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扁頭·高貴的斜眼
現代文明體現在讓人的肉體和精神都獲得盡可能大的解放，這種文化精神深入人心。高貴之詞如自由民主，美麗之詞如愛情幸福，大到宗教信仰，小到光頭協會、disco，總之是讓人的肉與靈怎麼舒坦怎麼來。
但是，我們在一些古老文明中看到卻常常是相反的傾向，例如瑪雅人把孩子的頭顱夾扁，眼睛弄斜即是。要把這離奇古怪的行為說成是某種智慧的體現，實在不太直觀。然而，把它放在特定的背景中，並把它作為有利於生存與發展的文化策略，怪誕又顯得合理了。
事實曾經如此。
為了實現那些使身體畸變的陋俗，瑪雅人煞費苦心地發展出了適當的技術措施，儘管這套技術聽上去太不人道了。
嬰兒一降生就要施洗，於乾淨淨地四五天後準備開始一系列的磨難。小傢伙的頭上被綁上頭板（一種專用的夾頭形木板），一前一後兩塊板把新生兒的額頭夾扁，一塊在額頭，一塊在後腦。這副頭板要在嬰兒頭上固定若干天，等到取下後，孩子接下去一輩子都會保持扁平的頭形。這一習俗很像舊中國婦女纏足、男人剃髮留辮的陋習，而在瑪雅人眼中，夾扁頭型、壓低的額頭乃是大美大麗的標誌。所有瑪雅人的側面人頭肖像，誠如我們在瑪雅藝術品中看到的那樣，都顯示這一做法肯定曾經極為普遍，當然這是指在上層階級中間。
另一個更為離奇的顯示「高貴」的標誌，是成為斜視眼（對眼兒）。母親們有意試著來產生這種情形，她們在孩子兩眼之間下垂的頭髮（柳海兒）上懸掛小玩藝兒，通常是樹脂小球。這些樹脂小球在眼前晃來晃去地吊著，使得小孩子不由自主地盯著它們看，而這樣就有助於使他們的眼睛變得內斜視。
瑪雅人也沒放過他們頭上的其他部位，五官五官，各有所綰。耳朵、嘴唇、鼻孔間的隔膜，都被穿上孔眼，用來綴掛各種裝飾品，質料包括金質、銅質、玉質、木質、貝殼、骨頭和石頭等等。
我們現代人乍聞嘴唇、鼻孔間的隔膜上打洞，不免怦然心驚，頗難受用。然而，殊不知我們習以為常的戴耳環穿耳洞與之豈不異曲同工，人類何以如此「虐待」自己的肉身呢？
大自然中的其他物種絕對不會去做諸如此類損害自身的事，而產生了文化的人類卻相反。那麼，這類身體畸變行為就並不那麼簡單。人類的每個分子，都長著一個容量不小的腦袋，這就是人尷尬的原因。一方面，為了生存必須彼此結為群體，互相認同；另一方面，自我意識的甦醒又使人總想讓自己區別於他人。
這個既認同又區別的哲理，大約就是文化智慧的真諦！
瑪雅人的上層階層用改變肉體形態的方式，顯出與眾不同，是在本社會內部作某種區別，是在一個文化內部凸顯出某種「亞文化」。而古希伯來人生下來便施行割禮，這種肉身上的自戕卻是要把自己的社會、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種族與其他社會、文化、種族加以區別，顯出與眾不同的優越感，即所謂「上帝的選民」之類說法。
由區別而定義出高貴或美麗，由此看來，高貴和美麗從起源上就極富主觀性。
最初的手段還是在打天然本錢的主意，把肉體當作客體加以處置，直截了當。於是就有了扁頭和斜眼，就有了鼻洞和鑿齒，就有了紋身或割禮……不同的文化遵循近似的心理過程而「創造」出五花八門、怪怪奇奇的文化樣態。所謂文化的進步，大約就是人類用以區別的手段越到後來越間接，越是離天然本錢來得遙遠，轉而在天賜的肉體之外去尋找互相區別的方法，文學呀，藝術呀，宗教信仰呀，生活方式呀，風俗禮法呀，如此這般，而已而已。
瑪雅人在自己的頭臉上直接地大做文章，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頭臉處於肉身最為顯赫的位置，最便於實現「區別與認同」的文化意義。中國有「首飾」一詞，極為傳神達意。《白虎通義》云：「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意思是說，製造出帽子來裝飾頭臉，為的是區別成年人。成丁禮又稱冠禮，成年意味著特殊的權利與職責，並且依照初民社會的習俗，成年男子同屬於一個社會「亞文化」，他們有著群體秘而不宣的一套儀式、能力、價值。冠這一首飾使他們區別於婦女和未成年人，使他們彼此認同為共享權利義務的統治力量。
瑪雅人「首」上的「飾」，也起著類同的文化功能。無論是美麗的扁頭、高貴的斜眼，還是戴金綴玉，都明確地顯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既區別於別的社會身份，又認同了自己的社會身份。這種區別與認同，對於古代社會文明的長成無疑具有推動作用。現代人對此應能瞭然於心，為了認同與區別,真是各各竭盡所能，花樣百出。從服飾到飲食，從思想方式到藝術趣昧，都時時不忘趨從時尚，又時時企念標新立異。在一一次次的「發燒」中，社會文化變得越加多姿多彩。
洗澡洗出法律
瑪雅男人每天都必定要洗熱水澡，這種近乎奢侈的日復一日的生活程序，是否意味著瑪雅人是世界上最愛清潔的民族呢？然而，瑪雅家庭居室內部的髒亂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瑪雅婦女除了為丈夫洗澡提供周到的服務以外，似乎並不熱衷於清潔衛生。這一現象頗為可觀。
男人幹完地裡的農活回到家，會有一頓美餐等著他，鮮肉、煎餅、蠶豆、雞蛋、蔬菜，或許還有鹿肉、牛肉、仔雞什麼的，這得看家庭經濟狀況。飯後，妻子給丈夫準備好熱水，澡盆邊還放著乾淨的替換衣服。如果妻子沒能準備好熱水，丈夫可以因此揍她一頓，這一點居然堂而皇之地寫進西班牙統治時期的法律條文，毫無疑問，這條法律是對長期而普遍流行的瑪雅習俗的反映。
洗澡竟然洗出了法律！其中大有奧妙，從中可以看出一種文化機制中所蘊含的微妙智慧。
西方有一種時髦的說法——兩性戰爭，認為男女兩性之間的生理差別和自然分工、表明人類的中間是一條性別的裂縫。男人和女人的權力之爭在千萬年的歷史進程中時隱時現，未嘗稍息。所謂母權制父權制的理論正隱含了兩性之爭。從300萬年前非洲古猿化石的形體差異到現代女權運動的興起，同一個主題在反覆演奏！
一個性別對另一性別擁有權力，這是事實。然而，「哪兒有權力，哪兒就有反抗」（福科《性史》），一個社會不會允許它的內部結構總是處在激烈對抗之中，它總有辦法找到某種平衡。我們在瑪雅文化以及其他許多種文化中都看到了某種巧妙的平衡機制。
瑪雅人和庫爾德人、印度吠陀人、圭亞那印第安人等等，都實行男女分餐制。瑪雅男性（丈夫、兒子）在妻女的侍候下用餐，等他們離開飯桌後，才輪到母親和女兒就餐，這一現象在中國傳統社會裡也能類似地看到，所謂「男女不同席」的古訓即可作如是觀。作為習俗的男女分餐和次序，把兩性的地位固化在每個社會成員的心理中，成為性別權力的絕妙隱喻。
一種文化的最奧妙部分，大概就是它的隱喻了。通過曲折的象徵功能，瑪雅人擺平了兩性的權力關係。男人耕作，女人做飯，男女分餐，這些並不特別；瑪雅人的智慧在於人為地誇張了妻子為丈夫燒洗澡水的意義。這種小題大作、上綱上線，甚至誇張到訴諸法律的做法，實際意義遠遠不如其象徵意味。
這是一個虛張聲勢的壓迫。無論從性衛生還是感性上說，男子洗得乾淨對女於自身有百利而無一害。一般說，婦女總是被看成具有愛整潔的天性，她們通常是喋喋不休地要求懶散的丈夫、孩子變得整潔起來。難道在瑪雅人中情況就果真大顛倒嗎？非也！男人給了女人一個絕妙的台階，在一個對女性有利的事項上故意唬起臉來顯示男權壓迫。耍這個威風不會受到女人的認真反抗，一種願打願挨的結果導致了男性對女性的性別優勢得以象徵性地確立起來。
瑪雅人恰當地處理了耐受壓迫的限度問題。明確宣佈男人對女人的權威，卻是借助於洗澡這樣一件生活小事。對女人來說，在洗澡這事上承認男性霸權並不見得如何難以忍受。為丈夫準備一澡盆溫水，並不特別煩難。既然可以輕易做到，那麼丈夫揍妻子的法律就並不會真正經常地執行。相傳中國商代用酷刑峻法嚴禁把爐灰傾倒在街上的行為，其思路是這樣：爐灰揚塵會引起路人口角，口角會導致毆鬥，毆鬥會嚴重到彼此兇殺的程度。與其用重罪禁止衝動的毆鬥兇殺，不如防微杜漸，治其根本。倒爐灰小事與酷刑重罰之間，反差過於懸殊，那麼，人們做到不亂倒爐灰，必定比做到忍怒不相毆殺要容易得多。最後施行這條法律的結果肯定是很少有人犯禁。中國古人的倒灰法律與瑪雅人的洗澡法律真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裡有某種可「通約」的真智慧在！
洗澡法律雖是一個象徵、一個隱喻，然而結果卻是真實的，男性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們支配著她們。
「一刀切」不出好壞
瑪雅宗教有一種極強的二元論傾向。在他們的萬神殿裡有明確的善惡之分。好神帶給瑪雅人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惡神則帶來饑荒、洪災、死亡和瘟疫等自然的不利，還會帶來戰爭、內亂等社會性的災難。好神和惡神共同對瑪雅人的生活起作用，以他們特有的相互牽制、相互滲透的組合方式作用於人類，他們的喜怒哀樂投射到瑪雅人的社會生活中，表現出生活和命運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不可捉摸性。
這種善惡兩分的傾向在許多生命力較強的宗教中都有表現。比如流行於歐美各國的基督教，不僅信仰上帝，也承認有魔鬼撒旦，並且認為兩股勢力在人以外的世界互相爭鬥，有時撒旦還會跑到上帝面前告狀，使耶和華動怒，懲罰人類。以這種方式，宗教機制極微妙地製造了一個變因眾多的宗教世界，從而使神與人的關係也由單一的保佑關係或公正原則變得撲朔迷離，成功地使之接近充滿偶然性、不斷流轉變化的生活的本質。只要宗教中存在兩種尚不能分出勝負的勢力，那麼神性世界的總體面貌就不會是靜止不變的。而只有當神性世界的面貌、神對人的態度是可變的時候，宗教才能解釋人所受到的誘惑、平安、打擊等常變的遭遇，人心才能於常變中維持心態的平衡和不變的信仰。
小時候聽人講故事，人物一出場就急著問，是好人還是壞人。長大了就覺得很好笑。用好人、壞人的眼光去看人，真是很傻。
後來學習辯證法。可有一陣子始終分不清「一刀切」和「一分為二」，不都是分成好的和不好的、對的和不對的嗎？再後來才明白，不能一刀下去分成好壞就完了，無論對好的還是壞的，都要看到它內在的好壞兩面。也就是說，用好壞這種簡單的方式去把握世界並沒有錯。但這個標準要動態地把握，要在任何時候都把准這對立的兩極，懂得壞中有好、好中有壞。並且正奇互反，在不同層次、不同時刻，好壞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這個認識過程看來像是在糾纏字義，實際上卻正是認識過程的規律。正如《易經》所說：太一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人之初，物我不分，混沌一片。嬰兒眼中的奶瓶和他自己的手臂一樣，是他自我世界的內容。小孩子的原始情緒區分得也很粗略，沒有什麼明顯的愛憎。等到有所喜，有所惡，懂得失意與得志的時候，就算是領悟了有暑熱也有寒冷的道理。等到對所惡者知其所以惡，在失意時仍懂得懷有希望的時候，才算理解到這一陰一陽的動態含義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第一層中見到陰陽，在陰或陽中又見到陰陽，乃至在陰中見到太陰、少陽，在陽中見到老陽、少陰，甚至將一陰一陽相承相負，流轉相易的道理運用於理解萬物。這是中國古代智慧的最高成就。真正參透其中道理，並且突破紙上談兵的層次，將此原則運用到人生的每一次出擊，每一種等待中去，是一個很高的理智境界。
然而，太平洋對岸的瑪雅文化，卻用宗教的手法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們讓好神和壞神共同左右自己的生活。好神帶來雷電、降雨、豐收（雨神、蛇神），惡神帶來死亡、毀滅（死神、戰神）。他們之間永恆的衝突在一幅畫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圖24中，雨神恰克對一棵小樹表現出扶持；而死神阿·普切卻將樹一劈為二。好神和惡神不僅彼此爭鬥來控制入所賴以生存的自然，並且還竟相爭取人的靈魂。瑪雅人深信，他們的一切禍福都取決於神的情緒、神的力量。這也是祭祀、廟堂在瑪雅社會生活中佔據如此重要地位的一個原因。
然而，也就是通過這種宗教二分機制的設立，瑪雅人將一種對立而統一的複雜機理深深扎根於人心的無意識中。瑪雅人不可能用靜止的「一刀切」方式去看待世界了。在小樹茁壯成長的時候，他們意識到死神隨時可能以各種方式將其摧毀。在和平豐收的季節、他們仍然要為隨時可能來臨的不意之災祭祀。他們始終能在烏雲中看到太陽，在戰勝時看到失敗。一種陰陽互易、禍福相繼、無常為常的思想，從幼年起就扎根在每個瑪雅人的心中，也扎根於這個民族的初年。宗教將這種理性智慧以非理性的方式固定為一種文化基因，等到個體的理性成熟後，能自然地用它來平衡命運的多變，平衡人心的各種欲求和各種自律。
用好、壞來劃分人，是簡單化了，是傻；用好、壞來劃分神，是文化的成熟，是智慧。
天堂之門為誰而開
瑪雅人的天堂在13層天之上，那上面美妙無比。人的想像力所能達到的所有幸福美好事物，全都會聚在這個瑪雅人的王國。
持有無須簽證便一步登天的那種硬檔「護照」的人，包括這樣幾類：自殺者，戰死的武士、作人祭犧牲的人、難產而死的婦女和祭司。
這份值得玩昧的入境者名單，確有不易理解之處。要說直接與天神交接並作為「天國」在人間的特命全權大使的祭司，可以直接返回天堂述職，這還比較好理解；作人祭的犧牲者可以進入天堂，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他們原本就是航郵給天國神靈的禮物，總要讓神靈們在天國查收吧。但是特意把難產而死的孕婦放在「大使」和「郵件」中間，卻是出人意料之外。
戰死的武士有資格進入天堂，這也不成什麼問題，因為武士集團就是社會的政治特權階層，他們是大大小小的貴族，其中最高地位自然就是酋長、首領了。他們戰死沙場，才贏得進入天堂的門票，倒有自殘自戕的傢伙排在了他們之前，這又是為什麼呢？
細細想來，這恰恰是瑪雅人智慧之所在！
資料雖然簡略，但也足夠想見真相。16世紀的蘭達主教在他的題為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一書中寫下這樣一段話：「他們（瑪雅人）說那些上吊自殺的人升入他們的天堂，並且把這當作完全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樣就有許多人因為悲傷、麻煩或疾病等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自己上吊，以此來擺脫這些事情而進入天堂安息，天堂裡有他們所說的名叫Ixtab的絞架女神會來使他們重新甦醒。」
天主教是堅決反對自殺的，因為人自己無權殺死自己這個由上帝創造的生命作品。於是蘭達主教用不以為然的口吻把悲傷、麻煩和疾病說成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實際上我們應把悲傷改成「悲慟欲絕」，把「麻煩」改成「致命打擊」或「不堪重壓」，把「疾病」改成「病入膏肓」或「不治之症」。
撇開西方人教義的偏見來看瑪雅人的自殺原因，可能就得把「微不足道」改為「難以忍受」了。人因為難以忍受的原因而走上絕路，雖不能說理所當然，但也至少是可以理解體諒的。這裡應多一些對人類需要的同情和關懷，多一些深層的愛和理解。
20世紀90年代到來時，人們開始認認真真地討論起「安樂死」的問題。雖然傳統的宗教信條和世俗的道德戒律還固守著陣地，包括反對「墮胎」等等，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們對「安樂死」寄予了更多美好的希望，這是人類同情心與博愛精神日益成長的體現。
在這個背景上，我們將不難稱許瑪雅先行者們先知先覺的明智和大徹大悟的同情，他們為那些不得不自尋短見者的靈魂，安排了欣慰的樂園。
他們也為難產「殉職」的產婦安排了天堂這樣的好去處，同情心在這裡還是主要原因。不過若只看到這一層，那麼我們的智慧還沒能企及瑪雅人的精深奧妙。
文化觀念多少都免不掉潛在的社會現實功利目的，它曲折地反映了社會的客觀需要。以一種情感上、感覺上可接受的形式來掩蓋赤裸裸的利害動機，這就是我試圖揭示的文化隱喻機制之一吧。如果這機制是個體與個體之間有意識地運作，那就是「欺騙」了；而在群體或社會中以集體無意識方式運作，就只能叫作人類必要的「文飾」，也就是「文化」，就是文明，就是智慧。
請想，婦女生孩子雖是自然法則，但造物主並沒有讓這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萬無一失。相反，婦女難產死亡卻是司空見慣，而在現代醫學科學昌明之前，婦女難產死亡率是相當高的。為了保證社會與文化的延續，人的再生產是近乎本能的功利目標。瑪雅人為了複製自己、傳承自己的文化，不能不把發給祭司、貴族的「天國護照」也爽快地發給生孩子的婦女。這種崇高榮耀，在我們看來無非是空心包子，而對瑪雅人來說卻好像真的是什麼實惠的許諾一樣了。
然後我們重新想一下上吊自殺的背後又隱藏著什麼。這次我們觸類旁通，領悟到瑪雅人也許又有某種潛意識中的實際利害。有的野蠻民族有殺嬰習俗，有的還把年老的父母背上山崖推倒下去，他們的殘酷乃是出於無奈，低下的經濟能力無法背負過重的包袱。聯想一下，我們今天呼籲推廣「安樂死」，不也隱含著不願為毫無指望的「植物人」（喪失知覺、僅靠輸液維持的絕症患者）白白耗費金錢、精力和感情的這一層「理性」的動機嗎？那麼，瑪雅人巧妙地「鼓勵」自殺，大概也是為了剪除社會機體上有害無益的殘肢敗體吧。至於讓戰死的武士得到榮耀，那顯然是為了激勵士氣，培養為了民族利益不惜捐軀的尚武精神。讓作為獻祭犧牲的人死後進天堂，則是祭司們為了他們草菅人命的陋俗鄙儀的延續而進行的「欺騙」。且不管人祭究竟對一個民族文化的興盛有什麼意義，單從那些即將被剖胸挖心作獻祭犧牲的可憐人，義無反顧地一步一步踏著陡立的台階，自己登上廟壇之巔，欣然躺倒就位的可怕場面，我們就已經徹底明瞭了人與他的「文化」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
第四世界
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劃分在現代政治詞典中有著明確內涵。但是，瑪雅人心目中的四個世界概念與此完全是兩碼事。
該來的總要來。在瑪雅人心目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宿命論觀念。它的根源也許就在於這種第四世界觀。
瑪雅人相信自己現在是生活於第四世界。在此之前，曾經存在過三個世界。第一世界的居民是些矮人。他們建造了許多偉大的城市。這些城市的廢墟仍留在瑪雅人現在居住的地方。他們所有的建築過程都是在黑夜中進行的。太陽一出，矮人們就變成了石頭。今天的考古學家在一些石祭臺上發現了雕刻的矮人形。這些祭臺是現今發現的最古老的石塊之一。瑪雅神話中所說的那些廢墟中的石頭人，也許就是這些刻有人形的石祭臺。
這第一個世界最終為一場大洪水所滅。haiyococab這個詞在瑪雅語裡意為「漫遍天下的大水」。第二世界的居住者是dzolob，意思是「侵略者」。結果也為大水所沒。第三世界居住的是瑪雅人自己，他們是普通百姓。淹沒它的第三次大水被稱為hunyecil或者是bulkabal，意思是「浸沒」。
前三個世界分別為三次洪水摧毀之後，出現了現世，也就是第四世界。這裡的居民混合體包括前三個世界留下的所有人，以及這個世界自己的居民。眼前這個世界也將為第四次洪水所毀滅。
這個故事充滿了悲觀主義的宿命論情調。過去的世界一次次被毀，留下的也許只有石頭。今天的世界再美再好，也會被不知何時將至的洪水無情地毀掉。這其中表現出人面對災難時深層的悲哀和無助。
類似的無助感，我們當然可以在瑪雅人社會生活的許多細節中體會到。試想，瑪雅歷史上頻繁的戰爭送出去多少可能被殺或被俘的農夫？瑪雅人的宗教活動中要殺死多少人牲？熱帶雨林的沼澤、毒蟲、鱷魚，尤卡坦半島上的颱風、海浸、火山，這些自然災害每年會奪去多少人的生命？瑪雅人的許多城市都有良好的水道系統，有些城市甚至建築在半山腰上。瑪雅人時時處處意識到毀滅性力量的來臨，也時時處處準備著災難的危害。
死神在瑪雅萬神殿中佔有突出的位置。瑪雅人相信，惡神對人類的詛咒始終存在。它們拖著正在腐爛的身軀，和那些對人類友好、保護人類的神一起注視著人間，隨時準備把手伸向毫無準備的人。無論是面對好神，還是面對壞神，人類總是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主宰他的是這些神的意志：他的生命取決於它們相互較勁的結果。
人在宗教中與神的關係，往往決定著他對生活的態度。因此，普通瑪雅人對生活很少奢求。今大的瑪雅人仍然保留著這種傳統。他們總是各守本份，種地吃飯，很少追求過分的奢侈品。他們的這種安於天命的態度與第四世界的基調非常和諧。他們根本就是在演繹同一個主旋律。
傳說中的人知道災難是必定會來的，但是不知道這第四場洪水什麼時候來。在這樣一種預知難免遭災的心態裡，他們不求無禍；而在災難降臨之前，他們又能知足常樂。瑪雅老人在自知將去之際，會表現出安之若素的態度，坦坦然然地迎接死神，這種難得的心理平衡伴隨著瑪雅人度過種種突如其來的災難，艱難而又堅強地存活了下來。
世界上許多民族的古老傳說中都有洪水的影子。瑪雅傳說中用洪水象徵了一切毀滅性的力量。而其中關於第一世界矮人的說法又似有幾分真實性，如果說它不是以真正的史實力依據而濃縮、改編的故事，至少這其中很可能隱約反映了一種久遠而痛苦的記憶。
確實，人類是太痛苦了。相比較大自然化海為田、風雲常變的力量，人類實在太渺小。相比較全球性的冰川、乾旱或溫室效應，相比較地球上司空見慣的山崩、氾濫或風雨，人類實在太脆弱。有史以來，不知多少民族覆滅了、沒有了；而另一方面，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大逃難、大遷徙的經歷。人們在不斷地設法躲避災難。努力改善環境定居下來，努力觀察自然尋找規律。古代文明都在有山有水的好地方發端、發達了。人們在那裡安居樂業、聚居繁衍。人們也在那裡引水填壑，造福子孫。人們還在那裡積累經驗、嘗試去讀懂天文地理。然而，文明發展的過程很漫長；人對自然的瞭解、掌握也很有限。山水雖好，也有令人遭殃的時候；知識雖好，也有不測之風雲。
瑪雅文明可以算是世界各文明中成熟較早的一個。從瑪雅人所處的熱帶雨林氣候和他們種植玉米的情況來看，要解決溫飽問題並不太難。這裡雨量充沛，一切生命都在迅猛地生產、迅猛地繁殖。人類的一支較早地在這裡站穩了腳跟，發展文明。
然而，災害卻也從未遠離過他們。瑪雅文明中最發達的是天文學。人類探究天文星象的道理，最直接的動力就是瞭解天氣變化、掌握四時雨旱的規律。瑪雅人精彩的曆法、先進的數學，都是在這種天問的原始好奇心驅使之下所獲得的。它們只是天文學的副產物。瑪雅人設計了精美的石建築。也許他們並沒有想要將它們永遠留住，不過，他們肯定考慮到了可能來自颶風、暴雨等的侵襲。
第四世界的故事還表達了一種輪迴思想。洪水可以一次次地來，但人還是一次次地組成世界。這個世界可以從有人到有房屋、有城市、有一切東西。災難意識始終同建設意識交織在一起，不斷重複。到後來，這種重複突出的已不再是災難的不可避免，而是人對它所採取的態度。照舊建設、照舊生活。既處之則安之。在每一次災難過後都頑強地生存下去。促使瑪雅人去創造那許多文化產物、促使瑪雅人生存至今的，應該是這種百折而不回的建設意識。
人們會很輕易地評說瑪雅的宿命論，然而，我們也不應忘記瑪雅人對於命運的大災變，有著出奇的開闊胸襟和博大氣魄。你看他們數千年不懈地逐日用編年法累積計日，使用的時間單位以18或20進位一直到第9等級，理論上可以上溯到幾百萬幾千萬年前。
有意思的是，20世紀8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掀起過一片對於全球性災變的關注。事情也許起因於數十年來一直困擾著科學界的環境污染問題。大氣污染、全球氣候轉暖、環太平洋火山活動加劇、大規模地震、太陽黑子活動頻繁，等等。多種事故連續發生，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接踵而至的是「危機」一詞充斥於我們的視野。能源危機、人口爆炸、自然的懲罰，不僅籠罩在每日看報聽新聞的成人頭上，也籠罩著剛進學堂的孩子。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始終保留在記憶裡的災變意識集體湧現出來。全球在霎時間出現了無數個綠色和平組織，連小學生都開始談論全球意識。各種關於天外來客、世界未日的傳說也一下子流行起來。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人們再度表現出對生態變化的無奈；在理性的現代人身上，再度出現了原始的恐懼升級。有一段時間，各種數據不明（即使有數據，人們也不會去注意它們，這部分信息會自動地被過濾掉；而留在腦中的印象只是又一項災難即將來臨）的報道連連傳來，給人的感覺就好像即刻要天崩地裂了似的。人們的反應，也像當年愚人節時美國人聽到外星人攻佔白宮時那樣、在一種極度的無意識恐慌中難以自持。
當然，這種原始恐慌帶來了人類的自警。艾滋病把人們趕回了家庭，生態危機敦促人們保護環境，而綠色和平則有助於消弭國際矛盾，把人類內耗的能量轉向一致對待環境與人的共存問題。因為，人類對於「洪水」之災的抵抗能力實在太微不足道。如果真的必須跟它遭遇，那實在是玩不起。
現代人轉而去控制廢水廢氣、盡力回收廢物，開發替代性能源、控制人口增長，甚至還想開發遷居月球的新航線。這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之處。然而，古代瑪雅人離洪荒年代不遠，甚至可能仍依稀記得人類歷史上前一次大災變。那些今天已不再對人類構成毀滅性打擊的地區性小災變，對他們來說，都可能意味著世界末日的到來。人口眾多，科技發達的現代人，在面臨世界大災變的威脅（或僅僅是對大難臨頭的想像）時，尚且如此有動於衷。僅處於新石器時代的古代瑪雅人，確實只有無奈的份了。
瑪雅人的偉大就在於這無奈背後的泰然，就在於這無奈同時的孜孜以求。他們的第四世界的傳說最精彩之處，就在於它不同於其他民族的一次性「世界末日」，用一種群體保存族類的精神爭取在災變之後的再生。
前些年在巴西發生了一起蛙類大出擊事件。一種異常大個的蛙類集結成數以百萬計的大軍，從山區向人類居住的城鎮發動地毯式襲擊。所過之處，草木不生、人畜不興。人們在它們所經之處設置各種陷餅和防線，全部被這支大軍一一衝破。成批成批的蛙死去，但後繼者踩著同伴的屍體繼續進攻。這些「神蛙」的數量優勢和不斷自我恢復的攻擊銳氣，令人們心驚膽寒。有一種說法稱這是動物對人類不斷進犯的反攻。不管事實是不是真這麼有理性，我們還是可以從中領悟到一種輪番出擊、矢志不移的強大的生向意志。
瑪雅人像螞蟻搬家那樣，以簡陋的工具創造了新石器階段最燦爛的文明。他們像那些「神蛙」一樣，坦然地去接受災變，並且在災變中尋求保存自己，一如既往地奏響自己文化的生存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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