,即需有2.5英畝的土地。按這比例來說,縱使生產糧食所用的土地全是肥沃之地--其實大部分土地都很貧瘠--也難以保證目前的人口都能有足夠的食物。事實上,要保證世界上22.5億男女老幼都有足夠的食物,勢必供應比現在多兩倍的糧食。但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臻。前美國公共衛生局長托瑪斯·巴蘭博士稱:「縱使糧食生產能夠增加到最大限量,在這數十年內,仍然無法供應最低限量的足夠食物。」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人口仍在繼續增加--大約以十年中增加2億的比率--這意謂著在糧食供應能夠增加兩倍之前,要供給的人口已非22.5億,而是30億以上了。當然,在這期間內,一切事物、技術都將精進,但糧食不足的問題仍會和今天同樣深刻而廣泛。
此外,隨人口之增加,土地也相對貧瘠。福特·謝巴德在《食物與饑謹》中寫道:「近代人創造了兩種足以消滅文明的方法:一為原子戰爭,一為世界性的土壤侵蝕。在這兩種方法中,土壤侵蝕具有更惡劣的破壞性。戰爭破壞文明母體的社會環境。土壤侵蝕則破壞了它的基礎--自然環境。換言之,原子戰爭會破壞某種特定文明--例如西歐式或產業式的變種文明。但土壤侵蝕若不加以防止,卻會消滅任何文明發生的可能性。」
人對環境所犯的罪行一覽表冗長而且陰鬱。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繼續擴大,赤道地區,人所能居住的山地與高原,正急速遭受侵蝕,而南部平原是一片逐漸缺草的黃土地帶。中美洲將繼續變成沙漠,南美的多數地區,因山坡傾斜度太大,土壤將會流入水中。澳洲和美國的廣大沙土地帶,乾燥期過長,土壤就會被風吹散。亞洲也會陷入同樣可歎的狀態。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種愈發頻仍,終至貧瘠無用。在逐漸擴大、深化的自然貧困中,人類的貧困也逐漸擴大、深化。
現在必須考慮的是:這個難以應付的生物學現象已如何影響或將如何影響我們在國內及國際政治上的行動?
低層次危機的本質,勢必花費極長的時間去加以排除,目前所能作的,充其量只是緩和較危險的徵兆以及製作純病因學的處置計劃。
上文已述,任何國家或社會中的出生率差距,都會導致全體居民的品質低落,但在這種影響尚未明顯化之前,實在很難預測其發展,現在暫時只能以提出問題為滿足。在優秀人才減少、低能者增加的社會中,民主制度可能推進嗎?這答案也許將留待50年後的子孫。在這段期間,可能找到一種新的方法,加以培養,以便從逐漸趨於劣化的人群中,選出其最善者。同時盡可能找出一種方法,使先天稟賦優越者能盡量繁衍子孫。
當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而其鄰國的出生率都偏高時,以目前的世界結構而論,多少將使和平受到威協。無論我們在表面上多麼頌揚「信仰」,20世紀人類真正有力的宗教仍是國家主義式的偶像崇拜。名義上,我們是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猶太教徒。但事實上,大家所信的都並非一神,而是50甚至60個神。其中任何一個都是其餘諸神之敵,至少有為敵之可能。凡沒有國教的國家,公立學校中所教的唯一宗教就是「神秘主義」式的地域性意識形態--亦即對國旗敬禮、對國家或其統制者之崇拜、對部定歷史書所載民族英雄之讚美。歷史上偶發事件中的人與事,或被當作神,或被視為永恆而具有普遍確實性的原理。從童稚時期開始,市民們就被灌輸以擴展地域性偶像之榮光作為個人最高義務之理念。但這種榮光主要與政軍力量有關,因此擔當國家主義義務的個人,難免會傷害到若干同類。在國家主義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勢的變動都會引起戰爭,勢力強的國家將採取侵略手段,較弱者則取守勢或防禦手段。這種情況,在工業化程度相似的兩國中,經常會在一方人口增加、年輕活潑,而另一方人口減少、逐漸老化、知能低落的狀況下產生。
不僅在國與國間的比較上人口會有增減,即使對自然資源而言,亦有相對增減。如前所述,世界大部分地區,人口與資源的關係已經惡化,將來也許更甚。這個廣大貧困中的廣大貧困,將會不斷地威脅和平,而且亦將對民主制度與個人自由構成威脅。人口過剩與自由是不能並存的,人口與資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數人難以獲得生活所需,勞動者比物品多,個人不得不為微薄的薪俸而長期工作,從不友善的大自然或不友善的人(他們掌有政經大權)手中,保護自己可憐的收益,甚至無法擁有一點剩餘的購買力。所謂民主主義是指任何受雇者均有對僱主說「不」的權利,可是如果受雇者已失去得罪僱主仍可得食之自信,他們就無法說「不」。為了生存的保障,必須有生產足供家庭之所需,或者預先存儲以前的薪俸,或有向新開發地移民的機會。20世紀是人口過剩的時代,只有孩子才會認為民主制度可行於印度,而德國會加入民主國家的陣營。按目前情況,整個亞洲及大部分歐洲,尤其在德國,人口與天然資源間的關係,都已陷入絕望的不利之境。因此,民主制度無法生根、發展,實為最現實的問題。人口過剩的國家,幾乎沒有在經濟上可以獨立的個人,也幾乎沒有人能積存購買力,更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在人口已對天然資源造成強大壓力的國家中,就整體而言,經濟狀況是非常不穩定的,資本、勞動、生產及消費均由政府統制,乃不可避免之事。20世紀成為高度中央集權及全體主義專制的時代,決非偶然。馬爾薩斯的理論將成事實,政治制度無可避免地會走向全體主義。在民主傳統尚稱堅厚的西歐,新的全體主義大抵是博愛、人道的。這幾近絕對性的權力使掌握它的政治家趨於腐化,究竟要花費多少時間,不久當可分曉。
世界性的政經危機,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潛伏的生態學危機。幾乎沒有一國家保持了人口與資源的平衡。自然本具有恢復其均衡的獨特方法。但如果將此法用在20世紀生活方式下的人類身上,那麼,不僅會導致深刻、廣泛的悲慘狀況,而且終致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文明。因此,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使生物學的事實與人之價值言歸於好。
首先應作的事就是普遍產生危機意識,我們應把握任何機會說出下列諸項事實:人是他自己本身的「火星人」;地球遭受的侵略已經開始;敵人及其犧牲者的兵力同時增強的新銳部隊已著著進逼。此外,還要認真呼籲:任何激進的革命行動都無法解消火星人入侵所產生的悲慘狀況。因人口過剩與土地侵蝕而造成的破壞,其進行方式並非與政治層次的破壞相類。國際間為共同應付生態學及農業層危機所作的嘗試,也許會對國際政治關係給予間接的好影響。就解決低層次危機而言,向地球上各國國民強迫推行某一種類的政策,並無益處。甚至會妨害為解決此危機所作的努力,而更增應該予以防止的悲慘程度。解決低層次危機的方法有二:限制世界人口、恢復並增加地球土壤的肥沃度以增產糧食。
人類不能僅靠麵包維生,但更不能僅靠理想維生。例如對印度人談論人權與四大自由,可說實在是一殘酷的笑談。在2/3的國民30歲前即因營養失調而死,但又每20年即增加5000萬人的國度裡,大部分人民是既沒有任何權利也沒有任何自由的,「世界的大悲劇」將因暴虐行為而更加惡化,已無法用好聽的饒舌之辭予以緩和。要克服悲慘狀況,只有針對其原因展開知性攻勢。
即使降低目前世界的出生率最後終能獲得意見上的一致。而且可以從明天就付諸行動,但因可能生育年齡層的人,仍然非常之多,儘管出生率已降低,人口總數仍然會繼續增加到本世紀末。以最好的情況估計,在世界人口開始減少之前,至少還會增加30億。這表示不論發生任何事件,未來的半世紀將成為政治、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代。如果世界人口政策達成協議,又能在最近的將來付諸實施,仍需花費2000年的時光,才能認為危機已逐漸減輕。假如政策不被採用,那麼,除非發生奇跡,危機將會長期持續下去。目前,在我們所能判斷的範圍內,人類超乎尋常的不安與困難處境,似乎還需綿延兩三世代以上,除非迅速實施適當的人口政策,以縮短這危機時期。但在這項人口問題中,我們遭遇到兩難式的困局,利弊難以兼顧。就生物學、歷史學看,大家庭比小家庭正常,生產五至六個子女的女性比受人工限制僅生產一至二人的更「近乎自然」。而近40年來,出生率急降的國家,神經症與精神異常的發生率均顯著增加。究其原因,部分或為與近年出生率低落有關之工業化與都市化,另一部分原因則為:限制生育制度之下的性生活與家庭形態,在某種意義上造成成人與孩童的極端不滿。就生物學意義而論,人類之正常行動常是近代文明之犧牲品,因此,我們經常會感覺到缺少調整與均衡。但是,反過來說,一旦生物學上之正常行動不為近代文明犧牲時,我們將更會飢餓,更缺少自由,並更易陷入戰爭與革命的危機中,兩者之間,究竟何去何從?依我個人之見,寧取前者。人口過剩將隨之而產生壓搾式的農業、專制政治、大量屠殺……往往造成難以復元的悲劇局面。而因限制生育產生的禍害,有的可用適當的藥物加以治療,有的則可以適當的社會手段防止其增長擴大。以生物學觀點論,違背自然的行動,常會帶來危險,但在今日的世界裡,已知用衛生學、殺蟲劑、抗生素、假齒等來改變人類自然死亡的習性。限制生育所引起的危機,不會比順應自然生育習性所導致的危機更大。我們必需扼止帶來死亡的力量,同樣,也必需壓制帶來過多的生命之力,否則,必將造成人口過剩、人與環境之不均衡、地球資源全面性之破壞、饑謹、革命、戰爭與毀滅。如果下水道、金黴素、義齒是必需品,那麼,限制生育,實行世界人口政策,更是緊要迫切。但不幸的是我們不能希望收立竿見影之效。只有在這段等待期間,先著手抑制土地侵蝕、保持土壤肥沃度及增加糧食。
目前,大部分國家的國民都無力單獨擔負這些工作,他們每天淒淒惶惶只企求能用手養口,但「口」永遠在增多,加大,「手」則必須從面積有限的瘠土中獲取更多的糧食,因而加速了土地的破壞。這樣的國民已無時間、土地及資源之餘裕可言,他們從土地中生產出來的東西,勢必用盡而後己。未來的肥沃必須成為現在飢餓的犧牲品,在負荷人口重壓的國家中,「自我保存」遂不得不通向「自我破壞」。假如西歐各國能以積極態度取代消極政策,抑制這種破壞行為的計劃當可實現,至少可先制定若干法案,首先讓受傷害的已開發土地得以恢復,其次,以與自然法則協調的方法代替現行林業與農業的毀滅。然後,盡可能發現新的供給源泉,並使之獲得發展。
實施前兩種法案所需經費固然非常龐大,但決不會超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備戰費。而且這筆經費是用在恢復被侵蝕土地的肥沃,以求在一定期間內減輕人口過剩所導致的重荷。換句話說,就是先供應一定數量的糧食給人口過剩的國家,所謂「一定數量」是指從可能毀滅土地的最大產量中減去在一定計劃下使土地休息,準備更換更佳農業方法而盡量減產的最小量,所獲得的生產數量。此外,還須拿出補助費給那些現居於易受災害的近水區居民,讓他們遷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以高薪遣送富經驗者到技術落後國家,指導當地農民健全的農耕方法,保護、管理的理論與實際工作,並製作全球土壤、氣候及天然資源的一覽表。
至於第三種法案則具有廣泛國際性研究及實驗計劃的性質,付予全世界各地召募而來的科學家、技術家發現新資源、新方法的任務,以便給同胞帶來衣食,而非虐殺。現在,先考慮一下若干可作為研討對象的明顯可能。
地球表面,在目前的條件下,不適人居之處極多。但這些地區,頗有用充分的資本與勞力加以改善的可能。當前因為開發沙漠、凍原帶、熱帶森林區等,所需經費太大,還不可能行動,但由於人口日漸增加,糧食與纖維品的需要超過供給量,總有一天,目前非經濟性的物品會成為計劃的目標,遲早由富經驗的技術人員組成的委員會將要決定下列事項:開發什麼地區、何時開發,用何種國際基金從事開發。
無論採用什麼增產方法,世界上供應糧食的絕對量,都是有前途的。就政治觀點來看,最理想的增加方式是某一特定國家不欲獨佔的增加。在國家主義影響之下,獨佔剩餘糧食,往往成為一個國家或一群同盟國家壓迫其他不受此惠弱國的武器。世界上供應糧食的理想方式是不助長目前的獨佔自然資源,所有國民都可由本國的生產品或全人類都能均等利用的資源獲得足夠維生的供給品。在當前的情況下,國際貿易是一件既可喜復可咒詛的行為,一旦國家主義之偶像崇拜,不再是人類的宗教時,國際貿易始可成為純然可喜之事。
另一方面,關於生存必需品,我們必需盡量謀求一國或一區的自給自足。要向這方向進展,首先應發展從海洋獲取更多食物的方法,目前,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往往周圍都是海,從海洋獲得的大多是魚,因為魚產量的減少,為了獲取食糧,不得不向海洋投下更多的勞力--尤其在人口增加、糧食需要量增加時更是如此。但海洋是否還能供給新的資源?海藻是否能精製為飼料或肥料?內海與江口是否可填平成為沃土?
但有的國家根本沒有通往海洋的出口,連鹽水也成為獨佔性的自然資源。我們的國際性研究委員會必須再用其他方法以謀地域性之自給自足。是否可能將瘠地改為更具生產力之養魚池?是否可能培養淡水藻類以充飼料?此外,微菌具有引起化學變化的驚人能力,是否能大量培養使充人類的糧食?獨佔礦物,就政治意義而論,似乎比獨佔糧食的供應更為危險。當一個強國的文化指向侵略時,重工業所需的煤、石油、金屬礦床將不斷成為擴張帝國主義的誘惑。假如這些資源位於弱小國家的領域內,一定招來不斷的侵略。目前當務之急是集體研究,發展一些任何國家都可應用的代用品,以取代現有的動力資源及工業製品。例如以風或陽光作為煤與石油的部分代用品,現在作為工業基礎的礦物分配並不規則,可用從海水與粘土中製成的玻璃、膠、輕金屬等作為部分的代用品。這些措施也許可解消暗藏政治危機的自然資源之獨佔。同時,我們還應盡力將工業文明從不穩的資產消費基礎,移置於更安全、更具永久性的基礎上。
我們不久即將遭遇到今後無法避免的核分裂問題。這問題的關鍵在於:核分裂對解決低層危機將有什麼幫助。在最近的將來,對遺傳學將會有偉大的貢獻。我們把種子曝曬於原子爐放射出來的加瑪射線上,可以製造出無數史無前例的變種,這些變種大多有害,但其中若干種不僅有生育的可能,而且在經濟方面亦頗有助益,例如:製造各種食物要素、在親種無法忍受的氣候條件下仍能成熟的植物、對某類疾病及寄生物具有抵抗力的種子。
就理論而言,核分裂應該可以廉價供應動力以開發那些現階段過分乾燥、寒冷、氣候激變及距離普通動力資源過遠的土地。但事實上,原子能在目前仍貴得嚇人,簡直是奢侈品,也許在今後20年內這夢想可以實現--即動力不用花錢。20年的時間並不算太早,因為到那時,地球必須供應比目前多4億的人口。另一方面,掌握政權的狂人、狂熱分子、理想主義者、愛國主義者等,都會為了政治目的而把這種新的動力資源不斷地用於侵略、保護或防衛戰爭等目標上。暫時為了獲得不算太大的利益,我們必須冒遠較利益為大的風險,這不能不令人想起巴斯卡的賭(見巴斯卡沉思錄第333節--譯者)。為了實際對付無限之大惡,我們已在極受囿限的善這方面下了賭注。國家主義已根深蒂固深植人心,政治、宗教方面意識形態之不同已與十字軍時代一樣無法和解,在這樣的世界中,帶來國際合作與和平之最高希望--也許是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救濟饑民與共同保管地球資源的國際計劃。關於這點,世界聯邦的支持者也許會提出異議:認為這些計劃如無世界政府根本難以實施,政治聯合必須列為第一優先,然後才能談到技術與經濟的合作。但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國家的政府都不願意聯合,或者,更正確地說,他們即使願意聯合,也不喜歡聯合的手段,因為,政治結合的手段常附帶有犧牲,這決非愉快之事。例如,全歐實行了政治聯合,那麼,以前由關稅保護的許多地方工業勢必為數過多,將受到政府的抑制,或因必須與效率更高、更接近原料與市場的工業競爭而被消滅。抑制過剩工業將使所有者、統治者與勞動者同樣受損,但這僅是政治聯合應付的代價之一。遙遠未來的最大利益,只有從最近將來許多相當痛苦的犧牲中見出。當然,政治聯合也可在軍事獨裁或環境壓迫下強制推行。在正常狀態下,要實施民主國家的聯合,相當困難。國民大概不會投票贊成將帶來變化的政策,因為變化常會擾亂他們的職業與習慣。就原則而論,只有在危機時代,人才會為「將來」(的善)而犧牲「現在」。一切高等宗教,對人而言,在精神上所有瞬間都存有生死問題之危機,因此信徒視「犧牲」為當然之事。但就與此完全不同層次的事實而論,在這人口過剩、土地受侵蝕的地球上,人一生所有的瞬間都可說是危機。讓大家相信人與人間的「火星侵略」及對此侵略應採取共同行動並不困難,其直接犧牲也不會太大,在遙遠或不大遙遠的未來,收穫將是具體、明晰且具魅力的。一旦團結起來之後,這對付人口過剩與土壤侵蝕等火星人軍隊的技術同盟也許會發展為政治與經濟的同盟,成為單一政府真正世界聯邦的先驅。在這段期間,若純以政治方式先組成聯邦,當然更好。雞與蛋孰先孰後,並非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盡力兩者兼得,而且愈快愈好。
黎蘊志譯
(選自《廿世紀命運與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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