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必相信許多人所說：唯有自由人才應得到教育。
我們更應相信哲學家所言：唯有受過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論文》愛比克泰德
（羅馬哲學家和前奴隸）
弗雷德裡克·貝利是一個奴隸。1820年當他在馬裡蘭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沒有享受到父親和母親的照料。（「這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以後寫道：「孩子們在未滿12個月之前就和他們的母親分離了……。」）他正是那些不計其數的奴隸孩子中的一員。對於他們來說，未來理想生活的前景幾乎是零。
在貝利成長歷程中所經歷和體驗過的一些事情給他留下了永恆的印記。他說：「我常常在黎明時分被我的一個姑姑嘶心裂肺的尖叫聲所驚醒，她過去常常被綁在一根地板的托樑上，鞭子打在她赤裸的背上直到她幾乎被鮮血覆蓋。……從日出到日落。她總是在奴隸們中間不停地惡咒、痛罵、鞭打、砍殺……似乎展示她的凶殘與暴戾能使她獲得了無窮的樂趣。」
無論是在種植園還是在教堂講壇，無論是法庭到議會大廳，奴隸們被不停地灌輸著一種觀點，那就是，他們生來就低賤、他們遭受苦難是上帝的旨意。《聖經》中的許多章節都確認了寬容的奴隸制。儘管奴隸制有其可怕的本質，甚至奴隸制度的執行者也肯定注意到了這種可怕的本質，但是，這種「特殊制度」卻以其自有的方式依然得以維持。
最能揭露奴隸制度本質的一個規則是：奴隸們總是被迫保持文盲狀態。在奴隸制時期的南部，教奴隸讀書的白人將受到嚴厲的懲罰。為「使奴隸變得令人滿意」，貝利後來寫道：「使他們變成沒有思想的人是必要的。將他們的道德和精神變成一片空白也是必要的，並且盡最大可能徹底消除他們理性思維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奴隸主一定要防止奴隸們聽、看和思考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說在非正義的社會裡，讀書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危險的，甚至會導致這個社會的崩潰。
現在來看看弗雷德裡克·貝利在1828年時的情景。那時他是一個十歲的非裔美國兒童，身為奴隸，他沒有任何合法律的權力，自從他被人從母親的懷抱中奪走後，長時間自己生存。他像小牛犢或小馬駒一樣從破爛的貧民窟的家中被賣到一個陌生城市巴爾的摩一個他並不認識的人家，從此開始了他永無止境的苦難生活。
貝利被安排為休·奧爾特上校和其妻索菲婭幹活，他奔波於農場和城鎮之間，不僅要幹農活還要干家務活。在這個新環境中，他每天都能接觸到信件、書和一些能夠讀書的人。他發現了他稱之為讀書的「秘密」：在那些書頁上的字母和讀書人的嘴唇運動之間存在某種聯繫，那些黑字的筆畫和發出的聲音似乎是一種一一對應的關係。於是．他在別人無法察覺的情況下，偷偷地學習小湯姆·奧爾特的《韋伯斯特拼寫書》。他記住了字母表上的字母，並嘗試著體會它們發音所代表的意義。最後，他請求索菲婭·奧爾特教他學習。索菲婭被這個孩子的智力與勤奮精神所打動，或許她並不知道這樣做會有什麼禁忌，於是她答應了教他學習。
就在弗雷德裡克開始拼寫三四個字母的單詞時，奧爾特上校發現了這件事，狂怒之下，他命令索菲婭停止這種教育。當著弗雷德裡克的面他解釋道：「黑人除了孝忠主人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以外應該一無所知。學習會使世界上最好的黑人變壞。現在，如果你教這個黑鬼讀書，那就不能再讓他留下來，學習對於黑鬼來說是永遠都不該做的事。」奧爾特就是這樣嚴厲地責備索菲婭，好像弗雷德裡克根本不在場或者是根木頭。
但是，奧爾特向貝利揭示了一個大秘密：「我現在明白了……什麼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權力。從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麼是從奴隸通往自由的道路。」
索菲婭變得沉默寡言並受到威脅，弗雷德裡克再也得不到她的幫助，只得另外尋找讀書的方法，包括請教放學走在大街上的白人學生。然後，他將學會的東西教給他的黑奴夥伴們，他說：「他們的頭腦如此飢渴，……他們的精神被禁錮在黑暗之中。我教他們，因為這是我精神上的快樂。」
讀書獲得的知識在貝利的逃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逃到了新英格蘭，在這個國家奴隸制度是非法的，黑人是自由的。他改名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這是沃爾特·斯科特的《湖畔夫人》中一個人物的名字），以逃避對逃亡奴隸的懸賞追捕。後來他成為美國歷史上一名傑出的演說家、作家和政治領袖。在他整個一生中，他認為受教育是奔向自由的出路。
在人類生存於地球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內，沒有人能夠讀書寫字。那時沒有偉大的發明。除了第一手經驗以外，我們所知道的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通過口頭語言流傳下來的，就像孩子們玩的遊戲「打電話」。經過幾十代和數百代的流傳，信息逐漸偏離了原意和丟失了。
書改變了這一切。價格低廉的書籍使我們有能力購買，使我們能夠準確地瞭解過去，汲取我們人類的智慧，瞭解其他人的，而不僅僅是那些統治者的觀點；與最好的老師們一起深刻地思考人類歷經辛苦從自然中得出的深刻思想。深刻思考我們全球的和整個人類歷史中所得出的偉大思想。書籍能夠讓那些早已長眠於地下的先人在我們的頭腦中與我們談話。無論我們身處何處，書可以伴隨我們。當我們理解速度很慢時，書會耐心地等待我們。書可以讓我們隨心所欲地反覆閱讀那些難懂的部分，從不批評我們的疏忽。書是我們理解世界並參與民主社會的鑰匙。
用某些標準衡量，非裔美國人自從解放以來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獲得了重大發展。1860年，估計僅有5％的非裔美國人能夠讀書寫字。1890年，據美國統計，有39％的非裔美國人識字。1969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96％。從1940年到1992年間，完成高中學業的非裔美國人的比例從7％上升到82％。當然還需要考察教育的質量和文化水準的測試方法。考察標準應該根據每個種族群體的不同情況設定。
美國教育部的一項全國調查結果顯示，整個國家有4000萬成年人僅具讀書寫字的文化水平。其它調查結果更糟。年輕人的文化水平近十年來驚人地下降，僅有3％到4％的人在五級閱讀水平測試中得到最高分（而這組每個人都上過大學）。大多數人不知道自己的閱讀能力很差。得分最高的人中只有4％的人生活貧困，這些人中有43％的比例處於閱讀能力最低水平。當然導致它們閱讀水平低下不是僅有一種因素，但總的來說，讀書量與收入是成正比的，這些閱讀水平最低的人平均年收入為1．2萬美元，而閱讀水平最高的，平均年收入達3．4萬美元。如果說閱讀水平不一定是獲得好收入的必備條件的話，但也似乎是很需要的。如果你是文盲或幾乎不通文字，你就有更大的可能進監獄。（在評析這些事實時，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從相關因素中不恰當地推理出起因。）
另外，沒有文化的生活和更為窮困的人也不懂得投票機構會對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孩子們可能會有幫助作用，令人驚訝的是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根本沒有參與選舉。這種狀況從根本上損害了民主制度。
既然身為奴隸的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能夠自學成才、成就偉業，為什麼在我們這個更為進步的時代的人卻沒有閱讀能力？當然，事情並非那麼簡單，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中像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那樣聰穎和具有那樣大的勇氣的人幾乎不再有，但是也還有一些其它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出生於書香門第，家裡有很多書可供閱讀，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嬸嬸及表兄弟都以讀書為樂，那麼你自然也要學會讀書。如果你身邊沒有人以讀書為樂，那你怎麼會認為在讀書上花費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其質量不高，如果老師只讓你死記硬背，而不教給你思維的方法，如果你剛開始讀書就接觸到幾乎像天書一樣的東西，那麼，學會閱讀就成了難以攀登的荊棘小路。
你必須使知識內在化，這樣它們才能成為你自己的東西。你要記住幾十個大小寫字母、標誌和標點符號，你還要逐個記住數以千計的固定拼寫。要牢記許多硬性規定的絕不能違反的語法規則。如果你在沒有開始學習之前就有了這樣的想法，即
家庭不給你提供基本支持，會對你大發光火、對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讓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時時會感到處於危險之中，並具有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讀書太費勁，不值得如此勞心費神。如果有人不斷地給你傳遞這樣的信息：你太笨，不適合讀書（或具有相當於功能障礙的疾病，對讀書過於冷漠），如果你的身邊沒有人對你這樣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見，你就很可能會接受這種有害的建議。但總是有像弗雷德裡克·貝利一樣的孩子能夠戰勝困難。而很多人卻做不到。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潛在的方法，如果你很窮，你可能會在讀書，甚至思維方式上，都遭受到另一種打擊。安·德魯彥和我都出生於飽受貧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們的父母親都是熱愛讀書的人。我們的一個祖母學會讀書是因為她的父親，一個以種地為生的農民，曾經賣過一袋洋蔥給一位流動老師。在以後的長達一個世紀的歲月裡她都一直堅持讀書。我們的父母在紐約公立學校時接受了這個學校灌輸給他們的個人衛生學和病菌理論。他們學會了美國農業部推薦的兒童營養配方，彷彿這些配方是從西奈半島山上流傳下來的一樣。政府發行的兒童健康的官方書籍由於反覆地翻閱，書頁散落，他們就將書頁粘合到一起。書的四邊也都捲曲，主要的建議也都被劃線加注。在每一次家人遇到治療問題的時候，他們都會去查閱這本書。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父母戒了煙，這是他們在大蕭條時期所能享受的為數不多的快樂之一。這樣他們的孩子就能得到維生素和礦物質的補充。安和我十分幸運。
最近研究表明，很多食物不足的孩子理解和學習能力也會減弱（「認知損害」）。孩子們並非要到瀕臨飢餓時才會發生這種損害。即使是在美國的窮人中最常見的一種情況，即，營養不良也會導致這種情況發生。如果母親沒有足夠的食物，在嬰兒出生之前，在幼兒時期和童年時期也會發生這種情況。當食物缺乏的時候，人的身體就要決定如何將有限的食物輸送到身體最需要的地方去。生存第一，生長第二。在這種營養配比中，人體不得不將學習放在最後考慮。身體在想，愚蠢地活著總比聰明地死去要強一些。
與大多數健康的孩子對學習具有強烈的熱情和興趣不同，營養不良的孩子總是表現得厭倦、反感或者冷淡。更嚴重的營養不良將導致初生兒體重不足，最糟糕的形式表現為大腦變小。而且，即使看似健康的孩子也可能因缺鐵而導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直接下降。缺鐵症可能對美國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兒童造成了傷害。它損害了兒童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其後果對其進入成人期以後也會造成直接的影響。
一度對相對營養不良會帶來影響的考察，現在也得到了證實，相對營養不良對終生的認知損害具有潛在的聯繫。即使是在較短時期內營養不良的孩子都會造成學習能力的下降。每個星期有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兒童在忍饑挨餓。鉛中毒，這種舊城區的常見病也會導致嚴重的學習能力缺乏。用許多種標準來衡量，從80年代初期以來，貧窮範圍在美國逐步擴展。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美國兒童目前生活在貧困之中，這是工業化國家中最高的兒童貧困率。根據另一項調查，僅僅是在1980年到1985年間，死於無法防治的疾病、營養不良和其它可怕的貧窮所造成的後果的美國嬰兒和兒童，比死於越南戰爭中美國人的總數還要多。
聯邦或州級機構普遍建立了解決營養不良問題的計劃。婦女、嬰兒和兒童特別補充食物計劃、學校早餐和午餐計劃、夏季食物供應計劃，所有這些努力儘管還不能滿足所有需要食物的人的要求，但確實起了作用。如此富裕的一個國家應該完全有能力為其兒童提供充足的食物。
有些營養不良所導致的有害影響是可以消除的，比如，鐵補充療法可以消除缺鐵貧血症的後果，但並非所有的損害都可以挽救。閱讀困難，即各種有損讀書能力的不協調症狀，可能使我們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的人受到影響，無論你是窮人還是富人，同樣都有可能受到影響。造成這種影響的原因（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環境上的）通常無法確定。但是現在已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助那些有讀書缺陷的人學習讀書了。
應該說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都可能學會讀書。但是，在美國的很多學校裡，讀書教育方法就像是在向學生教授一種無人知曉的文明時代中枯燥而又難以接受的象形文字。在很多教室裡甚至找不到一本書。可悲的是，成年人對學習文化的需求遠遠超出供給。類似「從頭開始」的高質量的早期教育計劃在對孩子們進行的預備教育方面是極為成功的。但是這一計劃只能顧及到1／4到1／3合格的學齡前兒童，其中很多措施皆因資金問題而在實施過程中受到影響。在我寫本書的時候，該計劃和我上面提到的營養計劃遭到新組建的國會的攻擊。
「從頭開始」計劃是1994年出版的，在理查德·J·赫恩斯坦和查爾斯·墨雷寫的《鐘形曲線》一書中遭到批判。羅切斯特大學的傑拉爾德·科爾斯將書中的觀點簡述如下：
首先，為貧窮兒童設立了一個資金不充分的計劃，然後否認他們在面臨巨大困難下所取得的任何成功，最後得出結論：因為這些兒童智力低下，因此，計劃必須取消。
這本出人意料地在大眾傳播中獲得了廣泛關注的書認為，在黑人和白人之間存在著難以化解的遺傳差異，這個差異在智商測試中相差10到15分。心理學家萊昂·J·卡明在一篇評論中指出：「作者在區分相互聯繫和因果關係之間的差別時屢屢出錯。」這是在我們所考察出的胡言亂語中的謬誤之一。
位於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國家家庭文教中心已經實施了一系列針對低收入家庭和對這些家庭的孩子和父母們實施閱讀教育的計劃。這些計劃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的：三到四歲的孩子與一位家長、祖父母或監護人一起每週三天去學校學習。上午成年人學習基本的文化技能，孩子在預科班學習。然後家長和孩子共進午餐，在下午的其餘時間裡，他們「學習如何共同學習」。
對三個州的14項此類計劃的追蹤研究表明：（1）雖然所有的孩子作為學前兒童都面臨著學習失敗的風險和挑戰，但是僅有10％的人被他們目前的小學老師評定為是有這種危險的。（2）90％以上的孩子被他們目前的小學老師認為經過鼓勵是可以繼續學習的。（3）沒有一個孩子在小學教育階段是必須留級的。
父母親的進步同樣顯著。當問到有關人員家庭文教計劃的結果是否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時，我們得到這樣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回答：這種學習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幾乎每個參加學習的人都有這種感受）和自我控制力，通過了高等學校同等水平的考試、進了大學、找到了新工作以及與孩子們大大地改善了關係。孩子們的收穫是：對父母更關心、更具有求知慾，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第一次得到這樣的回答：對未來充滿信心。類似的計劃也可以在高年級中實行，傳授數學、科學及其它更多的知識。
暴君和獨裁者總是認為文化、學習、書籍和報紙都具有潛在的危險。這些東西會把獨立意識，甚至是反抗思想裝到他們的統治對象的頭腦中。弗吉尼亞殖民地的英國皇家總督在1671年寫道：
感謝上帝這兒沒有自由的學校也沒有印刷製品。我希望在以後100年的時間內也不要出現這些東西。因為學習就會給這個世界帶來不服從、異端邪說和各種宗派，而印刷品則會將它們帶向公眾並對最好的政府也要加以誹謗。感謝上帝使我們免受這兩種東西給我們帶來的麻煩。
但是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者們理解自由會產生於何處，並盡量避免它們的出現。
在早些年代，美國曾被吹噓為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也許是最高）的國家（當然，當時奴隸和婦女不計在內）。早在1635年，在馬薩諸塞已有了一些公立學校。1647年，所有的城鎮的義務教育普及程度已達50％以上的「家庭」。在其後的一個半世紀中，教育民主制度已遍及全國。世界各國的政治理論家到美國來親眼目睹這一國家奇跡：大量的普通從業人員都能讀書寫字。美國對教育的投入推動了發明創造，開創了具有活力的民主進程，並產生了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
今天，美國在文化普及程度方面已不在世界上佔領先地位。很多人被評定為不具有閱讀能力，他們不理解非常簡單的文字材料，比如大大低於六年級教科書水平的書籍、使用說明書、公共汽車時間表、抵押協議或者選舉計劃。今天六年級的教科書已達不到幾十年前的教育標準，而工作崗位對職工文化的要求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
貧窮、無知、失望和缺乏自尊等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永恆的失敗機器。它碾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夢想。我們承受著這台機器運轉所需償付的代價。文化水平的低下是這台機器的主要組成部分。
即使我們可以鐵石心腸地面對受害者所遭受的屈辱與苦難，然而，文化水平低下所付出的代價對其他每一個人來說也是慘重的：醫療費用和住房的費用、犯罪和監獄的費用、特殊教育上的費用、生產力喪失所造成的花費，以及那些具有潛在的聰明才智的頭腦為解決這些困擾我們的難題所需要的費用。
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指出：文化是從奴隸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種各樣的奴隸制度和自由，但是讀書永遠是尋求自由的道路。
逃亡之後的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
在他將近20歲的時候，他逃向自由之路。他與新婚妻子安娜·繆莉在新貝德福德定居，開始過上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四年之後他應邀去參加一次會議。在那時的北方，想聽到著名的演講家，也就是白人演講家，發表抗議奴隸制度的演講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即使是那些奴隸制度的反對者也有很多人認為奴隸本身是有點低人一等的。1841年8月16日的一個晚上，小小的楠塔基特島上，大多數曼徹斯特反奴隸制學會的成員虔誠地聆聽著一些新思想的傳播：一個根據自身的苦難經歷所發出的反對奴隸制度的聲音。
他出色的舉止和社交風度粉碎了當時流行的非裔美國人「天生卑怯」的神話。在所有的評論中他對於奴隸制度的罪惡的雄辯的分析被譽為美國演講史上最輝煌的篇章之一。當時主張廢除黑奴制度的領袖威廉·路易德·加雷遜就坐在前排。當道格拉斯演講完畢，加雷遜站起身來，轉向為道格拉斯的演講所傾倒的聽眾，用高昂的聲音發問道：「我們剛才聽到的演講是誰作出的？一個東西、一件財物、還是一個人？」
「一個人，一個人！」聽眾異口同聲地呼應著。
「這樣的一個人在信奉基督的國度難道還要作為奴隸嗎？」加雷遜大聲呼喊著。
「不！不！」聽眾們再次高呼。
加雷遜又一次提高音調：「這樣的人物難道還要從古老的曼徹斯特的自由土地上被送回受奴役的境地嗎？」
現在，聽眾們已激昂地站立起來，大聲答道：「不！不！不！」
他的確沒有再回到奴隸制度之下。而後他當過作家、編輯、雜誌出版商，在美國和國外進行演講，並且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政府獲得高級顧問職位的非裔美國人。他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直在為人權而奮鬥。內戰期間，他擔任林肯總統的顧問。道格拉斯還成功地倡導將以前的奴隸武裝起來為北方而戰。組織了為被處死的非裔美國戰俘而進行的對聯邦戰俘的復仇行動，並主張將為奴隸獲得自由作為戰爭的一個主要目標。
他的很多觀點十分嚴厲，而且沒有任何矯揉造作，這為他贏得了很多高層次的朋友：
我毫不遲疑地宣稱：南方的宗教不過是對其殘酷罪行的一種遮掩，是對其極端可怕的殘暴行為的一種辯護；是一種將其最可憎的欺騙行為加以神聖化的工具，一個黑暗的庇護所，使得奴隸主最陰暗、最骯髒、最卑鄙、最可惡的行徑都能在此找到最強有力的保障。如果我將再次被置於奴隸制度的枷鎖之下受奴役之苦，我將考慮做這個宗教教主的奴隸，讓最大的災難都降臨到我的頭上。……我……憎恨這個國家的腐敗、奴役、虐待婦女、掠搶嬰兒和偏執偽善的基督教。
與那個時代及以後一些受宗教鼓舞的種族主義者的言行相比，道格拉斯的說法似乎並沒有誇大其詞。黑奴時代，他們常說「奴隸制是上帝安排的」。作為那些令人生厭的內戰之後的例子之一，查爾斯·卡羅爾在《黑人即野獸》一書中教導他虔誠的讀者「《聖經》和《聖約翰啟示錄》以及常理都告訴人們：黑人不是人」。更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種族主義者仍然反對DNA中物質所明白無誤地證明的，即，所有種族不僅都是人，而且幾乎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人。他們視《聖經》為「不可攻克的堡壘」，反對進行證據考證。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廢奴制中的許多思想正是出自基督教中，特別是北方的教友派教徒和其他團體。傳統的南方黑人基督教團體在60年代富有歷史意義的美國民權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很多領導人，如最負盛名的小馬丁·路德·金就曾在那些教會中被立為神父。
道格拉斯對白人團體說了如下的話：
奴隸制度成為你們進步的羈絆，它是人類發展的敵人，是教育的死對頭；它滋生傲慢、培養惰性、助長惡習、掩蓋罪行，是使其得以生存的地球的禍源；而你們還死死地抓住它不放，彷彿它是你們所有希望的最後依靠。
1843，在馬鈴薯饑荒發生之前不久的一次在愛爾蘭的巡迴演講中，他被那裡可怕的貧窮深深震憾。他寫信給加雷遜說：「我在這兒所見到的許多事情使我回想自己從前的境遇，我承認，我為自己不再反對美國奴隸制度而感到羞愧。但我知道仁慈是全世界追求和支持的目標。」他直言不諱地反對消滅土著人的政策。在1848年的塞尼卡秋季會議上，當伊麗莎白·凱迪·斯坦婷號召大家為爭取婦女選舉權而努力時，他是所有人種組織中表示大力支持的唯一的男性。
1895年2月20日夜裡，在黑奴解放30多年之後，在一次與蘇珊·B·安東尼共同參加的婦女權利集會中，他倒下了，從此長眠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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