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麼奇特呀！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係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後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份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嚮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為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迫，而且還要適應內心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話從我青年時代起，就對我是一個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永遠是寬容的泉源。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還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末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強烈感覺，同我顯然的對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淡漠，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瞭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足惋惜。這樣的人無疑有點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誘惑要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綿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有可能來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就是這個緣故，我總是強烈地反對今天我們在意大利和俄國所見到的那種制度。像歐洲今天所存在的情況，使得民主形勢受到了懷疑，這不能歸咎於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由於政府的不穩定和選舉制度中與個人無關的特徵。我相信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選出了一個任期足夠長的總統，他有充分的權力來真正履行他的職責。另一方面，在德國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視的是，它為救濟患病或貧困的人作出了比較廣泛的規定。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裡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國家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盡快加以消滅。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預這種可憎的勾當。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沒有被那些通過學校和報紙而起作用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進行敗壞，那末戰爭這個妖魔早就該絕跡了。
　　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是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他就無異於行屍走向，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這樣奧秘的經驗——雖然摻雜著恐怖——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為我們感受到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像一個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的上帝，也無法想像它會有像在我們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樣一種意志。我不能也不願去想像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只求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黨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的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許良英　譯）
　　　

　　
　　馬克思·波恩（1882——1970），德國物理學家。生於西裡西亞的佈雷斯勞。190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遷居英國，1953年退休後迂迴德國。波恩在物理學上的主要貢獻是發展了量子力學，用統計學解釋波函數，並與海森伯等合作，發展三雛粒子運動理論，即矩陣力學，提出了量子力學中的微攏理論。1954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著作有《晶體點陣動力學》等。

　　我想就科學對於我以及對於社會的意義提出一些見解，而且我要先說一句平凡膚淺的話來開頭，這句話就是：生活中的成就和勝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好運氣。就我的雙親，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的合作者來說，我是幸運的。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幾次革命中；我都幸運地活下來了，其中包括希特勒的那一次，對於一個德國猶太人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希望從兩個角度來觀察科學，一個是個人的角度，另一個是一般的角度。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一開始就覺得研究工作是很大的樂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種享受。這種樂趣有點像解決十字謎的人所體會到的那種樂趣。然而它比那還要有趣得多。也許，除藝術外，它甚至比在其他職業方面做創造性的工作更有樂趣。這種樂趣就在於體會到洞察自然界的奧秘，發現創造的秘密，並為這個混亂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帶來某種情理和秩序。它是一種哲學上的樂事。
　　我曾努力閱讀所有時代的哲學家的著作，發現了許多有啟發性的思想，但是沒有朝著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穩步前進。然而，科學使我感覺到穩步前進：我確信，理論物理學是真正的哲學。它革新了一些基本概念，例如，關於空間和時間（相對論），關於因果性（量子理論），以及關於實體和物質（原子論）等等，而且它教給我們新的思想方法（互補性），其適用範圍遠遠超出了物理學。最近幾年，我試圖陳述從科學推導出來的哲學原理。
　　當我年輕的時候，工業中需要的科學家很少。他們謀生的惟一途徑是教學。我覺得在大學裡教書是最有趣的。以有吸引力的和有啟發性的方式來提出科學問題，是一種藝術工作，類似於小說家甚至戲劇作家的工作。對於寫教科書來說也是同樣情況。最愉快的是教研究生。我很幸運，在我的研究生中間有許多有天才的人。發現人才並把他們引導到內容豐富的研究領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此，從個人觀點來看，科學已經給了我一個人所能期望於他的職業的一切可能的滿意和愉快。但是，在我一生的時間裡，科學已經成為公眾關心的事情，我青年時期那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現在已經過時了。科學已經成為我們文明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學工作就意味著對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科學在我們這個技術時代，具有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個人自己的工作離技術上的應用有多麼遠，它總是決定人類命運的行動和決心的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只是在廣島事件以後，我才充分認識到科學在這方面的影響。但是後來科學變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它使我考慮在我自己的時代裡科學在人類事務中引起的種種變化，以及它們會引向哪裡。
　　儘管我熱愛科學工作，可是我考慮的結果是令人抑鬱的。在很少幾行文字裡不可能論述這個重大問題。但是，如果不簡要地提一下我的觀點，那末對我一生的素描就會是不完備的。
　　在我看來，自然界所做的在這個地球上產生一種能思維的動物的嘗試，也許已經失敗了。其理由不僅在於核戰爭也許會爆發，毀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這種可能性是相當大的，而且總是在增長。即使這樣一場浩劫可以避免，對於人類來說，除了黑暗的未來以外，我什麼也看不到。人因為有大腦，所以相信自己比所有其他動物都優越；而就他的意識狀態來看，人是否比其他啞巴畜牲更快樂呢？這卻是可以懷疑的。人類歷史已經有幾千年了。這部歷史充滿著激動人心的事件，但總的來說卻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和平與戰爭，建設與破壞，發展與衰落的交替。在人類歷史上總是有某些由哲學家發展的基本科學，和某些實際上不依賴於科學而掌握在技工手裡的原始技術。兩者都發展得很慢，慢得在一個長時期裡幾乎看不出變化，而且對人類舞台也沒有多大影響。但是，大約在三百年前突然間爆發了智力活動：現代科學和技術誕生了。從那時以來，它們以不斷增長的速度發展著，大概比指數還快，它們現在把這個人類世界已經改變得使人認不出了。但是，這種改變雖然是由精神造成的，卻不受精神的控制。這幾乎不需要舉例說明。醫學已經戰勝了許多瘟疫和流行病，而且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使人的平均壽命增加了一倍：其結果出現了災難性的人口過剩的前景。城市裡擠滿了人，同自然界完全失去了接觸。野生動物式的生活在迅速地消失。從地球的一個地方到其他地方幾乎立即可以通訊，旅行已經加速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其結果是，這世界的一個角落裡的每一個小小的危機，都會影響到其餘所有的角落，並且使合理的政治成為不可能了。汽車使整個農村成為所有人都可以到達的地方，但是道路被堵塞了，休養地被污損了。可是，這種技術上的誤用可以由技術上的和行政上的補救辦法來及時糾正。
　　真正的瘤疾更為深刻。這種瘤疾就在於所有倫理原則的崩潰，從前即使在殘酷的戰爭和大規模的破壞時期，這些原則也曾在歷史進程中進化並保持一種有價值的生活方式。傳統的倫理因技術而瓦解的問題，只要舉兩個例子就夠了：一個是和平時期的，另一個是戰爭時期的。
　　在和平時期，艱苦的工作是社會的基礎。人類因自己學會了做什麼以及用自己的雙手所生產的東西而感到驕傲。技巧和專心受到高度重視。今天這種情況所剩無幾了。機器和自動化已經貶低了人的工作並已摧毀了這種工作的尊嚴。今天這種工作的目的和報酬是金錢。為了購買別人為金錢而生產的技術產品，就需要金錢。
　　在戰爭時期，體力和勇氣，對戰敗了的敵人的寬大，對沒有防禦能力者的同情，昔日是模範戰士的特徵。現在這些東西什麼也沒有剩下了。現代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沒有為倫理上的約束留下餘地，並且使士兵淪為有技術的屠殺者。
　　這種倫理上的貶值是由於人類的行動要經過漫長而複雜的道路才能達到其最終效果的緣故。大多數工人在生產過程的一個特殊部門裡，只熟悉自己很小範圍內的專門操作，而且幾乎從來沒有看到過完整的產品。自然他們就不會感到要對這個產品或對這個產品的使用負責。這種使用無論是好還是壞，是無害還是有害，是完全在他們的視野以外的。行動和效果的這種分割的最可怕的結果是在德國的納粹統治時期消滅了幾百萬人；艾希曼式的屠殺者不服罪，因為他們在「干他們的工作」，而與這種工作的最終目的無關。
　　使我們的倫理規範適應於我們這個技術時代的形勢的一切嘗試都已經失敗了。就我所見，傳統的道德觀的代表們、基督教教會，已經找不到補救辦法。共產主義國家只是拋棄了對每個人都適用的倫理規範的觀念，而代之以國家法就代表道德規範這個原則。
　　樂觀主義者也許希望，從這個叢林裡將會出現一種新的道德觀，而且將會及時出現，以避免一場核戰爭和普遍的毀滅。但是，與此相反，這個問題很可能由於人類思想中科學革命的性質本身而不能得到解決。
　　關於這個問題，我已詳細論述過，在這裡只能指出主要的幾點。
　　普通人都是樸素實在論者：就像動物一樣，他把自己的感官印象當作實在的直接信息來接受，而且他確信人人都分享這種信息。他沒有意識到，要證實一個人的印象（例如，一棵綠樹的印象）和另一個人的印象（這棵樹的印象）是否一樣，是沒有辦法的，甚至「一樣」這個詞在這裡也沒有意義的。單個感官經驗沒有客觀的，即能表達的和可證實的意義。科學的本質在於發現兩個或者更多的感官印象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相同的陳述，是可以由不同的個人來表達和檢驗的。如果人們只限於使用這樣一些陳述，那麼就得到一個客觀的世界圖景，儘管它是沒有色彩的和平淡無味的。這就是科學所特有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在所謂物理學的古典時期（1900年以前）時，慢慢地發展起來的，而在現代原子物理學裡，成了佔優勢的方法。這種方法在宏觀宇宙裡和在微觀宇宙裡一樣，大大的拓寬了認識的範圍，驚人地增強了支配自然力的能力。但是，這種進步是付出了慘痛的損失的。科學的態度對傳統的，不科學的知識，甚至對人類社會所依賴的正常的，單純的行動，都容易造成疑問和懷疑。
　　還沒有一個人想出過不靠傳統的倫理原則而能把社會保持在一起的手段，也沒有想出過用科學中運用的合理方法來得出這些原則的手段。
　　科學家本身是不引人注目的少數；但是令人驚歎的技術成就使他們在現代社會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他們意識到，用他們的思想方法能得到更高級的客觀必然性，但是他們沒有看到這種客觀必然性的極限。他們在政治上和倫理上的判斷因而常常是原始的和危險的。
　　非科學的思維方式，當然也取決於少數受過教育的人們，如法學家、神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們由於受訓練的限制，不能理解我們時代最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因此，文明社會分裂為兩個集團，其中一個是由傳統的人道主義思想指導的，另一個則是由科學思想指導的。最近，許多著名的思想家，例如C．P．斯諾（《科學和政府》，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已經討論了這種形勢。他們一般認為，這是我們的社會制度的一個弱點，但是相信，這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來補救。
　　朝這個方向改進我們的教育制度的建議很多，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無效。我的個人經驗是，很多科學家和工程師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他們有文學、歷史和其他人文學科的某些知識，他們熱愛藝術和音樂，他們甚至繪畫或演奏樂器；另一方面，受過人文學科教育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對科學的無知，甚至輕蔑，是令人驚愕的。以我自己為例，我熟悉並且很欣賞許多德國和英國的文學和詩歌，甚至嘗試過把一首流行的德文詩歌譯成英文（威廉·比施：《畫家克萊克賽兒》，紐約，弗雷德裡克·昂加爾書店，1965年，英文版）；我還熟悉其他的歐洲作家：即法國、意大利、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作家。我熱愛音樂，在我年輕的時候鋼琴彈得很好，完全可以參加室內樂的演奏，或者同一個朋友一起，用兩架鋼琴演奏簡單的協奏曲，有時甚至和管絃樂隊一起演奏。我讀過並且繼續在讀關於歷史以及我們現今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形勢方面的著作。我試圖通過寫文章和發展廣播講話來影響政見。我的許多同事都有這些愛好和活動——愛因斯坦是一個很好的小提琴家；普朗克和索末菲是出色的鋼琴家，海森伯和其他許多人也是如此。關於哲學，每一個現代科學家，特別是每一個理論物理學家，都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學思維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的，要是對哲學文獻沒有充分的知識，他的工作就會是無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這是一個最主要的思想，我試圖向我的學生灌輸這種思想，這當然不是為了使他們成為一個傳統學派的成員，而且要使他們能批判這些學派的體系，從中找出缺點，並且像愛因斯坦教導我們的那樣，用新的概念來克服這些缺點。因此，我認為科學家並不是和人文學科的思想割裂的。
　　關於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我看來是頗為不同的。在我碰到過的受過純粹人文學科教育的人當中，有非常多的人對真正的科學思想沒有一點知識。他們常常知道各種科學事實，有些甚至是我也沒有聽到過的很難懂的科學事實，但是他們不知道我上面所說的科學方法的根源，而且他們似乎不能掌握這種思索的要點。在我看來，巧妙的、基本的科學思維是一種天資，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於少數人。
　　但是，在實際事務中，特別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類相互關係中的經驗和利益同科學技術知識結合起來的人物。而且，他們必須是行動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這樣一種印象：沒有一種教育方法能產生具備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們。
　　由於科學方法的發現所引起的人類文明的這種破裂也許是無法彌補的。這種思想時常縈繞在我腦際。雖然我熱愛科學，但是我感到，科學同歷史和傳統的對立是如此嚴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們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潰，也許不是短暫的社會弱點的徵候，而是科學興起的必然結果，而科學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這樣，那末人最終將不再是一種自由的、負責的生物。如果人類沒被核戰爭所消滅，它就會退化成一種處在獨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沒有發言權的生物，獨裁者借助於機器和電子計算機來統治他們。
　　這不是預言，而只是一個惡夢。雖然我沒有參與把科學知識用於像製造原子彈和氫彈那樣的破壞性目的，但我感到我自己也是有責任的。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確的，那末人類的命運就是人這個生物的素質的必然結果，在他身上混合著動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
　　但是，我的推理也許完全錯了。我希望如此。也許有朝一日有一個人顯得比我們這一代人中的誰都聰明能幹，他能把這世界引出死胡同。
　　　　　　　　　　　　　　　　　　　　　　　　（李寶恆　譯）
　　　

　　人類的歷史具有兩重性：政治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廣大群眾的歷史，而精神的歷史大體上是少數個人的歷史。
　　前一種歷史的發展顯而易見，因此幾乎吸引了歷史學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個國家的不同階層，他們的創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那些人來說，他們的野心是他們的實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結果。在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優勢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動機約束的時候，必須變得富於侵略性。一方面是強大的、為數眾多的、飢餓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為數很少的人民，於是，在二者之間出現了潛在的差別，這種勢差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導致突然的崩潰——戰爭或者革命。政治或經濟的歷史主要是依據物質力量來說明的。（至少在理論上，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由於原因太複雜而不能進行嚴格的分析，能夠像記錄地震或火山爆發那樣記錄大多數的歷史性崩潰，我們就應該滿足了，因為我們只能一般地瞭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當然，物質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須考慮，但物質的原因是基本的。領導者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產生深刻的影響，改變事件的進程，因為他們的作用常常是他們追隨者的作用的結果。他們可以利用現有熱情和已經產生的勢差，他們只能在這個範圍之內進行領導。他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利用這種潛在的差別，可以延緩這種勢能的釋放，或者激發它，改變它的性質，但不能創造它。
　　第二種歷史的發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實上，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歷史幾乎是秘密的。這是人類最特有的活動的歷史發展，人類最美好的東西的歷史發展。我這裡指的是藝術、科學、正義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發展，也就是人類精神財富的創造和進化。這些財富是許多個人創造的；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孤立的個人創造的。凱撒和拿破侖如沒有千百萬人的合作則不能實現他們的使命；斯賓諾莎、牛頓、巴斯德卻是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完成了他們的事業。他們都在孤立狀態中茁壯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並不依賴周圍環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聖使命（這正是人類使命的完滿實現）。外部環境至少不是產生這種創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純粹偶然的因素。社會環境能夠把蘇格拉底毒死，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錫送上斷頭台；但卻不能決定他們的誕生，不能規定他們的使命。
　　向年輕的學生說明人類歷史的第二個但是更為基本的方面，說明人類進步的歷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興的事。因為青年們對人類歷史一般有所瞭解但又所知甚少，他們的知識被許多不相關的、不重要的事實弄得模糊不清。他們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裝，聽到了軍事衝突或群眾性騷亂的槍聲，聽到了政治家和起義領袖的熱烈演說。但是他們又怎能知道窮困的哲學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寫作，藝術家在靈感的重負下受盡折磨，科學家默默無聞地頑強探索他自己提出的問題呢？要想看清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像力。他們可能對於歷史背景有很好的瞭解。把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推到歷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學史家至高無上的權利。
　　現在，誰還要去瞭解希臘、羅馬或者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企業家或財政家？他們的名字早被遺忘是因為他們贊助了學者、藝術家和科學家的不謀私利的活動。雖然人類非常尊重那些為人類物質生活需要服務而且卓有成效的人們，一旦他們死去，或者人們的觀念不再受這些需要支配的時候，這類人就被拋至後台，而他們的臣僕——藝術家與科學家——則進入舞台的中心。人類的嚴肅裁決更加堅定了我的推斷，這就是：從永恆的觀點來說，豐富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少數人是人類的真正代表。我們相信正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人實現了人類的歷史使命，難道不對嗎？
　　這幫助我們最終去解決另一個難題：怎樣能使長期處於不信任和衝突狀態及戰爭中的人類和諧一致呢？一切都太明顯了？十分簡單，人類的統一是隱蔽的，但是根深蒂固；分裂現象雖然廣泛存在，但卻是浮在表面的。這種統一首先被所有國家中的少數人所感知並表達出來，他們不謀個人的、地方的、國家的、民族的或者任何一個宗派的私利，而是為著最廣大的人類，他們就是人類賴以實現自己目標的少數人。他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是與絕大多數人感覺和表現出來的分裂與對立不相容的。這些人嫉妒自己的同胞；輕視、不信任甚至憎恨別人是他們的一種生活動機和活動動力。這些奇怪的感情被他們可能具有的一點點歷史知識加強了。歷史的研究及教學大都是涉及人類進化的最顯見和最熱鬧的部分，其實這部分最不重要。儘管許多現象是相反的、人類的根本目的不是為生存、為霸權而鬥爭，不是為塵世的利益爾虞我詐，而是在創造和傳播精神財富的過程中寬宏大量、富有成果地你追我趕。這種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進行的；它不是群眾完成的，也不是眾目所矚的達官顯貴完成的，而常常是由窮困的不知名的人物完成的。他們沒有政治勢力的推崇，沒有社會和宗教的讚譽，他們分散在整個文明世界各地的矮小陋室、條件惡劣的實驗室或者其它偏僻的角落，默默無聞地完成自己的神聖使命。「風隨著意思吹」，其所以是秘密的，是因為儘管發生了牽制人民全部注意力的災難、戰爭和革命，他們的工作繼續進行。戰爭、革命與地震、火山爆發、洪水、瘟疫這一類天災沒有根本區別，它們幾乎都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是不可控制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災難是最最重要的事件，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的和平生活受到可怕的影響。伽利略和牛頓的發現沒有提高食物及居住的費用，人們在感知它們時至少不覺得十分突然。反之，對於我們來說，這些遲早要改變人們觀點的發現，即對世界及他本人都具有重大意義的發現，才是世界歷史重要的基本事件。一切災難，無論是由不可駕馭的自然力量還是由不能制止的人類愚蠢行為造成的，都不過是偶然事件。這些災難是很可怕的，它們干擾了人們的基本活動，然而沒有也不能支配人們的基本活動。
　　人類的基本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見的歷史不過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見的歷史的永不止息、永遠變動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進步的。在我們看來，不同的民族、國家甚至個人，不是以他們得到的權勢和財富來評判的，不是以他們生產的可消滅的物質利益多少來估計的，而只能以他們對整個人類的不朽貢獻去衡量。
　　　

　　當我站起身來，對於瑞典皇家科學院通過授予我以本年度諾貝爾物理獎而給予我的巨大榮譽表示我深深的謝意時，我很自然地想到要強調阿弗瑞德·諾貝爾的偉大基金所依據的那種科學的國際性。這對我來說是尤其自然的，因為我所以能夠曾經很幸運地對我們物理科學的發展作出的一點點貢獻，就在於將對於我們有關自然界的知識的一些貢獻結合起來，這些貢獻要歸功於不同國家的研究者們，他們是在很不相同的科學傳統中成長起來的。
　　在世紀交替期間的那些偉大的實驗發現中，來自許多國家的研究者們都起了如此傑出的作用；當這些發現給了我們一種進入原子結構中的不曾預料的洞察時，我們首先要感謝英國學派的偉大研究家約瑟夫·湯姆孫爵士和厄恩斯特·盧瑟福爵士，他們已經作為想像力和敏銳洞察力能夠怎樣看透經驗的多重性而把自然界的簡單性暴露在我們眼前的光輝範例，而把自己的名字銘刻到科學史上了。另一方面，在揭開對直接觀察者隱蔽著自然規律的帷幕方面，一直是人類最有力的臂助之一的抽像思維，在應用所得到的關於原子結構的洞察來解釋我們的感官可以直接覺察的各元素的性質方面也曾經具有決定的重要意義。在這一工作中，許多國家的人們也曾經作出重要的貢獻；但是，通過他們的抽像而系統的研究來首先教導了我們的，卻是偉大的德國科學家普朗克和愛因斯坦；他們教導我們，適用於支配著元素性質的各原子性粒子的運動的那些定律，是和人們一直企圖用來整理自然現象的觀察結果的那些定律有著本質上不同的性質的。
　　我很僥倖地能夠成為這一發展的一個階段上的連接紐帶，只不過是許多例證中的一個例證，這種例證表明了科學界中在不同人類條件下發展著的研究工作的盡可能密切交流的富有成果。
　　但是，當一個丹麥科學家在這樣一個場合置身於斯德哥爾摩時，他卻不應該僅僅想到科學的國際性，而且應該同樣充分地想到各個北歐國家之間的精神合作，這是我們全都不僅僅在科學範圍內感覺到的。試圖描述科學以及丹麥的研究工作對過去和現在的瑞典科學家們的重大感謝，這是很誘人的工作，但是，這就會說來話長，即使是只限於描述今晚出席的瑞典自然科學的傑出代表們的最重要的貢獻，他們的工作在各種方面對於原子研究也是有過基本重要性的。因此，我將只提到一位瑞典物理學家，即倫德的黎德伯教授，他的揭露光譜定律的天才工作對於加深我們的原子知識，同樣對於由我所作出的貢獻，全都曾經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
　　為了再一次深深感謝瑞典科學院通過授予我以諾貝爾獎而給予我的和給予丹麥科學的榮譽，我願意能夠在這次宴會上建議，為了科學進展的國際工作的迅猛成長而乾杯，這種成長在這種在許多方面很可悲的時代中是人類生存的光明點之一；特別說來，我也建議為北歐各國的科學友誼而乾杯，這些國家儘管有其獨特的區別，卻感到它們自己是由親屬關係而如此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
　　　　　　　　　　　　　　　　　　　　　　　（郁韜　譯）
　　　

　　150年前，甚至是50年前——這是無關緊要的——世界上，特別是美國，充滿了種種小型報刊和出版物，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們作為講壇。在那個時候，地方編輯不像現在那樣地僅限於報道千篇一律的說教和地方上的流言蜚語，而是可以發表而且經常發表他個人意見的；他的意見不僅限於地方事務，而且談到了世界上的種種問題。現在，由於印刷、紙張和辛迪加的費用日益昂貴，這種自我表現的自由已經變成這樣一種的奢侈品，以致新聞事業終於成為一字千金的藝術了。
　　就每一觀眾每看一場電影的費用來說，電影也許是最最便宜的，但合起來一算，它貴得如此驚人，以致難得有什麼電影值得大家冒險一觀，除非它們的成功是事先肯定了的。製片公司所關心的問題不在於一部電影是否能夠引起大批觀眾的濃厚興趣，而在於如何不使為數極少的人感到不稱心，從而他可以指望把片子暢銷無阻地賣給各個電影院。
　　以上我所講的關干報刊和電影方面的情況，同樣適用於無線電和電視，甚至也適用於書籍的銷售。因此，我們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裡，按人分配的巨大的通訊量和不斷縮小的總的通訊量相衝突。我們越來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標準化的、不痛不癢的和沒有內容的產品，就像麵包房的白麵包一樣，與其說它是為了食用價值而烤制的，不如說它是為了便於保存和出售等特性而烤制的。
　　這種情況基本上是現代通訊外在的不利條件，但是，還有一個從內部腐蝕它的不利條件同時存在著。這一不利條件是一種癌症，它使創造性受到限制和減弱。
　　在過去，願意獻身於藝術創作的青年，既可以徑直埋頭於創作之中，也可以通過一般的學校教育為自己作好準備，這種教育也許和他最後承擔起來的專業無關，但至少是他的各種才能和鑒賞力的嚴格鍛煉。現在呢，學習的道路大大地被堵塞起來了。我們的中、小學校比較重視的是形式化的課堂教育，而非真正學到某種東西的智力訓練；它們把一門科學課程或文學課程所需的許多艱苦的準備工作都推到大專學校裡去了。
　　與此同時，好萊塢也發現到了其產品的標準化正是有才能的演員在話劇舞台上自然流露其演技的障礙。經常換演不同劇本的劇場差不多都停業了，其中有些變成了好萊塢演技的訓練班，但即使是這一部分的劇場也在慢慢地枯萎而死。我們年輕的、自稱自許的演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是受過職業訓練的，但這不是在舞台上學到的，卻是在大學的演技課中學到的。在同辛迪加的作品競爭中，我們年輕的作家是很難堅持下去的，如果他們的第一次嘗試沒有成功，那他們就會走投無路，除非跑到大學裡去，據說那裡可以教他們如何寫作。因此，一向作為科學專家的活動基礎的較高學位，特別是高於一切的哲學博士學位，就愈來愈成為一切領域中的智力訓練的模型了。
　　老實說，藝術家、文學家和科學家之所以創作，應當是受到這樣一種不可抗拒的跳動所驅使：即使他們的工作沒有報酬，他們也願意付出代價來取得從事這項工作的機會的。但是，我們是處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擠教育內容的時代裡，是處在教育內容正趨於日益淡薄的時代裡。人們現在在取得較高學位和尋求一項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職業時，也許更多著眼於社會名氣，而非著眼於任何深刻的創造衝動。
　　考慮到有這麼一大批供應市場的半瓶醋，要給他們物色表面上冠冕堂皇的題材去做研究，就變成了迫不及待的問題了。按理講，他們應當自己給自己找題材的，但是，現代高等教育這一巨大企業處在這樣一種要求不高的氧氣下面是無法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的。因此，不論是藝術方面的或是科學方面的創造性工作，本來開頭都應受到創造出某種新東西並公之於世的這種偉大願望的支配的，現在卻被追求哲學博士學位論文或類似的學徒式的手段這類形式方面的需要所代替了。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斷言：哲學博士學位論文應該是一個人科研工作中已經做到或終將要做到的最偉大的工作之一，這項工作應該等到他能夠全面闡述自己畢生的工作時才去寫它。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只是認為：學位論文即使事實上不是一項如此艱巨的工作，那至少應當有意識地把它作為進行積極創造的門徑。天曉得還有多少要去解決的問題，還有多少要寫出的書和多少要譜出的音樂呀！可是，在完成這些創作的道路上，幾乎到處都堆放著馬馬虎虎完成的工作，其中只有極少數是例外，十有八九都是缺乏不得不做的理由的。如果一位青年只是為了追求小說家的名氣，而非有話要說，那他寫出的第一部小說實在要令人作嘔！我們同樣受不了那些正確、雅致但沒有血肉或靈魂的數學論文。我們尤其受不了那種紳士架子，因為它不僅給這些內容貧乏而且是馬馬虎虎完成的工作開闢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採取了卑怯的狂妄態度，公開反對隨時隨地可能出現的在精力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競賽。
　　換言之，當存在著不需要通訊的通訊，這種通訊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使某人取得通訊傳道師的社會聲望時，那麼，消息的質量及其通訊價值就會像秤錘那樣筆直地降下來了。這就好比一部按照R．歌爾伯格（Rube Goldberg）的觀點而製造出來的機器一樣，它只是為了證明我們所不希望達到的種種目的可以用一部顯然完全不適於達到這些目的的機器來表示，除此以外，別無其他用途。在藝術之中，追求新事物以及尋找表現它們的新方法這個願望乃是一切生活和樂趣的源泉。然而，我們每天都會碰到一些事例，譬如說，在繪畫方面，畫家總是把自己牢牢掛在抽像藝術的新手法上面，顯得無意使用這些新手法來表現有趣而新穎的形式美，無意使用這些新手法進行艱苦的鬥爭以反對庸俗和陳腐的傾向。並非藝術方面的一切墨守陳規者都是經院的藝術家。墨守陳規者也有其祖師爺的。任何一個學派都不能壟斷美。美，就像秩序一樣，會在這個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出現，但它只是局部的和暫時的戰鬥，用以反對熵增加的尼加拉。
　　我在這裡是帶著比較強烈的激動說出這番話的，我主要是為我們這些科學中的藝術家而非為通常所講的藝術家感到激動，因為我首先要講的乃是科學中所存在的問題。我們的大學偏愛與獨創精神相反的模仿性，偏愛庸俗、膚淺、可以大量複製而非新生有力的東西，偏愛無益的精確性、眼光短淺與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處可以看到的新穎和優美——這都使我有時感到憤怒，也常常使我感到失望和悲傷。除此以外，我堅決主張：我們不僅要反對現代世界中由於通訊工具的種種困難而產生的宰割思想獨創性的現象（如我已經做過的），而且更要反對已經把獨創性連根砍除的那把斧頭，因為選定通訊作為自己進身之階的人們常常就是除通訊之外一無所知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