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劉易斯·托馬斯的第二本文集。他的第一本書， The Lives of a
Cell，我譯作《細胞生命的禮讚》。在那本書的譯後記裡，有兩段話，關於作者和寫作過程的，抄在這裡，也還合用：
醫生、病理學家、教授、行政官員、詩人和散文作家劉易斯·托馬斯，
1913年生於美國紐約城邊，一個小鎮外科醫生的家庭裡。受教於普林斯頓
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畢業後作過實習醫生，可能還作過為期不長的住院醫
生。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繁榮時期、他輾轉領導了好幾個教學、
科研和醫療機構，其中包括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
中心。在耶魯大學任醫學院院長數年之後，又接任紐約市癌症紀念中心斯
隆－凱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長。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這裡，我想我可以附加幾句話。人之常情，應該是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可是，托馬斯醫生我們再也無法見到了。他已於1994年早些時候逝世。我見過他的兩幅照片，都是晚年的，正是寫作本書前後不久的時候所攝。一幅是在書房裡，背靠書櫥站著，兩手扶書櫥，頭微低著，若有所思的樣子。另一幅是在實驗室，穿白大褂，也是沉思的神情。看起來身材壯偉，穿著講究，紳士氣派很足。他的自傳中曾提到，六十六歲那年海邊衝浪時膝部受過傷。由此可見他是個體魄強健的人。
接下去抄第二段，關於劉易斯·托馬斯寫書過程的：
1970年，托馬斯任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時，應邀在一個關於炎症的學
術討論會上作「定調演說」。他輕鬆幽默的泛泛而談被錄了音。不知怎的，
演說的整理稿傳到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主編的手上。那位主編是托馬
斯實習醫生時期的年兄契友，他喜歡這篇東西，便命托馬斯為他的雜誌寫
一系列短文，讓他照此泛泛而談，條件是題目不限，一文不給，一字不改。
托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獻身研究，只好擱起他的錦心繡口，去作那
些刻板的學術論文。得此機會，他自然樂於應命。一連寫了六篇，甫議擱
筆，但已經欲罷不能了。熱情的讀者和批評家們要他把專欄寫下去。於是，
他一發而不可收， 連寫了四年。 這時， 出版商已爭相羅致出版。 The
Viking Press條件最惠，許他不加修補，原樣付梓。於是，我們就有幸看
到了這本輝煌的小冊子。
這是說他的第一本書，《細胞生命的禮讚》。該書收文二十九篇，以排在最前頭的一篇的篇目為書名。
此後他還是寫，過了四年，又可以結集了。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加上幾篇發在別處。如《美國藝術科學會刊》（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Arts and Sciences） 和《紐約時報》的，還有幾篇未發表的，又得二十九篇，還是以排頭第一篇的篇目為書名，叫The Medusa
and the Snail，勉強譯為《水母與蝸牛》。
譯得笨拙，只好附加些解釋，聊以塞責。Medusa（美丟莎）是希臘傳說中三大妖怪之一。她的頭髮是一條條的蛇。有一個屬的水母長有觸手，像那妖怪的蛇發，因而得名。
書中寫到的是此屬水母中的一個種。這裡的Snail，並不是那些背著自己的小房子、在潮濕的草地上悠閒地爬來爬去的蝸牛。書中寫的是一種海生的蛞蝓，裸鰓類，沒有殼。作為篇名和書名，只能簡單出之，結果是讓人不得要領。那篇文章，講的是那不勒斯海水域中那一單個特殊種的水母和那一單個特殊種的蛞蝓結成共生關係的故事。用這一篇開始並命名這本書，也許是偶然的，但也很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劉易斯·托馬斯一直關注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共生、依存和合作的現象。共生與合作是他第一本書的主題之一，也是這第二本書的主題之一。
當然，這本隨筆集的主題遠不止此。在這二十九篇文章裡，托馬斯談生談死，談人間，談地獄，談民主和自由的社會設計，談水獺、金魚和疣子，談疾病，談思維，談詩，談語言學和標點符號。用他特有的托馬斯方式。
這種自由的神侃允許托馬斯作一件別的思想家作不到的事：允許他留有漏洞、矛盾和不一致。像蒙田一樣，托馬斯把人的性情、思想和行為中的不一致視為當然。他就那樣意到筆隨地寫下去，並不在乎什麼思想體系，也不擔心什麼地方出點差錯。他甚至大談犯錯誤的重要性：詞語的誤解和誤用使語言進化得豐富而有活力；實驗室裡的錯誤是科學發現的通常方式；
不犯錯誤就不成其為人；人本身也是DNA不斷犯錯誤的結果。他的思想中存在著顯然的矛盾：他不主張強調自我，卻痛惡泯滅個性；他嘲諷催眠術之近巫，卻以儘管是調侃的口吻，揭示出一大片科學研究的野地；他反對限制科學研究，卻又討厭無性造人，討厭對潛意識（姑用此名）和自主自治的器官瞎鼓搗。
因此，托馬斯曾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幾個自我組成的委員會。這些自我開會時，常常是吵吵嚷嚷，議而無決。托馬斯宣稱，這個委員會沒有主席。我想，這話不能完全當真。托馬斯本質上是一個科學家。在他的八小時以內，在他作研究者的時候，在進行科研和教學管理的時候，在作政府衛生官員的時候，是這位科學家在作著思想委員會的主席。尤其是在那個國家關於生物－醫學科研的政策出現危險的偏斜，或輿論中謬見風行的重大關頭，這位科學家便毫不遲疑地從工作崗位上凜然地站起來。當然，托馬斯不止是一個科學家。他謳歌生命，保衛生命，捍衛生命固有的諧調，捍衛不容干犯的人性，干預社會機體和公眾心理上的疾患——這時，他是超越了科學家的。但是，正因為他不止是一個科學家，他才是這樣好的一個科學家。他關於科學發現的過程、關於科研的規劃與管理、關於國家的科研政策、關於美國保健制度的困窘、關於生物－醫學科研中的社會和倫理含義等一系列問題的論述，值得每一個關注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的人認真研究。兩書俱在，就不用我在這裡詳述了。在結束這篇小序之前，我想引用劉易斯·托馬斯作為科學家凜然站起的一個場合講過的一番話，我認為，這番話是值得我們這些很願意講講科學、卻不很願意知道科學為何物的人們銘諸座右，引以自警的。
70年代末，美國人舉國上下反對生物學家濫用重組DNA技術，怕他們使DNA與大腸桿菌之類相結合而造出什麼危險的雜種。 人們用最壞的字眼兒，
罵那些科學家「強暴」、「瀆神」和「狂妄自大」。甚至有人已建議訴諸行政和司法的干預。於是，托馬斯當仁不讓，發出了毫不含糊的聲音：
「……是否有某些信息，導致人們不管怎麼知道了一些人類還是不知為妙的東西？科學的探索有沒有一個禁區，設置這個禁區的根據，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該不該知？對有些事情，我們該不該半途而廢，停止探討，寧可不去獲取某種知識，免得我們或任何人會利用那種知識來作些什麼？我個人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不』。」
「要預言科學將會生出什麼結果，那是很難的。假如是一門真有前途的學科，那就不可能對之作出預言。這是科學這一行當的本性所決定的。如果要發現的東西真是新的，按定義講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無法預言真正新的研究線索會引向何處。在這件事上你沒有選擇，沒法選擇你認為你將喜歡的，而關閉那些可能會引起不快的線索。你要麼有科學，要麼沒有科學。可一旦你有科學，你就必須在接受那些規矩的、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時，接受那一片片令人驚訝、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讓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這樣。」
李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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