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懷疑，哪裡就有自由。
——拉丁諺語
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題目為「未來世界」，這個展覽使我這個來自最封閉的布魯克林市的小觀眾目瞪口呆。僅從這個主題上看，它在向我們說明我們會擁有一個未來的世界，即使是最不經意的一瞥也足以證明它將比1939年的世界更加美好。儘管我沒有注意到那些細微的異常情況，但是許多人在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最不幸的戰爭開始前夕仍渴望著能消除對戰爭的恐懼和疑慮。我知道至少我將在未來的世界中成長。博覽會所展示的明亮而光輝的「未來」令人嚮往、充滿希望。而被稱做科學的東西顯然是實現美好未來的手段。
但是如果博覽會的活動稍稍有所不同，那麼，它給我的教益可能就會大得多。光彩的場景後面是殘酷的爭鬥。大出風頭的是博覽會主席和主要發言人格羅弗·惠倫，他曾是公司董事，後來在前所未有的警察殘暴統治時期任紐約市警察局局長，還是公共關係的改革派。正是他希望博覽會大廈主要用於商業性、工業性，特別是消費品的展覽，也正是他使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堅定不移地認為應該建造奢侈的國家級的豪華建築（後來他還抱怨他經常不得不敬法西斯式的禮）。據一位設計師說，展覽會的層次只適應12歲兒童的智力。
然而，正如美國大學的歷史學家彼得·庫茲尼克所描述的那樣，包括哈羅德·尤里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內的一群傑出的科學家認為，將科學介紹給公眾是為了科學本身的發展，而不是僅僅為了出售一點科學小成品。傳播科學的重點在於科學的思維方法，而不僅是介紹科學的成果。他們堅信廣大公眾對科學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執拗偏狹思維方式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專家沃森·戴維斯所言：「科學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學家甚至認為，公眾對科學方法的理解將會起到「最終戰勝愚昧」的作用。這是一個很重要，但也很難實現的目標。
事情很明顯，儘管科學家不斷地提出抗議和要求按嚴格的科學原則辦科學博覽會，但是，博覽會的展品中基本上沒有真正的科學內容。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細微的科學思想滲透到我的腦海之中，對我童年時期的思想進步具有幫助作用。公司和消費者仍是博覽會關心的重點，而且基本上沒有涉及到科學思維方式的展覽內容，也沒有起到保障自由社會發展的作用。
半個世紀後，恰值蘇聯解體前夕，安·德魯彥和我在莫斯科城外一個叫做佩裡德爾基諾的小村莊裡參加一次宴會。這個
小村莊是共產黨官員、退休將軍及一些受寵知識分子的消夏之地。這裡充滿著對新自由——特別是表達自己思想，即使是政府不喜歡聽的思想的權利——的渴望的氣氛。蘊藏在公眾中的日益增長的期望正在迅速發展。
但是，儘管蘇聯已經開始提倡開言路（glasnost），但是在人們中間還是廣泛存在著許多疑惑。當權者真的允許自由開展對他們的批評嗎？言論、集會、新聞、宗教信仰的自由真的會被允許嗎？從未體驗過自由的人能夠承受這種壓力嗎？
在宴會中，有些蘇聯公民表達了他們不畏艱辛奮鬥了幾十年的對自由的嚮往之情，而這種自由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確實受到美國民主實驗的鼓舞。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所做的實驗告訴人們，任何一個民族，甚至是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的民族，只要這些自由受到理性的保護，那麼，這個民族就必定能夠生存和繁榮。他們的話題甚至談到自由會使一個國家獲得越來越多的繁榮昌盛的機會，尤其在高技術和飛速發展的年代中，自由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命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二者總是同起同落。科學和民主的開放性、它們要實現的目標，都要經過實驗進行判斷，而實驗則與思維方式密切相關。
宴會上人們頻繁祝酒，就像在蘇聯這種國家人們吃飯時的習慣一樣。給我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蘇聯小說家。他站起身來，舉起酒杯，凝視著我們說：「這杯酒獻給美國人。他們享受到一點自由。」他停頓了一下又補充道：「而且他們知道如何保護自由。」
果真如此嗎？
《人權法案》墨跡未乾之時，政治家們就找到了推翻它的途徑——利用恐懼和愛國熱情。1798年，在朝的聯邦黨知道，種族和文化偏見是容易激發的民族情緒。聯邦黨利用法國和美國的緊張關係以及人們普遍存在的法國和愛爾蘭移民天生就不適合成為美國人的憂慮，通過了一套法案，即眾所周知的《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
一個法律將公民居留權增加了5－14年（法國和愛爾蘭血統公民通常投票支持其反對派，即托馬斯·傑斐遜的民主共和黨）。《客籍法》賦予約翰·亞當斯總統可以驅逐任何他認為可疑的外國人的權力。一個國會議員說：「令總統不安的是新犯罪。」傑斐遜認為，制訂《客籍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驅逐法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C·F·沃爾尼、著名的化學家族的權威皮埃爾·塞繆爾·杜邦·德尼莫爾、氧的發現者、英國科學家約瑟夫·普裡斯特烈以及天才的先知先覺者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這樣的科學家的。在傑斐遜看來，這正是美國所需要的人才。
《鎮壓叛亂法》將出版對政府所進行的「錯誤的或惡意的」批評的文字或者鼓動反對該法中的任何條款都視為非法。20多人被捕，10多人被判有罪，更多的人受到搜查或者受到必須保持沉默的威脅。傑斐遜說：這個法令試圖「通過確定所有對於聯邦黨官員和政策的批評都為犯罪，來打擊所有政治上的反對勢力」。
傑斐遜剛剛當選總統後，即1801年剛開始總統任期的第一個星期，就對《鎮壓叛亂法》的所有受害者實行大赦。他說，因為該法違反美國的自由精神，這好比國會命令我們所有人都俯下身五拜祭一頭金牛。1802年，《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的內容被從各種書籍中刪除。
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內，使法國人變得瘋狂的情緒和「瘋狂的愛爾蘭人」對我們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威脅，好像我們願意放棄最為寶貴的自由，彼情彼景，不堪回首。讚賞法國和愛蘭爾的文化成就，主張賦予他們同等的權利，在實踐中就會被保守人士詆毀為溫良恭儉讓——不現實的政治改良，但正是這種主張在管理社會中總是有效的。後來似乎出現了偏差。到出現偏差時，我們就必定被捲入新的一股狂熱之中。
那些不惜一切代價謀求權力的人總是在尋找社會弱點，唯恐不能實現權力的夢想。其原因可能是由於當時的種族差異造成的，也可能是皮膚中色素含量不同，哲學或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是吸毒、暴力犯罪、經濟危機、學校禱告或者「褻瀆」（書面語，意指侮辱神聖的東西）國旗。
無論遇到什麼問題，快速的解決方法就是從《人權法案》中減掉一些有關自由的內容。確實如此，1942年，日裔美國人受《人權法案》保護，但是我們卻隨隨便便地就將他們抓起來，畢竟這是戰爭時期嘛。憲法中也確實有禁止無證據搜查和拘禁的條款，但是我們正在打擊販毒吸毒的戰鬥，而且，暴力犯罪已經超出控制範圍。言論自由也是不假，但是我們不想讓外國作家在美國大肆傳播外國的意識形態，難道我們不是這樣做的嗎？每年我們都會有不同的借口，但是結果都是一樣的：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並壓制各種不同的觀點——儘管經驗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這種做法是多麼危險。
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做什麼，我們就無法評價保護我們自己免受別人迫害的措施。我在談論外星人綁架地球人問題時曾談過歐洲搜捕女巫的狂熱行為。我希望讀者能夠諒解我重談這個問題的政治背景，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問題管窺人類的自我認識能力。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15世紀到17世紀搜捕女巫時，那些宗教和政權機構所提供的被認為是可接受的證據和審判的公正性，我們就可以看出，18世紀的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中許多新鮮而獨特的特點就清晰可見了：陪審團的判決、反自陷法網禁令、反對酷刑和非正常懲罰禁令、言論和出版自由、審訊正當程序、權力制衡以及教會與國家分立。
弗裡德利希·馮·希培（發音「Shpay」）是一個耶穌會牧師，他不幸聽到了那些在德國維爾茨堡市被指控為從事巫術活動的人的懺悔（見本書第7章）。1631年，他出版了《謹防控告人》（Cautio Criminalis）一書，書中揭露了教會和國會聯手製造的對無辜大眾實行的恐怖主義的實質。他在未受處罰之前死於瘟疫，死時仍是一個普渡眾生的教區牧師。以下是他的具有警示意義的書中的一段摘錄：
1．令人難以置信，在我們德國人中，特別是（說到此，我感到羞恥）在天主教徒之中普遍存在著
迷信、妒忌、污蔑、中傷、含沙射影等等做法，這些做法既不受懲罰也不遭到排斥，卻開始了對巫術的懷疑。對所有的一切負責的不再是上帝或自然，而是巫師們。
2．因此人人都叫嚷著要地方法官對巫師們進行調查——只有公眾的閒言碎語才會說出這麼多的巫師來。
3．於是，君主們就命令法官和律師們對巫婆提起訴訟。
4. 因為法官們沒有證據或證明，因此，他們不知以什麼理由提起訴訟。
5．與此同時，人們又說這種拖延值得懷疑，一些告發者一個接一個地對君王們陳述他們的懷疑，使得君王們也認為如此。
6．在德國，觸犯君王是大罪，甚至連牧師都贊成盡可能地取悅他們，至於是誰唆使了這些君王（但是出於好意）倒不必在意。
7．因此，法官最後只得屈從於他們的願望並謀劃如何開始審判。
8．由於還有拖延辦案的法官害怕捲入這件棘手的事情，因此為他們派來了一個特別調查員。在調量方面，不論他在工作中是何等傲慢和缺乏經驗，都得被視為對正義的高度熱忱。這種熱忱在希望有利可圖的時候會更加強烈，特別是如果這個調查員既窮又貪心而且還拖家帶口，那麼，除了調查的附加費用和津貼之外，這個調查員還按每個被燒死的巫婆抽取人頭費等許多薪俸，這些費用都是調查員們獲准向其傳喚者隨意勒索所得。
9．如果一個瘋子胡言亂語和一些惡毒的、無聊的謠言（因為不需要任何誹謗的證據）針對的是某個無助的老婦人，那麼她將成為第一個受害者。
10．然而，為了避免表面上看來起訴她的理由僅僅是依據謠言而沒有任何證據，他們就通過提出以下兩種情況來得出某種有罪推定：她是過著一種邪惡的、不正當的生活還是過著一種善良的、正當的生活。如果是邪惡的生活，那麼她將被認為有罪。另外，如果她過的是善良的生活，對她同樣不利，因為巫師們總是會掩飾自己的過失並竭力使自己看上去特別高尚。
11．這樣，老婦人就被投入監獄。他們通過第二次判斷找到新的證據：她害怕還是不害怕。如果害怕（當她聽到對巫婆使用的那些可怕的用刑聲音時），這就是確鑿的證據。因為她的良心受到了譴責。如果她並未表現出恐懼（相信她自己是清白的），同樣也是證據。因為巫師就善於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竭力表現出勇敢和快樂以掩蓋自己真實的感情。
12．由於對這些僅有的證據感到心虛，調查者還委派通常都是些墮落分子和邪惡人士的密探，去調查她過去的生活。當然，這樣就必須查出她的某些說法或做法，以使得那些隨意辦案的人能夠輕易地將事實真相進行歪曲或捏造出她從事巫師活動的證據。
13．任何認為她是邪惡的人現在都有充足的機會對她提出他們所喜歡的任何指控。每個人都說控訴她的證據是充分的。
14．這樣，她很快就開始被施以酷刑。這些巫師在被捕的當天就要遭受酷刑也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15．在這些審判的過程中，任何人都不允許請律師或通過其它方式為自己做公正的辯護，因為巫術被認為是一種非同一般的罪行（所有的法律程序規則對這種罪行都可以延緩使用），任何想要冒險去為犯人辯護的人，最終的下場是連自己也被懷疑為從事巫術活動。那些敢於為這些案件的判決方式表示抗議，而且敦促法官謹慎行事的人後果也將是同樣，因為他們將立刻被定罪為巫術的支持者。這樣所有的人都由於恐懼而三緘其口。
16．這樣看來這個女人似乎還有一點機會可以自我辯護。她被帶到法庭，法官宣讀對她罪行的指控，並開始進行庭審——如果這可以被稱為庭審的話。
17．即使她否認這些起訴，並且圓滿地回答了每一項起訴所提出的問題，但沒有人會理會她的話，甚至她的答辯都不會被記錄在案。無論她的回答多麼完美無缺，但所有的指控仍然具有原來的效力，其有效性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她又被下令押送回獄，再仔細想想她是否還要固執己見——因為，她已經否認了她的罪行，所以她被視為是頑固的。
18．第二天她又被帶了出來，聽取一條關於酷刑的法令，就好像她從來沒有反駁過起訴一樣。
19．然而，在被施以刑罰之前，法庭人員在她身上搜查護身符：她全身的毛髮都被刮光，甚至隱私部位也不放過，這種做法表明，女性可以被隨心所欲地檢查。
20．什麼事情會是如此令人震驚？連神父也會遭到同樣對待。
21．當這個女人被刮光並搜身之後，她被施以酷刑以使得她坦白真相，也就是要說出他們所希望得到的，因為在正常狀態下所說出的任何事都不會是，也不可能是事實真相。
22．他們開始施用酷刑的第一步，這是相比較不太嚴酷的刑罰。雖然這實際上已經相當嚴酷了，但是比起後邊的刑罰還算是輕的。如果她因此而坦白，他們就會說這個女人未經過酷刑就坦白了！
23．現在，當他們告訴君王這個女人未經過酷刑就主動坦白了罪行時，她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呢？
24．然後她就毫不遲延地被處死了。但是，即使她沒有承認，她也可能被處死。因為一旦開始實施酷刑，她就注定要死，她無法逃脫，她必定要死。
25．不論她承認與否，結果都是一樣的。如果她承認，她的罪過就是明確無誤的：她將被判死刑。無論她如何表示其懺悔之情都徒勞無益。如果她不承認，將被不斷地拷打，二次、三次、四次。對待特別罪行，拷打持續的時間、嚴酷程度及施用頻率都是不受限制的。
26．在拷打過程中，如果老婦人因為痛苦而面容扭曲，他們就說她在笑；如果她昏了過去，那麼她就是睡著了或者施了巫術使自己變得沉默。如果她始終沉默不語，她必定會被用火燒得重新甦醒過來，正如在雖然經過多次酷刑之後仍然不說出調查者所希望聽到的話，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人將被施以一種火燒的酷刑。
27．甚至告解神父和牧師們都認為她是由於頑固和毫無悔恨之心而死；她不可能改變信仰，也不可能放棄自己邪惡的念頭，除非她忠實於他們。
28．然而，如果她死於這種酷刑之下，他們就說是魔鬼掐斷了她的脖子。
29．因此她的屍體被埋在絞刑架下。
30．換一個角度講，假使她沒有死於酷刑，假使有一些特別正直的法官在沒有獲得更多的證據時不想對她再施酷刑，也不想在她還沒有坦白時就燒死她，那麼，她將繼續被關押在監獄內，並被更加殘酷地用鏈子鎖住，除非她最後認錯坦白，否則，即使是鎖上整整一年也不會放開她，直至她在監獄裡餓死、腐爛。
31．她永遠也無法為自己洗脫罪名。如果調查委員會宣告一個女人無罪，他們會覺得這是一種恥辱。只要將這個女人逮捕並用鎖鏈將其鎖住，那麼，她就必定是有罪的，不管用公正的手段還是惡毒的方法都要證明這一點。
32．同時，任性無知的教士們折磨這個可憐的女人，使得她無論事實真相如何，只能承認自己有罪。他們說，如果她不這麼做，她就是不可救藥之人，就不能領取聖餐。
33．更博學多識的牧師們不能去監獄探望她，以免被人認為他們是給她出主意的，或者通告君王事情的真相。沒有任何事情比揭發和證明被指控人是無辜的更為可怕，任何試圖這樣做的人都會被認為是惹是生非之人。
34．在她被囚禁並經受拷打時，法官們想出多條妙計，編製出可以指控她有罪的新證據，這樣，在審查這個判決結果時，某些大學教師就能確認將她活活燒死的判決是正確無誤的。
35．一些看似極為正直的法官，逼迫這個女人施法驅邪，將她轉移到別處，不斷地拷打她讓她坦白。如果她堅持不承認罪行，那麼他們最後就會燒死她。我現在以上帝的名義，想要知道，既然她坦白或者不坦白都是一樣地死，那麼這些人，不論多麼清白無辜，又怎能逃脫這種可怕的懲罰呢？可憐的女人啊，你又為何竟然不知其後果而對法庭懷有希望呢？你為何不在最初入獄時就按他們想知道的承認一切呢？愚蠢而癡狂的女人啊，為什麼當你可以死一次時，卻要死許多次呢？聽從我的勸告吧，在經受所有的皮肉之苦之前就承認你是有罪的，然後死去。你是無法逃脫的，因為這對於德國人的狂熱來說會是一種災難性的恥辱。
36．當這個巫婆在巨大痛苦的壓力之下承認罪行之後，她的處境將是難以形容的。不僅她自己無法逃脫，而且她會被迫指控那些她根本都不認識的人，調查員不斷地提起這些人的名字並逼迫她說出來，或者行刑人引誘她說，這些名字也有可能是她聽到的一些被懷疑或被起訴的人的。這些人又被迫指控其他人，其他人又被迫指控另一些人。如此進行下去：既然這種事情必須要繼續下去，誰又能阻止得了呢？
37．法官的所作所為必定是延緩審判（這樣就會歸罪於它們的合法性）或燒死他們自己的親戚朋友、他們自己，或者其他人。因為所有這些早晚都要被錯誤地指控，而且如果受拷打，一切都將被證明有罪。
38．這樣，那些起初叫嚷得最厲害的煽風點火的人自己最終也被捲了進去，因為他們草率得沒有發覺自己的厄運也將到來。這樣上帝公正地懲罰了那些用自己討厭的舌頭編造出那麼多巫婆，而將那麼多無辜者送上了火刑柱的人……
馮·希培對於酷刑中所用的那些殘暴的方法並不十分清楚。以下是從羅塞爾·霍普·羅賓斯（1959）所編的一本寶貴的彙編《巫術魔法大全）中摘錄的一段話：
你可以看一看在班貝格地區人們使用的一些特殊刑罰，比如，強迫犯人吃下用鹽烹製的鮮魚，但此後不給他水喝。還有一種類似的精心設計的做法，將犯人侵入加了石灰的沸水。對付巫師的方法還有木馬、各種刑架、燒紅的鐵椅、腿鉗（西班牙靴），還有將滾燙的沸水或溶化的鉛倒入其中的用皮製的或金屬製的大靴子（當然，要把腳放在裡面）。在對犯人使用水刑時（即question de l'eau），要將水連同一塊軟布塞入犯人的喉嚨使其窒息。然後，迅速地將這塊布抽出來，這樣，內臟及腸子就會斷裂破碎。拇指夾（gresillons）是一種專門設計的老虎鉗，它將大拇指或大腳趾壓到釘子的根部，巨大的對手指或腳趾的壓力會產生無比劇烈的疼痛。
除此之外，更常使用的吊墜刑以及其它更可怕的酷刑，我不想再對其進行描述了。使用酷刑之後，以及使用了被看做是很平常的酷刑工具之後，受害者就要在一個坦白書上簽字。這個坦白書被稱為是一種自願承認的「自由懺悔」。
馮·希培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反對迫害巫師熱。反對這種狂熱的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主要是親眼目睹過這種罪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們——包括16世紀意大利齊安弗朗希斯克·龐茲尼比奧、德國的科尼利厄斯·路斯和英國的雷金納德·斯科特以及17世紀德國的約翰尼·梅福斯（「聽，你們這些嗜財如命的法官和嗜殺成性的起訴人，魔鬼顯現的都是謊言」）和西班牙的阿隆卓·薩那查·德·福愛斯。他們和馮·希培與公誼會會友一樣是我們人類的英雄，為什麼他們不能更加知名一些呢？
在《黑暗中的蠟燭》（1656）一書中，托馬斯·艾迪闡述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有些人又會出來反對，並且說，如果巫婆不能殺，而且還用巫術做出一些怪事來，為什麼那麼多巫婆都承認她們做了謀殺之類的事情和其它一些她們被指控的怪事呢？
對於這一點我的回答是，如果亞當和夏娃都那麼容易上當並被引誘去犯罪，那些身陷困境的可憐人經過勸誘、許諾和威脅、不允許睡覺以及持續遭受拷打又怎能不被迫承認那些虛假的、根本不可能的、有悖於基督徒信仰的事情呢？
直到18世紀在對巫師的迫害中幻覺成分的可能性才被認真考慮。畢曉普·弗朗西斯·哈齊森在他的《關於巫術的歷史文章》（1718）寫道：
很多人確信自己看見了外在的鬼魂，而實際上這只不過是活躍在他頭腦中的一種內在的幻影。
由於巫術狂熱反對者的勇氣感染了特權階層，同時資本主義體制正走向確立，尤其是歐洲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致使焚燒巫婆的行為最終消失了。在荷蘭，這個啟蒙時代的發源地，最後對巫師執行死刑是在1610年；英國是在1684年；美國是在1692年；法國是在1745年；德國是在1775年；波蘭是在1793年。在意大利，直到18世紀末審判中還將人處以死刑，而在天主教會中直到1816年才廢除了在審訊中使用酷刑的慣例。基督教會是巫術的現實性和處罰的必要性的最後支持者。
對巫術的迫害狂熱是可恥的。我們怎麼能這麼做呢？我們怎麼會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弱點如此無知而愚昧？這種現象怎麼會發生在當時地球上最「發達」、最「文明」的國家？它為什麼會受到保守黨人、君主主義者和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堅決支持？這種現象為什麼會受到自由主義者、公誼會會員和啟蒙思想的追隨者的反對？如果我們堅定不移地認為我們的信仰是正確的，而別人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的動機是善良的，而別人的動機則是邪惡的；宇宙之王只對我們說話，而不理會其他不同信仰的信徒；對傳統信念提出挑戰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問題是邪惡的；我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和服從；這樣的話，對巫師的迫害狂熱就會以各種各樣的不同形式繼續下去，直至最後一個人。請注意一下弗裡德裡希·馮·希培提出的第一個觀點以及提高公眾對於迷信和懷疑論的理解的意義可能有助於我們在整個因果關係中迅速地找到答案。如果我們不知道事情在最後一環上的發展情況，那麼，當它再次出現的時候我們就無法認識它的本來面貌了。
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說：「對公眾輿論的形成實行監督是政府的絕對權利。」在喬治·奧維爾的小說《1984》中，「老大哥」國家僱傭了大量的官僚人員，專門從事篡改歷史記錄以迎合當權者的利益。《1984》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引人注目的政治虛構小說，它是根據斯大林主義蘇維埃聯盟的真實事實寫成的。在這個國家，篡改歷史已經形成了制度。斯大林當權不久，他的對手列昂·托洛斯基——一個在1905和1917年革命中的偉大人物——的肖像就開始消失了。
新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他們確信這就是他們的歷史。而老一輩的人卻開始感覺到他們想起了某些事情，這是一種政治錯誤記憶綜合症。奧維爾把他們的真實記憶與領導人希望他們相信的事情之間取得一致的思維方式描述為「雙重思維」。那些不肯順從的人，那些還能記得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次要作用，而托洛斯基實際上起主要作用的老布爾什維克們，都被指責為叛徒、無法改造的資產階級或「托洛斯基分子」或「托洛斯基法西斯」，他們被逮捕入獄、遭受酷刑、被迫當眾承認他們的叛國罪行，然後被處決。如果你絕對控制了媒體和警察，如果你擁有一代人的時間去實現你的目標，要改寫千百萬人的記憶是可能的。幾乎在任何時候，這種方法都是用來滿足掌權者加強控制，滿足國家領導人的自我陶醉、妄自尊大、偏執多疑的需求的。它使改正錯誤的機制完全變成人為的控制過程。其作用是使公眾忘記他們所犯的重大政治錯誤，這樣就能夠保證他們最後再犯同樣的錯誤。
在我們這個時代，對真實靜物、活動圖片和錄音帶進行全盤偽造，從技術上講毫無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機，批判的思維能力在日漸下降，重新編造新的社會記憶似乎是可能的，甚至用不著秘密警察的過多關注。我這裡所設想的並不是指由國家指定的精神病醫生在特殊治療室中在我們每個人的頭腦中置人事先設計好的記憶。我所說的是，對新聞報道、歷史書籍具有強大控制權力的少數人，他們對輿論的控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心中的各種形象，甚至對公眾的整體態度產生重大的變化。
我們所說的這一切在1990－1991年間的現實事件中得到了微弱的證實。就在那段時間內，伊拉克的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有了一個突然的轉變，他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親近同盟——能夠生產好商品、擁有高技術、武器精良，甚至擁有衛星智能數據——變成了一個危害世界的、對鄰國財富垂涎欲滴的魔鬼。我本人不是侯賽因先生的崇拜者，但是他如此迅速地就從一個美國人幾乎沒有怎麼聽說過的人變成了邪惡的化身，這確實令人感到驚奇。這些天以來，令人憤怒的政府機構正忙於其它事情。我們對於那些策動和控制公眾輿論的權力將永遠掌握在有責任心的人之手這一點是否有信心呢？
另一個現實的例子是毒品之「戰」。政府和受到慷慨資助的市民團體有計劃地歪曲，甚至還捏造出毒品有害的副作用的科學證據（特別是大麻），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一個公共官員獲准將這個話題讓公眾進行公開討論。
但是想把令人信服的歷史真相永遠封鎖是十分困難的。新的資料庫不斷地被公開。具有新思想的、受意識形態影響較少的一代歷史學家成長起來了。80年代後期和在此以前，安·德魯彥和我還定期地非法攜帶一些托洛斯基的書——《俄國革命史》到蘇聯，這樣我們的同事就能知道一些他們自己的政治起源的真相。在托絡斯基遇害（斯大林的刺客用錘子砸碎了托洛斯基的頭）50週年紀念日時，《消息報》就能稱讚托洛斯基是「偉大的、無可指責的」革命家。一個德國共產黨的刊物更將他描述為：
他為我們熱愛人類文明的人而戰，對這些熱愛人類文明的人來說，文明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謀殺他的劊子手……試圖殺害他，扼殺我們的文明……。他的頭腦中有著最具價值的思想，他具有最為清晰的頭腦，這些用錘子是永遠也打不碎的。
現在正在出現一種向公眾灌輸僅由少數人確定的看法、歷史事件和輿論的傾向，包括由少數有實力的具有同樣動機的公司和個人控制主要電視網絡和報紙的趨勢。在很多城市中，有競爭力的報紙已經消失，獨立力量的爭論被政治運動中的倒退所取代，權力分離的原則被逐漸削弱。據美國媒體專家本·巴格狄金進行的調查顯示，不超過24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商業性日報、雜誌、電視、書籍和電影」。有線電視頻道、廉價長途電話、傳真機、便宜的電腦佈告牌和計算機網絡的猛增、只需花很少的錢就可以利用電腦自己出版作品，以及現存的傳統自由主義藝術大學課程卻展現出完全相反的發展方向。
很難確定其發展方向。
懷疑主義者所從事的事業是危險的事業。懷疑主義對現有制度提出了挑戰。如果我們教育包括高中學生在內的所有人要具備懷疑的思維方式，那麼，他們可能就不會僅僅用懷疑的思維方式來思考UFO、阿斯匹林的商業廣告和年齡達3．5萬歲的可與上帝交談的大師了。也許他們將開始問一些有關經濟、社會、政治或宗教制度的令人感到尷尬的問題。也許他們將對那些當權者的觀點提出挑戰。到那時，我們的社會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最近，在世界各地流行著人類中心主義、盲目排外意識和民族主義。政府對於他們不喜歡的觀點進行壓制的做法仍廣泛存在。錯誤的或誤導性的歷史事件被強行灌輸給廣大公眾。對於維護這種觀點的人來說，科學是一個專門搗亂的東西。它主張追求在極大程度上獨立於種族和文化偏見的真理。科學的最根本的本質就是不受國界的限制。若把同一研究領域的科學家放在一個屋子裡，即使他們在語言上並不相通，他們也會找到交流的方法。科學本身就是一種跨國界的語言。科學家本能地就有四海皆一家的理想，他們不可能通過研究將人類大家庭劃分為許多小的、敵對的團體。俄國劇作家安東·契訶夫說：「不存在屬於哪個國家的科學，就像不存在屬於哪個國家的乘法表一樣。」（其它很多東西也是如此，比如雖然民族主義的宗教有成千上萬的信徒，卻並不存在一種類似國家宗教的東西。）
科學家在社會批評家（或者用不太寬容的說法，叫做「持不同政見者」）的隊伍中佔有不成比例的數量。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政策和神話提出挑戰。前蘇聯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美國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利奧·西拉特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現在人們的腦海中，他們是始終一貫地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別是在由於核武器的發明而給人類帶來災難後，科學家們被描繪成道德白癡。當你考慮到所有那些有時要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說出反對自己國家錯誤使用科學技術的言論的人們，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學家萊納斯·鮑林（1901－1994）在1963年簽署《禁止核武器實驗條約》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擔了更大的責任。該條約阻止了美國、蘇聯和英國在地面進行核武器爆炸試驗。他將反核試驗運動逐步推向深入，直至演變成譴責對道德的殘暴踐踏的運動。由於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因此，他提供的科學數據使人們感到更為可信。他由於對核試驗的阻攔，使得美國新聞界在有關他的報道中有意地進行了貶低。50年代，美國國務院取消了他的護照，因為他沒有全力反對共產主義。由於他在量子力學應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而獲得了諾貝爾獎。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共振態以及所謂雜化軌道等，他說明了化學鍵與原子結合人分子的化學鍵的本質，這些思想已經成為現代化學的基石。但是，在蘇聯，鮑林在結構化學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指責為與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相違背，並宣佈蘇聯化學家禁止研究他的理論。
鮑林並沒有被這些來自東方或西方的批評所嚇倒——實際上，對他的批評一直沒有減弱——他繼續進行麻醉劑作用的不懈研究，他證明了鐮形紅細胞貧血症的病因（DNA中唯一核甘酸被其它核酸所取代），並且說明了如何通過對各種有機體的DNA的比較來瞭解生命進化的歷史。他竭盡全力研究DNA結構並取得了重要的進展；沃森和克裡克有意地加快研究步伐，在鮑林獲得最終結果之前取得成功。他對維生素C的評價至今仍然有效、愛因斯坦在評價他時說：「那個人是個真正的天才。」
與此同時，他繼續為和平與友好而努力工作。當安和我問鮑林他為什麼如此熱心社會問題的時，他給了我們一個難忘的回答：「我做這些事的目的是出於我對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倫·艾娃·鮑林。他獲得了第二個諾貝爾獎，這次是和平獎，表彰他在禁止核試驗方面所做的貢獻。他成為歷史上唯一兩次獨立獲得諾貝爾獎的人。
有人將鮑林看做是愛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歡社會變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對科學所持的懷疑態度。他們認為，技術是安全的，容易受企業和政府的引導和控制。但是，純科學，為科學本身而進行的科學研究，為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而進行的科學研究，對科學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學隨意發展，用科學挑戰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純科學的某些領域是未來技術得以開發的唯一途徑，這是千真萬確的。如果技術得到廣泛的應用，那麼，對科學的這種態度應該被看做是危險的。社會利用工資、社會壓力和名譽與報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將科學家驅趕到比較安全的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介於收穫很小的長期技術進步和過多的短期社會批評之間。
很多科學家不像鮑林那樣，將他們的研究工作看成狹義的科學。他們認為，參與政治或參與社會批評不是脫離科學生活，而是科學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執行曼哈頓計劃時，二戰中美國成功地趕在納粹之前研製出了核武器。一些參與研究的科學家們開始有了保留意見，當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顯示出來的時候，對這種武器的保留意見也就越來越多。有些科學家，如，利奧·西拉特、詹姆斯·弗蘭克、哈羅德·尤里和羅伯特·R·威爾遜等，竭力引起政治領導人和公眾（特別是在粉碎納粹之後）對即將出現的軍備競賽的危險的注意。他們非常清楚地預見到這種軍備競賽將在美國和蘇聯之間展開。其他人認為，政策問題不是他們應該管的事情。恩裡克·費米說：「我是為了作出一些發現才來到這個地球上的，政治領導人的所作所為與我無關。」但是儘管如此，費米還是被愛德華·泰勒所鼓吹的熱核武器的危險所震驚，他與其它科學家聯合簽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國不要製造核武器，他將這種武器說成是「罪惡的」東西。
在前一章我已講過泰勒總是為熱核武器辯護，美國科學家聯合會主席傑裡米·斯通用下面的話來描述他：
愛德華·泰勒……起初是由於個人才智的原因，後來則是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而堅持要製造氫彈的主張。他使用誇大其辭，甚至誹謗的手法，成功地操縱著政策制定過程達50年之久，斥責所有形式的軍備控制措施，並且促進各種加強軍備競賽的計劃。蘇聯聽說了他的氫彈製造計劃後，也製造了自己的氫彈。由這個特別人物的不尋常的個性和氫彈的巨大威力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這個世界將面臨著被毀滅的危險。這種毀滅的命運要麼降臨到人類，要麼推遲降臨，或許能置於更好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沒有哪一個科學家比愛德華·泰勒更能使整個人類承擔風險，泰勒在整個軍備競賽過程中的行為是應受到譴責的。
愛德華·泰勒對於氫彈的執著可能使他比我們人類中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做出更多危害這個星球的事情……
與泰勒相比，西方原子科學的領頭人經常在政治困境中受人左右。在這方面，他們的領導能力應該由他們的專業技能而不是由政治技巧所決定。
我在此並不是想指責某位科學家屈服於人類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這種新的責任：握有權力的人必須與科學團體的道德關注和關心程度相輔相成，必須建立在最廣泛的對公眾進行的科學與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礎之上。
科學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為現實，這就要求科學共同體對道德的關注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還要把科學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廣泛地貫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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