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19世紀革命及革命概念發展的任何研究中，卡爾·馬克思的思想都佔有一個首要的地位。甚至很早發生而沒有受到馬克思影響的那些革命，人們現今也通常從一種「馬克思的」觀點來解釋。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已經提到過馬克思「不斷革命」的概念以及這樣一個事實：在創立公開宣佈自己明確的革命目標的民族國家內部和國際性的有組織的團體方面，馬克思是一個先鋒。在這一章中，我的意圖與其說是探討馬克思關於革命的思想或馬克思的革命活動，不如說是考察卡爾·馬克思所表達的關於科學變革和科學中的革命的觀點的特定主題，並且把馬克思關於這些主題的看法與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有關思想作一番類比和對照。這一論題完全不同於對馬克思在20世紀對科學史解釋的影響的研究。
任何注意這個問題的人都立刻認識到，馬克思既沒有受過傳統自然科學的專門的良好教育，而且也並不十分關心這些學科，以及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的技術內容。他的人文學的教育包括某些數學的知識，但是，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上面所列學科的任何正規訓練—一比如說「高級文科中學」或大學水平的訓練。在他的成年。他對生命科學的某些方面產生興趣，並閱讀了德國包括格奧爾格。畢希納、雅各布、莫勒斯霍特和卡爾·福格特在內的科學普及者們的相當數量的著作。雖然馬克思批判了這些人所主張的「粗俗的機械唯物主義」（見施密特1971，86），但他顯然受到莫勒斯霍特關於「自然是一個循環過程」這種自然觀的影響。馬克思發現，這種自然觀與彼得羅·維裡的思想有許多共同之處；而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證維裡的話時，對維裡的思想是贊同的。
根據被賦予「科學的」這個形容詞的重要性（恩格斯及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蘇聯正統的著作家用這個詞來描述所謂的「科學的』杜會主義或「科學的「共產主義），看一看馬克思本人使用這個形容詞時賦予它的含義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資本論》未完成的第四卷的草稿）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個線索（1968；見馬克思，1963－1971）。在第九章（第二節）中，馬克思比較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經濟學。他說，李嘉圖「把無產階級看成同機器、馱畜或商品一樣」，因為從李嘉圖的觀點看，「無產者只有當作機器或馱畜，才促進『生產』」，或者說，「因為無產者在資產階級生產中實際上只是商品」。馬克思認為，這不是「一種卑鄙的行為」。「這是斯多葛精神，這是客觀的，這是科學的」。而且，「只要有可能不對他的科學犯罪，李嘉圖總是一個博愛主義者，而且他在實際生活中也確是一個博愛主義者。」
「馬爾薩斯牧師」與李嘉圖就完全不同了。「他也為了生產而把工人貶低到馱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於餓死和當光棍的境地」。而且，馬克思說，「在貴族的某種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或者，在資產階級中保守和停滯的階層的某種利益同進步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在所有這些場合，馬爾薩斯『牧師』都不是為了生產而犧牲特殊利益，而是竭盡全力企圖為了現有社會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集團的特殊利益而犧牲生產的要求」。馬克思認為，「為了這個目的」，馬爾薩斯「在科學領域內偽造自己的結論」。然後，馬克思斷言，「這就是他在科學上的卑鄙，他對科學的犯罪，更不用說他那無恥的熟練的剽竊手藝了」。馬克思接著又說，「馬爾薩斯在科學上的結論，是看著統治階級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反動分子的『眼色』捏造出來的；這就是說，馬爾薩斯為了這些階級的利益而偽造科學」。
因此，馬克思這裡所使用的「科學的」一詞的意義似乎是「無偏見的」和「真正的」，所以並不包含某種特別的研究方法或檢驗方法的任何直接內涵。而且，「科學的」一詞似乎也不是指論題或內容中的任何特別的限制。馬克思在下一個片斷（第二部分，第九章，第三節）中明確了這一點；在這裡，馬克思舉出了三個例子「表明李嘉圖科學上的公正。」
在馬克思的已經編輯和出版的著作中，我找不到任何對科學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或一般的科學中的革命，或任何科學中任何特定的革命的論述。（但是，在很多地方提到產業革命和革命性的機械或工業的發明。）我也沒有能夠找出馬克思對科學產生進步的途徑或方式的任何分析，甚或科學發現的順序中主要事件的清單。但是，馬克思就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於技術和工藝的歷史發展——這似乎是這一領域中對一種進化的歷史的最早建議——進行了一個有趣的討論。
許多年來，在歷史學的文獻中一直有這樣一個傳說，即卡爾·馬克思曾希望把《資本論》獻給達爾文，而且曾寫信給達爾文徵詢達爾文本人的允諾，但是達爾文拒絕了他的敬意。現在可以明確的是，達爾文拒絕承受這一榮譽的一封信的草稿是寫給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艾威林而不是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的確曾把《資本論》第一卷的一個平裝本送給達爾文。這一卷同達爾文圖書館的其他書仍然保存在一起。它告訴我們一個奇妙的故事。在該書扉頁的右上角題寫著：
查爾斯·達爾文先生
他的真誠的敬慕者
卡爾·馬克思
1873年7月16日於倫敦
莫德納維拉斯
梅特蘭公園
馬克思把一本有自己題辭的《資本論》送給達爾文的決定，顯然是在該書出版一段時間之後作出的，因為送給達爾文的書並不是1867年的第一版，而是1872年的第二版。達爾文沒有通讀馬克思的這整部著作。當我在達爾文的唐恩的家（肯特）中考察時，我發現這部書只是被翻到第105頁（全書共822頁）。另外，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說明達爾文對馬克思著作的看法（他可能有某些看法）。
馬克思在《物種起源》面世（1859）八年之後於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版中沒有提到達爾文。達爾文和進化論第一次出現是在第一二版的兩個腳注中（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馬克思在第二版問世以後，把他的一本書寄給了達爾文）。馬克思只是在《資本論》的這兩個腳注中直接地明確提到達爾文。在其中的一個腳注（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二節；參見中譯本《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第一卷第379頁）中，馬克思引證了達爾文在比較動植物的自然器官和勞動工具時說的一段話。在另一個腳注（第一卷第十五章，第一節。參見中譯本《資本論》第一卷，第409頁）中，他又一次提到動植物的器官和「自然的工藝」。但是，如我們所見，在後一個腳注中，馬克思提出，應當從一種進化的觀點寫工藝史。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稱讚達爾文時是慷慨的、沒有保留的。在《物種起源》出版剛剛幾個月之後，在1860年12月19日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帕多弗1978，359）提到他讀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即《根據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一書」。他稱讚這本書「為我們的觀點「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在一年之後（麥克萊倫1977，525）的1861年（英文版為1862年，疑為印刷之誤——譯者）1月16日寫給拉薩爾的一封信中，他重申了同樣的觀點：「達爾文的著作（即《物種起源》——譯者）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作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在這封信中，馬克思強調達爾文「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的重要性。而且達爾文「也根據經驗闡明瞭它「目的論〕的合理的意義」。在1867年12月7日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談到與「達爾文從自然史的觀點證明的」相似的「社會中的轉化過程」。
幾年以前，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1862年6月18日；帕多弗1978，360）中說：「我重讀了達爾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達爾文說他把『馬爾薩斯的』理論也應用於植物和動物，其實在馬爾薩斯先生那裡，全部奧妙恰好在於這種理論不是應用於植物和動物，而是只應用於人類，說它是按幾何級數增加，而跟植物和動物對立起來」。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中（1963－1971，2：121）中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他摘錄了《物種起源》（1860年倫敦版，第45頁）中的一段話：「下一章將考察全世界整個生物界中的生存鬥爭，那是依照幾何級數高度繁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是馬爾薩斯學說對於整個動物界和整個植物界的應用」。馬克思對此評論說，達爾文顯然「沒有看到，他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發現了『幾何』級數，就是把馬爾薩斯的理論駁倒了」。因為「馬爾薩斯的理論正好建立在他用華萊士關於人類繁殖的幾何級數同幻想的動植物的『算術』級數相對立上面」。因此，「達爾文的著作」「也有在細節上（更不用說達爾文的基本原則了）從博物學方面對馬爾薩斯的理論的反駁」。
不過，我們也不應因其在評價達爾文進化論的價值和重要意義方面的特有的洞察力而過分誇讚和相信馬克思。在《資本論》出版前的一年即1866年8月7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稱讚另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帕多弗1978，360－361）。他說，這本新書「比起達爾文來還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進步」。那時，他正準備把這本書寄給恩格斯，所以他也可能清楚地知道它的主要內容。他說，這部書「在運用到歷史和政治方面，比達爾文更有意義和更有內容。」這本受到馬克思高度稱讚的書就是比·特雷莫的《人類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變異》（巴黎，1865）。歷史的評判與馬克思的讚美並不一致。例如，在最近完成的十六卷本的《科學家傳記辭典》中，特雷莫並沒有被作為一個條目列入。而且，在權威的生物學史和進化論史著作（如博登海默，卡特，艾斯利，福瑟吉爾，邁爾，諾登捨爾德，拉德爾，辛格等人的著作）中，甚至都沒提到他的名字。此外，在由喬治·薩頓、我以及我們之後的編輯們從1913年到1975年彙集並出版的國際性的《批評的科學史文獻》中，也沒有任何記載記錄著專門探討特雷莫生活或對科學的貢獻的單獨的學術論文或專著。正如律師們所說，「res ipsa loquitur」（事情不言自明）。為什麼馬克思對特雷莫是如此感興趣，以致他認為特雷莫的著作勝過達爾文的著作？其中一個原因是，特雷莫像赫伯特·斯賓塞那樣，顯然相信進步，而這與達爾文是不同的。馬克思對恩格斯解釋說（同上）：「在達爾文那裡，進步純粹是偶然的，而在這裡卻是必然的，是以地球發展的各個時期為基礎的」。
但是，恩格斯1883年3月廠日在倫敦的海格特公墓馬克思墓前發表的演說中，把馬克思同達爾文，而且僅僅同達爾文相比。他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第四版序言（1891）中重複了這一比較。他稱讚劉易斯·亨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877），指出「本書[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即以這部著作為基礎。」恩格斯特別提醒人們注意摩爾根關於「原始的母權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權制氏族以前的階段」這個重要發現，認為它「對於原始歷史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對於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四卷第13－14頁）。在為《資本論》第一卷所寫的一篇書評（1867年12月刀日，引自施密特1971，45）中，恩格斯強調，馬克思「力圖在社會關係「據英文應澤為『社會領域』——譯者〕方面作為規律確立的，只是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一個逐漸變革的過程。』思格斯還說，「科學對於馬克思是一種歷史上能動的。革命的力量。」但是，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把馬克思與拉瓦錫而不是達爾文相比。
馬克思與達爾文的這同一個比較還見於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艾威林的一本書。艾威林出版過兩本書，它們是姊妹篇：《學者們的馬克思》（1892）和《人民的達爾文》（1881）。在《學者們的馬克思》一書的導言中，艾威林寫道：「馬克思對經濟學的貢獻正像達爾文對生物學的貢獻一樣」（p．viii）。這兩個偉人都進行了「一種他們各自獻身的學科中從未有過的概括」（p．iX）。而且，這每一個概括「都不僅使那一學科產生了革命，而且實際上也在引起整個人類思想和整個人類生活的革命」。由於這本書是在1892年寫的，所以，艾威林不得不注意到，達爾文的概括「比馬克思的概括被更為普遍地接受」。他認為，原因是達爾文的著作「影響到我們的思想生活而不是我們的經濟生活」，因此可以「同樣被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徒及其敵人接受」。
弗裡德裡希·恩格斯
關於人們通常所瞭解和熟悉的科學（即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馬克思沒有寫過多少文章或著作，而恩格斯對這些科學，這些科學的發展和革命，則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人們最熟悉的他的一本著作就是《反杜林論》（它的另一個標題是《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作者稱（1959，9），這本1878年用德文發表的著作（第二版出版於1885年，第三版出版於1894年）決不是探討各種科學的「什麼『內心激動』的成果」，而是相反；它是作者對「經濟學、世界模式論等等的規律」感到憤怒的結果。杜林聲稱發現了這些規律，而恩格斯則發現，它們同杜林「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學的定律」一樣，是以其「謬誤或陳腐」為特點的（1959，12）。在分析恩格斯關於科學中的革命的論述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該書德文的標題並沒有用『Revolution』這個詞，而是用了『Umwalzung』：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無論『Umwalzung』是否『Revolution』的同義詞——這個問題將在下面探討——恩格斯都是在諷刺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他肯定並不認為杜林真的在科學中引起了一場革命。實際上，整個標題很顯然是為嘲弄杜林而諷刺地模仿了杜林在其中抨擊美國經濟學家亨利·C．凱裡思想的論戰性著作：《凱裡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1865），儘管這並不是恩格斯主要駁斥的三本書之一。恩格斯嘲笑杜林在《哲學教程》（1875）中提出的主張，並且寫道：「我們現在還不瞭解這一哲學許諾要向我們揭示的『在自己強有力地進行變革的運動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1980，134；1959，198）。
我們早就看到，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德國有一種用德語的同義詞『Umwalzung』取代拉丁語的『Revolution」一詞的傾向。恩格斯差不多都用這兩個詞，似乎它們是可以互換的。從他的著作看不出，同『Revolution』一詞相比，他真的偏愛『Umwalzung』一詞。考察一下他的《自然辯證法》，就可以弄清他對這兩個詞的用法。《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或片斷顯然是在1872年至1882年這十年間寫的，而且被認為包含著他關於科學的最成熟的思想。這部著作一直沒有完成，而且直到1927年才得以出版（恩格斯1940，xiv）。開始的幾段描述了15和16世紀發生的偉大變革，這是「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diegrosste progressive UmwalZung;」（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第7頁）。當時，「自然科學也在普遍的革命中發展著，而且它本身就是徹底革命的。」所以，這部著作不僅一開始就說到革命，而且在隨後的段落中，顯然在可以互換的意義上使用了新的德語中的詞『Umwalzung』和比較古老的法語詞『Revolution』。接著，恩格斯（同上8，9）比較了「革命的科學「revolutionare Naturwissenschaft]」與「保守的自然」之間的顯著差別。儘管恩格斯是這樣開始的，但是，恩格斯概述科學史（「導言」）的其他部分卻沒提到作為革命的偉大創新。因此，康德「在這個僵化的自然觀上打開第一個缺口」（同上，12），賴爾「第一次把理性帶進地質學中」（同上，13），「物理學有了巨大的進步……「在」1842年，是自然科學這一部門中的劃時代的一年」（同上，14），而在化學中則取得了「驚人迅速的發展」（同上），等等。這一常例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居維葉，他「關於地球經歷多次革命的理論在詞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實質上是反動的」（同上，13）。但是，恩格斯這裡很可能是指居維葉在談到「地球經歷多次的地質學革命』對使用了『revolution』這個實際的詞，而不是說居維葉使用了無論就其內涵還是就其外延說革命的詞句。
通過把《自然辯證法》中已經完成了的導言的這些開頭的段落與某些初步的歷史評論（同上，162－287）作一番比較，也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闡明恩格斯對『Umwalzung』和『Revolution』這兩個詞的用法。在這些歷史札記中，當恩格斯寫道「地球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一次革命「die grosste Revolution」」，並且說「自然科學也就在這一場革命中「in dieser Revolution〕誕生和形成起來」而且「是徹底革命的「revolutionar」]時（同上，172），他使用了『Revolution』而不是『Umwalzung』一詞。有人猜測，恩格斯是否因為不想如此接近地連續四次使用這個詞而在他最後的草稿中把第一個『Revolution』改為『Umwalzung』。但是，顯而易見的是，恩格斯在草稿中寫的只是『die grosste Revolution』，而沒有任何進一步限定的形容詞；但在最後的草稿中，他不僅用『Umwalzung』代替『Revolution』，而且還把『diegrosste Revolution改為die grosste progresive Umwalzung 』（同上，7）。似乎一場『Umwalzung』是什麼激進的、根本的顛覆或徹底的變革，因此可能需要一個修飾形容詞具體說明它是否一次必定進步的變革。對於恩格斯來說，一場『Revolution』將永遠不需要一個形容詞來體現或表達其進步的特點。
《反杜林論》中的一句話向人們表明，在恩格斯對『Revolution』和『Umwalzung』這兩個詞的用法之間作有意義的區分是比較困難的。恩格斯在這本書中寫道：「當革命的風暴〔der Orkan der Revoluttion」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的但是威力並不因此減弱的變革「eine stillere，aber darum nicht mindergewaltige Umwalzung」」（《馬克思恩格斯選勒，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301頁）。這一變革「Umwalzungj就是「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revolutionierten」」（同上）。像往常一樣，這裡的「革命」（Revolution）是用來指法國大革命，而『Umwalzung』則用於指稱恩格斯經常說的『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工業革命）——雖然它的影響是用『revolutionierten』這個動詞來描述的。而且，大約在一頁之後，恩格斯（在談到羅伯特·歐文時）曾談論『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工業革命）。馬克思通常也使用這一術語。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還曾寫過資產階級的『Revolution』和資產階級的『Umwalzung』，生產中的『Revolution』和生產中的『Umwalzung』（後者與前者相比，使用的頻率是六比一）。
不管恩格斯著作的標題如何，《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中很少提到科學中的革命，而且，它並未向人們展示一種關於科學是如何進步的充分展開的首尾一貫的理論。在整個這本書中，在談到科學時，「革命」（Revolution）這個詞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出現在第二版的序言（1885）中。在這篇序言中，恩格斯談到「把大量積累的、純粹經驗主義的發現予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就會迫使理論自然科學發生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53頁）。恩格斯在該書第三部分討論生產時，又一次使用了「革命」（Revolution）這一概念。他說，「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恩格斯引證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一點。馬克思在那段話中討論了「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根據恩格斯的概括，科學豐富了「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同上，333-334）。人們可能會注意到，在這第二個例子中，提到的只是科學的革命化影響，而不是科學中的革命。
在第二版序言中，在上面我們提到的那段文字之前的一段文字中，在說到「自然科學本身也正處在如此巨大的變革過程中」時，恩格斯使用了『Umwalzungsprozess』這個詞——這似乎進一步證明了在把『Revolution』和『Umwalzung』用於說明變革的過程而非傳統的政治革命時，兩個概念是可以互換的（同上，53）。此後，在嘲弄杜林時，恩格斯（同上，261—262）使用動詞『Umwalzen』來描述所謂「科學的『更加深刻的基礎的奠定』和變革，實際上對任何人來說，甚至對柏林《人民報》的編輯部來說，都是可以做到的了」，而且認為「我們只要說，吃東西是一切動物生活的基律，我們就對整個動物學實行了變革」。
因此，我們很難斷定科學革命的概念，即使是名符其實地表達的科學革命的概念，對於恩格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甚至在一個關於自然科學中的「偉大發現」和取得的進步的片段——它在恩格斯已出版的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小冊子〔《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被刪去了——也沒有提到「革命」「無論是『Revolution』還是『Umwalzung』」，而且，恩格斯在談到達爾文對生物學思想的偉大調整和改造的許多著作中，也沒有使用革命的術語或概念。在（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二卷寫的序言中）論述拉瓦錫時，沒有提到「化學革命」這個短語。不過，馬克思顯然在科學的許多方面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關注有關科學史的問題（參見R．S．科恩1978，134－135）。
我們以上所作的引證以及其他一些論述都證明，恩格斯充分認識到科學的革命力量。有許多例證都表明他已經意識到，科學中實際上發生了革命，而且對於科學革命有許多重要的見識。例如，他認識到，科學革命的結果之一就是引起專門術語的革命（儘管他一直未能就這一主題展開論述）。但是，沒有任何根據證明他曾對關於科學進步的理論或革命過程進行過認真思考，或者就這一主題寫過哪怕連續兩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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