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犬靠嗅覺進行追蹤的能力是十分有名的。它們向人們提供追蹤線索，如發現追蹤對像——丟失的兒童或逃犯的一塊衣片，緊接著就吠叫著興致勃勃地跟蹤下去。犬屬和其他許多搜索動物都具有這種極其發達的能力。能被追蹤的痕跡就是追捕對像遺留下來的氣味，嗅覺僅是對多種多樣特殊分子的知覺力。警犬追蹤多半是捕捉有機分子。警大為了追蹤，必須能覺察出它所追尋目標身體上的特殊氣味，能夠排除別種分子的迷惑和干擾，辨別出走過同路的其他人（包括組織追蹤的人）和其他動物（包括狗本身）的分子氣味。人在行走時散發出的氣味分子數量是較少的，可是警犬仍能嗅到，甚至對所謂「冷」足跡，也就是說，痕跡已消失了幾個小時，警犬仍能成功地追蹤到。
早在很久以前，我們就知道，昆蟲也有這種極端敏感覺察氣味的功能。警犬與昆蟲相比最顯著的區別就是它多種多樣很強的辨別力，能區分多種不同氣味，以及在無數的氣味中辨別出所要追蹤的那種氣味，警犬能進行分子結構的複雜分類，能從以往嗅過的他種分子大量程序庫中區別出新的分子。更重要的是，犬能在一分鐘或更短的時間內熟悉某種氣味，然後可較長時間記住這種氣味。
很明顯，對個別分子的嗅別是通過狗鼻子中感受器來完成的，這種感受器對有機分子特殊的化學機能簇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特別敏感，一種感受器可對羧基（COOH）敏感，另一種可能對氨基（NH2）易感，以此類推。複雜分子的各種機能簇或一部分會附著在鼻粘膜中的不同分子感受器上，然後所有功能群檢測器把收集到的分子嗅覺印象組合在一起，這是一個極端複雜的嗅覺系統。儘管人類在這方面技術上已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目前就是這種最精製的人造裝置，如氣相色譜法／質譜儀一般說來也沒有警犬這樣的靈敏性和分辨力。由於威力強大的自然選擇的結果，動物的嗅覺已進化到現在的完善程度。早期發現配偶、警戒掠奪者、搜索捕捉食物，這是物種生死存亡的大事。此種嗅覺由源已久，確實高於早期的神經系統。大腦裡這種與眾不同的嗅球（見圖5）是人類生命史中發展成新皮質的原始部分。實際上，赫裡克（Herrck）就把邊緣系統稱為嗅腦。
人的嗅覺遠不如警犬那麼發達。儘管我們腦量很大，但人的嗅腦要比許多動物嗅腦都小。由此可見，嗅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起著次要作用。人所能辨別出來的氣味相對來說是較少的，況且我們對氣味的語言描述和理解分析力都是較差的。在我們自身感覺中，我們對一種氣味的反應同造成這種氣味的分子實際立體結構很難一致。嗅覺是在一定範圍內我們能夠並且相當精確地完成的一種複雜的認識功能，但是我們很難將其描述得很充分。假如警犬有語言能力，我想它也很難描述出它高度精確地嗅到的一切氣味。
正如嗅覺是狗和其他動物察覺其周圍環境的主要手段一樣，視力則成了人的主要信息通道。人所具有的視覺的敏感性和分辨力至少同狗的嗅覺能力同樣驚人。例如人能區別面貌。精細的觀察者能區別成千上萬、甚至到十幾萬幅面容。西方國際警察組織和警察部隊通常廣泛使用「認面容器」，從而重新組成上百億不同人的面目形象。這種能力對人存在的價值，特別是對我們的祖先來說尤其重要。但是細想一下，如要用語言把我們能夠識別出的各種面孔都完全描述下來，這卻是很難辦到的。證據表明，我們有時不能用語言描述我們見過的人，可是只要再一見面就能非常準確地認出這個人。當然認錯人的現象也肯定是常有的事。因此法庭樂於讓面貌熟悉的成年人作人證。想一想我們是如何輕而易舉地從一大群人中認出某個「著名人士」，又是怎樣不費吹灰之力能從密密麻麻雜亂無章的人名表中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名字，這一切都表明人的視力才能同狗的嗅覺能力一樣是令人佩服的。
人和其他動物都具有非常複雜的高效率的感覺和認識能力。這種能力完全能為語言和分析意識增設旁路。我們許多人認為這種意識是人人皆有的。另外還有一種認識，就是我們的非言語感覺和認識。這又常常被看成是「直覺」認識。語言決不是天生就有的。沒有一個人一生下來就先在頭腦中注入了一整套人物的面孔。我想，在我們沒有能力理解我們是怎樣獲得這樣的認識時，語言能表達一種無限的煩惱。感性認識具有悠久的進化史。假如我們認為信息貯存在遺傳物質裡，那就要追溯到生命的起源。人類的兩種認識的另一種，就是西方所說的有關感性認識的異常敏感力，這就是完全用語言表達的（比如說用完整句子）理性認識。這種理性認識是人腦近代進化的結果，大概僅有幾萬年或幾十萬年的進化史。許多人在生活中對事物的認識是理性的，也有許多人幾乎全是感性的，那些幾乎不懂得這兩種認識能力相互作用的人們卻嘲笑對方是「頭腦糊塗」和「缺心眼」，這是用於這種場合比較禮貌的形容詞。那麼，人為什麼常有兩種不同的相互彌補但又是彼此不能很好結合的思想狀態呢？
通過對腦損傷的研究得到的初步證據，證實理性和感性認識都在本腦皮層裡。左半球顳葉和頂葉的意外損傷或疾病發作會引起閱讀、書寫、說話和計算等能力的典型減弱，如右半球的這些部位損殘則導致立體視覺、圖形識別、音樂能力和全面推理力的削弱。辨認面孔的功能主要位於右半球，那種見面後就能永久記住面貌的人，他們也是在右半球進行圖形識別的。事實上右頂葉損傷有時導致患者在鏡中不能辨認自己或本人照片。這種觀測充分說明了我們所說的理性認識主要在左半球，而感性認識在右半球。
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斯佩裡（Roger Sperry）和他的合作者按這種方式進行了重要的近代實驗。為了治療嚴重癲癇病大發作患者（事實上是癲癇連續發作，始終是一小時兩次），他們切開了胼胝體，這個聯結大腦皮層左右半球的主要神經纖維束（見圖21）。這是一種力圖防止神經電暴由一側半球的病灶向另一半球擴散的嘗試。他們希望在手術後至少有一個半球不再受連續癲癇發作的影響。結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圓滿效果。兩半球的癲癇發作頻率和強度都有明顯的下降，好像以前頭腦裡曾有過正反饋作用，一個半球患癲癇病時腦電流活動會通過胼胝體刺激另一個半球。
這種大腦分隔的患者在外科手術後表面看來是完全正常的。一些報告指出手術前患者所經歷的生動的夢景完全中止。術後第一個月這樣的患者不能說話，後來他的失語症也就消失了。大腦分隔患者的行為和外觀使人聯想到胼胝體的功能是極其微妙的，它有兩億神經纖維束，每秒鐘要處理兩半球間數十億比特信息量。這裡大約含蘊著大腦皮層內神經元總數的百分之二。當把它們切斷時，表面看不出什麼變化，對這樣的細微的變化需要更深入詳盡地研究。
當我們細察我們右邊的物體時，雙眼都注視著右視界，如物體在左邊，則注目左視界。但鑒於神經傳導途徑的結果，右視界在左半球處理，左視界在右半球處理。同樣道理，來自右耳聲音主要在腦的左半球處理，反之，也是這樣。也有的人聲音處理分析在同側腦進行，如來自左耳的聲音就在左半球處理。原始的嗅覺沒有這種交叉處理情況。大腦和四肢間的信息傳送也是交叉的。左手觸摸的物體主要在右半球感覺出來，指揮右手書寫句子的指令在左半球處理（見圖22）。有90％的受試者，語言中樞都在左半球。
斯佩裡及其合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精細的單獨刺激分別送到大腦分隔者左右半球的實驗。在一個典型實驗裡，帽帶（hatband)這個詞閃現在屏幕上，但這個詞的兩部分，其中「帽」（hat）映在左視界，「帶」（band）映在右視界。患者主訴，他見到了單詞「帶」。很明顯，至少患者在詞語聯繫上，其右半球沒有「帽子」單詞的視覺印象。當問患者是哪種「帶」子？他可能猜測是捆罪犯帶子、膠帶、爵士音樂磁帶。在對比實驗裡，要求患者寫下他見到的一切，在箱內他用左手寫一單詞「帽子」，從手的動作上得知寫了什麼，但因他看不見，同時信息一點也到達不了控制語言能力的左半球，所以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他能寫但不能口頭回答。
其他許多實驗也表明了類似的結果。在一個實驗中，患者能夠覺察到他雖看不見但能用左手觸摸的立體塑料字母。現有的字母僅能拼寫成患者可以認得出來的一個標準英語詞，如「愛」「杯子」等，右半球的語言能力很低，大略同夢態情況相似。雖然正確拼寫出了單詞，但患者仍不能以任何語言來表達出他寫的單詞。看來很明顯，大腦分隔者每個半球幾乎都沒有另一半球所認識到的極其模糊的想法。
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左半球不能處理幾何圖形，在圖24中通過圖形描述出來。慣用右手的大腦分隔患者用左手（不熟練地）精確地描下簡單立體圖像。右半球對幾何圖形的優勢性只限於用手操作的工作。但這種優勢不適用於需要手——眼——腦三者協同的另一種幾何構象功能、手控的任何活動似乎部位於右半球頂葉與左半球致力於語言的相應部位。位於斯托尼布魯克的紐約國立大學的加扎尼加（M.S.Gazzaniga）指出，兒童在取得重要的手控技藝和幾何圖像能力之前，語言在左半球高度發展。這就是左半球發生特化作用的原因。根據這一觀點，右半球勝任幾何圖形的特化作用的產生是由於左半球不參與此活動的結果，左半球勝任能力還是在語言上。
就在斯佩裡最令人信服的實驗完成不久，他舉行了一次宴會。傳說有位著名物理學家也應邀出席，這位物理學家過去有過胼胝體的疾患，但現已痊癒。這位物理學家的風趣幽默感是眾所周知的。可那天整個宴會他靜默無言興致勃勃地傾聽著斯佩裡講述他研究大腦分隔的實驗結果。一個夜晚過去了，客人們開始逐漸地離席，斯佩裡發覺他在門口同最後一個人揮手告別。物理學家伸出右手同斯佩裡握手告別說，他度過了一個迷人的夜晚。接著他邁了兩小步，交換了左右腿的位置，又伸出他的左手，以一種壓低了的顫抖的聲音說：「我想讓你知道我也有過這樣可怕的時刻。」
當大腦的兩半球之間的聯繫削弱時，患者經常對自己的行為感到莫名其妙，這是不足為奇的。很明顯，一個再好的講演者可能有時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大腦兩半球的相對獨立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比較明顯。上面我們已提到很難用言語描述出大腦右半球的複雜的感覺過程。許多精美的身體動作，包括體操在內似乎同左半球沒有什麼牽連。例如，眾所周知的網球運動要求對手把其拇指準確地放在球拍上的某一位置。常常發生，如左半球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問題上，那怕是暫短的一刻也會破壞這一遊戲。多種音樂能力是右半球的功能。即使沒有一點用音符記錄歌曲的能力，我們也能記住一首歌或一個曲子，這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彈鋼琴時，我們可把這動作說成是通過我們的手指（而不是我們自己）記住了這一樂曲。
這種記憶存儲可能是很複雜的。最近我高興地觀看了由一個大型交響樂隊演奏的鋼琴協奏曲的排演。在這次排演中指揮經常不是從頭至尾地進行，相反地他總是集中在較難的段落上，這一來是為了節省排演時間，二來是為了節省表演者的精力。使我印象極深的是，獨奏者不僅能記住整首樂曲，而且能在總譜中標明的拍節上稍加提示就能在曲中所要求的任何地方開始演奏，這種值得羨慕的排演技巧就是左右半球的混合功能。很顯然，在你頭腦中，很難一下子記住你從未聽過的整首樂曲，因此你只能在某些拍節上介入演奏。如用電子計算機的術語來說，同大型樂曲的串行存取相反，鋼琴演奏者是隨機存取演奏的。
這是在多種最難的和極其重要的人類活動中大腦左右半球彼此協同合作的範例。不過，對人的胼胝體兩側的功能獨立性不作過高的估價是極為重要的，應該再次強調，像骿胝體這樣複雜的電纜系統的存在必將意味著兩半球的交互作用是人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功能。
除了胼胝休外，在左右半球之間還有另一個神經電纜，稱為大腦前連合。它要比胼胝體小得多（見圖21）。在魚腦裡是沒有胼胝體的，只有大腦前連合。在人的大腦半球分隔研究實驗中，切斷了胼胝體，但仍保留了大腦前連合，嗅覺信息仍照常不變地在兩半球間傳導。通過大腦前連合似乎偶爾也發生傳遞一些視覺和聽覺信息。但這種情況對於不同的患者各不相同，這是無法預料的。這種研究成果同解剖學和進化是一致的。大腦前連合（和海馬連合見圖21）所在部位要比胼胝體的位置深，並能在邊緣系統以及還有可能在腦的更原始部分中傳遞信息。
饒有風趣的是人表現出音樂技巧和語言才能的分工。右顳葉損殘或者是切除大腦右半球患者，音樂技能，尤其是識別和回憶音樂旋律的技能大大減弱，但其識譜能力卻沒減低，並且語言能力也沒減退。這看來是與上述功能的分工完全一致的。記憶和鑒賞音樂能力，包括辨認音符的聽覺力和對總譜的記憶力，而不包括分析音樂的節律。現有一些證據表明，作詩功能來自右半球。例如有一些患者因大腦左半球的損傷使其得了失語症，但他卻能平生第一次寫詩。當然，正如英國詩人、劇作家德賴登（Dryden）所說，「僅僅是作詩」而已，因為很明顯，腦的右半球沒有作押韻詩的功能。
通過腦損傷受試個體實驗發現，大腦皮質功能限於一側，即分隔獨立的。但重要的是通過實驗證實這一結論是否適用於正常人。加扎尼加對腦未受損殘的受試個體進行實驗，正像大腦分隔患者實驗一樣，使整個一個詞一半字母在受試者左視界，而另一半在右視界，然後觀察受試個體組成整個單詞的情況，實驗結果表明，正常人的大腦右半球幾乎沒有處理語言的能力，但卻能將所見到的一切通過胼胝體傳送給左半球，由左半球最後組成整個單詞。可是加扎尼加也發現一例大腦分隔患者，其右半球竟有著驚人的處理語言的功能。但是該患者在他幼年時經受過顳部——頂骨部的腦病理變化。我們已經說過腦機能損傷如發生在兩歲內的幼兒，大腦功能可以重新定位，但超過兩歲的人功能重新定位就不可能了。
舊金山的蘭利·波特神經精神病研究院奧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和加利（David Galin）斷言，當正常人分析智力活動轉變成綜合智力活動時，其相應的腦半球的腦電圖活動也要發生予示性改變。例如當受試者進行心算時，其右半球就顯示出甲節律，表徵右半球無所事事。如果這一結果是準確無疑的話，這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
奧恩斯坦作了一個很有趣的推論，以此來解釋為什麼我們（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同左半球的功能活動接觸這麼頻繁，而同右半球的功能打交道較少。他指出我們對右半球功能的認識有點像白晝觀察星星的能力一樣。儘管白晝和夜晚星星都在閃爍著，但白晝陽光是那樣金光閃閃，相形之下星光就微弱得覺察不出。一旦太陽西沉，我們就能看到星星。同樣，最晚的進化上的輝煌頂點即左半球的語言才華放射出明亮的異彩，使右半球的直觀認識功能相形見絀，暗淡無光。直覺的右個球可能是我們的祖先覺察周圍世界的主要手段。
左半球按次序處理信息，與此同時右半球也會一次給與一些輸入。左半球串行工作，右半球則並行工作；左半球有點像數字計算機，右半球大約象模擬計算機。斯佩裡指出，大腦皮層兩半球的功能分類是一種「根本的不協調性」的結果。現在大概只有在左半球「日落」時，也就是說沉人夢鄉時，我們才能直接感知右半球的功能活動。
在前面章節我提到，夢態可能是爬蟲復合體的作用白晝受新皮質抑制、夜晚才被解放出來的主要縮影。儘管頻繁報道說夢態時閱讀、書寫、運算和語言口憶能力驚人地減弱，但我所提到夢的重要符號內容，表明了新皮質也相當大量地參與這一過程。
除夢的符號內容外，夢相的其他方面也表明在做夢過程中新皮質的作用。例如，我多次做過情節驚險的夢，出現這樣夢境的原因在於有一些線索（很明顯是不重要的線索）事先就滲入我的夢存儲信息中。我頭腦中整個夢情的發展有可能就在夢剛開始的時候（順便說說，德門特指出，夢中事件的時間和實際生活中同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大致相等）。許多夢的內容天南海北，雜亂無章，可是也有些夢的結構是極其完美的。這樣的夢真像一場戲劇。
現在，我們認識到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可能性，即夢態時新皮質的左半球被抑制，與此同時廣泛熟知符號的右半球雖說是中斷了語言、寫作、閱讀能力，但仍在完美地進行功能活動。這可能是因為夜裡左半球的活動並沒有完全停止，相反，它卻在完成一種使腦處於無意識狀態的結果。夜裡左半球忙於從短期記憶暫貯裝置向長期記憶的數據轉貯，從而確定應把哪些事件繼續存貯到長期記憶中去。
偶爾的但又是確實可靠的報道，據說很難攻的智力問題在睡眠時倒得到解決，其中最有名的大概還是德國化學家凱庫萊（Friedrich kekule von Stadadonitz）做的夢。1865年有機化學結構上的最緊迫需要解決但又是迷惑不解的問題就是苯分子結構形式。幾種簡單有機物分子結構已從它們的性質中推斷出來，所有這些結構都是直鏈的，其組成原子相互連接在一條直鏈上。按照他本人的描述，凱庫萊在一輛馬車上打瞌睡，做了一個夢，夢見排列在直鏈上的原子在跳動，突然原子鏈的首尾相連，慢慢形成了一個旋轉著的環。醒後回憶這場夢的片斷，他立刻意識到，苯問題的答案是碳原子六角環形，而不是直鏈。這是本質上的圖形識別練習，而不是分析活動。也是通過做夢完成的最著名的創造行為的典型。這種創造行為是右半球的而不是左半球的活動。
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這樣寫到：「難道我們不應該預料到，一旦我們失去外界時，我們就會暫時倒退到原始動物一樣的非理性思維狀態嗎？許多人是擁護這一設想的，從柏拉圖到弗洛伊德，許多研究夢的學者都主張，這樣的倒退在本質上就是睡眠狀態以及夢活動特色。」弗羅姆繼續指出，我們有時在夢中能獲得的某些見識，當我們醒後也就忘卻了。不過我認為這些見識始終是直覺的或具有圖形識別的特色。夢態中「類似動物所做的事」可以理解是爬蟲復合體和邊緣系統的活動，偶爾也有新皮質右半球活動的強烈直觀見解。這兩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當進行某種活動時，左半球的抑制功能基本上中斷了的緣故。弗羅姆把右半球的這些見識稱之為「忘卻的語言」，他還爭辯說，它們是夢的共同起源，是優雅的寓言和神話。
夢中我時常意識到，頭腦中的一小部分在心平氣和地監視和守護著，常常在夢的角落裡有一種觀察者，正是這個觀察者，我們思維中的一部分，往往在惡夢時，對我們寬慰地說「這是在做夢」。也正是這個觀察者，它欣賞著夢中富有戲劇性協調精彩的情節。但絕大部分時間這個觀察者完全沉默不語。而當服用幻覺藥時，如服用大麻或迷幻藥LSD（麥角副酸二乙□胺），這樣的觀察者就出現在夢中，這已成為一般的傳聞。服LSD後的感受可能是極端可怕的。有些人對我說服LSD後神態正常和精神錯亂的差異完全依賴於夢中「觀察者」，即那一小部分沉默的清醒的意識。在服大麻的感受中，我的一個受試者意識到，這個靜默的「觀察者」以神奇的和很不相稱的方式出現，它興趣極高地進行應答，偶爾對服大麻後體驗到的千變萬化的夢幻提出批評意見，但它盡不屬於夢中的一部分。「你是誰？」我的受試者平靜地問它。「你問這幹什麼？」它很有經驗地反問著，很像寓言中伊斯蘭教的泛神論者或者象強調默坐專念的佛教禪宗一樣。我的受試者對此十分迷惑不解。我認為這個觀察者是左半球關鍵性才能的一小部分，在服幻覺藥後這部分發揮的作用要比一般夢的體會大得多。但在這兩種狀況下這個觀察者都程度不同地出現。「提問題的是誰？」現仍未答覆，大概它是屬於大腦皮層左半球另一個組成部分。
現已發現人和黑猩猩左右半球的顳葉是不對稱的，左顳葉相當發達。嬰兒生下來就有這種天生的不對稱（早在妊娠第29周就出現這種不對稱），這就使人聯想到左顳葉擅長控制語言的遺傳素質（可是，兩歲內的幼兒如發生左顳葉損傷，也能在右半球的相應部分發展所有的語言功能，並不減低語言能力。但若大於兩歲，這種代償功能就無法兌現）。同樣發現幼兒的行為也偏向一側，他們能用右耳較好地理解語言材料，而非語言材料是用左耳，這一規律性也出現在成年人身上。類似地嬰兒觀看其右邊的物體所用的時間，平均要比察看其左邊的同一物體所花的時間多；並且其左耳同右耳相比需要有較高聲音才能引出應答。與此同時在黑猩猩的腦和行為上就沒有發現此類不對稱現象。迪桑（Dewson）的研究結果表明，高級靈長目動物可以存在某些一側優勢，但還沒有證據表明這些高級動物，比如說恆河猴的顳葉上具有解剖結構上的不對稱性，人們一定會猜測黑猩猩的語言能力也會同人一樣控制在左顳葉。
非人的靈長目動物象徵性呼叫的貯存似乎控制在邊緣系統，至少彌猴和恆河猴整個技能可能是由邊緣系統的電刺激引起的。人的語言控制在新皮質內。這樣人類進化實質上每前進一步都要由邊緣系統的有聲語言控制向新皮質顳葉控制轉移。這是一種從本能向學習獲得通信交往的過渡。然而類人猿獲得手勢語的驚人才能，以及黑猩猩腦一側優勢的線索都指明，靈長目由主觀意志所控制的象徵語言並不是近代的發明。相反，這可追溯到兒百萬年前。這同能人旁嗅區的顱骨內模化石資料是一致的。
起人類語言作用的猴腦新皮質區即使發生損殘，也不能減弱猴的本能發音。由於人語言能力的發展，新的腦系統也必須在本質上得到進展，這就不是依靠重新加工邊緣系統的呼叫機構所能解決得了的問題。一些人類進化專家指出；語言能力的獲得發生在最近，也就是幾萬年的歷史，並且同最近冰河期的複雜課題有聯繫。但是這個年代同這個觀點似乎是矛盾的，況且人腦的語言中樞是非常複雜的，很難想像自最近冰河作用的頂峰以來即僅僅一千年左右的時間就會進化到現在這樣程度。
證據表明幾千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就有了新皮質，但其新皮質的左右半球功能都是類似的重複。自直立行走、工具使用和語言發展以來相互促進，例如語言能力的一小點增長都會把手斧進一步改進，相反也是一樣。腦的相應進化似乎是通過兩半球中的一個半球在分析認識上的功能特化進行的。
順便說及，初始冗余顯示出計算機設計上的深思熟慮。例如，由於缺乏大腦皮質的神經解剖學知識，設計「海盜」登陸器運載工具上的存貯器的工程師嵌入了兩個相同程序的電子計算機，由於事物的錯綜複雜，兩台計算機很炔就出現了差異。在火星著陸之前對這兩台計算機進行了智力測驗（通過地球上一個更靈敏的計算機），不靈活的電腦接著就停止活動了。大概人的進化也經歷了類似方式。受到高度評價的推理和分析能力定位於好像是「另一個」腦裡，是一個不能完全勝任直覺思維的腦，在進化上常常採取這種辦法。實際上，機體複雜性增加時，遺傳信息量隨之增大的標準進化常例都是通過將遺傳物質加倍，然後將信息多餘裝置特化來完成的。
幾乎所有人類語言對「左」「右」都有感情傾向，而主要還是傾向「右」邊。「右」與合法性、正當行為、高尚倫理原則、堅定性以及男性特點背關。與「左」有關的是脆弱，恐懼，意志不集中，罪惡以及女性特點。在英語中與「右」有關的詞或詞組有：rectitude（剛直），rectify（糾正），righteous（正義），right-hand man（得力助手），dexterity（慣用右手），adroit〔靈敏，來自法語「a droite」（向右）〕，rights（權利）以及詞組「in his right hand」（得力助手），還有ambidextrous（靈巧）也是指兩隻右手（two right hands）的意思。
另一方面（從字面上講）英語中的「sinister」（不吉祥，左邊的）在拉丁語中確切表示「左邊」的意思。同樣。「gauche」（笨拙的）在法語中也是「左」的意思，俄語中表示「向左」的詞（nalevo），在英語中意指「鬼鬼祟祟」，意大利語中意指左的詞「mancino」，在英語中表示「騙人」的意思。此外，英語中還有gawky （粗笨的）、gawk（笨人）以及「left handed compliment」（言不由衷的恭維話），這些詞看來都與左半球有關。只是在英語中有「Bill of rightd」（人權法案），卻沒有「Bill of lefts」這一詞組。
從詞源字上來看，英語中的「left」（左）來源於撒克遜語「lyft」，意指「軟弱」或「無用」的意思。「Right」在法律上的意思（與社會法則一致的行動）意指「權利」。而「right」在邏輯上的含意指的是（與錯誤的對立面）「正確」的意思，這一切也都是在多種語言中常見的。「左」、「右」用在政治上，好像是從一般作為與貴族階層抗衡的重要的非主導政治勢力興起時開始的。貴族都站在國王的右邊，而激迸派的崛起者——資產階級則站在國王的左邊。由於國王本身就是貴族，因此貴族也維護王室的權利，這樣右邊總是處於優惠地位。在神學裡正如政治上一樣「在上帝的右方」。可以發現許多「右的」和「直的」之間聯繫的例子。墨西哥人說的西班牙語中如說「right，riglit」就表示照直向前的意思。美國黑人說的英語中「right on」,常常用於富有表情或熟練地表達一種贊同的詞組。目前在英語口語中「Straight」也常用於表達「法規的」、「正確的」、「適合的」等意思。在俄語中「右」是「pravo」，同樣它也是表示「正確」的意思，是「pravda」（真理）的同源詞。並且在許多語言中「true」還有另外的詞義，即「准的」，「準確的」，正如「他的目標很準」一樣的詞義。
斯坦福——比內氏智商測驗（the stanford-Binet IQ test，測量兒童及青年精神活量的試驗一譯注）作了一些努力，試圖檢測左右兩半球的功能。為檢測大腦右半球的功能做了如下試驗：把一張紙折疊幾折後，再用剪刀剪去一小塊，然後讓受試者預言出這張紙打開後的外形是什麼樣的：或者是將剪掉的紙塊藏起來。讓受試者估算總共有多少紙塊。儘管斯坦福——比內氏測驗的發明者認為幾何學概念問題在確定兒童「智力」上是十分有用的，可據說這種智商測驗對成年人和十幾歲的青少年來說越來越顯示不出多大效果。可以肯定地說，這對測驗直觀飛躍的檢驗餘地很小。毫無疑問，從智商測驗看來，很大程度上是偏向測驗左半球的。」
那種熱心於放棄左手右半球而採用右手左半球的偏見使我聯想到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勉強贏得勝利的一方，要對競爭黨和其爭論觀點進行重新命名，以便使後代易於慎重決定信任那個黨。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初期，列寧的黨還是一個很小的分裂的小組時，列寧把這個黨命名為布爾什維克黨，這在俄語中意指多數黨。反對黨被迫處於一種畏懼的愚蠢想法，採用了少數黨孟什維克命名，十五年內，孟什維克黨確實成了少數。同樣地，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左右兩大聯盟，是一種充滿仇恨鬥爭的證據，這類證據在人類歷史中*象探囊取物一樣容易找到，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引起這樣強烈仇視的感情呢？
擊劍和拳擊、棒球以及網球運動比賽時，用右手訓練的參加者出乎意料地遇上個左撇子，他將發現自己的弱點。同樣地，一個凶狠的慣用左手的劍手其右手很易接近對手，可是右手對敵手沒有威脅，好似作為一種裁軍和平的手勢一樣出現。這種情況似乎不能用來解釋對左手極其厭惡的程度。也不能把這種強烈的厭惡感擴展到傳統的非格鬥者——婦女那裡去。
大概這是遙遠以前的事，在工業沒有得到發展的社會裡，可能買不到衛生紙。而大部分人類歷史中，以及當今世界的許多地方，不拿東西的手常用於大便後揩淨屁股，這是一種技術不發達的文化生活方式，絕不能理解為有這種習慣的人對此很欣賞，這在美學上也是無吸引力的，況且又涉及到把疾病傳給他人或自身的危險。最簡單的預防方法就是打招呼和吃飯時用另一隻手。毫無例外，在科學不發達的人類社會裡，人們總是用左手擦淨屁股，用右手來問候和飲食。偏離這一常規或偶爾疏忽就會引起人們極端反感。兒童如果違反了例行的用手習慣要受到嚴厲懲罰。在西方上點歲數的人都記得那個時代，如果用左手去拿物體就要受到嚴厲責難。我相信這種考慮只能說明對使用左手的強烈厭惡感，而把社會中使用右手這樣一個很平常的事，故意裝腔作勢他說成是防禦性措施，並自以為此而慶幸。但無論如何這樣的解釋不能說明為什麼起初就把左右手分工擔負不同特殊功能的原因。有人爭辯說，使用左手擦淨大便這只是在統計學上的一種偶然性。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設想有一種社會，使用左手也是完全正當無咎的。事實上，這樣的社會似乎是沒有的。在一個大多數人都用右手的社會裡，精密的工作，「飲食、戰鬥等就要用受到寵愛的右手去做，而把不負重要責任的擦屁股工作移交給左手完成。然而這也說明了社會上大都慣用右手的原因。就其最基本意義來講，肯定還會存有另外的確切解釋。
你喜歡用哪只手做最主要的工作與控制語言的大腦半球之間沒有直接聯繫。絕大部分慣用左手的人其語言中樞可能還在左半球。但在這一觀點上是有爭論的。儘管如此，用手習慣的本身被認為同腦的一側優勢有聯繫。某些證據表明，慣用左手的人很可能在閱讀、書寫、言語和運算等這些腦的左半球功能上存有一點問題，但是他們卻很擅長於想像、圖形識別和一般的創造力等腦的右半球功能。某些材料表明，從遺傳學觀點來看，人類偏向慣用右手。例如，妊娠三、四個月的胎兒右手指紋（突起）的數量就比左手多。在整個胎兒期以至出生後這種優勢始終保持著。
與人有著原始親緣關係的南方古猿，它們用手習慣的資料是從被古猿用骨棒子或木棍擊傷的狒狒的頭骨化石分析中得出的。南方古猿的發現者達特（Raymontd Dart）作出結論，大約有20％的南方古猿是慣用左手的，大約與現代用左手的人百分比相等。相反，與此同時發現其他動物表現出喜歡用爪，很可能它們的左右爪幾乎都是一樣受惠使用的。
左和右的區分已深深陷入人類的往事經歷中，我不知道是否在理性和感性認識之間，以及大腦兩半球之間有一點衝突或爭鬥還沒顯露在右與左兩個相反的詞上。正是控制語言能力的左半球控制著右側，事實上在身軀右側可能沒有更多的敏捷，但它肯定是相當繁忙的。左半球似乎完全以一種奇異的方式防範著來自右半球的威脅。假如是這樣，鑒於動機的理由，對直觀思想的言語批評就會變得疑慮重重；同樣，有充分理由認為，右半球對左半球也有一種不是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類似疑慮。
在承認左右兩半球兩種思想方法有效的前提下，試問在新環境中左右兩半球的效能和用途是否等同？毫無疑問，右半球直觀認識可以理解對左半球來說十分難解的模式和聯繫。右半球還可覺察出毫無存在的模式。懷疑批評念頭不是右半球的功能標誌，純屬來自右半球的學說，尤其是在新嘗試的情況下發明的學說，可能都是錯誤的或是狂想的。
威爾士加的夫大學附屬學院心理學家戴蒙德（StuartDimond）最近做了實驗。他用一個特製的接物透鏡，把影片映在左半球上。當然對於一個正常受試者來說，通往一側腦半球的信息是通過胼胝體傳遞到另一半球的。要求受試者根據感情內容對各式各樣的電影作出評價，這些實驗表明，在觀察世界上，右半球比左半球更多地表現出不快，敵意，甚至是明顯的虛偽傾向。加的夫學院的心理學家同時也發現，當兩半球同時工作時，我們的感情反應僅同左半球的反應相似。很明顯，在日常生活中，大腦右半球的抗拒性通過更加隨和的左半球來逐漸強制地調合過來。邪惡和懷疑的情調好像都潛藏在右半球，這可以解釋左半球所感覺到的對左手和右半球邪惡特性的反感。
在患妄想狂的人的思想中，他自信自己察覺出一個陰謀，也就是說在朋友、同事或政府的行為中暗藏的（和惡毒的）陰謀，可是實際上並無此事。假如有這樣的陰謀，受試者可能是極端憂慮的。但未必他的思想就是象患妄想狂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首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就是突出的一例。大戰末期，福雷斯特爾堅信以色列的密探一直在到處跟蹤他，而他的醫生卻認為他這種固執的念頭是十分荒唐的，並給他做出患妄想狂的診斷，把他關在瓦爾特·裡德軍隊醫院的頂樓上。由於醫院人員過分地敬畏上層人物，對他看護不嚴，致使他跳樓身亡。後來，果真發現確實有以色列密探在跟蹤刺殺福雷斯特爾，那個密探也在擔憂，怕阿拉伯國家間諜可能察覺他的企圖。福雷斯特爾還可能有另外的問題：儘管他已覺察到了危險，但他卻被定為妄想狂患者，使他無法擺脫所在的困境。
社會急驟變化的時代裡，陰謀活動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方面來自主張變革的人；另外也來自維護現狀的人。在近代美國史中，維護現狀的要多於尋求變革的。當不存在陰謀時察覺到陰謀的存在，這就是妄想狂的症狀，如確有陰謀存在，察覺到陰謀存在就標明精神是正常無疾的。我的一個熟人說，「今天在美國，假若你不是一個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個精神不正常者。」我不知道這一論斷是否也適用於全球。
沒有經過左半球的詳盡研究，就無法斷言通過右半球推斷出來的模式是實際存在的還是虛構的。另外，僅僅是一個決定性的思想，而沒有創造的和直覺的見識以及沒有對新模式的研究，那麼，它也不會有結果，並且注定要失敗的。在驟變的環境中要解決複雜問題就需要兩半球的共同活動：通過胼胝體溝通大腦兩個半球，是通向未來的唯一途徑。人所周知，許多人一見流血就產生眩暈的反應，這就是由不同的感性認識功能所引起的不同行為的一例（當然，這僅是多種例子之一）。我想這個道理很清楚，因為多年來我們一直把自身出血與疼痛、損傷和破壞機體的完整聯繫在一起，所以當我們看到別人流血，就產生出一種同情感，感到有一種極其痛苦的感受。我們都體會過疼痛的滋味。毫無疑問，這就是在許多人類社會中，把紅色作為停止信號或意味著危險的原因。假如我們的血液裡攜帶氧的色素是綠色的話（在生化學上它有可能是這樣的），我們所有人就會把綠色看成是危險的天然標誌，而會覺得使用紅色的做法有點滑稽可笑。
另一方面，經過訓練的醫生見到血時會有完全不同的感覺，他會立即聯想分析，這是哪個器官受了傷？怎麼會這樣大量地出血？是靜脈出血還是動脈出血？是否需要使用止血帶？所有這些分析活動都屬於左半球的功能。它們需要比單純流血等於疼痛的聯想更複雜更有分析力的認識過程。而且，這種分析要遠遠高於實踐經驗。假如我受傷流血，我們定去找一個有多年經驗善於處理受傷流血的外科醫生，而不去找一位富有同情心一見血就發暈的朋友。後者的明確動機僅限於不願意他人受到傷害；而前者對受傷流血者能有所幫助。在一個有理想結構的物種內，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機體上，我們大多數人正是如此。這兩補思想的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複雜性，可是對生物存活都有相互彌補的價值。
勞倫斯（D·H·Lawrence）關於月亮本質的見解可以說是直覺見解偶爾抵制分析見識的典型事例。他說：「沒有必要告訴我說，月亮是天上的一塊死巖，我知道它不是塊死巖。」的確，月亮並不是天空中的一塊死巖，它是美麗的，它能使人產生浪漫主義聯想的魔力，它能引起潮汐，還可能是確定地球上人類每月活動週期的依據。天空中的死巖僅是它的特性之一。直覺見解在我們以往個人體驗的或是進化中的感受範疇內是大有作用的。在有關天體密集物體性質這樣的新領域中，直觀推理很難適應理性思想從自然界中探索到的見識。照此推理，理性思想過程不是本身的終結，應從對有益於人類的廣泛角度上去理解。歸根結底，理智的合乎邏輯的努力，其本質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類的本質。
在某種意義上，科學可以看作成應用於自然中的狂妄思想，我們期望得到自然的協同，並希望獲得完全不同的數據之間的聯繫。我們的目的是從自然中抽出模式（右半球思想），事實上，許多抽出來的模式並不同數字相符，因此它們必須受到嚴格的分析（左半球思想）。缺乏對模式的嚴格分析研究，僵硬的懷疑主義是不會得到完善的科學知識的。而要有效地獲得知識，則需要兩個半球的協同工作。
微積分、牛頓物理學和幾何光學，基本上是通過幾何論證得到的。而今天，主要是通過分析論證進行講授和示教：數學和物理學不僅是教學中的創造，而主要是右半球功能的產物。主要的鼥學見識在特性上都是直覺的，這在目前也是常見的。同樣，在本質上是通過線性分析論證，用科學論文闡述出來的，這並不反常。這種創造行動主要來自於右半球的組成部分，但要論證創造結果是否有效主要還是要靠左半球的功能。
萬有引力可以通過把收縮狀的黎曼——克裡斯托弗爾氏（Riemann-Christoffel）張量等於零來理解，這是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驚人的發現。這一論點之所以被人們接受僅僅因為這一結論可以得出詳盡的、數學方程結果，預先檢驗出與萬有引力的區別之處。爾後，再作實驗決定應採取哪條途徑。在三個有名的實驗中，即通過太陽附近的星光偏角：距太陽最近的行星——水星在運行軌道上的運動：強恆星重力場內譜線的紅向移動，大自然是贊助愛因斯坦的。如果沒有這些實驗，就很難有一位物理學家能承認廣義相對論。物理學中有許多幾乎近似輝煌精緻的學說都被人們摒棄了，因為它們不能經受實驗的論證而得以存在。依我看，假若這樣的對抗和摒棄假說的意願是我們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人類情況將會有很大的改變。
我確信，沒有兩半球較大範圍的進化，科學就不會有什麼重大進展。但這對藝術則不同。很明顯，藝術不需要在實驗室裡作實驗。有欣賞能力的、專心致志、無偏見的觀眾根據他們各自的滿意程度，確定其藝術水平如何。我可以從上百個例子中舉一例說明。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法國藝術評論家、學報和博物院全都拋棄了法國印象派。而今天，印象派團體又廣泛地支持印象派藝術家創造出新作品。歷史的時鐘又向相反的方向倒轉了一個世紀。
本書是一個模式辨認的練習，是企圖利用各學科和神話中廣泛的多種多樣的線索，去瞭解自然和人類智力進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腦右半球的活動。整個寫作過程中，我常常在半夜或凌晨被一種產生出新見解的興奮激醒。我想許多細節還需作實質性的修正，至於這些新見解是否真實可靠，還完全取決於我的左半球功能發揮如何（這也取決於我對這些觀點的取捨，因為我還沒發現論證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寫此書時，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反覆出現的各種不同的例證，它們在構思以及手法上都生動地闡明瞭自己的內容。
十六世紀，在數學量之司關係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描述方法：你可以寫出一個代數方程，也可畫出一條曲線。笛卡爾（Rene Descartes）在創造解析幾何時，展示出了數學界這兩種觀點的形式恆等關係（順便說一下，笛卡爾還是一位確定大腦功能定位的解剖學家）。
目前解析幾何已成為十年級學生的普通課程。但這在十七世紀卻是一個輝煌的發現。然而，代數方程就是大腦左半球的典型結構，而一條普通幾何曲線，即相關的點連接起來的圖形，則是大腦右半球特有的產物。在一定意義上，解析幾何是數學上的胼胝體。當今一系列學說發現它們相互之間既不衝突或者也沒有相互的交叉關係。在一些關鍵時刻，左半球總與右半球的觀點相對，這就使外觀不相聯或觀點相反的笛卡爾連接法再度成為迫切需要。
我認為，只有通過大腦左右半球的合作，我們和任何其他人類的最有意義的創造活動——法制和道德規範、藝術和音樂、科學和技術才有可能實現。就是這種創造活動，即使從事得很少或僅作了一點點，也將會使我們和整個世界發生變化。我們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就是胼胝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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