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冷冰冰的無限空間中，任何地方都沒有規定出人類的命運和義務。王國在上，地獄在下，人類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
——雅克·莫諾
現在，讓我們以自然歷史的自由精神來考查人類，好像我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動物學家，正在編製一份地球上社會性物種的目錄表。在這一宏觀圖景中，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縮小成特化了的生物學分支：歷史、傳記和小說則是人類文化學的研究備忘錄，而人類學和社會學一起構成了一個獨特的靈長類物種的社會生物學。
人種從生態學上講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物種。它佔據著最廣闊的地理領域，而在所有的靈長類中它又保持著最高的地區群體密度。來自別的星球的一位精明的生態學家將不會因為發現人種只存在著一個物種而奇怪。現代人已經佔有了一切可以想像的人類小生態環境。過去，在南方古類人猿（也許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種早期人類）的時代，兩種或者更多人類祖先的物種在一起共同生活著。但是只有一個演化系生存到了晚更新世時代，參與了最先進的人類社會的出現過程。
現代人在解剖學上是獨特的。他的直立姿態和完全的雙足運動是其他偶而用後肢行走的靈長類所不能比擬的。骨架已得到深刻修飾以適應變化，身上大部分的毛髮都已脫落。為什麼現代人變成了「裸猿」，仍然是個謎。一種似有道理的解釋是，在非洲平原的炎熱氣候中，在緊張的動物捕食追捕中，裸體可以散熱。這可以與人類獨特地依賴出汗降低體溫聯繫起來；人身上有二百萬到五百萬個汗腺，遠遠多於其他任何一種靈長類動物。
現代人的生殖生理與生殖行為也經歷了非同尋常的演化，特別是雌性發情期以兩種影響性行為和社會行為的方式發生了變化。月經已經得到了加強。其他一些靈長類的雌性只有輕微的流血現象，只有婦女的「令人喪氣的子宮」存在著嚴重的週期性宮壁脫落現象，還伴隨著大量流血。發情期，多叫雌性「熱」週期，實際上已被連續的性活動所代替。支配並不是由傳統的靈長類發情期信號反應，例如雌性器官周圍皮膚顏色的變化所引起的，而是靠擴大了的性交前準備活動，這是由夥伴的相互刺激來完成的。平穩的性週期和連續的雌性吸引力加固了密切的婚姻紐帶，後者則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
在一段距離之外的一位有洞察力的外星生物學家會把球型的腦袋看作人類生物學的一個最主要的線索。在相對不長的一段進化時間裡，人的大腦極大地增大了。三百萬年以前，南方古猿成年的腦容量為400-500立方厘米，跟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腦容量差不多。二百萬年之後，它的據推定的後代直立人的腦容量為1，000立方厘米左右。下一個百萬年之中，尼安德特人的腦容量達到1，400-1，700立方厘米，而現代人的腦容量則為900-2，000立方厘米。在這個大腦擴展的過程中智力的增長是如此之大，以致於沒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測量它。通過少數幾種智力和創造力的基本內容比較，人類可以自行比較。但是客觀地把人類與黑猩猩及其他靈長類動物進行比較的標準還沒有發明出來。
我們已經用一種繼續否定自我分析的方式躍入了精神進化階段。精神能力的過度增大已經摧毀了最基本的原始社會性質，而近於一種不可認識的形式。東半球猴子和猿的個別種類有著驚人的可塑性社會組織，而人類則把這種趨向發展為一種變化萬千的形式。猴子和猿用行為等級排列去調節侵犯和兩性的相互反應；在人類中，這種等級尺度已變為多方面的、文化調節的幾乎是無比微妙的東西了。在其他靈長類那裡，互惠的利他主義關係和實踐是基本的東西；而人類則把它們發展成一種巨大的網絡，其中個體每小時都有意識地改變著角色，就像變色面具一樣。
盡可能切近地回溯時間的長河以追尋人類的各種性質，是比較社會生物學的任務。除了增加一些見解之外，或許還能提供某些哲學含義，同時這種工作還有助於鑒別行為和規則，人類的個體正是通過這些行為和規則在社會控制中提高它們的進化適應能力的。一句話，我們正在探求人類的生物學特徵，一個關鍵的問題（決不會遠離那些追求真正理論的人類文化學家和生物學家的思想）是，在現代文化生活中，生物學基礎在什麼範圍內代表著適應？在什麼範圍內是一種系統發育的殘跡？我們的文明是圍繞著生物學特徵而粗略地建成的。文明是如何受生物學特徵影響的？反過來說，生物學特徵中有多少靈活性，以及其中的特殊參數有多少？其他動物的經驗表明，當器官過分膨大時，系統發育就難得重演了。這是人類行為進化分析的一個難題。下面，人類的性質將在該物種的普遍特徵的範圍內加以討論。然後評價生物學特徵進化的當前知識，最後還要考慮將來的社會規劃的某些意義。
9-1社會組織的可塑性
社會組織的第一個也是最容易驗證的特徵在本質上是統計學性質的。人類群體中社會組織的參數遠比在任何其他靈長類群體中的參數的變化大，這些參數包括團體的大小、等級性質、以及基因交換的比率。這種變異甚至超過了現有靈長類物種之間存在的差異。在可塑性方面還可能有更多的發現，它代表著已經出現於狒狒、黑猩猩和其他一些有尾靈長類動物中的可變性傾向的延伸。然而，真正令人驚異的是可塑性達到了極端的程度。
為什麼人類社會這麼容易變化？部分原因就是它自身的成員在行為和成就上差異極大。即使在最簡單的社會裡，個體也有極大的差別。在一個南部非洲的布須曼昆人部落裡，可以發現一些被承認為「最好的人」的個體——獵人和醫生中的「傑出專家。甚至在強調共享財物的情況下，有些特別有才能的創業者，也能不加掩飾地得到一定數量的財富。昆人和先進工業社會中的人一樣，通常也得「三十而立」，否則就得接受一種較低的生活地位。也有些人永遠甘居末流，住在頹敗的草屋裡，他自身及其工作昏昏然沒有半點光彩。陷入這種境地，形成了一個人的適應個性，也可能這種個性自身是適應性的。人類社會是以高級智力組成的，其中每個成員都會面臨著各種社會挑戰，這些挑戰需要他的全部機智來應付。這種基線變化在群體水平上被其他一些人類社會性質所加強了：長久、緊密的社會化階段；鬆散而無連結的通訊網，約束的多重性：跨越遙遠距離和歷史階段的交流能力（特別是在有文字文化之後），以及從所有這些特點中，還加上掩飾的能力，操縱的能力和剝削的能力。每種參數都能被輕易地改變，但是在最後的社會結構上每種參數都有顯著的效應。其結果可能是各種可觀察的社會變化。
下面考慮的假說是，在社會行為中由基因促進約易變性在個體水平受到強烈的選擇。但是應該看到，社會組織方面的變化僅僅是這一選擇過程的可能後果，而不是其必然後果。為了產生實際上所遵從的變異量，適應峰有必要是多重的。換句話說，同一個物種中不同形式的社會在生存能力方面必須近於相同，以使大多數社會能長久穩固。最後的結果會是各種社會的統計學總和，其中如果不是平衡的話，至少正在從一個特殊模式向另一個特殊模式迅速漂變著。
在某些社會性昆蟲中發現，替代選擇是個體行為和等級發展中的一種靈活住，當一個群落的所有個體被放在一起的時候，在個體種類的統計學分佈的統一性傾向中就會出現這種靈活往。在蜜蜂和某些螞蟻中，「個性」差異甚至在單個的等級中都是十分顯著的。有些昆蟲個體非同尋常地活躍，它們行施了比它們生活週期所分擔的更多的功能，並通過促進作用刺激其他個體也活躍起來。其他群落成員則是一貫懶散。儘管表面上看它也是健康的，生活得長久，但它們每個個體的排泄量只有那些活躍個體的排泄量的一小部分。特化也發生了。某些個體留在家裡當保姆的時間要比其他個體長得多，而同時其他的個體則集中精力築巢或覓食。然而，總的行為模式又不超過物種行為的平均值。當一個具有成千上萬成員的群落與同一種物種的另一群落比較時，活動的統計學模式是相同的。我們知道某些這類一致性是由於負反饋造成的。當幼蟲照料或巢穴修理這類需要加強時，工蟲就改變它們的活動方式以補充這些需要，等到滿足了這些需要之後再回來，實驗已經表明，反饋環的擾亂，也就是說群落從統計學模式的偏離是災難性的：因而發現反饋環既是精確的，又是強有力的。
人類社會的控制並沒有這麼強，因此偏離的影響也沒這麼危險。人類學文獻中富含這樣一些社會範例：它們具有明顯的無效性，甚至有病理缺陷，但是仍然維持著。用文明生活的道德準則來衡量，牙買加的奴隸社會無疑是病態的。「使它顯得獨特的是，正常人類生活的基本先決條件的幾乎每個方面都得到今人吃驚的忽視和毀壞。它是這樣一種社會，其中牧師是大地上『最為放蕩的縱慾者』；在這個社會裡，不管是主人之間的婚姻制度還是奴隸之間的婚姻制度都受到官方的譴責；對於絕大多數的人群來說，家庭是不可想像的，而男女亂交則是家常便飯：教育被認為完全是浪費時間，視教師如瘟疫，躲之猶恐不及，它的法律系統完全是一種精細的滑稽模仿（任何事情都無公正可言），一切文雅、藝術和社會習俗的形式都蕩然無存，或者處於全然崩潰的狀態。只有少數白人——他們幾乎壟斷了島上所有肥沃土地——才能從中得益，而這些人為了在本國的安逸，一旦他們的財富得到擔保，就丟棄了這片由於他們自己的財富聚集而使之無法生存下去的土地。」然而這個霍布斯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殘酷如狼）卻維持了近兩個世紀。當經濟繁榮之時，它也人口倍增。
烏干達的伊克人是一個同樣有教益的案例。他們以前是些獵人，災難性地轉而靠耕種生活。他們總是瀕臨飢餓的邊緣，眼看著自己的文化退化成一種遺跡。他們唯一認識的價值是食物；他們基本的善行觀念是個體在肚子裡的佔有物，他們對一個好人的定義是，「有一個填飽了的肚子的人」。村莊仍在建立，但是核心家庭已經失去了傳統的功能。孩子勉強帶著，到了大約三歲的時候就得自謀生路了。只是當有一種特殊的合作需要時才會出現婚姻。由於能量的缺乏，性活動也極少，而性活動的快樂被認為跟排大便差不多。死亡被當作一種解脫或者享樂，因為死亡意味著給活著的人留下了更多的食物。由於不幸的伊克人處於最低的可維持生活水平，就有人企圖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難逃滅絕之災。但是，他們的社會已經完整地、並且或多或少是穩定地保持了至少30年了，而且它同樣還將維持下去。
在社會結構中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變化呢？解釋可能會是：缺乏來自其他物種的競爭。這種觀點來自生物學家稱之為生態放鬆的現象。在過去一萬年或更長的時間，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控制環境方面已經如此成功，以致於幾乎任何一種文化都能持續一段時間，只要它具有一種適度的內在一致，而且總的說來不停止生殖就行。沒有一種螞蟻或白蟻能享受這種自由。由於來自其他社會性昆蟲的捕食和競爭，在築巢、建立味跡或者執行婚飛中最輕微的無效性，都能導致該物種的迅速滅絕。簡而言之，動物物種傾向於被禁固於生態系統之中，其活動範圍很小，人類則暫時地逃脫了種間競爭的壓力。儘管文化一個取代另一個，但在產生變化方面比起種間競爭來，這種過程的效應要小得多了。
傳統智慧的一部分認為，實質上所有的文化變異在起源上都是表現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這種觀點已從下列情況中得到證實：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一個世代的時間內發生變化，從本質上講這對於進化的變化來說快得無法相稱。在馬鈴薯枯萎病的最初兩年中愛爾蘭社會發生的劇烈變化就是一個中肯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二次大戰後美國佔領期間在日本發生的權威結構的變化。這些範例數不勝數——它乃是歷史的實質。同樣真實的是，從遺傳上講，人類群體的相互差異不大，1972年柳沃廷在分析9種血型系統的現有資料時，他發現差異的85％是由群體內的多樣性造成的，只有15％應歸於群體間的不同。沒有過硬的理由支持下述推斷：這個基因樣品具有和其他這種樣品很不相同的分佈。
極端正統的環境主義觀點走得更遠，堅持認為從效應上講在文化的傳遞中沒有遺傳的變化。換言之，文化能力只是通過人類表現型傳遞的。1963年，社布贊斯基在《進化中的人類》這部具有廣泛影響的著作中把這種假說陳述如下：「文化不是通過基因遺傳的，它是通過從其他人那裡學習而獲得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在人類進化中人類的基因已經放棄了它們的首席地位而讓位於一種全新的、非生物學的或曰超機體的力量，這就是文化。然而不應該忘記，這種力量完全取決於人類的基因型」。儘管基因已經放棄了它們的大多數統治權，但是至少在潛在於文化差異之間的行為品質方面還保留一定的影響，適當高的遺傳力已在下述案例中有文獻證明：內傾-外傾人格測量，個性脾氣、心理動機和運動能力、神經病患者、優勢度、抑鬱症、首次性活動的年齡、主要認知發育的時間表和趨於某種形式的精神疾病的傾向，例如精神分裂症。在群體差異的調查中發現，甚至這一變化的很小部分都可能使社會先傾向於文化的差異。至少，我們應該去測量這個數量。指出在人類的一個或少數社會中缺乏的行為特徵，並把這一點作為是由環境造成的、沒有遺傳因素的結論性證據是不充分的。很可能倒是恰好相反。
事實上，弗裡德曼（Freedman）在1974和1979年已經證明，新生兒的運動力、心境、肌肉彈性、情緒反應的顯著種族差異，無法合理地解釋為訓練或子宮內條件反射的結果。例如，高加索和美國人混血新生兒，就不如中國和美國人混血新生兒來得穩定，後者不輕易受噪音和運動的干擾，能更好地適應新的刺激和不適環境，並更快地自我安靜下來。更確切他說，隨機取樣調查表明，有中國血統的新生兒和歐洲祖先的新生兒在行為特徵上是不同的。
顯而易見，需要人類學的遺傳學這門學科。在我們建立這門學科之前這段時間裡，它應當通過兩種間接方法能對人類的生物學特徵作出描述。第一，這種方法能夠從人類行為的大多數規則中得到建立。在試驗可測的範圍內，這些規則將描述生物學特徵，所用的方法跟動物學家在對「典型的」動物行為進行分類時描繪個性特徵的方法很相似。這些規則可以合法地與其他靈長類物種的個體特徵相比較，然而，在人類文化之間規則的變化是輕微的，或許能為潛在的遺傳差異提供線索，特別是當它與已知可遺傳的行為特徵有關係的時候。事實上，社會科學家已經開始進行這第一種研究了，儘管與這裡所說的內容不相同。A·馬斯洛（Abraham Maslow）推斷，人類對一系列的需求作出反應，在較高水平的需求得以注意之前，必須先滿足較低水平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是飢餓和睡眠，當這些得到滿足之後，最基本的需求是安全感，然後是屬於一個群體和被愛，再下而是自我尊重，最後是自我實現和創造性的需要。在馬斯洛的夢想中，理想的社會是這樣一種社會：「促進人類潛力最充分的發展，促進人性最大限度的發展」。當生物特徵被自由地表達出來的時候，社會的重心將逐漸轉向較高的水平。另一位社會科學家喬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 ）於1961年在試圖把人類行為還原為一種聯合學習的過程中採納了斯金納方式。他所推測的規則如下：
1．如果以前出現的一種刺激情況曾經是一個人的活動受到獎賞的機會，那現在的刺激情況越是跟以前的相似，則這個人現在越是喜歡作這種活動，或者作與之相似的活動。
2．在一段給定的時間內，一個人的活動越是經常地獎勵另一個人的行為，另一個人就越會經常從事這種行為。
3．對一個人來說，另一個人給他的活動單位越是有價值，他就越是以另一個人的活動所獎勵的方式去行動。
4．一個人在最近的過去越是經常從另外一個人那裡接受獎賞性活動，則任何進一步的那種活動就會對他變得價值越小。
個體生態學家馬斯洛的夢幻世界似乎與行為主義者和還原論者霍曼斯的不相伺。然而他們的方法卻是可調和的。可以認為霍曼斯的規則包含著某些能夠實現的方案，人類生物學特徵通過這些方案得以表達。他的用語是獎勵，事實上，獎勵正是我們大腦的情緒中心認為稱心的一切相互作用的方向。按照進化理論，稱心合意的東西是由遺傳適應單位來衡量的，因而大腦的情緒中心也是照此相應被設計出來的。在這種規則指向的那些目標之中，馬斯洛的需求等級表只是優先性的順序。
對於人類遺傳學來說，另外一種間接的研究方式是系統發育分析。通過比較人類和其他靈長類物種，或許能識別那些基本的隱藏在表面現象之下的靈長類特點，並且有助於確定人類高級社會行為的構成。在一套普及叢書中，許多作者已經以巨大的規模和魄力採取了這種方式，他們是康拉德·洛倫茨（《論侵犯行為》），羅伯特·阿德裡（Robert Ardrey）（《社會契約》），德斯蒙德.莫裡斯（Desmond Morris）（《裸猿》），以及L·泰格（Lionel Tiger）和R·福克斯（Robin Fox）合著的《特等動物》。在引起人們注意下述情況方面，他們的努力是有益的，即人類的地位是一種適應於特殊環境的生物學物種。他們所引起的廣泛注意打破了極端行為主義者的沉悶觀點，極端行為主義者把人類的精神看作在潛能上均等的反應機器的觀點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毫無啟發性。但上述作者也有局限性。
運用比較個體生態學的正確方式，應該建立在嚴格的系統發育史之上，這種發育吏屬於在許多生物學特徵上密切相關的那些物種。因而社會行為應當看作是獨立的變量，而它的進化是從中演繹出來的。如果不能有信心地作到這一點（特別是在人類中）的時候，下一個最好的程序就是：確立最低的分類學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每種特徵都表明有意義的相互問分類單位變異。從一個種到一個種或從一個屬到一個屬變化的特徵是最不穩定的。我們無法安全地從猴子、猿到人的連續中推斷出它們來。在靈長類中，這些變量包括群體大小、群體內聚性、一個群體向其他群體的開放程度、在親代關懷中雄性的捲入程度、注意結構和緊張度、領土的保衛形式。如果在分類上的科或者整個靈長目的水平上保持不變，那麼這樣的特徵就被認為是保守的，保守特徵最容易以相對穩定的形式持續到人類進化水平。這些保守特徵包括侵犯性的統治體系，其中雄性一般都統治雌性；反應強度的規模，特別是侵犯性相互反應；強烈的、延長的母系關照，往往帶有一種顯著的年幼者社會化現象：還有母系的社會組織。這二行為特徵的分類為假說形式提供了一個適當的基礎。它允許對現代人中保持的不同行為特徵的概率作一種質的估價。當然可以說，在人和黑猩猩之間保留的某些可變特徵是同源的。相反，某些其他靈長類全部保留的特徵可能在人類起源的過程中變化了。況且，評價並不意味著暗示保守特徵更有遺傳性——即比起可變特徵來具有較高的遺傳力。在物種之間，或者在一個物種中的群體之間，可變性可以完全基於遺傳差異。最後說到文化進化，我們可以富有啟發地假設，那些被證明是可變的特徵也是最容易從一種人類社會到另一種人類社會發生變化的基於遺傳差異的特徵。表9一1的證據與這個基本概念並不矛盾。最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比較個體生態學的研究並不以任何方式預測人類的獨特特徵，進化研究的一個普遍規則就是：量子躍遷的方向是很難從系統發育史中推斷出來的。
9-2物品交換和互惠的利他主義
有福共享在非人類的靈長類之間是罕見的。它的初級形式只出現在黑猩猩、或許還有東半球的一些猴子和猿類中。但是在人類，這是強烈的社會特徵之一，已經達到了可以與白蟻和螞蟻認真的食物交換相匹敵的程度。其結果是，只有人類才有經濟問題，他的高度的智慧和表徵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換成為可能。智力也允許交換在時間上延長，並且把物品交換轉化為互惠的利他主義行為。這種行為模式的習俗在日常生活中表達了出來：
「現在給我一些，回頭我還給你。」
「這次你幫了我，當你需要的時候我會是你的朋友。」
「我確實不認為援救別人是英雄主義；我只是期望別人在同樣的情況下對我或我的家庭也這樣做。」
正如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所指出的一樣，錢本身並沒有價值。它不過是由小金屬碎片和紙片造成的，靠它們作抵押。人們交出各種數量的財富，並為需求服務；換句話說人錢是一種用數量來表示的互惠利他主義。
在早期人類社會中，或許最易行的物品交換方式是用男人捕獲的肉食品來換女人收集的植物性食物。如果現在生活著的獵人社會反映了原始狀態的話，那麼這種交換形成了一種明顯的性別結合中的重要因素。
有人據人種起源學的證據爭論說，在人類進化中，早期的關鍵一步是用婦女來進行物品交換的。當雄性通過控制雌性獲得地位時，他們就把她們當作交換的物品以鞏固聯盟、支撐親族關係網。文化前社會的特徵就是複雜的婚姻規則，這種婚姻規則經常可以直接當作權力經濟來解釋，特別是在消極婚姻規則（禁止某種類型的婚姻）由積極婚姻規則（指導哪種婚姻必須成）補充的地方。在一個澳大利亞土著社會中，存在著兩個分支，婚姻在這兩個分支間成立。每個分支的男人們都交換侄女，特別是他們姐妹的女兒。權力隨著年齡而積累，因為一個男人能控制像他姐妹的女兒的女兒這麼遙遠的侄系後代。與一夫多妻制相結合，這種制度從政治上和遺傳上兩個方面為部落中的老男人提供了利益。
就其錯綜複雜性而言，部落間的婚姻交換形式，與雄性猴子從一群到另一群任意流動或黑猩猩群體之間成年的年輕雌性的交換具有大概相同的遺傳效應。在歐化之前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中所締結的婚約，大概有7．5％是部落之間的，在巴西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前文化社會中也有相似比率。每一代基因流為10％就足以抵消使群體變化的非常強的自然壓力了。因此，在群體之間創造高度可見的遺傳相似性這方面，部落間的婚姻交換是一種主要的因素。外族通婚的最終適應基礎並不是基因流本身，勿寧說是避免近親繁殖。同樣，為此目的10％的基因流就足夠了。
人類社會組織微觀結構的基礎，是非常有經驗的相互評價，這一點導致了制定契約。正如E·戈夫曼（Erving Goffman）正確地觀察的那樣，一個陌生人被迅速地但又是有禮貌地加以探究，以便確定他的社會經濟地位、智力和教育程度、自我洞察力、社會態度、能力、可信賴程度、以及情緒的穩定性。這類信息（多數是下意識地給出並吸收的）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探究必須是深刻的，因為個人的品質造成印象，而印象將會給他帶來最大的利益。不論怎樣，他要設法避免洩露那些會危害他的地位的信息。可以預料自我描述中包含著不可靠的成分：
「許多實質性事實都在相互作用的時間和地點之外，或者隱藏於其中。例如，只有通過一個人的公開承認或者是似乎不自願的表達行為才能間接地確定他『真實的』或『實在的』態度、信仰和情緒。同樣地，如果個人為其他人提供了一種產品或貢獻，他們會經常發現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並沒有馬上可以得到回報時間和地點。他們被迫接受某些事件作為傳統的或自然的信號：有些東西不是可以直接得到的。」
欺騙和虛偽既不是有德之上要把它壓到最低限度的絕對邪惡，也不是有待進一步社會進化刪除掉的殘留動物特徵。它們正是人類處理複雜的社會生活日常事物的謀略。至於在每個特殊社會中的反應水平可能代表著一種妥協方案，它是該社會尺度和複雜性的反映。如果水平太低，其他人就會攫取你的利益並且取勝。如果水平太高，結果是遭到排斥。在一切方面都絕對誠實並不是好辦法。古老靈長類的誠實可能會毀壞社會生活的精細結構，這種結構已使得人類群體超出了直接的部族限度。如同L.J．霍爾（Louis．J.Hall ）所正確地觀察到的那樣，善良的態度已經變成了愛的代替物。
9-3結合、性與分工
幾乎所有人類社會的建築磚塊都是核心式家庭。一座美國工業城市的公眾與澳大利亞沙漠中的一夥獵人比起來，在圍繞家庭這個單位的組織程度上並無多大差別。在這兩種情況下家庭在地區團體之間運動，通過訪問（或電話和書信）以及交換禮物來維持繫於初始親緣關係的複雜網絡。白天，婦女和孩子們留在住宅區，而男人們則去搜尋追求的東西，或者為了符號等價貨物和金錢奔波。男人們團結協作去狩獵或處理相鄰群體的關係。如果不是確切的血緣關係，他們至少傾向於作為「兄弟團體」。性結合小心地遵從部落的習慣，並且試圖永久化。多配偶（既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由習慣明確讚許的）主要由男性實踐著。性行為幾乎是通過月經週期連續不斷的，並且以擴大的性交前愛撫活動為標誌。莫裡斯在1967年引用馬斯特斯（Mast ers ）和約翰遜（Johnson ）1966年的資料以及其他人的資料，列舉了人類性活動的特殊特徵，他認為人類的性活動特點與體毛的喪失有關係：年輕女子圓圓的隆起乳房，性交期間局部皮膚的紅暈，嘴唇、鼻子的柔軟部分，耳朵、乳頭、乳暈、外陰部等的血管膨脹和增強的性感受性，男性陰莖大小的尺寸（特別是在勃起的時候）。像達爾文本人1871年注意到的那樣，甚至婦女裸露的皮膚也是一種性的釋放機制。這一切交替用來鞏固持久的結合，這種結合在時間上與排卵期是沒有關係的。發情期已經降低為一種痕跡，這使得那些想通過節律法進行計劃生育的人感到愕然。性行為已基本上與授精作用分離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禁止除生育目的之外的性活動的宗教主義者，也在「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性交。在比較行為生物學中，宗教主義者的觀點是一種誤入歧途的作用力，它基於一種錯誤的假定，即在生殖方面人類基本上與其他動物差不多。
幾乎在所有人類社會中流行的親族關係範圍和形式，也是我們人類生物學的獨特特徵。親族關係系統至少提供了三個明顯的優點。首先，它們加強了部落和亞部落單位之間的聯盟，並且提供了一條通道以利於年輕成員的自由遷移。第二，它們是貿易系統的重要部分，借此某些男性獲得了優勢和領導權。最後，它們是保護群體渡過艱難時光的內穩啟調設施。在其他靈長類中，當食物缺乏的時候，部落單位為了尋求利他主義的幫助以一種尚不瞭解的方式能夠號召它們的同盟者。阿塔帕斯坎多格裡布印第安入，是加拿大西北北極區的一種獵人，他們提供了一個範例。阿塔帕斯坎人是通過雙邊基本聯結原則鬆散地組織起來的。地區集團在共同的領土上漫遊，制定週期性的契約，並通過相互婚娶交換成員。當饑荒襲來時，受到危害的團體可以和那些暫時處境較好的團體攜手聯合以渡過難關。第二個範例是南美的雅諾馬苗人，當他的莊稼遭到敵人的毀壞時，就依靠親族。
隨著社會由群體經過部落到酋長王國和國家的進化，某些結合規則就超出了親族關係網絡，把其他各種聯盟和經濟協議規則也包括了進去。因為網絡越大、通訊線路越長、相互作用越是多樣化，總的系統就越是複雜。但是潛在於這些安排之下的道德規則似乎沒有很大的變化。平常的個體仍然在一種形成的法典下行事，這種法典並不比控制狩獵-採集社會成員的法典更精細。
9-4角色表演與多元文化論
超等人，與超等螞蟻和超等狼一樣，永遠不會是個體，它是個社會，它的成員從事多種經營，協作組成一個遠遠超出任何可想像的生物的能力的混合物。人類社會已經繁榮到一種極為複雜的水平，因為它的成員具有智力，具有扮演實質上任何特化程度的角色的易變性，並且隨著時機需要變換這些角色。現代人是一個多面演員，他的環境的不斷變化的要求可以很快把這種表演擴展到極端。如同戈夫曼1961年所觀察的那樣，「或許有這樣的時候，一個人像個木偶士兵那樣前進又後退，被緊緊地限制在一種特殊的角色中。真的，我們到處都能抓住一個片刻，其中一個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視，但是下一個片刻這幅景象就會分散成許多條幅，那個人也就會分成許多不同的人，這些人用手、牙齒和怪相抓著聯結著不同領域的帶子。當更切近地觀察時，這個人把他生活中具有的各種聯繫聚在一起，變成了模糊的一片。」毫不奇怪，現代人最尖銳的內部問題就是身份鑒別。
人類社會中的角色與社會烽昆蟲的等級是根本不相同的。人類社會的成員有時以昆蟲的形式密切協作，但他們更多的是為分配給他們的角色部分的有限資源」。競爭。最好的和最大型的角色演員通常得到不相稱的獎賞，而最不成功的演員則被他人所取代，地位；盯理想，除此之外個體企圖通過改變角色，而向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運動，階級之間也會發生競爭，並且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階級之伺的競爭提供了社會變化的決定因素。
人類生物學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是否存在著一種進入一定階級和扮演一定角色的遺傳預先安排。很容易想像環境中會發生這類遺傳差異。至少某些智力和情緒特徵的可遺傳性足以對中等程度的破壞性選擇作出反應。達爾伯格（Dahlberg）1947年表明，如果出現一種基因對成功有反應，並向較高的地位流動，它會很快地集中在最高的社會經濟階級之中。例如，假設有兩個階級，每個階級的向上流動基因的純合子頻率只有1％。進一步假設每一次中有50％的較低階級純合子傳遞上來。那麼，只要十代人工夫，根據群體的相對大小，較高的階級將由20％或更多的純合子組成，較低的階級將只有0．5％或更少的純合子組成。赫恩斯但（Herrn-stein ）1971年假設，由於在社會中環境機會變得愈加近乎均等，社會經濟集團愈發需要通過基於遺傳的智力差異來定義。
當一個人類群體征服了另一個群體的時候，就產生了趨向於這類分層的強烈趨向，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很普遍的現象。然而，精神特怔方面的遺傳差異雖然是輕微的差異，傾向於能通過階級障礙、種族和文化歧視及生理小區而得以保存。1969年，遺傳學家達林頓（C.O.Darlington）和其他一些人認為這個過程是人類社會中遺傳多樣性的一個根本來源。
儘管一般的爭論貌似有理，但是社會地位的遺傳可靠性是沒什麼證據的。印度社會的等級制度已存在了兩千多年，這已多於發生進化歧化的足夠時間了，但是在血型和其他可測量的解剖和生理學特點方面，他們只有輕微的差異。反對等級差異遺傳固定化的一些強有力的力量可以鑒別出來。首先，文化進化的流動性太強。過幾年時間，或者最多幾個世紀的時間，文化小區就會被取代，受奴役的種族和人民得到解放，征服者變成了被征服者。即使在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中，向上運動的路徑也是很多的。一個階級地位低的人的女兒傾向於借婚姻上攀。在一代之中，商業或政治生活中的成績能把一個家庭從任何社會經濟集團推到統治階級的地位。況且，對於爭論來說，在最簡單的模型中也有許多達爾伯格所說的基因，而不像所假定那樣只有一種。人類的成就基因是強烈的多基因型，為數眾多，其中只有極少數被測量過。智商僅構成了智力成分的一個子集。較不確定但是同等重要的品質是創造性，企業家的能力、魄力、和精神持久力。讓我們假定對這些品質有貢獻的基因分散在許多染色體上，進一步假定這些品質是不相關的，甚至是負相關的。在這些環境條件下只有最劇烈的破壞性選擇形式才能產生出這些基因的穩定集合形式。在社會中保持著大量的遺傳多樣性以及某些遺傳決定的品質與成功的鬆散相關性，這種更為相似的環境顯然是普遍的。單個家庭的命運從一代到下一代的不斷變化使得這種混雜過程加速了。
即使如此，一定的廣泛角色的假設中遺傳因素的影響仍然是不可忽視的。考慮一下男性同性戀。金西（Kinsey）的觀察表明），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約有10％性成熟的男性基本上或完全是同性戀者，至少在被詢問前三年是這樣。在其他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的）文化中，男性群體也較多地顯示出了同性戀。卡爾曼（Kallmann）的雙胞胎資料表明，對於這種條件可能存在著一種遺傳上的預先安排。哈欽森（Hutchinson ）1959年認為在雜合條件下同性戀基因可能具有優勢適應性。7-10節討論過這個問題。還有待補充的是，如果的確存在著這種基因的話，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它們的外顯性是不完善的，表達性是可變的。就是說這種基因的負載者要發展同性戀行為以及發育到什麼程度，取決於修飾基因和環境的影響。
其他的基本類型可能存在，或許線索就在眼前。B.瓊斯（Blurton Jones ）1969年在研究英國幼兒園兒童的時候，區別了兩種顯明的行為類型。「檀長言辭者」是很少的一部分，經常單獨在一起，很少動，幾乎從不參加亂作一團的遊戲。其他的孩子是「行為者」。他們參加群體，大量活動，花大量時間去塗抹和製作物體而不是講話。B．瓊斯推測，歧化產生乾旱期行為發育中的分歧，並持續到成年。應該說這證明它一般對文化中的多樣性有基本的助益。但是尚沒有辦法知道分歧在起源上是否有遺傳性，或者是在幼年時期由經驗事件引發的。
9-5通訊交流
人類所有的獨特社會行為都以他應用語言為轉移，語言本身是獨特的。在任何語言中，都給單詞以任意的定義，並安排一種語法進行排列，語法傳達了高於或超越定義的新意義。單詞的純粹信號性質和語法的複雜精深，允許創造無限多的信息。甚至有關係統本身的交流也是可能的。這就是人類語言的本質。人類語言的豐富程度是無與倫比的。人類語言的發展在進化中代表一種量子躍遷。
即使沒有單詞，人類的交流也是最為豐富的。無語交流的研究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興旺的分支。由於許多信號在人類的語言交流中起補助作用，因此很難進行編纂。對這些信號範疇的定義經常也不一致，分類也罕有統一。表9一2提供了一個組合排列，它既無內在矛盾，也與當前的用法一致。無音信號，包括所有的面部表情，身體姿勢和運動、接觸，可能總數超過了100。布蘭尼根（Br annigan）和漢弗萊斯（Humphries ）1972年開了一張136個信號的單于，他們相信已近竭窮。這個數目與布賴德惠斯特（Bridwhistle ）1970年的單獨估計是近似的，儘管人類面部能表達25萬個表情，但是組成清楚的，有意義的信號不多於100個。格蘭特（Grant）1969年認出了6種不同的聲音。總之，所有的輔助語言信號加在一起幾乎肯定超過150個，可能接近200個。這大於其他大多數哺乳動物和鳥類用三個或更多的因素組成的數量，並超過了恆河猴和黑猩猩加在一起的總數。
表9-2人類交流的模型I 語詞交流（語言）：單詞和句子的表達。II
非語飼交流
A.韻律：音調、速度、節奏、音量、流暢和其他聲音
特徵，這些特徵修飾詞語表達的意義。
1．聲音輔助語言：哼哼、咯咯、笑、嗚咽、叫喊和其
他一些無詞聲音。
2．無語詞輔助語言：身體的姿態動作和接觸（運動交
流）；很可能還有化學交流。
在人類輔助語言的分析中，還可以在前語言信號（被定義為服務干真語言進化起源之前的信號）和後語言信號之間作出有益的區別。後語言信號極像是純粹為輔助講話而產生的；研究這個問題的途徑之一是靈長類交流的相關性質系統發育分析。例如，胡佛（Hooff ）1972年已經在有尾猴和猿類的面部表情中確立了同源微笑和同源大笑，因而能在我們中間最初始和最普追的信號中對這些人類行為進行分類。
馬勒（Marler）1965年指出，人類的語言可能產生於被分為大量等級的聲音信號，這些信號與猴子和黑猩猩所用的不一樣，與那些更具體的聲音形成對比，這些聲音使較低等的靈長類的某些性質具有特徵。人類的幼年能發出範圍廣泛的元音。但在它們的發展早期變為一種特殊的人類語言聲音。多重爆破音、摩擦音、鼻音和其他聲音結合成40個左右的音素。人類的嘴和上部呼吸系統歷經強烈的修飾，以便具有這種發音的能力。劇烈的變化伴隨著人類的直立姿勢，這種姿勢可能提供了趨向現在修飾的初始動力。當面部直接朝前的時候，嘴和咽部空間成90度角。這種結構有助於舌頭後面前推，使之形成上咽腔前牆的一部分。同時咽腔和會厭也顯著地延長了。
改變舌頭的位置和延長咽部系統，這兩種原則性變化對聲音生產的多樣性非常有用。
新語言學可能永遠回答不了一個關鍵問題，即人類語言的起源時間。是兩百萬年前，隨著南方古猿人使用石頭工具和建造隱蔽所而開始講話的呢？還是直到完全的現代人出現才有了語言，或許是過去十萬年中隨著宗教典禮發展起來的呢？這些問題尚無定見。
9-6文化、儀式和宗教
文化的雛形在較高等的靈長類中比在人類中還要多，這些動物包括日本猴和黑猩猩，但是只有人類才實際上把文化滲入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人種史的細節受到遺傳的潛在指令導致了社會中的大量多樣性。潛在指令並不意味著文化已經脫離了基因。所進化了的東西是一種有利於文化的能力，的確是一種發展各式文化的壓倒一切的傾向。羅賓·福克斯（Robin Fox ）1971年以下列形式提出了這個論據。如果賽米梯考斯（Psammetichos ）法老和蘇格蘭詹姆斯四世王的臭名昭著的實驗曾有作用，則在隔絕中撫養的孩子也可以健康生長，他寫道：
「我不懷疑他們能夠講話，從理論上講，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他們或他們的後代就會發明和發展一種語言，儘管他們從來沒有學過這種語言。而且，縱然這種語言與我們所知的任何語言都完全不同，但語言學家在與其他語言相同的基礎上也可以分析它，並能翻譯成我們所知的任何語言。但我還要進一步推測。如果我們的新亞當和夏娃能生存並能生養後代——仍然與任何文化影響完全隔絕——那麼實際上他們會造成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也會有關於財產的法律，關於亂倫和婚姻的準則，禁忌和迴避的習慣，以最少的殺戮處理爭端的方法，對超自然現象的迷信以及與之有關的習俗，一套社會等級體系以及體現它的方法，青年人進入社會的儀式，包括婦女裝飾的求愛實踐，一般身體裝飾品的表徵體系，男人們把婦女排除在外的某些活動和協作，某些投機事業，工具和武器製造業，神話與傳奇，舞蹈，通姦，各種殺人，自殺，同性戀，精神分裂症，精神變態，神經病，各種醫生治療上述病症所取得的利益，取決於人們如何評價他們。」
文化，包括更加燦爛的儀式和宗教形式，可以解釋為一種環境追蹤設施的等級系統、各種生物反應（從千分之一秒快的生化反應到需要數代之久的基因替換）就是這種系統。在緩慢的時間尺度終端，把文化放在了系統之內。現在可以擴大這個概念。在文化的特殊細節是不遺傳的這個範圍內，生物系統可以吸收它的力量，並把它當作一種輔助系統。純粹的文化追蹤系統的速度與生物追蹤系統較慢的片段大部分是平行的，從日常生活中到世代相傳之中都有這種平行。在工業文明中，文化反應最決的是衣著和講話的時興。較緩慢的是政治的意識形態和對其他國家的態度，所有最慢的反應都包括亂倫禁忌和相信或不相信一種特殊的高天上帝。有用的是假定，在進化的意義上講，文化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適應性的，即使某些是通過加強群體的生存而間接地起作用的。第二個值得考慮的主張是（以便使生物同功完善化）。一套特殊的文化行為的變化率反映了環境特徵中的變化率，這些行為與這些特徵是連鎖的。
在儀式中，傾向於壓縮文化的緩慢變化形式。有些社會科學家在人類的典禮和動物交流中的誇耀行為之間作了類比。這是不正確的。大多數動物的誇耀行為都表達有限含義的具體信號。它們相當於人類輔助語言的姿勢、面部表情和基本聲音。有少數動物的誇耀行為，例如鳥類中最複雜的性炫耀形式和巢窩的變化，是非常精緻的，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致動物學家偶爾也稱之為儀式。但即使在這裡進行比較也是令人誤解的。大多數人類的儀式具有多於只有一個直接信號的價值。正如迪爾凱姆（Durkheim）所強調的那樣，它們不僅標定了，而且重新肯定了並加強了儀式的道德價值。
神聖的儀式最具有人類的特色。它們的最基本形式與巫術有關，是一種操縱自然和上帝的積極企圖。從西歐山洞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藝術表明了儀式專心於狩獵動物。有不少圖景表示矛和箭插入動物體內。其他一些圖畫描繪人裝成動物跳舞，或低頭站在動物面前。也許這些圖畫的功能就是一種同情心的巫術，基於一種徹底的邏輯觀念，以為對圖像所作的事就會成為真事。這種提前發生的行動可與動物的意向活動相比較，在進化歷程中動物的意向活動經常儀式化為典禮信號。它使人們想起了蜜蜂的搖擺舞是從蜂巢到食物的一種小型化飛行演習。原始人可能易於理解這類複雜的動物行為。過去，那些被稱作巫師、男巫和巫醫的人才行施巫術，現在某些社會中還是這樣。人們相信只有他們有處理神奇東西的秘密知識和能力，因此，有時候他們的影響超過了部落頭人。
正規的宗教有許多巫術成分，但卻更深刻、更適於部落的信仰。它的典禮歌頌創世神話，謀求上帝的好感，使部落的道德法典不斷神聖化。代替控制身體力量的巫師的是牧師，他和眾神親密交談，並通過禮拜、祭祀品以及部落良好行為所提供的證據求寵於眾神。在更加複雜的社會中，政治和宗教總是自然地混在一起的。天賜權力給國王，但是由於眾神更高的美德，高級牧師又經常管治國王。
合理的假說是，巫術和圖騰崇拜對環境構成了直接的適應，在社會進化中先於正規的宗教。神聖的傳統幾乎在人類社會中普遍發生。還有解釋人的起源的神話，或者至少是解釋部落與世界其他部分的關係的神話也是這樣。但是對上帝的信仰並不普遍。惠廷（Whiting ）1968年所觀察的81個狩獵-採集人社會中，只有28％或35％在他們的神聖傳統中包括上帝。一個創造世界的積極的、有道德的上帝這樣一種概念，傳播的範圍就更不廣泛了。況且，這種概念最普遍地是隨著畜牧生活方式出現的。牧業愈加獨立，就愈加信仰猶太基督式的牧羊上帝。（見表9-3）
表9-3.66個耕地社會的宗教信仰，根據來自牧業生活比率劃分的結果。以牧業為主的生活方式百分比相信積極創造性道德上帝的社會百分比
社會數目
33-45
92
13
26-35
82
28
16-25
40
20
6-15
20
5
在另外的社會中，這種信仰發生少於10％。同樣，一神教的上帝總是男性的。這一強烈的最高主教傾向具有幾種文化來源。畜牧社會是高度易變的，組織緊密的，並經常是軍事性的，所有這些特徵部使平衡趨向於男性權威。同樣有意義的是，作為主要經濟基礎的牧業基本上是男人們的任務，由於希伯來族人起源於放牧，所以聖經把上帝描述為牧羊人，把綿羊選作他的人民。伊斯蘭教是所有的一神信仰中最嚴格的一種，在阿拉伯半島的漁牧民中成為一種早期的力量。牧人與其羊群的密切關係顯然是一個微觀宇宙，它刺激了有關人類與其控制力量的關係的更深探尋。
日益成熟的人類學並沒有提出懷疑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理由，韋伯的結論是：更基本的宗教是為了塵世間的長壽、田地和食物的豐富、避免生理災害、擊敗敵人而尋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教派之間的競爭中，群體選擇的形式也起作用。那些得到追隨者的教派就能生存下去；那些得不到追隨者的就會失敗。其結果是，宗教也像其他的人類設施一樣，為了其參與者的進一步幸福而演化著。由於人口統計學的結果可用於整個群體，因此可以通過利他主義和以他人的一定利益為代價的剝削而部分地得到這種結果。二者擇一，它可以作為一般地增長著的個體適應而出現。從社會的角度看，其結果在更暴虐的宗教和更仁慈的宗教之間。所有的宗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暴虐的，特別是由酋長和國家支持的宗教。當社會競爭的時候，這種傾向就更強烈，因為宗教可以有效地用於戰爭和經濟剝削的目的。
宗教持久的荒謬在於，它有如此之多可以證明是虛假的要旨，然而卻能在所有的社會中保持著活力。人們寧願相信而不願瞭解，正如尼采所說，寧願把虛空作為目的，也不願沒有目的。世紀之初，迪爾凱姆拒絕了那種觀點，即認為這種力量真能從「一套虛幻」中得到解脫。從那時以來，社會科學家們就尋找信仰的心理學羅塞達碑，它可能澄清宗教推論的更深的真理。在這個課題深刻的分析中，拉帕波爾特（Rappaport ）1971年提出，實質上所有的宗教神聖典禮形式都服務於交流的目的。除了把社團的道德價值制度化外，典禮還可以提供有關部落和家族的力量與財產的信息，在新幾內亞的馬林人中，在戰爭中沒有充當頭領而指揮聯盟的人，一群人舉行一個舞蹈儀式，男人以他們是否參加舞蹈來表明他們支持軍事的意願。根據人頭數量就能精確確定聯合的力量。在更先進的社會軍事檢閱中，由國教的設施或儀式來修飾，其實也服務於同樣的目的。宗教儀式也調整一些關係以避免模糊不清。這種交流模式的最好範例是轉變儀式。一個男孩在成熟的時候，他從孩子到男人的轉變過程從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意義上講是非常緩慢的。會有這樣的時候：他的反應和聲音似乎是成年人的，可是行為象孩子。社會難以給他身份鑒定。轉變儀式就用武斷的變化分類來去除這種模糊不清。同樣這種儀式還可以鞏固青年人與接收他的成年團體的關係。
把一個程序或一個陳述神聖化，就是證明它是沒有問題的，並且暗示任何敢於與之相牴觸的人都要受到懲罰。這種從日常生活的世俗中轉來的東西就成了神聖的，而在錯誤的環境中簡單地重複它就是犯罪。這種極端的證明形式，是一切宗教的中心，它所承認的實踐和教義為群體最為生命攸關的利益服務。個人被考驗詞、特殊習俗、神聖的舞蹈和音樂所鎮服，這種音樂如此精確地與他的情緒中心所契合，以致他產生了「宗教的經驗」。他準備重新維護他的部落與家族的聯盟、行施博愛、貢獻他的生命、出發去打獵、參加戰鬥、為上帝和國家而死。「上帝與我們同在」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集結呼叫。上帝需要它，但是部落總的達爾文主義適應是最根本的受益者。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首次定義了第二種導致道德和宗教形式化的力量。人類社會行為的極端可塑性既是一種巨大的力量也是一種真正的危險。假如每個家庭制定出自己的行為規則，結果將是無法忍受的大量傳統變化和日益增長的混亂。為了抵制自私行為和高等智力的「分解能力」，每個社會必須為自己制定法律。在廣泛的限制之內，實質上任何習俗都能比根本沒有限制發揮更好的作用。因為任意的法典著作和組織，傾向於沒有效力並易於被不必要的偏私所損壞。正如拉帕波爾特所簡明地表述的那樣：「神聖化把武斷變為必要，那些武斷的規章手法多半是被神聖化了的。」這個過程引起了批評，在更加文明和更有自我意識的社會中，空想家和革命家打算改變這種體制。改革會受到鎮壓，因為大多人都認為那些被神聖化的東西和神聖化的規則是沒有問題的，不同意這些規則就是瀆神行為。
這把我們帶到可灌輸性進化的生物學問題本質。人類荒誕地易於受灌輸——他們尋求灌輸。如果我們為此論點假定可灌輸性在進化，那麼自然選擇在什麼水平發生？一種極大的可能性就是，群體是選擇的單位。當一致性太弱的時候，群體就滅絕了。在這種情況下，自私的、個人主義的成員以他人利益為代價而獲取較好的處境並成倍發展自己。但是他的崛起和盛行加速了社會的脆弱性，促進了社會的滅絕。保留著較一致基因的較高頻率的社會取代那些滅絕了的社會，這樣，在社會的多重群體中提高總的基因頻率。如果多重群體（例如部落復合體）正在擴大它的範圍，基因的傳播就會更加迅速。這個過程的規範模型表明，如果社會滅絕率高到足以與壓制個體選擇的強度有關，利他主義基因可以提高到適當高的水平上。這種基因可能有利於灌輸性，即使以服從的個體為代價。例如，在戰鬥中冒死亡風險的意願能以那些允許致命的軍事原理的基因為代價而有利於群體的生存。群體選擇的假說足以解釋可灌輸性。
解釋競爭，個體水平的假說同樣是足夠的。它表述了使自己一致地以最小的花費和危險來享受群體成員的利益這樣一種個體能力。儘管他們的自私對手可能獲得短暫的利益，但是從長遠觀點看通過排斥和壓抑得來的利益會喪失。一致主義者行施利他主義行為，也會在冒著生命危險的範圍之內，這並不是因為群體水平被選擇出來的自我否定基因，而是因為群體偶然能得到可灌輸性的利益，而在另外的場合，這又有利於個體。
兩種假說不是相互排斥的。群體選擇和個體選擇可以相互加強。如果戰爭需要斯巴達式的優點，並死去某些勇士，那麼勝利則能更加充分地補償生存者的生殖能力和機會。一般個體將贏得範圍廣泛的適應策略，使得冒險有利，因為參與者的全部努力給一般成員以更多的補償性優越條件。
9-7倫理學
自然科學家和人文科學家應該共同考慮這樣的可能性：即暫時把倫理學從哲學家手中解放出來並使之生物學化的時間已經來到了。目前，這個課題由幾種古怪的連續的概念所組成。首先是倫理直覺主義，它相信精神對真正的正確和錯誤具有一種直接的意識，這種意識可以通過邏輯形式化，還可以表現為社會活動的規則。西方世俗思想的最純的指導戒律是社會契約理論，如同洛克、盧梭和康德所繫統闡述的那樣。在我們的時代，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把這種戒律重新編織成一種社會哲學體制。他的規則是，正義不僅應當是政府體制的總體，而且應當是初始契約的目標。那些自由和理智的人會選擇羅爾斯稱作「公平的正義」的原則，如果他們是利益相同的聯盟，並想定義這個聯盟的根本準則的話。評價後來的規律和行為的恰當性，有必要檢查他們無可爭議的起始位置的一致性。
社會機構形式的弱點是它依賴於大腦的情緒判斷，然而那個器管象只黑箱。幾乎沒有人不同意對於脫離肉體的精神來說，公平的正義是一種理想的狀態，這個概念對於人類絕不是解釋性和預測性的。因而，它不考慮其結論嚴格實行的最終生態和遺傳後果。也許對於一千年來說解釋和預測是不必要的。但這是靠不住的——人類的基因型及其在其中演化的生態系統來自極端的不公正。無論哪種情形，倫理判斷的神經機構的充分探索都是合乎需要的，並且已經在進展之中了。這種努力之一構成了概念化的第二個模式，可以稱之為倫理行為主義。它基於如下的命題，即道德上所承擔的義務完全是學習得來的，有效條件作用是主要的機制。換言之，孩子們只是使社會的行為模式內在化而已。與此理論相對立的是倫理行為的發育遺傳概念。6-8節提到，1969年，卡爾伯格（Kohlberg ）對此觀點作了說明。他的觀點是結構主義的。皮亞傑（Piaget）曾用「發生認識論」來表述，而科爾伯格用「認識——發育」來標鑒一般概念。然而，結果將與廣義發育生物學和遺傳學相結合……分析尚未涉及基本規則中的可塑性問題，尚未測量內在文化的差異，因此遺傳性也就無從評價。倫理行為主義和發育遺傳分析的流行觀點之間的差別是，前看沒有證據假定了一種機制（作用條件），後者提供了證據但沒有推測機制。在這一差異背後並沒有重大的概念困難。道德發育的研究只是遺傳差異問題更為複雜，更難處理的問題。隨著資料的增加，可以期望兩種傾向合併起來在遺傳學中形成一種可認識的課題。
然而，即使問題明天就得到了解決，也還會忽略重要的方面，這就是「倫理學的遺傳進化。」倫理哲學家們在直覺判斷道德的道義規則時要請教他們自己的下丘腦-邊緣復合系統的情緒中心。這一點對發育學家也是真實的，即使他們處於最客觀的狀態也是如此。只有把情緒中心的活動理解為一種生物學上的適應，才能解釋這些規則的意義。有些活動看來過時了，這是對最原始的部落組織形式的一種調整遺跡。有些則還是初生態，是對農業和城市生活新的快速變化的適應，其他因素還將增加混亂。在單方面的范因內，群體中群體選擇所確立的利他主義基因將遭到個體選擇所青睞的等位基因的對抗。在它們控制之下的衝突傾向於在群體中廣泛傳播，因為當前的理論預測認為，基因會在一種平衡的多態現象中得到最佳維持。道德矛盾心理將被環境所加強，比起把單一的道德法典無差別地用於所有性別-年齡群組來，一個以性別和年齡為轉移的倫理學一覽表能顯示更高的遺傳適應性。例如，對於小孩子來說，自我中心更具有選擇利益，因而相對他講不願作利他主義的事。相似地，青少年在其同性別的同輩人中的團結更為緊密，因此對同輩人認可通常更加敏感。遺傳所決定的性別、親-子衝突（特裡弗斯模型所預言的那種）也傾向於加強道德義務的種類和程度方面的年齡差異。最後，群體生長早期階段的個體道德標準會在許多細節上與重疊群體期間的個體道德標準不同。超密群體在遺傳上的倫理行為將與其他的群體不同。
如果這種遺傳的道德多樣性理論中有任何真理成份的話，那麼，對倫理學來說，需要一種進化方面的研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還有一點也應該是清楚的，那就是沒有單獨一套道德標準可以應用於所有的人類群體，更不必說應用於群體之內的所有性別-年齡階層了。因此強求統一的法典無異於製造複雜的、無法處理的道德困境——當然，這些是目前的人類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9-8美學
藝術的衝動決不限於人類。有些非人類靈長動物也具有繪圖作畫的能力。1962年，德斯蒙德·莫裡斯研究「藝術的生物學」這個課題時，有32個靈長類動物都能繪畫，其中有23只黑猩猩，2只大猩猩，3只猩猩，4只南美卷尾猴。它們利用繪圖設備的幹勁極大，根本用不著人去督促。年輕和年老的動物都對這項活動十分著迷，以至它們寧可不要吃東西，有時因為停下來而大發雷霆。其中有兩隻黑猩猩特別高產，「阿爾法」了200多張畫，而著名的「康果」簡直堪稱猿類的畢加索，它畫了近400張畫。儘管大多數的畫都是亂塗的，但是整個模式遠不是隨機的。其中有線條、污跡、扇形，甚至完整的圓形。它們沒有受過專門訓練，也沒得到任何多於必要設備的東西。事實上，誘導模仿而試圖指導動物的努力往往是不成功的。
黑猩猩的藝術才能可能是它們利用工具行為的一種很好的特殊證明。許多物種都表現出十幾種技術，這些技術需要身體技巧。通過實踐所有這一切都能得到提高，至少有一些作為傳統一代代沿習了下來。
這可以看作是人類藝術的起源。正如沃什伯思（Washburn ）1970年指出的那樣，人類歷史99％以上都是在狩獵-採集社會形態中渡過的，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人都製造他自己的工具。評價製作的形式和技巧對於生存是必要的，可能評價本身也帶來了社會認可。形式和技巧的成功都能帶來更大的遺傳適應。如果黑猩猩能達到基本的圖解階段，那就不難想像原始人能進展到表達性圖畫的程度。一旦達到這個階段，就會迅速過渡到在同情性的巫術和儀式中運用藝術。此後藝術在文化和精神能力的發展中可能起了一種相互促進的作用。最後，書寫語言的獨特表達形式出現了。
音樂也是由某些動物產生的。人類認為鳥類精妙的求偶與領土歌聲是美好的，可能最後也就跟鳥學起來了。歌唱和舞蹈把人們聚集成群，指引人們的情緒，為他們從事活動作好精神準備。黑猩猩的狂歡表演非常像人類的慶典活動。它們在轟鬧的運動中奔突、跳躍，扯下樹枝，來來回回高聲呼叫。這些活動至少有助於在共同的感情基礎上把群體聚集在一起。這些活動可能近似於最早的人類慶典活動。然而，在此後的人類進化中出現了根本的差異。人類的音樂已從偶像代表中解放出來。音樂包含了無限的、任意的信號。它運用了表達法規則和秩序，這種秩序的基本功能和語法差不多。
9-9領土性與部落主義
人類學家經常忽視了作為一般人類屬性的領土行為。當從動物學那裡借來這一現象的最狹義概念時，就發生了上述情況。動物對其鄰居的反應態度很不相同。每個物種都有自己的特殊行為尺度。有時動物具有公開的敵意，尤其是在育子季節或群體密度高的時候，有時不明確，或者乾脆沒有領土性反應。
有理由認為，領土性是狩獵-採集社會的一般特點。1973年，埃德溫·威爾姆森（Edw1n Wil一msen）在一篇評論中指出，在這些相對原始的社會中，土地佔有權的策略與許多哺乳動物沒有多少差別。
部落文化在現代意義上講造成了不幸的結果，甘內特·哈丁（Ganett Hardin ）1972年寫道：
「任何自己感到是明確的一群的人群，外部世界亦同樣這樣認識他們，這群人可以被稱為一個部落。像一般定義那樣，這個群體可以是一個族，但並非必然如此，它可以只是一個宗教派別，一個政治群體，或一個職業群體。一個部落的基本特點是有雙重的道德標準——一種是為群內行為所需的標準，另一種是群外的標準。
部落文化的一個不幸的並且是無法逃脫的特徵，就是最終引起相互衝突的部落文化」。
他們害怕周圍懷有敵意的群體，這種「部落」拒絕承認共同的利益。它不願限制自己群體的擴大。競爭者可能會在遠系繁殖方面相互比賽。資源被分隔。正義和自由敗落。真實的和想像的措施凝結了群體的一致性，動員了群體的成員。對外部事物與人的仇恨成了政治美德。在群體內對不守準則的人的懲罰日益嚴厲。歷史充滿了這一過程的逐步升級，直到社會崩潰或走向戰爭。沒有哪個民族能完全免受部落主義之害。
9-10早期社會進化
可以說，現代人類經歷了兩個精神進化的加速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加速是從較大的樹棲靈長類向猿人的過渡，這個階段大約要一千萬年的時間。第二個更加迅速的加速階段約在一萬年前開始，基本上是文化的進化，在本質上必定是最為表現型的，其基礎是大腦中的遺傳潛力，而大腦則是先前千百萬年積累的結果。大腦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開端，隨之而來的是全新的，更為迅速的精神進化形式。
這第二個階段是超乎尋常的，它的潛在能力只是目前才被揭示出來。
人類起源的研究與精神進化的這兩個階段有關而引起的兩個問題是：
一什麼樣的環境特徵使得類人猿與其他的靈長類在適應上分化，並沿著自己獨特的進化道路前進？
——一旦開始之後，為什麼類人猿的進化如此之快？
首先是森林和草原相間的生態環境，使得它們的前後肢得以分工，其次是它們對於動物性食物的依賴程度。它們明顯地比現在的猴子與類人猿更多地食用肉類，而且食譜廣泛，大到巨象，小到昆蟲，什麼東西都吃，以致於到直立人開始使用石斧的時候，有些較大的非洲哺乳動物就開始滅絕了。
從這些關於早期人類生活狀況的事實中，我們可以推演出什麼呢？在作出所有的嘗試性答案之前，首先應當注意的是，幾乎沒有什麼能涉及到與現有靈長類的比較。因為它們基本上都是植食性的，肉食對它們是很偶然的現象。另外，它們在社會組織方面相互之間的差別也太大，沒法提供一條比較的基線。黑猩猩是最有智力，在社會組織方面最為高級的靈長類。但它們是森林居民，植食為主。認為黑猩猩的生活揭示了許多人類起源的問題，並不一定是正確的。黑猩猩的人類特怔可能是進化趨同現象造成的。
也許最好的程序是從現存的狩獵-採集社會進行反推。表9-4把這項技術顯示得清晰可見。表中列出了狩獵-採集人群的最一般特徵。然後，也估價了每種行為範疇的可變性，伺時注意到這些範疇的變異在非人類靈長類物種中發生的數量。範疇的變化越少，則狩獵人與早期人所顯示出的特徵就越加相像。
表9-4現有狩獵-採集群體的社會特徵及早期人類同樣具有這些特徵的可能性普遍發生在現存狩獵-採集社會中的特徵非人類靈長類中特徵範疇的變化性斷定早期人具有同源特徵的可靠性地區群體大小：多為100或少點高度可變，但在3-100之間非常可能100或少一點，但並不可靠家庭是核心單位高度可變不可靠性分工：女採集、男守獵在靈長類只限於人不可靠雄性統治雌性儘管不普遍，但很廣泛可靠長期的性結合（婚姻）近於普遍；多配偶廣泛高度可變不可靠異族通婚普遍，由婚姻規則維持。只限於人類不可靠亞群體的組成經常變化（分裂合成原則）高度可變不可靠領土性廣泛，特別在富採集區廣為發生，但多變模式可能發生；模式：不知遊戲玩耍，特別是那些需要生理技巧而不要謀略的遊戲。一般地發生、至少以基本的形式出現非常可靠延長的母親關懷；被斷言的青年社會化；擴大了的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母親和女兒的關係。一般發生在較高等有尾類中非常可靠
可以作出的結論是，原始人生活在較小的領土群體內，其中雄性統治著雌性。侵犯行為的強度與等級的本質尚不為人們所知。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推測沒有得到任何資料的支持，因而更加脆弱。原始人可能成群結隊地搜尋食物，這是為了抵禦較大的捕食動物。但是並沒有十分可信的理由認為男人出外打獵，而女人留在家裡。現在狩獵-採集社會中的確如此，但與其他靈長類的比較研究並未提供這種特徵是什麼時候發生的線索。當然，動物中的例子並不意味著雄性群體狩獵不是人類早期的特徵，只是沒有十分有力的可靠證據支持這種假說罷了。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人類社會起源的盛行理論之中。這種理論由一系列連鎖的模型組成，這些模式是從化石證據的基礎上形成的，同時對狩獵-採集社會進行了回溯，並參照了與現存靈長類物種的比較。該理論的核心可以稱之為「自動催化模型」，它認為當最早的類人猿適應了陸地生活而進行雙足運動時，手就自由了。這樣就更利於工具的製造和使用，智力是這種利用工具習慣的改進部分。隨著精神能力和傾向通過與人工產品利用方面的相互加強日益增長，整個物質文化基礎發展了起來。在狩獵過程中，協作完善化了，並且提供了智力進化的新動力，智力進化轉而使工具的利用更加精深，於是通過這種因果循環不斷發展。這種自催化使得早期的人類具有獵取巨大動物的能力。自催化模型通常包括這樣的命題，即向大規模狩獵活動的變化加速了精神進化的過程。另一個命題是，男人專事狩獵，女人照料孩子並從事大部植物性食物的收集工作。人類性行為與家務生活的許多細節很容易從這種分工中得到說明。
儘管自催化模型是內在一致的，但它有一個奇特的疏忽——那就是觸發因素。是什麼東西引起加速過程的？這方面尚無較有說明力的解釋。
3-11晚期社會進化
生物系統中的自催化反應決不會無限地發展。但是，幾乎像奇跡一樣，在人類的進化中卻並不如此。大腦的增大和石器的增多表明在更新世期間精神能力的逐漸進步。七萬五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莫斯特工具文化出現，彙集起來的衝力為歐洲四萬年前晚期智人的舊石器文化開闢了道路。一萬年前開始的農業及其傳播，人口密度巨大增長，原始的狩獵群體讓位於部落，王國和國家的迅速成長。最後，公元一千四百年後以歐洲人為基礎的文明又改換了工具，知識和技術的發展不僅獲得了指數速度，而且以超指數速度發展著。
相信在最後的衝刺階段人類的精神能力進化或特殊社會行為趨向的進化曾經有過停止是毫無道理的。儘管我們不知道實際上發生了多少精神進化，但是假定現代文明完全建立在更新世的資本積累之上就錯了。
由於遺傳系統與文化系統的軌跡是平行的，所以我們可以暫時避開它們的差別，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回溯後期的社會進化原動力。吃種子是解釋類人猿到草原上去的一種合理的說法，獵取大動物對於向直立人進展可能有所闡明。但是群體捕獵的適應足以在各方面使之進化到人類的程度，更進一步發展到農業與文明嗎？人類學家和生物學家不相信這種動力是足夠有效的。他們提倡下列因素，這些因素可以單獨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A.性選擇
錢斯（Chance）和福克斯（Fox）認為，性選擇是驅動人類向全面進化的輔助動力。推理過程如下：多配偶是狩獵群體的一種普遍特徵，或許在早期的原始人社會中也是這樣。假若情況果真如此，那麼性選擇必然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包括雄性對雌性的引誘性炫耀與雄性之間的性競爭。性選擇必定由於不斷的交配刺激而加強，這是由於雌性的性接受能力近乎連續的原因。在群體中存在著高度的合作，性選擇這種原始人適應的遺產易於和狩獵勇猛、領袖才幹、製造工具的技巧和其他可見的品質聯繫在一起，這些品質能有助於家庭的成功和雄性聯盟的順利。侵犯行為受到抑制，公開的靈長類動物統治的其他形式都被複雜的社會技巧所取而代之。青年雄性發現參加群體是有利的，而適應群體生活則要控制往活動和侵犯行為，等待著地位的提高。其結果是，類人猿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雄性很可能具有多種必要的性質：「有控制能力的、狡詐的、協作的、對異性有吸引力的、對孩子善良的、鬆懈的、粗暴的、富於表情的、有技巧的、有見識的並且在自衛和打獵中是精練的。」因為在這些更加老練的社會特徵之間發生正反饋，並帶來成就，所以社會進化可以在沒有環境附加選擇壓力的情況下無限地發展。
B.文化發明和網絡發展中的多重效應
不管原始動力是什麼，文化能力方面的進化是由日益增長的學習能力和學習速度完成的。個體和群體之間相互接觸的網絡也發展起來了，在網絡的大小和文化能力之間也存在著正反饋。和性選擇一樣，這種機制也不需社會行為本身限度之外的附加輸入。但是與性選擇不同，在人類前史的最後階段，這種機制可能達到了自催化的初始水平。
C.增長的人口密度與農業
有關文明發展的傳統觀點曾經認為，是農業的發明造成了人口增長，帶來了閒暇時間和閒暇階層，然後文明才得以發展起來。這種假說並不十分可靠，因為已發現許多狩獵-採集人比農民幹得更少，享受著更多的閒暇時間，除非有政治和宗教權威的逼迫，原始農民並不生產過剩的物資。有人甚至提出了因果關係相反的建議：是人口的增加使得社會發展了農業。然而這種解釋沒有考慮到群體的最初增長原因。
狩獵-採集社會在人口統計學上幾十萬年都保持著平衡。他們當中有很少的一部分成為最初的農民。很可能是因為獲得了一定的智慧以及幸而有廣泛生長的植物食品，農業經濟一旦產生，就促成了更高的人口密度，而人口的增加則加強了社會接觸的更廣泛網絡，以及對農業的進一步依賴。像灌溉和車輪這類少數的發明，強化了這一過程，使之不可逆轉。
D.戰爭
通觀有記載的歷史，在部落、酋長國和國家之間，戰爭行為是普遍的。索羅金（Sorokin ）在分析從275年-1025年這時期內歐洲十一個國家的歷史時，發現它們在那段時期中平均47％的時間參加了軍事行動，或者說每年有兩次軍事行動。「德國每年用28％的時間，而西班牙每年有67％的時間參加戰爭。早期歐洲和中東的酋長國與公國迅速瓦解傾覆，許多征服者在本質上都是種族滅絕式的。在這個過程中，基因的傳播總是最為重要的。征服者殺戮所有的男人和與男人性交過的女人，而寬恕那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結果戰爭成了遺傳上的取代。
地區性戰爭與遺傳取代在群體選擇中作為一種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達爾文已清楚地認識到了。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一書中，他假設了一個非凡的模型，為現代群體選擇理論預言了許多要素。達爾文看到了群體選擇不僅能加強個體選擇，而且可以對抗個體選擇——有的時候群體選擇佔優勢、特別是在繁殖群體小而親族關係密切的時候。同樣的理論後來得到了發展。有些人想到人類「最高貴」的品質，其中包括協作、利他主義、愛國主義、領土戰鬥中的英勇等，都是戰爭的遺傳成果。
通過臨界效應的推測，能解釋為什麼這個過程只在人類進化中起作用。原始的文化能力可能是由一定的基因所允許的。反過來，文化能力又推動了基因的傳播。這種相互強化一旦開始就是不逆轉的。
E.多因素系統
前面的每種機制都可以獨立作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但更可能的是它們以不同的方式和複雜的相互作用共同起作用。最有現實性的模型可能完全是控制論式的（圖9一1），其中的原因與結果通過於循環而相互易位，子循環又具有高度的互相連結性。
在社會進化的單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中，都假定了一種日益增長的內在化控制。這種變遷被認為是前面提到的兩個加速階段的基礎。在類人猿進化之初，初始動力來啟外部的環境壓力，這與其他動物的社會進化沒有什麼差別。目前看來，假定類人猿歷經了兩個連續的適應轉變是合理的。第一，走出森林，生活在開闊的原野上，以植物種子為食；第二，在吃植物種子的同時，在解剖特徵和精神變化上適應了捕獲大哺乳動物。大動物的捕獵進一步引導了精神能力與社會組織的發展，後者使類人猿穿越了自催化的門檻，跨入進化的更為內在化階段。在第二個階段，大部分人類的獨有特徵出現了。然而，在強調這種區別的時候，並不是暗示社會進化是獨立於環境的。只不過在精神和社會的變化方面逐漸地更依賴於內在的重組而更少地依賴於對環境的直接反應。簡而言之，社會進化獲得了自己的動力馬達。
9-12未來
或許到二十一世紀末，當人類獲得一種生態學上的穩定狀態時，社會進化的內在化將會臻於完善。大約在這種時代，隨著社會科學的迅速成長，生物學會到達它的鼎盛期。某些科學家會對此估計持有異議，認為在這些領域中日益增長的發現速度表徵著更為迅速的發展。但是，以前歷史的先例曾使我們迷失了方向：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題目至少要比物理學與化學困難兩個數量級。
考慮一下社會學的前景。目前這門科學正處在它自身發展的自然史階段。曾經有過一些系統建設的嘗試，但是和心理學一樣，它們都過旱地成熟並且成果有限。在今天的社會學中對於理論已經過時的許多東西實際是現象和概念的標籤，這正是自然史的方式。過程難以分析，因為基本單元捉摸不定，或許根本就不存在。
隨著描述和實驗的日益豐富，社會學日益趨近於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經濟學，並在不久的將來與這些科學匯合在一起。這些學科對於社會學具有重要的意義，很可能為它產生初始的現象學規律。事實上，也許已有了某種有價值的數量規律。它們包括有關下列關係的驗證過的陳述：敵意效應和強調民族優越感以及對外國人和物的畏懼僧恨（外恐症）；在戰爭藝術與對抗性運動之間、之內的正相關，對抗運動使得侵犯的衝動得以正常的發洩；職業行當中升級和機會的精確而特化的模型；最通用的經濟學模型，遠不止這些。
從純粹的現象學描述到社會學基本理論的轉變，必須等待充分理解人類大腦和神經細胞方面的充分解釋。只有能對情緒和倫理判斷的機制在細胞水平上加以拆裝，才能搞清楚它們的性質。可以用模仿來估計整個行為反應的範圍以及體內自控調節的精確性。測量神經生理學的波動與放鬆次數，可以估計緊張程度。認識將被表現為網絡。學習和創造將會被定義為認識機制特殊部分的轉變，認識機制則是由情緒中心的輸入所調節的。得益於心理學，新的神經生理學將為社會學產生一套持久的第一原理。
在這一事業中，進化社會生物學的作用將倍加重要。它將嘗試重建進化機制的歷史，並鑒定這種機制每種功能的適應意義。由於受更新世危機（例如狩獵、採集、部落戰爭）的指導，有些功能幾乎過時了。其他一些功能目前在個體和家族的水平上可能是適應的，而在群體水平上可能是不適應的——或者正好相反。如果決策用來形成文化以適應生態穩定狀態的話，有些行為則可在沒有情緒損害或喪失創造性的情況下，經驗地加以改變，這裡面的不確定性意味著，斯金納為幸福預先設計一種文化的理想注定要等待新的神經生理學。遺傳上的精確性，以及倫理學法典的絕對公正也要等待新的神經生理學的進展。
進化社會生物學的第二種貢獻是監測社會行為的遺傳基礎，最優化社會經濟體制永遠不可能完美無缺，這是由於阿羅（Arrow ）的不可能定理，也可能由於倫理標準是天然多元性的。況且，任何這類規範體系建於其上的遺傳基礎都在不斷地變化。人類從來沒有停止進化，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的群體正在漂變。經過幾代的影響就能改變社會經濟最優化的統一性。特別是，世界上基因流的比率已上升到劇烈的水平，並且還在加速上升。地區村社之內的平均關係係數正在顯著地降低，其後果可能是通過壞的適應和群體選擇基因的喪失最終減少利他主義行為。早些時候已經表明：當行為特徵受到禁止或者它們的原始功能在適應價值上變為中性時，就趨向於被代謝保存的原則所選擇淘汰掉，在十代人之內這些特徵就能基本上從群體中消失，這對人類來說只不過需要兩三個世紀而已。我們目前對人類的大腦所知甚少，因而不知道有多少最有價值的品質在遺傳上與過時的、毀滅性的品質連鎖在一起。群體成員之間的合作與對陌生人的侵犯性、創造性與獲取個人統治的願望、體育熱情與暴力反應傾向，如此等等都可能是連鎖特徵。在特殊的情況下，這種成對的特徵可能是基因多效性的結果，也就是說同一套基因控制著不只一種表現型特徵。如果有計劃的社會——它在下個世紀的出現似乎是不可避兔的——將指導它的成員小心地超越那些曾給過毀壞性表現型進化優勢的壓力和衝突的話，那麼其他表現型可能會隨著它們而衰退下去。這樣，從最終的遺傳意義上講，社會控制可能會剝奪人類的人性。
似乎我們自動修化的社會進化已經使我們固定在這樣一條特殊的進化路線上了，那就是我們當中仍然保留的早期猿人特徵可能是不受歡迎的。為了永久地維持我們的物種，我們被迫走向總體的知識，直到神經元和基因。但是當我們的進化足以用機械的術語來解釋我們自身的時候、當社會科學逐漸充分繁榮的時候，結果也許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因此，正如開始一樣，用阿伯特.卡繆的預見來結束本書似乎是合適的：
即使是一個能用糟糕的理由來解釋的世界，人們也感到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個剝去了假象和處世標準的世界中，人類感到的是一個不和諧和更陌生的世界。他的流放感是無可補救的，因為他被剝奪了對失去的故鄉的記憶、喪失了對希望之鄉的嚮往。」不幸，這是真實的。但是我們還有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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