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懼者生存」是一個極為正確的格言，但「懼」應該是有限度的，不能「懼」到失去生存的自信。就中國而言，要明白我們是站在一個不那麼高的起點上，不要自欺欺人地談什麼「中國的奇跡」，沒有什麼奇跡，我們是在艱難地前進，目前的成績尚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我們畢竟是在前進著。世事滄桑，無物常存，多少曾經十分強大的民族從地球上消失了，還有多少尚且苟延殘喘，但似乎已無復興之望。但是，中國畢竟沒有到那個地步，復興的希望不僅有，而且還是很大的，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美國人想「先發制人」地封殺中國的原因——如果中國真的沒希望了，美國人倒不會整天罵中國了，死老虎還有什麼打頭。畢竟，中國還有12億人呢。電影《侏羅紀公園》中那個數學家馬康姆說得好：「Lifefindsways」，意即「生靈總會找到出路」。12億生靈，難道在信息時代就找不出生存之道？但不能你等我，我等你，自己卻不去找生存之道。時間是緊迫的，信息時代很可能又要淘汰一批趕不上去的民族，我們必須有一種緊迫感，盡快找出中國在信息時代的生存之道。就此而言，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應該做些什麼呢？
中國必須擠入信息技術的高端在過去十幾年中，經濟理論界一直有所謂「趕超戰略」與「比較優勢戰略」的爭論。在信息時代「開放系統」的環境下，傳統的趕超戰略所謀求的「建立獨立與完整的工業體系」只能做降低要求的理解，因為一個國家恐怕是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自己單獨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在可預見的未來，要求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全面衝擊，必將勞民傷財，卻收效甚微，影響其它方面的發展，在總體上反而損害自身的經濟安全。然而，完全按照目前的比較優勢，滿足於低技術領域的高增長，大量製造質次價低的產品，則不僅中國的國家安全沒有保證，未來的經濟發展空間也將是十分狹小的。對於中國來說，一定要切入高科技領域，但不能全面切入，而應當選准幾個點切入，即中國要在高科技領域至少找幾個點趕超上去，在這幾個點上發揮出比較優勢，與其它國家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目前的現狀是中國完全依賴於別人，而別人並不依賴中國。
為此，國家有必要對世界科技發展方向和中國目前的能力進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結合科技、經濟、國際關係等諸方面的考慮因素，制訂出具體的，而不是泛泛空論的高科技發展規劃，並把目前積累的資金投放進去。中國在過去十幾年中獲得了高速經濟增長，但是，我們必須認清，這些增長基本上都局限在——用我碰到的一個老工程師的話說——沒有太大生命力的領域。所以，這一階段只能是作為積累向下一個目標躍進的資金的跳板。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在工業技術上的研究開發能力總體上沒有進步，甚至可以說是倒退了，而在信息時代，高科技的發展與變化如此迅速，研究開發能力是最重要的要素。
無論如何，中國都應該努力實現從靠簡單勞動賺錢向靠熟練勞動或腦力勞動賺錢的轉變。如果這個轉變完不成或完成得太慢，中國都將面臨被新技術淘汰的危險，目前的高速增長將會很快化為泡影。
重要的是創造一個有利於發展高科技的信息開放環境國家主導高科技發展往往是後進國家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不依靠國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後進國家的民間企業往往缺乏高科技開發所需的資本密集投入，以及承擔高風險、短期回報往往較少的能力，更無法抵禦先進國家大資本先發制人的扼殺。就信息技術領域而言，即使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往往也扮演著主導作用，像中國這樣的後發展國家當然就需要國家承擔更大的份額。但是，國家主導也會帶來兩方面的嚴重問題。一個問題是，目前的高科技發展過於迅速，真正重要的發明往往是誰也預見不到的。比如在十幾年前，誰也預見不到微軟和英特爾能夠佔據家用電腦市場的絕對壟斷地位，在幾年前，同樣也不會有人預見到網際網絡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並造就了一批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新公司。
因此，國家主導的高科技發展應該在科研方面主要集中於基礎理論研究，而在產業方面則主要集中於跟蹤外國已經成熟、而對中國又至關重要的一些領域。要以這種方式在產業方面開發創新技術並獲得超額利潤往往是效果並不理想的。另一個問題是，國家主導高科技發展，往往給一些廠商提供了尋租的可乘之機，也就是它們會用種種手段來謀取國家的優惠政策、特別的資金投入等，而在實際上卻並不具備發展高科技的能力。因此，除了在少數非得需要大投入，而且技術、市場已經完全成熟的，如半導體晶片等項目方面外，國家主要應該創造一個能夠讓民間企業乃至個人進入高科技領域公平競爭的環境。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創造一個發展高科技所必需的信息開放環境。當然，支持高科技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恐怕在相當程度也得依賴國家的資源投入。
中國自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對外已經是相當開放的，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有相當程度的信息開放，但是，在信息時代的今天，中國的信息開放程度還是遠遠不夠的。首先是硬件不夠。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了。這話是對的，因為中國已經有了通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出口，但是，這個出口實在是太狹小了，僅僅是中國目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極小的車流量，都會經常造成堵車。因此，國家的當務之急就是迅速擴展中國信息高速公路的路面，讓更多的人上網，以更快的速度傳輸信息。只要創造一個能夠全面迅速獲取信息的開放環境，絕不缺乏聰明才智的中國人一定會在信息空間中找到更寬廣的生存之道，而且極有可能佔據一些制高點。
記得中國某位計算機領域的大師曾經說過，中國如果能夠培養出幾個比爾·蓋茨或馬克·安迪森，就好了。但怎麼培養比爾·蓋茨和馬克·安迪森？中國具有像比爾·蓋茨或馬克·安迪森這樣的素質的人決不會太少，但美國就出了幾個，中國就一個沒出來，其間的差別就在於中國不具備美國那個用幾千億美元堆起來的發展信息技術的環境。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國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幾千億美元自己堆一個環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借助美國堆起來的這個環境，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吧。但前提是你至少要有足夠大的出口接上它的那個環境。我在前面說過，英國有人建議，由國家花錢，讓每一個9歲以上的公民都有個電子郵件地址，都能夠上網；而美國總統克林頓則在1997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到2000年每一間教室（目前是9%）和圖書館都要和網際網絡連接。中國也許確實沒有這麼多的錢，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讓10個最大城市的中學教室都與網際網絡連接，讓學習成績比較優秀的一百萬中學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網際網絡，並鼓勵讓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費與網際網絡連接呢？我沒有進行過可行性分析，但我想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如果能夠做到，中國的比爾·蓋茨自然會出來——也許比他更優秀，還不止一個。
其次是對待信息空間中的無聊及不良信息的態度問題。信息技術給人類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對於民族的生存也是至關重要。但是，它也有另一個方面，這就是在信息空間中有大量的無聊及不良信息，也許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但問題是，如果你不能容忍這些多達百分之八十的垃圾，去阻止它們的流通，則你也會大大地妨礙那百分之二十至關重要的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沒有人能夠完全準確地辨別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有用的信息，也許有一些最偉大的思想、最重要的信息恰恰就埋藏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是垃圾的信息中。因此，保證信息空間中信息的自由流動是首要的，至於那些垃圾，要有寬容它們的氣度。無庸諱言，信息空間中的有些垃圾是有可能造成一些禍害的，各國政府、教育工作者、父母們無不為之頭痛，也想了許多辦法去過濾這些有害的信息，這種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主次關係一定要擺正，保證信息自由流動是主，而過濾有害信息是次。後者只能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以不妨礙前者為度。任何想關上信息空間大門，或是中國自搞一套，與世界其他部分在信息上隔絕起來的作法無疑是民族的慢性自殺。事實上，我們不僅不應設立人為的屏障，而且還要努力去打破自然的阻隔——語言障礙，以實現信息的高速流通。
讓世界更多地瞭解中國如前所述，西方主流新聞界在世界範圍內塑造了一個妖魔化的中國形象。這使得中國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生存環境變得有些險惡。如何打破這種反中國運動，這種信息圍剿？光是給美國人說好話是不夠的。我在前面提到過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的作者之一羅斯·芒羅曾對我說，他所遇到的所有中國人都對他大談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友好，越是這麼談他越不信，越是懷疑中國人有鬼。僅僅依靠做西方權勢集團或企業界的工作也是不夠的。做他們的工作是相對容易的，他們要利益、要賺錢，現在中國還真有些利益給他們，有些錢給他們賺，他們也樂意為中國遊說。問題是，他們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西方新聞媒介的反中國運動是有公眾基礎的，新聞媒介引導公眾的反中國情緒，公眾的反中國情緒又要求新聞媒介加碼反對中國。面對這種惡性循環，中國應該怎麼辦？關上門可以把反對中國的信息關在門外，但這就更給了別人願意怎麼醜化你就怎麼醜化你的機會，而沒有人能夠為中國聲辯。對付它的辦法恰恰是把門開得更大，讓外部世界更多地瞭解中國，有許多謠言都會不攻自破。要有自信，相信中國雖然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但實際情況比西方人和海外持不同政見者所想像的要好得多；要相信自己的國民，相信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會站在自己的民族一邊。實現信息環境的全面開放，讓外國人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人在想什麼，也讓中國人知道外國的實際情況，外國人在想什麼，不僅有利於中國發展科學技術，促進經濟發展，而且有助於外交——甚至可以說，在信息時代，這才是外交的根本。
要逐步適應信息社會的網狀結構我在前面幾章論述過，信息技術要求一個網狀的社會結構——雖然層級結構不會完全消失。因此，一個社會要進入信息時代，無論是宏觀的社會結構，還是微觀的企業管理，都要逐步地適應網狀結構，這不完全是一種社會理念，而且是技術的要求，就像蒸汽機的發明大大地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結構一樣。這一轉變對於中國的難度也許要大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因為中國迄今缺少這種習慣和氛圍，而美國早就有了。從某種程度上說，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普遍地不太適應網狀結構，這在信息時代絕不是優點而是缺點。在信息時代，無論是發展經濟還是科技，一是需要完全開放的信息流通環境，二是需要能夠發揮個人創造力的完全自由的宏觀及微觀環境，這兩點是及其重要的：美國今天在高科技方面的絕對領先地位固然與其它一些條件有關，但它的高度自由的信息流通環境和行為環境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確實應該多學美國的模式，而「東亞模式」在信息時代很可能沒有前途——當然人類也應允許有多種模式的試行，中國也可以多種模式並存。但無論如何，中國在這方面確實不應再過分侈談「東亞模式的魅力」等，而應率先進入網狀結構，方能顯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具有無限的創造力與適應力的宏偉氣度。
從層級結構轉變到網狀結構，將使許多人失去頤指氣使地領導別人的快感，但如果因此而拒絕轉變，則中國必將因此而永遠落後於世界其他民族，中國人將全部被別人所「領導」。
別成為伊克人在我這本書行將完稿之際，海南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找我談論未來的信息社會。他認為，未來的信息社會將使國家消亡，世界融為一體，但這個過程決不會是平靜的，會有大變動或大決戰（廣義的，不一定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形式）發生。他說，他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數字化生存》一書的作者尼葛洛龐帝，但尼葛洛龐帝似乎根本沒有思索過這類問題，他十分失望。他問我，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接觸到過這方面的文獻、材料沒有。我說，因為這方面的問題與本書是如此地緊密相關，因而我盡了一切努力來搜集這方面的資料，但結果與他一樣，十分失望。這本不奇怪，因為我們的索求方向都是美國，而美國在信息社會中無疑地具有絕對壓倒性的地位，因而它不必擔心什麼，它的那些從事於信息技術領域的精英們就更不必擔心什麼。既然不必擔心什麼，既然信息社會對於他們來說幾乎百分之百地注定是玫瑰色的，他們為什麼要去費腦筋想這些問題呢？
但是，我們中國人得好好想想，因為我們並未完全消除被淘汰的危險。事實上，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在進行著種族或民族的淘汰，而自16世紀起，西方人依仗先進技術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將這種淘汰擴展到了全世界。皮薩羅的168人遠征隊和科爾特斯400人的遠征隊征服了整個美洲大陸，90%的土著居民在隨後的不長時期內迅速死亡。有人會說，現代社會比那個時代文明多了，人們的道德準則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然而，我要再強調一遍，從歷史來看，所謂道德是靠不住的東西，唯一靠得住的是力量的平衡。核武器的長期未被使用，決不是因為廣島和長崎的慘狀使人們不忍心再用（事實上，在廣島和長崎的核爆炸之後，美國政府仍多次考慮過使用核武器），而是因為核壟斷被打破了，否則，核武器會被一用再用。越南戰爭期間出現的美國反戰運動，不是因為美國人不忍心殺傷過多的越南人，而是因為美國人的傷亡大了——有研究表明，美國的反戰情緒幾乎總是與美國人的傷亡成正比，而和別的事情沒什麼關係。若是越南像伊拉克這樣，美國就不可能出現什麼反戰運動。信息時代如果因技術進步而出現了力量的絕對不平衡，又會發生什麼樣的淘汰呢？
當然，信息時代的淘汰可能會仁慈些，也許會是「天鵝絨式」（美國人稱自己的霸權是「天鵝絨式的霸權」）的淘汰。而且，淘汰的方式多種多樣，甚至可能會是一種自我淘汰。
美國生物學家劉易斯·托瑪斯在《細胞生命的禮讚》一書中提到過一個叫做「伊克人」的烏干達北方山谷裡的小小部落。由於他們的傳統文化遭到摧毀，伊克人把自己變成了一群不可救藥的、讓人討厭的人，六親不認的野蠻動物，極端自私，毫無愛心。他們表面上似乎是生活在一起的，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裡，但他們實際上是孤寂的、互不聯繫的個人，沒有明顯的互相利用。他們也說話，但說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強求和冰冷的回絕。他們什麼東西都不共享，從來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們趕出家門去搶劫。只要可能，隨時都會把老年人拋棄，讓他們餓死。行劫的孩子從無能為力的老人嘴邊搶走食物。他們生兒育女時毫無愛心，甚至連粗疏的照顧都沒有。他們在彼此的大門口排便。他們對鄰居幸災樂禍，只是見到別人不幸福時他們才笑。劉易斯·托瑪斯在書中還有其他聯想，但我只引用到此，我的聯想是，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大民族，在1840年一下子被打蒙了之後，我們的民族文化也出現了嚴重斷裂之後，會不會現在也還是在向伊克人的方向滑？我們承受得起信息時代進一步的文化衝擊嗎？有樂觀的跡象，但也有不樂觀的跡象。
前些日子，一個已經入了加拿大籍的朋友回來做生意，給我打電話閒聊時向我推薦陳燕妮的《遭遇美國》。我說：「我沒有看過這本書，這類書我都不看。這類書中所寫的東西你們在海外的人也許感觸良多，但我覺得無論是對於中國的主流社會，還是對於美國的主流社會，你們的生活與遭遇都是irrelevant的。你們自己過你們的日子就是了。」但他提到書中寫了我曾有過一面之交的人，於是，某天路過書攤時，我便買了這套書，瀏覽了一下。雖然我還沒有將書全部看完，但我大致有了一個感覺。這本書所挑選的50個海外的中國人，大都曾是中國的名人，其中有些人的名聲在中國曾經極其顯赫，他們的處境應該高於平均水平，因為即使他們的其他的一切美國人都看不上，他們的「中國關係」恐怕還是值些錢的——要知道，美國與中國的生意一年好幾百個億美元呢！而且過得太不好的人大概不會來談，作者多半也不會要他們來談，因為作者十分清楚，國內的中國人還是很想保留一個美國夢的。即使這樣，又如何呢？一些人很樸實，實實在在地談自己在美國的生活經歷，一些人因比別人成功而有些得意，另一些人則底氣不很足地申辯著他們的選擇的「正確」。然而，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事了，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和美國人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既不再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員，也未成為美國社會中的一員，「irrelevant」是一個最準確地表達他們的地位的詞（我實在找不到一個同樣準確的中文詞）——當然，那些搞科技的應當另作別論，因為科技永遠是對於全人類都relevant的，但《遭遇美國》一書中所選的搞科技的人並不很多。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地位，已經是中國許許多多最優秀的人夢寐以求的最高和最終的目標了。作為一個個人來說，奮鬥「打拼」，在異國的土地上不僅站住了腳，吃上了飯，有的還可能吃得比較好，這不僅無可非議，而且還確實可以算是有幾分讓人肅然起敬的英雄氣概的。但是，作為一個民族，它的最優秀的人當中應該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追求，並得到更多的東西。不要誤解，以為我在批評留在國外這件事本身。其實我認為留在國外還是留在國內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不是relevant還是irrelevant的關鍵。實際上，在海外有一個沉默不語的（當然不是真的沉默不語，只是我們聽到他們比較少）華人社會，這個華人社會在極其艱難困苦，極其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形成了一張張讓約翰·奈思比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稱羨不已的極有生命力的華人網絡。這些網絡具有生生不息的強大力量，決不等同於中國後來出去的在哪個社會都接不上榫，只不過是一口飯混得好些或差些的irrelevant的那些人——雖然後者可能還很瞧不起前者，我不只一次聽到後者對於唐人街的輕蔑談論，認為這是中國人落後、保守，不肯溶入更先進文化的典型產物。我曾經遇到過不少華人富翁（雖然還不是大富翁），他們曾是印度支那的難民，70年代逃亡時，連個手提箱都沒能帶出來，但僅僅十來年的時間，不少人都致富了。他們靠的是什麼？當然靠刻苦耐勞，靠智慧，也許還靠西方國家「制度好」，但還靠一條，就是那一張張的網，相互幫助，默默無聞，樸實無華，卻有力量。這一張張的網就是一個個社會，在當地不是主流，卻也站住了腳（這是一個社會站住了腳，和一個個人站住了腳不是一個數量級上的事），他們往往顯得很土氣，比如春節是一定要舞獅子的，但這土氣正是強者的力量的顯示，因為只有強者才敢於並能夠拿出自己的東西來去叫別人接受。我曾經遇到過從廣東農村出去的村姑，不識幾個字，因而只能進華人的網，而不能與我們這裡出去的知識分子比肩，但她充滿自信，決無那些知識分子的自卑和自賤，反倒因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有些沙文主義——這當然是不對的。
情況是在好轉的，我們畢竟是一個很大的文化，還有相當的力量。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中國人的心態，也都在正常化，這在《遭遇美國》一書中也看得出來，我敢說，那本書若是在十年以前寫，整本書都會是伊克人的聚談，現在就好得多了。但中國人的有些東西還是令人想到伊克人——我決不是僅僅在談《遭遇美國》那本書，我要談的東西遠遠超過那本書的範圍。
1996年8月15日，美國聖迭戈州立大學校園，一個美國學生FrederickMartinDavidson因懷疑自己的論文答辯通不過（其實尚未作最後決定）而將自己的導師，一個中國人，名叫梁辰（音譯），和另外兩名美國教授開槍打死，後向警察投降。這件事無聲無息，我敢打賭，我這本書的讀者絕大多數都不知道這件事。這不由使我想起1991年11月1日的那個盡人皆知的「盧剛事件」來，事情十分相像，那次是一個中國學生打死了他的美國教授們。那次事件卻在海內外中國人當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就連《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都用了大量篇幅來寫這件事。據說盧剛的「嫉賢妒能、心胸狹窄」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的一個產物，據說一位中國訪問學者還寫了一篇文章，《盧剛——中國人的小縮影》。總之，盧剛十惡不赦，中國人十惡不赦。我不懂，為什麼中國教授被美國學生殺了，就那麼無聲無息，沒人理會，為什麼美國教授被中國學生殺了就那麼不得了，並擴大到「中國文化」
，被說成是「中國人的小縮影」？那麼，那個美國學生可不可以說是「美國200年文明的產物」、「美國人的小縮影」呢？我在這裡倒沒有一點批評美國白人的新聞媒介的意思。他們一如既往平談地報道了這兩次事件，盡量淡化這裡面的種族色彩。這種事在美國多了，如果僅僅因為一次謀殺事件是中國人幹的，就說中國人如何如何，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而且會被人批評為種族歧視。美國的新聞媒介對於中國和中國人並不完全公正，但決不會去做這麼低水平的表演，他們畢竟還是有著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準則和體面的。在那裡表演，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危及，因而破口大罵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恰恰是中國人自己。這實在不能不讓我想到伊克人。這些整天罵自己同胞的中國人也許就是我們這個文化受到巨大衝擊後產生的伊克人，他們比伊克人心眼更多，但這種心眼多不見得是什麼好事。
當然，在中國，最壞的伊克人還得數那些貪官污吏，但關於他們的談論已經很多了，而我在這裡說的那種伊克人卻還往往很奇怪地被認為是大好人——因為他們罵中國人，罵了中國人好像就是向西方學習了先進的東西了，罵了中國人好像就是主張民主和自由了。
但是，我認為，很多事情的實質恰恰與其表面相反。比如說，一些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往往極端地蔑視一般中國公眾，認為他們是「劣等種族」，自己卻懷有極強的道德優越感，因而非常不能容納不同意見，把所有與他們在某個方面有不同觀點的人都扣上「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帽子，這與自由主義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那種完全的否定和謾罵也並不符合自由主義的精神——西方的一些自由主義哲學家認為，對於傳統文化的這種態度不僅不是自由主義，而且恰恰相反，是導向極權主義的哲學基礎，因為它隱含著某個個人或某個集團有能力並有權利對於作為人類數千年試行錯誤的結晶的傳統進行隨意修改這樣一種思想。僅就常識而言，我已經想不通，那些如此瞧不起一般中國公眾的人怎麼會願意給中國人民主——既然他們如此「醜陋」、「愚昧」、「落後」，他們能知道如何行使民主權利嗎？最近看到海外留學生辦的電子刊物上的一篇關於中國環保問題的文章，張口就是「一個掠奪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
……。這是從何說起？就現在活著的人而言，誰也不可能「掠奪了大自然五千年」，如果要是論祖先，那麼，任何一個民族都可以說是「一個掠奪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因為今天每一個活著的人，無論他屬於哪一個民族，都是由五千年以來的歷代祖先傳下來的，而這些祖先都「掠奪」過大自然；迄今為止，根據我前面引用的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的數據，中國人對於環境的污染仍然比美國人少得多（這當然不是說中國人就不必注意保護環境了）。這些人也在整天談民主與自由，但我就是懷疑，如果讓這些如此仇恨和蔑視中國人的人當政，中國得到的只能是最壞的專制暴政，因為在他們眼裡，中國這個民族既然如此劣等，唯一合適的命運恐怕應該是被從地球上消滅掉。前面提到過，一篇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文章「從『逆向種族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逆向種族主義」。在讀了劉易斯·托瑪斯的那本書後，我認為最好把這種現象命名為「伊克人現象」，把這種心態命名為「伊克人心態」。中國人如果不能擺脫這種心態，在遭遇21世紀的信息時代的大動盪、大衝擊、大融合時會成為什麼樣子呢？極少數最「幸運」的「幸運兒」，能夠巴結到《遭遇美國》一書中的那些人的位置，更多的人恐怕會像前面提到過的《聖徒的營地》一書中所描寫的那樣，舉著「皮包骨頭的枝椏」撲向全世界的各個海灘，而最多的人則在原來的土地上被慢慢地淘汰掉。華人的網也許暫時可以救起一些人，但失去了大本營，這些網再有生命力也恐怕獨木難支……。世界大勢會是什麼樣？從中國人的視點看，有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死，也得死得更光榮些，何況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多半是不會死的，只要我們不做伊克人。這事比什麼都重要，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才能談技術問題。我還回答不了海南出版社的那位編輯的整個大問題，我把我能回答的先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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