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斷提醒自己，我們每年在健康上花費800億美元，或許現在已是900億美元吧？不管是800億美元還是900億美元，那都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只要一提起它，就會意味著有那麼一個龐大而有力的機構，相當複雜地組織和協調著。然而，這又是一種讓人迷惑不解、大傷腦筋的事情，因為它在穩步地日漸擴大，卻沒有具體的人在規劃和管理它。去年花進去多少錢，只有在花完之後才發現；明年的賬單上又會是多少，沒有一個人看得準。社會科學家們為這樣一些大問題所吸引，開始從四面八方湧來，以便就近看個究竟；經濟學家傾城而至，在這裡搖頭咂嘴，將越來越多的資料輸入計算機，試圖弄明白，這到底是一個運轉正常的機構呢，還是一座紙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對正在開銷的數目，似乎並無疑問，但這些錢花到哪裡，為什麼花了，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提到這樁事，人們貪圖方便總是以一言蔽之，說這是「健康事業」。這就造成一種幻覺，讓人覺得，這都是應人們的需求造出的一種毫無疑問的產品，那就是健康。於是，保健成了醫藥的新名字。現在，醫生幹的事是保健，醫院和其他專職人員跟醫生一道工作，總稱作保健事業。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費者。一旦上了這條路，那就得沒有盡頭地走下去。就在最近，為糾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種種弊端、偏私、邏輯缺陷和瀕於破產，政府創設了新的官方機構，稱作保健組織，大家已經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這種機構像郵局一樣遍佈全國，準備把包裝整齊的健康分送各處，就像真的是倉庫裡新備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樣。
　　我們遲早要因這個詞而遭到麻煩。這個用語太具體、太明確，不宜用作委婉語，而我們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個委婉語。我擔心，我們會牽強地使用它的意義，以掩蓋一具體現實。這個現實說不得，我們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開談論它。但不管怎樣，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蓋也蓋不住。尋常一樣的疾病還在使我們苦惱，我們沒有控制它們。它們為所欲為，隨意襲擊我們，叫我們無法預測。只有它們冒頭以後，我們才能開始對付它們。我們的醫療工作只能這樣被動，醫死醫活莫論，只有盡力而為吧。
　　假如事情不是這樣，這個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實卻就是這樣：疾病的發生，不僅僅是我們疏於保健。我們生病，不僅僅是我們放鬆了警惕。多數疾病，特別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來的，我們不知怎樣預防。我們實在還不那麼善於防病或保健。至少現在還不善於此。我們也不會善於此，除非有一天，我們對有關疾病的機理知道了很多。
　　在這一點上，大家當然意見不一。我們當中有些信徒，他們相信，一旦我們有了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這個國家就會變成某種大型的礦泉療養地，它提供的預防藥就像歐洲礦泉水瓶子上貼的商標所說的：包治百病，管它腎虛脾熱，都治。
　　讓人吃驚的是，我們迄今還不知道，這個詞兒乃是不應驗的咒符。一個人幾十年精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將來不發生精神分裂；同樣，社會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證社會的精神健康。雖然這些可敬的機構對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顯有用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責難這些字眼，是因為它們聽起來太像保證兌現的諾言。一個保健組織，如果組織良好，財源充足，它將具有一個診所和醫院的最好特徵，對任何社會都應是有價值的。但是，這個社會的人會期望它的新名字名副其實。門上掛了保健的牌子，它就會成為分發健康的官方機構，如果此後任何人發生了難以對付的心臟病，或者得了多發性硬化，或風濕性關節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數癌症，或慢性腎炎，或中風，或脾氣鬱結，那麼，人們就不免要環顧左右而竊聲議論了。
　　與此同時，對於人體組織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們給予的注意和重視則是太少了。人體組織最堅定不移的傾向就是穩定和平衡。把人體描畫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壞的洋玩藝兒，老是得小心看護，老是得修修補補，老是處於破碎的邊緣，這是一種歪曲。豈止是歪曲，還很有幾分忘恩負義。這是人們從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聽到的，也是最頭頭是道的教條。我們真應該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課時，對我們的良好健康狀況搞搞鳴謝甚至慶賀——說實在的，我們大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裡身體就是好，好極了。
　　關於將來在醫藥方面的需要，我們面前仍然擺著一些大家熟悉的問題。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講，還要設哪些項目？如何估計，在最合理的情況下，每個病人每年共需要多少醫生、護士、藥品、化驗檢查、病床、X射線透視等等？我建議用一種新的方法來產生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這方法就是，仔細地考察一下，現在可以隨時進出保健機構的、最老於世故、最有見識的、大概也已經滿意的顧客。也就是說，那些受過良好訓練、富有經驗、有家室的中年內科醫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醫療技術的各個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動手設計這張問卷。在過去5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過多少次任何種類的化驗檢查？作過多少次全面體檢？多少次X線透視和心電圖？一年中給自己和家裡人開過幾次抗生素？住過幾次院？作過幾次手術？看過多少次精神病醫生？正式看過多少次醫生，任何醫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賭，如果你得到這方面的信息，把各種情況都考慮進去，你會發現，有一些數字跟現在官方為整個人口規劃的數字大不相同。我已經以不盡科學的方式作了這樣的嘗試，這就是詢問我的一幫朋友。我得到的資料還不是充實有力的，但是卻相當一致。這些資料表明，我的內科醫生朋友們從服完兵役後沒有一個人作過常規體檢；很少有人照過X射線，只有看牙醫的情況是例外；幾乎全部拒絕了手術；連他們的家人也絕少作化驗檢查。他們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開藥方，家裡人發燒也幾乎從不給抗生素。這倒不是說，他們從不生病；這些人家發病率跟別人一樣高，主要是呼吸系統和胃腸道疾病，跟別人有著同樣多的焦慮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樣多——總的來說並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壞性的疾病。
　　有人會反駁說，內科醫生和他們的家人其實是常駐醫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個家庭成員出現在早餐桌旁時，那一碰頭，其實就是醫生的家訪，作父親的就是名符其實的家庭醫生。說得不錯。但是，這更使我們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醫療技術。這裡沒有距離的限制，整個保健系統近在身邊，隨時可用，而且所有項目的費用當然也比沒有醫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著一般人使用醫療機構的因素，在這裡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幾個醫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樣調查，得到的預感是正確的，那麼，這些人運用現代醫術的方式，似乎跟我們80年來有計劃地教育公眾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說這是「鞋匠的孩子沒鞋穿」是說不過去的。醫生的家人的確喜歡報怨，他們得到的醫療照顧比不上朋友和鄰居，但他們確實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們，由醫生診斷而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憐。
　　此中的奧秘，內科醫生們知道，他們的妻子結婚不久也學到了，但就是對一般大眾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數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數毛病到上午就好一些。
　　可以想見，如果我們能控制住自己，還有我們的計算機不去設計那樣一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中，兩億人全都被假定每時每日都處於健康惡化的危險之中，那麼，我們本可以建立一個以保證平衡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良好醫療。我們的司法制度在不能證明我們有罪時就假定我們無罪。同樣的道理，醫療制度要最好地發揮作用，就要假定我們大多數人是健康的。沒人管的話，計算機會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每時每刻都要求某種直接的、堅持不斷的、職業的干預，以維護每個公民的健康。那時，我們的錢就甭想幹別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說，如果我們還想及時改變這種擠住在一起、特別是擠在城市裡的方式，我們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做。社會的健康是另一個問題，更加複雜，也更加迫切。我們要付的賬單不僅僅是身體的健康呢。
　　　

　　地球實際上是一個封閉式系統。熱力學探討了三種系統，即，不和外部世界交換物質也不交換能量的孤立系統；交換能量但不交換物質的封閉式系統；既交換物質又交換能量的開放系統。在同太陽的關係上，地球實際上是封閉式的系統。它和太陽交換能量，但出於種種實際原因，不和太陽系的其它組織部分交換物質。偶爾有顆隕星墜落到大地上，散佈了少量宇宙塵埃；有時，衛星被送入空間，除此以外，進入、離開地球的物質數量不足以引人注目，此其一。
　　其二，在短時期內，地球上某些孤立的地區曾經歷過搞的轉折。即，由於自然力的作用，或者由於人們以高於自然再生產的速度消費掉了能量，社會利用的那個物質-能量基礎便告涸竭。這迫使人們改用某個新的物質-能量基礎。本書決不是說地球的熱寂就在眼前。本書要說的是，我們現有的由礦物燃料和特殊金屬組合構成的物質-能量基礎正瀕臨涸竭，需要我們向新的物質-能量領域轉變。
　　其三，每種新的物質-能量基礎都成為新一類技術的發展範圍；這些技術收集、交換和排除某種物質-能量環境。與新型技術一道應運而生的還有新的組織，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世界觀。儘管物質-能量基礎規定了範圍，它並不能嚴格地規定那種社會用來將環境轉化成經濟生活效用的決策過程。技術、組織、價值觀念以及世界觀可作相當大的變化，但是，它們至少要同受它們加工的物質-能量基礎保持一致。
　　其四，世界經濟正處於歷史過渡的早期階段。由礦物燃料和稀有金屬組成的消費性能源基礎將被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太陽能時代所取代。目前已發展起兩種互相對抗的方法論，它們為在未來太陽能時代組織起生物資源而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辦法。第一種辦法可簡稱為合適技術的辦法，它提倡同自然生產過程的速度保持一致，這裡的首要原則是保持我們經濟預算和自然的平衡。換言之，人們努力不使消費速度高於自然生產速度。人們重視分散型組織，勞動密集型技術，多樣性變化，地區性自給自足以及節省地、平等地利用自然資源。合適技術的方法和基礎結構已在美國社會內零零散散地發展起來了。
　　在我們進入太陽能時代之際，同時出現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的組織辦法。這就是遺傳工程。很多人錯誤地認為遺傳工程是一種技術。從更深遠的意義上看，它確實是可再生能源基礎的組織方法。由於一些公司已開始認識到，從礦物燃料到太陽能及可再生能源的歷史轉折已近在眼前，所以，它們投下了幾十億美元用來發展遺傳工程。人們認為，組織可再生能源的合適技術方法對於維持現有的「增長」模式過於緩慢，缺乏效率，因此，他們論證說，為了以高於自然本身的速度轉化有生命的物質，並在進入太陽能時代後保持增長曲線，就必須搞地球生物工程。
　　在下一個20年裡，人們將作出重大決策，從這兩個迥然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組織方法中選擇一個最終將占統治地位的方法。
　　如果不想做在太陽能時代搞遺傳工程這樣的蠢事，我們就必須理解熵定律和熱力學定律。如果讀者要瞭解對太陽能時代搞遺傳工程的嚴重危害性，便可以閱讀我們分析更為細緻的著作《誰將扮演上帝？》該書討論了那些由遺傳工程和人工創造生命所引起的生態、經濟、政治和道德的問題。
　　其五，當太陽在遙遠的未來最終熄滅之後，地球就將變成一個寒冷、荒涼的星球，而且，最後將變成飄蕩於宇宙舞台之上的灰塵。過去，學者們把熵和太陽系的最終熱寂等同起來，並據此下結論說，由於熵的實現是遙遠未來的事情，所以，它對人類生命無關緊要。相反，本書將注意力集中在作為過程，而不是最終狀態的熵上。本書討論了地球上物質-能量環境的重大變化以及人類同熱力學定律、熵流動之間的關係。其目的在於提供分析的框架。我們討論了人類和文明為了適應能源環境的劇變而作出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上的奮鬥，但我們沒有深入地探討下去。我們期望，這種以熱力學定律為基礎的新型觀念結構將激勵其他人用新的眼光觀察政治。文化和經濟等的不同側面。
　　其六，某些人將認為搞定律過於使人沮喪。這確實奇怪，因為，摘定律不過是一個物理學定律而已。當哥白尼宣佈宇宙不是圍繞地球運轉時，很多人同樣地感到了沮喪，但是，人終於設法適應了現實。物理學定律告訴我們的僅僅是客觀世界的運轉方式。我們同這些定律之間的關係決定了我們的精神狀態。奇怪的是，我們聽見人們哀歎說，客觀世界確實有限，而且每分每秒都在逼近死亡，我們努力又有什麼用呢？為什麼不就此罷休呢？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也受嫡定律的支配。我們都經歷了生、死兩個關頭。我們的客觀存在是有限的，不管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終歸無法克服現實。當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存在有限時，我們一般不會問自己：如果這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從生到死），我們為什麼還得耐心去努力一番？相反，我們認識到人固有一死後，就明白，人生中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倒流的，這只會促使我們至少在短時間內愛惜、尊重人生的每段經歷。很不幸，人們只是偶爾認識到人生固有一死，其它的時間則用來進行瘋狂的征服熵的活動。適合於我們個人存在的規律同樣也適合於我們周圍的其它客觀存在。我們常常難以承認我們的肉體是必有一死的，我們的生活經歷是不可倒轉的，同樣，我們也不能承認周圍世界也具有不可逆轉的、有限的性質。
　　熵的過程既非樂觀也非悲觀。它只是描述了客觀世界是如何展開的。我們個人和社會的世界觀取決於我們如何同摘的過程作觀念上的妥協。「妥協」意味著我們已懂得，熵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確實，嫡代表了腐敗和混亂，但它同時也代表著生命本身的展開。在我們決定如何同熵的流動相互作用時，價值觀念便開始發生作用了。
　　最後，如同所有科學思維的產物那樣，熵定律和熱力學定律在本質上都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所有科學定律都表明我們有必要利用符號、抽像概念而盡力試驗、理解客觀世界的運轉。假如有人問，在這個客觀世界上我們最確信的有哪些概念，我們可能會這樣回答：生與死，熱與冷，集中與分散，可得與不可得，價值與垃圾，秩序與混亂，開始與結束。這些有關客觀世界如何展開的概念象徵著熵定律。
　　有關熵定律的學問有助於我們理解同客觀存在之間的關係。在這客觀存在中，我們既是渺小，然而也是舉足輕重。如同萬有引力定律一樣，熵不過是一個物理定律，不管是那些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的人，還是那些把它當作一種包羅所有意識形態的人，都應理解這一點。作為一種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概念，摘有助於為生命的遊戲規定物理規則。然而，究竟怎樣做這場遊戲，還要看人們在相互影響時，在同環境相互影響時，他們的思想會產生出什麼樣的價值觀念，什麼樣的遠見，什麼樣的怪誕念頭，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和「主義」。
　　　

　　
　　1686年4月28日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日子之一，這樣說並不算誇張。牛頓在這一天向倫敦皇家學會提出了他的《自然哲學之數》。這部著作總結了運動的基本定律，清晰地表述了質量、加速度、慣性等這樣一些我們至今仍在使用的基本概念。影響最大的也許是這部《原理》的第三編，即「論宇宙系統」，因為它包含了對萬有引力定律的敘述。與牛頓同時代的人，立刻抓住了該書的這個突出的重要之點，無論在倫敦還是在巴黎，「引力」成了人們談論的主要話題。

　　藝術和文學是不分地域的，既不能在中國的山水畫和西方的印象派的風景畫之間容此而拒彼，也不能在印度史詩和荷馬史詩之間抑是而揚他。但是，現代科學的成果，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主要是由西方世界創立的。
　　從牛頓的《原理》到現在，已過了三個世紀。科學以難能置信的速度得到了發展，越來越深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科學視野已大到真是異想天開的地步。在微觀範圍內，基本粒子物理學所研究的過程已涉及到10^-15cmcm和10^-22秒數量級的物理尺度。而在宇宙範圍內，宇宙學卻把我們帶到10¹⁰光年的數量級，即所謂「宇宙的年齡」。科學與技術的聯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生物工藝和信息技術的新進展，將使我們的社會生活發生根本的變化。
　　與這些量的增長相提並論的是質的深刻變化，其反響不僅遠遠超出科學的本來意義，而且還影響到自然界的「映像」。西方科學的偉大奠基者們，強調自然定律的普遍性和永恆性，他們要表述的是符合真正理性定義的普遍圖式。正如伯林在《反潮流》的導言中極好地表達的那樣，「他們尋求包羅萬象的圖式，宇宙的統一框架。在這個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統地，即邏輯地或因果地相互連接著的。他們尋求廣泛的結構，這結構中不應對『自然發生』或『自動發展』留下空隙，在那裡所發生的一切，都應至少在原則上完全可以用不變的普遍定律來解釋」。
　　這種尋找普遍圖式的企圖確實有過富有戲劇性的似乎接近成功的時刻。提到這種時刻，人們會想起玻爾對原子模型的著名表述，他的原子模型把物質歸納為電子和質子組成的簡單的行星系統。另一次大的振動人心的時刻發生在愛因斯坦想把物理學的一切定律都壓縮到一個「統一場論」中去的時刻，這個巨大的夢想今天已經破滅了。無論向哪裡看去，我們發現的都是進化、多樣化和不穩定。令人驚奇的是，無論在基本粒子領域中，在生物學中，還是在天體物理學中（它研究膨脹著的宇宙以及在黑洞的形成中達到其頂點的恆星進化），都是這樣的。
　　人們對自然的看法經歷了一個向著多重性、暫時性和複雜性發展的根本變化。我們要在本書中加以分析的，正是這種在科學史上不曾有過的新形勢。
　　經典科學把重點放在與時間無關的定律上。一旦給定了初始條件，這些永恆的定律決定了永久的未來，就像它們已經決定了過去一樣。這樣的觀點喚起了我們的熱忱，因為它啟示我們：世界對於人的精神來說是有智能的。不過，它也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因為以這種方式「解釋」的世界，就像是一個自動機，一個機器人。眾所周知，驅使希臘原子論者德漠克里特、伊壁鳩魯、盧克萊修工作的動力之一就是，他們想把人們從害怕之中，從無知的恐懼、神的憤怒之中解放出來。盧克萊修一再重複，我們無所懼怕，世界只是「原子」和「虛空」，而沒有別的。我們必須克服我們感覺的幻影，去更深刻地探討現實性的意義：
　　
　　你切不要懷疑我的話，
　　說我們的眼睛並沒有看見事物的始基；
　　因為，你該記住那些別的東西，
　　人們知道它們存在於這個世界中，
　　但是它們卻不能被我們看見。

　　這種對於物質世界，對於原子和虛空的描寫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即提出了萊諾伯（Lenoble）稱之為「現代人的憂慮」的情形：怎能在這原子的隨機世界中認出我們自己呢？科學是根據人和自然決裂這種思想定義的嗎？「一切物體，蒼穹、星辰、地球及其王國，都不等同於哪怕最低級的思維，因為思維在自身中知道所有這些物體，而這些物體卻什麼也不知道。」這個帕斯卡的箴言表達了這種疏遠的感情。這種感情我們也在傑出的科學家如莫諾那裡找到了：「人們終將從其千年致福的美夢中醒來，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走向其完全的寂寞和根本的孤立。現在，只要他終於實現了這些，他就會像吉卜賽人一樣生活在異鄉世界的境界。這異鄉世界對他的音樂毫不欣賞，對他的希望如同對他的受苦和犯罪一樣無動於衷。」
　　如李約瑟強調的，西方思想總是在作為自動機的世界和作為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學世界之間搖擺。李約瑟把這叫做「歐洲精神分裂的特點」。我們真的必須做出這個悲劇的選擇嗎？我們必須在導致「精神錯亂」的科學與關於自然界的某種反科學的形而上學觀點作出取捨嗎？本書的目的是要表明，這個選擇不再必要了，科學今天所經歷的變化導致一種全新的局面。科學的興趣正從簡單性向著複雜性轉變。對於微觀世界簡單性的信念已經被打破了。這個轉變引導我們把重點放到新概念和新方法上。阿瑟·愛丁頓在他的極好的著作《物質世界的本性》一書中，引入了第一級定律與第二級定律的區分。「第一級定律」控制著單個粒子的行為；「第二級定律」可適於原子或分子的集合。第二級定律的一個傑出範例、就是引進了「熵」這個概念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愛丁頓寫道：「從科學的哲學觀點來看，我認為，與熵相連的概念一定會作為19世紀的偉大貢獻列入科學的思想之中。因為它標誌了自這樣一種觀點的反動，即科學需要予以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用對客體的微觀解剖來發現的。」我們覺得愛丁頓正在創立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誠然，當代科學的一些最偉大的成功確實涉及到在微觀水平如分子、原子或基本粒子水平上的發現。例如，分子生物學由於孤立出在生命機制中起根本作用的特殊分子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實際上，這個成功是如此壓倒一切，以至對於許多科學家來說，研究的目的，按愛丁頓的說法，已變成「對客體的微觀解剖」了。
　　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這種表述是在19世紀中完成的，但從那時以來，研究複雜系統的傾向一直繼續著。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說，我們的興趣正從「實體」轉變到「關係」，轉變到「信息」，轉變到「時間」上。這樣說雖然有點過於簡化。科學的這個最新的進化給予我們一個難逢的機會去考慮科學在總的文化框架中的地位這樣一個問題。現代科學是在歐洲，在17世紀的特定脈絡中發源的。我們現在已經到了20世紀末，科學似乎給我們帶來了某些更加普適的信息，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也處理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的信息。本書正是要闡明這個新的信息。
　　是怎樣產生上節所述的進退兩難的困境呢？在分子生物學中，在基因密碼的翻譯中，最後，用莫諾的話，在悲劇的調子中，輝煌的突破是怎樣做出的呢？我們知道，正是這個進步才使我們成為宇宙的吉卜賽人的。這最後一句話裡，有一個奇怪的悖理：難道科學不是一種通信方法，一種人與自然的對話嗎？在思想史上，我們常常遇到人造的世界和上帝造的世界之問的最奇怪的差異。維科在其《新的科學》裡有一段著名的話，十分生動地描寫了這一點：「在那耀著永恆的，永不衰竭的真理之光。毫無疑義，文明社會的世界肯定是人創造的，因此它的原理是在我們人的精神的改變中發現的。無論是誰，只要想到這點，就禁不住感到驚奇；哲學家們竟然會傾其全部精力去研究上帝創造的，因而也只有上帝才認識的自然世界，他們竟會忽略對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的研究，而這是人創造的，因而人能夠去認識它。」
　　不過，自然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會如此絕對。最近對於簡單有機的如acrasials真菌的研究表明，集體的行為已有可能從區域的化學相互作用得到，在這個相互作用上，人類學家甚至進行推測，作為通向理解人之間相互作用的道路。至於面向最簡單細菌運動的趨化性機制，可能關聯著細菌外壁上各種接收器的存在，這些接收器使得它去探索外部環境，朝著可望找到更多食物的方向運動。沒有活著的東西與周圍世界之間的積極的相互作用，生命就是不可能的。
　　人們採取極多樣的形式向自然發問。修謨人發明了寫字，修謨的牧師們便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可以用某種隱匿的方式把「將來」寫入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件中去。他們甚至試圖把這個信念系統化，並且以奇特的形式把魔術與合理因素混合起來。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17世紀建立起來的西方科學僅僅是在生命及其環境的永恆對話中打開了新的一章。
　　亞歷山大·柯伊萊定義了一種方法，這就是被現代科學作為「實驗」來完成的方法。現代科學的基礎在於，發現與自然進行的特殊形式的通信。也就是說，相信自然界真地響應「實驗」向它發出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定義「實驗」的對話呢？它同時暗含著理解和改造這兩種意思。的確，實驗的含意不僅僅是對所發生的事實進行忠實的觀察，也不僅僅是尋找現象之間的經驗聯繫，而且還在於尋找預先假設的理論概念與觀察之間的、系統的相互作用。後面我們將更詳細地回到這種有系統的努力上來。它等於刺激自然，來對它是否服從預想假設作出確切的答覆。
　　當科學家們提出那個需要自然作出答覆的問題，而發現他們現在能夠看到七巧板是怎樣拼合在一塊的時候，他們以數百種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驚奇。在這種意義上，科學像是兩個參加者之間的遊戲。在遊戲中我們必須猜想現實性的行為，這些行為與我們的信念、我們的抱負、我們的慾望無關。自然界不可能任聽擺佈地說那些我們正好喜歡聽的事。科學研究不是獨白。正因為捲入了冒險性，才使這場遊戲變得無比緊張和驚心動魄。
　　但是，西方科學的無可匹敵遠遠沒有被這種方法論的考慮所耗盡。甚至卡爾·波普爾在他討論科學理性的正統描述時，也不得不承認，在最後的分析中，合理的科學把它的存在歸於它的非常成功。科學方法的可用僅僅由於我們的理論假設與實驗結果的驚人一致。科學是冒險的遊戲，但它好像已經發現了一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自然所給出的答案是始終如一的。西方科學的這個成功是歷史的事實，是不可預言的和先驗的，但它一旦發生，就又不可避免。因此，現代科學的驚人成功導致我們與自然的關係上的不可逆的變化。在這種意義上，可以合法地使用「科學革命」這個字眼。人類的歷史是用一些不同的獨特場景標記的，是用一些導致不可逆變化的環境的不同標記的。這方面的一個奇特事件就是新石器革命。但是在這裡，以及在標誌著生物學革命的「選擇」原理的情況中，我們只能依靠於推測；與此同時我們卻有幸目睹科學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新石器時代的革命經歷了幾千年，科學革命僅在三個世紀之前才開始。它給我們一個極好的例證，即把一系列帶有這種「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特殊混合的事件很好地編纂起來。歷史的各個方面大都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混合這個特點。經典科學的驚人成果就是新理性的誕生，它給了我們一個通向自然界智能的線索。科學開始了與自然的成功對話，但這個對話的結果卻是非常奇怪的。它為人們揭露了一個僵死的、被動的自然，其行為就像是一個自動機，一旦給它編好程序，它就按照其程序的規定不停地進行下去。在這種意義上，與自然的對話把人從自然界孤立出來，而不是使人和自然更加親密。對於我們已提到的如帕斯卡和莫諾一些人來說，這個被科學所「發現」的孤獨，就是我們為這個新理性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困境。現代科學既使它的反對者感到恐懼——他們把科學當作是不可接受的和有威脅性的冒險——也使得它的支持者如莫諾感到害怕。人類理性的最大成功之一卻變成一個悲慘的真理，這的確使人非常奇怪。科學原被看作是要使它所觸及的各種事物從迷妄中解救出來。但現今的科學已不再是這種「古典」的科學了，把一切自然之物歸入少數幾個「永恆」定律的企圖已被放棄。現在，自然科學所描述的是一個破碎的宇宙，它富有質上的千差萬別的以及潛在的千奇百怪。我們已經發現，與自然的對話不再意味著解除從外部對月球荒漠的觀測所得到的迷妄，而是意味著對複雜的和五花八門的自然進行局部的有選擇的探險。
　　觀點上的這個變化並不是出自某種武斷，在物理學中，這是由那些誰也不可能先知的新發現所強加於我們的。誰曾預料過，絕大多數基本粒子被證明是在永恆變化之中轉瞬即逝的實體呢？誰曾期望過，伴隨膨脹著的宇宙，歷史會在整個世界的水平上出現呢？沿著各種各樣的路，從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最新發現到本世紀人口學上的迅速變化——一個新的自然主義已經誕生。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從19世紀開始的一種傾向的繼續。達爾文教導我們，人是寓於生物進化之中的。愛因斯坦教導我們，我們寄身於進化著的宇宙之中。達爾文主義暗示我們同一切生命形式之間的團結，同這擴張著的萬物，同整個宇宙之間的團結。
　　田於我們已經提到的原因，可以說，經典科學的特點在於它是不穩定地嵌在社會中的。它可以喚起人們的熱忱，喚起人們對深含理性的果敢斷言，但是，也可以招致強烈的抵抗與仇視。我們在後面將回來討論的所謂「逆科學運動」。這裡讓我們舉一個20年代德國的「非理性運動」的例子，這個運動形式成了量子力學的文化背景。在和因果性、合法性、決定論、機械論以及理性等這樣一些概念相一致的科學的對立面，有一個被科學否定的思想上的狂潮，當時被看作是自然界基本非理性的體現。於是生命、命運、自由、自發性便成為不可透入理性的陰暗地獄的表示。這個對理性科學的抵制並不是因為進入了獨特的社會政治脈絡才說明了與經典科學關聯的冒險性，社會政治脈絡只是使這種抵制具有大規模和猛烈的性質。不管在自由、命運和自發性的名義下，人們相信有意義的一些經驗與什麼有關，科學進行著冒險；要把這些概念傳入非理性王國，並由此給這些概念賦予令人生畏的能力。
　　什麼是經典科學的假設，使我們由這些假設而相信科學今天已經解放了它自己呢？大概這些假設是以這樣的基本信念為中心的，即微觀世界是簡單的，且為一些簡單的數字定律所統治。這個基本信念對我們今天來說，好像是一個謬誤的理想化。情況類似於把大樓歸結為磚的集成物，用同一些磚我們可以建造工廠，也可以建造宮殿或教堂，在整個建築物的水平上我們看到了時間的效果，看到了這建築物曾被想像過的設計風格的效果。
　　這裡，我們恢復了一下在整個西方思想史上起作用的二分法。用柏拉圖的表達法，只有思想的不變世界才被認作是「智慧的陽光所照亮的。」在同樣的意義上，只有永恆的定律才被看作是科學理性的表示。暫時性則如同幻影一樣受到歧視。今天這已不再是真的了。我們發現，不可逆性遠不是個幻影，而是在自然界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並且處在許多自發組織過程的發源地。今天我們知道，這樣的過程可能要成為生物問題中自組織的基礎。我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冒險的世界之中，處在一個可逆性和決定論只適於有限的簡單情況，而不可逆性和決定論卻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之中。
　　　

　　
　　本傑明·亞歷山大（1921——），美國科學家。1950年在皮奧裡亞州佈雷德利大學獲碩士學位。1957年獲喬治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政府官員、國立健康服務和發展中心主任等職。1984年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你們也許還記得幾周前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它披露了一種新的不幸者的類型——電腦寡婦。電腦寡婦顯然是這種既被譽為世界救星、又被貶為全球惡魔的神奇機器的最新受害者。
　　這篇文章描述了電腦迷們的生活，他們把每個晚上和週末都花在家用電腦上——做遊戲，發明遊戲，編製程序，以及尋求其他新奇的玩法。
　　文章繼續報道了小型電腦已成為嚴重的家庭糾紛的禍根。電腦迷們不顧他們的妻子和兒女，拋棄了自己的家庭責任。文章指責家用電腦破壞了男人和妻子之間的正常關係，並且報道了好幾個因為沉溺於電腦遊戲而引起離婚的例子。
　　這一切促使哥倫比亞大學電腦科技系的一位成員指出：「電腦已經改變了我們的交往、教育、娛樂的方式，現在它似乎又在影響我們的生育了。」
　　自從30年前誕生電腦以來，電腦時代始終向前發展，一直沒有倒退過。電腦已經永久性地緊密結合在我們的個人生活結構和社會結構之中。它已經成為對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的和在經濟上必不可少的事物。除了逃避塵世、獨居在某些山頂的隱士，沒有一個美國人的生活未曾受到電腦的影響。電腦技術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公認的組成部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把電腦看作是理所當然、應該擁有的東西。
　　由於電子硅集成電路塊的出現，幾年前曾被認為是令人驚愕的技術進展變得黯然失色了。這種只有手指尖大小、卻具有驚人的強大威力的集成電路塊，其計算能力相當於25年前應用的一間房間大小的計算機的能力。硅集成電路塊的出現意味著人類技術的一次量子飛躍。
　　電腦革命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程度還剛剛開始可以估量。你怎麼可能跟蹤那種能在極其迅速的時間，用計算機的術語來說，是在1毫微秒內發生的因果關係呢？幾乎每一項電腦技術的重大成就和新的應用都帶來了正反兩方面的結果。我們現在聽到的無論是外行還是專家的意見，基本上都是建設性的。一方面是學齡兒童的家長抗議非常流行的電子遊戲對自己孩子生活的影響。另一方面是一位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的著名電腦科學家對人類越來越依賴電腦的情況深表憂慮。人們關注和擔心的事情還有個人隱私的遭到侵犯、電腦犯罪等等。
　　情況已變得日益嚴重。家長們不得不採取行動，尋求控制；地區的主管機關也通過法律限制電子遊戲機房的營業時間；美國衛生局醫務主任更是公開譴責這種對許多青少年充滿誘惑力的電子遊戲。
　　幾星期前，衛生局醫務主任C．埃弗雷特·庫普指出，電子遊戲對少年兒童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種危險品。他說：「他們的身心深深陷入到電子遊戲中去了……在這種遊戲中沒有什麼積極的、建設性的東西。一切都是消滅、殺人、破壞，而且幹得乾淨利落。」
　　庫普的意見在最近一期的《噴氣》雜誌上得到了反應。哈佛大學的著名精神病專家阿爾文·波聖博士指出：「我認為醫務主任的憂慮很有道理，因為在我們的青少年中已經有這麼多暴力事件，所以我們必須十分謹慎地對待我們的所作所為和我們所教給孩子的價值觀。」波聖博士認為，他相信「電子遊戲在助長社會暴力問題方面有極大可能。」他指出，沒有頭腦的、但在智力上卻是無可爭議的電子遊戲「正在教唆孩子們，暴力是某種可能接受的方式，是表達憤怒的一種合理的手段。」
　　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那種認為電腦的差錯會引發一場核戰爭的擔心，事實上是一種杞人之憂。但我們不能光歸罪機器，因為電腦只是一個聽話的蠢貨。它準確地執行主人告訴它的命令——既不多，也不少。它完美地按照指令辦事，但當指令不正確時，差錯就會發生。如果輸入一個錯誤的程序，一台軍事電腦就會把導彈送往錯誤的方向，或者在錯誤的時刻發射出去。
　　幾年前，海軍上將，後來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托馬斯·穆勒在眾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上承認：「不幸的是，我們已經變成這些該死的電腦的奴隸了。」
　　眾所周知，我們每天都有可能發生電腦程序的差錯或者某種故障的威脅，從而造成一系列無法挽救的毀滅性後果。有些已經得到五角大樓證實的報告記錄了由於所謂的電腦差錯，美國的導彈系統曾一度處於隨時開火狀態。
　　我們害怕那種由電腦起爆的核打擊，但它正是我們享受電腦技術的好處所支付的代價的一部分。
　　即使我們能夠一直僥倖地控制住我們的軍用電腦，我們還有其它的控制問題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我們必須對一位電腦科學家所說的「全球個人檔案的威脅」保持警惕。他指的是政府機構和私營團體共同擁有的記錄我們的情況的情報。
　　關於我國現有的數據庫有多少，我們沒有精確的數字，但只要你想一下金融機構、醫院、新舊僱主、國內稅務局、社會生活保障署、聯邦調查局、人口統計局等各種與人民有關的聯邦機構……以及百貨公司、信用機構、執法機構、法院等擁有的我們大家的情報規模就足夠了。
　　這些情報多數是客觀的、冷酷的、完整的、線性的數據。它們可能準確，也可能不準確。許多數據是個人無法看到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你無法對這些數據驗證核實或者提出異議。
　　由於許多公司從事著多種經營，它們把被兼併的公司的人事情報看作是自己理所當然應該繼承的財產。這種情報的集中化，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會是一種有力的武器。
　　聯邦法規保護個人隱私不受侵犯，但卻始終存在著濫用個人情報的潛在威脅。正如我們在水門事件調查期間所揭發的那樣，政府洩露或提供了許多個人檔案，不恰當地查閱或利用了機密數據，甚至利用聯邦納稅記錄進行政治迫害和個人報復。
　　還有一樁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情，那就是政府將會掌握一個無比巨大的電腦聯網系統。這種主張可能會在為了方便行事或提高效率或國家安全的名義下提出來。如果這個主張得到實行，我們將被一下子推到另一個陌生時代的開端。它將是我們所珍愛的個人隱私不受干涉的自由的結束。
　　雄踞電腦能力前沿的是所謂的「人工智能」的開發。這種極端複雜的科學力圖使電腦脫離目前所處的只是根據指令行事的「機器傻瓜」的範疇。這一領域的科學家正在設計賦予電腦的類人智能和程序。它的前景是，人工智能可以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工具，能把人的智力進一步擴大到從未夢想過的程度。儘管人工智能仍處在褪褓階段，但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已可以使機器人收集垃圾，采煤，清除核反應堆的放射場。
　　這種新技術的陰暗面是，人們擔心它會被人利用變成潛在的幫兇。例如，有人早就建議，可以把懂得語言的電腦設計成實際上能對每一個人的談話進行監聽的工具；也可把電腦偵視器設計成能向當局匯報後者感興趣的事情的機器。
　　有些社會評論家擔心，電腦的廣泛應用最終將導致人類智力的衰退。有人則憂慮，電腦將使我們的生活統一化，我們將不得不與某些工藝和技巧告別。
　　然而，馬丁·加德納——《數學狂歡》雜誌的作者卻宣稱：「我們不明白的是，如果電腦正在把人們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從事更有興趣的工作，那麼為什麼一定要坐下來用筆計算7的平方根呢？」
　　我個人並不同意上述觀點，不過這種觀點確有許多支持者。這些樂觀主義者認為，這種擁有近乎無限能力和靈活性的新的精密技術將會擴大個人的自由。例如，人們可以在家中的終端而不是辦公室進行工作；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進度自修各種科目；購物電子化；可以把納稅、投資、保險、汽車維修等個人必要的記錄組合成整體。
　　如果電腦能夠在個人身上產生好的結果，它也可以在個人身上產生壞的結果。無需用槍對準銀行出納員的白領階層的電腦犯罪率正在日益增長。執法機關不得不通過訓練警察制止電子竊賊的培訓計劃來對付這一現象。
　　有些科學家則擔心另一種犯罪活動。匹茨堡的卡內基一梅隆大學的D.雷·裡迪的憂慮是，如果大學擁有的尖端的微電腦掌握在壞人手中，他就可以指令其他電腦切斷電話，停止銀行服務和我們日常生活所依賴的其他系統的業務。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被破壞了。
　　不過，我還是同意艾薩克·阿西莫夫的觀點，他說：「我們正在走向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必須解決的難題正在變得沒有電腦就無法解決。我不擔心電腦，我擔心的是缺乏電腦。」
　　人類擁有一切力量和弱點，擁有一切只有人類才擁有的感情。我希望每一項新的驚人的技術突破都會遇到來自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醫學家和法律專家以及一切能夠監督、評估新技術對人的影響的其他各種專業人士的懷疑主義的質難。
　　既然我們正在向著新的、前所未聞的領域前進，我們就需要小心謹慎地弄清這種運動對於我們生活的含義。我們需要在電腦能夠提供的好處和什麼是對人類最美好的事物之間權衡輕重，及時提醒。
　　社會面臨的真正挑戰是：我們是否會讓電腦誘惑我們去濫用。甚至踐踏下列基本價值——誠實、自由、平等、相互信任、愛情、尊重法律和他人的權利以及其他兄弟人類的幸福；因為這些基本價值正是一個文明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和希望。
　　　　　　　　　　　　　　　　　　　　　　（談谷錚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