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與生同其自然；也許對一個嬰兒來說，生與死是一般痛苦的。
弗朗西斯·培根
《論死亡》（1612）
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神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是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他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為我們感受到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的世界觀》（1930）
威廉·沃爾科特（William Wolcott）死了並且升入天國。或者好像是這樣。在他被坐輪推到手術台前，人們提醒他，這場外科手術會有一定的危險。手術是成功的，但麻醉恰恰使他的心臟受到損害而引起纖維性顫動，他終於死了。對他來說，他多少還留下了他的軀體，躺在堅硬而不忍目睹的台面上，讓人俯視，枯萎可悲的軀體上只覆蓋一床被單。他並不那麼悲哀，在最後的時刻似乎從一個新的高度上關心他的軀體，並繼續地升天的旅程。而他的周圍已被陌生而永恆的黑暗所籠罩，他認識到，萬物現在都逐漸變得光明起來——你可以說，情況正在好轉。接著他被來自遙遠的光流所照亮。他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王國，而且他成了那個王國的國王，他能辨出輪廓，看到從他身後射來眩目的光亮，他正在毫不費力變成一位偉大的神一般的人物。沃爾科特努力辨認著他自己的臉……。
隨後他甦醒過來了。在醫院的手術室內，用纖維性顫動機催動他，終於在最後可能的時刻使他復活了。實際上，他的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按照某些人關於死亡的定義，他確實死了。真的，沃爾科特已經死了，他在死後被賦予了生命的微光並得到猶太-基督教神學的確認。
醫生和其他人提供大量證據表明，類似沃爾科特的經歷，世界各地都有。這些臨床死亡或接近死亡，不僅西方傳統宗教的信徒，而且印度教和佛教信徒以及懷疑論者，都經歷過主顯節（耶穌顯靈之日——譯者）。很有可能的是，我們關於天國的許多因襲觀念，就是從這樣一些接近死亡的經歷中推出來的，這些關於天國的因襲觀念必定與千年期有規則地聯繫著。沒有比返回的旅遊者所帶來的新聞更有趣或更有希望的了，他報告說，死後有一次旅行和生命，有一個上帝在等待我們，並且還說，我們應該在臨死時感到愉快和振奮，敬愛而又視死如歸。
就我所知，這些經歷也許正好是他們覺得好像是那麼回事，而且是對從過去幾個世紀的科學那裡採納的這樣一種令人迷惑的虔誠信念的維護。就個人而言，如果死後真的還有生命，我當然也會感到高興——尤其是，如果能容許我繼續學習有關這個世界和其他東西，如果能給我機會去發現歷史的本來面目。但我是一位科學家，所以，我還思考其它可能有的解釋。所有時代的人，文化和終世學癖性，怎麼會有同樣的接近死亡的經歷呢？
我們知道，類似的經歷可以用產生幻覺的藥劑進行誘發，通過交叉培育而形成確定的規律性。體外感受可以用溶解的麻醉劑，例如，用克他命（Ketamine，2－（氧一氯苯）－2－〔甲胺基〕環已酮）進行誘發。飛起來的幻覺通過阿托平和其他鹼性顛茄制劑就能誘發，這些幻覺藥分子可以從例如，曼陀羅花或大麻煙草中得到，它們被歐洲的巫婆和北美治病者（「郎中」）經常用來在宗教的麻痺中，感受到升騰和愉快的飛翔。MDA（2，4－甲二氧基苯異丙胺）有助於誘導年歲的倒退，使人產生變得年青甚至回到幼年時期的感覺，而幼年時期的情況自己原以為完全忘掉了。DMT（N－N－二甲基色胺）能使人產生視物顯小病和視物顯大病，即對世界的感覺分別地收縮或膨脹——有幾分像愛麗絲的巧遇，她在小房子裡順從地讀「吃我」或「喝我」的教育。LSD（麥角酸二乙基□胺）能使人產生一種與宇宙合一的感覺，就像印度教信仰中婆羅門教徒與梵天同一一樣。
那麼，當印度教的神秘感受事先灌輸給我們時，是否只需要200微克的LSD就能真的形成幻覺感呢？如果瀕死危險或接近死亡，在克他命藥物作用消除而從這種感受中復原的人總作出關於天國和上帝的相同說明，那麼，在我們大腦的神經組織中硬灌輸西方宗教以及東西宗教，就必定有這樣一種感覺嗎？
很難理解進化為什麼應該選擇有易於接受這些感受的大腦，因為誰都似乎不會因神秘的熱誠而要求去死或不希望復生。這些可誘發藥物的感受以及接近死亡而復生，難道僅僅是由於大腦在進化過程中造成的某種神經連接的缺陷，而偶然致生改變對世界的知覺嗎？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是極端非似真的（implausible），或許只是一位愚蠢的理性主義者試圖迴避與神秘主義者嚴肅論戰吧。
按照我的理解，只能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每個人都無例外地共同具有像那些起死回生的旅遊者那樣的感受：飛騰的感覺；從黑暗中突然出現光明；至少有時會覺得自己朦朧地成了一個英雄人物，沐浴在闌珊的燈火下。只有一種與這種描述相一致的共同感受：那就是誕生。
有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Stanislav Grof）的醫生。在有些發音中，他的第一和最後的名字叫賴姆（rhyme）。他是一位精神病學家。二十多歲，在心理療法中使用了LSD和別的治療精神病藥物。他的工作長期領先於美國的藥物研究。他的研究開始於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而在近幾年還在繼續研究，跟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研究方向略有不同。格羅夫在治療精神病藥物對病人的效果方面，可能比其他任何一個人更具有長期的科學經驗。他強調，鑒於LSD能被用來娛樂和美的享受，所以，這種藥物能有其他的和更重要的效用，效用之一便是能正確回憶起胎兒（Perinatal）的感受。perinatal一詞是用來說明「出生前後」而新創造的字，旨在用於不只是生下後那一個時刻，還包括出生之前的那一時刻。（它正好與「perithnatic」，接近死亡一詞同構）。他報告了大量的病人在經過了適當的訓練之後，實際上不僅是回憶深藏著的感受而是重新感受很久以前的事情，並思考我們從服兒（Perinatal）時期以來，那些所難以駕馭的不完全的記憶。事實上，這是一種共有的LSD的感受，決不只限於格羅夫的病人。
格羅夫把胎兒時期分為四個階段，這是他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揭示出來的。第一階段是，嬰兒在子宮內天賦的自足、無憂無慮，處於小小的、黑暗而又溫暖的宇宙之中心。這個宇宙是一個在羊膜液囊內的宇宙。在子宮內，胎兒似乎感受著某些東西，非常接近於弗洛伊德描述為宗教情感來源的大海似的狂喜。當然，胎兒恰好在出生前活動，它可能與剛出生後一樣活潑，甚至更活潑一些。我們似乎不大可能偶然而不完全地記得這個伊甸園，那正是一個黃金歲月，那時每種需要，包括食物、氧氣、取暖和廢物處理，在他感知以前就得到了滿足，這種需要是由設計得極好的生命支持系統自動提供的；而在以後朦朧地回憶的年歲裡，就把這一過程描繪成「是與宇宙混為一體的」。
第二階段，子宮開始收縮。用來固定羊膜液囊，作為穩定的子宮環境基礎的子宮壁變得不固定了。胎兒極度地受壓縮。宇宙似乎震動了，一個良好的世界忽然轉變成了一間宇宙刑訊室。收縮也許最後間歇數小時。隨著時間的繼續，收縮變得更劇烈了。要停止收縮是不可能的。胎兒不能有別的，而只能是這樣的命運，一個他的宇宙以他為轉移的無罪人，似乎經受了無窮的痛苦。這種嚴酷的經歷誰都一目瞭然，我們可以看到胎兒頭顱的損傷，這在他出生以後依然還很明顯。當我能夠理解到最終地沖刷掉這種痛苦痕跡的一種強烈動機時，可否強制地重新形成一層新的外表呢？格羅夫問道，這種朦朧而被抑制的經歷，難道不會激起類似偏執狂那樣的狂想，並解釋我們人類那種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偶然偏愛，解釋攻擊者和受害者的一致性，解釋對世界的毀滅竟視同兒戲那樣津津有味，這意味著世界可能明天變成不可預言和不可靠的可怕嗎？格羅夫發現第二階段的回憶與潮汐波和地震有關聯，表明子宮外洩與物理世界的相似性。
第三階段，是出生過程的末了，這時孩子的頭已透出子宮頸，即使雙眼還緊閉著，他也許已感受到了「隧道」一端的光亮，也感覺到子宮世界的燦爛光輝了。一個生活在全然黑暗中的人見到了光亮，這種感受必定是深刻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難以忘懷的。一當新生兒的眼睛有了低的朦朧的辨識力，就有了某個神明般的人物，被一圈光環圍繞著他——就中有助產士或產科大夫或他的父親。一陣劇烈的疼痛結束時，嬰孩就從子宮宇宙中飛出來了，並向著光明和諸神升騰。
第四階段，是剛出生不久，其時胎兒窒息已經消散，孩子被裹在毛毯裡、或裹在襁褓中，逗笑和給他餵奶。如果回憶是正確的話，對於一個根本沒有別的經驗的嬰兒來說，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與第二階段和第四階段之間的對比，必定是非常深刻和顯著的；第三階段的重要性，作為痛苦和至少是第一階段嬌嫩的假宇宙的統一之間的過渡，對孩子以後的世界觀必定有著強烈的影響。
當然，在格羅夫的說明和我對它的發揮中，還為懷疑論留有餘地。許多問題尚待回答。分娩前用剖腹產術出生的孩子，是否永遠不能回憶那使人極度痛苦的第二階段呢？反之，用激素垂體後葉催產索誘發而「有選擇的分娩」中，經受特別劇烈的子宮收縮之後出生的孩於，是否更有可能具有第二階段的心理負擔呢？如果給產婦用一種很強的鎮靜劑，那麼，成熟後的孩子會回憶從第一階段直接到第四階段這一非常不同的過渡嗎？在他出生之後的經歷中，從來沒有報告過光輝燦爛的主顯節嗎？未滿月的嬰兒能分辨誕生時刻的形象或他們僅僅只有對光亮與黑暗的感覺嗎？在近死的經驗中，描繪出一種模糊的沒有確定形狀的高大的神，是否就是一個不完全滿月的形象的完善回憶呢？格羅夫所選擇的病人是否是從範圍最廣泛的人中選出來的呢，還是他的那些說明只局限於沒有代表性的小範圍的一群人呢？
許多人會反對上述思想，這也容易理解，阻力或許類似於某種沙文主義，我們可以從吃肉習慣的證明中覺察到這種沙文主義：大螯蝦沒有中樞神經系統；鮮活蹦跳的大蝦，當把它們放進煮沸的水中去時，它們也並不在意。是啊，或許就是這樣。可是，吃大蝦的人卻在這種關於疼痛的神經生理學假設中得到了享受的樂趣。同樣，我懷疑大多數成年人在相信嬰兒們具有極有限的知覺和記憶能力中，並沒有既得利益，在相信不存在出生經歷可能有深刻的，尤其是深刻的反面影響方面有任何既得利益。
如果格羅夫所說的這一切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必得問一問，為什麼這些回憶是可能的；如果出生前經受了這麼巨大的不幸，又為什麼進化不選擇反面的心理結果呢？有一些事情是新生兒必須做的。他們必須好好地吃奶；否則他們就活不下去。總的說來，他們必須逗人喜愛，因為至少在人一生的前期，嬰兒需要得到某種方式以更好的照顧。但新生的嬰兒必須看作是他們環境的形象麼？他們必須記得生前所經歷的恐怖麼？在何種意義上，他們的倖存具有價值？回答可能是贊成者多於反對者——或許失去了我們所完全適應的宇宙激勵我們強有力地去改變世界並改善人類的環境。倘若人類沒有遭遇到出生的恐怖，那麼人類那種奮發努力，探索精神，或許就不復存在了。
我被下面一點所強烈地吸引住了——這一點在我的《伊甸園的飛龍》一書中強調過——這就是，孩子出生的痛苦在他們的母親那裡尤其明顯，因為最後幾百萬年中，腦近來有了極大的發育。看起來，我們的智能簡直就是我們那種不幸的來源；但它也同時暗含著，我們的不幸乃是我們這個物種之所以有力量的源泉。
這些思想可能為宗教的起源和本質找到了一點解釋。多數西方宗教求死後長生；東方宗教求死和復生的持續輪迴中解脫苦難。但二者都祈望上蒼或悟道，乃是一種向個人和宇宙統一的質樸真誠的復歸，是向胎兒的第一階段回復。生便是死——孩子離別了羊膜內的世界。但那些相信再生的信徒們卻主張，死便是生——這個生前的記憶能通過生後的經驗激發出來的命題，被認為是對生的一種回憶。（「棺材裡有一種微弱的敲擊聲。我們把它打開，原來阿布達耳〔Abdul〕卻並沒有死。他自己從長期的病魔中掙脫出來，病魔曾用魔力攝住了他，於是他講了一個又一次誕生的奇妙故事」。）
西方熱衷於懲罰和贖罪，不就是使胎兒的第二階段具有意義的二種針對性的努力嗎？為某事——不論怎麼不合理的罪，例如原罪——而受懲罰，不是比莫須有而受懲罰更好嗎？第三階段看起來非常像是全人類所共有的共同經歷，它沒有嵌入我們最早的記憶，並且在這些宗教主顯節作為近死經歷而偶然得到挽回。試圖用這些術語理解其他令人疑惑的宗教動機，是很能吸引人的。在子宮內，我們實際上是一無所知。在第二階段內，胎兒獲得了在爾後的生活被叫作邪惡的、也許非常有意義的經驗——接著就離開了子宮。這便迷人地接近於吃善與惡的智慧果，隨後被從伊甸園中「驅逐了出來」。在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在梵諦岡教皇小禮拜堂天花板上的著名油畫中，上帝的手指不就是助產士的手指麼？為什麼洗禮，特別是全身浸入的洗禮，被認為是一種象徵性的再生呢？聖水是否是羊膜內液體的一種隱喻呢？洗禮和「再生」的整個概念不就經歷了出生和神秘的宗教情感之間聯繫的明顯公認嗎？
我們要是研究一下地球上數千種宗教，我們就會對它們是那樣的五花八門而留有深刻印象。它們中至少有一些似乎膚淺得令人驚異。在教義的細節上，相互一致的地方是罕見的。但是，許多偉人和善良人會說，在明顯的歧異背後是基本的和重要的統一；在教義的愚蠢低下是基本和實質性的真理。在對待信仰原則方面，有著兩種非常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有許多信仰者，他們往往輕信和字面上接受一種被承認的宗教，即便這種宗教有著內在的不一致或者與我們確切知道的關於外在世界或人類自身的知識有巨大的差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苛刻的懷疑論者，他們發現全部宗教是一種思想貧乏得毫無意義的大雜燴。有些人自以為是清醒的理性主義者，他們甚至抵制考慮記錄宗教經驗神學大全。這些神秘的見識必定是有所指的。但所指的是什麼？人類總的說是理智的和富有創造性，能良好地解決問題的。倘若宗教全是無稽之談，那又為什麼有如此眾多的人相信宗教呢？
當然，官僚政治的宗教，在全部人類歷史上，都與世俗的權力結成聯盟，並且經常為那些統治國家的人灌輸信念的利益服務。在印度，當婆羅門希望保持不與奴隸接觸時，他們就提供神的證明。白種人使用同樣為自己服務的論證，這些白種人把他們自己描寫成基督教徒，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支持對美國南部黑人的奴役。古代希伯來人，在他們有時光顧無辜的人民時肆意殺戮和劫掠，但卻援引上帝的御旨和慫恿。中世紀教會賦予那些人死後以光輝燦爛生命的希望，從而鞭策他們滿足於低微而窮途潦倒的地位。這些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實際上包括了全世界的宗教。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寡頭政治可以贊成宗教，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宗教為壓迫辯護——例如柏拉圖是一位焚書的熱誠倡導者，在他的《共和國》中就為壓迫作辯護。但是，為什麼受壓迫與這些神權政治說教如此急切地並肩而行呢？
宗教思想的普遍接受，在我看來，可能只是因為在它們中間有某種與我們自己的知識共鳴的東西——某種深刻而令人沉思的東西；每個人都把某種東西看作我們人類的中心。按我看。這共同的線索是出生。宗教基本上是神秘的，神是不可思議的，訴諸的教義也是不健康的，因為我認為，遲鈍的知覺和含糊的預見是能為新生兒所能想像的最好東西。我想，宗教經驗的神秘核心，既不在字面上真、也不在邪惡上有意地錯。當它力圖與我們最早和最深刻的生活經驗保持接觸時，我們寧可說它是一種勇敢精神。宗教教義基本上是魚龍混雜的，因為從來沒有單獨一個人對出生事件有著陳述一致說明所必需的回憶和複述的技巧。所有成功的宗教，其核心似乎都陳述不清，或許甚至只是對生前感受的無意識共鳴而已。也許當世俗的影響減除時，情況將是：最成功的宗教便是那些行使這種共鳴最好的宗教。
對宗教信仰作理性主義說明的企圖，一直受到有力的抵制。伏爾泰（Voltaire）曾認為，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將不得不發明他，並咒罵那些否定上帝的論調。弗洛伊德指出，上帝這位仁慈的家長，部分地只是當我們是孩子時，我們那些有著父親感覺的成年人的表情達意罷了；他把他論宗教的書叫《幻覺的未來》。他沒有遭到如我們對這些觀點所想像的那麼多的蔑視，但或許只是因為他引進了象嬰兒性感這樣一些令人反感的概念而使他的名譽大受損害。
為什麼在宗教中合理的論述和推理論證，竟遭到如此強烈的反對呢？我想，這部分地由於雖然我們生前的共同感受是真實的，但難以準確地回憶它。不過，我以為還有另一個理由，這就不得不涉及到對死的恐懼。人類和我們的直接祖先以及旁系親族，例如，安尼德塔人，都可能是在這個行星上清醒地意識到我們自己有不可避免的末日的第一批有機體。我們會死，我們懼怕死。這種懼怕是世界性的，也是超文化的。它可能具有重要的生存價值。那些希望晚死或不死的人，能夠改善世界，化險為夷，使後來的孩子們過好日子，創造出為孩子們永誌不忘的偉大工作。那些提出宗教是合理的和懷疑論論述的人，被認為是向對人類恐懼死亡依然還有廣泛解決餘地的觀點的挑戰，他們假設人的肉體死了以後尚有靈魂活著。由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強烈希望不死，迫使我們對那些提示出死便是末日的人很不合意；對那些認為我們每個人的個性和靈魂都不會活著的人不滿。但靈魂假設和上帝假設是可區分的；事實上，有一些人類文化，其中無需別種文化而能找到一種文化。總之，我們並不能因為拒絕考慮使我們害怕的種種思想而推進人類的理想。
那些懷疑上帝假設和靈魂假設的人們，決不都是無神論者。無神論者中有的確信上帝不存在，有的則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反對上帝的存在。因為可以把時間、地點和終極因都歸結為上帝，所以，我們更有必要知道大量關於宇宙的知識，而不必我們在現在就確信沒有這樣的上帝存在。上帝確實存在和上帝確實不存在，在我看來，都是信仰的極端，這個問題如此充滿懷疑和不確定而漏洞百出，以致事實上很少有人相信了。有一系列中間主張看來是可接受的，並且考慮到巨大的情感能量被賦予這個課題，一種探索的、有膽識的和開放的精神似乎成為用以縮小我們關於上帝存在這個共同無知的範圍的基本工具。
當我作關於邊緣科學或偽科學或民間科學的講演（沿著本書從第五章到第八章的線索）時，我有時間，類似的批評是否不應適用於宗教教義呢？當然我的回答是應該適用的。宗教自由，是美國賴以創立的基石之一，對於自由探究是必要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免除對宗教本身進行批評或再行解釋。「問題」（question）和「探索」（quest）這兩個詞是同源詞。只有通過探究，我們才能發現真理。我並不堅持認為，宗教和生前經驗之間的這些聯繫是正確的或具有獨創性的。其中有許多至少內含在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和精神病學的心理分析學派，尤其是奧托·蘭克（Otto Rank）、桑多兒·費倫克茲（San－dor Ferenczi）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WJ思想中。但他們的考慮是有價值的。
當然，關於宗教的起源還有更多的思想，比這裡簡單的提示要求富得多。我並不認為，神學全然是生理學。但是，如果我們出生前胎兒的經驗不以最深刻的方式影響我們對生和死、性慾和童年的態度，影響我們對目的和倫理、因果性和上帝的態度，卻以為我們真的能夠記得我們出生前胎兒的經驗，這將是令人驚訝的。
再說宇宙論。天文學家們研究宇宙的本質、起源和命運，作了詳盡的觀測，用不同的方程和張量積分來描述宇宙，從X射線到無線電波中考察宇宙，計算星系，確定它們的運動和距離——而當做這一切時，從下面三種不同觀點中作出一種選擇：穩恆態宇宙學，這是極樂的和寧靜的；振蕩宇宙，其中宇宙膨脹和收縮，這是痛苦和永恆的；以及大爆炸膨脹宇宙，其中宇宙是在猛烈的事件中被創造的，瀰漫著輻射（「沒有光存在」），接著長成和冷卻、逐漸演化並變得沉寂，這在前一章我們談到了。但這三種宇宙學分別類似於格羅夫的人出生前後第一、二和三加第四階段的經驗，其精確性既棘手又令人困惑。
對現代天文學家來說，要取笑其他文化的宇宙學是極容易的，例如多岡人關於宇宙是從宇宙蛋中孵出來的這種思想（第六章）很覺可笑。但是按照剛才提到的思想，我主張對待民間宇宙學的態度要更慎重一些；他們的人類中心說比起我們的看法來恰好有一點比較容易辨認。令人困惑的巴比倫人和聖經中提及太空上下都是水（托馬斯·阿奎那由於痛感它與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相調和而作了鬥爭），是否就純粹是羊膜的隱喻？我們是否可以構思一門不是把我們自己個人的起源譯成某種數學密碼的宇宙學呢？
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方程允許有一個宇宙膨脹的解。但愛因斯坦卻令人不解地忽略了這個解，而選擇一個絕對靜態的、不演變的宇宙。探究這種疏漏是否具有生前胎兒的來源而不是數學的來源，是否做得夠了呢？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有一種勉強接受大爆炸宇宙學的論證，按照大爆炸宇宙學、宇宙永遠膨脹下去，而因襲的西方神學家們多少表示歡迎，因為這正是他們所期待的。這種幾乎確定地基於心理學癖性的爭論，是否可用格羅夫的術語得到理解呢？
我不知道個人出生前後的經歷與特定的宇宙學模型之間的類比有怎樣的一致性。我想，希望穩恆態假說的發明者們都是剖腹產誕生的，這也太過分了。但是，這種類似性卻是很多的，而且精神病學與宇宙學之間的可能聯繫似乎非常真實。宇宙起源和演化的每種可能模式對應於人類出生前後的經歷，這能是真實的嗎？我們是這樣一些受限制的生物，以致我們不能構思出一種與出生前後階段的一個根本不同的宇宙學，這種說法對嗎？我們瞭解宇宙的能力是否被無望地囿於誕生與嬰兒期的經歷中了呢？我們是否被注定要用佯裝理解宇宙的方式來認識我們的起源嗎？或者是否有可能突然出現一種觀察證據，逐漸迫使我們協調並理解這個浩瀚而令人敬畏的宇宙，而我們正是在這個宇宙中漂浮著，迷惑地和勇敢地探索著。
世界上的宗教通常把地球描述為是我們的母親，而天空描述為是我們的父親。這是古希臘神話中優拉納斯神（天王）和大地女神的真諦。在土著美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亞人中，事實上地球上大部分人中都是這樣看待的。然而，出生前經驗的癥結所在，是我們離開了我們的母親。我們確實是先生下來，然後再由我們自己步入世界。雖則這種離開是痛苦的，但這種離開卻是人種延續所必不可少的。是否是由於這一事實，才迫使我們（至少我們中的許多人）幾乎神秘地要求太空飛行呢？這是不是離開我們的大地母親，生育我們的世界，到星際中去尋找我們的出路呢？這正好是《2001：太空奧德賽》這部電影終劇時形象化的隱喻。康斯坦丁·齊奧爾柯夫斯基是一位俄國教師，幾乎完全是靠自學成才，他正好處在世紀之交，在火箭推進和空間飛行的發展上他曾系統地闡述過許多理論步驟。齊奧爾柯夫斯基寫道：「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並不永遠生活在搖籃裡。」
我相信，我們將堅定不移地開闢出一條走向星星的途徑——除非荒謬地屈從於某些愚蠢行為和童稚之見，而使我們自己先遭毀滅。在太空深處的其他地方，看來極有可能我們會遲早發現其他的智能生物。其中有的不會比我們先進；有些，可能是多數，會比我們更先進。我不知道，所有遙遠空間的生命都是誕生時蒙受痛苦的生物？比我們更先進的生命定會有能力大大超越我們的理解。在某種非常真實的意義上，在我們看來，他們似乎是神仙般的。也還有大量未成熟的人種需要成長。或許那些遙遠年代的我們的子孫們，將回頭來看我們，回顧我們所經歷的漫長而曲折的旅程。追溯人種從地球這顆遙遠行星上所獲得朦朧記憶的起源，並以透徹、明智和愛慕的心情回憶我們個人和集體的歷史，回溯我們的科學和宗教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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