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是一位博學之士。在古今男女學者中像他那樣知識淵博的為數不多。他認為人類一切知識（文學和科學，哲學和心理學）都是有趣的，並且是可以學會的。他的知識並不局限於某一學科，而是涉及到整個人類知識範圍。他的名著《人的進化》出版後，又在電視裡連播，這是一部極好的教具和非凡的史記。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本闡述人腦和人類如何一起進化的傑作。
該書最後一章《漫長的童年》，描述了漫長的童年時代。就人的壽命而言，這個時期比任何他種動物都要長。兒童在這個階段依賴成人，並表現出無限的可塑性，即向周圍環境和文化學習的能力。地球上大多數機體主要依賴於在神經系統中先天就有的遺傳信息，而對後天獲得的非遺傳信息依賴性較小。對於人，甚至對所有的哺乳動物來說。情況恰恰相反。當我們的行為還在很大程度上受遺傳性控制的時候，我們就能通過大腦在短期內得到較多的機會，產生出新行為，開闢出接受教益的新途徑。我們同大自然進行了討價還價：我們的兒童將不易撫育，但兒童學習新事物的能力又大大地增加了人類生存的可能性。另外，人類有千分之幾的人不僅創造了由非遺傳信息所規定的知識，而且還發明了「體外知識」：即存儲在我們體處的知識，文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進化或遺傳變異都需要很長時間。從一個物種演變成另一個高級的變種大約需要十萬年。親緣關係較近的物種，比如，獅子與老虎之間行為上的差異往往不是很大。再如，我們人類的腳趾也是人類器官系統新近進化的例子。大腳趾在行走時起著重要的平衡作用，而其他腳趾的作用就不明顯。顯然它是從手指一樣的附肢進化來的，像棲息在樹上的類人猿和猴子一樣，都是用於懸掛攀登的。這種進化就構成了再特化作用，即原來對某種功能很熟悉的一種器官系統對另一種完全不同功能的適應性。要形成這樣一個適應性大約就得一千萬年（山區大猩猩的腳也經歷了類似的進化階段，但這完全是獨立的進化過程）。
但是，現在我們要完成一次進化，就不再需要一千萬年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變化著。而這些變化，大部分又是人類本身促成的，這一點我們必須看到。同時，我們也必須調節、適應和控制這些變化，否則就難以繼續生存下去。
只有非遺傳信息所規定的知識系統才有可能應付人類所面臨的急驟變化的情況。因此，近代人類智力的疾速發展給我們造成了重重難題，然而，也只有靠這種發展來解決這些難題，並且，唯獨透徹理解人類智力的實質和進化，才能幫助我們明智地應付和適應未知的危險的未來。
我之所以對智力進化如此感興趣還有另外的原因。在人類史上，當前，我們已經首次成功地使用高倍射電望遠鏡。儘管是剛剛開始使用，而且是時斷時續，然而，很明顯我們是在加速使用。利用射電望遠鏡可以在巨大的星際距離上進行通訊聯絡，從而幫助我們瞭解那些距地球非常遙遠的文明世界，確定異種星球是否在給我們拍發電報。其他文明世界的存在以及拍發電報信息的性質，兩者都取決於地球上所發生的進化過程。研究地球上智力進化也有助於得到探索地球外智力的某些啟示和見解。
1975年11月在多倫多大學，我榮幸地作了首屆布羅諾夫斯基紀念會有關自然哲學方面的講演。講演後，得到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機會，使我學到了一些我不熟悉的學科。所以在寫這本書時，就其內容而言，已遠遠地超過了那次講演的範圍。我感到有一股壓抑不住的興趣，促使我把學過的某些內容綜合匯總成生動連貫的描述，誘導我提出關於自然界以及人類智力進化的假說。這些假說可能是新穎的，至少是從未廣泛討論過的。
這是一個難攻的題材。我受過生物學的專業訓練，對於生命起源和生命的早期進化，曾進行過多年的研究。我還受過腦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正規教育。因此，使我有可能在本書內提出一些激動人心的設想。我也深深地知道，其中有許多設想僅僅是在理論上的推測，正確與否也只有在今後的實驗台上得到檢驗或反證。可是，這種探討至少可以給我提供一個研究這個迷人題材的機會。但願我的觀點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激勵他人去作更深入的探討。
據我所知，推動生物進化的自然選擇，是生物學的重要原理，是區別生物學和物理學的準繩。這也是十九世紀中葉１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偉大發現。恰恰是通過自然選擇、適者生存、以及偶爾較好地適應其環境的機體的世代重複，精美的同代生命形式才得以形成。像腦這樣複雜的器官系統的發展進化，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依賴於生命的早期歷史、生命的適應、發生和終止，還要依賴於機體對再次變化了的條件的曲折適應。只有這樣，那些一度處於滅種危險中的生命形式，才能由於最終適應了再次變化的條件而得以生存。只有大量地淘汰那些不大適應外界環境變化的機體，我們現代的腦和其他器官才能保留至今。
１在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統治時期，牛津大主教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間展開了一場聞名的論戰。此後，那些別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連三地向達爾文和華萊士的進化論思想發起猛攻，但其結果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進化這一事實己被化石資料和現代分子生物學廣泛論證，而自然選擇是解釋進化事實的卓有成效的理論。關於彬彬有禮地回答近代對自然選擇的種種非難，包括答覆那些干篇一律的離奇古怪的觀點（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見解），請見古爾德（Gould）的1976年著作。當然達爾文是十九世紀的人，他偶爾也熱心於把歐洲人同其他地區的人作比較，並為他是歐洲人而私自慶幸（正如他對阿根廷火地島居民評論的那樣）。事實上，在科學技術未發展以前的時代，人類社會比起從火地島來的達爾文可能更像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區的遊牧人。他們過著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養和同情心。達爾文本來是無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見解在那裡卻受到嘲笑。可是，達爾文的見解，包括他的進化論，進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選擇，以及這些進化論思想同人的本質關係等，這一切都是人類研究史上的里程碑。進化論思想即使在今天，還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頑固的抵制和反對，那麼，在維鄉利亞時代的英國，進化論所受到的攻擊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同物理學相比，生物學更接近歷史學。以往的意外事件、誤失和僥倖都十分有力地預示著現在。在探討人類智力的本質和進化這樣難度很大的生物學問題時，依我看，至少應對一些有關腦進化的論點給予實質性的權衡和考慮。
人腦活動（有時稱為思維）是我研究腦的基本課題。「思維」不是別的東西，而是腦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結果。「思維」可能是腦各組成部分各自的或共同活動的結果。有些過程也許是腦的整體功能。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一些學者似乎已作出這樣的結論：由於他們不能查明和確定腦的高級功能部位，他們就斷言未來的神經解剖學家同樣也做不到。但是缺乏證據並不意味不存在證據。生物學的近代史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機體就是極其複雜的分子化合物相互作用的產物。生物學領域曾一度被人們看作是高不可攀的聖地。現已查明，核酸、脫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DNA）以及它們的操縱因子蛋白質是遺傳物質的組成物，而遺傳物質的本質已基本上能根據它的這些組成部分的化學性質和化學組成來理解了。在科學上，尤其是在生物學領域，有許多這樣的情況，那就是距錯綜複雜事物越近的，同與此還有一段距離的相比，就更容易產生一種困惑不解的難弄的感覺（一種錯覺）；與此相反，當距複雜事物太遠時，我清楚地知道，往往又會把愚昧誤認為正確觀察事物相互關係的能力。無論如何，在此書中，我堅決反對那種通常稱作思維——機體的二元論。這種觀點居然認為機體的物質是由一些不可知的稱之為思維的原料構成的。從生物學近代史的發展方向上可以明顯看出，上述觀點是毫無根據的。
研究人腦進化這一課題確實是一種樂趣和享受，因為這個課題同人類致力的各個領域都息息相關。從腦的生理學和」人的內省上都可獲得一些知識，而這個研究課題同這兩種見識之間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密切相關。幸而人類洞察事物能力的歷史悠久，但遺憾的是，在以往的時代中，凡是豐富多采、錯綜複雜和喻義深奧的見識統統被稱為神話）早在公元四世紀時，索爾斯蒂尤斯（Salustius）就斷言：「神話是從未發生過的，但又是始終存在的東西。」在《柏拉圖對話集》和《國家》兩書中，蘇格拉底總是編造神話（洞穴寓言）為之提供範例，這樣我們就可以從中理解到它的核心實質了。
書中提到的「神話」（myth）一詞，我並不打算用其目前廣泛流行、但又與事實相違的市俗含意，而是用它古時的意思，一種無法用其他力、法表達的神秘而不可思議的隱喻。因而在諸章討論中，我偶爾將讀者引入遠古和現代的神話意境中。出人意外的是這本書的書名本身恰恰與幾種傳統的和當代的各種神話相吻合。
本書是為有興趣的非專業人員寫的，同時也希望能對那些從事人類智力研究的專業人員有所啟發。書中第二章提出的論點比其他章節深奧一些，但只要下點功夫是會理解的。因此，閱讀此書是不會太困難的。為了幫助那些缺乏專業基礎知識的讀者閱讀，對於書中的一些技術術語在其首次出現時，一般都作了適當的解釋。另外，還在書中安排了一些插圖，用未作為閱讀的輔助工具。當然，我也知道，讀者能理解我的論點和贊同我的論點，這完全是兩碼事。
1754年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專題論述《人類不滅絕的根源和基礎》的第一段中寫道：
「事實上為了正確評價人的解剖結構，看來重要的是，要從人的起源上來研究人……但僅通過人的連續進化，我還不能理解人的結構……在這個課題上，我無法作出任何結論，而只能是一些含糊虛構的猜測而已。比較解剖學進展得太慢，而博物學家的觀測資料又不能為可靠的論證提供堅實的基礎。」
兩個世紀以前，盧梭的告誡至今還是有價值的。盧梭斷言：研究腦的比較解剖學和觀察人和動物的行為是正確解決問題的關鍵。鑒於這兩方面目前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現在我們試圖綜合歸納這些進展不能說為時過早吧！
１在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統治時期，牛津大主教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間展開了一場聞名的論戰。此後，那些別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連三地向達爾文和華萊士的進化論思想發起猛攻，但其結果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進化這一事實己被化石資料和現代分子生物學廣泛論證，而自然選擇是解釋進化事實的卓有成效的理論。關於彬彬有禮地回答近代對自然選擇的種種非難，包括答覆那些干篇一律的離奇古怪的觀點（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見解），請見古爾德（Gould）的1976年著作。當然達爾文是十九世紀的人，他偶爾也熱心於把歐洲人同其他地區的人作比較，並為他是歐洲人而私自慶幸（正如他對阿根廷火地島居民評論的那樣）。事實上，在科學技術未發展以前的時代，人類社會比起從火地島來的達爾文可能更像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區的遊牧人。他們過著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養和同情心。達爾文本來是無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見解在那裡卻受到嘲笑。可是，達爾文的見解，包括他的進化論，進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選擇，以及這些進化論思想同人的本質關係等，這一切都是人類研究史上的里程碑。進化論思想即使在今天，還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頑固的抵制和反對，那麼，在維鄉利亞時代的英國，進化論所受到的攻擊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