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不存在什麼客觀真理。所謂真理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世上也沒有什麼客觀現實。所謂客觀現實也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在我們通常獲取知識的方式之外，還存在其它精神的、神秘的、內在的、更高級的認識事物的方式。如果某種體驗你覺得是真實的，那麼它就是真實的。如果一種思想你認為是正確的，那麼它就是正確的。我們無法獲得任何關於世界真實本質的認識。科學本身是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它只不過是另一種信仰或信念的體系，或者是一種神話，沒有更多的可證實性。事實上，信仰是真是假並不重要，只要這些信仰對你有意義。
小西奧多·希克、劉易斯·沃思，新時代的信仰的總結，選自《如何思考奇異事物：對新時代的批判思考》（加利福尼亞，1995）
如果有理由認為已建立的科學框架是錯誤的（或者是過於武斷的、互不相關的、非愛國主義的、褻瀆神聖的或主要是為當權者的利益服務的），那麼，也許我們就省去了去理解那些很多人認為非常複雜難懂、高度數學化的、非直覺性的知識體系所遇到的麻煩。這樣一來，科學家們或許就將面臨他們應得的報應。同時，對科學的嫉妒將被超越。那些一直在探索其它獲取知識途徑的人，那些私下裡懷著被科學嗤之以鼻的信仰的人們將重新抬起頭來，將在陽光下佔有一席之地。
正是科學自身的善變導致了人們對它的不信任與攻擊。當我們剛剛有些明白了那些被科學家們熱烈討論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卻告訴我們那些東西已不再正確。即使它們仍然正確，科學家又開始討論許多聞所未聞、難以相信、帶給人不安的暗示的所謂「新發現」了。因此，科學家可以被視為是在愚弄我們，被認為想要推翻一切，被看做社會危險分子。
著名物理學家愛德華·尤·康頓是量子力學的先驅，曾參加過二戰期間的雷達和核武器研製。他曾擔任康寧·格拉斯的研究主任、美國國家標準局局長、美國物理學會會長（此外，在晚年任科羅拉多大學物理學教授期間，他曾領導了一個由美國空軍資助的頗具爭議性的UFO的研究項目）。康頓是被一些國會議員視為「對美國的忠誠值得懷疑」的物理學家之一。在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國會議員裡查德·M·尼克松曾主張吊銷康頓的安全許可證。此外，美國國會非美人員活動委員會主席、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呂普·J·帕勒·托馬斯也稱物理學家「康頓博士」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最薄弱環節，甚至，在某一方面，是「缺失的一環」。他對憲法權利保障自有他的一套看法，這從他對證人律師的回答就可看出：「你們所具有的權利是我們委員會賦予的。在我們委員會裡，我們將能夠確定你已經擁有了什麼樣的權利以及你尚未擁有的權利。」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公開號召那些被國會非美人員活動委員會召見的人拒絕合作。1948年，哈里·杜魯門總統在一次美國科技促進協會的年會上與康頓坐在一起。會上，他指責了呂普·J·帕勒·托馬斯及國會非美人員活動委員會的行徑。他認為「在一種無根據的流言誹謗橫行、人人自危的社會大環境下，科學研究將受到嚴重抑制，而最終導致不能產生重大的科學發現」。他稱國會非美人員活動委員會的行為是「目前最需要杜絕的，是最不具有美國精神的行為。這是一個極權國家所做的事情。」
在此期間，劇作家亞瑟·米勒以薩雷姆女巫案審判為題材創作了《嚴酷考驗》一劇。當這部作品在歐洲首演時，美國外交部拒絕為米勒簽發護照，理由是他的出國之行將對美國利益有不利影響。在布魯塞爾舉行的開幕式上，他的劇作得到了觀眾暴風雨般掌聲的歡迎。美國大使當場起立並鞠躬致謝。在國會非美人員活動委員會，米勒由於在作品中影射國會調查與女巫案有共同之處而受到了嚴厲譴責。在那裡，他回答：「先生，這種比較是無法迴避的。」不久之後，托馬斯即以欺詐罪被投入監獄。
在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我曾做了康頓一個夏天的學生。我至今仍能清晰地憶起他講述的被帶到忠誠調查委員會接受檢查的經歷：
康頓博士，據說你曾處於被稱做——說到這，審訊者停了一下，緩慢而仔細地的讀了一下這幾個字：
「量子力學——的物理學革命的前沿，這很令聽證會注意，既然你能站在這一場革命運動的前沿，為什麼你就不可能站在另一場革命的前沿呢？」
康頓很機敏地回答說對他的指控是不正確的。他舉起右手說他並非物理學的革命者：「我信奉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經創立的阿基米德定律，也相信17世紀發現的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同時我還篤信牛頓定律……」，他接著又列舉了一系列如伯努利、傅立葉、安培、波爾茲曼和麥克斯韋等顯赫的人名。但是，他的這種物理學家式的回答方式並沒有使他的處境有多大改善。因為，在諸如對國家是否忠誠這樣的嚴肅問題上，法庭是不會欣賞任何幽默的言辭和舉動的。不過，在我的印象中，他們對康頓最有力的指控是說他在上高中時曾經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遞送社會主義者們辦的報紙。
試想一下你非常認真地想要理解量子力學是什麼，首先，你必須打下堅實的數學基礎。只有當你掌握了數學各個分支的知識後，你才能邁過通往很高層次的知識的門檻。你必須依次學習算術、歐幾里德幾何學、高中代數、微積分學、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矢量微分、數學物理方法中某些特殊函數、矩陣代數和群論。對於大多數學習物理的學生而言，這一過程大概要佔去從小學三年級到研究生低年級之間大約15年的時間。這些課程的學習實際上並不涉及任何量子力學知識，恰恰相反，所有這些努力只不過是為深入瞭解量子力學建立的數學知識框架而已。
科學普及者的工作，試圖令沒有經過這一過程的普通聽眾理解量子力學的觀點，是令人畏縮的。事實上，在我看來至今仍沒有誰能成功地普及量子力學，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量子力學的數學複雜性和量子理論的絕對的非直覺性結合起來，使得一般的常識在理解這些問題上顯得束手無策。裡查德·費因曼曾說：「沒有誰知道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它就是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
假設現在我們以懷疑的態度去研究一些難解的宗教。新時代教義或薩滿教的信仰體系。假定我們都是思想開放的人，而且我們確信在這些宗教或信仰裡面存在一些有趣的事情。在我們向這些宗教的信徒簡單地自我介紹之後，就請求他們對他們的宗教或信仰作個可以理解的概括。無一例外的是，在我們提出請求之後，他們總是告訴我們說這是個非常複雜、充滿著神秘意味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的。不過，如果我們願意花上15年左右的時間去實踐一下虔誠的僧侶生活的話，那麼，屆時我們就會比較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了。我想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說我們根本就沒有時間這麼做。很多人還會懷疑所謂15年只能初窺門徑恰好證明這整件事是個騙局：如果一件事難到讓人無法理解，那不也就意味著我們無法有理有據地對它進行評判了嗎？這樣一來不就使得欺騙行為更加肆無忌憚了嗎？
那麼，薩滿教、神學、新時代教義與量子力學之間又有什麼區別呢？回答似乎是顯然的：即使我們無法理解量子力學，但我們能夠證明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例如，我們可以比較量子力學理論的定量預測結果與實測到的特定化學元素的光譜線波長、半導體與液態氦的行為特徵、微處理器，及它們的構成原子組成什麼樣的分子形態、白矮星及特性、微波發射器與激光發生器的機制以及不同物質對磁場的不同響應等。我們不理解量子力學的理論並不妨礙我們去看其預測的結果，而且，並不是只有物理學家才能明白這些實驗結果揭示了什麼問題。在每一次這樣的實驗中，與其它例子一樣，量子力學的預測結果以驚人的高精度為實驗數據所證實。
但問題是，薩滿教徒同樣會說他們的教義是合理的，因為它同樣是有效的。儘管他們的教義不能解決諸如數學物理學這一類神秘的問題，但卻可以解決另外一些問題。例如，他們有一套醫治病人的特殊方法。那麼，好吧，讓我們來對薩滿教徒的治病案例進行統計分析，看看他們較之於通常的安慰療法有什麼優越性。如果薩滿教徒的治療方法確實比普通安慰療法更有效的話，那麼，就讓我們樂意地認為他們的方法的確有其特殊的效力，而毋庸考慮他們所治療的疾病多數是些源於心理的疾病，即使沒有進行治療，只要病人能夠獲得一種比較良好的心態的話，這些病是完全可能不治而愈或得到減輕的。同時，我們還可以比較不同的薩滿教派別的治療效率的差異。
至於薩滿教徒知不知道他們的治療方法產生效果的機制，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量子力學中，我們提出的對自然的理解是有根據的。這種理解建立在對一些前人沒有做過的實驗結果的漸進的、定量的預測基礎上。當實驗結果證實了理論預測，特別是如果二者在數量上精確吻合時，我們就會認為自己掌握了自然規律。但是，在薩滿教徒、牧師和新時代宗師中卻很少有這樣的例子。
1931年，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莫裡斯·科恩在他的著作《理性與自然》中還討論了另外一種重要的差異：
可以肯定，絕大多數沒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之所以會接受科學完全是因為權威的影響。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仍舊能夠明顯地察覺到兩種體制之間的差別。前者（即科學）是一種開放的體系，它歡迎每一個人的參與、研究並對之作出改進；而後者（宗教）則認為對它的教義的懷疑根源於內心的邪惡，像紅衣主教紐曼指責那些懷疑《聖經》的絕對正確性的人那樣。理性的科學它的可信的觀點在必要時是可以改進的，而非理性的權威主義則規要求修改他們的教義為缺乏忠誠的表現。
作為前現代文化組成部分的神話與民間故事具有一定的解釋或至少是幫助回憶歷史的價值。因為在那些婦孺皆知、雅俗共賞的故事中常常嵌入了特定的環境條件與歷史事件。例如，當我們記住了鵲橋相會的優美傳說，也就記住了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哪個星座正在升起或知道了銀河系的方位。由於識別天象對於農作物的播種和收割以及跟蹤豬物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這樣的神話傳說就具有了重要的實際意義。同時，這樣的神話還可以幫助進行心理學映射測試，或確認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銀河就真的是條河，當然，也不存在真正的獨木舟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橫渡銀河。
熱水浸泡亞馬遜雨林中的一種樹皮可以提取出奎寧。但是，令人難解的是古代人們是怎樣從成千上萬種植物中發現由這種植物制取的茶葉可以緩解瘧疾的症狀的？他們一定曾對各種各樣植物的根、莖地、葉和樹皮進行了如咀嚼、搗碎或浸泡等各種嘗試，這樣一代一代地繼續著大規模的科學實驗（今天由於醫學倫理的原因已經不可能重複這些實驗了）。想想吧，曾有多少其它樹皮的浸泡物被發現無效，或引起人的嘔吐反應甚至致人死命啊。在這些情形下，原始醫生們從可能有藥用價值的植物名單上把它們劃去，然後又進行對其它未知性質的植物的實驗。這種民族藥理學的資料積累過程是零碎、非系統的，甚至是無意中獲得的。然而通過反覆的試驗和失敗，仔細記下哪些藥物有效，他們終於達到了目的——從植物王國中很豐富的分子中積累了一部有效的藥典。因此，從民間醫藥學中汲取有關挽救生命的知識絕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地在世界範圍內從這些民間知識裡挖掘寶藏。
同樣地，在預測奧裡諾科河附近的峽谷天氣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完全可能，工業文明前的居民們已經注意到了在特定地理區域內近千年的規律性，各種前兆及種種現象間的因果關係，而這些是那些遠處的大學裡的氣象學或氣候學教授一無所知的。不過，這並不等於說這些地方的薩滿教僧侶就有能力預測遙遠的巴黎或東京的天氣，更毋庸說是全球的氣候了。
一些特定的民間知識是非常有效和珍貴的，其它一些則至多是一些隱語或典籍。顯然，民族藥理學屬於前者，而天體物理學則屬於後者。雖然所有的信仰和神話都值得我們充滿景仰地聆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所有這些信仰和神話都是同等有用的。尤其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瞭解外部客觀世界，而不是內在的思想形式時。
近幾個世紀以來，科學經歷了一系列的攻擊。這些攻擊與其說是偽科學，毋寧說是反科學。目前，對科學，或者更廣義地被稱為學術的最主要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它的過分強烈的主觀性。一些學科，例如歷史學，甚至被宣稱為是徹頭徹尾的主觀主義。歷史的撰寫者全都是那些歷代的勝利者，他們編纂歷史書的目的無非是要為他們的各種行為辯護，或者是要喚起愛國熱情並壓制被征服者的合法權利。當兩方面都未能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時，對真正發生的歷史，他們將各自寫下自我吹噓的記載。例如，英國的歷史書對法國進行了大肆譴責，反之亦然。直至近年，美國歷史書還忽略了早期對美洲土著居民實施的實際上是類似於納粹「生存空間」理論和種族滅絕政策的事實；而日本的歷史書對於導致二次大戰的事件的描述淡化了他們的窮凶極惡，而認為他們的動機顯然是試圖將亞洲從歐洲和美國的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1939年，納粹軍隊攻佔波蘭，但納粹的歷史學家卻公然宣稱波蘭無緣無故對德國進行了無情的攻擊；蘇聯分別在1956和1968年對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進行了鎮壓，但蘇聯的歷史學家卻借口說蘇聯軍隊並不曾入侵這些國家，是應他們正常的聲明，而不是俄國人的傀儡的邀請而去的；比利時的歷史書則拚命地粉飾對曾是其藩地的剛果的殘暴統治；在那些保留著奴隸制的基督教社會中，講道壇和學校常常會對上帝對奴隸制的寬容甚至提倡進行熱烈的爭論，而與此同時，那些廢除了奴隸制的國家卻對此緘默不語。即使是像愛德華·吉本這樣一位才華橫溢、學識淵博而又沉著冷靜的歷史學家有時也不免感情用事。由於關於美國革命的觀點不同，他和本傑明·富蘭克林之間曾經鬧得很不愉快，甚至同在一間英國鄉村酒吧中相遇時也行同陌路。（後來，如富蘭克林確信的那樣，當吉本的研究從羅馬帝國的衰落轉向不列顛帝國的衰落時，他主動向吉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關於不列顛帝國的衰落，富蘭克林的觀點是正確的，只不過他的時間表比實際的歷史進程提早了大約200年左右。）
以上所援引的歷史歷來都是由那些受人尊敬的專業歷史學家撰寫的。常常，這些歷史學家都是現存體制的重要支持者。因而，在他們撰寫的歷史書中，那些代表個別地方或民眾的反對意見就常常被一筆帶過。為了達到「更重要」的目的，客觀性被犧牲掉了。正是由於存在這種可悲的現象，有人進一步推斷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歷史學」可言，重構實際發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的，那麼，人們所作的最多也只不過是些帶有偏見的自圓其說；這種關於歷史學的推斷往往被推廣到所有知識領域，自然也包括科學。
即使我們完全重構歷史的能力極其有限，即使那些有助於重構歷史的有用信息往往與其它自我吹噓的喧囂聲混為一體，誰又能否認那些由偶然因果鏈所決定的歷史進程的客觀實在性呢？歷史學從一開始主觀和偏見的危險就很明顯。修昔底斯曾經對這種情況提出過警告。西塞羅曾寫道：
歷史學第一定律是歷史學家不能記下虛構的歷史；第二定律是歷史學家不能隱瞞真相；第三定律是歷史學家的工作不能帶有任何偏見或喜好的嫌疑。
薩馬沙塔的盧奇安在公元170年發表的《如何撰寫歷史》中指出：「歷史學家必須是正直無畏的；他們熱愛坦率和真理，而不依附於任何勢力。」
試圖真實地重現歷史事件是那些真誠的歷史學家的責任，儘管，這一責任可能是令人失望和擔憂的。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壓制由於其國家受到冒犯而引起的憤慨，承認的確本國的領袖可能犯下了殘暴的罪行。因此，這些歷史學家就會面臨這樣一種職業危險，那就是受到憤怒的愛國者的攻擊。歷史學家應當認識到對歷史事件的記載已經過了有偏見的人的過濾。認識到歷史學家自身也是帶有偏見的，那些想知道歷史上到底發生了什麼的歷史學家，必須去熟悉那些其他的，一度是敵對的國家的同行的觀點。我們所能期望的是，不斷地接近真實，循序漸進地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使得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理解更正確。
類似的，科學中也存在主觀和偏見。我們無一例外地懷有偏見，我們同別的人一樣生存於偏見盛行的環境當中。科學家們無法脫俗，他們偶然也會為那些臭名昭著的理論提供幫助和方便（例如，他們通過測量腦容量的大小或腦顱骨的突起或智商的高低來論證所謂的種族優越性或性別優勢等）。通常科學家們不願意冒犯金錢和權勢，他們中的少數人甚至進行欺騙和剽竊。不少科學家曾經毫無愧疚地為納粹工作，並且，科學家們也常常表露出與人類沙文主義或智力局限相連的偏見。正如前面所討論的，科學家對那些致命的技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一些情況下，他們是因為沒有對這些技術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給以足夠的警惕而研製它們的。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是故意發明這些技術用於生命的摧殘和毀滅。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率先對這些危險的技術發出警報的也是科學家。
科學家與普通人一樣也不能避免犯錯誤。如前所言，科學家的職責是識別人類的弱點、調查各種各樣的觀點和主張並進行無情的自我批判。科學是一項集體性的事業，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切糾錯功能都在順利地起作用。科學相對於歷史學有著巨大的優勢，即，可以借助科學實驗進行研究。對歷史學而言，如果你對導致1814－1815的《巴黎條約》的那些談判過程不清楚，重演這些歷史事件是一個不可行的選擇，並且，你也不可能向參加者提出問題，他們早已不在人世了。因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各種歷史記錄中挖掘證據。
而對於自然科學而言，為了獲得或驗證某些科學知識，你可以無數次地重複你所希望瞭解的過程，或者應用各種新方法對原來研究過的問題進行研究，檢驗各種各樣的可能假說。當新的設備被製造出來以後，你還可以用這些設備重新做以前做過的實驗，看一下靈敏度的提高帶來了什麼新的結果。對那些以歷史為對象的科學問題，即使我們不能進行相應的重複性實驗，但是通過分析各種相關的情況可以尋到其間的關聯和共性。儘管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讓恆星爆炸，也不能通過實驗重複哺乳動物的進化歷程，但是我們仍能夠在實驗室中模擬超新星爆發的一些物理學現象，或者極其詳盡地比較哺乳動物和爬行動物的基因組成。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然聲稱自然科學並不比其它任何類型的知識更富於民主和理性，甚至有人認為推理本身也只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美國革命者、在泰孔德羅加堡被俘的綠色山地童子軍領袖埃特安·愛倫曾對此作過如下評述：
那些斷言推理無效的人必須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他們在駁斥推理的過程中是否應用了推理的手段。如果他們用了推理方法，那麼，他們無疑是在支持他們竭力攻擊的原則。反過來，如果他們沒有使用推理（為了不自相矛盾他們必須如此），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得到理性的斷言或進行理性的辯論。
對此讀者可以自行評判這一觀點的深度。
凡是親自經歷過科學進步的人都可以觀察到這一過程中所存在的相當個人化的奮鬥。總有那麼一些少數人，他們或是出於簡單的好奇和極大的真誠，或是出於對現存知識體系不完整的失望，甚至僅僅是被想像出來的自己與別人相比在理解問題方面的無能所困擾，於是，他們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意味著巨變的關鍵問題。少數品格高尚的人超然於嫉妒、野心、背後誹謗、壓制異己與可笑的自負組成的洶湧波濤之外進行著這樣的工作。在一些領域，特別是成果卓著的領域，這樣的行為幾乎成為了規範。
我覺得似乎是社會的混亂和人類的缺陷幫助了科學事業的存在與發展。對科學而言，存在一種已經建立的框架，使得任何科學家都能夠證明別人是錯誤的，而且能確保所有人都能夠知道這一點。即使有時候我們的動機是卑下的，我們仍然不由自主地在摸索一些新的事物。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化學家哈羅德·C·尤利在他70多歲時向我透露說，在過去的很多年中，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人都在向著一個目標努力，那就是要證明他是錯的。他把這種情況稱為是「西部最快槍手」併發症：年輕的快槍手在戰勝了著名的上一輩的快槍手之後，將繼承上一輩快槍手的榮譽並贏得人們的尊敬。他埋怨說這是一種惱人的狀況。不過，也正是這種情況的存在引導了那些年輕而狂傲的傢伙涉足那些他們本不會涉足的重要領域。
作為一個人，科學家有時也會犯選擇性觀察的錯誤，例如，他們總是傾向於記住那些他們成功的經歷而遺忘那些犯錯誤的經歷。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錯誤卻往往蘊含著正確的部分，或是能夠激勵其他人去發現真正正確的東西。弗雷德·霍伊爾是當代最傑出的天文物理學家之一，他對於我們理解恆星演化、化學元素合成、宇宙學及其它許多問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時，在任何人都沒有想到存在需要解釋的問題的時候，他已經獲得了關於這類問題的正確答案，而在另外一些時候，他卻提出或這或那的錯誤的、惱人的、不能讓人容忍的古怪觀點，以致觀察人員與實驗人員覺得必須去進行驗證。不過，儘管那些衝動的、集中的試圖證明弗雷德錯了的努力勝敗交錯，不可否認的是，在幾乎每個問題上這些人的努力將相應領域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進了。即使是弗雷德的最不能讓人容忍的觀點，例如，弗雷德曾提出流感病毒和艾滋病病毒來源於彗星，並認為星際灰塵顆粒是些細菌，在論證或反駁他的觀點的過程中，獲得了極其豐富和有意義的新知識，儘管最終也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證明這些特別的見解。
也許列出一些科學家犯錯誤的例子對科學家們不無益處，也許揭去科學神秘的面紗將有助於啟迪年輕的科學家。在歷史上，即使是像喬哈尼斯·開普勒、伊薩克·牛頓、查爾斯·達爾文、格雷格·孟德爾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也曾犯過嚴重的錯誤。幸運的是，科學事業是一種集體的事業，任何個人的影響都不能超過集體的作用。因此，即使那些最有才華的科學家犯了錯誤，這些錯誤也能被其他遠不如他們的科學家發現並彌補。
就我個人而言，我曾在過去的書中記述那些我被證明是正確的一些例子，現在再來看一看我所曾犯過的錯誤。在宇宙飛船能夠探測金星以前，我曾認為那裡的大氣壓只是地球大氣壓的幾倍，但實際上，探測結果表明是幾十倍；我曾認為金星上的雲層主要由水組成，而探測結果卻表明金星雲層中的水分含量僅為25％；我曾認為火星存在板塊構造，但宇宙飛船的近距離觀察的結果表明在火星上幾乎不存在板塊構造的跡象；我曾認為土衛六上偏高的紅外溫度是由那裡強烈的溫室效應引起的，而實際上卻是由大氣同溫層的逆溫效應引起的；在1991年1月伊拉克燃燒科威特的油井之前，我曾警告說油井燃燒所產生的煙氣將會上升到很高的高度，從而會對大部分南亞地區的農業產生不良影響。但是，事實表明，除了使波斯灣的中午變得昏暗並使氣溫下降4－6℃之外，這些煙氣很少能上升到同溫層，因此不可能對南亞產生什麼影響。在進行這些計算的時候，我顯然沒能對計算過程的不確定性予以充分的考慮。
不同的科學家有著不同的思考習慣，有一些可能更謹慎一些。如果科學家們不是徹頭徹尾的教條主義者，而且各種新思想又都能夠得到檢驗的話，那麼，是不大可能對社會產生什麼危害的。事實上，在這種提出思想和檢驗思想的過程中，科學將會發生顯著的進步。在上面我被證明是錯誤的那四個例子的頭一個中，在沒有翔實的宇宙探測數據的條件下，我試圖從一點點線索出發去瞭解遙遠的世界，因而犯下了錯誤。實際上，當我們獲得了越來越多行星的探測數據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許多原來認為是正確的觀點被新的事實推翻。
後現代主義者批評開普勒的天文學根源於他的中世紀的。一神論的宗教觀，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是被一種使他所屬於的特權社會階層永存的願望所驅使，或是出於證實他所提出的無神論的動機。如此種種，有些批評是正確的，而有些則顯然是失之偏頗。
但是，如果科學家們確實是審慎誠實的，而且其他具有不同觀念和傾向的人又能夠檢驗他們的工作，那麼，他們在進行研究工作時帶點個人的偏見和感情偏好又有什麼關係呢？可以肯定，沒有人會爭論說從保守的角度計算14和27的和不同於從自由的角度得到的結果，或者，一個函數的導數是它本身，這樣的函數在北半球是指數函數，而在南半球卻是另一個函數。同樣，任何週期函數都可以在任意指定的精度下用傅立葉級數表示，而無論是印度的數學中還是在穆斯林國家的數學中。非交換性代數（即A乘B不等於B乘A）對於印－歐語系的人與芬蘭烏戈爾語系的人來說都是內在一致和有意義的。數學也許會受到毀譽參半的評價，但不可否認它對於任何種族、文化、語言、宗教和意識形態都是同樣正確的。
與此相反，尚有其它許多處於另一極端的問題。例如，抽像表現主義究竟是偉大的藝術形式，還是對偉大音樂藝術的褻瀆？抑制通貨膨脹與降低失業率究竟何者更重要？法國文化是否比德國文化更優越？是否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抑制謀殺的法令或措施？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過分簡化了的，有些問題難置可否，無法用對或錯簡單地衡量，也有一些的答案基於一些難以言說的假定條件。對於這些問題，各種局部性的偏見將很可能決定對問題的回答。
在這樣一種主觀的連續體中，科學既有可能完全不考慮文化規範，也有可能完全依賴於文化規範，這樣，科學是不是在說謊？儘管各種各樣的偏見和文化沙文主義層出不窮，而且不斷地改頭換面，但是，科學仍然是接近於數學而遠離時尚的。因此，那些認為科學發現總體上是主觀偏見的觀點本身也不僅只是一種偏頗之見，而且是似是而非的。
歷史學家喬伊斯·阿普爾比、裡恩·亨特和瑪格利特·雅格布在1994年出版的《說說真實的歷史》一書中對伊薩克·牛頓進行了批評，說他因為害怕威脅到傳統的宗教並導致社會混亂和無神論而拒絕接受笛卡爾的哲學觀點。這些批評無非證明了科學家也是凡人這一點。當然，牛頓是怎樣被他同時代的知識界攻擊的的確能引起研究思想的歷史學家的興趣。不過，這對於瞭解他的主張的正確性並無什麼實質性的意義。事實上，這些主張要得到廣泛的接受，它們就必須能夠同時說服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這正是歷史上所發生的。
埃波比和她的同事們聲稱「達爾文在構造他的進化論時還是一個無神論和唯物主義者」，並且指出進化是一種有目的的無神論者日程的產物。進化論中鋪天蓋地的是些無可救藥的混亂的因果關係。在達爾文得到乘H·M·S·貝格爾號去環球航行的機會時，他即將成為英格蘭教堂的主教。那時，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觀念還非常傳統，甚至認為每一條英國國教教義都是完全可信的。此後，隨著與自然的交融以及科學的熏陶，一線曙光逐漸照亮了他的靈智。他發現，至少有一部分他原來篤信的宗教是錯誤的。這就是他的宗教觀發生轉變的原因。
埃波比和她的同事們對達爾文描述「那些野蠻人道德水平低下，並且缺乏足夠的推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感到恐怖。他們說「至今，很多人還對達爾文的種族主義傾向深感震驚」。但我要說的是，在達爾文的論述中並沒有什麼種族主義的傾向。事實上，在此他所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極其貧瘠的阿根廷靠南極的火地島的居民，他們遭受著物質條件極端匱乏的煎熬。當他在描述一位非洲裔的南美婦女寧死而不屈於奴隸制時，他指出正是由於社會歧視使得人們對她的英雄的反抗行為視若無睹，而如果同樣的行為發生在一個出生於羅馬貴族家庭的女子身上，那麼，她的反抗無疑會被視為最具有英雄意味的行為。由於激進地反對船長的種族主義思想，他幾乎被船長腓茲羅伊扔下貝格爾號。在反對種族主義這點上，達爾文無疑高出同輩許多。
但是，即使他不是如此，這對自然選擇的對錯有什麼影響呢？托馬斯·傑斐遜和喬治·華盛頓都擁有奴隸；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聖雄甘地都是不稱職的丈夫和父親，這個名單可以無限地列下去。我們任何人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都是有缺陷的。用將來的、我們迄今未知的標準去衡量我們現在的行為是公平的嗎？也許對我們的下一代而言，我們現在的一些習慣行為無疑會被認為是野蠻行為，例如，現在我們都堅持小孩甚至嬰兒應該單獨睡而不是跟父母睡，還有，通過激起國家主義的熱情來獲得大眾支持，從而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的方式。此外，諸如承認賄賂和腐敗是一種生活方式、飼養寵物、吃動物、籠養黑猩猩、宣佈成年人使用欣快劑為非法、允許我們的孩子成長為文盲等。
回顧歷史，偶爾也有少數不同尋常的人卓然脫俗。在我的書中就提到一位這樣的人，他就是出生於英國的美國革命者托馬斯·潘恩。對於他所處的時代而言，他堪稱是遙遙領先。在君主制、貴族制、種族主義、奴隸制、迷信和性別歧視這一切構成了傳統智慧的時候，他就已勇敢地向它們進行了鬥爭。他一直不屈不撓地批判傳統宗教。在《理性的時代》中，他寫到：「當我們閱讀《聖經》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整部書的一大半都充斥著淫穢故事、色情的墮落、野蠻殘酷的刑罰以及毫不留情的復仇。因此，這部經書與其說是上帝之言毋寧說是魔鬼之語。它……將使得人類變得更加墮落和野蠻。」同時，他在書中表達了對造物主的深深崇敬。潘恩認為僅僅在對自然界的一瞥之間就能夠找到造物主存在的明顯證據。在他的同輩人看來，一個人似乎絕對不可能在大肆貶斥《聖經》的同時又狂熱地崇敬上帝。基督教神學家得出的結論是潘恩是個喝醉酒的、腐化墮落的瘋子。猶太學者大衛·列維則禁止與他信奉相同宗教的人觸摸，更不用說閱讀潘恩的書。潘恩為他的觀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法國大革命之後，由於他過於一貫地反對獨裁而被投入了監獄，他由此成為了一位悲慘的老人。
不錯，進化論者的觀點可能被徹底推翻，或者被極其古怪地誤用：貪婪的強盜式資本家頭目可以求助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他們殘酷的行為；納粹和其它種族主義者可能會以「適者生存」為他們的種族滅絕政策辯護。但是，達爾文並不曾製造約翰·D·洛克非勒或阿道夫·希特勒。實際上，貪婪、工業革命、自由企業體制、政府在金錢面前的腐敗就足以解釋19世紀的資本主義。而種族中心主義、對外族人的仇視、社會等級、德國長期以來的反閃族傾向、凡爾塞和約、德國的加速生育子女以應付戰爭的需求的實踐、通貨膨脹和蕭條等則足以解釋希特勒的崛起。有沒有達爾文，所有這些情況都很可能出現。現代進化論者清楚地指出其它一些不是那麼冷酷的特質，其中一些為強盜式資本家和『元首』所蔑視，例如利他主義、普通的智力和同情心等也許才是生存的關鍵。
如果我們能夠審查達爾文，我們還能審查其它的什麼知識呢？誰有能力做這些審查工作呢？我們中又有誰能夠聰明到知道哪些知識和洞察可以很安全地省略，哪些知識只有到成百上千年之後才是必要的呢？的確，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科學技術進行選擇，確定發展哪些機器和產品是安全的。由於我們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去嘗試所有的技術，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需要進行這樣的決策。但是審查知識、告訴人們必須想些什麼、哪些想法是不允許的以及不應該尋求哪些證據等，才是思想管制、愚蠢和無能的決策以及長期衰退的突破口。
狂熱的理論家和獨裁政權很自然而且很容易地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他們絕不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一些納粹科學家，例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約翰內斯·斯塔克在官方的支持下將科學強行地劃分為所謂稀奇古怪的、純屬想像的「猶太科學」（包括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和現實可行的「亞利安科學」。這種劃分並沒有什麼實在的根據，而純粹是出於意識形態。另外一個有教育意義的例子是蘇聯的遺傳學的發展歷史。
大約在30年後，美國遺傳學家赫爾曼·J·穆勒向我描述了他在1922年，為了親自看一看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乘一架輕型飛機從柏林飛往莫斯科的經歷。那時，他已經發現了強輻射能夠引起突變的現象，這一發現最終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獎金。也許在蘇聯的見聞令他流連忘返，於是他遷往莫斯科並幫助蘇聯開創現代遺傳學這一新領域。但是，到了3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特羅菲姆·李森科的江湖騙子得到了斯大林的注意和熱情支持。李森科把遺傳學稱之為「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學說」（以這一領域的奠基者命名），並說這種遺傳學是建立在一種不可接受的哲學基礎之上的。而真正從哲學意義上正確的遺傳學，應該遵從共產主義者的辯證唯物主義，這種遺傳學將產生非常不同的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李森科的遺傳學，將可能培育出一種新的冬小麥品種，顯然，這對斯大林的強制性集體化農業導致的蘇聯經濟倒退是個好消息。
李森科的那些帶有傾向性的證據是可疑的，他的大量的結論都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數據基礎上，同時，他也沒有進行什麼嚴格的對照實驗。然而，儘管李森科權勢日隆，穆勒激烈地爭辯說經典的孟德爾遺傳學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但李森科崇信獲得性遺傳，而否認遺傳的物質基礎才是屬於「唯心主義」的。穆勒得到了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前任院長N·I·瓦維羅夫的強烈支持。
在1936年，李森科已是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的院長，穆勒在一次研究院的會議上作了振奮人心的發言，他說道：
如果傑出的專業人員都要去支持那些即使初通遺傳學的人都會明白是非常愚蠢的，就像李森科院長和像他一樣想的人最近所提出的那些觀點和理論，那麼，我們面臨的選擇就很類似於在巫術與醫學、星象學與天文學或煉金術與化學之間作選擇。
在一個充滿任意逮捕和警察恐怖的國家，說出這番話顯示了他值得倣傚的正直和勇氣，也有人認為這是魯莽的行為。在《瓦維羅夫事件》（1984年）中，蘇維埃流亡歷史學家馬克·巴普斯基描述了這些發言「得到了整個大廳雷鳴般的掌聲」，而且「被當時所有的列席者們深深地銘記在心」。
三個月後，一位對一封廣為流傳的簽有穆勒名字的信表示震驚的西方遺傳學家訪問了穆勒。那封信抨擊了西方遺傳學界盛行的「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學說」，並呼籲抵制即將召開的國際遺傳學會議。實際上，穆勒既沒有看過這封信的內容，更不用說在上面簽過名了。對此，他非常憤怒，並肯定是李森科搗的鬼。穆勒馬上向《真理報》寫了一篇斥責李森科的文章，並把副本寄給了斯大林。
第二天，瓦維羅夫有些緊張地來見穆勒，並通知他，穆勒已經自願為西班牙內戰服務。穆勒寫給《真理報》的那封信已使他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他於次日離開了莫斯科，後來被告知，他剛好逃脫了秘密警察。但瓦維羅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1943年，他死於西伯利亞。
在斯大林及其後的赫魯曉夫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李森科冷酷地壓制著經典遺傳學的發展。在60年代早期，蘇聯的學校使用的生物學教材裡幾乎不講授關於染色體和經典遺傳學的內容，這和現在的美國教材裡幾乎不講進化論很類似。但是，蘇聯並沒有培育出新的冬小麥品種，「辯證唯物主義」的咒語似乎並沒有被作物的DNA聽到；蘇聯的農業仍舊處於極端的困境之中。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儘管今天蘇聯在許多科學領域中都處於世界前沿，但是，他們在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方面卻是不可救藥地落後，他們失去了整整兩代現代生物學家。直到1964年，在蘇維埃科學院（那時少數幾個相對獨立於黨和國家領導的機構之一）的一系列爭論和投票表決之後，李森科的學說才被推翻。在這場否定李森科的運動中，核物理學家安德雷·薩哈洛夫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美國人對蘇聯的這種經歷總是驚訝得連連搖頭。對美國人而言，一些政府支持的意識形態或公眾偏見竟然會制約了科學發展是不可思議的。200年來，美國人一直自詡為務實的、實用主義的、非意識形態化的民族。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同時又是一個人類學和心理學方面偽科學競相盛行的國度。在宇宙創造說的幌子下，不少人不斷地努力阻止在學校講授進化理論，而實際上，進化理論卻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整合式的生物學理論，對於其它學科，從天文學到人類學，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學與其它人類事業的差異並不在於它的從事者們會受到所處文化環境的影響，也不在於它的時對時錯（這是所有人類行為的共性），而是在於它構造各種可檢驗的假說、探索各種驗證或推翻理論的確定性實驗的熱情，在於它進行實質性辯論的活力，在於它樂於拋棄那些被發現有缺陷的思想。然而，如果我們不能清楚地意識到人類自身的局限，如果我們不進一步尋求更多的數據，如果我們不願進行對照實驗，如果我們不尊重客觀證據，那麼，我們在尋求真理方面就會非常的軟弱無力。機會主義和怯懦的結果只能是使我們被每一種意識形態的微風所擊倒，而不能堅持任何具有恆久價值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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